教师学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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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识论文范文第1篇

一、通识教育简析

目前一般认为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强调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作为人的教育。现代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起源于美国，尤其是两次经济衰退的危机引起西方对教育的深刻反思并竖起通识教育的大旗，为后来近半个世纪西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其影响至今更为显著。中国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方式而言，从孔子开启教育之后，经几百年发展其实已经有较为完备的通识教育体系。历经各朝的变迁，中国通识教育在民国时期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并培养出了一大批综合性的大师与大学者。古代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人文氛围浓厚，重文轻实，并且强调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当代著名教育学者李曼丽博士综合国内外学者对通识教育的表述，从性质、目的和内容三个角度对通识教育的概念内涵做了初步构建。中西通识教育相同点集中在源起和早期，比如中国早期教育的六艺和西方早期通识教育提倡的七艺有诸多的相同点，并且中西通识教育的目标均定位为全人教育，以人文素质课程为主体。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大学语文是人文课程中最基础的一门课，也是居于人文素质类首位的课程。目前正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然而无论是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还是亚洲高等教育领域，我国高校排名情况都不甚理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道出了几千万中国高等教育师生的心声。大师与大学之“大”历来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又都殊途同归地承认“大”之底蕴是文化体系，或者说是知识体系的问题。哈佛的学生能够站在世界的前沿俯瞰世界，是基于对本国和外国古今文化精华的系统性把握，进而有了精准的判断和引领，便是得益于该校近三十年的通识教育。民国时期我国的教育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竟然也人才辈出，学术精神令人振奋，究其根本得益于当时母语教育的重视和对通识教育的推崇。在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文化遭受的打击和摧残人所共见，当下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呈现荒漠或泡沫状态。曾经民国时期的中国是靠母语教育为民众打开了启智的大门，也是靠语文打开了人才的精神大652017.04教门，而在当今再次面临的精神荒漠阶段，我们能找到的工具依然只有母语教育，高等教育能找到的工具依然只有大学语文这样的综合性人文课程。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能否用通识教育来竖起呼唤民族文化崛起、呼唤民族文学觉醒的大旗，其精神基础与社会号召力实在堪忧。这在众多高校呈现的大学语文教学现状和母语教育中可见一斑。虽然众多的高校都在试图构建通识教育体系，但中国化的通识教育体系首先不是考虑“人”的问题，而考虑的是课程数量和学习的时间搭配，只有极少数高校在通识教育的实施中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了基本知识的检测并分类施教。由此可见，我国通识教育处于尝试阶段，而利用成熟的大学语文课程的辐射性与开放性特征，立足于大学语文这个核心来拓展通识教育体系则是科学可行的途径。

二、大学语文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依据

首先，大学语文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能适应学生不同层次文化需求，其融汇性特征足以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教育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强调：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可见大学语文可以进一步拓宽学习者的视野与思维空间，树立积极健康的人文精神。另外如何针对不同层次的高校进行不同的通识教育探索，如何满足学生对大学语文的素质需求也是各位教师不断探究的课题，二者其实是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国内所有学习西方的通识教育思维，所有引进的西方通识教育的模式，几乎都忽略了或者说在掩盖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的层次性或者说人才培养的层次性问题。美国和欧洲最尖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是否适应中国所有的教育土壤，这个问题要先弄清楚。不可否认，哈佛、麻省的通识教育效果与经验的确让人钦佩，也的确造就了大量的世界顶尖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不论是本科、专科，还是俗称的一本、二本、高专，这样的现实建立在学生高考之后的自动分层。这种分层不仅是学识，更多的是能力、素质和态度等综合能力的分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知识的融汇性特点，完全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大学生的人文与素质需求，藉此也可以部分地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其次，传承优秀文化传统是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重要目标之一，其丰厚的文化蕴含足以成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导致大学语文在中国高等院校举步维艰，各类高校的通识教育也因雷同于素质教育而陷入困境。中国地域广阔，所带来的地域文化背景差异必然导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甚至生存哲学等方面的极大差异。西方尤其是美国历史相对较短，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复杂，但没有中国几千年的根深蒂固以及纵横交错，西方思想上的开放也令通识教育的各类知识易于相互贯通与接受。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连基本的日常语言几乎都需要重新学习的大学生，能否在短短的三到四年里塑造为能接受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理念和精神的人，这是不能持乐观态度的。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尤其是地方性高校是否都必须走西方通识教育中高大上的精英之路，能否结合当地地域文化背景走自己的特色之路，能否利用现成的大学语文的平台塑造通识教育的实用性构建，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加之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语文的内容、层次、结构，已经为大学语文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底子，也为大学语文打下了厚实的文化精神基础，足以让其担负起通识教育提升人格精神的重任。最后，大学语文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这也令其具有通识教育中人格健全的效能。当今教育界，无论是借助网络平台，还是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都大部分违背了通识教育的初衷。在通识教育理念中，第一目的是为了让人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最早的中西通识教育的核心观念都是两个字：全人。而学做人的基本途径无外乎中国名言所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人需要各种亲身体验，如情感、诵读、演说、写作、心理等。当现代化的教育手段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人文的本质受到挑战，教育中大量的教育过程被省略、或是被篡改，通识教育的效果必然被弱化被遮蔽，人们自然会失去对通识教育所谓的塑人的信心和等待的耐心。仔细研读有关西方的通识教育经验介绍和教育过程，笔者发现西方通识教育往往采用的是最原始的教育方式。比如大量的原著精读与研习，教师基本上不讲课，多是以学生自学和助教辅导为主。这种原始的教学方式最早用在中国的孔子时代，也是中国教育的启蒙时代。现在的中国高校在语文教学的方式上呼唤返璞归真，做到用简单的方式去挖掘深层的文化和文学精髓，在回归传统中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已得精神追求和文化操守。尤其是关于人性与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学生突破常规思维定势，进行人格完善和创新思维培养，这也是大学语文可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可行性要素。

三、大学语文定位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

台湾著名通识教育家黄俊杰先生曾对儒家的教育理念有这样的理解：“儒家式的‘全人教育’更企求提升人的境界，使人能够在有限的生命中创造无限的意义。儒家定义的‘整全的人’，在多层次、多面向之间完成人的连续体，它既是‘身心连续体’，又是‘个人社会连续体’，更是‘天人同构之连续体’。儒家教育理念中的‘整全的人’，是一个有本源而与宇宙大化之流在精神上相往来的人。”由此可见，黄教授在基于对儒家传统精神研究的基础上又整合现代教育的趋势，深刻领会到当前的通识教育不仅要借用西方的教育观念，同时也需要复振儒家的“全人教育”理念。台湾的国学教育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效果世所瞩目，通俗地说台湾的国学教育在形式上基本等同于大陆的语文教育。台湾十分重视语文学科的奠基、关联、辐射等功能，其国学教育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这个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适合中国人生活的哲学已经成为台湾学人的共同信仰。在这个统一的哲学基础上，台湾的国学才能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道德、伦理与人格的教育也有了落脚点。就目前大学语文的教学而言，若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其教学形式与教材内容和涵括的精神内质与哲学思想，都必须进行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重新整合，结合传统文化的精神禀赋进行与当今社会人文素质需求相吻合的调整。为此，笔者所在学校进行了基于生活化的大学语文专题式教学改革探索。首先，大学生的学情现状简析。大学语文课程本身与中小学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目标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大学生也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本变化：一是身份社会化。从中学到大学，是大学生真正社会化生活的开始。虽然大学仍然是学校，但已经是半个社会，大学生已经具有了切实的社会化身份。他们开始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且角色选择极少受到家长、师长的干涉，甚至激烈的社会竞争也会反映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的甚至由于岗位的有限性，迫使其由被动竞争转变为大学的主动竞争，致使很多学生出现典型的社会消怠情绪。二是生活独立化。目前许多高中在毕业前夕会举办成人礼，让学生通过成人礼感知自己的成长。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从大学开始的。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大多数甚至离开家乡，大学求学的日子从思想上、生活上真正启动了独立的模式。在脱离依赖的初期，大学生的心理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茫然期。大多表现为失去目标、生活失序、沉迷玩乐、心理空虚等情形。其次，大学语文作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教学探索。据上述分析加上目前绝大部分高校课程安排遵循一个一致的程序：公共课程在先，专业课程在后。这样固化排课的后果是，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基本上是思政课泛滥，外语课扎堆，大学语文课跟风。对那些刚刚从高考过来的大学生而言，这些课绝大多数都具备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因而首先就造成一种重复的感觉，难以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究热情。基于我校大学语文公共必修课的地位和本科生普开的现状，教师们进行了基于生活的专题式教学改革探索，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和后期的影响效应。基于生活的专题式教学模式主要依据大学语文的性质及其在通识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大学语文课程大致分为四大块：导言——审美教育——爱的教育——结课讨论。课程将不遵从教材的编订次序和文学史的历程，而是从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探讨一些语文与生活结合紧密的问题，以期达到语文教学的实用性效果，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有所得。在审美教育和爱的教育板块中实行专题式教学，审美教育分为日常生活之美、自然之美、行旅之美、体悟之美、创造之美5个专题，爱的教育大致分成爱家、爱国、自爱、爱侣、爱人等5个专题。这些板块与专题都应用通识教育的思维与理念，一方面侧重人格的健全。如爱人教育将从爱的哲学及爱人的正确方式导入有关经典文学作品的剖析，引导学生将爱建立在尊重与生命的基础上，将施爱与受爱置于正确的三观指引之下。另一方面是大量利用融汇思想，将学生的知识储备调动起来进行创新梳理与组合，形成创造性的思维训练教学尝试。如在体悟之美的专题中精心选用悲、欢、苦、乐四种情绪，分别以音乐、画面、文字、讲述等形式体验情感的触动。在这些情感体验中回忆或结合文学篇目进行共鸣情感感受，尔后辅之以经典阅读，帮助学生寻求智力与精神的乐趣，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品阅与思考。这些教学的方式均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学生们积极探究，深入钻研，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方向上得到知识与精神的双重收获，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文学是人学，追求美，追求艺术境界，追求精神愉悦。大学语文以其文学性、思想性、文化性、情感性兼备的特点，在通识教育中居于核心课程的地位，其知识性与感悟性的融合特征，彰显了它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根本性差异，也铸就了其在全面提升学生素质、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提升学生思维创新水平及营造良好文化氛围等方面的诸多效能。这些效能正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所在。在培养一个完整人、一个健全人的目标中，人文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均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因此大学语文教学是通识教育中的核心环节。重视并不断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水平，应该成为我国通识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未来一段长时期内的重要和紧迫任务。

作者:李婷 单位:武汉商学院人文教研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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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琦.台湾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模式与特点[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10）：156.

[3]李曼丽，汪永锉.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清华大学教育究，1999，（1）：96-101.

[4]张亚群，王毓.论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通识性[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6，（7）：142-148.

[5]刘刚.论通识教育中的大学语文教学[J].文学教育，2010，（12）：32-33.

教师学识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教学机智是体育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为顺利地发挥教学机智，必须认识影响其发挥的主客观的制约因素。

教学机智是教师根据课堂管理原则，运用自己的智慧，敏捷而恰当地处理课堂上偶发事件的方法和能力。教学机智是体育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是理论与实际、深思与果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独特结合和特殊呈现。它要求体育教师在课堂上头脑灵活，急中生智，灵活而巧妙地实施教育。教学机智也是课堂管理艺术中的重要一环。

1教学机智是体育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

1．1细致入微的观察

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以便及时了解和发现学生的心理状态，迅速捕捉到课堂上的各种反应，从而及时地把握和调节教学内容、进度、节奏，不失时机地抓住教育和管理的良机。例如，在做侧向滑步推铅球的辅助练习，双手抛球练习过程中，在实现预定的练习数量上，同时要观察学生心理反应，若练习情绪较高，则可多加几次练习，反之，则可减少练习。

1．2机警敏捷的反应能力

体育教师对课堂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或意料不到的问题要善于根据问题出现的“预兆”，做出敏捷的反应，及时采取合理的对策。例如，在做技巧练习鱼跃前滚翻时，要对可能出现的腕关节及颈部损伤作练习前的准备，万一出现损伤，则应及时处理。

1．3迅速准确的判断力

在进行观察和反应的基础上，体育教师要根据学生在练习中音语、表情、行为等外部特征，判断他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课堂的偶发事件，体育教师要善于透过现象抓本质，及时判断发生问题根源、目的和影响范围，选择对策时采用有利的方案，把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降到最低点。

1．4鉴定理智的自制力

在体育课堂上经常出现纪律问题，当教师处理方法不对不公正，或学生认识不到错误时，往往会出现学生和教师“顶牛”的现象，学生甚至会演出恶作剧，戏弄教师，遇到这种情况，切不可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学生，要机智冷静地审视度势，主动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例如，在上课当中，往往会遇到个别体育基础较好、个性好胜、好强但又不遵守纪律的同学，对这种同学，笔者一般不在课堂上严厉指责，尊重他的自尊，课后再与其交心、谈心，使其改正缺点，这样既避免了课堂上师生之问的对抗，又改善了师生间的友谊，取得较好的效果。

1．5灵活果断的应变力

体育课堂上任何一瞬间，都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事情，碰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体育教师有极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应变力并非是单纯的“机灵”而是体育教师素质，学知和经验的综合反应。应变力表现在：以灵活的教学方式处理体育课堂教学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以学生的练习情绪，学习态度练习效果为依据，随时控制和调节教学进度，遇到被动局面，不惊慌失措，更不能为了掩饰自己不足而不负责任地欺骗学生，而是增强自信心，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从而转危为安。

2教学机智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2．1善于运用教学机智使学生的消极情感变为积极情感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知识经验不足，自控能力差，有时会出现粗暴、傲慢、顶撞、报复、攻击、冷淡、冲突和无理取闹等言行，面对学生的这些消极情感，有经验的体育教师总是善于运用教学机智，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此时，教师要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抑制对学生的不满，利用幽默、暗示等方法消除学生的消极情绪，同时用庄重而亲切的态度、良好的教态激发学生积极性的体验。选择新颖灵活的教学方法、适宜的练习运动量、密度、难度等，通过控制及时地促成消极情感向积极情感转化，迅速提高学生对体育认识活动的效果，从而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2．2善于运用教学机智使师生思维导向始终指向教学目标

在体育教学中由于每个班里总有为数不少的学生身体素质差，动作技术不规范，上课不认真听讲，练习时注意力不集中；思想过度紧张、害怕；怕吃苦、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他们往往性格孤僻、怪异，有自卑心理，怀疑自己的能力。针对这些不同学生的心理与能力，有经验的体育教师在教学组织中总是能根据教材内容、运动环境，巧妙引导，合理运用教学机智中的“堵～‘导”变通机智，充分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中来。运用“堵”“导”变通的教学机智，对保证课堂教学任务和目标的完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堵”即控制，也就是控制学生思维，将学生思维的涓涓细流纳入有效的思维流程，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导”即点拨诱导，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巧妙地加以引导，使学生的思维自然而然的树立起努力学习的信心和决心，继而自觉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行列。

“堵”和“导”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既要注意点拨诱导，讲究“导”的艺术，又要注意堵漏塞流，强化“堵”的机智，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有经验的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经常巧妙刨设和谐情境，使程度不同的学生都能领略到成功的喜悦，得到尊重的满足。教师也总会利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又要注意不偏离教学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在运动实践中不断思考，积累经验，灵活机智，从而在教学过程中发挥良好主导作用。

2．3善于运用教学机智。有利于融洽师生关系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有些突发事件往往会使教师陷于窘境，要处理就会拖延上课时间，还会伤害到学生的情感，如果不予理睬，有损教师的威信，甚至让事态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教师就要采用教学机智，含蓄幽默地使自己暂时摆脱窘境，消除影响教学的不利因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采用幽默渗透的方法，往往会使师生都能“会心一笑”，双方关心更融洽、更和谐，则可以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巧妙地运用教学机智，使课堂教学顺利进行下去，增进师生感情，其妙处在于有经验的教师遇到特殊情况，能保持冷静，巧妙地加以解决，既维护了课堂上学生的自尊心，又确保了教师的维系。不可采用冷冰冰的说教，简单粗暴的压服，而是要冷静地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善于运用教学机智方法，如：(1)类比渗透，即用一种相近或相似的人或事暗示学生需要注意的问题；(2)侧击渗透，即对学生存在的问题不直接点出来，只是从侧面敲击以使其注意；(3)先褒后贬，即把批评的话放在赞扬之后，可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事实表明，体育教师充分利用自身人格魅力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既能增加师生之间的情感，又能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3体育教师教学机智发挥的制约因素分析

3．1体育教师自身的素质

3．1．1体育教师的知识经验这里的知

识经验是从广义的角度谈的，既包括一般的科学文化知识，又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还包括教学实践经验。教学机智的产生似乎是“灵机一动”，它的产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体育教师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长期的教学实际经验的升华，是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合金”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是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巧妙结合。个体获得了知识经验经过转化、吸收，变成个体的认知成分促进知识向智力的转化。个体具有这样的“认知特质”，一旦有诱发教学机智的教学场境，便可触动直觉，产生灵感。所以知识经验是教学机智产生的重要前提。

3．1．2体育教师的思维与情绪特征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教学机智的产生是思维活动的结果。但是，它的思维不同于一般的思维过程，在思维的心理品质以及思维的心理过程上有更高的要求。首先，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其次，需要迅速准确的判断力并采取灵活的解决措施。第三需要情趣盎然的表达力。体育教师的思维类型、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对教学机智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体育教师的思维是影响其在教学过程中产生教学机智的重要因素之一。

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性格的情绪特征表现为情绪的稳定性、自控性、持久性等品质。体育教师的情绪特征对其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机智的发挥有很大的影响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愉快、欢乐、适度平稳的情绪能使中枢神经活动处于最佳状态，保证体内各系统的协调一致，充分发挥机体的潜能。情绪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个体在感觉良好时容易发现分类的原则并适用这样的原则去整合、回忆信息与心境状态一致的信息，由于享有共同的情感状态，而更易于被提取。积极心境会加速对有关材料的加工，促进思维的流向，使人不费力地回忆起许多材料，从而简化信息输出的复杂性。因此，体育教师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稳，才能更好地运用自己的思维和知识经验，机智地应付体育教学中的突发事件。

3-2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客观条件教学机智作为一种教学灵感，它的产生与课堂教学气氛是分不开的。体育课上，师生交往和谐，师生心理同步，能够激发教学机智的产生。

交往和谐是构成师生心理同步的前提条件。教学社会学认为，课堂教学进程是师生互动、人际交往的进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师生交往能促进师生情感交流，唤起学生的心理共鸣，使师生间不仅认知同步，而且思维共振，情感共鸣，达到了一种心理同步。这种心理同步会产生～种“效应”，它能激发老师的灵感，激发教学机智的产生并得到充满魅力的发挥。所以，作为特殊课堂的体育课堂，教学气氛也是影响体育教师运用教学机智地客观因素之一。

教师学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教师学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学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标准；教育行政化

高校教师应该是什么？这似乎不应该是个问题，然而这个本来不应该有疑义的问题，在我们现实教育中却存在着问题。先生认为，大学教师是应该对研究学问有兴趣且具有学问家人格的人，亦即应该是“热心积学”的学者。而学者是什么呢？学者则应该是潜心且执著于研究学问，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人，他们立足于对人类尚没有发现或没有认识到的知识或道理进行探索，他们追求的是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其活动的本质是创造或创新；他们在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应该是人类文明和理性观念和精神的维护者，在社会道德败坏或沦丧时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犹如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他们以文明、理性的境界和标准评价、继承、传播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和思想，以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姿态探索和创造新的知识和思想在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中培育学生的灵魂和精神所以他们可以说就是思想家、教育家。在学者们比较集中的大学中，他们的学术研究活动往往与教育学生、培育人才活动融为一体，既研究学问，又培育人才。以研究学问提高培育人才活动的质量，推动培育人才活动的深入；以培育人才激励和促进学问研究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在大学中，不敢说所有的教师都是学者，但大学中的学者必然是教师。而以研究学问、发展知识、创造文化为宗旨的学者们，其表现自己努力和贡献的方式就是著书立说，人们对于他们的评价也一般是以其著书立说的水平或影响为基础。而为了对他们的劳动和贡献有所区分，并且确定给他们的待遇和报酬标准，才产生了教师职称这个概念。而教师职称制度的引用，对于教师学问及研究水平的评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教师的事业发展和生活安宁营造了比较公平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也促进了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然而，曾几何时，教师的职称被取消了。原因是有人认为，教师是不应该有自己本质性的、独立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的，所有的教师毫无区别的都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工具。再以后，教师的职称又被恢复了，教师似乎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获得社会的承认了，而伴随着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而来的趋利主义潮流，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使实利成为教育领域中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职称作为教育领域（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中“实利”的体现，成为人们奋力追逐的目标。特别是由于职称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津贴）、住房等经济收入及物质待遇直接挂钩，从而成为教师事业是否成功、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有时甚至成为有些行政职务的任职条件（比如：教育部曾经规定，部属高校中的系主任必须是教授或具有正高职称人员）。这样，职称制度在短暂地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便再次堕入迷茫，演变成为一些高校教师苦苦追求的体现现实理想的精神目标。一种本来是教师学术劳动结果标志的概念，教师们以其学术成就或学术劳动的水平，获得与自己学术劳动质量相等或相近的学术职称，其中教师的学术劳动为因，学术职称为果。是教师的学术劳动决定了自己的学术职称等次，而不是教师的学术职称决定其学术劳动的水平。学术职称无形中却成了一些教师从事学术活动的目标或目的，甚至成了吞噬人们心灵宁静、身体健康的“妖魔”。另外，在中国的高校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跑职称”的现象，亦即每年职称评审的前夕，一些申报职称的人为求评审顺利通过而四处“拜访”职称评委们。也有以单位的名义对评委们进行“公关”，其理由是为了单位的利益等。这种性质近似贿赂或者就是贿赂的活动，不但破坏了职称评审的公平环境，也破坏了高校的教育品质，其对高校教育作用及意义的消解，具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而职称的价值和作用被异化如此，着实叫人感慨万千。

职称在普遍性意义上，既联系着教师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又联系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几乎是教师一切价值的体现，当然也是教育生态品质或质量的体现。教师在职称问题上所遭遇的不公，很容易被理解为对自己教学工作及学术成就或成绩的轻视或漠视，甚至会被理解为是对其人格尊严的轻视或侵犯，对其或耿耿于怀，或恨恨于声，或恨恨然而心生去意。然而，是什么原因让本来衣食无忧、生活条件在社会上处于上中水平的高校教师们，对职称问题这么在乎，以至于产生强烈的职称情结呢理解这个问题的较好参照，是同样在大学校园中，为什么以前人们对于职称的态度能够那么坦然、平和。尤其是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许多大学中的职称授予似乎比较“随意”：如清华大学聘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著作的陈寅恪为国学院导师；聘没有大学学历的为历史系讲师；北京大学聘没有大学学历的粱漱溟为讲师；在聘季羡林副教授天后（当时的北大规定：洋博士只能聘为副教授再聘其为教授等。这种看似随意的职称授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波动，甚至还被作为佳话而长期传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那时人们判断事物的依据是实质性标准，亦即这些被聘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他们与被聘的职务是否名副其实。另一方面，那时的高校教育生态较好，大学校长们一般都既有学识，又讲气节。高校中少有、聘人不当的现象。那时大学中职称评审的规矩从表面看似乎并不严格，而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制造者极可能因为谋私而引起众怒而被驱逐去职。可以说是其时大学领导者们的开明和公正，才使那些规矩失去作用。我国高校在“”之后初期的职称评审中，也几乎少有尖锐的批评意见，那时的评审如潘懋元先生所言：“虽然评审的标准比较模糊，但过后看都还比较公正。”由于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当时的教师中虽然也有职称及工资方面的差别，但人们基本上都能够平静对待。在对待职称的问题上，可以说公平是最为基本的原则和前提，也是最好的“解毒剂”。公平了，公正了，学校中无疑是风平浪静、和谐安宁的。

如果有人在职称问题上，其恶劣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其谋私的毒剂就如同渗入土壤中的污水，会使土质彻底破坏，长期不能正常地生长庄稼。

我国有些高校在职称评审中的谋私行为，已经演变为这些学校中根深蒂固的不良风气和工作的低效率。然而，为什么在职称制度本来应该越来越成熟的时候，高校的职称却出现了“妖魔化”的趋向呢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则有必要审视一下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的现状。我国目前的高校职称评审分为高校自主评审和省市统一评审两种。前者主要是一些科研和教学实力比较强、办学历史比较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后者基本上是科研和教学实力相对较弱、办学历史较短的省（市）属高校。部属高校基本上都采取高校自主评审的模式，省属高校则基本上都采取省市统一评审的模式。另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市高校的实力和水平差距较大，职称评审的标准也差异较大，所以本文主要依据笔者所熟悉的东部地区高校的教师职称评审情况进行讨论。而在这些地区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有这样一些背离职称本质的现象：

一是只看“硬杠子”现象。有些省市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规定了许多必备条件，诸如要在权威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要获得**项省级以上奖，要完成**项省级以上的课题，要出版**万字以上的专著，指导过**届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等。这些条件被简化为一系列被称为“硬杠子”的数字，成为教师职称申报的基本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就可以申报高一级职称，否则就不能申报。有些评审者甚至直接宣称，评审就是只看数字。在他们看来，当事人申报的奖项性质，完成课题的深度及撰写的论著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看其是否符合“硬杠子”的要求。在这样的传统和氛围中，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和习惯。人们已经习惯了不在意申报者真实的研究水平及学术影响。不在意申报者的论著是原创性的，还是诠释性的；是思想深刻，还是缺乏创见；是见解独到，还是人云亦云之间的区别。不在意其论著是否为独到见解，是否表达了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等体现申报者学术成就及资质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在意其是否符合“上面”规定的标准。从而使作为学术职称生命的本质性评价，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形式性评价。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将评审权力交给了所谓权威刊物的编辑，交给了参与评奖和课题评审的评委。

二是显著的简单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对第一种现象的延续，其特点就是教条和僵化。表现之一是对所有的学科几乎使用同一标准。在一些省市的教师职称评审标准中，几乎没有学科区别。从知识大类的文、理科，到文、理各科中的具体学科，其标准都是一样的。表现之二是以简单化的态度对待学者的劳动数量。由于“热衷于追求科研成果数量的现象”受到批评，因而便绝对地否定了教师学术劳动的数量。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就是上述的“硬杠子”规则，其潜台词是：只要求达到标准，其他的都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在这样的认识主导下，一位教师的学术论文是5篇还是篇，是10篇还是100篇，在评价中没有区别，学者的勤奋和刻苦都似乎没有意义，只有“上面”规定的几种权威期刊才有意义，从而造成了教育界内部的权威期刊崇拜症。表现之三是简单地将学术论文的水平与期刊主办单位的规格或影响划等号。对于在学术领域中属于见仁见智的刊物声誉，以及学者们质疑的“全国所有高校及科研单位都面向数个本专业权威刊物或核心期刊是否合理的问题”，则无人理会。

三是外行评价内行的现象。事实上，无论是在一些省市的评审工作中，还是在一些高校内部的评审工作中，由于评审是一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所以参与者大部分还是各个部门的领导者。这种表面上追求全面的评委组成原则，却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外行位列其中。这些外行虽然可能是自己从事专业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极其著名的专家，但却未必是参与评审领域的专家，由他们参与评审的职称质量是令人疑虑的。因为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标准是看其学问做得好不好，所撰论著是否有学术价值，而有能力对此进行判断和评价的人，只是那些国内及国际的同行专家。事实上，在以往的评审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对教师申报的论著作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价，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并非是所评审专业的内行，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积极地认同“硬杠子”规则。与外行评价内行相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评审程序上的短、平、快现象亦即一个涉及几千人的职称评审活动，专家们可以在3～5天的时间内完成。他们可能根本来不及仔细地阅读材料，更谈不上充分的交流和研究，而在基本不了解申报人学术水平、学术品格的情况下只能用所谓的“硬杠子”来“卡”了。只可惜教师们的职称命运，就在这种技术性的评审中被轻率地决定了。

四是缺乏申报人表达意见的“上对下”单向决定现象。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模式，与我国目前的教育管理模式一样，是一种典型的“上对下”单向决定机制。在这样的机制及环境中，各种职称的评审标准几乎都是在“上对下”的心态和气氛中制定出来的。对于职称评审中的不合理现象，教师们即使有意见，也难以找到可以申诉自己意见及理由的地方。因为一些直接主管职称评审的组织，既能够以职称标准是由专家制定的借口而予以推脱，又能够以职称标准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为理由而予以拒绝。比如，某省在职称时间的确定上，一直采取年度与具体时间的双重标准，亦即教师的材料截止时间为年度标准（截止到**年底）;而教师的资历时间却采取具体时间标准，亦即以现职称的批准时间为准（截止到**月）。这两种标准之间的差距表面看是半年，而实际差则是一年，从而将教师的评审资历由规定的5年拖至6年。对于这样一些明显不合理或没有道理的问题，尽管教师不断申诉，但就是不予改正。再比如：在某省的评审职称条件中，有“本领域权威刊物”论文的条件，然而在该省的以往文件中，却从来没有规定过所谓的权威期刊。对于出现于职称文件中的规定，不仅教师，就连评委们都感到无所适从。

显而易见，上述的职称评审现象，会使学术职称中内含的科学、崇高、文明、儒雅品质流失，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及价值取向被异化和扭曲，导致学术失范、学术腐败行为泛滥，造成教育界中看似公正而实际上却不公正的现象，使高等教育这块历来被视为高尚和纯洁的圣地，被庸俗风气严重污染。其对教师职称评审的消极影响是极大的忽视了对评审对象———教师学术成就的全面了解和评价。学术职称评审工作是对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学术资质及水平的评审，评审的对象是教师。教师们作为学者，不仅在著述内容、方向、水平方面有差别，而且在人格、信念、境界、抱负、风格方面也有差别。对他们学术成就及声誉的评价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价值性的，而不应该是技术性的、时期性的、表面性的。学术职称作为教师学术水平的体现，应该以遵循学术规律为基础立足于促进教师在潜心学问、执著研究、探索知识、创造文化方面的心情宁静和专心致志，激励教师求实而不求虚，求新而不倒退，高尚而不庸俗。然而现行的一些教师职称评审标准，要么将教师当成完人，要求教师的学术成就面面俱到，亦即既要发表和出版论著，又要完成课题和获奖，既要能够专心致志的治学，又要能够八面玲珑地去“公关”（拿课题和争取获奖）；要么将教师当成由一系列数字组成的“物”，只看数字不看人的研究资质，不看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不看人的学术影响及声誉，以对待“物”的态度对待人，教条化地对待“硬杠子”。在这样的评审活动中，教师作为申报者的品格、尊严、成就、声誉等品行特征，都被“硬杠子”所要求的数字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术造诣精深、学术著述丰富、学术品格崇高的学者，却因没有满足“硬杠子”的条件，而被排斥在职称之外；而一个学术思想平平，但却满足“硬杠子”条件的人则能够在评审中“过关”，从而造成学术评审中貌似公平而实则偏颇的现象。而“硬杠子”规则中理直气壮地张扬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技术化、教条化评审原则以及其内蕴的对教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神态是对教师劳动的轻视和人格的不尊重，是对教师学术尊严的践踏，严重地扼杀了学者的创造性。对教师形成了负道德取向的压力。我国历史悠久的“学在官府”传统，使教育从来没有成为能够充分地体现自己本质的、独立的学术或文化机构，始终处于被管的“下级”的地位，而负责管理教育的政府行政机构，一直都对教育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控制感，习惯于以“上对下”的感觉和态度来制定针对教师的规则和制度。而在这样的意识和思想的主导下，由他们所主导制定的教师职称规则或标准，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的意志、观念、要求甚至情绪，他们在教师学术职称标准上的面面俱到要求，使得本来应该潜心治学、鄙视庸俗风气的教师，根本无法安心地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学问。

在本来应该安心学术研究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琢磨如何评上奖，不得不思考如何申请到省级以上机构的课题，如何在单位或“上级”指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以满足“上面”的规定或要求，有些教师为了评审职称，将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道德和尊严。

许多本来是心高气洁、自尊自爱的学者，却不得不去进行各个方面的“公关”：为了自己的成果得奖去乞求或贿赂评委；为了自己的文章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发表，去乞求或贿赂编辑。而这种“权威期刊”现象，则使学术腐败由教育界蔓延到出版界，造成一些“权威期刊”通过办“刊外刊”大谋实利。而正是职称政策制定者们对教育及教师职称本质的浅薄认识，导致了教育领域中的庸俗、卑下、丑恶风气的繁衍和蔓延。

一、“硬杠子”规则中蕴含的粗暴性破坏了教育的文明和理智传统

前述的“硬杠子”现象存在的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教育体制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本质上还是计划体制，亦即教育并没有能够张扬自己独特本质和宗旨的自，还是被决定、被管理的政府部门的下级。而这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上级对下级不放心害怕其脱离自己的领导。比如，为什么高校教师的职称不能由高校自己去评，而要由所谓的省市或部委组织专家来评审呢？由于对高校不放心，认为权力下放后高校就会降低标准或乱评，所以必须将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将永远不能落实）。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评价方面，作为学校“上级”的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相对于直接从事学术研究的教师们而言无疑是外行，然而这些外行却要制定管理内行的规则，他们在不熟悉学术规律及动态的情况下，其可能采取的最简单或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个能够既包容一切、又比较简单易行的“硬杠子”。然而“，硬杠子”规则中所蕴含的强制性、不容违抗和探讨性，使职称评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商讨、回旋的余地，使以逻辑思辨、心灵直觉、精神涵泳为特征的学术活动，缺乏来自社会组织及制度方面的文明、理智、礼仪资源的支持，且极容易感染和模仿带有强权意味的行政化毛病，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的平庸化和功利化。当然为了使“硬杠子”规则具有说服力，人们还煞有介事的声称采用“硬杠子”是为了保障评审结果的公平所以要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岂不知在职称评审问题上，关键是要保持公心，不能有私心。而保持公心的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制度（包括有效的监督制度）、社会风气和教育生态。以所谓的“硬杠子”来保持公正，显然是缘木求鱼。

二、行政权力膨胀使职称评审制度“非教育化”

高校学术职称固然具有区分教师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平高低、学术能力高下的学术成就分层功能，只是这种分层功能的作用，必须以教师学术劳动的成就或质量为基础，其结果必须体现对教师学术劳动成果评价的公平和公正。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由于高教领域中追逐实利目的的强劲潮流，以及我国高教领域中的特殊传统及组织结构特别是非学术的行政权力对职称评审的主导和控制，使人们对于学术职称的价值及意义形成了一系列误解和误识，为学术职称附加了太多的职称之外的内容和企求。一方面，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高校内部评审职称的范围无限扩大，遍及学校中的各个方面，高校内各方面的人员都能以各自的职称与教师来“相当”。这样，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及独特性均被消解，教育内部约束教师行为的职业神圣性和自豪感明显减弱。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无论是教师的学术职称评审标准，还是具体的评审过程，其组织和操作的力量都来自于行政部门，在权力监督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教育既无法解决外部权力者的越界获得学术职称问题，也无法解决内部权力者的超水平获得职称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学术职称评审的信誉和生态受损，学术职称的公平和公正问题难以解决，职称拜物教难以消除。可见是人们在认识上的浅显和短视，造成了教师学术职称制度设计及实施中的一系列简单化思维和行为，使学术职称的本质和宗旨被异化和扭曲，使学术职称应该具有的保护学者利益、激励学术研究品质提高、建立公平学术环境的目的没有达到，反倒诱发了人们的趋利意识和投机意识，形成了学术研究淡泊明志品质与追求职称而彰显名利欲望之间的悖论现象。

综观高校教师学术职称评审中的问题和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行政化。所以，要想纯洁教师职称评审环境，提高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声誉克服评审活动中的简单化、教条化、非人化缺陷，就应该从根本上消除教育行政化。试想，如果教师职称评审像美国高校那样校自为政，各校根据自己的标准和需要评审职称，教师则“良禽择木而栖”，高校皆为珍惜自己声誉而保持职称评审的公平、公正，学术职称的激励、褒奖、肯定功能自然能够发挥出来，良好的教育生态和精神环境也能够自然地形成，教育的进步和发展也会具有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何乐而不为呢？

参考文献：

教师学识论文范文第5篇

系统的语音理论知识的讲解应该考虑到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特点，有些语音知识可以少讲或者不讲，而有些知识的学习，对他们的学习还是有帮助的，就可以讲。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讲授语言理论知识，对于提高普通话语音能力帮助不大。大量的语言知识只能使课堂气氛枯燥乏味，会让学生认为学习语言很困难，增添学习的负担，而且教师口语的课时并不富裕。比如，在教学普通话的声母和韵母的训练时，教材是将声母分为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类，发音部位又分为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音和舌根音七类；发音方法有塞音、塞擦音、擦音、鼻音和边音五类。韵母分为四呼等。这些知识是对语音系统的分类和概括的描述，学生学习这些系统的理论知识，记住了这些名词术语，对他们掌握声母、韵母的实际发音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知识可以少讲。

二、口语训练与实际教育教学相结合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由此可见，教师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体现了教师口语的重要性。我们学校培养的是具有特色的小学教师，教学对象主要是县乡村的学生。教师把小学课堂的教学资源与书本知识融会贯通，学生就会自然而然的感受到书本知识学习的意义，从而就会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比如著名的教育学家斯霞教师在给学生讲解“颗颗稻粒多饱满”后，要求学生用“饱满”一词造句，学生只会用植物类词造句，于是教师用身姿语引导学生的思路，从而掌握了该词的意思。但是的学生主要是以藏族学生为主，其母语是藏语，汉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单纯的用态势语教学学生就理解不了，而且往往告诉给学生词典的解释，虽然解释得很清楚，但是学生还是不能真正的理解，在此可以将意思一样的藏语的词语拿来帮助理解，效果会更好。

三、教育教学技能训练要结合藏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分层次训练

国家教委在1992年颁布的《师范院校“教师口语”课程标准（试行）》中规定，师范类学生的教师口语能力内容上可以分为正音、口语和教学用语三个部分。根据这个规定，结合藏族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内容上：第一阶段针对藏族学生的发音特点，强化学生音准训练，学好普通话的音调。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来自于偏远落后的农牧区，因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落后，所以许多学生到初中才开始学习汉语，语言的学习环境主要是学校，所以学生普遍存在识字量少、在用汉语说话时语言缺乏连贯性、用汉语说一句话时往往出现语调不准，受母语影响等问题，一方面，教师应当对学生强化个别声母的发音，前鼻韵母的发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的发音。尤其是上声和去声的发音，轻声的发音，熟读上声的重要词语和轻声必读音节。反复训练，让学生掌握发音技巧，读准每一个音。上声的变调情况比较复杂，出现的语音错误和语音缺陷比较多，在教学上是一个难点，教师应该讲清上声调的变调规律，让学生熟悉变调规律，反复练习，尤其是加强重点词语的训练。轻声声调的变调现象也比较复杂，也是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作为教师也是要讲清它的变调规律，尤其是轻声调在非上声后的读音学生常把它读成了“34”的调值，教师尤其要强调，从而让学生掌握，特别是掌握必读的轻声音节。尤其是在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时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声调，声调偏误现象比较明显。存在的问题是阴平和去声的调值基本正确，阳平和上声的调值存在偏误。比如：疾痛、仍然、炎热、谜语、着急等等，这五组词语的第一个音节是阳平音，应该读成“35”的调值，学生往往把它读成近似于“21”的低降调。这里所说的上声调读音的错误和偏误现象主要是指上声调的变调现象。也就是说上声调的变调现象主要有两种：上声在上声前读成“35”的调值，如语法、小鸟、写法等；上升在非上声前（阴平、阳平、去声）读成“21”的调值，如美丽、北京、笔直等。针对上声调的变调的错误读音或者是语音偏误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上声调在上声调的“35”的调值往往读成近似于“21”的调值；二是把上声调在非上声调前“21”的调值读成“35”的调值。轻声调的读音也出现错误。轻声是一种特殊的音变现象，主要有两种音变：一是轻声在非上声后，读短促的低降调，调值是“31”，比如“他们”、“凳子”、“耳朵”；二是轻声在上声后读为短促的微声调，调值是“34”的调值，比如“我们”、“本事”、“眼睛”等。轻声调的读音是藏族学生学习的一个难点，一是哪些应该读轻声音往往分不清；二是把轻声音在非上声后，应该读低降调的，调值是“31”的几乎读成了“34”的调值。第二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朗读和听辩能力。学生虽然能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但是用汉语表达思想时，常出现辞不达意，语无伦次，甚至用藏语的语序进行汉语表达。其一通过朗读训练，可以使朗读者储存大量的词汇，作品中的恰当的词语、严谨的句式、优美的修辞手法，这些都可以丰富朗读者的知识储备，能够积累语言表达所需要的词汇和材料，而且朗读过程中可以掌握语流语调和朗读的技能技巧，这些都可以提高教师口语的表达能力。藏族学生在进行普通话测试中能读准每一个字、词，但是在读某一个语言片段或是说一句话时，常常出现语调错误的现象，所以每一个字词的读音，只能是说明该字该词的基本的读音，能读准它们的读音，并不能就说明掌握了汉语普通话的基本的语调，汉语的句子是由词语组合而成的，词语的连读才能体现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语音特色。因此通过朗读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语调。1.朗读的内容不要难，要注意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由教师指导学生选择切合实际的训练内容。2.训练的方式，可以通过教师示范读、播放录音等形式。其二听辩训练。有关言语交际功能的资料表明，在人们日常的言语交际活动中，“听”占45%，“说”占30%，“读”占16%，“写”占9%。从这一组数据中我们知道“听”在日常言语交际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在教师口语能力中听辩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听辩训练的内容。一方面字词辩音，可以辩别声调的读音，声母、韵母相同的两个词，声调不同，意义也不同。还可以听辩学生的发音，找出他们的发音特点、语音错误和语音缺陷，帮助纠正。另一方面辩别说话的意图，也就是通过话语表面的含义理解其真正的含义。第三阶段，训练学生学习教学中的常用语体，掌握教学用语和教育用语。教师口语应该贴近小学生，被小学生理解接受，要注意发音规范准确，吐字清晰，词语通俗易懂，语法浅显简单，语速缓慢。教学口语是教师用于课堂教学的工作语言，是以有声语言为主要手段，配合以目光、手势、表情、动作等体态语的辅助手段。训练并掌握课堂教学环境中使用的导入语、讲授语、过渡语、提问语、应变语、结束语等技能技巧，训练紧紧扣住教学实践，走进小学课堂，找到在实际课堂中存在的问题、现象，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从而更好的服务于小学教学。教育口语是教师根据学校培养目标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行为规范教育时所运用的语言。训练学生在学校里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格、不同特点），不同的场合选取恰当的教育口语，训练的方式有沟通语、启迪语、表扬语、鼓励语、批评语等。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