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银行的女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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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银行的女人们范文第1篇
女人们是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的呢？她们能适应丈夫做全职先生的生活吗？男人们回到家后，有了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这种新型的家庭格局，给21世纪的两性关系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和意义？
因为种种原因，男人选择了回家
个案1：与名利场格格不入
小柯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老婆在一所学校当教师。小柯业余爱好写作，已经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因为好歹算个作家，所以心性自然有点与众不同，在单位与上至领导，下至同事等一干人，都闹矛盾。众人看来，小柯心高气傲，将谁都不放在眼里，是个刺儿头；在小柯眼中，同事们皆是为名利忙忙碌碌的俗人，实在让他看不起。时间一长，矛盾愈积愈深，小柯干脆辞职回家，做了自由职业者。
从此以后，老婆每天赶着上班，小柯则忙着照顾孩子起床，接送孩子上学，晚上则提着篮子去菜市场买菜，做好晚饭等妻子归家。不知不觉中，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做起了典型的全职先生。
个案2：人生的意义是健康地活着
刘杰是一家单位的处长，30多岁了，平时忙忙碌碌的，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妻子是个会计，非常体谅当处长的丈夫的难处，几乎将所有的家务包揽下来。刘杰平时回家，只需窝在沙发里，舒舒服服地看看报纸，等着老婆沏好茶，做好晚饭。
但是35岁这年，刘杰突然被查出了肝硬化，原因是他平时忙于工作，压力过大。医生劝刘杰放弃工作，回家休息，不然，病情会有加重的趋势。
那一刻，刘杰有种万事皆空的感觉。他这才意识到，所谓的财富、权力都是不值一提的，自己这些年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陪陪妻子，照顾儿女，现在似乎才意识到，那些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刘杰辞掉了处长职务，回家做起了全职先生。他每天做饭，洗衣服，负责安排一家人周末的郊游，他甚至劝妻子将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家里的事不用妻子操心。
个案3：再就业？哪那么简单！
郑向东是一位工厂的普通工人，妻子雷婷以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当业务员，他们有一个7岁的女儿。以前两个人都因忙于工作，孩子很少得到精心照顾。有一次放学后，因为没有父母接，女儿独自回家差点迷了路。
雷婷因为工作出色，一年前被提拔为那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位高权重，自然忙得团团转，留给家人的时间就更少了，夫妻两人因此没少闹矛盾。
后来，郑向东的工厂倒闭了，重新找工作变得极其困难时，郑向东想自己何不回家做全职先生呢？一则照顾了家庭，二则支持了妻子的工作，让她更集中精力去创业，对谁都是一件好事情。
郑向东于是回家，全力支持妻子干事业。他说：“其实，不一定是女人在家里，不管是谁，重要的是为了这个家庭能更有效地运转。”
家庭主男，你过得好吗？
不管怎么说，全职先生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是两性关系平等的新趋势。男人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家，我们原本也不必带着大惊小怪的神情去注视着他们。用男女平等的思想解释是：既然女人们能做家庭主妇，男人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家庭主男呢？
但是，传统的观念毕竟不是一天两天便能涤荡无存的。男人们以勇敢的姿态，静悄悄地回到家里，他们的心理往往却为此做出了一番思考和抉择。眼下，他们至少很难做到像女人那样，轻松地以丈夫、孩子和家庭为自己的全部。这不仅仅关系自我心态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摆脱社会观念的压力。
让我们继续跟踪上面的几位受访者，走近全职先生，倾听一下他们真实的声音。
小柯：别人如果说我在享福，我非得和他拚命不可
在男人们看来，女人们呆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似乎就是享清福了，其实，只要所有说这话的男人，自己回家做一段时间的家庭主男，我想他们就再也说不出这种话了。呆在家里，没有多少人可以交流，人际圈不断萎缩，那种被世人抛弃的孤独感和恐慌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妻子以前做的家务活，我很少将那视为她的辛勤劳动。在我自己亲自做饭，买菜，接送孩子地干了大半年后，我就想，我能坚持，真是太不容易了。如果别人还说我在家享福，我非得和他拼命不可。
所以，我想如果要让男人理解女人，让他们真正赞成男女平等，我希望他们都能回家体验一下全职先生的生活。
刘杰：要男人摆脱功名之心，真的很难
回家大半年了，我最深的体会就是放弃功名利禄，放弃男人通过工作得到实现的价值感，极其不容易。虽然因为生病不能工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心里都感到空空落落的。以前是处长，成天被人簇拥着，无限风光。现在一天也接不上一个电话，全世界好像都遗忘了自己。
有时候，我就想到女人们的感受。她们做家庭主妇，为丈夫孩子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这原本是一种应该得到男人尊重和感恩的付出啊！毕竟，女人做家庭主妇后，付出的是不能工作，缺少人际交流，难接触到外界信息等代价，男人们再认为自己辛苦赚钱回家，就理所当然地静候妻子上前侍候自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女人可能比较容易摆脱功名之心，以家庭为中心，但在男人这里，却很难做到。我想还是社会观念对男人的鼓励和影响吧！社会鼓励男人创业，鼓励男人做经天纬地的雄材，反之，一个男人没有这些作为支撑，似乎就不是一个像样的男人了。
郑向东：我打算尽快结束这种生活，我受伤害了
起初我回家时，心里其实是有些无奈的。自己没什么本事，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去，这非常打击我的自尊心，觉得自己很无能。我想还是受了一些社会观念的影响吧，一个男人成天窝在家里，不干一番大事，还像个男人吗？
我回家以后，就有不少闲言碎语传到我耳朵里。首先是我的一位长辈，他痛心疾首地对我说，一个大老爷们，天天在家里侍候老婆孩子，男人的脸都给丢尽了。其次是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他们开玩笑地对我说，郑向东，你老在家里，不担心老婆有二心吗？说实在的，这些话非常严重地刺伤了我。
更重要的是我的妻子，她经常有意无意地流露出对我的轻视，回家动不动就对我吆三喝四，没什么好言语（也可能是我敏感了吧）。我知道她也是看不起我，觉得一个男人窝在家里，很无能。
直到有一次，女儿的话不仅深深伤害了我，还促使我想尽快结束家庭主男生活。那次，我无意中听到她对小朋友说，她以后要像妈妈那样赚大钱，而不是像爸爸那样，让人看不起。
我想，真正的家庭主男生活，对男人是极大的考验。一个男人最终得走到社会上干事业，这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社会逼迫你这样去做。
男人们这样描述自己做全职先生后的心情体会，女人们又是怎样看待他们的呢？笔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女士。
刘海霞32岁我想家庭关系中，还是男主外，女主内比较好吧。不为别的，就是觉得很少有女人能挑起养家的重担。毕竟，目前的社会，女人想在外面创立一番事业，远远比男人艰难得多。况且，我总感到女人大都渴望男人的保护，男人能够撑起一片天，为女人遮风挡雨，这可能不是什么男女平等，或许只是女人天性中一直对自己的不自信吧。
商飞30岁如果生活必须让我丈夫回家做全职先生，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女人能做的事情，男人当然也能做，关键是，只要有利于这个家庭的稳定就可以。
蓝蓝26岁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回来做家庭主男，但我希望他能多为我分担一些家务活。我特别苦恼丈夫总是仗着工作忙，家里什么事都让心，我想要是让他回来做一段家庭主男，继尔体验一下做女人的不易，我倒举双手赞同他回家。
英子27岁我赞成丈夫回家做全职先生，我们家不缺钱，夫妻两个人缺的是时间在一起沟通交流，增进夫妻感情。所以，我想如果丈夫能回家，更注重家庭生活，一定比忙忙碌碌于那些无聊的宴会、工作等要强得多。
家庭主男，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男人和女人到底谁更应该回家的争论中，绝大部分的言论倾向于女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千百年来的社会便是这样的。从有家庭的原始社会起，男人们就被赋予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的养家重担，而女人们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等候丈夫归来。
但是，两性关系发展到今天，种种事实已经证明，未来的家庭将呈现多样化，传统的两性格局受着女性主义运动等各种思潮的冲击，一切将变得令今天的我们自己都无法预测。
为什么我们今天，提起全职先生，大多数人会感到不自在呢？为什么我们天经地义地认为必须是女人呆在家里呢？
这至少反映出以下一些问题：
1，典型的男权社会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即一个男人是应该做大事情的，男人的可贵的生命不能浪费在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上。反之，这些不值一提的事情只适合女人干，因为女人是做不了大事情的，在某些男人的眼中，女人甚至是“弱者和无能”的代名词。
2，强调男人只适合做大事情，不适合回家的男性沙文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深深伤害了男人。因为男人的生命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男人有做所谓大事情的潜质，但有些不能做大事情的男人呢？难道他们渴望回家休息，或者自动地从竞争的社会中抽身出来，辅佐更能参与竞争的妻子创业，就属于不正常吗？
3，女人更适合做家庭主妇的论点同时深深伤害了女人，因为女人的生命同样是千差万别的，假如一个女人特别渴望创业，并且有能力通过工作实现自身价值，我们为什么就必须让她呆在家里呢？
更何况，社会一方面认为男人回家对男人有害，另一方面鼓励女人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这是典型的从男性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毕竟，做家庭主妇，女人可能会失去男人所追求的东西，比如名望，工作的价值感，经济的自，但奇怪的是，我们的社会却常常认为，这天经地义地是女人应该失去的。
4，某种程度上，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剥夺了男人女人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不管是男人女人，他们是否愿意回家，不是以性别来判断，而应是以他们的自愿调整，怎样有利于家庭生活的幸福为标准的。
5，这些论点还轻视了家庭，影响了人们，特别是男人自主地选择生活的价值观，选择生活的重心。法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已不再把银行的存款和在企业的地位视为自己成功的标志，法国人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所以，男人们如果因为重视家庭，自愿地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照顾家庭，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6，就中国的国情来讲，男人回家惹争议，或许经济实力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在竞争残酷而激烈的今天，连女人们都无奈地掐指算着产假的天数，希望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不至于落个被人顶替的厄运，男人们又怎么可能闲下来呢？
要做，就做一个快乐的主男吧
尽管当今社会女主外男主内仍备受争议，但是，这并不妨碍男人们回家的步伐，以及一部分全职先生在自己全职在家的生涯里乐得逍遥。一位网名为“液体酒精”的朋友就在自己的博客里讲述了这样一位快乐的全职先生。
有多少男人愿意做家庭主男发表者: 液体酒精
我们有一个朋友,是个家庭主男。他当主男大概三年了吧。当主男以前，他在一所名牌艺术院校做行政工作,因我老公是那所学校的老师,于是两个人渐渐熟悉起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然而经常可以看见他在球场上飞奔而过，黝黑的皮肤和结实的肌肉清晰可见。打球时和学生，和老师，甚至和保安，只要能找到的对象他都不放过，一直到大汗淋漓，尚肯罢休。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这样一个身体倍儿棒的人原来是有肝病的。在肝功能被查出问题之后，他就过起了停薪留职的日子。
然而快乐并没有从他身上消失。
他仍然喜欢运动，医生的告诫不能不听，但是不运动是万万不行的。爬山，跑步，后来又开始攀岩，进行专业的训练，他黑色的肌肉块更加强壮了，笑容也更加灿烂地出现在他脸上。“如果可能，我想去爬雪山。”茶余饭后，他微笑着说给我们听，包括他从攀岩中体会到的种种技巧和乐趣，认识的人……他的执着感染着我们大家，以至于开始向往天边巍巍的雪山……
最近他开始做许多手工的皮具，事情源于我们家的一块没有用的皮子，他看见了，过几天给了我们两个用皮子做的钥匙包！钥匙包的设计很独特，精致的手工感觉，如果在市面上卖的话，花上两三百我也不会觉得亏。当然这还不算什么，他还能做出瑞士军工刀的皮套，和商场里卖的皮套简直不分伯仲，厉害厉害，我当时就想和他一起开店卖皮套了，肯定能火啊！他老婆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结婚20年了，第一次发现他能做这个。可不是吗？上班的时候可没来得及展现……
他还会做家具。把宜家的板子买回家，锯吧锯吧量体裁衣给卧室做了一套组合家具，真叫严丝合缝，又经济，又独特，真是好东西。
居家过日子当然离不开吃，老婆每天下班都能吃上四菜一汤，去饭馆吃上一次回家就能琢磨出个大概，现尝现做，真的是上天的、下海的都能做得有滋有味儿。
于是我经常介绍他的事给同事们听，家具展示不了，展示钥匙包。女同事们觉得要能嫁这么一个男人幸福无比；男同事往往不服，妒忌之余说一声：我要是有时间我天天在家能做出飞机！
无论如何，生活是自我的选择，能活出乐子来就是好。何必去管别人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快乐的生活的同时也就告诉别人一个道理：我活出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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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称:在21世纪，不同行业的兴衰更加明显，而这将会导致大批行业性(如高科技、制造业和民航业)的失业人口，其中的男性如果找不到新的工作，回家将成为必然, 并慢慢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女性从事的大部分是医疗健康和教育行业，受经济衰退的冲击远不如“男性职业”严重，而且女人挣钱的本领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男人认可。
有关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大约每7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是由男性主持家务的。调查显示，这些扮演“家庭妇男”健康情况远远不如那些挣钱养家的男子汉，而且，他们的死亡率也大大高于那些“主外”的男士。
10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的科研人员，选择了从刚出生的婴儿到10几岁少年为对象，进行了连续12年严谨的跟踪调查。在排除了“处在不同阶层”这一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爸爸带大的孩子，智力高于平均水平。
随着电脑、电话等现代办公通讯工具的普及，我国有大量上班族男人回归家中成为全职先生：一觉醒来，干干家务，穿着便服开始一天的工作，自由快乐又无拘束。这些人所占上班族的比例成上升趋势。
本刊观点
快乐、简单、爱以及美好的生活
“全职先生”无疑是对传统的男性权威定律的挑战。据专家预测，全职先生可能会成为未来家庭分工的流行趋势，就看男人们能否勇于走出男权主义的篱笆。
我们应该以平常之心看待男人回家做全职先生。它的标准不是以性别为分界线，而是夫妻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达成一致？是否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睦？是否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及时调整？
毕竟，生活不是一潭死水，我们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面临着随时需要调整的问题。在某一个阶段，妻子回家更合适；而在另一个阶段，可能丈夫回家更合适。只要我们感到舒服，又没有影响别人的前提下，就没有什么对与不对的。
不过，家居最容易放任散漫，男人一旦回家，就应保持有规律的起居和相对集中的时间安排，尽可能排除瓦解意志和使之分心的所有因素。
中心银行的女人们范文第2篇
何刚的办公室很简约，却能让人记住，背景由几幅图案夸张艳丽的印度土布构成，桌案上摆有一个柚木精雕的沉思者造型，恬淡、从容、低调。他说：“每看到沉思者，就会想起三个字――慢慢来！”
每个人在他的人生发轫之初，总有一段时光和抑制不住的梦想。十几年前的何刚，有梦想，也有好身体。
1997年春天，何刚离开家乡甘孜，流浪至成都，读书不多，生存艰难。洗过碗，擦过车，睡过天桥，卖过报……三年后的一天，何刚在春熙路认识了一个卖藏饰品的小姑娘，他惊奇地发现小姑娘眼前的那些饰品，竟受到了年轻男女的疯狂追捧。
何刚暗想：“老家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吗？精美的藏式家具、绘画、年代久远但色泽依然鲜亮的织物和其他仪式使用的器物……在藏区，这些精美的饰品和衣物可便宜呢！”
嗅到商机的何刚辞掉他的最后一份工作，回到家乡，选了一些便宜的藏饰。回到成都后，摆摊设点，沿街叫卖，想不到女孩子们十分喜欢，雀跃试戴、大方购买，每天都有好几百元收入。
藏饰品装扮着女孩们的世界，同时支撑何刚继续远行的梦想。
2001年5月，何刚第一次到印度。成都的藏饰品越来越多，他要在印度寻找全新的产品来代替。飞机从新德里郊外的机场降落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用手语比画了大半天，才找到一间厕所。然而，找生产厂商比找厕所要难上百倍，他足足用了五天时间，才见到了一位印度厂商。
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中国男孩，印度厂商满脸的不信任。何刚尊敬地把一份在国内早已准备好的中英文对照销售方案递给他。印度厂商的目光渐渐地柔和下来，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说实在的，我对你区区的几件货根本不放在眼里，但对你的方案很感兴趣。”
何刚在方案里详细地评估了中国的市场潜力，也十分客观地将自己的拓展计划列在里面。“虽然我现在只有一个店，但用不了多久，我会找到适合的运作模式，店越开越多，我相信您不会不动心。”何刚诚恳地对印度厂商说。
何刚从印度进了几万块钱的货，随后，他又前往巴基斯坦，淘来一些精美饰品。回到成都后换掉了所有的藏饰品。他的小店像一朵无名小花，开于交大路16号，这条彼时并不繁华的街。何刚为突出印巴主题，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香料、首饰、披肩，神秘而风情，模特身上搭配一条色彩艳丽的印度长裙，宛如宝莱坞美女翩然而至。
几年后，这家取名“印巴文化”的小店在成都已有14家直营店，分布于东南西北的街道上，装点着这座城市，丰富着女人们的生活。
何刚的角色，就是一个国际搬运工，几年如一日，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之间。
从传统工艺中不断挖掘商机
2008年秋，何刚来到班加罗尔，这座以印度“硅谷”著称的城市，空气怡人，与那些匆忙的IT精英相比，更多人则处于一种优游的生活状态，像云彩一样自在随意。
何刚走到世界最古老、最大的制香企业RAJ集团门口，身穿漂亮纱丽或者旁遮比服的女子来来往往，香薰广告优雅而神秘。下午，他看到从工厂里出来的男人和女人，手里都带有制香材料，许是晚上在家生产。
这个想法，促使何刚来到一个家庭。他们并没有排斥这个中国人，友好、礼貌地接待他，女主人拿出家里最好的食品招待他。何刚的目光总往两个小孩的身上瞥，两个小家伙坐在桌案前，往复循环双手搓动，让香料附上中间的小棍子。
原来，工人们晚上将订单带回家，这是孩子的作业。孩子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表情快乐、专注，做手工是每个印度孩子的必修课，他们也明白，这小小的一支香也牵连着家庭生活的优裕和幸福。
何刚好奇地问，“你们为什么不用机器，这样又慢又辛苦！”男主人平和地笑了，“如果用机器，会破坏香料的元素，纯正的印度香不会与机器沾边！”说着，拿出孩子刚做好的两支香，粗细不同，略显粗糙。他们做的香全销往欧美日韩等地。
小孩参与手工、触摸生活的场景，在印度民族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而今依然保持，小孩们长大后，或许会从事前沿的IT行业，但小时一家人灯下相守的温暖场景，成就了他的人格和秉性。
屋子里回荡着八角茴香和天竺薄荷的味道，何刚学到了至为重要的一课。他一直在做印度产品，但没有触摸到印度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的手工文化。
那年， 何刚穿过很多城市，来到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这里地处沙漠，光照热烈，其首府斋浦尔更有梦幻一般的色彩，因为风情万种的美女，被誉为“红粉之都”，阳光、沙漠、美女，上天如此眷顾的地方，谁不想谈一场恋爱呢？
比谈一场异域之恋更让何刚激动的是，闻名世界的印度手工木版土布，就诞生于斋浦尔以南16公里的瑟勒斯沃蒂河畔。
他很快来到目的地，瑟勒斯沃蒂河已经接近干涸了，妇女们能踩着河中的石头来往于河的两岸。河两岸村庄里，树立着许多几十米高的木架，木架有大有小，大的几百平方米，直挂着上百条彩色的土布，美得令人窒息。
那些晒着太阳，被风微微吹动的土布，摄取了何刚的魂，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店里那些原生态的印度服饰，其原料都出自这里。转眼想到公司团队经常接到终端反馈，顾客们苦恼于这些印度服饰根本无法穿到生活里，只能旅行、泡吧或家里穿穿。
“以印度手工布为原料、兼顾飘逸浪漫的印度元素，设计成时尚潮流、适合中国女性的服饰……”一个解决方案的东西，已在何刚的脑海中渐渐成型。
跨国跨界，做自主品牌
回国后，何刚又注册 “天艺”服饰品牌，组建设计和运营团队，建立印度设计中心，他带领团队大刀阔斧，对印度传统服饰进行了一次大改良，材质和工艺保持不变。
变则通，呈现在顾客眼前的，不再是那些穿不出去的印度服饰，而是来自拉贾斯坦土布裂变的欧美、日韩和中国元素等不同风格的时尚服装，能够穿到任何一个场合。
随之，服饰作为独立单元，从伊甸园般绚烂丰富的“印巴文化”分割出去，以独立门店式运营。民族风、手工工艺、土布材质、前沿设计，天艺服饰品牌一经推出，便拥有无数忠实粉丝。
熊素萍是天艺服饰武汉的加盟商，随着生意逐步做大，除了武汉店外，她又在汉口、武昌开了两家分店，生意照样十分火爆。她曾是一个银行职员，在一次四川旅行中，无意发现“天艺”服饰品牌，喜不胜收，索性辞了职，拿出所有积蓄开店创业，而今，几家店已为她创造出50万的年收入。
2011年2月，天艺团队出品一款以旗袍、刺绣和剪纸为主打的产品，刚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印度靓女淑妇穿上纱丽和旁遮比服，端庄妩媚，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同样的材质和工艺，纱丽和旁遮比服变为旗袍或裙子，同样步步生莲，更是一番风韵。
将中印两国的传统文明和文化要素相互融合，开发出被市场接受的服饰产品，何刚曾经的愿景实现了。而今，他正和一个品牌公司洽谈，开发一个高端奢侈品品牌，服务于集财富与品味一体的小众群体。
异域风情，给何刚带来了芬芳和财富。何刚是一个大气的人，陪伴他创业的团队从未离席，即使有人去生小孩，生完小孩照样来公司上班，没人找他加工资，因为在他们的想法还没萌芽时，他已兑现十分合理的报酬。
中心银行的女人们范文第3篇
2001年1月2日星期二北京晴
半个月前，我所供职的报社――《家庭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仪宏伟先生通知我，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托，报社派我前往中国西部部分地区，用一年的时间，对“幸福工程”实施成果及贫困母亲的生活现状进行采访。
即将远行之前，我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我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对于我的重要，是那些双亲孩子体会不到的。
母亲为我包了一顿饺子，她一个一个捏着，捏得很仔细。吃饭的时候，我们娘俩很少说话，默默地像是维持着一种心灵的交流。然而，就在我刚刚走出门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兴儿，道上小心。”
我回头，母亲正倚在门口，仍是那一脸慈祥的微笑。哦，我去采访母亲，我得到了母亲的祝福。
2001年1月4日～8日青海省玉树县结隆乡雪
从首都机场出发，几个小时后我就来到了青海省的西宁。
这是真正的青海：大自然一变脸，人就吃不消。我知道，我对我的身体过分自信了。
去结隆乡的路上，陪同我的贺连杰用沙哑的嗓音为我唱起了一首当地民歌：
我的家高得很
我的家远得很
人们都说，这里荒凉得很
可我们偏偏就是青海人……
8日晚上，结隆乡的乡长给我介绍了结隆乡的基本情况：全乡平均海拔在4700米左右，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80毫米，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26摄氏度，气温寒冷干燥。交通与通讯条件极差，一遇灾害，经济情况就更加恶劣。在这个乡，贫困户占人口总数的50%，有的贫困户几乎没有分文收入。
2001年1月9日～10日结隆乡结古镇阴转晴
几天来，在途中、在结隆乡杂年村我已经初识了一些贫困家庭和母亲，那些凄苦的面容撞击着我的心。而一个叫巴青才仁的12岁藏族小女孩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巴青才仁的家是用土坯垒成的“冬窝子”。我走进她家的时候，她正蹲在墙边，用手臂顶着腹部，脸色青黄青黄的。
“怎么啦孩子？”巴青才仁没言语，手臂仍然顶着腹部。“肚子疼，小病。”母亲说。
巴青才仁9岁的时候就经常腹痛，但孩子知道家里没钱，从来也没有要求母亲给她治病。尽管这样，她依旧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还要爬到附近的山上挖虫草。可是因为病情加重，她能爬上去的山越来越矮了。附近的一位乡间医生说她的肚子里长了个什么东西，但他无计可施。
“为什么不到州里的医院去检查一下？”我问。
“哪有钱嘛！”母亲说。
“到乡里的保健站检查一下也行啊。”
“哪有钱嘛！”母亲说。
我忘了我是个记者，决定把巴青才仁带到州上去治病。
巴青才仁告别了她的母亲，与我们一同上路。临别的时候，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与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她们的眼泪交融在一起。我给了巴青才仁的母亲150元钱，让她置办些年货。她合起双手，高高举过头顶，为我祝福……我坐在汽车里，看着渐渐远离的母亲的身影，泪水模糊了视线。
到了乡里，我给了巴青才仁一个苹果。她只咬了一口，就把苹果塞进了袍子里。她说她要把苹果带回家，给母亲尝一尝。
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复中心，吾金才仁院长亲自为巴青才仁做了检查。这是玉树最好的医院，医院里最好的设备是一台很陈旧的国产B超仪。好在诊断结果不像预想的那样坏，巴青才仁患的是胆囊疾病，一种在大城市里被视作一般的病。就是这点小病，差点要了这个孩子的命。
那天傍晚，我就要与巴青才仁分手了。孩子紧紧拉着我的手，什么话也没有，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2001年1月11日～13日称多县～平安县雪转晴
平安县寺台乡位于西宁市的东部。在寺台乡的窑洞村，我见到了一个叫王生花的女人。
王生花今年30岁。她是1990年嫁到这里的，丈夫比她大7岁，现在有两个小孩。1996年，丈夫患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王生花黑色的日子便开始了，生活的重担整个压在了她的身上。家里原来有两头骡子，为了给丈夫治病，卖掉一头，卖了600块钱。熬到2000年，丈夫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
骡子是在晚上发现丢失的。王生花饭也没吃，立刻就钻进了大山。对于这个贫困家庭来说，一头骡子是整个家庭最值钱的财产，骡子丢了，无异于天塌了，王生花必须找到骡子。整整一个晚上，她在大山里转悠着，呼唤着她的骡子。她没回家，找不到骡子她不能回家。骡子丢了，家也就毁了。
还算幸运，第二天中午，骡子终于找到了。可王生花却病倒了，一头骡子险些要了她的命。
灾难接踵而至。公公也患了中风，无钱医治。王生花只能硬撑着爬起来……
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王生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个刚30岁便已过早衰老的女人觉得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2001年2月23日甘肃两当县泰山乡雨转晴
2月20日我又从北京出发，坐完火车坐汽车，于21日傍晚到达甘肃两当县。22日晚8点，在细雨中我到达了泰山乡。
泰山乡的贫困与自然环境的恶劣有直接关系。环境使那里的人们经济贫困，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我采访的同心村，海拔在1200米以上，30多户人家散居在山上。土地贫瘠，坡度极大，最大处近60度。又由于水质不良，缺锌缺碘，造成大骨节病流行。
57岁的杨秀1982年从陕西带着两个孩子嫁到了同心村，不幸患了大骨节病，身体萎缩得只有1.3米，走路都很困难。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扭着变形的腿从山坡下取水上来，土色的脸上挂满了汗珠。
杨秀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今年24岁，还没成亲。杨秀望着一贫如洗的破草屋发愁，哪家的姑娘会嫁到这个贫病交加的家里来呢？
2001年2月27日甘肃礼县白河乡阴转晴
说起礼县白河乡的白河村，在当地还是小有名气的，因为这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白河市场。说是市场，也不过是山坳里一片互相连接着的矮小旧屋。
44岁的韩虎罗已经结婚24年。她一天书也没有读过，如今她的一双女儿也因家中的贫困没进过学堂。她家的土地更少，仅有1.3亩，而且从家里走到田头就需要2小时。因为离得太远，无法照管，田土被人一偷再偷，已经无法进行耕作。
偷土？难道人穷得到了连土都要偷的地步？韩虎罗告诉我，当地人偷土主要是用于盖房子。她家里去年只收获了100公斤粮食，只够一个多月的口粮，大部分时间要靠政府救济和向邻人乞讨度日。
由于家里的情况太糟了，韩虎罗10岁的小女儿不得不寄养在别人家里；17岁的大女儿为了生活去了兰州打工，已经走了5个多月，也不知道干的什么活儿，只寄回来过300块钱。
“那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呢？”我问她。她说：“养上一两头母牛就行。牛有草就能养大。”这就是她的希望，对有些人来说，一个很容易实现的希望。但对她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奢望。
2001年2月28日～3月3日甘肃宕昌县阴转晴
2月28日上午10点，我到达宕昌县车拉乡。两旁的山脊上还残留着许多积雪，阵阵寒风袭来，吹得人浑身发冷。中午12点多，我来到了茹树村，见到了茹树村的村长。在村子里，村长算是个富户。他的家里还算整齐，有两只木柜子，墙壁和屋顶是用旧报纸裱糊过的。村长请我们这些“上面来的人”吃了顿面片。面片用清水一煮，汤里胡乱放了些土豆和酸菜，没有一点油星。
第二天，准备去城关镇坡头村采访。坡头村分5个组，分布在5个山头上。镇上的干部说，如果把5个组都走下来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无奈，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红崖组。
红崖组的组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汉子，他叫马猫。马猫是个“干部”，身上的衣服还算看得过去，他说，全村人穿的衣服，几乎都是外省市人捐赠的。
村头坡下，我们看到了一所尚未完工的土坯房。马猫将我带了进去。在家的只有母子2人，19岁的女儿到镇上打工去了。母亲马成翠今年53岁，见我们来，激动地用双手比划着。“她是个聋哑人。”马猫说。
12年前马成翠的丈夫就死了，她拉扯着一对儿女苦苦度日。全家只有3亩土地，2000年人均收入只有50元。但她毕竟要盖新房了――我想。
“是她儿子要盖房娶婆娘。没房就没婆娘。”马猫说。
忽然，马成翠冲过来，抓住马猫的手就往猪圈走去，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马猫回头对我笑着说：“又要说那件事了。”
我跟过去。猪圈里没有猪。“原来是有猪的，是去年养的，准备过年时打打牙祭，可让人给偷了。是她儿子偷的，偷了卖了，卖了500块钱。就为了盖那娶婆娘的房子。”马猫说。
临出门的时候，我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尚未完工，也许永不会完工的土坯房，心里难过着。这究竟是谁的错呢？我不知道。
2001年3月6日～7日甘肃陇西县晴
陇西县位于甘肃东南部，其中的福星乡地处渭北干旱地区，最典型的问题就是：缺水。
我在福星乡的鹿鹤村见到了31岁的刘引引。刘引引家是村里的贫困户，连一口用来储水的水窖都建不起。一家老少6口人加上一头牲畜的饮水，都要靠刘引引去担。水源离她家足有四、五里坡路，往返一趟需要一个多小时。每天，她必须往返4次，才能勉强维持整个家庭对水的基本需求。
水源是黄土沟壑间的一条小河流。冬天里雪冻冰封，刘引引干裂的手握着铁钎，凿开一个小冰窟窿，然后用一个圆柄铁勺，将浑黄的积水舀上来。
刘引引挑着水桶，在山梁上蹒跚而行，她的身影融入莽莽黄土高原之中，愈显渺小。她每天都是如此，默默地绕过一道道山梁。直到回到家里，桶里的水还是浑浊的。
“这水能喝吗？”我问她。“放放就行了。”她说。
那桶浑浊的水倒进水缸里沉淀着。还有另一种水也在沉淀着，那是屋角处的一只锈迹斑斑的铁桶，里面收着从外面拾来的残冰。冰很脏，正慢慢地融化着，一滴一滴地聚集着……总算还有水喝――刘引引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2001年3月11日宁夏海原县晴大风
11日，开始了我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之行。
西海固，宁夏南部黄土丘陵地区西吉、海原、固原、彭阳、泾源、隆德、同心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我最先到达的海原县属于干旱半干旱黄土高原丘陵农牧林区，气候特征为：春暖迟，夏热短，秋凉早，冬寒长，风大沙多，十年九旱。这里交通闭塞，生产条件恶劣，文盲半文盲率在60%以上，孕产妇死亡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徐套乡徐套村是海原这个特困县中的极贫困村之一。当地干部说，这里穷得连麻雀都不愿意呆，海原的麻雀都坐着火车跑到外地去了。
72岁的黑秀英，两个儿子均已丧妻。因为干旱，粮食绝收。2000年偷采发菜赚了点钱，全家人均收入不足100元，主要用于买粮食。我去的时候，她家吃的已经是政府的救济粮了。
蒿川乡沙沟村的马祖格，家里的十几亩地也是3年无收，吃粮靠政府救济，经济来源也只能是偷采发菜……
生活如此艰难，但是依然有人不放弃对土地的希望。在采访途中，遇见周套村的妇女罗正芳，她家的地也是连续几年没什么收获了。尽管如此，今年她和她的丈夫依然借来牲口，不误农时耕种。我问她，今年的把握有多大？罗正芳舔着干裂的嘴唇，茫然地望着见不到一点水分的土地摇摇头。可是她又说，宁愿让种子丢在地里，也不愿让种子烂在家里。
2001年3月12日～14日宁夏西吉县沙尘暴
在西吉县王民乡下赵村，我见到了57岁的袁秀英。她的丈夫在1999年去世，女儿远嫁他乡，儿子离婚后外出谋生，杳无音讯，拒绝对其赡养。丈夫去世和儿子结婚的时候，袁秀英家借了1000多元钱的外债。儿子一跑，这些债务全都落在了袁秀英身上。
袁秀英6年前患了眼疾，因为没钱至今没有医治。她只能靠打草抵偿一些债务，我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两米多高的草垛上捆草，一大垛草才能抵30元钱。我的到来引来了满院子的人，不一会儿，讨债的人便上门来了。我替袁秀英付了账……
从西吉县驱车向南30多公里，便到达地处滥泥河流域的兴平乡。在快到兴平乡王堡村的路坡下，一处土坯房孤零零地立着。
我下车走进了那户人家。
30岁的王五女，家有10亩山旱地，去年干旱只有150公斤的收成。和几天前采访的贫困母亲一样，王五女家也已断粮。家里没了口粮要靠丈夫外出打工才能养活一家4口，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却患痢疾卧床不起，家里没钱，王五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在贫困地区，人们有病往往撑着，小病常常会拖成大病，甚至导致生命危险。临别时，我取出携带的药给了她……
2001年3月15日～16日宁夏固原县阴
我走进了固原县大湾乡马场村37岁的谢芳玲家。
首先看到的是贴在墙上的奖状，然后就发现了卧病在床的谢芳玲。
“是我家女娃的奖状。她上学优秀着呢！”谢芳玲说。
“我还是‘三好生’呢！”是女儿的声音，她正挨在母亲的身边。
“好啊！”我说，接着想说些鼓励的话。
“不上了！”母亲叹了口气。
“为什么？”
“我这病……咋还上得起学……”
“总要上学的。为了孩子的将来……”
“去年只打了400公斤粮食，吃没了，换不来钱……”
我再也问不出别的，说了几句安慰的话。那学业优秀的女孩，一双眼睛无限留恋地望着墙上的奖状。我不想再呆下去了，默默地退出门去。
在蒿店乡双勤村，村干部领我去了中年妇女赵党生的家。空荡荡的院子里，只有几叶飘零的枯草。赵党生的丈夫表情木讷地望着我们。这位51岁的汉子去年在本乡打了一年的工，只赚得八九十元钱。赵党生的小儿子裹着一件露着烂棉絮的破袄，站在父亲的身旁，嘴巴上拖着一溜清鼻涕。我问他，你妈妈干吗去了？他指指远山，说打草去了。
孩子一溜烟跑去找他的母亲。不一会儿，那女人背着比她高许多的一大垛草，顺着山脊踽踽而来，远远望去，像一个缓慢移动的大草垛。她凄苦地告诉我，眼下家里已断了口粮，吃的都是靠乡政府救济，春耕快到了连种子都没有，这日子过的没脸见人啊。至于孩子的学费，就更没着落了。
只有知识的力量才能最终改变贫困面貌。但在这贫困的山区，人们怎样才能获得这种力量呢？
2001年4月10日贵州省三都县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贵州是惟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内陆山区省份，境内沟壑纵横，山高坡陡，土壤极其稀少贫瘠，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由于历史、现实和自然的多方面原因，在这里，贫困依然是禁锢人们的枷锁。土地石化，庄稼难种；四季劳作，却难以果腹。
在贵州，我首先到达了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贵州山区。“吊脚楼”密密匝匝地拥在山坡上，就形成了一个寨子。踩着湿滑的小路走寨串户，我又见到了母亲们一张张凄苦的面容。
2001年4月14日贵州省三都县晴转阴
今天，我先后来到水龙乡的水龙村和独寨村。
在村外的田间，24岁的陆银菊正背着只有两个多月的女儿插秧。她一家3口只有0.7亩水田和0.02亩的山坡地，去年只收了300公斤的水稻和30公斤的杂粮。因为在大山里赶集是件很难得的事情，陆银菊卖了整整一年蔬菜，才赚到了50元钱。
陆银菊赤脚站在水田里对我说：“国家派人给我们照相，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太穷了，屋子漏雨，粮食不够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
独寨村的妇女杨边，今年65岁。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她告诉我，这辈子她是头一回照相。闻听此言，我的手猛然颤抖了。
杨边的命运同样悲苦，她嫁过来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升米。这么多年了，生活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她的丈夫15年前就去世了，因为没钱看医生，直到现在杨边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死于何病。
但是，环境的困厄并没有销蚀人们向往富足的渴望。
站在自家摇摇欲坠的木板屋前，38岁的韦解表示：如果“幸福工程”帮助她，她可以搞养殖业，还可以开发荒山种植柑橘，保证赚钱以后归还国家的本钱……她真想等有了钱修修这间快要塌了的房子……
2001年4月15日 大河镇 雨
清晨，天上飘着蒙蒙细雨。我们沿着都柳江的江边石子路赶往大河镇。虽然石子铺成的道路不算好走，但是都柳江的景色让人有种置身世外的感觉，江水滔滔，碧绿清澈，如此美景却不能消融人间的贫困，让人顿生遗憾。
大河镇大河村18组的白启琼，今年53岁，十几年前前夫去世后，与比她小9岁的金建洪重组家庭。家里的2亩田地，打的粮食有限。以今年为例，到4月份早已无口粮。因为贫穷，白启琼一辈子没点过电灯。贫穷像黑夜一般笼罩着她，将光明从她的眼前野蛮地掠去。在黑暗中她大睁着茫然的眼睛……
2001年4月19日～29日紫云县晴
一到紫云县水塘镇，当地人就问我：你见过一个村民小组都住在同一个山洞里吗？我没见过，也实在无法理解，连一个大致的轮廓都没有。
这个名为中洞的山洞，估摸着有一个足球场大，里面居住着16户人家，竟还有一所收容了几十个孩子的小学校。山洞既是家，又是个村，对于我来说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严格地说，在这个山洞里，每户人家其实就是用一块块破木板和苞谷杆围起的“独立”空间，一间间毫无规则地散落在洞内两边。这种“屋子”的上面敞开着，根本没有屋顶，山泉滴滴答答地往下留着，平时山洞里的人们就靠接这样的岩浆水饮用。逢干旱时，只有下山到10多里外的河沟里挑水，单程就需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
村书记王风刚告诉我，洞里大部分家里的男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看家的女人不仅要侍弄土地还要拉扯孩子。
女人们的土地随山势倾斜，分散在洞周围的山上。由于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等杂粮。收获时节，这些瘦小的女人们一天两趟或三趟把劳动果实背上山来。一年之中，她们全靠苞谷饭充饥，红薯是给孩子们吃的。
借着傍晚的余晖，我走进了一位叫梁中英的女人家中。她家四口人，每年都要差3个月的口粮。农闲的时候，梁中英整天守在山上挖草药，一年下来也就得个三四十元钱。她告诉我，半年没吃上一滴油了，最困难的时候，只能吃掺点盐巴的苞谷面。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半年只带回280元钱……
昏暗的山洞深处，38岁的光棍汉王风学孤独地蹲在一隅。两年前他的妻子忍受不了山洞生活的寂寞与贫穷，带着孩子逃了出去。王风学曾经外出寻找未有结果，只有苦苦地在山洞里等待着。远远望去，他像一尊没有声息的木雕。
2001年4月21日紫云县板当镇沙子哨村阴
在周小卯家的土坯房前，我给她拍照。影像中反映出的，是她只有24岁的“苍老”和补丁衣裤裹着的瘦弱身体，还有终日操劳而蓬头垢面的容颜。
当我就要离开的时候，她忽然说：“等等，我想……请你看一样东西。”
她跑进了屋里，很快又跑了出来，双手上多了一个镜框。她想给我看，递过来，又收回去，将镜框上的尘土在自己身上擦了擦，这才双手捧过来。
是她本人的照片。照片上的周小卯面容娇好，穿着苗族少女鲜艳的新衣，带着淳朴的笑容。
“北京来的同志”，这一声让我感到陌生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沉吟。她的脸上有期盼的神情。“您能把拍我的照片寄给我一张吗？”我点点头，走出了她的家。
忽然，一种后悔的感觉袭击着我的心。我不该来拍她的照片，更不该答应把我拍的照片寄给她。她本来保有着一种青春的回忆，一旦她目前24岁的“苍老”与她本不该消逝的青春映现在她眼前，对她该是一种怎样的残酷啊！
2001年5月31日～6月1日重庆市～城口县阴雨
5月29日晚上11点，从北京西客站上了火车，经过两天的行程，于31清晨6点20分到达重庆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往棉纱乡的一个小村庄。这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村庄，村民们分散居住在山岭上，从山脚一直到山顶断断续续都有人家。放眼望去，在这个土地非常稀少的村庄，即使是在坡度60度的山坡上都要种上庄稼。
那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叫覃纯菊的38岁的女人。与她的相见有些偶然，本来已经结束在山上的采访，回到了乡政府。在与乡长的交谈中得知了覃纯菊的一些情况，又当即决定返回覃纯菊所在的乡村。那时已近傍晚，覃纯菊和她的两个女儿还在水田里插秧。
在夕阳的照耀下，覃纯菊扬起了黑红的脸膛，她的神情略显疲惫。她带着我们到了她的家，那是一座尚未完工的住宅。半年前，她和她的女儿们还住在山上的一间土屋里。
38岁的覃纯菊在十几年前就嫁到了那间土屋里。9年前的一个早晨，覃纯菊醒来，发现身边已经没了丈夫的踪影。大概是厌倦了大山里寂寞贫苦的生活，那个男人走出了大山去寻找新的生活，把一双女儿和贫穷通通抛给了覃纯菊。
风雨飘摇的夜晚，覃纯菊躲在滴答落雨的屋檐下失声痛哭。凄厉的哭声在山村里传得很远很远，村民们说，听着就让人心碎。但是到了早晨，覃纯菊擦干眼泪，继续她艰辛的劳作。她咬定牙关，要用一个女人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天空。
覃纯菊只念过小学，但她要让自己的两个女儿上学。哪怕是借贷，也没让孩子们辍过学。为了给孩子们凑足学费，大年初一，覃纯菊采了一筐山菜，天不亮就赶往县城。天黑坡陡，她一个跟头摔了下去。覃纯菊爬起来继续赶路，赶到县城，忍受着伤痛，抱着肩膀瑟缩着守在飘满鞭炮纸屑的街头，盘算着一筐山菜能否凑足孩子们的学费……
她对女儿们常说，只要你们能够考上学，妈就是拼上这条命，也要供你们。
山里的风有些寒冷，撩乱了覃纯菊的发丝。无法确切地知道她此时的心情，我只听见她总是在说，两个女儿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一旦考上了更高一级的学校，是否上得起……
我许诺资助她的大女儿上学。她的大女儿扑通就跪下了，那一刻我的心像被针刺一样……我只觉得，我能给她们的太少太少了。
2001年6月2日城口县阴有雾
熊昌碧是我在长元村遇到的一位贫困母亲。听说我们要去她家里，她拒绝了。她不愿把自己的窘迫暴露给外人，怕遭人笑话。乡干部很费了一番口舌，她才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熊昌碧很早就嫁到这个山村，并生下了一双儿女。几年前丈夫上山打柴，被滑坡的石头砸死了。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存下去，熊昌碧又与一位鞋匠结了婚。好日子没过多久，丈夫又因为一场疾病卧床不起。为了治病，债台高筑，医院是住不起了，熊昌碧就把丈夫拉回家，自己学着给他打针。
我们到熊昌碧家的时候，她的丈夫躺在昏暗的角落里，瞪大眼睛艰难地喘息着。与我们同去的医生做了初步诊断，是结核性胸膜炎。
熊家的屋后，有一条通往远方的河流，叫前河。滔滔江水奔流不息，似乎无意人间的悲欢离合。瘦弱的熊昌碧身背，一锨一锨地把河沙淘出来，的双脚踩在河床上，被坚硬的石头划出道道血痕……眼下她最关注的是这些沙子能卖多少钱，这是她目前惟一的进项。我打听了一下价格，竟然低得令人难以置信：4吨沙子筛好了装上汽车，买主只付15元，再除去交付河流承包费，熊昌碧只能获得9块多钱……
2001年6月6日～7日巫溪县阴
川北风景之美，天下无双，山青水秀，峻逸险奇。
我采访经过巫溪县一个叫星溪的山村，得知那里有一条靠女人修起的村级公路。在没有这条公路的时候，星溪村与外界的联系是靠着一条小河谷，一到发水季节，小山村便与世隔绝。连条路都没有的村庄自然贫穷，青壮年们纷纷外出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和女人们。
星溪村的人们不甘贫苦，他们喊出了“宁愿苦战不愿受苦，苦战一场修通星溪路”的口号。于是，一支以女人为主力的修路队伍组成了。从古稀老婆婆到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她们顶寒风冒酷暑，打眼放炮，炸石开路，硬是把路修了上去。这期间，路曾经被冲毁过一次，还出过工伤，牺牲了两条性命。但是这些都没有阻挡住人们要走向山外的脚步，到我去的时候，已经修通13公里，完成了工程总量的50%。
为了能够把路修通，全村人均要出200个义务工，而且每户要集资100元。村民们没有钱，她们只有在每次下山修路的时候，背着一筐筐的草药来卖，就这样一分分地凑够了修路的钱。
为了进一步了解修路的情况，我与她们一起去上工，特意请那些年长者坐上我们的汽车。哪知汽车刚刚启动，一位老婆婆就恐惧地嚷着要下去。原来她一辈子都没有坐过汽车，大家好言相劝了半天，才扶着她在她亲手修的路上“乘”了一里地。
我们离去的时候，老婆婆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的汽车。那是一种让我想起来就心痛的眼神，我不知道那眼神里究竟包含着多少种情感，羡慕、渴望、遗憾？或许还有很多很多……
2001年6月18日四川凉山州晴转阴
从成都乘坐了11个多小时的火车，行程500多公里，18日早晨，我和省计生协的夏振泸老师到达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西昌。然后马不停蹄赶往凉山州的布拖县。
三天连续降雨，当地全是沙土路，泥泞不堪。我们先是到达了布拖县木尔乡的叶尔村。穿行在贫困家庭中间，赤贫的印象久久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大多数的家里真正算得上家徒四壁，走进去黑洞洞的，有的在墙上掏个窟窿，权做窗户，透进一缕阳光，照在清瘦的脸上。
在另一个村子，我摸索着走进一户人家，里面悄无声息。我们打亮打火机，慢慢地朝里面移动着。没想到，在屋子深处的地上围坐着一堆人，瞪大了眼睛望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
这景象吓了我一跳。一问才知道这家的一头猪死了，主人把远亲近邻全都招呼来，大家解解谗。大概是吃得太专注，忽略了我们的到来。
我们赶上了这家的好时候，他们今天能够有肉吃。另一个村寨，一位名叫正英此歪的母亲，刚刚生下孩子17天，见到她时，她正和孩子们围着一只破笸箩吃粗糙的苞谷饭，月子中的母亲没有任何特别的照顾。就是这样的苞谷饭，她一年也只能吃上六七个月。
2001年6月22日～23日凉山州昭觉县阴
转天，我们离开布拖县前往昭觉县。在途中，我们经过一片山坡地，听到婴儿嘶哑的啼声。停下车来，循声望去，一个婴儿趴在田间，嘴角沾满了泥土。他的母亲正在不远的地方耕作。
我们走了过去。“孩子哭啦。”我说。“知道。”那母亲说。“还是抱抱他吧。”我说。“不用，哭累了他就不哭了……”说着她继续耕作起来。
陪同我采访担任翻译的阿西・约呷说道：“这位年轻的母亲叫阿库阿牛，家里只有这3亩坡地，去年收获150公斤粮食，也只能维持全家两三个月的口粮。”
“那也不能让孩子就这么哭啊。”“母亲怎么舍得让孩子这样哭？只是背着孩子干活，累不说，太慢了。”
我明白了。这并非一位铁石心肠的母亲，只是因为贫困的重负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使她们母性的温存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大凉山很美，但美得太沉重，太让人心酸。
2001年6月27日黑水县阴
离开了川南的大凉山前往川北阿坝藏族自治州的黑水县。
在知木林乡热里村，首先见到的是已有两个女儿的母亲叶兴初。进入西部采访以来，我不止一次感受到泪水的无助，这次也不例外――当她谈到自己死去的丈夫、因辍学而陷入苦痛的女儿，当她面对因年久失修几近坍塌的家的时候……
叶兴初戴着一顶内地早已绝迹的军帽，如果不是耳边摇晃的耳环，借助室内的光线很难分辨出她的性别，正像她摸棱两可的名字一样。
我望着她的两个女儿：“孩子还上学吗？”
叶兴初原本活泼开朗的6岁小女儿，神色顿时忧郁起来。而9岁的大女儿表情淡然：“不上了。没钱上了。”
“还想上吗？”我问道。小女儿听了，立刻跑回屋里，把她的作业本抱出来给我看。作业本的每一页上全是“对勾”。“学得真好。”我夸奖道。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我的夸奖恰恰刺伤了她幼小的心。
我问她：“你每年的学费多少钱？”她说：“40块钱。”我翻了翻口袋，给了她60元钱：“去交学费吧。”那孩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忽然跪了下来。我一把拉起她，把她抱在怀里。
哦，孩子！这是我见到的第多少个辍学的孩子啊！
2001年7月4日陕西咸阳市永寿县晴
从四川省到达陕西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从潮湿的西南一下子进入黄土高原，立时感到一阵干燥的风迎面扑来。
若从空中看，咸阳市永寿县的郭村乡呈扁长型。这里土质贫瘠，严重缺水，全乡仅有两口水井，一个抽水机。乡里惟一的水站每天只能放水一个小时，每到这个时候，四邻八乡的女人们拉着小排子车纷纷涌来，排起长龙，眼巴巴地等着盼着。
七月，新粮刚刚下来，按理说不是一年中最困难的季节，但在一贫困家庭中，我亲眼看见，一位母亲领着两个孩子守着一碗辣椒面，啃着干硬的馍馍，而父亲只允许每个孩子吃一个馍。孩子哭着想多吃一个，做父亲的挥起大巴掌恐吓着，粗哑的骂声格外刺耳。
贫穷有时候榨干了人间最后的一点温情，同时也磨砺着人的性格。
潘云鸽是一位干起活来不顾命的女人，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顶着骄阳在打麦场上翻草，脸已经晒暴了皮，黑红的脸膛上汗水淋漓。1993年，潘云鸽的前夫因患心肌炎无钱医治离开了人世，她招赘比她大4岁的常书平成家。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承包了外村的土地，不分昼夜地忙碌。麦收时节，10亩地的小麦，两口子干了整整六个日夜……
贫困中的女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只是当她们表现出来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心酸。
在村头，一位30多岁的女人向我展示了她的两件心爱之物：一对用5角钱买来的耳环，以及一只根本不会转动的塑料假表，还有她那很满足、很满足的笑脸……
2001年7月6日长武县晴
对于焦家哇村妇女卫小爱的女儿来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早晨下了一点雨，母亲用破水桶接了些雨水，能够给她洗一次头了。
水贵如油，难得天上滴下几滴雨。水撩在黑色的发丝上，轻轻的像是加着几分小心。然后妈妈让她坐在家中那面残缺的镜子前，给她梳一回头。就是这面已经磨得模糊了的镜子，还是她的父亲外出打工的时候，在城市的垃圾堆里拣来的。
见了我们这些生人，小女孩很兴奋，她急着爬到树上给我们摘杏吃。果子纷纷落地，还有些生涩，但我吃到嘴里，却觉得十分香甜。孩子捧着果子，高高举到我们面前，分明捧着她的一颗心。
我不知道，我们的到来是否真的对她命运的改变有所帮助。
2001年7月9日～11日延安市阴雨转晴
延安市宝塔区万花乡花园头村。
薛小霞家院落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石碾子，据说这个石碾子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周围十几户人家必不可少的农具。薛小霞正带着两个孩子碾玉米，可能是由于我这个陌生人的到来吓着了小妹妹，她哭闹着找妈妈。薛小霞抱过孩子放在推碾的木棍上，看了我们一眼，只说了声“来啦”，照旧围着石碾子逆时针转了起来，只是前面多了个孩子，速度慢了一些。
后来她告诉我，她家有30棵苹果树，是1989年栽的，现在这个品种不太好卖，再加上去年干旱，没卖上几个钱……她最大的愿望是更换苹果品种，赚钱以后盖新房子，早一些搬出石窑洞。
2001年11月4日云南邱北县太平村晴
11月初我来到了云南邱北县。邱北县双龙营镇的太平村是县计生委副主任张天良的家乡。我接触过许多像张天良这样的基层干部，他们土生土长在那片土地上，与他们的父老乡亲休戚相关，“家乡”二字在他们心中总是沉甸甸的。
我们的车勉强开进了村子，刚刚进入村口，就遇见了一对夫妻。女主人叫李兰芬，她和丈夫正牵着一头牛，准备去播种小麦。张天良说，李兰芬家是全村最后播种晚季小麦的人家，因为她家穷，没有牲畜，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牲口，所以要等到别人家的牲畜使用完后她家才能使用。
李兰芬引着我们到了她的家，一间石头垒砌的房子，墙体已经有些倾斜。屋顶半边透天，白天看日晚上观星，逢风雨交加往屋里可劲地灌。
李兰芬家穷得只有一床破棉絮。床，就是几块破木板，上面铺着一些化肥袋子。撩开棉絮，露出“枕头”――一个捡来的录音机外壳……惟一算得上物件的东西是一架坏了的缝纫机。
在上无片瓦的屋里，李兰芬已经住了好久，她还要继续住多久呢？
2001年11月5日官寨乡山心村阴雨
我要采访的贫困母亲顾彩莲住在山心村的丫口寨。
顾彩莲的房子也是石头堆砌的，两根木头顶在已经向前倾斜的石墙壁上。我站在门前，头部已触及到了屋顶上的茅草，低头钻进屋子，眼前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适应片刻后，看到门后面有一张用木头搭的床，床上堆着一团已经辨不出颜色的破棉絮和几件烂衣服。从门口往里走几步，确切地说只有3步，就是做饭的地方，除了一口锅、三四个碗、一把壶和一个坛子外，再没有看见其他家当。我呆呆地望着屋里的一切，憋得喘不过气来。
26岁的顾彩莲有两个孩子。自从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她胸口一直疼痛，不停地咳嗽，没有力气，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干活了。顾彩莲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但却从没看过病，只是靠其兄长在山上挖些草药来吃，两年来根本不见好转。
“小病挺挺，大病等死。”这是深山人家的格言。去卫生所要走几个小时的路，更别说县医院了，治病的钱让口粮都不够吃的顾彩莲想都不敢想。
当我们离开顾彩莲家时，她手里紧紧攥着我们送给她看病的150元钱，坚持着把我们送到屋后的山坡上。我含着泪，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她依旧背着孩子倚靠着石头远远地望着我们……
将近一年的“幸福工程”西部行的采访暂时结束了。我看到的太多，感触太多，但能写下能拍下的却太少，有些感触无法表达，所以这只能是一部分。
我虽然不能说完全地走进了贫困母亲，但毕竟还是走近了她们的生活；
我虽然看到了西部部分地区贫困母亲的贫困生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坚强；
我虽然看到了经过“幸福工程”资助的贫困母亲脱贫后的喜悦，但更使我难忘的是“幸福工程”带给贫困母亲们的希望……
我不敢奢望别的，只是希望人们能够记住――在中国65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5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库区、滩区，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请整个社会来关注她们，帮助她们，因为――她们是母亲！
后记
今天的顾彩莲
自2002年5月至今，通过幸福工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帮扶，顾彩莲和孩子的病已经痊愈，欠的外债都已还清。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盖起了石瓦房，有了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养了3头牛、4只羊、3头猪和十几只鸡……2003年春节，她家里开始杀年猪，那是她结婚11年来第一次杀年猪。
顾彩莲说：“我不会说（话）的，谢谢幸福工程，谢谢阿依（叔叔）、阿（阿姨），没有你们（帮扶），就没有我家的现在，我们全家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现在我家房子也有了，牛也有了，猪也有了，羊也有了，鸡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我和娃娃的病也医好了，给你们放心了（让你们挂念我的心可以放下了）。以后我好好的养好牛、养好猪、养好羊，好好供娃娃读书，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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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工程简介
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中不少人还生活在极度的贫困状态，口粮不足，缺乏收入来源，更享受不到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基本社会福利。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她们作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在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最为艰辛。
母亲不应属于贫困。回报母爱，帮助她们摆脱贫穷、愚昧和病痛，应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为此，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和中国人口报社于1995年初共同发起实施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通过向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立幸福工程专项基金；通过卓有成效的救助行动，唤起社会各界对贫困母亲的关注和支持。
治穷――以“小额贷款，直接到人，滚动运作，劳动脱贫”的方式扶助贫困母亲发展家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她们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提高经济和社会地位；
治愚――扶持村一级兴办母亲学校及各类培训班，帮助贫困母亲扫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一、二门致富实用技术，懂得生殖保健知识；
治病――帮助贫困母亲检查和治疗常见妇科病，向她们提供生殖保健服务。
幸福工程实施5年多来，以扶贫济困、回报母爱的深刻情感内涵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救助模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已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300个县（区、市）建立了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21428.15万元，救助贫困母亲129607人，惠及人口582002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幸福工程根于社会，幸福工程的动力和活力来自社会，来自每一位热爱母亲、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士。
作为跨世纪的社会工程，幸福工程将继续支持政府扶贫攻坚和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目标；将关注随着社会进程而产生的新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始终关注母亲，以帮助贫困母亲为己任。我们愿以真诚而执著的努力，呼唤海内外各界团体、企业、个人同我们携起手来，架起一座爱的桥梁，共同帮助贫困母亲走出贫困，走向幸福！
人民币帐户
帐户名称：幸福工程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开户银行：工商行北京新街市支行
帐号：0200 0029 0901 4471 334
外币帐户
帐户名称：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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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2179760
传真：010―62179760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12号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国内发展部
中心银行的女人们范文第4篇
黑暗与寂静中，扬子紧紧握住童童和娟的手，三个人背着重重的登山行囊，匍匐在连绵的废墟中。
空气中湿气浓重，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他们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倾听着隐藏地点外的任何声响。扬子低声对两个女孩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这里，天亮前我会带你们往山上撤。别担心，逃出来时我往包里装了足够两天的食物，还有帐篷睡袋。”
扬子实际上忧心忡忡，他怕这两个女孩子遭遇袭击。
扬子、童童、娟匍匐着的地点位于四川省绵竹县九龙镇被地震摧毁的一片瓦砾之上，时间是2008年5月17日夜间10点多，汶川8.0级大地震后的128小时。
凌晨两点，帐篷外雷电交加，卷起狂风暴雨，几乎同时发生的6级余震也摇撼着三人脆弱的神经，他们胆战心惊地熬到天色渐明。
“和好莱坞灾难大片一样，这一天我感觉就像过了一辈子”，童童说。
18日清晨，新的防疫工作组替换了原先驻扎在此的唐山救援队，新的一批志愿者也随之抵达，已驻留九龙镇3天的他们决定撤离，返回成都。
这时，扬子提到17日的午夜惊魂时已面带笑意。
“那天傍晚有传闻说，一会晚上外面有人开着车，配着武器来抢镇上的赈灾物资，我们都很紧张。”
扬子回忆，大概晚上9点多，男人们在前面起哄骚动起来，后面的人因光线不好看不清。不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抢物资的人来了，纷纷往黑暗处逃散。
后面的女人们迅速崩溃也影响了前面男人们的判断，以为抢劫者从背后袭击，一时乱了套。整个镇子炸了锅。
终于有人电话联系上了附近的武警，呼叫他们进行武装支援。分散于各地的武警忙于救援地震中被掩埋的伤员，根本无法大量抽调，只能临时叫上几个未配武器的武警前往九龙镇侦查情况。
“幸亏是虚惊一场，我还以为来四川前我写的遗书真得用上了呢。”童童提到此事仍心有余悸。
生死团队
童童是个26岁的湖南岳阳女孩，学过妇产专业，毕业后却从了商。
临走前，她留给妈妈的“遗书”里记下了自己银行卡的账号和密码，最后还写道：“我爱妈妈!”
来自南京的大牛是个大三男孩，身在湖北的牛爸爸、牛妈妈第一时间知道了大牛的决定，没有反对，只是赞成。
娟是成都理工大学的学生，地震发生时，正在教室等着毕业答辩的娟还以为是前面的同学在摇桌子，直到看着教室墙灰直落时才意识到是地震，从教室逃出来没多久，她就报名当了志愿者。给身在四川南充的父母和前往汶川赈灾的武警男友打了电话互报平安后，娟就没有后顾之忧地奔向九龙镇。
玩金融期货的扬子在上海“过着糜烂的生活”，在四川地震前几乎忘记了曾经存在过的理想。“但‘腐败’不影响爱国”，扬子跟家人说福州的客户要求在那儿多待几天，就抽身飞到了成都。帅气的扬子虽已年过三旬但仍未婚，他总能在电话中很强悍地教训来自国内外的“追求者”们：“别管我在四川的闲事!”
上述4人是在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报名后被分在一组的志愿者。
山西运城的“坦克”离家出走时连身份证都没带，就跟着本地的几个哥们开了两辆越野车，跨越1000多公里的距离奔向四川灾区。在陕西境内，他碰到了同为“越野e族”的志愿者，15日，三辆车把医疗和食品运到当时救援形势严峻的北川县，并执行运输伤员与物资的任务。5月18日，在宾馆里，他结识了童童、扬子这个团队。
“坦克”喜好军品，经营的众多小产业中包括一个军事主题酒吧和军品店，他随身装备着全套的军用迷彩服和头盔、电台：他好玩越野车，是国内的“越野e族”一员，经常花一天时间开着越野车“末路狂奔”，路越崎岖越HIGH，然后再花10天时间修车。
18日晚，“坦克”与他那三辆越野车的志愿者团队在去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其他人觉得已做得差不多了，再做下去，将面临更危险的防疫问题，决定撤离：“坦克”一个人意犹未尽，觉得自己过来后还什么都没做，现在回去会很没面子。几番争执下来，“坦克”干脆加入了童童的这个志愿者团队。
深入灾区
时间回到5月16日。
身在九龙镇的扬子和童童征调了一名当地的司机志愿者，3人凑成一只临时医疗小分队，装着食品和药品尽量往镇子周边的偏僻农村赶。
童童毕竟学过妇产科，她负责给灾民打针、包扎伤口、开常见病的药，并辅以一定的心理治疗。
扬子的任务是在一些车辆不能抵达的区域，用背包运送、分发药品和赈灾食品，他还得帮忙将身体不便的伤员背到车上。
遇到童童认定的重伤员或患者，司机就开车将其运到镇上的医疗救护中心。童童和扬子想去哪儿，司机就得开到哪儿。
这次四川震灾救援行动中，交通枢纽和偏远的重灾区往往囤积了大量优质的物资与专业人员，像九龙镇这样的中间地带反而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这里约9096的房屋在地震中严重受损或坍塌。但除镇上的中心小学外，人员伤亡并不大，地震的当口，很多当地农民正在田里干活。
童童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告诉村民们，他们的药不要钱，这些是政府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给的。就在小分队到达之前，一些赤脚医生们给村民打一剂破伤风针，收费50元。
扬子发光了全部的赈灾食品仍不够，干脆将小分队自己准备的干粮也分了出去，大不了晚上回镇上再吃。这里很多房屋垮塌的灾民已三天没吃东西，没人能像童童们走的那么远。
傍晚撤回镇上，司机感叹过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天。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给扬子：“哥们儿，你在我的车上掉了4包烟。你啥时候在成都，我开车给你送过来。”扬子唏嘘不已：“都遇到这样素质的司机了，我还有啥好说的?”
蓄势待发
童童始终担心自己的志愿者之行就此止步于九龙镇，自己的志愿行动就仅仅只有分发食品、饮水和药品，她可以做得更多。
这是团队里每个人的担忧。大牛曾在17日问：“你觉得哪儿还有比这里更需要我的地方?”
当时还身在九龙镇的童童，给一名《湖南日报》的记者老徐打了电话，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老徐活动之下，一家当地的私立骨科医院决定资助一批17万元的药品，并派出5名骨科医生和、名护士驱车前往四川。
正当岳阳的医疗志愿者团队聚在一起商量出发细则时，被一个中年人意外听到了，上前拉住老徐问：“能不能带上我儿子?” 老徐一瞥，他儿子就一毛头小伙，不太情愿地应道：“看实际情况吧。”
第二天，一辆城市越野里下来昨天那位中年人，他拉住儿子的手递给老徐：“我把儿子和车子都交给你了。”21岁的小龚正式加入岳
阳的这批志愿者团队，他很腼腆。车子交到老徐手中时，里程表上只有8公里，后来当这部车从湖南岳阳开到四川绵阳市区时，定格为1718公里。
18日下午的灾区，“七天黄金救援时间”已过，发现掩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的几率已微乎其微。由于四川连日的高温和暴雨天气，废墟下死者的尸体业已开始腐烂，尤其在废墟下还掩埋着逾万遇难者的死亡之城北川，防疫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即便在北川之外，其他有震灾死者的地方也不安全。按照相关部门的规定，从废墟中寻到的尸体应采取就地掩埋的方法，在远离水源的地方深埋。但一些灾区因尸体太多，当地气温又太高，根本没有精力逐个深埋，而且对挖坑的地方也没特别讲究，尸体污染水源、空气的可能性较大。
还有更恶劣的行为。一些志愿者声称，他们那里出现了异地埋尸的行为。一些村民趁黑将本村的死难者尸体运到邻村，随便挖个浅坑就埋，根本不管附近是不是有水井或河流。邻村的村民能闻到尸臭味，却找不到具置。
团队里，除了童童具有基本的卫生知识，其余人对如何预防尸瘟几乎一无所知。她建议两名在校大学生大牛和娟留守成都。
大牛很不爽，就着扬子的笔记本电脑狂查预防知识。
悲哉志愿者
颠簸了近24小时，岳阳车队于5月19日中午时分终于抵达成都。过度疲劳的志愿者们被安排在同一家宾馆休息，童童烦躁却也无奈，按原计划汇合后的团队最迟应在19日下午出发。
这家位于东风大桥附近的锦江之星酒店俨然是志愿者的大本营。经营者宣布对所有入住的各地志愿者按会员价打9.5折，每天房价只有140元。
走廊里穿行的身负沉重登山包的志愿者如过江之鲤。
19日中午12:35，一伙深圳志愿者苦着脸追问：“你能提供一些信息，告诉我们现在能干些什么吗?”
震灾后，逾10万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云集四川成都，许多人不熟悉灾情进展，被迫等待红十字会等组织分配任务，而忙得晕头转向的红十字会暂时还没考虑到照顾这帮没领到任务的志愿者急切的心情。
防疫形势严峻，当时志愿者们已不可能像前几天那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进入重灾区需要特别通行证。但神通广大的童童早已通过小学同学的关系，联络好了受灾较重的绵阳市安县的驻地。
20日早上10点半，宾馆后门停车场，由一辆志愿者的轿车，一辆小龚的城市越野，一辆运输药品的小型面包车，一辆《湖南日报》的轿车组成的车队终于启程开向绵阳。
娟留在了团队。毕竟在成都上学，也是四川人，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
大牛万般不舍，但还是被迫离开。
祸起萧墙
车队驶入绵阳市郊一处部队驻地，这里驻扎着139名从北川方向下来的灾民，48个家庭，只有1个是完整的。
岳阳的医疗志愿队对没能在这个基地找到急需治疗的骨折病人颇感失望，严重的骨折伤员早已被送往医疗条件更好的绵阳、成都，甚至被专列送往临近的重庆。
接待志愿队的陈险峰少校介绍，绵阳虽灾情严重，死亡比例高，但因处平原地带，交通受损不大，因此伤员受治疗比例也高，陈险峰建议医疗队从事当下更紧迫的卫生防疫工作，医治骨折伤患的时期已经过了。
这违背了带队的骨伤医院副院长的初衷，他们希望能救助灾区的骨折重伤员。
坐在一旁的童童替尴尬的陈少校打着圆场，随后坐下来小声打着冷哼：“有活干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谁让他们不早点来。”
随后，岳阳医疗志愿队以灾民帐篷为背景集体合影时叫了声“茄子”，这引起了童童这组志愿者的极大反感。
拿着军队开出的介绍信，志愿者们驱车前往绵阳市中心的抗震救灾应急指挥中心换取了“通关文碟”，只有拿到这个，才能通过封锁，进入最终目的地――安县。
安县空旷的街区上密密排布着、河北、海南、四川、四川凉山等疾控中心派出的工作组，随后几天又增援了中国疾控中心，以及河南、广州、深圳、衡水等地赶来的疾控工作组，扎帐篷的空间越来越紧张。
热情的安县人给志愿者直接搬来一箱桶装方便面，特意叮嘱不用浪费自己带的干粮。
童童将自己那份泡好的面让给扬子，不想吃，刚才，她试图向副院长说明他那种专治骨折伤员的想法在当前的灾区一线不具操作性，但副院长就是为了证明医院，技术精湛”而来，根本听不进劝言。
晚上8点半，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口的大坝子上灯火通明，几十号人围坐成两三圈，来自各地的防疫专家例行与本地官员一同开会通报防疫动态。
海南、河北专家组经白天的调查后认为，目前灾民的居住环境非常差，严重缺帐篷，缺基本卫生物资。但几千万的物资缺乏悉心照料，运来了随便扔哪儿就走了，混乱的物资统计使得物资管理员根本不知有哪些物资可以用，能用在哪儿。
大量的赈灾食品和瓶装矿泉水暴露在阳光下暴晒，这样食品完全有可能变成“”，成为新的污染源，有些地方还有人赠送鲜奶给小孩和老人喝，但鲜奶保质期很短，变质后的鲜奶极易导致腹泻等肠道疾病。大量农村灾民的临时帐篷搭建在稻田里，一旦下暴雨，它们将被泡在水里，有可能造成大面积污染。
河北疾控专家认为，当前最紧要的防疫手段是对饮用水进行检疫或消毒处理，并喷洒杀虫药剂减少蚊蝇密度。
童童的团队和岳阳医疗队第二天的任务，就是辅助专业的疾病防控组开展这样的卫生调查，并向灾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是夜，众人在雨中搭建帐篷，草草而眠。
塔水探访
塔水镇属于安县受灾比较轻的乡镇。
21日一早，除童童、骨伤医生外，其余志愿者被分配去此地调查卫生状况。每个人发了橡胶手套和口罩，还有一大叠如何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的传单，在基地由防控队进行了简单的培训后，众人登车出发。
塔水镇医院的房子出现了裂缝和轻微墙体破裂，里面的医生已搬到了院坝里医治病人。外科医生那里排队的人尤其长。
志愿者们在院坝里遇到了陈硕，
他是安县当地防控站的工作人员，据他介绍，“各地支援的消毒药有兽用的、鱼用的，似乎只要是可以消毒的都在往这边发。有的药甚至连医生都没见过，要命的是还缺乏必要的说明书，这类‘消毒剂’只能被堆在仓库里无法使用。”
更恐怖的是，有的当地老百姓不放心井水的水质，把两三种能找到的消毒药品都往水里倒，这样本来没毒的也可能变有毒了。
陈硕说，当地的井水暂时无法全部消毒，只能应急绐老百姓发消毒药片。对已经打上来的井水消毒，每100公斤水放一片，搁半小时后煮沸饮用。
地震后，陷入瘫痪的相关部门没精力收拾街面卫生。镇民一看到街头出现身穿白大褂的疾病防控组技术人员，就怨气冲冲地招呼：
“你们能不能过来把这边的卫生打扫一下，都堆了好多天了。”
镇上的居民大部分在使用未经检疫的井水，没有领到消毒药片。地震灾区的水源即便没有被尸源污染，也有可能因地质结构的改变而被化合物污染。
镇民们还在质问着乡镇干部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到基层视察灾情，镇上物资堆那么多，为什么到他们手上的就那么少。“平时百姓就憋着火，震灾后这些干部就更没法和温总理比了，到现在一个人都没去镇上视察过，有的地方灾民生活物资难以保障，就去找镇政府。”
搭乘广州市的救护车返回安县时，海南卫生防疫站的一名队长说：“就昨天，和一个镇干部讨论防疫问题时，他不太高兴地回答，现在吃喝是第一问题，防疫一步一步慢慢来。”
团队分离
吃过晚饭后，童童和其他几名岳阳人本想去县里的集市逛逛。结果发现双方分歧很大。
童童很郁闷：“今天才知道，他们其中几个医生并不想过来的，谁不在乎自己的命啊，但董事长决定要来这边打打广告，一听说有《湖南日报》的记者牵头，就命令他们几个跟过来了。”
“他们还是早点回去吧，搞得跟灾区三日游似的，还‘茄子’呢。”“坦克”火上浇油。21日晚上，“坦克”因一言不合差点与一名骨科医生动手，扬子急忙将他拉开：“和不是一个档次的人计较个啥?”
扬子说：“人家也没白来，好歹拉了17万的药。”
分裂后的团队彻底没了战斗力。22日清早，岳阳志愿者决定退出，他们开走了印有医院名称的面包车：老徐有采访任务，没有加入童童这组：小龚的车得送岳阳老乡回成都；淼淼早上在绵阳临时有事，开走了自己的车。
童童们没有交通工具，具体的宣传工作也由当地社区接替，不得不打包撤离。
两辆的士把团队和装备拉到了20公里外的绵阳市，大家准备坐大巴回成都。
一回成都，没带身份证的“坦克”径直买了24日回山西的火车票：扬子订了同一天晚上上海的机票：童童打算继续在四川待两天，第二天跟了老徐下灾区采访。
各人记下了队友的QQ、MSN和手机号码，让小龚专门成立了一个群，名叫“5・12的兄弟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