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建筑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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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近十年中国西方文论译介回顾

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20年(1978-1998)的大量翻译、介绍、研究之后,中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冷静、较为全面和更有选择的时期。特别是,在近十年(1999-2009)中,在对“失语症”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之后,中国西方文论界逐渐意识到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在历经20年译介的狂轰滥炸之后所处的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中国学者的自我在哪里?话语又在哪里?因而,学术界应更加自觉地注重建构自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的对话角色。

大体上说,十年来,中国在西方文论的译介上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对西方文论的译介相对较为系统、全面。单就翻译而言,可以说,在近十年里,重要文论家的代表性著作都已翻译出版或有所介绍了。就介绍和研究而言,也同样注重系统和全面。其中,“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包括《女权主义文论》《新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等,对相关文论进行梳理,基本上代表了对改革开放之后20年外国文论译介和研究的总结。

其次,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也进一步趋向深入。《西方文论关键词》(外研社,2006),共收录论文83篇,以一词一文的形式对西方文论当中的关键用语和时新词汇作了明确的阐释,在提供简明扼要的概念解说和背景介绍的基础上,对每一概念的发展衍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辨析,力求在外国理论与评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学者的自家见解,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界在继续关注经典研究的同时,也更关注西方文论的最新动态。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文论家陆续到中国访问、讲学,这既促进了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西方文论的研究,同时也带动了他们的代表作与新著在中国的译介。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J.H。米勒(J.H. Miller)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齐泽克(Slavoj Zizek)2007年5月首次访华时在南京大学的讲座,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的著作也成为了当时的学术畅销书。

再次,文论的普及化受到关注。“培文读本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西方文论“读本”,诸如《福柯读本》《斯皮瓦克读本》《哈耶克读本》等,这些系列还在继续出版之中。除了在中文学科中较为普遍使用的“西方文论(简)史”、“西方文论教程”、“西方文论讲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之外,有一些英文的西方文论选读书目也陆续出版。

近十年中,中国的西方文论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学术界更注重反思西方文论之于中国的学术意义,试图建构中国学术话语,试图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而不只是单纯的接受,同时主动去反思西方文论深层意义上的不足与缺陷,并且试图加以弥补。实际上,学术界在与西方“对话”问题上一直有“焦虑感”。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整个90年代,一直都有对于“失语症”与建设“中国学派”的讨论、争论,也在一些局部问题上有了新的思路,比如后来提出的“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化”等。

中西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高职建筑专业培养的是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资料员等技术人员，学校的培养方向不仅要关注当下，更应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和建筑业的未来走向。从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来看，要想在建筑领域有所建树，还应该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有宽阔的眼界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被媒体认为是“最具人文气质的建筑师”，他热爱写作、绘画、书法、哲学、古代文学等，也正是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设计灵感，他的建筑风格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于教育，他主张培养“哲匠”式建筑师，“哲”是哲学思考，“匠”是工匠，也就是有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建筑师[2]。王澍的获奖启示我们，文化艺术修养对培养建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课堂讨论模式的涵义

课堂讨论模式以问题解决为中心，指“在准备事实性、解释性和评价性问题的基础上指导课堂讨论”[3]。事实性问题的回答能够直接从材料或文章中找到原话或推断出符合逻辑的结论，结论是唯一的；解释性问题是一些有歧义的问题，不只有一个答案，有多种可能的解释；评价性问题是要学生联系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价值标准对材料中的观点作出评价。在“中西建筑文化”课堂讨论中，一般采用解释性或评价性问题，因为这两类问题没有特定答案，是开放性问题，能在问题的探讨中，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事实性问题对于高职生而言，相对简单，可以通过其他学习方式获得答案，无须深入探讨。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以布鲁纳的“发现学习”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传授，而是学习者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在建筑文化课程中，要实现教学目标（即学生能够比较、分析、鉴赏中外建筑的美，能评价当代社会的建筑文化现象，能预测建筑文化未来发展趋势），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和表达观点的机会，促使学习动机由外部向内部转化。

三、课堂讨论模式的课堂组织形式

（一）准备材料构建一组好的事实材料，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和经验，优秀的教师往往不会局限于教材内容，而是能从社会生活中敏锐地捕捉到信息，课堂讨论的材料来源于社会，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当今社会，各种建筑现象和事件层出不穷，作为建筑专业的学生，有必要对纷繁的社会现象有所了解，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可以结合教材内容，设置一组代表性材料：材料一、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梁思成先生的建筑美学思想。材料二、影视明星成龙把收藏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科技大学。材料三、当下一些城市不惜以牺牲自己的遗产为代价，克隆西方的地标性建筑，如杭州天都城的埃菲尔铁塔，苏州相城区的伦敦塔桥，天津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等。材料四、中国许多地方成为了西方建筑师的试验场，随处可见奇形怪状的建筑，如“大裤衩、唐僧帽、大秋裤、桶装方便面”等。

（二）设计问题课堂讨论模式的难点在于问题的设置，讨论的质量直接依赖于所提问题的质量[3]156，问题来源于材料。根据以上材料，提出如下问题：（1）现存古建筑需要加以保护吗？（2）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3）如何看待中国各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克隆建筑和奇怪建筑？（4）结合对以上三个问题思考，谈谈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组问题的难度由浅入深，既具有独立性，又有内在的逻辑性，引导学生思维向纵深发展；这组问题是真实的疑问，具有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问题的解答会加深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三）创设问题情境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在一定情境下进行的，学习情境必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意义建构，情境的创设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呈现材料时，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借助于网络海量资源，制作集文本、图像、动画、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营造问题情境，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情感体验。如在对上述材料进行处理时，综合运用关于南京古长城、徽派建筑的视频欣赏，克隆建筑的图片呈现，成龙捐赠古建筑的新闻报道，网友论坛发言等，还原历史现场，模拟真实情境教学。

（四）合作探讨凯恩的大脑研究原则“对意义的探求是天生的”[3]5，启示我们教师，每个人都具有求知欲，只要手段得当，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建构意义。讨论的形式采用小组式讨论和全班式讨论，前者是把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选取一个问题或角度进行探讨，小组成员内部各抒己见，组长记录并整理每位成员的观点，这种讨论形式的优点是学生参与面广，气氛活跃，当然它要求学生要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全班式讨论是在教师的主持下，同学们对某一问题自由发言，教师可以掌控讨论的进程，引导讨论的方向，也可以对学生的回答作出及时评价和反馈。

（五）归纳总结教育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告诉我们，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赞美将会促使学生表现得更加出色，反之，对学生的批评与否定将使学生自暴自弃。在总结阶段，教师对学生的表现和提出的观点以鼓励和表扬为主，学生对某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恰恰就是讨论带来的成效，因为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权威观点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理解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增强处理现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如讨论结束后，鼓励学生把探讨中得到的结论整理成小论文，以适当的形式发表，学生体会到一种成就感。

四、教学的安排

中西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艺术美学;审美共通性;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传统绘画;关系

中图分类号:J20-05文献标识码:A

审美共通性是艺术审美的基本规律。同属视觉艺术及空间艺术的绘画与建筑,二者在发展历程与生活应用都有着高度的依存与审美共通性;建筑与绘画二者除可彼此应用与做为创作发想之外,建筑的空间与形式长久以来亦逐渐成为绘画的媒材。梁思成将中国园林(包括园林建筑)视为一幅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认为园林是介乎古典型建筑和浪漫型的绘画之间的一种特殊艺术。①建筑在做为人类休憩避难的功能之外,也是一种美感的具体实践,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里说:“建筑风格的变迁就是以线为中心。希腊式建筑多用直线,罗马式建筑多用弧线”而这种作为形体单位的线,则是图画、雕刻等这种美的事物都必具有的要件。②王振复在《建筑美学笔记》中探讨建筑与绘画的关系,认为中国建筑的“园理”与画理相通;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则探析中国园林如画的美学思想。建筑作为一种与人类文化共存并落实于生活应用的艺术,实际上反映出各种生活层面的美感,也作为不同艺术审美的融合。正如《中国建筑文化大观》所说:“中国建筑是技术兼艺术的灿烂之华,……中国建筑一定程度上具有音乐的旋律、绘画的美意、诗文的气质与雕塑的境界;……在中国建筑的时空存在与发展中,这些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艺术渗融其间,展开了一场场持久而甜蜜的‘对话’”③。

一、中国传统建筑与绘画的基本审美特征

1、重天人合一的传统建筑审美

中国的建筑在长久的农耕社会型态与特有的汉语言文化哲学之孕育下,映像出高超的土木结构科技与高雅理性而深邃的文化哲思,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时空意识、淡于宗教与浓于伦理、“亲地”倾向与恋木“情结”、“达理”而“通情”的大地文化等四项特点,④并具有自然美、曲线美、均衡美、象征美、阴阳美等五种具体呈现⑤。如以儒、道、释等哲学理念将之聚敛浓缩于建筑艺术的审美理念上,则以“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三种精神体现于世。

(1)“致中和”的文化审美体现

《中庸》有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首先呈示于其有机整体观中,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和谐美,也是孔、孟认为处于“天”、“地”之间的人,最好的自处方式,制导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形制。⑥

传统建筑选址向来以“立于中”为先。卜辞有“立中,允入风”之说,因此国族社稷需位中土,汉书司马相如传之大人赋记载:“世有大人兮,在乎中洲。”“中州,中国也”;选址之外,城池规划、家宅民舍,也需“辨方正位”而“择其中”。至于城市与庭院布局则重视中轴线之观念:“在中国古代,具有中轴线布局意识、观念特征的建筑则随处可见。……北京紫禁城就是一个典型。”⑦梁思成认为:“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⑧。可见“致中和”之精神不止成为天子以至黎民在建筑上必须谨守的默契,也是契合于华夏民族礼乐文化均衡、和谐的共通审美心理。

(2)“重礼教”的人伦教化呈现

儒家的政治,首重教化;礼乐正是教化百姓的具体内容。举凡食、衣、住、行,抑或婚、丧、喜、庆,都不可以须臾离开礼,《礼记•乐记》云,“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荀子•乐论》云,“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若崩,则国族恐将灭亡,故而言行必有礼法,屋宅建制也必须依循礼制系统。

汉高祖令叔孙通制订汉礼制度,废除秦社稷,设立汉社稷;⑨魏晋至隋唐时代进行频繁的修礼活动,至唐时完备了都城礼制建筑系统,并将郊祀等祭祀制度,形成国家大祀的定制。⑩任何朝代的礼制建筑非但受到君主的极度重视,也是民宅建筑的依据。宗庙、宫殿、陵寝等规划,除谨守其严格的伦理与阶层规矩外,台闽常见的三合院民宅建筑,则以供奉神主牌位的“祖厅”正厅为中心,两边等次而下乃为祖父母房、父母房,儿女房位居边陲,与最低下的厨房、仓库为邻;同样谨守伦常规范。至于庙宇、民宅之脊饰、壁堵或窗棂,常可见到的“赵子龙长板坡救主”、“彩衣娱亲”、“精忠报国”等壁画或装饰,是将忠孝节义的思想,透过建筑以达到教育子孙与思想启发的最佳境教方式。儒家重视人伦之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故而合乎礼教规矩与强化儒家人伦教化,乃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审美,亦使中国之建筑处处呈现和谐、平稳、冷静而兼蓄秩序与肃穆的景象。

(3)“敬天地”的轮回意识延展

《老子》诗蒸民:“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庄子》齐物论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天道篇:“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中国人对于“天”,并非仅是“敬”与“畏”的关系,更是“亲”与“爱”的落实体现。天地育载万物,国族社稷之兴盛衰亡,则端视天子言行是否顺乎天道。行礼如宜,则天命永祚;逆天道而行,则天地将起异象,“天命”也将另择善德并取而代之。如《尚书》盘庚所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因而社稷寻址需依循四时以定方位,庙堂规制必循伦常以订礼制,庙宅陵冢形有所别以分阴阳,梁柱檐阶取材自然以尊天地。所谓“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记•郊特性》)“天神在上”,人便应安居立命,以仰天之德,礼敬天地,顺自然之法,周而复始,方得享永世不灭之资源。

2、尚文人精神的传统绘画审美

中国绘画的艺术性反省,是东汉末年及至魏晋时代的事情。而中国绘画艺术性的兴起,徐复观在分析后认为是因为以经学为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兴起、老庄思想及玄学风气抬头,以及人伦鉴识之风大盛三者为主要原因。B11因此中国的传统绘画审美也与之紧紧相扣,发展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美学特征和绘画传统。

(1)重传神

所谓“传神”,即系将此对象所蕴藏之神,通过其形象而把他表现(传)出来。B12“神”指的是精神,亦即老子《道德经》中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以及《庄子•天下篇》“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合而言之的精神。《淮南子•原道训》中载道:“气为之充,而神为之使也。”“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世说新语•巧艺》中则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B13。是故,后来无论“穷玄妙于意表”的宗炳,作《叙画》的王微,或影响中国画坛深远的《古画品录》作者谢赫,都侧重“传神”一事。宋人邓椿也在其《画继》中提及:“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传神而已。”透过画作以传递绘者与受绘者之精神、本质与特性,是传统绘画最终的本义。

(2)崇气韵

精神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之物,精神一旦落之于笔墨上,即化格为“气韵”。南齐谢赫于《古画品录》中有云:“虽画有六法,罕能该尽。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而所谓“气韵”,徐复观认为应将“气”与“韵”当作两个概念来处理,也就是嵇康所谓的“神气宴如”、养生论的“神气以纯白独着”;此乃由作者的品格、气概中透过“心斋”与“坐忘”的努力后形成的“神气”B14。“韵”是由上述的“气”所分解出来的,是一种音乐的律动,落实在画纸上,主要就是线条的本身,藉由线条,而将神形的“态度风致”在绘画上表现出来,所以邓椿在《画继》中强调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此即历代用以评定画作优劣的标准。

(3)尚雅逸

所谓“逸”,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从《论语•微子》中考证其原意,将古之所谓“逸民”分成“发中权”之“ 高逸”与“身中清”之“清逸”二者;认为此与魏晋时的“清”、“远”、“旷”、“达”相通。魏晋时代士大夫以人伦鉴识区分画品之雅俗,《唐朝名画录》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加定“逸品”,重视不拘常法,以自然为上的画作;至[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则将“逸品”置于“神品”之前:“高逸一种,盖欲脱尽纵横习气,澹然天真,所谓无意为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而“逸格”也得到北宋文人画家的推崇。故而“人到无求品自高”即成为追求画品格调高逸之不二法门。此须由绘者之思想人格着手,所谓“绘事,清事也,韵事也。胸中无几卷书,笔下有一点尘,便穷年累月,刻画镂研,终一匠作耳,何用乎?”B15因为太多红尘杂事,将使得作品显得“俗气”,无法入流。[清]沈宗骞也说:“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B16,邹一桂更以艳巧俗媚为忌,[清]邹一桂《小山画谱》中说道“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足见“尚雅逸”,确实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中国传统建筑与传统绘画之审美共通

中国传统建筑与书画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是空间结构、线性变化及曲面构成等,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B17。尤其传统园林,更是如此。“中国古代园林的造园手法讲究虚实、透漏、因借与景移,园林建筑的布局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颇有章法。以有限的建筑园林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颇近于画理。”B18传统绘画讲究皴法、线描及墨色使用,以线条的粗细与曲直构成形状(shape),以墨色浓淡与色彩塑造质感;传统建筑则以线条与空间拟塑风格,以材质和规模形成量感。在长久的交融互用之中,建立出如下的审美共通性:

1、和谐与秩序

“和谐”与“秩序”为儒家的基础与特色,亦为传统画作与建筑的审美标准。王维《山水诀》:“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趋。”[宋]郭熙《林泉高致集》则载道:“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李成《山水诀》也强调:“凡画山水,先立宾之位,次定远近之形,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低。”所谓画有宾主,“主”与“宾”的关系确立,是绘画中维持“秩序”确保“和谐”的重要关键;[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元]王蒙的“秋山萧寺图”,千仞高峰之比例占据整体画面之泰半,溪流与人物则陪衬在下方角落。[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选择以人物在画面中所占的大小比例,区分帝王与随侍之关系,使主宾分明而和谐有序。作为古代建筑典册之《考工记》则记载:“王城居首,为全国血缘宗法政治中心。诸侯城列作第二级……。”“三级城邑,尊卑有序,大小有制。”同样在确立“主”、“宾”的次序;以祀奉至圣先师的孔庙为例,无论于建筑之定制、高度与规划上,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与庙中其他建物相比,则明显是王维所谓之“主峰”。

绘画与建筑虽不同于简册将圣儒教化之言语以文字条列,仍以不同形式展现其教化功能。上述阎立本之“历代帝王图卷”绘列各朝帝王,依各帝王之品德、功绩决定于该图卷中侍从人数之多寡、行路或乘轿、仪态雍容或抑郁;此与杭州岳武穆庙前秦桧夫妇跪像、武则天坟前的无字碑,同有奖善惩恶之妙趣。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五代的“宫乐图”则与北京紫禁城以中庸致和为名的“中和殿”、福建南靖“和贵楼”、“怀远楼”等土楼之命名、台北“三峡祖师庙”罗列的“卧薪尝胆”、“田单复国”等铜雕壁画,以及桃园“范姜老屋群”的建筑彩画B19,同样隐含劝勉后人自强不息与守分向上的教化之功。

2、题名与定性

文人在画作上以文字题名落款与详加批注的习惯,最晚在魏晋时代已经出现,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南朝梁]萧绎的“贡职图”都有题名。而宋代画院考试常以古诗句为题,如“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踏花归去马蹄香”等都曾是画院考试的题目B20。这些题名将创作者的意念,较纯粹的图像更清楚且具体的呈现,在线条与墨色的传达外,以诗句与文字的述写,将作者之人生价值与哲学思想透过画作详实的传递。建筑之“题名”一如画作,前述的“中和殿”、“和贵楼”以建物之名传递拥有者之意;清代末期常受法、荷、西等列强侵犯的台湾,钦钗大臣沈葆桢为巩固海防,于台南安平仿法国之堡垒形式建造一防御性碉堡,在其城额上题名“亿载金城”四字,以求该城池千年亿载不朽,使防卫固若金汤、易守难攻B21;还有苏州“拙政园”中“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对联B22、广州“陈氏书院”大厅格扇上“道太邱星聚一堂昌后世,德令广雅,风培百粤振斯文”B23的对联,都是借由“题名”,使建物呈现主人之风骨、寓意及人格特质的最佳写照。

传统画作的“性”主要来自于作品的题材、技法,而“格”则取决于创作者的品格修养。画作“性格”是赏析画作的重要依据。以工笔精绘而设色金碧艳丽者,鸟兽翎毛可见微毫,庙宇栋梁斗拱错落,画作呈现华贵而工整的气息,董其昌将之归为“北宗”,[唐]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是其代表;而被归为“南宗”的另一派画法,善用渲染与淡墨,“流素而成云,借地以为雪”,重视人物神韵与山水灵气,南宋梁楷的“泼墨仙人”是其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属性与风格虽不分为南北二宗,却因其建筑布局、风格造型、空间组合和细部处理等直观而显性的建筑技术,有风格迥异的“徽式建筑”、“闽式建筑”、“藏式建筑”、“岭南建筑”等,或是各具其使用机能的“庙宇建筑”、“民居建筑”、“军事建筑”等,当然也有因营建法制而区分的“汉代建筑”、“唐代建筑”、“明清时期建筑”等不同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文化展现的建筑审美。

3、隐喻与象征

传统画作与建筑的“性格”既来自于人的品格,其直观形象与显性特征,则以隐喻与象征的符号提供找寻其隐性意涵与内在精神哲理的线索。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类此相互关系与延伸意涵归结成一套系统,以直观接收的“能指”(signifier),与间接受引导的“所指”(signified),以及转译间接呈现的“意指作用”(signifitation),来说明符号如何演绎出的思想与其后续延伸的神话。B24

古代中国文人因身处封建体制与礼教文化的威权,早学会运用这种间接呈现的手法,将意念隐藏于若有似无的朦胧中,以求明哲保身。[清]郑燮的“甘谷菊泉图”的,隐喻自己孤高超俗、不与尘世同流,于浊世中仍有廉洁自持与不移的气节,因此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B25除“花中四君子”之外,传统画作中常出现的松、竹、梅,则代表坚毅而高风亮节的“岁寒三友”;牡丹象征富贵、莲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清泉象征君子之德、白石象征择善固执;而山水画中常出现的一叶扁舟,往往是隐喻着文人“一朝不得志,明日散发弄轻舟”的潇洒与自我藉慰的处世哲学与艺术精神。

这种隐喻与象征的手法同样出现在建筑审美上。在《周易》中,“九”为帝王至尊之数,为阳爻之天数;“六”为阳爻之地数。天九地六,为天地运旋之时运。所以建辟雍为太学,实际是将崇拜天地自然的观念渗透在教化、开蒙达智之中。B26杜耒《寒夜》“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是文人于其宅第中,以具象征意义的植栽自我惕励与期许。这种象征符号也许布置于园艺景致,也许形塑于居宅栏杆、窗棂、门堵壁画上。古代知府衙门厅堂里彩绘的青天、太阳、海浪与白鹤壁画或浮雕,就是为官仕人清廉自持、为民青天的自我惕励。中国客家传统民居更是以丰富而深刻的隐喻内涵和象征意义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深刻的印象。“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依山而建,正面是红色的砂岩石垒砌的巨大浮雕石壁,中开大门,入门后为一条44级、上有玻璃光棚的笔直蹬道,正对陵墓,这种入口空间序列是古代陵墓神道的象征。”B27这是当代岭南建筑创作对传统建筑象征文化的继承。

4、气韵与意境

传统绘画审美具有“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特征,而传统建筑也将一系列文化讯息与素质蕴涵于其建筑“语汇”之中。梁思成与林徽音说:“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B28这种具有“诗意”与“画意”的“建筑意”,蕴含民族文化的深意,来自于民族的哲学、历史、伦理、美学等多种文化的综合,B29也就是所谓的生命韵致与艺术精神的“气韵”。王世仁也认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单体的造型欣赏,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不在于局部的雕琢趣味,而在于整体的神韵气度。”B30此“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B31序列推移的整体精神,除了阐释伦理精神,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对理性的人文探求。它可以是数字化的屋舍间架递减,也可以是燕尾脊角度的蜷起曲线与庑殿飞檐之如鸟翼昂起,说明中国人对秩序、婉转、圆融和向往天人合一等神韵品格的追求。

王振复先生以为“建筑文化,同时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无庸置疑的。”,他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象征性方式归纳为“数的象征”、“形的象征”、“音的象征”、“色的象征”等四种。B32在这四种象征性方式中,窗户、石板、藻井、塔层的数目变化,与[明]龚贤《画诀》:“四树一丛添叶式,此四树一丛,三树相近,一树稍远。”及奚冈《树木山石画法册》:“聚则宜累累,散则为星星。”以聚、散、疏、密分布表现韵律的绘画技巧相符。苏州的寒山寺以“夜半钟声”揉合“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鱼火对愁眠”的意境,闻名于古今。台湾彰化鹿港龙山寺饶富韵律的龙柱造型,充满文人风格的覆盆式石雕柱珠,以及纯朴素雅的飞檐翘起,在香烟袅绕与斜阳西照的光影映照下,与其雅致的山门也拟塑出相同于董其昌“高逸图”那烟岚飘渺、宁静致远的幽雅意境。

5、布局与五行风水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所提的“经营位置”,即传统建筑所谓之布局,相似于西方绘画理论所说的“构图”(composition)。其中不同之细微处,在于以天人合一的美学思维中,传统绘画之经营与建筑之布局追求与天地相和,阴阳相生,于其甚者更要求符于五行风水之理。[宋]郭熙认为作画之时,凡经营下笔,必合乎天地B33。[明]董其昌则认为,凡画山水,须明分合,其次须明虚实。B34树石布塞,需密相间。虚实相生,乃得画理B35。[清]唐岱《绘事发微》则载道:“古人之作画也,以笔之动而为阳,以莫之静而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体阴阳以用笔墨,故每一画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树石沙水,无一笔不精当,无一点不生动,是其功纯熟,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画所以称独绝也。”石涛的《画语录》则以“一画”为核心,融合周易、道家学说和禅宗之说B36。

历朝的都城规划与宅第布局,同样遵循周易及阴阳五行之理念,善用左阴右阳,采“九”为阳数至极之法。《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至于宫殿型制,则遵循儒家规矩“前朝后寝”之制,所谓“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九为分,九卿治之”B37。东汉末年道教盛行之后,阴阳五行风水之说更深深影响其营建法制。《旧唐书》载武则天建立明堂的诏书:“今以鼎郊胜壤,圭邑奥区,外天地之中,顺阴阳之序”,以八卦之形为台基,重视阴阳的顺序。而后之紫禁城,南京的明孝陵,其宫殿布局、尺寸与用色,都可察见五行五色与阴阳与风水之特征潜藏其间。以空间布局著名的苏州“留园”,西北为太祖山、祖山,是风水术中“干”位所在。为求“龙脉”流贯,因此于中部掘水池为“龙潭”,而东南“巽”位为“风”,在此设建筑,以求“风生水起”“龙气盈贯”。此“龙脉”相应于水墨画,则为画中山势之起伏,[清]王概比喻为人之气脉B38;王原祁则以为“龙脉”为画中气势,与开合起伏互为体用,若强扭龙脉则生病矣。B39

因此历史学者姜波认为:“北周五郊坛的高广和距城之远近,都合乎五行之数,使五行观念与五郊坛的对应关系更加整齐。……西汉晚期确立了阴阳五行学说在祭祀方面的指导地位……”何晓昕则说:“中国风水术是中国建筑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中国建筑与环境学的一种传统“国粹”。”B40

三、结论

中国画以线造型,以形写神,注重白描、散点透视、虚实相映,以有限之景寓无限之情,追求“象外之象”,以拟造气韵生动的“境”;中国园林则讲究虚实、透漏、因借和景移,其植栽与庭院的安排疏密有致,虚虚实实。以有限的空间表现无限的人生情趣,寄托中国文化的宇宙意识和生命精神。这种殊途同归的艺术审美,以儒家思想、老庄哲学、佛家轮回与五行风水为文化底蕴,发展出具有“致中和”、“重礼教”、“敬天地”的建筑审美,也酝酿出“重传神”、“崇气韵”、“尚雅逸”的绘画审美,无异是中国艺术精神现象的凝聚。

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精神与生命的写照,是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为追求,所有艺术犹如万流同归一宗,具有相隔却相通、神似而体异的审美共通性。尤其是集技艺与艺术于一体的建筑艺术,与传统绘画具有“和谐与教化”、“题名与定性”、“隐喻与象征”、“气韵与意境”、“布局与五行风水”、“心灵自在与自我抒发”、“对和的禁忌”等面象的审美共通性。这些审美共通性体现艺术品欣赏与审美之规律与经验,从而为扩充与深化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感受,实现审美超越,提供多样化的条件与契机。(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引自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②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下册,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79页。

③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④ 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

⑤ 参见张士全《论中国古典园林的风水美学思想》,新浪博客网。

⑥ 刘月《中西建筑美学比较论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⑦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⑧ 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⑨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5页。

⑩ 参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36页。

B1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46-157页。

B1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58页。

B1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B14参见曾炎辉《“气论”在宋朝山水画中的影响》,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33-69页。

B15方咸亨《中国画论类编》,《邵村论画》,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版,第145页。

B16参见朱晓红《沈宗骞――中国书画画语图解》,《芥舟学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B17参见叶育男《形体的自由化――东方书法与美学在数位构筑中的初探》,台北新竹国立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1-19页。

B18唐孝祥《近代岭南建筑美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B19倪晶玮《范姜老屋建筑彩画中之文化意涵》,《建筑学报》(台北),2009年第68期,第236-239页。

B20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B21李乾朗《台湾建筑史》,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68页。

B22此联置于拙政园西山之“雪香云蔚亭”,为[明]文征明所题。原文出自[南朝]王籍《入若耶溪》诗“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影逐回流。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之其中二句。

B23此联置于陈氏书院(陈家祠)首进大厅格扇,上下联之大意为:“追寻着太邱祖的道路,将贤德之士集于一堂以切磋学问,昌盛后世;与德芳百世的广雅书院为邻,以优良的学风培育我百粤的子弟,举拔人才,提振文风。”文在缅怀先祖,尊崇广雅书院的文风,并勉励后代子孙勤奋向学。

B24参见罗兰•巴特《神话学》,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69-187页。

B25参见全景博物馆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名画博物馆》(第四卷),第450页。

B26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B27参见李倩《中国传统建筑象征的审美文化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4页。

B28梁思成《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B29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B30王世仁《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B31《十三经注疏》卷11《礼记注疏•中》,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3-1135页。

B32参见王振复《建筑美学笔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0页。

B33郭熙《美术丛书》第九集《林泉高致集》。

B3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B35蒋和《学画杂论》,转引自袁金塔《中西绘画构图之比较》,台北:艺风堂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B36邓乔彬《中国绘画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页。

B37转载自罗哲文、王振《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B38[清]王概《芥子园画传》该段原文:“所谓嶂,盖山之颅骨是也。此处起伏为一山之主,而气脉联络,并为通幅之一树一石,皆奉为主。又有君相存焉。……山有高有下,高则血脉在下,肩骨开张,基脚厚壮,峦岫环绕,映代步绝,此高山也。”

B39[清]王原祁《雨窗漫笔》该段原文:“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石谷阐明,后学之所矜式。然愚意以为不三体用二字,学者中无入手处。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若知有龙脉,而不辨开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势。知有开合起伏,而不本龙脉,是谓之顾子失母。故强扭龙脉则生病。开合逼塞浅露则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则生病。”

B40参见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41页。

Aesthetical Intersection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Drawings

TANG Xiao-xiang1,WANG Yong-zhi2

(1. School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ubtropical Building Scienc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1)

中西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风水宝地、事死如生、等级、清昭陵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建筑文化由于其内涵和形式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独特的语言体系。我国传统建筑作为哲学的物质载体，通过蕴藏在其中的高超木结构技术成就与迷人的艺术风韵，映射出的美学精神、严肃的伦理规范，以及对人生的终极理解，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和深邃的哲学境界。本文以清昭陵为例，论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陵墓建筑中的体现。

所谓陵寝指中国帝王的陵墓陵宫,是属于墓葬文化的一个建筑门类,中国封建文化发达,帝王乃“真龙天子”,权倾天下,故陵寝建筑的繁荣,也是世所罕见的。陵墓的建造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

一、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

“风水宝地”，确实有着较高的物质环境和自然景观质量，大都符合我国自然大气候，并依据当地的具体小气候和地形而选定，是古人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

归属于中国山脉水系的大概，以及纳阳御寒的气候实利功能，风水学家概括出了一个“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这个环境模式是一种理想的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格局:建筑基址背后有座山“来龙”，其北有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阜“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盛京）昭陵位于盛京城北约十华里，在满语中叫“额尔登额蒙安”。因在盛京城北，,俗称“北陵”。昭陵始建于清祟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完工。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盛京通志》称昭陵“风水”曰“福陵发源于长白，昭陵自城东北叠嵘层峦至此，宽平洪敞，辽水右回，浑河左绕，有包罗万象控驭八荒之势。”亦称：昭陵是由福陵后龙起伏转换落脉结局。福、昭二陵“同干分支,二陵为一体”。并据此推断。昭陵选址的“来龙”出自福陵天柱山的“后龙”。太宗皇太极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子,昭陵龙脉起自父陵后龙不仅合乎“风水”条件要求,而且也与辈份相合。又有三台山作为后靠。

二、事死如生的空间布局

事死如生，是中国传统陵墓营建的原则，所以皇陵的建设亦突出皇权的至上。建筑中轴线的观念与古代中国传统的天地宇宙观相谐的。屈原以建筑学实际也是原始宇宙说的眼光,对天地宇宙的方位、体量深表关切：“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架其衍儿何？”这两句是说：整个大地平面既然呈南北狭长之形。,屈原诗歌中所反映的这种南北长于东西的宇宙大地平面观亦即建筑平面观，对中国古代建筑群体的平面安排深有影响，那便是对建筑群体平面安排的南北狭长及由此产生的纵深之美的执意追求，是与中国古代传统的“中轴线”文化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走过甬道，周边的气氛浓郁起来，来到灵前，有开阔的广场，进入陵寝空间是在一个凸字形月台上，有一个石坊作为前导，标定空间，石坊前的坡道抬升台面，走过石坊，第二层台面提高了大红门的陵园主门的地位。石坊与大红门通过颜色（一青一红）、虚实、体量的对比和地势的提高，描绘出陵园起始阶段的路径。

进入大红门后，可分为三个空间层次：第一阶段：从大红门到隆恩门，第二阶段：从隆恩门到隆恩殿，第三阶段：从隆恩殿到宝城。第一阶段是神道空间序列，又石望柱统领，甬道两侧有六队石象生显梯形排列，利用透视学原理越远对兽间距越近，增加视觉景深，延长神道的深邃感。有偿的神道塑造的气氛，在威慑人的灵魂，两侧石雕似仪式化的象征，实现了死对生的压制性对话。继续前行，是方正的神功圣德碑亭，内有圣德碑，上刻有皇太极一生的文治武功，向生者宣扬着死者的功业。神功圣德碑亭位于甬道的正中，却不可以穿越，而是绕行，所以建筑内部只有陈列空间，无交通空间。绕过碑亭，在肃穆的方城城墙之上有高大的隆恩门楼。两侧四座配殿和碑亭、华表、门楼一起限定出一个方形空间。空间从之前的狭长，转换成面式的方形空间，突出隆恩门的雄伟，人的心灵重压抑转向震撼。隆恩门楼的高耸起了提神的作用。

穿过隆恩门，是第二个阶段――方城空间。幽深的门洞，是为了突显方城内空间的开朗。方城内主体建筑――隆恩殿位于方城北部，与两个配殿形成方城后部空间的围合感，宽大的方形广场将视线推向远处，通过配殿的收敛，是视点集中在隆恩殿上。与第一阶段相比，开敞、恢弘的空间显示了皇家的气魄，隆恩殿张扬着帝王生前的威仪。转到明楼前，空间突然局促起来，殿后与明楼之间的空间很局促，而这里又挤放了石五供使这里更加拥挤。走过整个昭陵，最好奇，最不解的地方便在于此，通过仔细观察发现，甬道实际上停止在了隆恩殿月台之前，而不是方城末端的明楼，也就是说，设计者引导生者进入的空间终点就是隆恩殿。隆恩殿后空间即为第三阶段――隆恩殿到宝城，这个局促的空间是一段生与死的过渡，是生者对彼岸的沉思。石五供是生者对死者的供祭，而明楼则是要诉说对生死的界定，继续前行迎面是封闭的影壁墙。在方城和宝城之间形成月牙形的院落空间，是生者路线的回旋，这里的回旋，提出了生对死的迷惑。这个第三阶段的空间不仅是前两个空间的首位，还是一个哲学思辨的过程，是无尽的回想。

三、等级制度不甚完备的单体建筑

儒家的王道思想强调每个人通过“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德行的修养来达到“内圣外王”境界，而在“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里，统治阶级真正推崇得比较细致的是“礼”。因此，“礼”的思想与“礼”的制度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这种等级观念体现在建筑上，则主要表现为以维护伦理为目的，而建构起一系列“分尊卑”、“辨贵贱”的建筑等级秩序模式。表现在建筑中，无论是房屋的开间数还是对屋顶形式、建筑色彩、建筑构件的使用上，均有严格的贵贱等级之分，不能随意逾越，在关内明清各陵都毫无例外地恪守了这一思想。

清昭陵作为清初关外的建筑群，其单体建筑上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建构起严格、明确的建筑礼制，等级极不规范，做法混乱，随意性较大，这与中原宫室建筑的诸多规定是极为不符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关外宫式建筑的特点。在房屋开间数上，有奇数也有偶数，隆恩殿与东西配殿等却均是五开间。再看对屋顶的使用上，建筑的主次关系没有与屋顶形式的尊卑进行严格地匹配，隆恩殿虽是整个陵寝的最核心建筑，但仅是单檐歇山顶，较明楼和神功圣德碑亭的重檐歇山顶等级还要低。这些现象都说明早期满族人虽然吸收了汉文化，但对于其建筑等级制度文化的周密考虑和形式上的体现却未了解到其精髓所在。

中国建筑设计很早就吸收了传统哲学思想，它对传统建筑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建筑体系显得更为悠久，也更深刻。中国古代建筑对传统哲学思想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今天，如何把握好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建筑上的运用，是值得每一位建筑师思考的问题，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哲学思想，对中国未来的建筑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白晨曦.天人合一――从哲学到建筑[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3

[2] 毛兵.空间的生命对白――沈阳故宫与昭陵分析[J].建筑师，2008（3）

中西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园冶 不朽 透明性 程式化 行为 现代性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talk about design text Yuanye", review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i recluse thought, and the pursuit of immortality landscape concept, and transparency and the west do a comparison. To reveal the "Modernity" of the building.

Keywords: Yuan Ye immortal transparency stylized modern behavior

中图分类号：K928.7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园冶》作为古人造园理论的专著，让后人可以整体的窥见至少晚明江南地区的造园设计思想。历来是设计师和学者研究的对象。研究《园冶》的专著论文也汗牛充栋。但本文不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思考，而从建筑设计的角度，重新审视这部著作。

一，《园冶》的思想追求

从一万五千字的《园冶》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文人仕途不顺或年老而退居乡里时，道家的隐逸求仙的思维决定了私家园林的设计思想，从书中多次提到的“不朽”可见一斑。

在儒家的入世思想在绝对的领导的文化里，君主专制的社会背景下，“世”是一个文人常常思考的问题，也因此才有“出世”的概念。继而才有“羽化登仙”追求“真人”的誓约，然后“不朽”。

献给神明的建筑，常常是修建的时间很长，西方的教堂动辄百年，圣彼得大教堂也经历百余年，先后数位设计师和主教；圣家族教堂至今仍在修建。在敬天法祖的中国，大行皇帝即为神明，祖先崇拜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似乎没有多少改变。除宋代外，多数皇帝从即位即开始建造，到入殓时才停止。而同样是献给神明的寺庙，则有超过皇帝寿命的优越时间，北宋的料敌塔修建了54年，建造如此缓慢，遭到后人诟病，但其另一个身份这是开元寺内的塔，于是可以理解了。相比之下，为生者服务的建筑，则建造的十分迅速，皇权是用于当世的，明初的紫禁城连设计带施工一共十四五年而已。更不消说仅供文人娱乐游园的私家园林了，初建时间应该也是十分短暂的。但是，《园冶》中多次提到要“不朽”。不光是建筑和园中的空间意境，甚至连植物也要不朽，如“城市地：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束久重修，安垂不朽？”甚至有种“托体同山阿”的与山一起慢慢变老，一种永恒的悲怆。

曾有人说，把山川美景缩小成模型放在园林中，满足文人的喜好，这种心理是病态的。笔者虽然认为《园冶》的造园思想绝不是缩小这么简单，但即便如此，那恰恰印证了其追求神仙的道家思维，不仅《庄子》，很多道教的故事如，铁拐李由于身体被烧寻找到的瘸子身体，《聊斋》白莲教一章讲的在水盆里神游，其实都是神仙思维，并且原文中已有论述，“峭壁山：峭壁山者，靠壁理也，藉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理者相石皴纹，仿古人笔意，植黄山松柏、古梅、美竹，收之圆窗，宛然镜游也。”这种把思维的神游实化为园林的行为，也并没有什么病态的地方。《园冶》造园思想不止模型这么简单，“空间迷惘”和“行为”才是它的核心设计思想。隋炀帝所建“迷楼”是制造空间迷幻，使人迷失不知所之，如登仙境。

二，《园冶》与透明性

谈到《园冶》的设计思想，不能不和西方做个对比，在传统思想不受用，现代大行其道的当下，笔者想证明，如果现代性是普世的，那代表传统思维的《园冶》中是蕴含现代性的，并且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透明性》是西方的经典理论，从毕加索、柯布西耶到海杜克、理查德迈耶，无不显示其思维。其核心的理论是，两种物体的叠加，其交集的部分，既属于你也属于我，这部分可以认为是透明的，从而使认识产生矛盾，并制造空间矛盾。《视觉语言》中说“如果一个人看到两个或者更多的图形叠合在一起，每个图形都试图把公共的部分据为己有，那这个人就遭遇到一种空间维度上的两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必须假设一个新的视觉性质的存在。这些图形被认为是透明的。”

而《园冶》中描述的空间、意境与之有相合的地方，如，“假山基：假山之基，约大半在水中立起，先量顶之高大，缠定基之浅深”；“掇山：下洞上台”；“洞：上或堆土值树，或作台,或置亭屋；”“阁山：阁山似敞也，宜于山侧，坦而可上，便以登了，何必梯之”；“金鱼缸：如理山石池法，用糙缸一只，或两只，并排作底，或埋、半埋，将山石周围理其上，仍以油灰抿固缸口，如法养鱼，胜缸中小山”；“假山基：假山之基，约大半在水中立起，先量顶之高大，缠定基之浅深”； 水中的假山，是水还是石；上面是台，下面是台基还是洞；土里的缸是水还是土，引起矛盾。只不过它是程式化的，一如传统的其他艺术。而作为《园冶》中一个大门类的“因借”，恰恰是制造“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和空间矛盾的。把这种透明性矛盾推向极致的是“空间迷惘”，各种空间的组合和套叠，造成空间无限延伸的错觉，实现对画境和迷楼追求，产生在仙境的审美感受。虽然明代的中国已经和世界有广泛的交流，但这种朴素的性情，当然不是受西方的影响，中国绘画“二我图”，与这种思维颇为相似，即制造了思维矛盾，引起思考。《弘历鉴古图》的画面虽然只有两个弘历，但画面外的观赏者也是弘历。欧洲的绘画传统也有类似的思维。但西方也许是由于制造透视幻觉才产生的画中画。虽然二者的起因或许不同，但也算殊途同归。

而《园冶》中类似透明性的思维，只是园冶中的一部分，更是由于性灵或兴趣所致。并没有抽象成《透明性》纯粹的设计手法。

三，《园冶》的行为

《园冶》中另一个核心是行为。文中少有西方那种景观轴等大尺度的设计理论，基本都是小空间的论述，原因自然是其理论主要针对江南私家园林，不可能有大尺度的园基。但其对小空间的论述，都是带着行为的，有些甚至是行为艺术。如“暖阁偎红”、“煮雪当姬”、“落花呼童，竹深留客”等等，不胜枚举。陶特在看过桂离宫之后，认为日本建筑是主体和客体的媒介的论断。于是，只有加上人的行为，冰冷的建筑和园林才有了意义，“空间迷惘”和“行为”的核心思想，原文中，“掇山：山林意味深求，花木情缘易逗。”更是先验的表明空间及其行为的并列地位。

近些年热门的建筑现象学，同样表达了人与环境的基本关系。反对把场所简化为空间关系、功能、结构组织等抽象的分析，而应包括生活经验告诉人们的不同生活需要的环境和场所。不应失去生活的丰富和真实性。场所才是真实的建筑环境。现象学已经百余年历史，已经成为了一整套严密逻辑和系统的学科，而园冶中的论述仍处于朴素的程式化阶段。虽然《园冶》全文仅有一万五千余字，但仍以大量篇幅论述具体的行为，如果作者继续罗列，仍会有富情趣的具体行为被提到，因此作者常常讲“因境而成”。可见其无法抽象成一种逻辑或一种哲学的窘境，作者陶醉于这样的程式化思维，看不到对抽象思维的追求。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区别。

前述的文字，希望用西方和现代的理论来加以阐释，并浅谈了现代性的问题，如果现代性是具有普世价值的，那么《园冶》的思想是具有前现代性的，至少他们是有交集的。把程式化的内容去掉，抽象化可以部分的得到现代。可以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现代并不是完全的不相容。而《园冶》叙述的内容出于文人的自觉，在传统社会的程式化艺术表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只是从现代的设计理论回看传统，而传统中必然还有很多没有现代化的内容，甚至是现论没有触碰到的领域。这需要学者的不断努力去探求。

参考文献：

1，懂豫赣，《化境八章（五）》 《时代建筑》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