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被告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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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被告申请书范文第1篇
基本案情
客户明文顺于2009年6月2日在A银行阳城支行解放路营业部办理银行卡存款转到存折上的手续，银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以及环境、设施、措施等方面的不完善及过错，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导致明某当场损失20010元。随后，明某向该县法院，要求银行对其进行赔偿，法院于2011年12月5日以裁定准许明某撤诉结案。2012年，明某再次因此事由提讼。
原告明某诉称，原告在2009年事发后向法院，法院在主持调解中提出让原告撤诉，由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部分损失，诉讼费、律师费被告承担，并由银行领导设宴招待赔礼道歉。原告不同意调解，法院裁定中止诉讼二年之久，于2011年9月恢复诉讼。银行再次提出若原告撤诉，则以10000元作为赔偿，当场便给付，并口头承诺，只要撤诉，剩下的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300元、律师费500元等和银行领导沟通后再给予原告；若不撤诉，10000元赔偿拿不到，法院若判败诉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于是原告不得不写撤诉书同意撤诉。但撤诉后，被告及其代表人并没有兑现诺言，被告既没有赔偿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等，也没有赔礼道歉，原告精神受到严重损害，要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010元、诉讼费用8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涉诉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辩称，原告被告已于2011年达成调解，原告承诺被告支付其10000元后不再提其他要求，一次性终结双方纠纷，被告已支付现金10000元，原告再行违背和解协议，请求驳回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2日，原告明文顺在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办理银行卡存款转存存折手续过程中，被人骗走20010元。2009年6月23日，原告向阳城人民法院提讼，要求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20000元、精神损失10000元。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1年12月5日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在撤诉申请书中承诺在A银行阳城支行给付其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一次性终结双方的纠纷，自愿放弃其他一切诉讼请求。被告于当日给付原告10000元，阳城人民法院于当日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原告和被告均签收了民事裁定书。
法院认为，原告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了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在该次诉讼中，其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撤回。此次诉讼虽以裁定准许撤诉结案，但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中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了处分，承诺在被告向其支付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其也接受了被告支付的10000元，故原告再次因此事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精神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明文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明文顺负担。
争议焦点与其反应的问题
银行对客户应负的责任问题
明某2009年时法院主持调解，以及本次诉讼法院的判决中，双方当事人对银行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似乎都没有争议，只是对银行应予赔偿的数额没有以明示、确定的方式达成一致。而法院亦没有就银行对明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法律依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对于因第三人侵害行为造成客户权益损害的，该条规定并不能成为受害者直接的法律依据。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依据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责任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即银行既是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失限度内承担责任，又是在第三人无力偿还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受到双重限制。显然，第三人直接从事侵权行为，是第一位的责任人，只有在第三人不能向受害人承担责任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时，银行才承担补充责任；银行也不是就受害人未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的部分全部予以赔偿，而要考虑银行的过错程度。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银行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在实务中，判断银行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具体分析，从多方面了解事实，寻求证据。如银行的安全保卫标准是否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银行的安保能力、侵害行为的力度、侵害发生时安保人员是否及时实施救济措施等。本案中原告称“银行工作人员严重失职以及环境、设施、措施等方面的不完善”，银行有较大过错，原告有权就不能从第三人处得到赔偿的部分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而非原告期望的全部损失20010元。
关于原告在撤诉申请书中对自己实体权利作出的处分
阳城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原告明某在撤诉申请书中已对自己的实体权利作出了处分，承诺在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向其支付10000元后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故明某再次诉求被告A银行阳城支行赔偿经济损失、诉讼费用、精神损失于法无据，因此判决明某败诉。明某的确书面承诺不再提出其他要求，表面上看是与银行达成了新的协议，但实际上不然。
其一，我国现行民诉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最高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第144条规定，“当事人撤诉或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当事人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可见，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权利有处分权，当事人撤诉的事实并不影响撤诉后诉讼权利的再次行使，更不该影响再次后法院的审理和判决。
其二，撤诉申请书中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方面，申请书体现的是当事人希望撤回、终结诉讼的意思，通过法律文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是对诉讼权利的处分，而非对双方权利义务纠纷的实体解决。即使原告在撤诉的理由中可能涉及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也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当事人可以反悔，或由于其他原因重新提讼。
因此，本案虽经过法院调解，但最终并非以调解书的形式达成一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结案，而是以原告明某撤诉的方式结案，申请撤诉处分的是诉讼权利，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实体权利义务。明某在撤诉申请书做出“不再因此事提出任何其他要求”的对实体权利义务的承诺没有法律约束力，明某有权撤诉后再次提讼，法院以撤诉申请书中的承诺为由判决明某败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关于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及证明责任的问题
原告明某诉称被告曾口头承诺“只要撤诉，剩下的10010元损失和诉讼费300元、律师费500元等和银行领导说好再给”，明某撤诉后银行并没有兑现承诺。此处的“承诺”并非民法中与“要约”相对应的“承诺”的概念，而是一个口头协议。
口头协议是当事人以口头方式而不用文字记载意思表示的合同，简便易行，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协议内容，如果双方对口头协议是否存在或权利义务的履行产生纠纷，调查取证时就相对困难，只能依靠其他证据类型，更加重视证人证言、手机短信、录音录像等方式。本案中，明某相对于银行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加之法律意识淡薄的原因，寻求证人或录音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诉讼中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举证不力就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只有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不利于己的案件事实予以承认，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才可免于举证。双方既然对口头协议是否存在产生争议，主张协议存在的一方就应提供证据，否则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没有证据支撑的主张不会被法院采信。明某的诉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原因在于A行阳城支行不认可曾对明某作出口头承诺，认为明某在撤诉书中已经书面承诺一次性解决纠纷，不再因此提讼，且向法院提交了当时的准许撤诉裁定书作为证据支持；而尽管存在银行私下许诺赔偿明某剩余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但明某未能对该口头协议是否存在及内容真伪提供证据支持，便要承担证明责任的不利后果。法院如果基于明某的证据不足判决其败诉，则无可厚非。
对银行的启示
加强对营业厅的安全保护，减少工作人员的疏漏。银行营业场所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等硬性规定，安装摄像监控以及报警装置，保证这些安全设施24小时完好，并定期检测运行状况；对自动取款机安装自动报警装置，遇犯罪分子用技术手法改造等非法侵害时自动识别并报警；确实执行“一米线”制度等；营业场所的安保人员要积极巡视，保持警惕，银行应定期对安保人员进行必要技能培训、实战演习，在侵害发生时能迅速作出反应，采取恰当措施，保护客户利益。
做好安全提示，提高客户的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银行对营业场所的环境安全保障是基本义务，但其防范和控制力度也是有限的，对侵害的防御也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银行只对客户损失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所以提高客户的防范意识对预防事故发生尤为重要。银行应该在ATM旁等客户办理业务的地方显著设置提示标语、语音广播、动画视频来告知报警电话；告诉客户办理各类业务中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提醒客户注意周围环境，提高警惕，一旦察觉不安全隐患，要停止相应的操作；取大额款项要避免引起公众注意而诱发犯罪动机。银行还可以通过邮件等方式向客户通报新型犯罪手段，使客户及时知悉，避免受害。
设置系统全面的监控录像。这不仅能够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而且可以监督和鞭策银行工作人员尽职尽责，预防侵害发生，避免银行过错。同时在客户因第三人侵害要求银行赔偿时，银行方面便于举证，能够提供案发时现场状况的客观证据，证明己方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有助于诉讼顺利进行。
银行可以为不安全因素投保，分散和转移风险。我国目前的信用卡保险主要包括两个种类，信用卡信用保证险和信用卡意外责任险。信用卡意外责任险是保险公司以持卡人作为被保险人，对因信用卡丢失或被盗后在信用卡部规定的挂失生效期之前被他人冒用所造成的无法追偿的、本应由持卡人自负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一种保险。这种保险的对象是持卡人的风险，对第三人侵害客户权益的情形，目前尚没有针对银行所做赔偿部分的保险机制。信用卡丢失或被盗，持卡人可能存在保管不善的过失，后被冒用，是客户财产权被第三人侵犯的情况；同样，本案中第三人侵害发生在营业厅内，银行可能存在安全保障不力的过错。前者是为持卡人投保，减少持卡人的损失，后者亦可以从保护银行的利益出发，为这种不安全因素投保，分散银行要承担的风险。
银行应积极从正面、根本上解决纠纷，重视以书面形式确定地解决纠纷。如此既是保护客户的权益，又可减少可能发生的后续纠纷，节省银行的法务资源。第三人侵害客户财产权的案件层出不穷，是银行经常要面临的问题，不管银行对客户的赔偿请求采取诉讼外调解、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调解、当事人和解，还是以法院判决的形式结案，银行都应以正面的态度回应当事人的请求，以法律的思维进行抗辩、维权和充分协商，为客户的利益提供充分保障，尽可能使双方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才能从根本上结束纠纷。
撤回被告申请书范文第2篇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
被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
黄海生与任红艳原为夫妻。
2009年9月11日，任红艳在怀柔区第一医院生下一女。2009年12月25日，第一医院签发了出生证编号为j110191088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跟随母姓）。黄海生就该出生医学证明向怀柔区卫生局投诉。2010年3月18日，区卫生局给其出具了“关于黄海生投诉一事调查处理结果”，表示收回初次颁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并作为废证处理。
2010年3月17日，黄海生与任
红艳由法院一审判决离婚，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10年6月9日，任红艳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形下，再次填写了助产机构内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和未携带新生儿父亲身份证明原件的情况说明，由第一医院开具了新生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新生儿姓名仍为原出生医学证明上的姓名）。
2010年6月29日，黄海生向怀
柔区卫生局递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第一医院在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怀柔区卫生局于7月12日给其答复，内容是：“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书所述怀柔区第一医院开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本局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畴”。黄海生对此仍然不服，向北京市卫生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请求市卫生局撤销该答复并责令撤销2010年6月9日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
北京市卫生局在行政复议决
定书中认为，怀柔区第一医院不是行政机关，其在2010年6月9日给任红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被申请人怀柔区卫生局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故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递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原告黄海生于2010年11月15
日向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北京市卫生局作出的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为其婚生女颁发的出生证及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作出的答复。
【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黄海生不服出生医学证明的记载内容，其提出诉讼应当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的途径，曾产生了不同意见。对于黄海生在同一诉讼中同时将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医院、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局列为被告，而且一次性提出了三个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不能将原告的三个请求在同一案件中进行审理。在对原告进行了充分的释明工作后，原告黄海生以被告主体有误为由，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经审查，法院认为，起诉与撤
诉系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原告黄海生申请撤回起诉，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对原告黄海生的撤诉请求予以准许。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法院裁定准予原告黄海生撤回起诉。
【评析】
当前，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争夺表现得比较常见。通常在两个阶段比较突出：一个是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时，父母争着让子女跟随自己的姓氏；另一个是父母离异后通常选择更改子女的姓氏，或者从自己的姓氏，或者跟随继父的姓氏。本案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就本案的审理而言，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第一，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性质认定，其是否行政行为？第二，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责任承担，其能否作为行政主体被诉？第三，原告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容不服，可以选择哪种诉讼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根据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行使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职责，属于授权的行政确认行为。
故在此种法律关系中，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一、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
性质行政确认是一学理概念，在我国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但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既有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进行辨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通过确认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来达到确认或否认相对方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的行政目的，主要形式有确定、认可、证明、登记、批准、鉴证、行政鉴定等。
按照行政法学观点，行政确认的特征一般包括：第一，行政确认的主体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行政确认的内容是确定或否定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其直接对象为与这些权利义务、法律地位紧密相关的特定的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
第三，行政确认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所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确认权属于国家行政权的组成部分。虽然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行政主体往往也处在平等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其一般都是具有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有关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理。
下面我们结合出生医学证明
的具体特征来分析一下其是否属于行政确认的范畴。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出生医学证明是批准开展助产技术服务并依法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证的医疗保健机构依据母婴保健法出具的，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新生儿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及时间、出生地、出生孕周、健康状况、体重、身长、母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父亲基本情况（姓名、年龄、国籍、民族和身份证号）、接生机构名称等。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出具
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即是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中的证明行为。
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行为的 可诉性分析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需要考虑原告、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受案范围、直接利害关系等因素。之所以认定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第一，医院符合行政主体的要件，可以成为适格被告。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行政职权的专门机构，必然是行政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唯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此可见，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也构成行政主体。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96号）在第二条第一款中明确提出，“各地要坚决落实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直接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要求”。上述条文明确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是特定法律规范进行授权的结果，该授权基于立法行为而产生。因此，被授权组织，例如本案中的妇产医院，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即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并在上面加盖“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二，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
单方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母婴保健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和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出具统一制发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此法条乃强制性规定，医疗保健机构出具出生医学证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其既不能滥用职权，不予办理相对人的出生医学证明；也不可渎职，不履行形式审查职责，对相对人的出生信息乱加填写。而且从出生医学证明的对象要素来看，它是针对特定的公民做出的，目的在于确认婴儿出生的法律事实，其与生母、生父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其作为我国公民的法律地位的一种证明。如此观之，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单方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第三，原告认为自己的合法权
益受到了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该行为与原告存在具体利害关系，故具备原告资格。如上分析，医院按照立法授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由于出生医学证明的行政确认行为是针对新生婴儿做出的，除了新生婴儿的姓名、出生地、健康状况、出生日期、体重等信息外，同时还负责登录母亲姓名和父亲姓名及双方的身份证号。因此，尽管出生医学证明行为并不创设新的法律关系，但由于其系法定权利凭证，出生医学证明所标注的信息，必然使相对人享有和行使权利受到影响。对婴儿来说，至少关系到被抚养权、继承权和户口登记、儿童保健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对父母而言，既是父母对子女血缘关系的证明，也关系到父母监护权、对婴儿姓名的协商决定权以及其它人身权益的行使。由此，医院没能在出生医学证明上记录父亲信息，父亲有正当理由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
第四，该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为了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首先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界限，随后具体列举了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案件，并明确规定了几类不可诉的案件。按照确定受案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标准、违法侵权标准和人身权财产权标准这三个标准，可以看出都没有将出具出生医学证明的案件排除在外。由于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必须综合考虑，笔者认为该行为至少可以放在“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的范围内依法受理。
三、不服出生医学证明记载内
容的诉讼救济途径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医院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该行为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对出生医学证明记载的内容不服，可以将医院列为被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更正登记内容或者撤销、补办新的出生证明。
那么，除了行政诉讼，当事人
是否还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呢？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也是可行的。这关系到父母的监护权中是否包含子女的姓名权问题。当姓名权行使有冲突时，该如何协调？例如本案中妻子前后两次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让女儿的姓跟随母亲姓，这导致了父亲的不满，进而引发诉讼。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父母对子女的权利属于亲权的范畴，而我国法律没有亲权的相关规定，这与我国沿袭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立法体系有关。应当认为我国民法所规定的监护权中包含了对亲权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应当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由于子女姓名权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人身和文化属性的权利，超出了未成年人的能力范围，也不属于可以由单亲的家庭日常事务，因而只能由监护人双方共同决定行使。而本案中妻子在未和原告协商的情况下擅自让子女随己姓而且故意不登记父亲的信息，其行为涉嫌侵犯了父亲的监护权。
因此在本案中，原告作为父
亲，还可以按照婚姻法第十六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规定：“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费。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而引起纠纷的，应责令恢复原姓氏”，将妻子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起诉妻子侵犯了自己的监护权。因为不管是未在出生证明上记载父亲的信息，还是擅自决定婴幼儿的姓氏，都是对父亲监护权的一种侵犯。
撤回被告申请书范文第3篇
■案号一审：（2010）黄民二（商）初字第72号二审：（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42号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益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
华融公司系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公司）股东。根据华融公司的委托，联交所于2009年8月28日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了将华融公司所拥有的银联公司450万股权挂牌转让项目的信息公告，挂牌期满日为2009年9月25日，交易方式为“网络竞价——多次报价”。2009年9月22日，联交所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了上述股权交易信息的变更公告，其中将挂牌期限变更为2009年9月22日至2009年10月23日，交易方式则更改为“网络竞价——一次报价”。
2009年9月25日，原审原告周益民委托联交所的执业会员上海泰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公司）向联交所递交了挂牌资料，并支付了保证金。2009年12月11日，联交所对华融公司挂牌出让的450万股银联公司的股权举行竞价交易，周益民亦参与了竞价过程，最终由案外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最高价竞得上述股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被告变更挂牌转让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无效。
【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被告联交所对于信息公告变更已尽到其合理的通知义务，而原告周益民作为系争产权的竞买人，产权信息的变更与其投资决策具有紧密联系，周益民对信息变更却未予以适当关注，有违常理。本案系争产权系经公告后，由各竞拍人提出举牌申请并实际参与竞拍后成交。整个竞拍过程经产管办监督及公证处公证，符合法定程序。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称：本案争议焦点应在于产权转让过程中信息公告是否可以变更、如何变更，应遵守何种规则。一审法院对以上争议焦点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被上诉人就之前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是否有违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产权交易的行业规则。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实际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其性质应认定为要约邀请。在我国相关法律及产权交易规则未对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情形及条件作出具体规定时，应在不影响举牌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适度保护产权转让人的交易自由，原则上可以尊重产权出让批准机构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本案而言，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变更前并未有人递交举牌申请书，而且，权利人已就交易信息的变更作出决议并存在合理的理由。据此，二审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涉及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的效力及规则问题。目前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则未对此做出具体规定，实践中对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变更、如何变更、变更的限制等问题引发了较多争议。
一、要约抑或要约邀请：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对于挂牌信息公告是否可以变更，首先要明确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这是一个法律行为接受法律评价的前提，也是判定当事人权责的基础。
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是指特定的主体希望不特定的对象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一般而言，要约是当事人自己主动愿意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而要约邀请是当事人表达某种意愿的事实行为，其目的不在于订立合同，而是邀请对方当事人向其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备行为。其次，要约中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承受要约约束的意旨，要约人将自己置于一旦对方承诺合同即告成立的无可选择的地位；而要约邀请人对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有决定承诺与否的自由。[1]需要指出的是，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要约与要约邀请最根本的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在效力上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要约将成立合同最终的权利交给了受要约人；而要约邀请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留给了邀请人自己。[2]
关于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法律性质是要约邀请还是要约的问题，其区分的标准应首先依照法律的规定。合同法第十五条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本案挂牌转让企业股权信息公告与合同法规定的拍卖公告、招标公告一样均属于合同竞争订立的一种方式，法律性质相同，亦是通过公告的形式，对拟转让的标的物广为宣传，意在广泛地唤起有意购买者参与竞价，其实质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这仅仅是一种缔约意向信息的传递，是缔约的准备，出让人并没有将成立合同的最终权利交给竞价人，故其性质应为要约邀请。竞价人随后所作举牌申请响应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条件的，该意思表示对竞价人具有约束力，故竞买人的竞买报价即构成要约。出让人对符合公告要求的竞价行为进行确认后，交易达成，此即为承诺。
二、随意变更抑或特殊限制：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的法律拘束力
合同法未对要约邀请的撤回和变更作条件限制，在发出要约邀请以后，要约邀请人撤回、变更其邀请，只要没有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一般不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合同法又以举例的方式把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确认为要约邀请，之所以这样规定，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为在合同成立中具有特殊性。这类要约邀请中通常包含了使合同成立的全部及必要条款，且邀请人在要约邀请中明示了部分交易条件，同时表示愿意受这些交易条件的约束，因此该要约邀请就依邀请人的意思产生了拘束力。这种拘束力表现为形式拘束力和实质拘束力。
（一）形式拘束力。形式拘束力，是指要约邀请人不得随意取消或更改要约邀请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一般包含了交易得以发生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转让标的、转让底价、价款支付、受让资格等一系列合同赖以成立的要件。对于这些内容邀请人不得随意更改。如我国法律对于招标公告中规定的招标方式、招标时间、地点，都不许招标人随意改变，更不允许擅自撤回招标公告。招标具有很强的法律强制性，招标公告一经发出，就在招标者与投标者之间产生招投标法律关系。对于产权转让信息公告，《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均明确规定，在产权转让公告中公布的受让条件，一经不得擅自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应当由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出具文件，由联交所在原信息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
（二）实质拘束力。从合同法理论上讲，要约邀请原则上不具有实质拘束力，但要约邀请中承诺交易条件或其他条件不变的，要约邀请就具有了实质拘束力。这种拘束力的内容是：要约人以要约邀请中的条件为要约的条件时，邀请人应当承认这个条件，邀请人不得以条件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为由而拒绝承诺。在一定意义上，要约邀请的实质拘束力，最终表现为邀请人的缔约义务。[3]邀请人在转化为受要约人后，有义务按照要约邀请规定的交易条件和其他条件进行承诺。正如拍卖人在拍卖公告中所承诺的拍卖标的、拍卖数量、拍卖底价、拍卖期限等对委托人和拍卖人都有约束力，而且具有法律效力，其通过竞买人的要约及后续的承诺进入合同，构成合同权利和义务。
根据拍卖法、招标投标法、公司法相关规定，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等这些要约邀请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法律强制性，其目的在于规范要约邀请人的行为，公平、公开、公正地吸引要约人向其发出要约。本案中的挂牌信息公告亦如此，这种通过产权交易所向不特定主体公开的特殊要约邀请，其内容的变更或撤销，除受合同法的调整外，还应受相关产权交易市场的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产权交易所制定的相应交易规则的约束和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且必要的，有利于保证交易信息的稳定、保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及维护交易市场的公信力。
转贴于
三、无效抑或赔偿：企业产权转让挂牌信息公告变更或撤回后的法律后果
企业产权交易挂牌信息公告一经，就会使意向受让人产生合理信赖，进而据此作出商业判断和决策。在此期间内，如发生原挂牌信息公告变更或撤回的情形，很有可能损害已经履行一定准备工作的意向受让人的利益，而且在标的额较大的产权交易市场，这种经济利益的损失不容忽视。因此，如何分配和承担由此引发的民事法律后果和责任，这是产权交易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
从合同法上讲，当事人撤回或调整要约邀请不产生合同上的责任，要约邀请只发生在合同缔结的准备过程中，只要不发生后续的要约和承诺，合同尚不能成立，故要约邀请的变更和撤回不会导致发生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但是，如果要约邀请的内容足以使相对人产生一定的信赖，相对人为此发出了要约并支付了一定的费用，若因为邀请人的过失甚至恶意的行为致相对人损失，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是法律从加强缔约当事人的责任心，防止缔约人因故意或过失使合同不能成立或欠缺有效要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角度出发，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随附义务的结果。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在缔约阶段所发生的信赖利益损失，必须通过独立的赔偿诉讼请求予以保护和实现。
具体在产权交易法律制度中，因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或撤回导致意向受让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在认定出让人构成缔约过失责任时，必须明确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赔偿范围问题。对于此种情况下判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合理信赖和履行准备工作。所谓合理信赖，是指尽管挂牌信息公告并非不可撤销，但是意向受让人可以合理地认为该要约邀请不可撤销，这通常要结合交易习惯等具体因素进行判断；其次，履行准备工作，是指意向受让人对要约行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且基于这种信赖从事了履约准备。履约准备程度的认定应当坚持必要的标准，从常理上进行判断应当是对合同的履行是必要的。对于缔约过错责任的赔偿范围问题，一般认为是受害方因信赖对方并相信合同能够有效成立而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包括为订立合同或准备履行合同而实际发生的直接费用损失及丧失与第三人另订合同机会所产生的合理的间接利益损失。[4]需要指出的是，受损方负有举证证明损失存在的责任，且间接损失应当限定在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合理预见的范围之内。
四、尊重交易自由抑或维护交易安全：挂牌信息公告变更规则的设定
鼓励交易自由和维护交易安全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两个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价值追求。意思自治是商法的基石，而交易安全则是维持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商主体特有的逐利性，使得其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市场的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在产权交易市场中，随着交易标的额的增大、交易方式的复杂、交易周期的加快和交易范围的扩大，交易风险亦在日益加大。为了增强产权交易主体的安全感，调动市场主体从事交易活动的积极性，维护产权交易安全原则便构成了现代产权市场交易制度的首要价值追求。
一个规范、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必须有明晰、完善的产权转让规则。目前，《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等产权交易行业规则中均未对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作出具体规定，这给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实际适用法律带来不少困难。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细化和完善企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规则。
（一）在未收到受让意向申请时，确需变更的，应履行相应程序。产权出让人在编制出让文件时，应当尽可能考虑到转让标的项目的各项要求，并在信息公告中作出相应的规定，力求使所编制的出让文件做到内容准确、完整，含义明确。但有时也难以绝对避免出现文件内容疏漏或含义不清的地方；或者因情况变化需对已发出的转让信息公告作必要的修改、调整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信息公告发出后，产权交易机构尚未收到正式受让意向申请之前，允许出让人对信息公告作必要的修改，应属对出让人权益的合理保护，也有利于保证出让标的投资的合理和有效使用，符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和保障交易目的及效率的实现。
应当明确的是，这种允许出让人对已发出的信息公告加以变更的行为，应当在不损害意向受让人权益的前提下进行，且产权交易所作为交易活动的中介机构，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1.审核义务。在收到出让方重新编制的信息申请书时，产权交易所应履行更为严格的审核义务，包括对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的对申请变更事由的合理解释、重新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以及变更行为的合法合规性审查等，以有效降低产权市场的交易风险，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推动产权交易内控机制的建立。2.告知义务。在交易信息公告变更之后，联交所收到举牌申请的，对于信息公告变更事项，应及时、直接、明确地予以告知，并将告知程序固定化、证据化。这不仅可以保证意向受让人获取交易信息的准确性，提高交易的成功率，也有利于增强产权交易机构自身风险防范能力。3.说明义务。对于出让方变更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产权交易所在履行告知义务的同时，还应对变更事项所涉及的事实、正当理由以及通过审批的情况予以相应的披露和说明，以充分尊重和保护举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产权交易的顺畅流转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在收到受让意向申请后，涉及实质要件变更的，应严格限制。本案中，产权出让人变更挂牌信息公告时，联交所尚未收到意向受让人的举牌申请，故实际并不影响竞价人的权益。但如当有意向受让人正式提出举牌申请后，因出让人变更或撤回挂牌信息公告而遭受实际损失的，如前文所述，意向受让人有权基于信赖利益的损失要求出让人及产权交易机构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因此，对于在产权交易机构收到正式的受让意向申请之后，应严格控制挂牌信息公告的变更行为。但可对此项下的情况区别对待：1.涉及合同一般要件的变更。根据《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活动管理规则》中的相关条款规定，出让方应当在产权转让公告中披露产权标的涉及的基本情况，包括出让方、受托执业会员的名称、标的企业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出资人及份额、总资产等相关情况。这些基础性、一般性要件的变更通常不会影响交易对象的合法权益及交易的有效达成，故在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正当、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充分履行审核、告知和说明义务等程序义务后，一般可予准许。2.涉及合同实质要件的变更。产权出让人在发出转让标的的要约邀请之后，受邀请人信赖了该要约邀请，并为缔约接触进行了准备行为，如此时变更要约邀请中的重大、实质性要件，则将改变合同的主要权利义务，直接损害要约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严格限制。具体来讲，参考合同法第三十条中对要约实质性内容变更的界定，在产权交易信息公告中，凡涉及以下事项的，属实质性要件变更：（1）产权标的出让条件。包括转让价格、价款支付的方式和期限、交易方式等为达成交易而必须加以明确的出让条件。（2）受让方资格条件。包括在资信、资质、商业信誉、财务状况、资产规模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和优势条件。（3）交易重要信息。主要指审计报告和评价报告的重要揭示、企业存在的重大债权债务等将对意向受让方构成重要的决策因素的相关信息。（4）信息期限。包括无人申请举牌的情况下，信息公告的顺延和终止等要件。对于这些将构成交易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排除不可抗力、政府原因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后，均应严格限制其变更或撤回。这一规则的设定对于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降低交易风险，增强交易安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产权交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胡卫：《合同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2]隋彭生：“论要约邀请的效力及容纳规则”，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2卷第1期。
[3]隋彭生：《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撤回被告申请书范文第4篇
第一条为规范交通行政许可听证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组织听证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听证，是指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举行听证会的形式，听取当事人意见的程序。
第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通行政许可事项应当举行听证：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
（二）除前项规定事项以外，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它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三）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经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
第五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组织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充分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保障其陈述意见、申辩和质证的权利。
依职权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外，以听证会形式公开举行，并接受社会监督；依当事人的申请组织的听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第六条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事项，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的，不组织听证。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七条行政许可听证当事人包括行政许可申请人、依法申请听证的利害关系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和本办法规定确定的参加听证的公众代表。
第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可以推选代表人参加听证；推选有困难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与有关当事人协商确定代表人。
一方代表人的数量一般不超过十人，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适当增加人数。
第九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委托一至二人作为人。
人应当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条听证一般由一名听证员组织；必要时，可以由三名或五名听证员组织。听证员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指定，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员。
听证设听证主持人，在听证员中产生。
记录员由听证主持人指定，具体承担听证准备和听证记录工作。
拟听证事项的具体经办人员，不得作为听证员和记录员。
第十一条听证主持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规定的程序主持听证，合理控制听证进程；
（二）维护听证秩序，制止和纠正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
（三）按规定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者终结；
（四）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书；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其它职责。
第十二条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回避：
（一）与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者其人是亲属关系的；
（二）与本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其它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主持听证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其他听证工作人员、翻译人员，应邀参加听证的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人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十三条参加听证会应当遵守下列纪律：
(一)发言、提问应当经主持人允许；
(二)要求录音、录像和摄影的，应当事先向听证主持人报告，并经听证主持人同意；
(三)确有特殊情况需要中途退出会场的，应当向听证主持人说明理由，并经其同意；
(四)不得使用侮辱性、威胁性语言和其它不文明语言；
(五)在会场内不得使用通讯工具，不得鼓掌、喧哗、吵闹或者进行其它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
第十四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包括听证公告、听证告知、听证申请受理、听证通知、听证材料管理等在内的听证工作制度，制作听证申请书示范文本。
第三章听证准备
第十五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以下简称公告听证)。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公告听证的，所的公告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拟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以及所涉及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介绍；
(二)社会公众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三)组织听证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以及联系人、联系方式；
(四)听证报名方式、报名截止期限和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代表的确定办法；
(五)参加听证会的公众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六)其他相关事项。
第十六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实行公告听证的，应当自公告报名期限届满之日起五日内确定参加听证的公众代表，并予以公告。
公众代表应当在年龄、性别、职业或者界别方面体现广泛性、代表性。公众代表一般不得少于十人。
公众代表的数量和构成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合理确定。
第十七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制作听证权利告知书，并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无法直接确定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通过公告登记确定利害关系人。
听证权利告知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有关行政许可申请事项；
(二)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三)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听证申请的期限和被申请机关。
听证权利告知书应当随附行政许可申请事项的相关材料。
第十八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书面申请或者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制作笔录，并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逾期不提出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听证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听证的行政许可事项；
(二)听证申请人的姓名(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地址和联系方式。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收到书面申请，应当向有关当事人出具加盖本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十九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听证，并确定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需要确定代表人的，依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确定。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公告听证的，应当在确定公众代表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十日内组织听证，并确定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
第二十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自确定举行听证的具体时间、地点之日起三日内，确定听证主持人和协助听证的工作人员，并向听证主持人提供有关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听证主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指定一名书记员。
第二十一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向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必要时予以公告。
听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听证的时间、地点；
(二)听证工作人员名单；
(三)听证会的一般程序；
(四)委托人和申请回避的权利；
(五)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的法律后果；
(六)其他有关事项；
第二十二条听证主持人可以根据听证需要邀请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参加听证。当事人可以提出安排鉴定人员、勘验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到会的请求；是否允许，由听证主持人决定。
第二十三条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举行听证前提出撤回听证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并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书面记载。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全部提出撤回听证申请的，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可以不组织听证，但应当书面记载。
第二十四条听证举行前，已被确定的公众代表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听证的，应当及时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报告。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书面记载，并根据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及时增补公众代表。
第四章听证举行
第二十五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听证会应当允许媒体采访和报道。
媒体要求采访和报道听证会的，应当事先向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登记，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作出统一安排。
第二十六条有关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必须参加听证。
第二十七条听证会由听证主持人主持。
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应当查明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是否到会，宣布听证纪律及有关注意事项。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缺席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由书记员在听证笔录中记载。
第二十八条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介绍听证工作人员，宣布听证事项，告知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询问当事人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二)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提供审查意见及其证据、理由，当事人提出证据，并进行申辩和质证；
(三)听证主持人根据需要向当事人、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或者其他人员询问；当事人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就听证事项向有关人员发问；应邀参加听证的专业人员经听证主持人同意，可以就听证事项的有关问题陈述意见；
(四)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五)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行政许可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未经听证主持人同意中途退出会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二十九条听证应当制作听证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听证事项，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听证的人员，并客观、公正地记录听证的全部活动。
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的，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等方式辅助听证记录。
听证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和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确认无误或者补正后签字或者盖章，再由听证主持人和书记员签字或者盖章。
听证笔录不能当场制作完成的，由听证主持人指定日期、场所供当事人和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阅读，并由其签字盖章。
当事人或者其他参加听证的人员拒绝签字或者盖章的，由书记员书面记载。
第三十条听证主持人应当审阅听证笔录，并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书。在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将听证笔录和听证报告书一并递交给行政许可实施机关。
听证报告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当事人意见的扼要陈述；
(三)听证主持人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依据及有无理由的意见。
第三十一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不得将未经听证程序获得的证据材料作为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的根据。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一)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缺席，使听证会无法有效举行的；
(二)听证会开始前，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需要重新确定听证主持人的；
(三)其它应当延期的情形。
除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听证延期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人决定外，其他听证延期由听证主持人决定。决定延期听证的，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将延期举行听证的日期和地点通知参加听证的有关人员。
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并足以使听证无法有效进行的，中止听证：
(一)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死亡、终止，需要等待继承人或权利义务承受人表明是否参加听证的；
(二)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中的自然人丧失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
(三)当事人或者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人员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继续听证的；
(四)在听证过程中，发现应当参加听证的利害关系人未被通知参加听证的；
(五)其它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由听证主持人决定。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应当恢复听证。恢复听证的时间、地点和重新确定或补充通知的当事人由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负责通知。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听证：
(一)在听证过程中，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全部声明放弃听证权利的；
(二)未经听证主持人同意，行政许可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一方全部中途退出会场的。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未听证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公告、告知、通知等程序和期限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六条听证主持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履行听证主持职责的，由有关行政许可监督机关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部门给予处分。
撤回被告申请书范文第5篇
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先由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列举规定，最后由《行政诉讼法》作一般性规定。
其设立的目标在于力求兼顾保障人权和保证行政效率。这种制度一方面是通过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形式，来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其末提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同时，另一方面它采用非诉讼的形式，也是为了简化程序，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的设定，主要由《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八十六条至九十六作了详细规定。笔者在此仅就行政非诉程序的构成、现阶段实践中非诉执行程序出现的问题与难点等与大家作一简单探讨。
一、概述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我认为，简单来说，它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启动程序，第二部分是审查程序，第三部分是执行程序。
行政非诉执行的启动程序，指行政机关提起行政非诉执行所需适用的程序。
它主要包括申请主体、管辖、申请条件、申请方式、申请时间等几个方面。
管辖原则依据若干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同时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
申请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二）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五）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机关或者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的审查程序，指在法院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之后，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进行审查时所适用的程序。
主要包括审查人员、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审查时间等几个方面。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实审查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并不意味着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第二，从法院角度来看，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最终保障机关，它担负着保证法律正确实施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能，如果允许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存在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的职能相背离。
第三，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角度看，之所以将人民法院作为行政行为强制执行的主体，一方面在于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权与执行权部分分离，避免行政机关既是决定机关又是该决定的执行机关，可能造成违法执行；另一方面则在于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多一道纠正错误的手续和环节，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起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由行政审判庭负责进行，审查实行合议制。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合法性的主要内容有：
（1）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
（2）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证据是否充分可靠；
（3）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4）行政机关是否滥用了职权；
（5）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等。
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书面审查，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查，对重大的案件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其他审查方式。人民法院应在受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当在30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经合议庭审查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正确，人民法院应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并送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
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审查完毕后，无论是准予执行还是不予执行都应以裁定形式作出，对此裁定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的执行程序，指在法院审查了该行政非诉执行行为之后，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进行执行时所适用的程序。
主要包括执行主体、执行方式等。
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中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处罚。
二、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是不是“行政非诉执行之诉”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类似启动了一次诉讼程序，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仅仅是执行标的，法院执行的依据是作出的强制执行裁定。这一过程中，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接受与行政诉讼基本相同的合法性审查，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实际上相当于确认行政行为合法的裁判，然后才是实际强制执行阶段。现行立、审、执分离的审理模式适用于非诉执行案件，也说明了这类案件不同于执行生效裁决文书的案件，更具有完整诉讼程序的特点。
但是它不同于诉讼程序，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作为法院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一种审查方式、具有“非诉”性质，一方面审查方式定位为形式审查，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只进行书面的、形式上的审核，审查标准定位于“只要该申请形式规范完整无大的瑕疵和明显的违法之处就应裁定执行。不需法院就具体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合法进行审核判断”，审查程序不强调对抗，强调书面审查，更多的是强调单方面的参与性。
2、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
受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初衷的限制，也由于缺少基本的程序约束，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实践中发生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严重混同的现象。其实践恶果是，“法院在行政机关建立由审判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执行室、’‘办公室、’‘收费（税）队、’‘清理办、’‘工作组’等机构，负责非诉讼行政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送达、申请、通知、执行等一系列行政与司法程序实行所谓一步到位，由同一班人员、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恶劣事件。所有这些，虽然有基层法院执法违法的因素，但同非诉讼行政执行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和混同有直接关系。
行政非诉执行行为中，裁定维持率居高不下。运作效果欠佳，难以实现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执行，很难及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致使一些具体行政行为长期停留在行政主体意志的表达和宣告阶段，妨碍了行政职能的实现，影响行政效率。由于执行不及时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行政机关不愿申请，甚至放弃申请执行的现象，致使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被废弃，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二是不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一概予以执行，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扼制。三是长期以来法院对不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作出裁定，也不进行宣告，只是退回行政机关了事的做法，造成不明不白的结果。个别拥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仍以被法院退回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依据，继续执行。这同样使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可喜的是，新《司法解释》在上述环节上已有所改进。
3、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制度不完善。
对申请撤回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在审查阶段撤回申请或者在执行阶段撤回申请如何处理。非诉行政执行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也不申请复议，又不自觉履行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程序并最终实现生效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活动。目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数量远大于行政诉讼案件，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成为行政审判一项繁重的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法院审查后的结案方式是作出准予强制执行或不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后，发现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错误，应予纠正，或者行政相对人在法院审查的过程中自觉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申请的情形。对行政机关能否撤回执行申请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不同法院做法不一，有的裁定准予撤回申请，有的裁定执行终结，有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或不予强制执行。笔者认为，只要行政相对人完全履行了行政义务，或者行政机关自行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法规允许纠正的错误的，行政机关因此申请撤回执行申请，法院可以准许。但法院准予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的理由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2、行政相对人已自觉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或者继续履行行政义务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已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3、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能撤回执行申请，但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有一种做法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裁定执行终结；第二种做法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1条裁定准予撤回申请。笔者赞同第二种做法，理由是：1．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有着类似诉讼审理的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规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行政诉讼案件相比，非诉行政执行审查只不过少了一个开庭审理的程序。目前许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要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由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依据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再由行政相对人陈述、辩解，这种听证制度有着很强的“诉讼审理”色彩。故而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在程序上有着同诉讼案件极为类似的程序。2．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所处的阶段特殊。非诉行政执行审查与强制执行是有区别的。对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是法院是否立案执行的必经程序，这也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区别于民事执行案件的重要标志。执行立案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应当有执行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民事案件的执行依据是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调解书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法院审查后作出的法律文书即行政裁定书，而非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从而，对行政机关在法院审查过程中撤回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法律适用问题，应适用审理程序中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执行程序中的法律规定。非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现要通过司法审查转化为司法强制执行权，并通过司法强制执行活动最终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因此，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有着诉讼审理的性质。审查阶段执行依据尚未形成，行政机关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撤回执行申请应当允许，法院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作出裁定，而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笔者建议，对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的有关撤回及其法律适用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规定或者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以规范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与不停止执行制度冲突的理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明确规定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即在行政诉讼活动期间被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因原告的和人民法院的审理而停止其执行，这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但以下几种特殊情形下，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申请停止执行的，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其它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与不停止执行制度相似，《行政复议法》第22条也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即复议期间也不停止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执行。不停止执行制度包括两方面内容，即通常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几种特殊情况，则应停止执行行政行为，即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与若干解释第九十四条的法律冲突如何解决。
执行手段规定匮乏。主要为民事审判的执行手段，对行政事务的适用程度。
随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的提高，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和行政征收决定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人民法院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往往因部分相对人（被执行人）去向不明，而无法对处罚决定或征收决定认定的事实和程序进行核实认定，如以相对人去向不明为理由，裁定不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待找到相对人后再申请，一方面会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会导致不良的司法效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建议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应引入“中止”审查程序。其理由如下：
一、建立审查中止的必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被执行人的法定期限届满之日期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根据该条规定的审查期间，对一般的非诉执行审查案件均可适用，但在一部分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或征收决定后，申请强制执行前，举家外出，不知去向，行政机关如不申请强制执行，则会出现第八十八条规定的逾期后果，如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非诉审查期间，因无法找到相对人核实材料，在30日内根本无法审查结束，因此，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对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应适用中止审查的规定，待中止情形消失后，自行恢复。
二、建立中止审查的可行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就有诉讼中止的规定，诉讼中止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某些法定情形使诉讼无法继续，而暂停诉讼的制度。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系弹性条款，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以使诉讼中止制度与复杂多变的客观情况相适应。而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在审查过程中出现了相对人下落不明的情况，参照适用此规则，并未损害任何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建立中止制度与法律规定的精神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使办案的实际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综上，笔者认为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如遇上述情形，应适用中止审查程序，待中止情形消除后，即可自行恢复审查。
协调在行政非诉中的应用。
三、改进与完善
（二）实行申辩制。为了弥补对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进行书面审查单一做法的不足，人民法院在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后，先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执行通知书”，明确告知被申请人如果对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认为申请人办案程序违法、查证的事实有出入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辩。人民法院根据被申请人的申辩理由，通过审查核实后，再决定是否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这样既有效地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地消除和缓解被申请人的对立情绪。德城区法院的做法是，在该法院收到行政机关要求强制执行的申请书后，由行政审判庭向被执行人送达《非诉讼行政强制执行限期申辩通知》，告知被执行人某案件已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被执行人认为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不应强制执行的申辩理由，可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口头申辩或提交书面申辩。《限期申辩通知》中附带载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的有关法律规定。
实行该做法后，有效地缓解了被执行人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提高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效率，优化了办案社会效果，受到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人的普遍欢迎。
（三）推行听证制度。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解释》没有对审查的程序和方式作出规定。在实践中，法院大多是遵循传统的职权主义执行模式，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作书面审查，审查的理由不对外公布。这种“暗箱操作”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没有当事人的参与和监督，人民法院往往迫于行政机关实际或习惯上的压力，使审查流于形式。因此，应当引入听证程序以公开法院的审查过程。中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从今年起开始试行在行政非诉案件审查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过程中，传统的方式是从书面材料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往往十分困难，出于对行政执法的怀疑和对法律程序的陌生，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很大，简单的通过书面审查而后裁定进入执行不仅难于消除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大执行的困难程度。由此，中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行政非诉案件审查中引入了听证制度。
听证是指由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组织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双方当庭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面对面的举证、质证，然后由合议庭当庭认证，并根据听证的结果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决。通过引入双方面对面的抗辩、对质，一是充分听取被执行人的理由、意见，以充分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使执法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消除被执行人对执法公正性的怀疑和对执法机关的对抗情绪，并起到很好的法律宣传作用；三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通过听证的互动作用，监督和促进其提高执法水平。
该院行政审判庭仅今年上半年就审查行政非诉案件31件，其中举行听证21件。经过听证程序后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12件。在实行听证的案件中：房屋拆迁安置案件4件，自动履行率100％；卫生行政处罚案件17件，自动履行8件；卫生行政处罚审查后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只占申请执行案件总数的55％。目前该院行政庭除当事人放弃听证的而外，其余有条件的非诉行政案件均引入了听证
内容摘要：非诉行政案件听证审查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对此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现实意义。文章从实际出发，对该制度的设立与完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听证审查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93条，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在30日内对行政主体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但对审查的形式未作具体界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或以书面审查或仿庭审模式，做法不一。2001年初，笔者所在法院尝试性地将“听证”引入非诉行政案件的初始审查程序之中，并逐步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听证审查制度。2002年，试点工作得到了江苏省高级法院的首肯，并在全省范围内予以推广。
一、听证制度的设立
非诉行政案件的显著之处在于相对人未依法行使复议权或诉权。由于当事人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抵触情绪较大，矛盾易于激化。究其原因，既有相对人自身因素的影响，也有行政主体程序不当所致。由于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毕竟不同于诉讼程序，加之对行政主体所提交材料书面审查的局限性，客观上增加了审查的难度，难以保证裁定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听证审查制度的设立，则有效弥补了上述缺陷与不足。首先，通过一定形式的“对话”，增加了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再认识，弱化了双方的对立与抵触。其次，通过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申辩和质证，切实保证了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提高了裁定制作的公正性。第三，充分保护了相对人的知情权，极大促进了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第四，通过相对人的“质疑”，切实增强了行政主体以后工作的责任心。最后，听证审查制度的设立，不仅钝化了当事人双方的“官民”矛盾，也有效缓解了司法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与人民法院之间的障隔与猜疑。
二、听证案件的范围
由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为生效行政行为，显然有别于对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审查，具有“非诉”的性质和特点。因此，从审判效率的角度出发，对需要听证案件的范围应当加以明确。既不能任意扩大确立听证案件的标准，对全部案件或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所有案件一律听证，也不能刻意限定听证案件的范畴，而轻意剥夺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依审判实践，笔者以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举行听证：(一)案件有重大影响的：(二)案件有较大争议的；(三)申请执行标的额巨大的；(四)执行后果难以补救的；(五)仅以书面审查方式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六)其他认为需要听证的。
为保证行政主体对重大案件处罚的公正性，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行政主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案件，设置了严格的听证制度。若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已行听证，且认定案件事实较为清楚的，则无需在司法程序中再予听证，以免无谓之作，浪费审判资源。
三、听证主持的形式
由于此类案件的“非诉”性，使听证审查的程序设计，不宜照搬诉讼程序。在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当简则简，以求事半功倍。因此，在听证主持的形式问题上，应当确立“合议庭组织听证与主审法官组织听证相结合”的原则，由合议庭视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对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合议庭认为需要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则由合议庭组织听证。其他案件则适用简易程序，由主审法官组织听证。该原则的设立，有的放矢，繁简得当，使听证审查制度既不拘泥于形式，又注重了审查的实效，便于实际操作，能够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片面强调听证案件一律由合议庭主持审查或一律由主审法官独任审查，皆不足取。
四、听证的告知与申请
许多行政行为的作出，多涉及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既然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赋予了利害关系人作为行政案件原告或第三人的诉讼地位，那么作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对涉及自身利害关系的已被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并申请听证。
人民法院在立案后，应当向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二)行政主体申请的事项；(三)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四)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五)告知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期限。由于司法实践中个别行政主体向法院所提交的行政文书与相对人签收的文书不一致，也为了便于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了解非诉行政案件的启动程序，有必要在送达告知书的同时，一并送达申请文书及行政文书的副本。听证申请人请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告知书的合理期限内(一般以3日为宜)，书面提出听证申请。听证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听证的，视为放弃。但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合议庭认为需要听证的除外。为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切实提高案件审查实效，不宜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对听证案件直接进行审查，可以考虑由主审法官提前介入并先行书面审查，然后经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对不符合规定情形的听证申请，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书面告知听证申请人不予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