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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的中心化
美国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电子的信息化和信息的全球化致使传统的文学形态发生转变,他提出文学和文学研究“终结论”和“文学转向论”。
他一方面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LWlM.com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他在这里所论及的“文学”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他所说的文学研究也是基于一种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或者与历史、文化保持联系的理论研究。依照他“终结论”的有关观点,图像网络文化的强烈冲击致使文学及其形态发生变化,人们不再阅读文学,文学便不再是 “文学”。甚至一些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们也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转向宽泛的文化研究,那样就可以研究他们更熟悉的论题。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花更多的时间看电视电影,甚至直接转向电脑屏幕。这是当今文学的“泛化”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一种文学危机,传统的文学精神或“文学性”在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中被转化或被消解了。
当然,他们看到的只是表层的、文学形态意义上的原因,因为科学技术本身无法也无意扼住文学生存的喉咙。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走向终结,不在于某些现实条件(如电子、媒体) 的变化,而是文学是否还在深切的关注它与人的精神和心灵的依存关系,是否还在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文学要求人们依靠语言的传达和阅读去感知世界的意义,去进行关于文学的想象,这个想象出来的世界是一个超离于我们生存的世界之外的一个彼岸世界,正是这种距离和对现实的超越,正是这种想象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冲突与张力才使文学得以存在,这也是文学具有魔力般吸引力的原因。
另一方面,米勒又看到了当今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的根本性转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正转变为一种混合的“新形态”,而传统的文学研究也越来越转向混合型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新方向、新趋势。这种混合型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这些媒介包括语言本身、消费、视图、网络等等,它们使传统的文学形成一种新形态的“文学”。这种文学可以使传统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时俱进、顺时变通的适应时代的转变,重新获得它批判社会的力量。
他在文学“转向论”就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这个观点揭示出米勒也不愿看到文学消亡的事实。那么,使文学“继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文学性。文学性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
在消费时代,文学性也就是那个为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所利用的东西。文学性不如文学那么具体,它是隐含在文学文本或是文学事件里抽象的内涵,永远不被人知晓,但它却发自心灵,追寻精神,使人心净化,使人生美化。在信息化时代,它帮助消费社会制造“消费者”(当然也辅之以商业手段),担当重任并形成一种“消费文学”。例如,品牌依靠文学赋予的内涵决定着自身的消费人群,也使文学在消费社会里有了自身的空间。当一家企业生产产品时,往往会在包装的后面杜撰或是讲述一个意味玄妙的或是哲理的故事,在阅读它们时,我们因获得其中的文学性意味而欣喜,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内涵。而这里的“内涵”就是所谓的文学性。
在媒体社会中,人们最常面对的是撰写一则新闻故事,而所用到的方式往往是文学性的。比如选择新闻题材时不是依什么事件本身的客观重要性,而是根据新闻机构的要求惯例以及大众趣味来进行的;对所选择的事件的呈现也不是按什么本来面目而是按某些文学叙事和戏剧表演的套路来处理的,因为对媒体而言重要的不是什么真实性而是轰动性和趣味性。被媒体信息所渗透的当今社会到处充满着文学的气息,到处体现着文学性的广博。换句话说,文学完成了它的统治,它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并成为其潜在的支配性成分。比如一些学科已习惯了借用文学研究的术语,史书重新成为故事讲述,哲学、人类学和种种“主义”式理论热衷于具体性和特殊性,传统的非文学性话语开始迷恋修辞,凡此种种皆显示了信息社会各种理论的文学化。
这些都可以看出文学及文学研究领域的广阔与深入,换句话说,文学性参与了消费社会的“商品存在”,参与了媒体社会的叙事,离开了对它们的文学性研究,商品和新闻存在的基础就晦暗不明。
总之,文学性——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正以想象的、审美创造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它的广博发展使人超然于现实生活利害之外,忘物我之关系,从而摆脱现实人生痛苦求得心灵的慰藉。正由于有了它,才使人有可能突破现实世界中那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使人达到“超越利害”的美丽人生境界。所以文学的目标在于让文学性浸润人们的心灵世界,升华美好的愿望。这就是我们拥有文学的理由。文学和文学研究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
[1]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M].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一)盖碗茶
盖碗茶茶叶多选龙井、毛尖、普洱茶、茉莉花茶为主,泡茶前先准备一壶热水,然后把茶叶、冰糖、桂圆等原料放入茶碗内,称为“三香碗子茶”,“若加葡萄干和杏干,就称为“五香茶”,如果加红枣、枸杞、核桃仁、桂圆、芝麻、葡萄干、白糖、茶叶,则称“八宝茶”,配制后,用沸水冲泡五分钟即可”。除了三香茶、五香茶、八宝茶之外,盖碗茶还包括“红糖砖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饮茶者一般根据季节和自己的身体状况调配不同的茶。一般情况下,夏季多饮茉莉花茶、绿茶、冬天多饮陕青茶;而驱寒暖胃多饮“红糖砖茶”;消积化食多饮“白糖清茶”;清热泄火多饮“冰糖窝窝茶”;提神补气、明目益思、强身健胃、延年益寿饮“八宝茶”。盖碗茶除了自饮自酌,多是穆斯林民族待客的一种香茶,“金茶银茶甘露茶,赶不上回回的盖碗茶”,体现了回族和其它穆斯林民族对盖碗茶的赞美和热爱。
(二)奶茶
穆斯林民族的奶茶根据原料不同分为三种:普通奶茶,即用砖茶或茯茶熬成茶汁,然后加入鲜奶和食盐即成;第二种是奶皮子茶,奶皮子的提取是将马、羊、牛和骆驼鲜乳倒入锅中慢火微煮,等其表面凝结一层脂肪,用筷子挑起挂通风处晾干即成,制作奶皮子茶则先将茶汁倒入碗内,再加熟奶皮制成;第三种是酥油茶,即普通奶茶或奶皮子奶茶中加入少量酥油而成。烧制奶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混煮法,先将茯茶捣碎,放入铜壶或水锅中煮,茶水烧开后一直煮到茶水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再继续烧片刻,待其有所浓缩之后,加入约水量五分之一左右的鲜奶,要不断用勺拂茶,以免溢出,再次煮沸,即成奶茶。而第二种做法将茶水和开水分别烧好,喝奶茶时,将鲜奶和奶皮子放入碗内,倒入浓茶,加盐即成鲜香奶茶。有时喝奶茶时,加人适量的白胡椒面,奶茶略带辣味,可以增加热量,提高抗寒力。奶茶根据味道来分,又分为甜奶茶、咸奶茶、香奶茶,甜奶茶,煮茶及调奶法同上,饮用时拌入白糖或蜂蜜,边饮边吃。咸奶茶,则是饮用前加入适量食盐。香奶茶则是在煮熬茶汤时,加入用胡椒、桂皮、丁香等研制的香粉,诸料融为一体,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喜饮此茶,撒拉族制作奶茶则将半炒的小麦、茴香、核桃仁、杏仁、茯茶捣碎,放入锅中煮十分钟,沸后加入鲜奶,多味融为一体
(三)香茶
穆斯林民族以经营香料著称于世,因而他们也养成了饮香茶的习俗,香茶茶品种类繁多,风味独特,茶叶用花茶、绿茶、沱茶、春尖茶,配以桂圆、大枣、芝麻、、莲子、枸杞等果实花卉,香茶因除加盖碗茶配料外,还用胡椒、花椒、茴香、生姜、丁香、甘草、木香、槟榔、草果、人参、丹参、党参、红花、芹芥、五味子、银耳、乌梅、桂花等做料。制造香茶时,应先将水烧开,然后将捣碎的茶叶放入开水中,出茶汁,然后将提前准备好的姜、桂皮、胡椒、花椒等香料放进煮沸的茶水中,然后轻轻搅拌,经五分钟左右香茶即成,为避免斟茶时茶渣、香料混入茶汤,在煮茶的长颈壶上往往套有一个过滤网,避免茶汤中带渣。常饮香茶可以防病健身,健胃御寒,解油腻。
(四)罐罐茶
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民族喜欢喝罐罐茶,罐罐茶主要用陕青茶或砖茶,罐罐茶制作过程较为简单,煮茶时,将半灌水的茶罐子围放在火塘上,加热待水沸腾后,放入茶叶,茶叶数量可根据人数和个人喜欢酌情处理,然后继续加水,加热,直至茶叶又一次煮沸时,才算将罐罐茶煮好了,罐罐茶即做好了。
(五)麦茶
麦茶流行于西北少数民族部分地区,尤其是撒拉族最爱。麦茶是将麦子或者青稞炒半熟,然后捣碎倒入茶罐中,佐以食盐盛水熬煮。麦茶熬成后看似琥珀,其味如咖啡。
(六)炒面茶
炒面茶不仅是裕固族的茶品,西北一些穆斯林民族也多饮炒面茶。历史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各民族相互交流、彼此互助、相互融聚,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相互学习,创造出新的文化。穆斯林民族的炒面茶就是在吸收蒙古族“奶茶”和藏族“酥油茶”的基础上的文化再造。其制作过程是先将砖茶捣碎,放入锅中加水熬制出茶汁,然后将鲜奶、炒面、酥油、草果、食盐、茴香、姜等加入搅匀,加热后酥油便会散开,如同盖子一般,在上面将碗面盖住,喝时须用勺子将其搅成糊状,趁热盛入碗中饮用。穆斯林茶文化内容丰富,茶品众多,除了以上提到的茶品外,还有烤茶、擂茶、油茶等,即使是同一茶品,因为材料搭配不同,种类也很多,比如三香茶,可以由花茶、桂圆、砂糖;春尖茶、桂圆、冰糖等茶方,而于处于散杂居地区的流动穆斯林和城市穆斯林来讲,茶的饮用则更为丰富。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多层面解读
(一)茶与清真饮食的“共生互补”
伊斯兰教严格要求穆斯林的饮食生活,将恪守伊斯兰教饮食律例,作为穆斯林的一个标准,在饮食中界定了许多合法与非法的食物,这些符合伊斯兰教法规定的饮食,叫做“清真饮食”。《古兰经》中明确禁止猪肉、血液、酒精饮品、自死动物、诵非之名宰杀的动物等五类食品。因此穆斯林民族在其制茶、饮茶时也严格遵守“清真”要求。以油茶为例,回民油茶俗称“肉面子”,其制作过程,先准备面粉,将面粉炒至微黄,然后加入牛油或者羊油与面粉炒拌,拌匀入碗待冷却凝结成油坨以备食用。食用时,在碗内放油面,然后用滚烫的沸水冲入搅拌,即可饮用。回民油茶与其它少数民族的油茶最大的区别就是其在选材和制作过程中,严格遵守“清真”。可见,穆斯林茶文化是其“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生互补”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理念,体现的是“文化系统和睦共存、和谐共生、取长补短、协同进步和发展”,穆斯林茶文化属于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与其它穆斯林文化在共生单元里互为依存,互利双赢,与其它民族的茶文化相比,既有竞争和冲突,又在竞争中产生新的、创造性的互补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茶文化。穆斯林茶文化和其它非穆斯林茶文化又在尊重其它参与方的文化习俗、的基础上,扩大了各自的共享领域,实现了不同茶文化的、平等相处。当然,穆斯林茶文化不仅是清真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生活礼仪中的重要媒介。因穆斯林禁止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所以茶充当了重要的媒介。穆斯林提亲时要“下茶”,定亲时要“订茶”,结婚时要喝“交杯茶”,这便是所谓的“合茶”,合茶象征着夫妻双方要恩爱一生,永不分离。每年的封斋月,穆斯林所干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给亲友中的封斋者赠送茶叶,其它的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教节日亲友之间也要散茶,增进友谊。
(二)穆斯林茶文化的功能主义
文化功能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它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研究任何文化现象都应置于文化整体中去考察”。穆斯林民族聚居在我国的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地处高原,常年气候干燥、降水少,且许多民族以牧业为主,饮食以牛羊肉及奶制品为主,这些食物热量高,难消化,而茶可以取燥热,助消化,因此茶的需求量较大。穆斯林茶文化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建立的一种耦合关系,这种关系是其伊斯兰教、“清真”饮食习惯和西北地区自然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茶类的选择上,穆斯林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交通状况又与具体的茶类选择密切关联,历史上穆斯林地区大多贫困,交通不便,所以以边销砖茶为主,而砖茶也就成为民汉茶马互市过程中交换的重要商品,被誉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生命之茶”。现阶段,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少数民族开始定居,“细茶”渐渐替代砖茶,消费档次也随之提高。穆斯林民族饮茶不仅满足了其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穆斯林民族以茶修身的生活实践,他们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静心、静神,陶冶情操、去除杂念,实现了茶与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五功的契合。茶与穆斯林信仰外表形式和内在实质的有机结合,使穆斯林心灵深处得到净化与提升。
(三)穆斯林民族茶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一、在多样化的数学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为了更好地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教师可以开展多样化的数学文化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加深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提高数学素养。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开展数学技能比赛、数学创意展示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对数学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从中领会数学文化的内涵。比如,教师可以结合“七巧板“”找次品”等活动开展数学游戏。以开展“七巧板”游戏为例,教师可以先讲解七巧板的由来,然后组织学生开展七巧板拼图竞技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探索七巧板的奥妙,发展学生的思维,并在动手活动中将学生引入有趣的数学世界。在玩七巧板游戏时,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玩五子棋、魔方等游戏,将这些有策略性的数学游戏活动与数学文化融合起来,有利于学生进一步感受数学的文化价值。再如,在学习分数演变史、加减符号演变史、除号演变史等内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将“符号的演变史”作为主要内容,同时制作一份小报纸。在制作小报纸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与符号演变史相关的材料,从而对数学符号的由来和历史都有明确的认知,并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够有效地渗透数学文化。
二、在解决数学问题中渗透数学文化
在数学教学中,解题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它是对数学知识以及数学方法进行有效运用的过程。因此,教师可以在解题过程中有意识地渗透数学文化,让学生获得正确解题的方法和技能,意识到其中蕴含着的数学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数学文化的熏陶。以解答题目“12+14+……+1128”为例,假如用通分的办法计算,过程会非常复杂,计算结果也未必正确。此时,教师可以用图形来表示,这样就能够快速地解决问题了。将一个正方形看作单位“1”,连续对这个正方形进行平分,计算结果用阴影表示。学生在画图时就会发现,用加法运算的话,后面的加数分别是前面加数的一半,计算结果就是在第一个加数的基础上乘以2,然后再减去后一个加数。运用数形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计算,复杂的问题立刻变得简单,而学生也能够掌握计算规律,更好地把握数学的本质。在这个教学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用图形代替计算,无形中将数学解题技巧及数学思想渗透到解题过程中,使学生轻易找出了解题的办法,培养了学生的数学思维,挖掘了数学知识中蕴含的数学思想。
作者:李伟群 单位: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小学
从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就调查学生现状来看,我们的教学已经出离的太远了:唯“考”是举,唯“分”是能,唯“科(本科)”是高,抓住应试教育的“鸡肋”不放,津津有味、全力以赴,唯恐学生学有遗力心有旁骛。甚至不惜给每一位学生洗脑:洗清能够提升人文素养与标新立异的每一杂念,把精力、注意力、智力都集中到应试能力的打磨上———把应付考试当成压倒一切的人生要事来对待———直至把学生好不容易获得的一点点可怜的人文性东西挤占殆尽为止,语文学习的那点本真东西被远远抛到了一边。读了几年书,却成了一个被蓄意抽空了内涵的枯黄干瘪无血无肉的木头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在打着“师爱”的旗号下进行的———学生们牺牲太大了,这也太得不偿失了。
2.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是否
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从调查现状来看,目前因应试教育而被迫异化掉了的语文教学,基本上失去了其培养学生人格品行的功能。它只对学生进行知识灌输与应试能力的培养训练,而完全不在意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充实,更不在意对学生进行人格品行的培养塑造,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是精神残次品,是不能站立起来的人。语文教育缺失、语文教学形式化一直是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原因有很多,固然有评价体制的问题,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但缺乏对语文学习特殊性的了解,缺乏教学改革的精神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3.什么是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语文学习机理是指抓住语文水平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通过对系统内部原因(机理)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进,让预期结果能与实际更加接近,从而找出其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语文教学研究方法。小学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的策略研究是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师生共有一种植根于语言人文精神的人伦情怀、人生体验、人性感受,充分激活本来凝固化的语言,充分施展个性,使情感交融,造成一种痴迷如醉、回肠荡气的人文情境,让教师通过顺应学生的天性,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从游戏尝创到习得生成;积极引导学生去大量接触语言文字材料,不断去积累语言经验,在积淀腌渍中潜陶内化;诱导学生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习模块,并让它不断增生扩大,达到一定规模,让学生在性灵体悟中移情养性、用清渠活水陶冶人格个性,引领教师更深入地研究语文学习的机理,提高一线教师语文教学的水平和阅读教学的课堂效率,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实践能力。
4.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语文学习机理及其改革
教学内容生活化,让语文课真正“活”起来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语文即生活。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生活实践。只有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积累,才能收到语文课堂教学的实效,扎下语文学习的深根,让语文课堂在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长成活起来。教学语言幽默化,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语文教学中教师语言的幽默生动非常重要。它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互动对话显得亲切随和,温馨快乐融洽,使师生之间拉近了距离,贴近了心灵,也使教学成为一件轻松愉快、趣味横生、令人着迷的赏心悦事,更使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默契、合作参与、心心相印的氛围,从而让语文课突出“真”趣来。教学方法艺术化,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文似看山不喜平。上课也应力避平淡死板。如果能把一节课上出点新花样来,让学生觉得有吸引力,有一点趣味而又不花里胡哨,因而对语文从内心深处“好”起来,那就是很大的成功。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还应常用点小技巧才好,让语文课使人“好”起来。比如在教学《爱如茉莉》一课时,我结合课文内容让学生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当时我布置一项游戏:和自己的父母来“猜猜我有多爱你”,孩子们在游戏中乐此不疲地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我班的很多家长都说:真是太感谢这本书了,让他们从孩子的口中感受到了那久违的浓浓的爱意。另外,让孩子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绘本变成情景剧也是激发阅读兴趣的好方法,能让孩子充分的感受作品,沉进作品,感受作品的艺术之美。
5.语文教学空间扩大化,让语文课的营养丰富起来
文化地理学认为,机能性区域与文化地理密不可分。机能性区域是与组织性区域相对的一种表述形式。如果说组织性文化更多和是从主流价值文化存在看待文化的区域,那么,机能性文化则是植根于地理自身特质塑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族群文化。前者强调文化“自上而下”的价值灌输;后者则更注重“自下而上”自觉自发的文化生成。由此可见,贵州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表述,既离不开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这一内在诱因,也依托仡佬族民族身份架构的地域差异,二者的良性互动呈现出仡佬族族群历史记忆的地区差异。民族地区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是民族区域文化形成与民族精神固化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仡佬族文化格局变迁同样与地理空间格局密不可分。古代仡佬族分布在贵州、湘西、川南、滇东北;近现代以来贵州仡佬族群落隅居黔北或散落西南各方。囿于自身相对封闭的交通条件、山脉纵横的地理空间格局,仡佬族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立性品格更为突出。一方面,仡佬族内部形成了山地文化特征明显的文化体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民族环境中独特的文化构成,为贵州、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标本性质的价值意义。
另一方面,尽管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并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的交融意义并不是十分清晰。这样的地理空间阻隔造成了仡佬族群落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仡佬族文化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族群文化特征都逐渐趋向于模糊,仡佬族文化格局成为一种背景性的存在。在仡佬族文化地理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仡佬族地域文化的重构过程中,仡佬族的精英身份群体自始至终都是文化转型的执行者,同时兼具了民族知识的批判者和反思者的角色,成为仡佬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载体。仡佬族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大致通过如下几种途径: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特征明显的族群控制者他们通过对于家庭、族群中既有位置的强化来实现自身的身份架构。仡佬族精英对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对民族聚居地进行重建。二是通过对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开掘,或者通过对于民族聚居地的重建来强化地方形象,强化自我意识和族群精神,进而实现自身身份的认同。务川县九天母石等景观重构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意象的建构,同时也是对于仡佬族民族情感的一种凝聚。第三种方式是相对而言较为被动的实现民族恢复及归化,以便弥合民族精英认同矛盾,架构起民族身份的制度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仡佬族所代表的黔北文化近年来涌现出王华、戴绍康、肖勤为代表的仡佬族作家通过民间文学形式展示了仡佬族族群自强不息、兼收并蓄的民族精神,文学化、系统化地表达了仡佬族机能性文化区域特征及民众生活状态。这可以看做是第三种方式的代表。上述仡佬族作家如何利用自身掌握的民族语言、文化及精神等表达出民族的生存状态,反思民族发展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二、仡佬族民族形象的文学建构路径、约束因素与文化适应
(一)重建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建构路径
仡佬族作家对于地域民族文化的文学性架构,既包含了对地域自然环境充满感情的展示,也包含了对于人文环境的相对集中的阐释。如果说地理意义上的环境是一种前提性的基石,那么,对于仡佬族而言,人文环境所内蕴的文化气息对于民族精神生活的形成,对于特定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基质性作用,会通过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内化于民族的日常行为中。一方面,用仡佬族特色民俗阐发文化认同感。仡佬族作家通过对于仡佬族特有的祭祀、崇拜、风俗意象的文学化表达显现了民族的最为原始的情感特质。比如,王华在《桥溪庄》中通过对“石仡佬”开荒辟草,展现了“石仡佬”对土地深深的眷念之情;《傩赐》中通过仡佬族民族节日“桐花节”的盛大场面描写,以及先民傩戏事象与傩赐庄贫穷对比描写,既凸显出仡佬族的苦难历程,也展现了仡佬族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激励着仡佬人民走出苦难,促进了仡佬文化走向复兴。另一方面,用民族生存的苦难书写展现人性反思。
仡佬族所经历的时代的变迁是每一个仡佬族民众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仡佬族民族文化的底色,并成为其民族文化不断更新、再造的内生动力。仡佬族作家大多生活于其间,对于仡佬族民族文化的体悟往往感同身受,尤其是民族记忆中关于民族苦难的表述通过传承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进而触发了作家敏感的神经。他们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对于生存现状、生存困难的回忆和记述,让整个仡佬族群冷静而达观地正视曾经的历史进而肯定人性的多样和复杂。无论是秋秋《傩赐》生命沦为碎片的悲剧,还是李作民《桥溪庄》人性被扭曲的无奈,都展示了仡佬族作家自觉的寻根意识和忧患意识,这恰恰是仡佬族地域民族文化建构的根基所在。
(二)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的约束因素
仡佬族民族地理文化重构体现在民族认同聚合型逻辑约束、族裔话语意识形态约束以及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等三个层面。一是民族认同聚合型转向的逻辑约束。众所周知,文化地理学注重文学表征与地域风貌的社会实证思路,它试图通过空间叙述解释权力关系关联与差异运作。尽管仡佬族民族认同与民族地理空间既相互生产又相互表征,基于“内在动员理性聚合型认同”逻辑的新空间建构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仡佬族的生活方式与道德秩序,要求仡佬族文化精英形成了新的认同性表述。这种认同性的文化表述,一方面是对于仡佬族自身文化的确认;另一方面是对于主流文化价值的归属性确认。诚如肖勤在《寻找丹砂》中指出,寻找的是一种民族的归属,这种对于相似性的提炼是一个“寻根”的情感认同过程,与此同时也是对于外在文化体系的应激性的认同过程。换言之,我们还能看出,仡佬族民族文化认同背后潜在的“认异”的双向互动逻辑。外在逻辑不应是常态,内在逻辑应该成为主流。实际情形是内聚型的认同逻辑规范以及价值认知过程本身,在仡佬族乃至整个贵州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被低估的现象,这对于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重构显然并非有益之举。二是少数族裔话语的意识形态约束。从本质上讲,少数族裔是一种天然的属性,是以自然体质为基础的形式,同样道理,仡佬族文化存在形式受制于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归化,自然地又需要融合进与自身特征不同生产体系中。这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族群划分,表面上是空间观念的差异,实质上是少数族裔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力性展示。举例来说,王华在《傩赐》中通过对傩戏表演的环境特质细节性描写,消解“他者”视角中主流文化的优越感,并通过具体的描述转化为仡佬族文化内在的抵抗,从而在空间对立隐喻文学叙述中得到强有力支撑。赵剑平《獭祭》中老荒除了捕杀之外很少有语言的表达,他的人物性格遮蔽与凸显完全存在于对猎物的捕杀。实际上,老荒的失语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意识形态规训与自身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基于自身所处层级的初步判断,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文化权衡与取舍。尽管这种行为本身具有扭曲的特质,但是,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中,他还是实现了自身价值和意思的语境化的自我认定。
显然,赵剑平试图通过“老荒”的自我认同的构造,来表述少数族裔主体空间语境的紧致,以及族裔话语象征空间的脆弱,而以词汇为基础的话语暴力背面,潜伏着的恰恰是针对少数族裔知识差异的驯服。三是族群女性区域性异化的逻辑约束。既然族群空间成为权力关系及其运作的文化场域,那么,族群中的女性因其独特的性别特质自然成为性别表述与空间表述的产物。诚如学者所言,少数族裔文化空间既参与了女性地位的塑形,其本身也是女性区域化异化的本源。传统仡佬族女性在空间中经验与认同已经被排除在外,当下,女性在仡佬族群中的表达形式更是形成了一种离散性质的特征。我们发现,仡佬族少数族裔的作家,尤其是王华、肖勤等女性作家,在她们文学化的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意弱化或者模糊了对于空间、时间本身的描摹,从而将女性的空间存在感放置于一个相对虚无的区域中。这种虚构的表达,一方面凸显出少数族裔女性漂泊无根的碎片感、无力感,便于读者从人性的广阔图景解读小说展示的仡佬文化及少数族裔女性的异化表象;另一方面,抛却道德与人文关怀来看,这样的写作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对于整个华语体系关系网络的开放,便于作者表述保持一种对内对外相互协调的张力和向度。诚如王华在《傩赐》中对“秋秋”生存困境和精神磨难的种种悲悯情愫一样,我们强调仡佬族女性空间的区域化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当下仡佬族群女性现状的剖析,也是对于女性挣脱权力文化实践的肯定,尽管在当下的仡佬族群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反抗本身仍然缺少有效的或者普遍意义的抵抗逻辑。
(三)空间重建对于仡佬族群的文化调适
诚如上述,仡佬族特定的文化地域空间规囿了仡佬族群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而生活于其中的仡佬族文化精英阶层则试图通过文化调适和价值再造实现文化结构的空间重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于空间的重建既包括现实层面对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也包括想象的文化地理空间、历史记忆的整理和建构。从文化地理空间想象的角度来说,仡佬族的文化重构体现了族群本身对于历史记忆、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接续。正如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族裔历史代表了一种事实与理想结合物……表现出让人审视起来较为亲切的共同体历史画像”。共同的起源、祖先、神话等历史元素成为“想象共同体”建构的关键环节。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再造则利于实现民族身份的定位,锻造民族历史连续感。王华在《傩赐》中写道,祖辈告诉傩赐人过桐花节,没告诉过傩赐人属于哪个民族。我们可以说,这是作家有意藏匿民族身份。因为在仡佬族群聚居地,不仅仅是仡佬族普通民众缺乏对于语言、服饰的认同,即便是精英阶层也缺乏对于本民族语言、服饰、文化活动传承的自觉意识。从物质世界、地理景观的重塑和挖掘,以及对于历史地理仪式再造的角度来看,仡佬族的文化空间也在实现一种文化调适意义上的细微转变。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仡佬族群中的地方中心性空间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文化的和谐共处是不利的。传统祭祀的文化表征不自觉地呈现出一种精英与民众在认同领域的对立。诚如上述,仡佬族祭祖文化实践中精英利用族群、社会关系,使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不同的参与形式、程度、影响。
这样本应该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对于祖先的呼应,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精英阶层操作的祭祀游戏。这样的结果是,失去了广大民众支持的祭祀仪式,尽管还存在着仪式性、庄重性等诸多表面的特点,祭祀活动内在的认同价值和文化建构意义却大打折扣,仪式本身也就失去了凝集精神的价值,身份认同的弱化又影响到地方文化空间重构,不利于仡佬族民族记忆、民族文化传承和接续。实际上,在诸多的仡佬族作家笔下,仡佬族祭祖仪式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们在通过文学化的形式表达对于文化调适的价值。或者是一段文字描述,或者是一种巧妙的变形结构呈现出来,比如赵剑平《獭祭》中“老荒”的祭祀活动就是用小说的虚构形式解构了祭祖仪式和场所,使得“河边”这一自然景观变为类似于仡佬族族群文化中心景观。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