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服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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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服务论文范文第1篇
服务国际贸易视域下港口物流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一、引言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现代港口物流业获得快速发展空间，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化要求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优化配置。作为全球化物流网络系统的重要枢纽，港口物流业有力支撑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截至2011年底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50.1%，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标示着国际贸易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决定作用。
为此，我国应大力发展港口物流经济，努力提高物流增加值，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港口物流的吞吐量，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李正，2013)。通过创新港口物流产业发展战略，可以优化外向型企业的全球市场布局结构，增强其满足全球客户持续改进需求的能力。港口物流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传统单一的海洋货物运输业务模式，通过发展终端配送和流通加工等新港口物流业务的方式来拓展物流服务内容和物流服务模式，进而提高港口物流服务效率，为客户企业打造立体化物流增值服务和一站式物流增值服务。再者，作为先进产业组织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口物流业有力促进了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当前对外贸易中的低附加价值型产品仍在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占据较高比例。我国低端产业若要实现向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必须对支持其供应链系统的物流系统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高端产品对提升物流服务品质的新要求。通过实施现代港口物流产业战略，将有助于实体产业企业获得专业化港口物流服务并降低国际物流环节的运作成本，从而为其面向全球市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战略的落实提供国际化物流支持。作为链接海陆运输的关键性物流节点，港口物流起到了支撑全球供应链运作的枢纽性作用，成为支持国际贸易发展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深度解析并重新定格港口物流企业的发展战略，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外向型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实力。
二、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发展战略的问题
(一)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产业链战略问题
其一，港口物流企业基于产业链整合的系统化综合物流服务功能尚不健全，缺乏为客户企业提供支持其国际贸易业务的一站式物流服务的能力。在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过程中，客户企业的国际物流需求要求港口物流企业将其社会物流与企业内部物流整合为一体，并为其提供包括原材料采购物流、生产物流及销售物流在内的一站式物流服务。但是，由于港口物流企业难以深度介入客户企业的产业链系统中，并且其收集并整理客户企业产业链中的关键信息以用于制定个性化物流服务方案的行为受到客户企业的猜忌而难以落实，从而制约港口物流企业为客户企业提供其所需的一站式物流服务。导致上述困境的根源在于港口物流企业与客户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影响了二者的利益一致性，从而制约了双方在港口物流领域合作共赢目标的达成。
其二，制约港口物流企业落实其产业链战略的关键在于港口物流产业链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性。在合作机制构建方面，港口物流企业与外向型客户企业之间的互选机制缺位使得港口物流企业难以有效控制其产业链战略中的合作伙伴风险;港口物流企业与外向型客户企业之间的互评机制缺位则使得港口物流企业无法甄别其产业链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风险，从而难以及时防控产业链合作风险。在运作机制建设方面，港口物流企业与客户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使得合作双方难以排除因信任匮乏而引起的隔阂风险。在分配机制建设方面，港口物流企业难以评估其所提供的综合性物流服务总成本及其衍生价值，故难以有效确认双方合作收益分配方案。
(二)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的联盟战略问题
其一，港口物流企业缺乏选择港口物流联盟合作伙伴企业的有效手段。受市场竞争压力约束，港口物流企业为谋求短期经营绩效而盲目选择合作伙伴，从而削弱其在参与物流联盟的过程中对合作伙伴选择的自主权。在作出物流联盟决策的过程中，港口物流企业的被动式行为策略使其更多重视扩张联盟规模以取得短期市场优势地位，忽视对物流联盟的运作效率及联盟成员结合度的考量。这使得港口物流联盟仅具有规模优势而无质量优势，从而为港口物流联盟的破产埋下伏笔。
其二，信息不对称性制约港口物流企业控制港口物流联盟运营风险的能力。港口物流联盟成员企业间存在以实现本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隐匿信息行为。这使得联盟成员因对合作伙伴企业的关键信息缺乏有效认知而做出错误决策，进而影响整个联盟难以达成有效的合作契约。凝聚联盟力量的基础性契约的问题导致联盟运营机制缺陷暴露，进而增加联盟成员采取利己主义的可能性，从而诱使联盟解体。
(三)基于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信息化战略问题
其一，港口物流企业与外部信息系统数据交互功能不健全。作为独立法人主体的港口物流企业之间既存在合作诉求，亦存在竞争欲望。这使得各港口物流企业在做出建立信息交互关系决策的过程中持犹豫态度，从而严重制约港口物流企业的国际物流信息共享水平，进而妨碍国际贸易业务的顺利开展。究其根本，在于港口物流企业的业务运作所涉及的当事人众多，由此决定了港口物流需求的多元化特征。多元化的港口物流需求要求港口物流企业为其提供差异化的信息技术服务，由此导致港口物流产业的信息化战略受阻。且由于国际贸易各参与方的既有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存在显著差异，且各方均试图主导并独立建构海洋物流服务平台，由此导致海洋物流信息服务平台重复性建设问题严重，导致有限资金被浪费在低技术水平的重复建设。
其二，港口物流信息孤岛效应导致港口物流企业之间的信息交互被封闭。当代国际贸易中的港口物流具有港区分工细化和物流网络复杂等特点。港口物流系统内各企业形成独立物流信息系统，但各环节信息沟通不畅，各层面数据交换与共享存在诸多问题(杨丽香等，2013)。在较高港口物流强度和较多物流货物品种的运作环境下，缺乏有效互联互通的多个港口物流信息系统的并行制约系统间协同运作效能，进而妨碍港口物流企业的运营效率的提升。虽然我国主要的港口物流企业在港口物流信息化领域投资巨大，但我国港口物流信息化水平与国际物流迅猛增长的现实要求相矛盾，至今仍存在信息化服务水平低于国际化物流客户企业的业务需求问题。
三、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发展战略
(一)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的产业链战略
其一，港口物流企业可延伸物流产业链以提高国际物流客户企业对港口物流服务的体验水平。港口物流企业以港口为基地，并通过港口物流路网和港口周边第三方物流企业来着力开拓供应链物流服务，将港口物流服务延展到客户企业产业链的各环节中。具体而言，港口物流企业可将客户企业所需的仓储、运输、流通加工及配送等物流功能集成为一体化，使得港口物流业务从客户企业所需物流服务的重要一环升级为满足客户企业全方位物流需求的一站式物流服务，从而达到港口物流企业与客户企业的双赢局面。
其二，港口物流企业应当强化区港联动层次，提升港口物流通港效率。港口物流企业应紧密依托港口周边物流园区，在物流园区传统的物资集疏功能基础上积极开发区域经济范围内的物流配送功能和流通加工功能，以增进物资在港口物流园区内的价值增值。港口物流企业通过推动港区联动业务的方式从时间和空间层面提高其服务外向型企业的能力。
其三，港口物流企业应积极参与港口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通过完善港口物流企业的内部管理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使其为外向型企业提供的物流服务功能及其物流运作效率达到国际化水平。这要求港口物流企业加快建设数字化港口物流系统，打通港口物流从签约接单到货物通关等诸环节业务内容，并据此为客户企业提供港口货物的报关与报检、金融保险或代收货款等综合性港口物流增值服务，以有效提高客户企业对港口物流服务的满意度。
(二)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的企业联盟战略
其一，港口物流企业可以加强与承运人企业的联系，推动港货联盟战略的有效落实。从港口物流企业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港口物流领域的竞争烈度，使得港口物流企业在传统物流服务领域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港口物流企业可在提供基础性物流服务的前提下为客户企业提供物流增值服务，通过深度介入客户的供应链业务运作来有效掌控并整合客户的供应链资源，进而将客户企业的生产、物流及销售环节整合为一体。
其二，港口物流企业可以加强与港口物流客户企业的联系，推动港航联盟战略的有效落实。世界贸易的规模化使得企业对港口物流外包的需求日增。港口物流企业通过接受企业物流外包业务的方式来促使客户企业将其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进而降低企业在港口物流领域的成本支出，提高物流业务的专业化运作水平。具体而言，港口物流企业可以采取股权置换的方式实现港口物流企业与承运人企业的交叉持股，为实现港航联盟内部的资源共享和利益共沾提供所有权保障。借助交叉持股模式，港口物流企业可以及时、准确的掌握承运人企业的最新决策动向，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性所导致的联盟内部控制权与激励机制失灵问题，降低联盟内部的交易成本并提升联盟运作效率。
其三，港口物流企业可以加强与物流园区间的业务联系，推动港区联盟战略的有效落实。作为外贸货物的重要集疏中心的临港工业园区及临港物流园区是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重要基地，也是港口物流企业的主要客户源。港口物流企业应当加强与港口物流园区的业务关联性，通过系统安排在临港工业园区和临港物流园区的网点布置来优化港口物流企业的物流网络布局结构，形成以临港工业园为基地的港口产业集群。港口物流企业亦可借助临港工业园区和临港物流园区的成熟配套物流设施来提升其物流服务水平，增进外向型客户企业的物流服务体验度。地方政府可采取给予税费优惠和提供资金和市场开发支持的方式来有效扶持其发展，通过激活港口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和辐射效应的方式来促进产业集群链条向国际化市场的延伸(梁子婧，2012)。
(三)服务国际贸易的港口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战略
国际贸易服务论文范文第2篇
海运的国际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海运事业必须是国际接轨的，海运业是我国最早与世界接轨的领域，也是我国水运服务产业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领域。随着我国加入WTO，海运服务贸易及其相关市场也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海运、港口服务以及与海运相关的内河与物流运输都面临着外资涌入的巨大冲击，国际海运巨头马士基、东方海外、韩进、现代纷纷抢滩我国海运及相关市场。外来资本通过开展涉及我国港口的海运服务、通过购买航运企业股份或资产的投资方式扩大在我国航运市场的影响力、在我国投资兴建或收购枢纽港口等方式将我国作为其主要的利润源之一。据统计，我国国际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中丹麦马士基的运量占我国集装箱运输总运量的30%，全部外资国际航运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我国集装箱运输总运量达到近90%的高额比例，而我国航运公司则仅占12%的市场份额。我国的进出口商不能掌控班轮运输的决定性话语权与我国的产业结构有着根本性联系，不能创造高附加价值的初级原材料加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必然导致加工商在整个国际贸易链条中的弱势地位，因此往往失去了决定国际贸易运输安排的话语权。除了通过开辟涉及中国港口的航线大规模抢占我国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外资航运公司还通过在我国设立独资或者合资航运公司、参股控股等方式在我国建立运输网点并试图进一步将商业触角延伸到港口港务甚至内地物流运输业。我国航运市场中高比例的外资程度不能不让人引发对于外资垄断的忧虑，这种外资垄断的负面影响小至损害我国内资航运企业的营业经营、损害弱势货主作为航运市场消费者的消费者利益，大至扭曲我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危害我国整个航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威胁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而制约国家经济贸易之发展，甚至可能危及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二、现有关于海运市场开放与竞争规制的法律制度及其问题
但是在我国现有制度规范框架下，外资并购我国国内航运经营者的安全审查与开放市场吸引外资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立场。一方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与港口公用码头设施的建设、经营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且完全不做中方控股或者相对控股、或者限于中外合资合作的要求，体现出借助外资发展我国海运事业和港口建设、鼓励出口贸易的产业发展导向；另一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则将海运列入必须进行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体现出限制和监管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业的立法态度。然而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认为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事业可能产生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为什么又对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事业和港口建设事业不加限制地鼓励呢？如果担心外资进入我国国际海运市场会带来引狼入室的效果使我国海运事业和对外贸易事业受制于外国资本之控制，为什么不在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中像其他一些产业一样对于外资入股的比例作出适当限制呢？如果热衷心切于吸引外资鼓励我国国际海运事业的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对外资并购我国国内航运经营者实施安全审查，这一所谓的安全审查也只能空泛地流之于形式？实际上，在遵守市场开放义务的前提下构建海运竞争规则尤其是国际航运经营者集中规制制度面临着如何平衡航运市场吸引外资、维护航运市场竞争秩序与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利益选择，而目前我国对于这一问题显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根本性立场，导致不同的法律规范似乎体现了不同的利益考量。事实上，我国海运市场的开放并不只是在2011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可见一斑，很早就废除货载保留制度也体现着开放国内海运市场的态度。货载保留是目前各国保护本国航运业较为常见的做法，其内容是限定进出口本国港口的货物的一定比例必须交由本国船公司负责运输。1974年《联合国班轮公会行动守则公约》40∶40∶20货载分配原则肯定了本国对于该国进出口货物40%的货载保留权。我国虽然在1980年加入了该公约，但是却早在1988年就彻底废除了货载保留制度，外国船公司得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和我国内资船公司在运输我国进出口货物上具有同等竞争的权利，这几乎是超出一般国家海运市场开放程度的。纵然鼓励引入外资发展我国的海运事业、鼓励商品贸易的进出口，但是我国也需要冷静地反思我国海运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开放的问题，以及在我国现有船舶现代化程度、航运企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落后于海运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应当在开放国内海运市场上争取国际领先。当然，适当放慢开放国内海运市场之程度的结论不等于认同将安全审查作为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业的控制阀门予以普遍适用。外资进入我国海运业的国家经济安全审查只应当作为例外，而不是作为常态予以启用作为禁止外资进入的理由。外资并购的反垄断问题与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是两回事，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查的启用条件应当是广于外资并购的安全审查的，由于反垄断审查的程序规范性要求更严格，可控性更强，只要符合规定申报条件的航运经营者集中就应当申报。对外资并购我国国内航运经营者实施集中前申报审查可以防止外资垄断我国海运市场，有利于维持我国海运市场竞争秩序，进而为国内的航运经营者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我国航运经营者发展壮大。但是安全审查则赋予主管机构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与反垄断审查不同，其效果可能不但不能使我国海运业在闭关锁国中壮大，反而会因为阻挡了来自于外资的竞争动力而导致我国海运业更加羸弱，过度地使用国家安全审查也会与我国一直开放海运市场以及WTO海运服务承诺相抵触。因此如何准确地把握吸引外资发展我国航运事业和港口建设与海运业引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平衡，是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
三、建构与行政垄断制度相协调的海运业政府补贴法律制度
1.政府扶持海运业并不违反国际航运服务贸易自由化下的国际义务。我国国际航运市场并非不存在行政垄断，可能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庇护下的货载保留给本区域航运企业运输的问题，也可能存在“行政寻租”与“管制捕获”下的平等航运市场主体不公平待遇的问题，但是之所以采用“可能”之表述，是因为总体而言行政垄断在我国海运市场中并不明显。行政垄断在我国海运市场中并不明显一则可以归因于我国海运业本身的市场化改革革除了很多行政性权力计划性介入航运市场的体制性因素，二则源自于我国对海运业在产业政策上就并未采用像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等行业那样的国家垄断与补贴扶持之态度，从国际航运业行业发展的整体来看，我国正在走的是一条逐渐取消国有国际航运企业补贴与优惠待遇、渐进性开放市场、赋予外资航运企业国民待遇乃至超国民待遇的国际航运自由化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国际航运市场中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援助政策连结在一起，虽然国家扶持海运业的行为如果适用不合理或不公平可能造成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效果，但是却并不应当以此否认我国海运业获得国家扶持的合理性。国家援助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补贴，贷款利率优惠，资本注入国有企业，延期缴纳税款、社会保险或其他费用，买售或租赁土地与资产的优惠税率，电价或天然气使用价格的优惠待遇，使某些特定市场主体受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等。国家援助实际上本身隐含了国家干预的涵义，因为无论国家援助采用物质补贴或者其他形式，国家援助的效果就是政府或政府机构的行为使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群体比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更容易获得资源，或者降低了他们在正常市场条件下的运营成本，进而取得一定程度的市场优势。虽然国家援助使某些市场主体获得市场优势即意味着使与之竞争的市场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陷于市场竞争不利，采用行政性手段本身破坏了市场的竞争均衡，但是却并不必然被反垄断法律所绝对禁止。例如欧盟禁止国家援助的条件就是该国家援助对竞争有不利影响，并且它对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有不利的影响。即使一贯奉行海运自由主义的欧盟也认同了海运业国家援助的存在，《海运业国家援助指南》将海运业的国家援助与防止船舶海外移籍、促进船舶回籍联系在一起，申明海运业国家援助的目的在于促进向安全、高效、环境友好的海运市场迈进，鼓励船舶使用或重新使用成员国国家的船籍，在保持全球范围内国际航运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帮助成员国构建坚实的海运产业集群，保持与继续推动海运专有技术并保护与提升欧盟船员的工作待遇，按照欧盟海运政策白皮书来推动近海运输新服务。该指南确立了海运业可以享有税收等政府财政优惠待遇与船员工资税方面的减税待遇以提升竞争优势，远洋运输减少欧盟船员可以获得以遣返费用为形式的一定的政府援助，航运业的结构性改革也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此外欧盟也认同对海运的区域性国家援助与海运培训援助。奉行海运保护主义的美国在海运政策上不但是运营补贴的大国，还实施货载保留、沿海运输保留、船舶投融资补贴等多种形式的政府援助，从《1920年商船法》到《1984年航运法》，美国通过各种立法程序，始终坚持造船差额补贴、营运差额补贴、船旗差别待遇、货载保留与优先、船舶抵押担保与信贷以及各种税制优惠等一整套保护主义色彩极浓的海运政策，对本国航运业予以扶持，对外国航运业进行限制。有学者因此认为美国的海运政策是保护与垄断的典型，美国联邦政府对航运业的积极干预甚于该国的任何一个企业部门。比诸上述欧盟成员国与美国等海运大国的海运国家扶持政策，过度倡导海运业自由发展与市场化我国的海运政策对于我国国际航运市场的保护未免是相对欠乏的。然2011年《船舶吨位税暂行条例》以船舶国籍作为界分，对中外籍的船舶在吨税上分设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的应税船舶，船籍国（地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含有相互给予船舶税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或者协定的应税船舶，适用优惠税率。其他应税船舶，适用普通税率。”但是由于WTO《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各成员应该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的最惠国待遇，而作为WTO成员方的我国在海运业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仅作出了设立外资海运公司与实施货载保留制度两项最惠国待遇豁免，那么显然有关船舶吨位税的优惠税率待遇就可以根据最惠国待遇适用到其他WTO成员方，从而架空《船舶吨位税暂行条例》针对中外籍的船舶在吨税上分设优惠税率和普通税率的规定。考虑到与国外海运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纵然是海运大国，但海运事业的发展相对欧盟、美国而言仍然在技术与管理上并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适度地对我国的国际航运业实施国家扶持有利于鼓励国际航运业的发展。事实上，对国际航运业的国家适度扶持也正是国际社会通常采用的国际航运鼓励政策，各海运大国对本国船队都有特殊的政策保护，例如实施造船优惠贷款利率、船舶融资优惠贷款利率、一定程度的货载保留、沿海运输不对外籍航运公司开放、针对本国籍船舶的吨位税减免、航运公司运营补贴、海运专项基金等等。在海运大国认可并实施国际航运业国家援助的背景下，如果我国不采用适度的国际航运业国家援助政策，最终的结果将是我国国际航运企业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先天竞争劣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我国海运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船舶现代化程度都落后于国外竞争者，市场份额已十分有限，如果取消所有国家扶持政策，不仅会对本国航运能力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会导致中外竞争不平等。因此，在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前提下，保留国家对本国船队的若干扶持、保护政策十分必要，同时也不违反WTO对国民待遇的要求”。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货载保留、货载分配、沿海（内河）运输不对外开放等行政性垄断措施人为地分割市场，不利于综合运输体系的优化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从长远看将使国内航运企业滋生惰性，国际竞争能力下降，不利于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最终将损害本国利益。然而国际竞争力的优劣比较应当首先将相同条件的比较对象置于同一环境中进行，倘若外国的国际航运企业在比较前就比我国的国际航运企业获得更多的国家援助与政府补贴并在先天上占据竞争优势，那么又如何指望我国的国际航运企业在这项原本不公平的比较中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升行业整体素质呢？
国际贸易服务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对外投资
根据WTO分类，服务贸易包括过境交付、消费者移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四种方式，即服务贸易竞争力应指一国服务业出口和对外投资能力。因此，通过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计算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来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因此，较全面评价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还应考虑服务业对外投资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本文旨在通过比较中美跨境和商业存在模式(某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对外国公民的服务销售模式)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以期为中国鼓励服务业对外投资而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建议。
中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 为全面比较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对两国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业存在(附属机构模式-Foreign Affiliates Trade)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见表1)。 表1显示，1996年，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总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顺差额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国BOP模式服务贸易总额远低于美国，且处于逆差地位，即中国跨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远弱于美国。 因中国整体对外直接投资严重滞后，所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FAT模式服务出口也很滞后、竞争力极其薄弱;FAT模式服务进口方面，即在中国境内的非金融类服务业外国附属机构境内销售收入，2005年总计739.74亿美元， 2006总计913.2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水平。总体而言，中国在FAT模式服务贸易方面处于明显竞争劣势。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服务业FDI比较分析 为深入分析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笔者分析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见表2)。表2显示，无论是BOP还是附属机构模式的双边服务贸易，中国竞争力均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附属机构贸易模式，中国更显薄弱，2005年逆差额2倍多于BOP模式。 无论是总体还是双边服务贸易额，美国两种模式均处于竞争优势，且FAT模式强于BOP模式;中国两者均处于劣势，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鉴于FAT模式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和趋势，所以需对FTA模式的来源——服务业FDI进行比较(见表3、4、5)。
表3、4、5显示，无论是服务业FDI总额，还是双边服务业FDI额，美国都远高于中国，使得美国FAT模式服务贸易发达于中国。美国服务业FDI处于净流出地位，而中国处于净流入地位，故美国FAT模式服务业处于竞争优势，而中国处于竞争劣势。 美国鼓励服务业FDI的政策 中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表明，某国服务业FDI对其服务贸易竞争力，特别是对占主导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薄弱的中国应借鉴美国经验，通过促进服务业FDI来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一)重视国内服务产业发展，并重点进行产业培育 美国服务贸易和对外投资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国内发达的服务业分不开。服务业已是美国经济中最庞大、发展最快的部门。美国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措施很多，较有特点的是： 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使国内服务产业发展服从服务贸易全球战略发展的需要，适度放松反垄断限制。注重国防工业，特别是军民共用技术对国内相关服务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保持其竞争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特别是自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和“服务先行策略”以来，其服务贸易和投资的产业发展重点愈益清晰，即将促进重点放在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领域，并由商务部分别与能源部、环境保护署、卫生部、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及行业协会组成专门小组，采取针对性促进措施。
(二)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创造并保持服务业竞争优势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力资本/技术密集型已成为服务产业的主要属性，人力资本/技术对保持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进，为美国带来丰裕的人力资本，美国已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具优势的科技人才队伍，促使为美国服务贸易提供竞争优势的产业基础持续得到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又反过来促进和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得美国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保持优势地位。 为争夺国际市场，使美国跨国公司在与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充当为其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保驾护航的角色，如制订出一定的科研计划，采取各种措施推动跨国公司科研与开发的发展;通过延长跨国公司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来鼓励跨国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新型科技产品的开发，以便使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在技术上领先别国，从而为跨国公司提供创造和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和手段，增强美国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
(三)提供资金扶持与援助，为跨国公司提供“基础支持” 利用各种渠道和机构对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金融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对外货款业务中，有两项贷款是专门支持跨国公司向外直接投资的：开发资源贷款和私人对外直接投资贷款，即对跨国公司给予贷款，帮助扩展业务，提高在国外的竞争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主要有两项业务：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投资保险和对私人投资者提供融资活动。 因中小企业开展海外投资面临更多风险，所以应更重视对其开展海外投资的鼓励和保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就日益重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建立小企业发展中心，对高科技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及实行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等。 税收支持。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而提供税收优惠则成为政府鼓励私人资本进行跨国投资和经营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公司向国外扩大投资的重要工具，如除与许多国家在双边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外，还通过分类的综合限额税收抵免、延迟纳税制度、在税收协定中不列入税收饶让条款、经营性亏损结转制度、在进口关税减免制度、国外投资收入优惠税率等方式鼓励和促进企业开展海外直接投资。 设立扶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为政府资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职能是通过资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许培训、商业研讨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技术辅助等，增强美国公司的对外竞争力，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商机。其中，资助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费用约占美国贸易发展署整个预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保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美国于1948年首创官方海外投资保证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规定设立直属国务院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正式开业，从此确立沿袭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管理海外投资保证业务的体制，即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对美国的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承担特别风险和综合风险保险，如禁兑风险、征用风险、政治暴力风险，大大减少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促进跨国投资事业的发展。
(五)为海外投资者提供系统、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降低投资风险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别机关驻外使领馆所设的经济与商业情报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等机构形成的信息网络为企业提供从项目考察设计、论证到组织实施全过程的信息咨询 服务等来实现对投资者的情报服务。
(六)与企业密切合作，注重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 美国商务部等主要贸易促进机构除注重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促进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健康、迅速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外，特别注重与企业间密切合作，更多地应用深受服务出口和投资企业欢迎的务实性、技术性促进措施：如大量通过派出政府与企业联合商务团组，包括利用类似于召开美中商贸联委会等双边贸易协商方式开展游说与促进工作，以及举办各种商务对接、商务会议、展览等商务促进活动，帮助企业寻找商机;针对服务出口和投资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点，举办大量技术性、务实性很强的专业培训活动，帮助分析出口和投资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投资做法、消费趋势及习惯等，以帮助中小服务企业提高服务出口和投资技能等。
(七)改进跨部门合作及与各州的合作，提高促进与服务效率 1994年后，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专门组成由各部门专家组成的服务业出口工作小组，主要集中进行跨部门合作与协调：数据采集与分析;共同确定为推动促进工作所必须的各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与专家人选;研究建立与民间企业最为有效的联系与沟通办法;共同制定在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出口促进活动计划与方案。由于服务贸易涉及面很广，有许多州的法律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与双边谈判或多边谈判存在矛盾，因此，“国家出口战略”还要求联邦政府与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 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中国无论是在BOP模式还是FAT模式服务贸易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且后者的劣势更为明显;而美国服务业对外投资发达对其服务贸易，特别是FAT模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中国应把握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特别是服务产业国际转移和FAT模式服务贸易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产业、丰裕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确定重点服务产业并实施战略性产业政策、建立和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综合服务网络、建构各级政府、行业、企业充分合作、协调互促的服务产业出口和海外投资促进体系等，以推动中国服务产业海外投资，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1.郭根龙，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竞争力[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3.中国商务部服贸司.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4.李敏，美国、法国、日本鼓励对外投资税收政策比较[J].涉外税务，2006(8)
国际贸易服务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零售业经济衰退对策
21世纪初，亚洲，尤其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全球零售巨头利润的主要来源。在零售业严冬的当下，国际零售巨头们在中国如何动作，给中国零售业可能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而中国零售业将如何应对等等问题已是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课题。
一、国际零售服务贸易与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现状
1、国际零售业服务贸易的总体现状
全球化步伐正在加快，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市场呈现多样化、国际化，消费者不仅只满足于本国的商品及服务供给，而且对具有异国文化的商业服务也产生广泛需求，这为各国零售业的国际化提供了市场条件。
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零售业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消费不振、市场增长空间有限，制约了国内零售商业的扩张。另外，零售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组织化和规模化，而市场饱和以及过度竞争导致国内经营成本上升，商业利润不断下降。于是各国大型零售商纷纷冲破本国市场局限，进军海外市场，在国外开店，在全球采购商品，并将全球化发展定为其发展目标。
三是国际零售服务贸易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服务贸易格局中，发达国家在进出口方面都占绝对的优势。跨国销售额，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阿赫德、麦德龙等在内的世界超级零售企业，每年都以百亿美元计算。从进入国家和地区的数量来看，世界约20多家零售业巨头开展跨国经营，其店铺分布于欧、亚、中南美和北美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现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零售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并正在向现代零售市场体系的方向发展和完善，零售市场经营主体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居民购买力的持续提高，市场供应商品的极大丰富，以及市场经营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零售市场总体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6%，2007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4%，增幅为1997年以来的新高。居民消费多元化和层级性的发展，促使我国零售业业态快速发展。目前，我国零售市场上的零售业态，几乎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零售业态，以连锁经营形式发展的现代零售业态己成为我国零售业发展的主流。
连锁化、集团化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零售企业重组、并购等改革步伐加快。大型零售企业规模持续快速扩大，渐成零售市场主体。2006年，中国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为874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11.4%。
我国现行的国内零售市场开放政策，总体上非常接近加入WTO所作的承诺，在开放地域上已经超出了中国的承诺，突出表现为以沃尔玛、家乐福的大卖场为代表的大型零售商场快速增长。到2008年底，沃尔玛在我国开设了104家分店，家乐福开店达120家。目前，中国已成为家乐福在法国之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二、当前我国零售服务的SWOT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国外资本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零售领域是必然趋势。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中国零售业既面临内部的优势和劣势，也面临着外部的机遇和挑战。
1、内部优势
（1）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以来，我国零售业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零售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新的经营理念、营销方式、管理手段和技术在零售业率先使用，引发了国内以流通社会化、现代化，与国际市场接轨为主要内容的流通革命；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2）与外商零售业相比较，中国零售业的最大优势就是熟悉本国国情的本土化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优势；门店地理位置优势；与供应商长期关系优势；区域销售规模优势。从总体实力上看，目前没有哪家国内零售企业能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巨头抗衡，但其在区域上的优势只是相对的。
2、内部劣势
（1）企业规模零、散、小，从业人员素质低下。尽管我国流通企业已经具备较大规模，但放在全球背景下看，仍属中小企业。零售企业的核心是员工的服务，但我国的许多零售企业只注重员工形象，而忽视员工的素质。
（2）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经营方式单一。我国零售企业在管理上大多数是粗放式管理，离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和特色化还有很大的差距，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色。在经营方式上，零售企业大多采用招商、联营、代销甚至出租柜台，这种经营方式常常导致企业的管理与经营脱离，企业不仅无法提供有特色的优质服务，也无法形成企业的经营战略。
3、外部面临的机遇
（1）国内零售市场容量扩大。2008年1—8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84万亿元，同比增长21.9%，这显示出我国消费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我国零售市场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市场之一。
（2）政策扶持。中国政府已经将过去的管理职能转变为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大型流通企业。力争培育出拥有自主品牌、自主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能力强，可以和外国零售企业相抗衡，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3）享受加入WTO带来的权利，可以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舞台。
4、外部面临的挑战
我国零售企业外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跨国零售商的冲击，因为我国零售业与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模上的差距。进入中国的外资零售企业普遍规模大，如沃尔玛公司2007年在华销售额高达213亿元，家乐福为296亿元。我国本土零售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相对较小、网点分布不合理、定位趋同化的缺陷，在总体经营规模上与跨国集团有较大差距。
（2）业态形式上的差距。目前，外资零售业在中国市场所涉及的业态包括百货店、超市、大型综合超市等现代零售业业态。虽然目前外资零售企业的销售额只占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左右，但在竞争激烈的高端大卖场，外资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80%以上，拥有绝对优势。
（3）品牌资产方面的差距。跨国零售企业的品牌优势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无形资产。通常，外国零售企业的无型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约为5%，尤其是沃尔玛和家乐福这两大零售巨头的商誉已接近100亿美元，而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华联超市，其无形资产却只有0.75亿元人民币。
（4）人才聚集能力的差距。我国零售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多数属于经验型人才，而在外国零售企业中，各主要部门都部署了一批具有先进经营理念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国际型人才。另外，在人才的争夺中，外国零售企业凭借其各方面优越的条件赢得了求职者的青睐，更加剧了我国零售企业高级人才的短缺状态。
三、全球经济衰退中发展我国零售服务贸易的对策
在零售服务贸易全面开放又面临全球经济持续衰退之际，零售服务贸易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外资零售企业和中资零售企业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同时，我国的零售服务贸易要主动的应对危机和寻求发展，通过竞争，加快民族零售企业快速、健康、持续发展。1、面对危机，国际零售巨头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动作
（1）加速向二级城市拓展业务。现在中国88%的国内生产总值出自二级城市，2002—2006年，这些二级城市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1倍，零售额上升了79%。
（2）大规模降价促销，不但会对中小超市形成强烈冲击，还会引发行业洗牌。如春节期间，沃尔玛在64个城市117家商场进行了大规模降价促销活动，部分商品降价幅度达54%。
（3）加速在中国的本土化。以门店为中心的地方采购、配送中心逐步完善，显示出对中国文化及政策准确理解和适应性。
（4）加速收购兼并，利用相关企业的现有营销渠道扩大规模效益。如2006年，沃尔玛收购了好又多超市的部分股权，按照计划，沃尔玛最终将全盘收购好又多，如果收购成功，沃尔玛在华将全面超越家乐福。
2、零售服务贸易的应对措施
通过以上可以看到，我国支撑消费强劲增长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因此，作为消费产业链中拥有稀缺性渠道价值的零售企业，应具备更强的抗周期性。在高通涨的刺激下，我国零售业持续偏旺，社会消费保持强劲增长态势。中央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对市场的拉动作用正逐步显现，这表明现阶段我国零售行业仍处于以居民收入持续高增长及高储蓄率为核心推动力的消费升级时期。
（1）政府加大对零售业的宏观调控力度，从政策上予以扶持。一是制定零售业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努力清除内外贸之间、地区经济之间以及流通供应链之间的行业隔墙，为流通产业的跨地区、跨行业和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是加快相关立法工作，在法律和行政方面为零售业发展提供保证。对外资进入中国零售市场实行法制化管理，如制定反零售企业垄断法、大店法，制约大店的快速发展和单个零售企业规模的无限扩大，阻止外资零售企业的不正当兼并和收购，为国内中小零售企业的发展争取生存空间。
三是充分运用银行、证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多种金融服务手段，引导和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突破企业财务资源的瓶颈。
（2）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大力整合和壮大民族零售企业。一是进行资本重组，实现规模经营。通过强强联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发展我国自己的商业航母；有条件的零售企业可以大胆出击，通过合作、合资等方式与跨国公司对接，形成有雄厚资本实力的跨国企业集团进行跨国经营。
二是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来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以特色和差异化应对跨国零售巨鳄的竞争。塑造品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3）外资零售业在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大多放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中国零售企业则已经把连锁门店开到了县城以及富裕的村镇，具有先发优势。随着我国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中央提出的家电下乡、扶持农村连锁超市等利好政策，相信农村市场将大有作为。
（4）具备条件的企业应主动地、有选择地走向国际市场。我国零售业通过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已涌现出了一批如华联、大商等基本掌握现代零售企业管理方法、具有跨地区经营实力和市场应变能力的大中型零售企业。另外，国际经济环境宽松，特别是非洲和南美洲的消费需求对中国商品与文化的偏好增强，以及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等有利条件，可以通过学习国外零售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零售企业的跨国经营经验，尝试走向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张宇：论零售业产业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07（8）.
国际贸易服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美服务贸易；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结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愈加汹涌的背景之下，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度变革，以金融及信息革命全球化发展为特征的科学技术革新浪潮正在推动世界服务业加速发展。如今服务业占各国经济比重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已达70%，中等收入国家接近60%，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随着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发展，国际间的服务交换规模也在日益扩大，2009年，世界服务出口额达到了3.3万亿美元，数据来源于WorldBankDatabase、BEADatabase和中国商务部网站。
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亿美元增长了45倍，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1/5。同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较快地出现了复苏势头，其恢复速度快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国家。由此可见，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趋势已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中美服务贸易比较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服务业高度发达。2009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15.4%，表现出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强劲优势地位。另外，中国服务贸易也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0.6%，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服务产品竞争力较弱，在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在整体服务贸易水平还是在部门结构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
1.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持续稳定，国民经济贡献度较高
服务业对美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大，以2005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美国GDP的70.93%，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2.47%。自1984年开始，美国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可见，伴随美国服务业发展，其服务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
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4220.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79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3%。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间平均维持在28%左右，2004年达到30%并维持了4年，由于经济缓慢复苏，2009年小幅上升，达到33%。就服务贸易出口额总体而言，美国呈现上升态势，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560.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091.8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1.99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8年间平均维持在16%左右，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显提高达到19.2%。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其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1659.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07.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2.23倍。2009年服务贸易进口虽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达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中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小，以2009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42.6%，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3.2%。中国经济结构中，由于第一、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4.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倍多。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间平均维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维持在9%左右。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言，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8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25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国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7年间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维持在12%以上。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582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7倍。虽然200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与2008年相比没有出现下降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25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进口额同比均出现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务贸易总量只占到美国的1/3。
2.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各部门发展比较平衡
美国服务贸易自1971年起持续保持顺差状态。其中，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仅103亿美元，1997年则达到较高历史水平，增至902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7倍左右。2007年服务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为1296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5048亿美元，进口1296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2009年服务贸易顺差额相比2008年虽下降了4%，仍达到1384.2亿美元。
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出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运输和金融服务，其出口额各自分别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时，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通讯、建筑服务分别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计在15%以下。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其进口额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时，政府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通讯服务分别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比重较小，分别是0.45%和0.16%。综合美国服务行业进出口所占比重，各个服务部门发展符合美国经济特点，没有出现比重极大的部门，即部门间发展未表现出严重失衡现象。同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服务部门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突出，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
（2）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各部门发展有所失衡
中国服务贸易在1984—1995年间保持小额顺差，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后进入持续逆差状态，并且自2002年开始逆差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服务贸易逆差更加显著。其中，2004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最高值95.5亿美元，2004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小幅缩小之势。但2008年和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115.6亿美元和296亿美元，200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比2007年增长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长56.1%。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和旅游，逆差额分别是230、106、97和40亿美元。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旅游服务贸易占比第一，2000年达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现递减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间占比逐年上升［1］。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通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占比最小。可见，中国一直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传统服务贸易相比差距较大。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年缩减趋势，如旅游服务部门，而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占比逐年递增，尤其是咨询服务，2008年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12.33%。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是31.67%、22.75%和14.55%，合计70%左右。同时，咨询、保险与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分别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占比2.75%和1.99%。通讯、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占比较小，合计为2%以下。综合中国服务行业进出口占比，部分行业占比极大，中国服务部门出口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
3.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多元，涵盖多个经济体类型
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法国、瑞士、中国和荷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出口市场，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五席，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荷兰，合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7.77%。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国、墨西哥、瑞士、印度和爱尔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地，占美国服务总进口额的56.29%。在前十大进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四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合计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6.45%。事实上，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别是美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
欧盟是美国服务出口最大的目标市场，2008年，欧盟27国进口美国服务项目占全美服务出口总额的37.3%。同时，欧盟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从欧盟进口服务的增长率也高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就地区性而言，西欧和中欧国家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通讯服务。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国服务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分别占比8.71%和7.84%。加拿大与美国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还是经济环境都有极大相似之处，因而加拿大不仅是美国服务输出的主要接受国，还是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体现尤为显著。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洲和环太平洋服务市场的拓展，韩国从1987年开始逐步成为美国生产出口的最大国家，同时，新加坡、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服务市场增速很快。据WTO统计，2008年美国与中国双边服务贸易额为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7%。其中，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1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8%。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额为6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
综合看来，欧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在美国十大服务出口目标国之列，也是美国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国的一部分。可见，美国服务贸易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同时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特点。
（2）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集中，侧重发达国家和地区
2008年，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香港地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进口来源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及发达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东盟各国市场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因素等特点，一直是中国服务出口主要目标市场，在旅游、运输、建筑服务和咨询服务方面体现尤其明显。在旅游服务方面，中国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区是旅游服务中的最大进出口市场。在运输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运输服务出口总额的33%。在建筑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东盟。此外，香港地区是中国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在咨询服务进口方面，香港地区和欧盟占据中国咨询服务市场50%的份额。近年来，伴随着东盟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东盟不仅逐步成为中国货物贸易的主要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服务市场增速较快。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欧盟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险、咨询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方面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4.服务贸易体制法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较健全
美国服务业长期保持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与美国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密不可分，表现为美国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法规。鉴于国际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异，不能通过关税措施对服务贸易实施保护，所以一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规范对该国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国服务贸易管理机构主要是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2］。其中，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的具体管理工作，如统计服务贸易数据、制定服务贸易政策等，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具体参与和负责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谈判和协调等事务。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强大的谈判能力不仅能将有利于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贯彻到世界服务贸易体系中，还能加强美国对服务贸易的执行与监督能力。第二，实现贸易促进和贸易救济相结合，在积极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能够快速针对服务进口及国外服务企业对国内服务业带来的损害采取多种救济措施。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国会和联邦政府行政命令为主［3］，包括了对外贸易综合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对各个服务部门立法的相关条款和针对部分行业专门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会单独对服务贸易立法，如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国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国各州也会依据自身优势行业制定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如针对证券交易、企业产权等方面分别制定了《证券交易法》、《商标法》等。
（2）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没有快速、全面展开，导致中国还未形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所以，改革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国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战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务部通过服务贸易司具体制定和协调，隶属于商务部的服务贸易司还承担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双边及多边国际谈判等事务。但在实际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执行。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服务贸易整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各有关职能部门相互之间衔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务贸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二，多头管理现象导致中国对服务业的划分标准、统计口径等缺乏统一性，这与世界发达经济体间缺乏一致性，在贸易往来中易引发摩擦［5］。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以国家颁布的外资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体规定为支撑，具体规范中国服务市场。一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比中国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中国虽然在近几年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海商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但互联网通讯、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现象，这严重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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