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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散文 气韵 古朴 和谐 悟 苦 恋
贾平凹从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发表散文,每个时期均有佳作问世,他在90年代中期以前的创作展现出他的既细腻又粗犷、既童心又通透的特点,作品中充盈着一种空灵静虚之美。内在的悲悯之心使他目光触及之家乡的人、物、事多呈现出一种古朴的和谐,多描写粗犷荒芜的西北生活,浸润的却有南方的温润灵巧。从这个时期他的散文的内在气韵上体察,大致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悟、苦和恋。
一.悟
贾平凹的散文中常见“悟”,且是“顿悟”,于常物常理中见出不同,如《丑石》末尾感受到的丑石的伟大,继而“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寂寞的生存的伟大。”[1]《静虚村记》中对“静”之悟,《观沙砾记》记中对小小的沙粒之悟,“世上什么东西生存,只有到了它生存的自然职工中,才见其活力,见其本色,见其生命,见其价值。”[2]
贾平凹尤喜月亮,认为月亮“是佛性的圆满,是了悟的透彻”,以《月迹》为题的散文集三十余篇散文中月亮成为主角。他把佛禅的理趣融化到对自然物象的觉悟之中,角度精准细微,异于常人,在顿悟中发现自然万象的禅趣,显示出特殊的格调。
二.苦
贾平凹出身于“深谷野凹”中的贫寒家庭,贫穷始终伴随着他的成长,一直到他工作多年后才慢慢发生改变。贾平凹在散文中不止一次地谈到父母在抚养自己和操持家庭时所受的苦,这种苦味弥散于他的心绪中,浓得化不开,如《读书示小妹生日书》中无钱读书之苦、《喝酒》中父亲担心儿子被流言所累之苦、《祭父》和《我不是个好儿子》中细数父母亲一辈子的劳苦和人生连绵的苦难境地,让人读之动容。
他的苦还来自于自己身体所患之肝病,《人病》中对那种因患病而被无辜歧视之苦和因患病不得亲近家人,自设障碍之苦写得极为细琐。
三.恋
从写对童年的回忆到写所寻访的关中乡镇,贾平凹显示出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如在《秦腔》《入川小记》和“商州三录”中显示的天人合一的和谐人间,古朴木讷的商山人甘于“洋芋糁子疙瘩火“的生活,并自诩这种生活“除了神仙就是我”,他们喝“包谷糊汤”,吃“搅团土豆“却自得其乐,优哉游哉。《通渭人家》中写连“火车都在说”――“穷,穷,穷,穷……”的甘肃通渭人家,吃水困难,无畜饮之水,不能用净水洗衣擦澡,但他们却一点不嫌弃自己的家乡,于待人接物中显示出他们“精神的高贵”,这一切使作者在离开通渭时已暗下再次来访的决心。
贾平凹所恋的是一种原初古朴的桃源式的乡村生活,他尽力追寻这种田园生活,《静虚村记》中避闹市而至“风止月瞑,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的“静虚村”,他可以“静静地坐地,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即使是写城市,也常写有保持了乡村特点的城市的小街小巷,如《五味巷》、《河南巷小识》等。
小说和散文构成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两翼,互为影响。199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废都》也给他的个人生活和处世态度都带来了非常大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开始反映在他的散文中,并使他的散文逐渐从前期散文的追求空灵虚静的审美境界,以禅宗妙悟安抚内心转向了后期的灵魂焦躁,心灵的驳杂矛盾。这时期他创作出了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散文,如《说房子》《说女人》《说美容》《说打扮》《说花钱》《说奉承》《说孩子》《闲人》《忙人》《人病》《名人》等等。他写出了城市生活的种种怪诞病态,表达了对城市的疏离甚至厌恶。这些文章有精锐的感觉,能观常人所障,言常人所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国民劣根性的内容,但常顾影自怜地纠结于琐屑的事情,絮叨中显油滑,缺乏厚重感和透彻性,让人读来只感受到现代人生活和生存的逼仄和压抑。这类作品缺乏前期作品中宽容和仁厚,有时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个体的尊重。
对于前后风格的转变,贾平凹自己做了这样的解释:“生命个体在每个时间段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如草木在四季的变化。早期的散文写得清丽,有冲动,现在我写不了了,也不再想那样写了。五十岁的人经世已多,心态要紧是从容平和,所写虽混沌,但都是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能贯通世事的就是智慧,智慧在家常中、口语中。”[3]
90年代中后期的贾平凹在创作中显示了与城市和现代人的隔阂,城市和现代性本来可以成为他创作的一个生长点,可是他却摈弃了这个生长点,带来创作的局限与狭隘。
注 释:
[1]贾平凹著 《贾平凹散文选》第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贾平凹著 《贾平凹散文选》第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25页
关键词:《商州三录》;朴素自然;方言土语;白描手法;风土人情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5-0009-01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的、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语言大师。他的《商州三录》系列散文呈现给我们一场视觉的盛宴,这些散文以商州为背景,挖掘秦汉文化源流,向我们介绍商州的山光水色和风土人情。朴素自然是《商州三录》最显著的语言特点,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写景状物,作者总是用平和朴素的语言准确生动地表达他的情绪感悟,达到以俗为雅,以拙为巧的艺术效果。
贾平凹语言的朴素自然首先得益于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他在选择语言时,着重于还原本真的生活,运用商州的方言土语,从而使作品的语言质朴自然,富于表现力和生活气息。他重视从生活中从大众语词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语词运用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例如“母子俩拿了镢头上山,挖了一畦地,暖活活的太阳就照的身上出汗。娘俩开始种小豆,一仄头,t见合欢树下站了两个人,一个头发灰白,是个男人,一个是秀发女子。”(《周武寨》)“仄”、“t”两个字正是当地的方言土语,传神地描绘出母子俩的神情动作。又如“山顶的窝洼里,有了一簇房舍。一个小妞儿刚刚从鸡窝里取出新生的鸡蛋,眯了一只眼对着太阳耀。”“有蛇,黑藤一样地缠在树上。气球大的一个土葫芦,团结了一群细腰黄蜂。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只松鼠就在路中摇头洗脸了。”“同时一声怪叫,嘎喇喇地,在远处什么地方,如厉鬼狞笑。”(《商州又录》)在这里“耀”、“团结”和“嘎喇喇”等都是陕西方言有的用法,这些词使作品的表达更贴切,更生动形象。这些口语化的语言在经过独具匠心地加工提纯后,显得朴素又鲜活有生气,富有民间气息和地方色彩。
方言土语的大量运用,彷佛将我们带到了商州的山村之中,使人感受到《莽岭一条沟》的坡坡涧涧、塄塄坎坎,触摸到镇柞的山民干农活特制的板锄,接触到《白浪街》里受固有传统影响永远处于中不溜地位的陕西人。大量使用方言土语使文章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作者正是通过这些通而不俗的艺术语言使作品散发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在朴素自然中深深地吸引着读者。
此外,白描手法的运用也是贾平凹语言朴素自然的一大技巧。“所谓白描,就是不加修饰地把人物和景物的面貌勾勒出来。”这种描写不粉饰,不雕琢,是自然真切精确洗练的。鲁迅把这种方法归纳为“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贾平凹在语言叙述中就经常熟练地运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白描手法。《白浪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湖北人在这里人数最多……所开的饭店餐具干净,桌椅整洁,即使家境贫穷,那男人的卫生帽一定是雪白雪白,那女人的头上一定是纹丝不乱。若是有客稍稍在门口向里一张望,就热情出迎,介绍饭菜,帮拿行李,你不得不进去吃喝,似乎你不是来给他‘送’钱的,倒是来享他福的。在一张八仙桌前坐下,先喝茶,再吸烟,问起这白浪街的历史,他一边叮叮咣咣刀随案响,一边说了三朝,道了五代……一顿饭毕,客饱肚满载而去,桌面上就留下个七元八元的,主人一边端残茶出来顺门泼了,一边低头还在说:‘照看不好,包涵包涵’”。这里看似平淡的白描式的语言,却把湖北人在白浪街做生意的精明,形神毕肖地勾勒出来,从饭店老板注重卫生的细节描写到招揽客人,以及殷勤款待,活脱脱地向我们展示了湖北人做生意的精明。贾平凹对人物的描写如此,对环境的描写也是大量地使用白描手法。《黑龙口》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黑龙口的人不多,几乎家家都是做生意的。这生意极有规律:九点前,荒旷无人,九点一到,生意摊骤然摆齐。因为从西安到商州来的车,都是九点到这里歇着,从商州各县到西安,也是十点到这里停车。于是乎,旅人饥者,有吃,渴者,有茶,想买东西者,小幺零食山货俱全。集市热闹两个小时,过往车一走,就又荡然无存,只有几只狗在那里抢骨头了。”
贾平凹的散文大多以清新的白描手法为主,偶尔加以轻轻地点染,从而呈现出一派大巧若拙的朴素自然美来。
贾平凹语言的朴素自然,还源于他所描写的内容是商州的风土人情。商州,大体指陕西南部商洛山川一带,是中国乡土社会最被古老文明渗透的地方。这里民情古朴,充满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人们爱憎分明,强悍坚韧,重情豁达。对于商州的一切,贾平凹保持着一种深深的情感,这里是他的生命之根之所在,又是他精神的故乡。他对商州的感情是深厚的:“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象、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独特的神秘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仰观可以无奇不有,俯视可以无其不盛。”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家乡的爱之深、情之切。因此,当贾平凹怀着对故乡的拳拳之心,对都市生活的厌倦情绪初回商州时,他在创作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努力发现、挖掘山乡生活和古朴习俗中所蕴藏的人性人情之美,作者着意抒写恬淡、闲适、灵动、神秘的风土人情,犹如静美的田园诗、田园梦,融化在商州山川独特神奇的民情民俗中,充满山野质朴气息。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桃花源”似的民俗风情画,让我们享受了一餐原汁原味的商州美味,虽然是农家的“粗茶淡饭”,却鲜美异常。《商州初录》里的《莽岭一条沟》描述了一个全然安宁、自足的世界:十六户人家依山而居,自给自足。人们相隔遥远,却声息相通,相互关怀、友爱。他们大多数人从未走到沟外的世界,也没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里没有争斗,没有倾轧,也没有生存的艰难,山沟提供着人们足以享用的一切,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他们拥有着自己的一套人道秩序,对过往的行人在门前置茶、置水、让吃、让喝。作者所寻求的那种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在这种理想之境里得到了实现。这里的乡风民情被描写得如牧歌般令人流连忘返,让人品尝到古老文明本身的生活魅力。《黑龙口》有这样一段描述:“紧接着的是两家私人面铺,一家专削面,大油糅合,油光光的闪亮,卖主站在锅前,挽了袖子,在光光的头上顶起白布,啪的将面团盘上去,便操起把锃亮的柳叶刀,在头上哗哗的削起来:寒光闪闪,面片纷纷,一起落在滚烫的锅里。然后,碗筷叮当,调料齐备,面片捞上来,喊一声:‘不吃的不香!’另一家,却扯面,抓起面团,双手扯住,啪啪啪在案板上猛甩,那面着魔似的拉开,忽的又用手一挽,又啪啪直甩,如此几下,哗的一撒手,面条就丝一般,网状地分开在案上。旅人在城里吃惯了挂面,哪里见过这等面食。”读这样的语言我们体悟到的是朴素自然,平易晓畅,而又简洁明快。又如《龙驹寨》中的一段描述:“县城各地,都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逢集,龙驹寨不分日月,不论早晚,总是人多。在这个几百里方圆,这里就是北京城,就是大上海,山民们以进城为终生荣耀”。简单几笔就把龙驹寨在当地人心里的重要地位勾勒出来,平实朴素而又传神。
总之,贾平凹的语言是朴实平淡的,但是这种朴实平淡不同于缺乏艺术性的俗,而是在朴实化、口语化的同时又艺术化。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正好可以用来评价贾平凹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
参考文献:
[1]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小读者[N].文汇报.1963-06-02.
穿过贾平凹纪念馆,沿着贾府大院左边一条羊肠小道前行不足二百米,一座七八十年代修建的瓦房就挡住了去路。由于这座房子地势低,几乎和羊肠小道持平,所以“高兴家”这几个字一下子就映入眼帘。拐个弯顺着台阶下去就来到了刘高兴家的正门,跨过门槛,只见正对面的厢房里摆着一张巨大的书案,书案上摆着笔墨纸砚和两捆书以及一些零碎的物品,显得异常凌乱。墙上挂着一些书画作品以及相框等物,一看就不是特别讲究。在这些书画作品里,一幅贾平凹的墨宝《哥俩好》尤其引人注目。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者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一手握笔,一手压纸,正在习字。对于类似我的这种造访貌似早已习惯,他只是轻轻抬了下眼皮打量了一下,又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之中。据早先进去的游客讲,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刘高兴。
进入院子环视四周,除了几间房子外,能看到的就是碗口粗的杏树和挂满葡萄的葡萄树,青黄色的杏儿甚是惹眼,葡萄的幼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书案前,一串类似蒜瓣儿的莲蓬自上而下挂在房檐,随风摆动,有一种艺术世家的味道。
我走进书案,拿起一本叫做《我和平凹》的书,边看边和高兴聊天。高兴说:“我的这本书五十块钱一本,不但可以签名,而且还可以免费合影。喜欢我书法的,我还可以另外赠送一幅字。我的字单买也要四五百块钱呢,绝对很划算。”当我问及书的销量时,高兴摇摇头:“不行,二一五年印了一千本,到现在还没有销完呢,咱是自己玩呢,不像人家平(他称呼贾平凹为平)是专业的,有市场,咱只是业余的,充个门面而已。”
当他得知我是从事文化传播行业的时候,他异常兴奋:“你能帮我设计个手提袋不?你看我的书这样放着多没有档次,如果用手提袋装起来,不但很扎实,还有利于宣传。你看,我把商标都注册下来了,就叫刘高兴。”说着,他从墙上把商标注册证摘下来,让我拍照。其实,我也很乐意与刘高兴这样的实在人合作。很快,我们就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他的手提袋由我先设计,觉得满意后再确定制作数量。刘高兴再三强调:“一定要便宜,可不敢太贵了,我可没有钱。娃还在西安给人开出租车哩,钱要省着花哩,都不容易。”
合作的事情确定后,刘高兴裁了一块儿宣纸,在上边写下了“‘高兴’系列丛书――读书明理”几个字,并盖上自己的大印,说:“这是咱的内容,你给咱设计得美美滴,我不会电脑,弄好了你就给我打电话。”
【关键词】 创作心态 身体 痛苦
在学校里,他因为矮小与孱弱在上体育课时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是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甚至,已成名的贾平凹在1987年回忆15年前进入西北大学时的情形仍说:“这是一个十分孱弱的生命,梦幻般的机遇并没有使他发狂,巨大的忧郁和孤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睁眼看世界。”此时的他仍对自己体力的孱弱非常敏感,在他的意识里,孱弱似乎已成为一种生理上的缺陷。
也因为病,贾平凹观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变得有些失常。以肝病之体验,醒悟到社会上人人皆病。别人之病虽不在身体,却在精神,在相互之间的关系隔膜;由玩牌悟到不是人玩牌,实则是牌在玩人;从对弈的文化记录又指出其不是比较技艺之高下而是斗智斗心。这些“病人的视角”于生活可能有些偏激,纯属个人之见,但于艺术却未必不能算一个独特的视角。在长篇《废都》的结尾,贾平凹把庄之蝶的下场设计为中风而不是猝死,这实际上就为后来的《白夜》留下一个很好的视角,所谓“病而不死”的角度。田珍颖说:“也许你是顺乎‘天地早有了的’安排了庄之蝶的命运,而我却觉得,这是你嚼透了庄之蝶们的心迹,嚼出了味道,于是也写出了味道——让他中风的味道,让他病而不死的味道。如果庄之蝶还会出现在你今后的哪篇小说中,他将是何种现象呢?你会让他怎样地中风却活着,活着却中风?我想,恐怕他会变成你新作品中的一个角度——奇特的角度,你将通过他的双眼,静静地、冷峻地看着繁华喧闹的人生,沉默却犀利地剖开眼前每一个人的五脏六腑。”
这个角度后来出现在废都的续篇《白夜》中,这就是祝一鹤的中风。的确,通过一个曾经有权有势的人忽然失势丢权的突发事件,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可自然显示。以往求他办事的人,得到好处的人现在一个个再不登门,而真正照顾他的却是那些最下层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有恩必报的美德。特别是在这篇小说中他以病态的眼光看出了全社会的种种病症。夜郎的梦游症和多疑症,祝一鹤的痴呆,虞白的贫血,宽哥的牛皮癣。连天也在生病,那雪花正如宽哥的牛皮癣,不是在脱皮?“真是怪事,白姐这回犯病,什么都觉得丑着好。说这桌子腿儿太细应该做一件憨憨笨笨的?”“什么都丑着好”的审美观点实际上早己渗透在贾平凹的所有观念以及日常生活中。如他收藏的石头,他的家具就连他给作品起的名字也都要憨憨的。另外,他把农村人的孤陋寡闻、自卑等也作为一种优点大加赞美:这一切无不体现了“病人的心态”。
他在作品中勇敢地坦露内心痛苦,又用轻松诙谐的笔调抒写出用痛苦咀嚼出来的人生别一种滋味,作家也会有难言的痛苦,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往往使人抑郁忧戚,苦闷悲愤。贾平凹经历了数年不愈的疾病的折磨。这种病简直如毒蛇似恶魔,使人谈病色变,把患者抛入孤独的深渊。于是他写了《人病》一文。人一旦患了此病,便“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一句不经意的自嘲,带着对历史的难忘和批判)”。尽管患病使作家原本复杂的生活一下子清静起来,“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地孤独和寂寞”。“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为了家人的健康,作家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把生活圈子缩小到最狭小的范围”。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热水烫泡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了。作家把自己焦虑、恐惧、失望的心情向读者暴露无疑,一种渴望关爱和救助的心声发于衷肠。然而使作家痛苦不堪的更为残酷的事实是骤变的人情!朋友和熟人的冷遇,使他自怨自艾又愤遗不已,这愤怒中包含了对社会冷暖的真切感受和强烈讽刺。在病院——“这个监狱似的天地里”,作家很快获得了新的生活,获得了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人生体验:“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体会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兴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力和背弃。”带着讥讽和斥责歌颂了病院生活之后,作家又不无幽默地道出对疾病实质的独特发现:“或许,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方结合的,病便是灵魂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契合出了问题,灵魂已不能领导了肉体所(下转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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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切都明白了吧,生出难受的病来。原来是灵魂与天地自然在作微调哩!”从作家身上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被痛苦久久地困扰,四顾无助之时,就必须从自身的信念中寻找解脱的途径,求得真正的“精神胜利法”,作《说生病》一文中,贾平凹又深有感触地慨叹道:“生病到了这个份上,真是人生难得生病,西施那么美,林妹妹那么好,全是生病生出了境界。若活着没生个病,多贫穷而缺憾,佛不在西天和经卷,佛不在深山寺庙里,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生病只要不死,就要生出个现实的活佛是你的。”看似无奈中的自嘲其实是以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拯救生命,把握命运。这是作家对“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是对处于困境中的自我审视的思想升华。
贾平凹渴望精神的乐土,可对于现实,作家也无能为力,只能把宣泄体验渗透在不同风格的作品中,表面上看来是如此颓废、消极的情绪里。深藏在它的反面,是对生命的渴求和关注、对生活的执著。他永远都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意识和强烈进取精神的人。或许,他已经开始自己精神的漫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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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原名陈平,一位台湾作家,父母是古典文学教师,受家庭影响,五岁时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三毛的文字如其人,像一朵绚丽多姿却又平淡无奇的云,洁白无暇而又飘逸灵秀。自由浪漫,坦率而又不失天真。自杀后,骨灰一半遗在了台湾的日月潭,一半遗在了大陆西北的鸣沙山(敦煌)。日月潭可以浸透《温柔的夜》,鸣沙山可以重温《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大抵描绘的应该是她吧。
贾平凹:陕西、西安人,原名贾平娃。西安是六朝古都,厚重的文化积淀孕育、熏陶了他。善长写长篇小说和散文,其《废都》是对《红楼梦》的一次成功模仿,同《红楼梦》一个遭遇,一开始就被沦为禁书。散文:语言朴实、平和。小说:语言富有独到的地域气息,并有方言夹杂其间。其作品摆脱了那种浮躁、张扬、浅薄、晦涩、华丽的文风,整合并开创了一种现实感、趣味性、哲理性、深沉气质的风格。写小说难,难在有始难有终,高鄂对《红楼梦》后期成员遭遇的安排非常合理。
张爱玲:一个不落俗套、身着红袍的前卫女子,个性十足。《倾城之恋》、《沉屑香》、《半生缘》…。她的文字更具个性:环境描绘、意韵烘托、心理剖析、想象丰富,读起来有如身临其境之感,饱含了对爱情的透彻思悟。她仿佛在告戒后代的女子们如何识破男人们的诡计,不过男人和女人的分工不同,男人天生就是在给女人使坏,女人总是用她的好来原谅他的坏。女人谈恋爱前应该读读张爱玲,失恋之后更应该读读张爱玲,做女人应该像张爱玲。
如果你对他们三位的情况比较了解,你会发现,三毛比较欣赏贾平凹的文章,贾平凹比较欣赏张爱玲的文章。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早年是上海艺术戏剧学院的院长(现已封笔终老,退出文化圈)。《借我一生》、《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山居笔记》,从他的作品名称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何等大气的作家,这里用作家来称谓他是有问题的,准确地说他是一位艺术理论家,并对历史有较深厚的研究。他的作品除《借我一生》以外,都与随笔有些类同。余秋雨犹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向我们讲述国内、国外的历史、文化史。
0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韩寒曾获得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一个另类的天才,精通语言的韵律,文字的巧妙组合与运用。其小说故事情节性差,所以语言上格外的努力,要求句句都出彩。这与其人生阅历有关,毕竟年纪小。大家都知道鲁迅、钱钟书、李敖是我国三位泰斗级的语言大师。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钱钟书和李敖的影子,他的《三重门》是对钱钟书《围城》的一次成功模仿,也就是《三重门》奠定了他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但有点刻板,钱钟书的诙谐幽默是流出来的,李敖的喜笑怒骂是溢出来的。韩寒出生在电玩时代,身上有太多的享乐因素。他并没有把文学当成一种真诚的生活姿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够敬业,而是把文学当成一种品位的炫耀,一种实现自己飙车梦想的手段。其作品娱乐性较强,有意思的东西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的东西往往没意思,他应属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