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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连刚出生的婴儿见到特写人头都不会产生半分恐惧,不会认为那是被割下来的人头在说话。人类视觉文化的基因就是如此微妙而惊奇地被承传下来。在当时没有同步摄录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电影都是默片。就像我们看到的卓别林电影一样,早期的纪录电影统统是默片。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记录图像,后来靠打一点儿字幕,说明这是什么内容及人物对话。这一阶段纪录片的代表人物是弗拉哈迪,其代表作是《北方的纳努克》。再后来,为说明剧情在放映电影时使用扩音器现场配音解说,便出现了解说词,为说明画面内容服务。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把配音灌录到一格一格的画面中,随着灌录声音质量的提高,从而出现了那种“画面加解说”的结构方式。由于格里尔逊第一次采用这一技术,后人就把这种方式制作的纪录片叫做“格里尔逊式”。可见,纪录片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电影摄影机时代拍摄的纪录片主要是“画面+解说”式,没有同期声。这种以解说代替现场声,主要靠解说和片断画面组接来反映事物的纪录片,其主观性较强。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能够同步收录画面和声音的摄像机,记录现场音响不再成为困难,纪录片面貌由此发生很大变化:大量运用同期声,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趋向全面,既有画面,又有现场声。这是科技进步再次对纪录片形态变化的促进。而此时,西方观众已不愿再看解说词多、主观性强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了,他们希望多一点想象的空间,尤其作为纪录片,收视对象主要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群,由于他们有更加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希望纪录片更多地能够启迪人的思想而不是给出一个封闭的答案,他们希望根据自己对事物的思考和理解得出答案,不愿意被传播者关闭思想的大门,于是出现了“真实电影式”纪录片。这是纪录片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结构形式是实录人的谈话或策划辩论场面,用同期声替代解说词。它比格里尔逊式显得客观一些,但过分依赖同期声和强调主题又限制了它的发展。真实电影式很快被“直接电影式”所取代,由此进入纪录片的第四阶段。直接电影的特点是“纯粹记录”客观生活,不干涉事件发展,保持事物发展的原貌及其多义性。这是对格里尔逊式的彻底颠覆。但是,时间一久,人们对直接电影又感到厌烦了,嫌它太长,节奏太慢,提不起兴趣。这是由于直接电影式过分依赖长镜头、坚决抵制蒙太奇造成的。
蒙太奇是作为可以自由组合时空、创造虚幻而出现的,后来它遭到纪实派的抨击,说它可以造假,不能保持客观生活的原汁原味和完整真实等等。直接电影讲究“纯客观”和“生活流”,于是同蒙太奇理论相悖的长镜头理论出现了。但是这种影片耗时太长,为了忠实记录一个场面,往往半天没有一个冲突点,一两个小时的片子看完可能不知所云。于是观众又觉得厌烦了,到20世纪80年代又催生出个人追述式(也叫自省式)纪录片,这是纪录片发展的第五阶段。个人追述式纪录片可以有记者出现,可以有主持人出镜,可以请当事人讲述,可以转场过渡,因而大大压缩了时空。从创作手段而言,个人追述式是前四种的包容和集大成者,既博采众长,又有所创新。
到了第六阶段,即新纪录电影阶段,又是在前五种创作手法上,运用最新的技术成果,把三维动画、现实模拟和情景再现巧妙融为一体,不但维护了纪录片的文献价值,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历史性镜头缺损的遗憾,修复了叙事断点,增强了纪录片的娱乐性。总而言之,新纪录电影就是借助综合艺术手段,有背景、有动画、有模拟、有演播室、有精彩的现场镜头,利用高科技手段加以融合,在保持纪录片原汁原味基调的同时,适当穿插背景介绍、人物访谈、动画模拟和情景再现,保持叙事的情节化和悬念性,让观众在那种视觉的起伏和流畅之中领受纪录片的魅力。这是纪录片目前所处的创作阶段。
2003年,央视《发现之旅》栏目播出战争纪录片《狙击手》,该片讲述的是发生在1950年朝鲜战场上的故事。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所谓联合国军不断向中间地带扩展阵地。交战双方的距离越逼越近,彼此阵地相距仅三四百米,最近之处只有区区百米。尽管志愿军中没有配备专用的狙击步枪,但是普通步枪同样具备射杀对手的能力。一个名叫徐世祯的志愿军连长挺身而出,单枪出击,一天之内,毙敌7名,为处在被动局面中的志愿军开辟出冷枪狙击的独特战法。该片独特的再现历史的手法,受到观众的欢迎和业界的关注。之后,央视重新投资拍摄了新版《狙击英雄》。2004年与观众见面的这部作品完全不同于《狙击手》,一方面去除了旧版中冗余的水分,把全部笔墨放在抗美援朝战场,并且篇幅由原先60分钟扩充为90分钟,更多的志愿军神现身讲述他们的传奇经历。其中狙击英雄张桃芳单兵作战32天,击发 442次,毙敌214名,创下了朝鲜战场冷枪狙击射杀最高纪录。更具传奇色彩的是,虽然身经百战,屡次遇险,张桃芳却毫发无伤,全身而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争中的神话。为真实还原那场远去的战争,2003年冬,摄制组远赴内蒙古拍摄外景,在零下30度的严寒冰雪中,再现了当年朝鲜冰天雪地的战场气氛。相比于《狙击手》,《狙击英雄》的故事更引人入胜,战争场面更惊心动魄,把人们带入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该片播出后,获得更大成功和广泛热议。
与以往的纪录片不同,《狙击英雄》大量采用故事片拍摄手段,搬演手法几乎成为它的主要结构方式和叙事方式。这几乎颠覆了人们对“什么是纪录片”的理论判断。正因为如此,它曾遭受“这还是纪录片吗”的强烈质疑,同时相当多的人又表示“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此种风格的纪录片还有《复活的军团》和《1405,郑和下西洋》等。于是,人们强烈地感到,在纪录片发展的第六阶段,创作章法有点“乱”,仿佛进入了一个“怎么拍都行”的时代。这是因为,在新纪录电影阶段,纪录片创作在整体性超越既往模式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构架新的理论体系,实践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整装上阵了。然而,新阶段纪录片的创作难道真的没有不可逾越的操作底线、真的没有必须尊重的价值准则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答案又不是现成的,需要人们探索和寻找。
抱着这样的目的,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于2005年2月1日至5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及评价标准研讨会”。这是中广协会首次举办关于研讨当代纪录片创作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会议邀请胡智锋、冷冶夫、张以庆和笔者作了专题报告。30多位来自全国的纪录片工作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纪录片在我国的成长发育过程。认为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纪录片往往在记述一段事实的同时,还要渗透和表达对某种理念的评价,使得纪录片已不完全是“客观记录”,而是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但总的来看,其文献价值仍然是最核心的部分,理念只是依附于其上的附着物。也许任何影像记录都不可能完全回避主观意图的流露,但纪录片创作尤其要求这些理念、倾向的表达应当在记录过程中自然形成,而不是先预设主题而后再筛选画面做附证。也就是,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不是将思想处理成画面,而是通过画面去思考”[2]。
会议认为,通常所说的纪录片,是指一种艺术地展现真实场景的纪实性节目形态。真实是其核心,为此,创作者不仅要用摄像机记录客观世界的一个存在、一个片段、一个流程,记录未加操纵的现实,还要充分调动影视手段,多角度、多方位地深入挖掘素材,对历史影像、文件档案、照片实物等进行加工处理,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藉以给观众提供一个评价社会的基点、一种真实的人生历练、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3]依据其表现题材,可以分为历史类纪录片(含人物传记和重大革命题材纪录片)、人文类纪录片(含人类学纪录片和当代社会纪录片)、自然类纪录片(含环保纪录片)三大类。
会议认为,不论当代纪录片在创作风格、创作手段上发生多大变化,既然称为纪录片,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这便是不可改变的价值准则,改变了它,就不再是纪录片,而蜕化为“纪实性娱乐节目”。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但是,纪录片的文献价值不仅在于它保存和重现了历史,是具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极富价值的“文献”。一方面,它是过去一段历史的影像再现;另一方面,这段影像历史是纪录片人眼中的历史,必然附着了时代的烙印,使“历史成为了当代史”。诚然,任何一部纪录片都有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基础,客观第一性,主观第二性。因此,纪录片创作是一个通过对大量事实进行观察,进而选择具有文献资料价值的材料精心搭建的过程。主观也好、客观也好,纪录也罢、再现也罢,都不应该是随心所欲的,必须遵循一些原则和规范。尽管纪录片人最不愿接受约束,但也必须遵守属于纪录片的基本准则,因为任何艺术形态创作的自由都不是无限的,都有该艺术门类特有的规定性,需要创作者“带着脚镣跳舞”,也正是这些特有的规定性的存在,才构成艺术园地的多姿多彩。
会议认为,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正处在百花齐放的时期,总体态势良好。但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冲撞,带来价值、理念的巨大差异,往往使一些纪录片人,把握不住时代坐标和艺术杠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伪纪录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制作手段支持的背景下,中国纪录片的实践,亟待一部“理论圣经”的诞生。由于纪录片评价的复杂性,以及与会者观点的多元化,会议最终没有制订出纪录片的评价标准,留下了一个也许不能算做遗憾的遗憾。其实,学术争鸣,贵在多歧,不急于出台一个“标准”,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最后,会议责成笔者和迟航、吴煜、陈嵩牵头组成课题组,以这次会议研讨成果为基础,调动全国学术力量,站在新世纪的制高点上,尽早完成一部能够指导当今纪录片创作的理论著作。
当我们欣然领命的时候,并没感觉到这项工程有多么浩大。而一旦进入案头准备工作,便发现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空洞,无论放入多少填充物,其基础部分都很难露出地面。但是,巨大的责任感驱使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为此几乎搭进了我们所有的节假日和八小时以外的时间,而且一干就是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搜遍了目前报刊上登载的所有关于纪录片的论文,翻阅了十几部国内外有关纪录片的专著。力争把已有的理论成果融会贯通,做到知己知彼,志在实现理论突破。正因为受到这些大量繁琐而又不能不细心对待的工作的制约,使得这本业界要求“尽早完成”的著作,有些姗姗来迟了。但是迟来也有迟来的好处,可以尽可能多地吸收纪录片人面向新世纪的理性思考,吸收后来诞生的几部经典纪录片的创作经验。比如,《故宫》(2005年)和《圆明园》(2006年)这两部纪录片在三维动画技术的运用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恐怕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也很难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再比如,《森林之歌》(2007年)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自然类商业纪录片,结束了国人只能看外国自然类商业纪录片的历史;还有《铭记》(2008年)这部全面记述汶川大地震遇难者家庭悲欢离合故事的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无论从何种角度讲,这几部纪录片都堪称当代中国具有突破意义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的评析,不但丰富了这本书的例证,也极大地提升了它的理论高度。
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的外国文献资料始于1895年,止于2006年,参阅的国内文献起自1949年,截止2008年,纵贯中外纪录片发展史103年。一个专业而庞大的写作团队支撑起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其中不乏著名专家教授、优秀纪录片导演、业界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当我们精心向广大读者捧出这部36万字的书稿时,依然不敢相信,这就是业界当年对我们的期许和托付――指导当代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理论圣经”吗?很可能不是,甚至是南辕北辙。由于能力和眼界所限,我们在令人失望之余,诚挚地期待您的严厉批评。
无论时生怎样变化,担负记录时代变迁的纪录片的根本使命都不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大众文化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总体价值趋向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除了继续关注普通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的话题,精英文化渐渐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或者说,进入21世纪,中国纪录片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手法,都真正进入了多元化时代。新世纪诞生的几部优秀作品向世人昭示一个真谛:中国纪录片人心中不仅有理想、有良知,而且有实力、也有能力把握好创作的底线。
注释:
[1]《影像中国》已由新华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2]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一、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进行内心体验,培养高尚品德
要使他们真正理解、接受、领悟古人的情感和观念,最好的办法就是创设历史情境,拉近学生和历史的距离,在激发学生学习、探究历史兴趣的同时,让学生在一个生动、逼真的历史情境中受到情感的熏陶和思想的升华。创设历史情境的办法很多,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发达的信息技术通过展示图片,播放音像视频等方式真实再现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社会情景,使学生通过直观、感性的认识使心灵受到熏陶、震撼和精神的升华,从而实现教学目的。
例如: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二单元《列强武装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第二课《》中,新课程标准和教学用书中明确规定通过情景再现,分析日军侵略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激发民族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而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教学目标。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标,我从以下方面组织教学:①课前先让学生找寻一些有关的历史纪录片、图片和史实,让学生先对这段历史有初步的了解;②在组织课堂教学时,首先让学生介绍自己知道的关于的相关信息,营造出一定的历史氛围,接着播放影片《南京梦魇》中的相关片断,把学生带回1937年12月那个充满血腥暴力、恐怖紧张的场景中,当这段影片播放完毕后,学生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眼里充满了震惊和愤怒,双拳紧握,恨不得冲上去同残暴的日军搏斗。在这种氛围中,我接着通过多媒体展示日本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修改后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全面的叙述等相关图片和资料,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兴起并歪曲事实,否认战争罪行,引起亚洲人民愤怒和反抗,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教室里一片哗然,大家对日本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可以看出同学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③及时布置学生撰写小论文,结合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当代青年如何看待这段惨痛的历史?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当今的中日关系,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在课后同学们递交的小论文中,阐述了他们对日军侵略罪行的痛恨和为祖国明天努力学习、努力向上的决心。从论文看,学生们大多用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情感,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而不是怀着盲目的民族复仇心理。通过这节课的教学,学生们不但牢记了日本侵华的历史,更自觉地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增强了他们关注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为祖国发展努力学习的责任感。
二、利用传统节日及纪念日进行专题教育,在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培养学生相互合作的团队精神
教师可以广泛地利用校内外的一切资源进行教学,同样,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也不能仅仅依靠45分钟的课堂教学来解决。对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的热爱,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也不能够仅仅依靠口头的表达来实现,需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们可以结合传统的节日和纪念日进行专题教育活动,把课堂向外延伸,用更宽广的舞台结合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
例如:2011年是祖国怀抱的14周年,在新人教版必修Ⅰ第四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第三课《祖国统一大业》中新课程标准和教学用书中明确规定了通过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认识实现祖国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这一教学目标。我们可以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设计一组有关2011年14周年的纪念活动,具体活动安排如下:①布置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查找大量有关以及近十年香港飞速发展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并加以整理;②利用班会课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组织活动,让各个学习小组派一位代表充当新闻发言人向同学们介绍香港与祖国分离、实现统一的发展历程,并介绍香港14年来取得的相关成就及其后的发展规划;③由台下的学生充当小记者的角色从各位新闻发言人的介绍中搜寻有用信息,撰写新闻稿;④由小记者们自由发言,谈一谈以后香港应该向怎样的方向持续发展,该如何为香港和祖国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通过乡土文化和历史遗迹对学生进行教育
当然,除了开展纪念日活动外,应该充分发掘身边有用的资源,可以利用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化和历史遗迹对学生进行教育,激发他们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自豪感,理解尊重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传统,培养他们热爱家乡、献身祖国的情感和理想。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使教学避免了生硬的说教和武断的灌输,真正起到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关键词:城乡规划;复合型;整合模式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普及,高校教师不能仅依靠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教学,而更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充分获取、整合与课程有关的信息资源和时事热点,变换教学方式和方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此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对于高校学生,则要求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需进一步提高自身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复合能力。因此,在逐步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城市建设的今天,城乡规划教育也应以复合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从以往追求教学内容完整性的知识型教育模式,逐步向强调能力型的教育模式转变。
1《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概况
“中外城市建设史”是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五年制)教育培养方案中的核心理论课程,该课程授课信息量大,内容庞杂,涉及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园林学等多个学科。加之学生缺乏对国内外城市的实地实习、考察的经历,对讲授内容缺乏具体而形象的认识,而教材中的图片均是黑白效果的二维图片及简单的复原平面图,因此学生很难系统地了解各地区的城市建设发展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城建史课程时间和地域跨度较大,时间跨度从原始社会到当今社会,地域范围包括亚洲、欧洲、北美洲等地区,所涉及的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城市的形态和建设情况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内容庞杂且简单罗列,在授课中往往会给学生造成机械地拼凑之感,留下的印象是割裂的空间、拼贴的历史,学生便很难准确地梳理一个城市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
2《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改革
2.1中建史与外建史教学内容的横向整合
中外城市建设史在城乡规划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多被设置为《中国城市建设史》和《外国城市建设史》两门课,如若授课教师也被安排为两名不同的教师,则中外城市建设史在给学生的授课过程中就被彻底的分裂为两门独立的课程。但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还是西欧诸国,尽管在地域上存在距离,但是在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时间轴上,这些地域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是存在相互影响的,我们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决不能忽视了中国与外国城市建设历史的关联性。为了让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掌握城市建设历史,在授课安排上,应加强中建史与外建史教学内容的横向整合(见图1),即提高教学内容的综合性与关联性。具体实践过程体现4个方面:一是从中、外史分立讲述的授课方式向打通中外,加强横向联系比较的方式转变;二是从历史断代分期的顺序讲述向纵向梳理突出城市发展主线的讲述方式转变;三是从主要进行理论讲述、介绍案例要点向问题引导、回溯本源方向转变;四是面向历史向贴近现实、展望未来方向转变。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理清思路,在教师的引导下自我编织出一整套中外城市建设历史的网络。
2.2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信息资源的整合
中外城建史的教材信息更新较慢,尤其是外国城建史教材,国内高校城乡规划专业通常选择的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沈玉麟编著的《外国城市建设史》,而该教材的出版时间始终是1989年12月,信息更新严重滞后。而在城市建设史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于强调和依赖教材,导致将教材所及知识静态化讲授的倾向,仅是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下的城市发展变迁做粗浅介绍,缺乏深度教学,其结果是学生听起来缺乏兴趣,难于理解。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城建史的授课过程中进行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信息资源的整合,充分利用当今网络、电视等各类信息传播媒介的自由开放与普及应用这一优势,将课外教学信息资源带进课堂。
2.2.1电子地图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电子地图(如谷歌地图)可以帮助我们非常清晰直观地观看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街区当前的区位、规划布局、道路走向以及建筑景观配置(见图2)。运用电子地图,通过观察当今的城市肌理,将其与城市之前的规划建设历史进行对比,或是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机理进行对比,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城市的空间发展演变过程。
2.2.2政府门户网站、旅游类网站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城市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城市选址的变迁、布局的变化离不开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对代表性城市的规划特色讲解之前,首先要让学生了解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况和历史沿革,以及当前的发展状况。而这些相关资料均可在各个城市的政府门户网站上搜索到。教师在授课时可根据需要向学生展示门户网站上的文字及图片,通过网站上的权威信息资源来更新、丰富授课内容。除了城市政府门户网站,教师还可借鉴一些旅游类网站上的图文信息资料用于教学。因当前许多具有历史考究价值的古镇、古建筑、古村落、古街道被开发为各种旅游胜地,这些作为城市中的元素,也是城市建设史的重点讲述对象,所以均可在这些旅游网站上找到对这些旅游胜地的图文说明。加之旅游成为人人向往的体闲方式,也是学生的兴趣点所在,所以在城建史的授课中,有必要选择一些著名的具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借鉴网站信息,向学生讲述其自然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规划编制等情况,“寓教于游”,让学生跟着教师的讲解去“游览”景点,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
2.2.3城市发展建设的历史纪录片在课程中的辅助教学应用
各类城市规划建设的视频能够非常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一个城市的完整面貌,视频的播放配合教材讲述,使学生更能从声、形、色多方位去了解城市的规划特色。笔者在讲述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时,会利用课间等时间有针对性地播放典型城市的规划建设视频片段,以加深学生对所讲述城市的直观印象,并就视频结合教材进行综合评价。如笔者在外国城建史的授课中,由于是国外的城市,学生往往会感觉非常陌生,因此多利用课间时间向学生播放系列记录片《世界古代文明之谜》,该片中会细致的讲解古希腊、古罗马等时期社会发展概况及城市建设特色,向学生播放之后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笔者又会根据所讲授的不同城市,向学生推荐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让其回去观看。如在讲到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城,这座曾经繁盛一时却最终被火山吞没的城市,由于当今可以考证的资料大多是废墟遗址,学生无法直观的掌握该城市的布局特色,因此推荐学生回去观看电影《庞贝末日》,以此增加学生对该城市特点及历史背景的掌握。
2.3中外城市建设史教学方法的整合
中外建设史课堂教学应改变传统的以讲授主的单一教学方法,而选择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以此提高授课效率和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具体如表1所示。如采用互动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采用案例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研究式教学,用以培养学生的析能力及创新能力等。在具体操作中,可向学生推荐与本课程相关的书目,要求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设计研究课题,要求学生完成研究报告;根据授课内容设置讨论话题及热点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并汇报讨论成果。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增加学生互动参与的机会,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以达到复合能力培养的目标。如在对中国城市建设史的讲解过程中,教材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城市以都城为主,对于地方性城市涉及较少。为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兴趣,将课上与课下有机结合,可给学生布置课后研究课题,如选取自己家乡的城市,搜集相关资料,对家乡城市的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时期的城市布局以及城市特色等内容进行总结,制作PPT和研究报告在课上汇报交流。
3结语
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需要教师通过合理的方法进行激发和提高。在大力普及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外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不能再延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应针对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资源及教学方法上进行整合,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分析能力及专业实践能力,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作者:彭蓬 刘力豪 成灯华 单位:湖南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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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玉峰,姜秀娟.城市建设史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河南建材,2010,(6):124-125.
[3]曹鹏.中国古代城市的重构与研究[C].2008全国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