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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汪曾祺散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范文第1篇

“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你能发现一株草的生长吗?你能发现一朵花的绽放吗?你能发现平常的吃穿住行中的奥秘吗?我做不到,于是就更惊异于作者的观察力。他感受到那些草“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了”,他观察到“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他走遍大江南北,探索四方食事,研究风俗传统,表达个人感受,把深深的情谊融入字里行g。所以,汪曾祺散文是独特的,是真实的,它引领我们走进生活,发现生活之美。同时,他把生活的哲理表达出来,给人以启迪。

汪曾祺善造意境,使人如临其境。“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达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茂盛。”你看,作者写昆明的雨,没有描写雨怎么样,而是写草木水汪汪的茂盛的状态,而我们体会到的,却不是草如何,而是“润物的雨”,它冲刷一切,洗涤一切,滋养一切,雨也具有了生命。再看他描绘的意境:“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天空不是沉闷闷的,空气也不是沉闷闷的,一切都是明亮的。草木浓绿的颜色衬着雨水,雨变成浓绿的了,雨季也成了浓绿的了。这描写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景物,而是一种情感和意境了。把意境带给读者,让读者用自己的情感去感受意境,脑海中浮现出美丽的画面,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融合,读者与作者的共鸣。

汪曾祺的记人叙事散文也别具一格,大多讲述西南联大的师生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内容丰富,真实亲切。比如写沈从文先生,不是写先生的生平、成就,而是从沈从文学生、友人的角度,写沈先生教书特点和为人,让我们从一位作家眼中认识另一位文学巨匠。这种故事性的散文,让我真正走进书中。

汪曾祺文风淡泊从容,但是,他却没有如此平淡从容的生活。他曾被打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么多折磨和摧残,然而这不公平的生活,他却能够平静地接受,乐观地看待,在那些困难和挫折中,找到生活的快乐。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在乐观的心态面前,它们都变成了人生的助推剂,成了成功的垫脚石。

汪曾祺散文范文第2篇

作为文学大家的汪曾祺,拥趸无数,作为吃货的汪曾祺也同样值得很好地品味。人称汪曾祺身兼二美:美文家、美食家。作为美食家的汪曾祺,每到一处,游览完名山大川,还要去小街偏巷,往菜市场转转,品尝民间小吃。好吃美食,善写美文,让汪曾祺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善写美食的风雅吃货。每当提起汪曾祺,人们都会想起他的美食散文。

2013年秋,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重新结集出版,取名《做饭》(窃以为叫《吃饭》似乎更贴切)。这本书最完整地收录了汪曾祺谈吃的散文,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无不涉猎,写山西人嗜醋,写内蒙古人粗犷的手把羊肉,写江南细雨中的甜点,还有金华的火腿、黑龙江的飞龙、江阴的河豚,甚至火宫殿的臭豆腐、徽州臭鳜鱼,在汪曾祺笔下,都成了令人垂涎的美味。

汪曾祺的文字功力毋庸赘述。京剧《沙家浜》“智斗”一场的经典唱词,就出自汪曾祺之手。“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一组数字组成的唱词,充分体现了汉字的无穷张力,让多少人望尘莫及却又赞赏不已。

但汪曾祺的美食散文不独具文字之美,更能在平和的文字里蕴含绵长滋味。“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在汪曾祺的笔下,美食不再是寻常的生活需求,而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绪,字里行间充满了人生的感悟。

汪曾祺在《口味》里写到了众口难调,写到了南北口味的差异。他觉得任何东西,只有吃了才真正知道滋味。“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以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在《食豆饮水斋闲笔》里,他写豌豆、绿豆、黄豆的一组小美文,其实写的就是无尽的乡愁。

除了描摹食物的烹调方法,汪曾祺的美食散文还穿插了一些人物故事,让人读来不胜唏嘘。

在《蚕豆》一节,他写北京的胡同里有一个老头,七十好几了,头发胡子都是雪白的。汪曾祺每天下班时都能见到老人挎着木盆,慢慢地从胡同这头走到那头,哑声吆喝:烂和蚕豆……后来这位老人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头抬不起来了,埋着头在街上走着,也不再吆喝。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再也不见这位老人了。每次吃烂和蚕豆的时候,汪曾祺都会想起这位老人。他说:“我想的是什么呢?人的生活啊……”

说起来,能在春节期间读这本书,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作为一本和美食有关的书,它能开胃,能唤醒你的食欲。

汪曾祺散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平平淡淡的一句话,”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让读者的思绪跟随作者的笔触,一下子进入了小说所塑造的平淡氛围,故事就行云流水地开始了。明海的出家,在他们的家乡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认为在他们的家乡当和尚似乎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他的家里人包括已出家多年的舅舅也是这样认为的,明海在荸荠庵里的小和尚生活是很清闲的,早起开庵门,扫院子,烧香,再就是念早经和晚经。舅舅教念经就和教书一样,强调的是练嗓子。小英子是个花一样的姑娘,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他。她明知道明子是去做和尚的,但却没怎么避讳她让明子画石榴花、栀子花等绣花的模板,两人在一起裁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捋荸荠、在芦苇荡里划船。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两人成为了好伙伴,小说的最后小英子告白了“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大声的说:“要!”。小和尚明子和小女孩小英子在小那种充满波折,海誓山盟般的感情纠葛,所有的只是两个孩童之间的朦胧恋情。可见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并不讲究奇与险,也不需要太多的起承转合、花头技巧,小说不需要什么爱恨情仇离合悲欢,读者却能从他那平淡简洁、洗净铅华的文字中间,去领会出旧时底层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并从中感悟世态人情,和他那颗悲天悯人的乐观情怀。

二.风格特色的诗意与和谐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入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受戒》虽然写的是凡人小事,民俗乡情,但那是一种来自生活的会意和熨帖。如明海跟随舅舅去出家,穿过县城,在他眼中“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片的猪肉。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作者又写出了明海年龄尚小,第一次出远门,乍一接触热闹繁杂的县城,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这段话没用一个文从理顺的语句,有的只是一个个有色有味、可感可触的具体词汇,它们排列组合在一起,铺排而至。连续不断地冲击着读者的直觉。在读者强烈的感受中,将县城街头的景象,一一罗列开,一幅纷扰的,散发着的浓厚市井、乡土气息的市场图景,再鲜明不过地呈现出来。不仅渲染出县城的热闹,更将一个涉世未深的小男孩的幼稚纯真刻写得淋漓尽致,读来饶有诗意。

“和谐”则是汪曾祺的最高美学境界。他不止一次地表明:“我追求的是和谐。”“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和谐”作为一种美学范畴。主要呈现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等诸多关系层面上。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人与自然的生命交流。人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自觉认同,以及人自身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起伏和内心冲突等等。

在《受戒》中汪曾祺关于和谐的表达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呈现生活中的和谐或者创造一种和谐,另一种是化生活中的不和谐为和谐。对于前者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地和谐之美,大自然不是相对于人类而存在的客观的自然,也并不是被动的生存环境,而是“人类心灵的另一存在”,如小说的最后“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透出一种率真美好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人内心的生命活力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生命处在一种完全的自由自在中,与自然在内在上达到了完全的和谐之美。后一种,在《受戒》这体现在佛门和世俗的和谐之美,荸荠庵中的四个和尚身上,我们看不出出家人那种超脱俗世的表现,相反一个个就是个俗世中人,当家的,不叫“方丈”、“主持”,却叫“当家的”,每日主要的工作是算账,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三师傅则会在大庭广众唱小调山歌,闲事他们还会凑在一起斗纸牌、搓麻将。年下也会杀猪,吃肉不瞒人。在作家笔下,佛俗已经实现了合流,宗教与信仰充分地融人到当地的民俗风情中,被本土化、生活化与世俗化了,和尚们的空门生活处处充满着人间的烟火气息。写出了尘世佛门之间的融洽,创造了一种和谐之美。

三.文体特征的散文化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散文化的结构特征,连他自己说:“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汪曾祺短篇小说・自序》)。《受戒》结构松散,舒放自由,多生活场景、细节,还有经验、掌故、风俗等等,这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小说的故事性。但却另有一种随笔似的自由和亲切。

《受戒》零零散散地讲述了多个事件,情节因素很弱,每件事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作者只是用了九个“……”表示了时空的转换,每个事件的叙述也是娓娓道来,不急不躁,没有一般小说中激烈的矛盾冲突,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平平淡淡,并没有细致入微的工笔细描。如描写小英子母女“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注重捕捉人物的话语、动作与神情,文笔自由洒脱,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这些方法都很明显的表现出了小说散文化的特征。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会出现散文化的倾向,首先应该说在这方面汪曾祺是深受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在沈先生的很多小说里也体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其次这是与写意小说营造深具魅力的意境的追求向一致的。以有形表现无形,以有限表现无限,只有小说散文化,才能实现无限意蕴生成的可能性。所有这一切,反映到汪曾祺小说中必然是散文化的倾向。

四.语言风格的生动与简洁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亦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受戒》是以汪曾祺的故乡苏北水乡为背景,《受戒》中运用的俗字、方言、俚语,以及口语化的语句,使小说的地方色彩更加浓厚: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

“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

“车”、“薅”、“打”、“捋”等,苏北水乡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这些词语对于我们来说很新鲜,能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方言或俚语的大量使用,使得作者的表达感情和事物更加生动,形象。

汪曾祺说:“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在《受戒》的语言句式中,短句占了统治地位。如“……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这些句子以短句为主,最长的一句也不过十字。大量短句的使用,使句式变化多样,避免了行文节奏上的呆板与单调,而且句子短就形成了文体活泼,简洁,使得小说富于生气。

作为汪曾祺小说的代表作,对《受戒》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管窥汪曾祺小说的总体艺术特色,风格自然、恬淡,景致优美淡雅,人物性情淡泊,故事情节淡化。他的小说创作独辟蹊径,成就了独具特色的汪氏小说。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集・受戒[I].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

[2]梅庆生.略论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基本品性[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0,(12):48―50.

汪曾祺散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汪曾祺 恋水情结 人性 至真至纯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流贯着一脉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汪曾祺的创作则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散文化小说可谓独树一帜。散文化小说以近乎散文的形式与诗的语言,使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情节叙事的依赖,获得了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纵观散文化小说,它们无不散发出一种“水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也不例外。这种水性外在表现为以水为背景,即故事发生在水边,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层上表现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一、恋水情结——以水为背景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水被列为五行之首。‘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水被看成是创造万物和万物得以生存的凭借,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中论述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的生命亦来之于水。对水的迷恋也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1]汪曾祺对水的迷恋也是如此。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看运河,行船,湖上撒网,也曾耳闻目染水患肆虐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的水乡情结总会自然而然地纷涌而至,以水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也问过他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为什么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连作者本人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过。汪曾祺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2]而在《受戒》中,这份似乎与生俱来的恋乡恋水情结得到了释放。

作品中的主角明子和英子就是生活在水乡中的,他们相识在水上,文中有一段他们相识的描写:

到了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等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莲蓬。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哗!哗——哗”

……

这是文中首次关于水的描写,寥寥数语竟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水的文字不多,但却给人水的感觉,这得益于作者他爱水,对水的依恋影响了其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水情结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随着认识的加深,接触的频繁,明子常搭着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但划船的是明子。

在去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天真爽朗的小英子此时哪里知道明子的心正在翻天覆地呢,面对着水的时候,人的心特别纯净透明,而此时明子恰好就是在这四周无人的芦花荡子里,心灵的召唤已经一览无余,是的,他对小英子是心动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只好借助划桨以摆脱心灵上的波动。在此,我们发现写水的文字也不多,但是这对水乡儿女的爱情却在芦花荡里延伸开来。水是他们孕育真爱的摇篮,水是他们激情感悟的纽带。最终,他们的结合亦在水上: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芦穗,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这些明显带有江南水乡痕迹的景致在此是功不可没的,它们在引领着读者去领略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同时也见证了水乡中这对小儿女纯真大胆的恋情。于是,一种和谐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带着水的清新荡漾成就了汪曾祺这个清丽明朗的水乡梦。

再如故事中的明子和小英子各自生活的荸荠庵以及小岛似的家,或是靠着河,或是三面被水包围着,其中描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涉及到水的文字更是被作者一笔带过,很明显写水的文字不多,但是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他们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与水分不开。作者没有刻意地去描绘他们如何与水打交道,但是我们却总能感觉到水,在此不能不认为汪曾祺确实是迷惑人的高手。他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清丽明朗的江南水乡画,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乡高邮中,尽情地享受这一股柔软的、平和的、从故乡高邮静静流淌出来的水的感觉。

二、恋水情结——人物的人性美

“水”在古代哲学里是“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看到道之所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把水看成“德”的象征,水是有德的。《说苑·杀言》云:“子贡问曰:‘君子之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曰:“人性之美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认为人的本性与水的本性一样,一个是趋善,一个是趋下,皆顺其自然。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展现的人物的人性是美好的,“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多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去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3]《受戒》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么?作者是爱人的,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亦是健康的。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4]因此,在汪曾祺笔下,人物都带有水一样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

小英子和明子第一次见面的语言充满童心,天真无邪甚至可以用幼稚来概括,这种纯净的感觉如水晶般无瑕,无可挑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完美的。虽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小英子并没有扭扭捏捏,更没有害羞似地避开,而是主动搭话,并主动将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子,可见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问。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本色美,让我们确信人性中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在小英子的世界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小英子晚上和明子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着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率真自然的小英子看到流星掉下来的时候惊呼了,因为她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和小明子一起挖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些都是她以农家少女特有的淳朴和大胆向明子暗示着她的爱情。又如在善因寺向明子道别时,她终究不管寺里禁止喧哗的规定,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从善因寺返回的途中,在船上,小英子不让明子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眼睛鼓得大大的明子以“嗯”作答时,小英子并不满意,“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终于使明子大声地说出“要!”这一简短的对话让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俏皮,又有几分野性的农家少女,但她俏皮得率真,野性得可爱。人性中的真和纯从这个天真少女的言行中展露出来。小英子心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而不是故作姿态,含蓄矜持,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女孩子的含蓄之美,但看到这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有谁不说小英子美呢?她打破了那种含蓄之美,呈现出另一种美,率真自然。那是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然之美,天性之美,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更是大胆直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性的召唤。

与此同时,小和尚明子在超然世外的荸荠庵里过着清净的生活,无拘无束。如果用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功利标准去评判这种人性解放状态的善恶,那是不合适的。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可以有许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哪种庙都管饭;可以攒些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庙里无所谓清规,和尚们也杀猪,也吃肉,打牌,即使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炮,和尚们也跟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们甚至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他们私奔失踪。明海耳濡目染着庙里庙外的生活,潜移默化,逐渐成长,他虽然做了和尚,却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还没有经历沧桑,远离狡黠,他和小英子之间的朦胧爱慕和眷恋是天性使然。第一次见面时明海面对小英子的问题都一一作答,话虽不多,但是真诚,并且接过小英子扔的莲蓬就一颗一颗地剥起来吃了,并没有推辞,这都是他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小英子在挖荸荠的时候总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的身上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面对着小英子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明子心里痒痒的,这让读者不难看出明子内心的单纯,懵懂孩童的无知在这里却是那么可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如当他们独处时,划到四面无人的芦花荡子里的时候,明子无端端地紧张,这真实地反应了他的内心世界,激动、心跳加速,只有借助外在的船桨划快点来摆脱此时激动澎湃的心。最后在芦花荡子里近乎爱情宣言似的“要”更是让我们看到他那率真可爱的一面,一个略带羞涩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至此,明子人性中的纯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像水般清澈透明。

“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片青山绿水中,小英子和明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性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人性的和谐。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心灵世界的空虚。人始终是以面具示人,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去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千辛万苦仍不懈追求的目标。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支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指导老师:王海燕)

注释:

[1]黄春慧,韩伟表:《中国散文化小说中的水情结》,求索,2008年,第1期。

[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汪曾祺散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 水象 人文精神 艺术生命

水,是汪曾祺小说中的主体意象。个性与风格的相辅相成,在汪曾祺其人其文上可得印证:水,作为汪曾祺小说中的审美实体,成为他个人经历、个性气质有机结合而成的特殊的精神形态和审美韵致,是他艺术人格、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的凝定和物化。

一、 “水”象与艺术人格

水,与汪曾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汪曾祺早年的生活与水是密不可分的。水,深深地陶冶和熏染了汪曾祺平和的性格。他的小说,特别是写家乡高邮的小说,描写的往往是在水边、水上发生的故事,水成为他作品中极富内涵的心灵外化之声。水,如同人物一样在其作品中存在着,它的形态、性格、感情乃至呼吸,都可感可见。而这样的感觉,来自于汪曾祺笔下那些描写水的文字,以及那些弥漫于人物中间的水的气氛、水的色彩、水的气质。《大淖纪事》、《受戒》、《鸡鸭名家》等等,都是在水边上演的故事,小说的背景都涂上了水的光影。

水成为汪曾祺艺术生命的内核,他自己也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但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正是这一派静静流淌的平和、轻柔之水,给了他平和、超脱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水”象与汪曾祺的人文精神是相应和的,“水”象便是汪曾祺恬淡、平和的人文精神的象征,也是他文格的写照。

当然,汪曾祺艺术人格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水,还在于幼时士大夫家庭生活的濡染。

和谐、幽雅的家庭生活,熏染了汪曾祺恬淡、高雅的传统文人情趣,它与高邮柔和、澄澈的水环境相映成趣,两者异质同构,共同影响了汪曾祺平淡超脱的艺术人格和艺术追求以及作品素朴和谐的艺术风格。

二 “水”象与艺术追求

汪曾祺恬淡、柔和的“水”象呈现出他淡泊、平和、超脱的艺术人格,与生活的漩涡和意识形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正是这一定的审美距离和他淡泊平和的艺术人格共同构建了汪曾祺小说创作超越和超脱的艺术追求。

(一)“小说是回忆的”

汪曾祺的小说大多是朦胧的往事回忆,如《受戒》、《大淖记事》、《徒》、《异秉》等。恒常的人老思乡之情与漂泊在外的孤寂之心相撞击,他把对生活尤其是现代生活的理解和关照转向了自己的家乡――高邮。汪曾祺小说回忆的着眼点,并非是容易发生律动和变化的政治性、时代性的社会内容,而是相对稳定的地域风情。其实,汪曾祺对地域风情的钟情,说到底还是对人的关注,对人的生命形式和生存形态的关注,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政治等功利性层面,使他淡泊和谐的审美追求进一步得以落实。

(二)“除净感伤主义”

汪曾祺以自己淡泊、超脱的个性气质进行着“除净感伤主义”的情感筛选:“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在汪曾祺的乡情小说世界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天趣,没有苦痛焦灼的、绝望的倾诉和哭嚎,有的只是淡淡的抒情,闲适的气氛和一些悠远的乡愁。

(三)“气氛即人物”

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的小说追求幽雅和谐淡远的意境。汪曾祺所强调的“气氛即人物”是浸润着“天人合一”思想的。他的小说创作着力于气氛和情致的渲染和酿造,往往寥寥数笔景物素描和人物行状,能神奇般地展现作家的情思和理趣。他苦心经营的氛围,追求和谐的意境,表面看来是淡化人物性格、淡化情节结构,实际上是以浓郁的文化氛围加深和熏染了人物的文化性格和心理气质。而且气氛的渲染,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抒情容量,还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空间。

汪曾祺创造的意境是淡远、幽雅的,无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还是人与自然的交融,都给人以强烈的美的感染,让人想起高邮的另一位才子――秦观。秦词 “山抹微云”的意境、“柔情似水”的意蕴,与汪氏的格调是相契合的,没有深奥难懂的意蕴,没有复杂多变的外在的形式,有的只是平淡的叙述,如水般澄澈的感情。

三、“水”象与艺术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以阴柔和谐的“水”的气质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色,这种风格的形成强化了他的“水”象,而“水”象又增强了这种风格。

汪曾祺的艺术风格突出地表现为以“雅”为主的朴素、和谐。从他小说的语言、叙述节奏、结构等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水”象对其艺术风格的影响。

汪曾祺的语言具有水的特质。他曾说:“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他善于用纯朴、自然、素净如水的语言来表现人物、风情,平白如水,清丽质朴,却含蓄蕴藉。

汪曾祺小说的叙述节奏平静、幽缓,读其作品,我们好似随着乡间一条顺流而下的小溪,饱览一路的乡土风情,溪水是那样的从容不迫、自在悠闲。在结构上,汪曾祺的许多小说显得恬远、潇洒,在组织的松散中显示出艺术审美上的从容、舒徐。有些评论者称其小说为“散文化小说”,而汪曾祺则说:“散文化的小说像水。”小说的结构像水一样“信马由缰”,任其自然流淌,充分透出水的自然随意性。这种随意性有时甚至涵盖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思。汪曾祺用笔构建了一个美丽温情的世界:亲情、友情、爱情在这江南水秀明媚的感染下带着烟水缥缈的气息。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四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2] 崔志远.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新时期乡土小说论[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陆建华.汪曾祺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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