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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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程抱一；小说；中国文化

2002年6月14日，程抱一先生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40名被誉为“不朽者”终身院士之一。自1635年法兰西学院建立以来，程抱一是唯一一位亚裔院士。这不仅仅是因为程抱一先生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做出的巨大成就，同样还是一份对程抱一先生为促进中法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褒奖。然而，直至今日，程抱一先生在小说领域也只有《天一言》和《此情可待》两部小说。作为诗人和美学大师的程抱一先生之所以投入到小说领域，显然是因为小说所能承载的信息更大，所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因此，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容纳了其诗歌和美学评论中无法展现的中国民间风俗。做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程抱一先生通过其小说创作不仅更大范围地把中国美学介绍到法国，同时也让西方领略到了中国民俗文化的无限魅力。

一、小说中的中国民间艺术

做为美学家的程抱一先生首先是以民间艺术的角度来描写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例如小说中就多次描写了中国传统戏剧的表演。“中秋节时，一个京戏班子……‘林冲夜奔’。我生平第一次看戏，发现演员用多么自由的方式表现不同的时空！……总之，并没有真正存在的时空，有的只是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时空因他而生。”i以上可以明显发现，在程抱一先生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描写往往是为进一步地发掘其内在的美学理论而做铺垫的。小说中还多次提到一些传统的民间隐士或艺人，如“道士”、“隐居老画家”等等。作者对这些民间艺人的聚焦并没有放在人物的外貌描写和行为上，而是借助主人公在与这些人物的对话，展现在某一领域中的艺术理论上。例如在与“隐居老画家”重逢之时，作者直接省略了与老画家的日常相处的时间，也省略了对老画家的外貌及性格描写，而是用了大量的笔墨来纪录老画家与主人公天一的对话，如小说中老画家所说的“我唯一能教你的是中国悠久的传统。”ii通过老画家之口，作者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绘画思想。作者绕开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描写，而是上升到精神层面，强调中国绘画虚空、元气及宇宙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描写显然是对其美学作品的补充，而与理论化的美学作品相比，小说的受众无疑更加广泛，也更加有利于实现作者做中法文化桥梁的理想。

二、小说中的中国民间风俗信息

除了民间艺术之外，程抱一先生小说中还大量描写了中国传统民俗风情，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小说展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民俗习惯。例如《天一言》中的叫魂，与土霸王鲍老爷喝酒，茶馆喝茶等场景形象生动地把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展现给了法国读者。以茶馆喝茶一节为例，作者分别描写各种茶客的形象，有演丑角的演员，高雅的茶客，还有头发花白的老戏迷，把听戏前在茶馆喝茶的习俗通过各类人物的表现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第二，小说中大量中国民俗物品，为法国的读者再现了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而且用语并无理论书籍的单调。实物方面的主要有官府衙门、古庙寺院、后花园、闺阁等意象；日常行为上有祝寿、把脉、算命、烧香拜佛等意象；传统节日有包粽子、赛龙舟、七夕鹊桥相会、中秋赏月、重阳登高等等。我们选择一段服饰描写来看，“通常，和所有人一样，他穿着一件道袍。那一天，为了赶路，他穿了一身短身衣服：紧身上衣，长裤，身上挂了一条宽布带，里面缝了个钱袋，外面挂着个铁碗。”“只带了些衣服和日用品，针灸用的银针，草药，还有几本道学的书，整个用个棉布一包，外面还裹着层防水的油纸”iii，这样的描写并无堆积的术语，简单的语言为法国读者直观地描写出了一个远游道士的形象，让他们更加接近道家哲学思想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第三，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还不时地能读到许多闪烁着民众智慧的中国民俗语言。诸如，“Faire ce que l’humain peut, laisser le Ciel faire le reste?”（尽人事知天命）；“ce qui ne doit pas venir ne viendra pas, et ce qui doit venir viendra”（不该来的不会来，该来的一定会来）；“ses paroles lui passent par les oreilles comme du vent”(她的话对他来说就是耳边风)；“quand on survit à une calamité, on conna tra le bonheur plus tard”（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良药苦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佛陀烛光不怕风”，“老天有眼”等等。虽然对于中国读者，这些句子不过是生活中的平常用语，可是在法国文学却是首次亮相，对法国读者而言，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可以说，通过这些生活气息十足的俗语，中国人的普通生活观念也开始与法国读者的生活观开始碰撞和交流，对于加深法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这些句子也必将丰富法国自身的语言、文化和民族智慧。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无法忘记文化媒介的身份。也正因此，程抱一先生在小说中自觉地载入了许多中国文化信息，有些地方甚至是刻意为之。比如小说中的人物名称都是用汉语的读音，这是因为，在中国，名字的意义在于用语音包含了取名者的理想，在两本小说中，男主角“Tianyi”名字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理想，“Daosheng”也暗含了“道生万物”的中国宇宙论的思想。女主角“Yumei”“Lanyin”（玉梅、兰英）名字中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都是善与美的化身。而这一切文化内涵是无法直接译成法语的，即使直译也必然会损害意义。因此，作者宁可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陌生和阻碍，也丝毫不愿破坏其中的中国文化精髓。从这一取舍中，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在法语中再创造中国文化的理想和使命感。

综上所述，程抱一先生正是借助于小说这样一个以叙事为核心的文体，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把中国民俗文化介绍给了更多的法国读者，实现了其作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理想。作品中无论是中国民间艺术还是风俗人情，作者都能从更为深层的美学和哲学角度进行解读，使得这两本小说与作者其他的美学和诗歌作品一起成为了法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重要渠道，在更广泛的领域促进了中法两国文化的交流。（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解：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民俗学 创新 民俗志书 理论 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俗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体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的内容和形式，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创新内容。

一、民俗志书写创新

将民俗志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方面也是对其产生的新的要求。书写是唯一形成民俗志的条件，因此必须从书写上对其进行根本性改变。民俗志文字的表达并不要求严格参照于民俗兴起时的文字风格，并且要求较少固定式填充资料的书写方式，这需要书写者在工作时能够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塑造，如书写的表达意境、文章风格等。在民俗志的研究地位与日俱增的现今社会，刘铁梁通过不懈研究，为民俗志树立的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进积极的倡导，使其更好的在民俗学研究中发挥范式的主导作用。在2004年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所参与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中，刘铁梁教授作为首要的负责人与其他师生对试点展开研究，作为试点的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通过学者及学生们的调查和研究，为该区的民俗文化保护提供极具实践意义的方案，同时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书写形式，进而随着研究深入而最终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书写理念。该理念也逐步成为了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主要书写方式，而后的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深化进行，为东城区、怀柔区、西城区、昌平区等地研究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在实践的过程中，刘教授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书写理念获得了不断补充和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国民俗志书写的统一制式。

二、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独特作用

北师大教授刘铁梁在研究时发现了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以此基础上对“记录民俗学”进行重新的等位。刘教授认为“民俗志并不能单纯的作为记录载体，而是应帮助科学的研究为整个民俗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目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上来看，作为研究资料的民俗志不仅是在研究中被提取的资料，其本质上已然具备着一定的认知。虽然刘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并未明确表示民族志的所具备的规范性作用，但是从其对民俗学研究著作中，民俗志对民俗学的各方面影响，已然决定了民俗志的存在用作为此类研究的范式，甚至可以将其应用于规范和引导民俗学发展的范式，虽然在民俗学的发展中期并非独一无二，但是民俗志的独特作用将作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

从其他方面而言，专注于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进步速度令人惊喜，同时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不错的成果。实证性的研究对民俗学内容的拓展以及基础建设都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需要获得肯定。前文中所提及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在该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成就，在神鬼传说、故事和历史研究中，均发表的杰出的论文。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是从多个方面对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再如《“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中日民俗间故事比较泛说》及前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等，对民俗学的学术领域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而在这些著作的背后，钟敬文先生晚年之时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够通过指导研究生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和补充，在这些成果中也都充斥着钟先生的心血。学者许钰对传说和故事、陈子艾对民族风俗、张紫晨对宗教和戏曲等研究，结合钟敬文以及其弟子的学术成果，共同构建了目前民俗学实证领域。

四、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

民俗学的内容涉猎较为广泛，在学术的研究上通常以其基本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入手，目前针对于我国民俗学的研究文献已有一定的积累，如我国已故的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发表《把我国民俗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论文，更是参与到现行民俗学教材《民俗学概论》、《民俗间文学概论》的编写之中。学者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起到了不俗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于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也已论文的形式对民俗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在民俗学恢复之时，其传统性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随着研究步伐的不断深入，该类研究方式也将更加受到重视。正是如此，博士生在选取论文的方向和针对问题的意识也常有相关类型研究的出现，如黄涛的《民俗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便是在其范围和传统性上所进行的研究，其创见性令人观止。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作《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对国外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在理论的研究中有着不俗的造诣。

五、结束语

民俗志书的书写创新、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作用、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以及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都体现出来民俗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也和中国经历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余悦，王俊晖.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8（11）.

[2]乌丙安.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0（10）.

[3]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J].民俗研究，2008（3）.

作者简介：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新晨

(四)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以我国花卉文化为例，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旅游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为了使绚丽多姿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要发掘民俗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宣扬这些文化内涵。

一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化下，在旅游活动的负面影响下，民俗文化的纯净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使多样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必须对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及宣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根据IV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的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予以承认和确定。”［1］而各国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反映。

民俗及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2］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创新的根源。但在经济全球化、旅游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民俗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愿意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按古规，苗族的芦笙在每年春种秋收这一段农忙日子里是不能吹奏的，可在贵州雷山县的一个苗族村寨，倘若来了旅游团队，不论什么季节，只要付上3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以观赏到全套表演。［3］从中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工作，从而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化？要使民俗文化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传承下去，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掘并宣扬各种民俗文化中的文化内涵。下面就以我国花卉文化为例加以说明。

二

在我国的民俗文化中，花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桂花与民俗文化

关于桂花，汉晋以来，有月宫桂树之说。《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云：“月中有桂树。”进而有吴刚在月中伐桂的传说。比喻科举考中为月中折桂、蟾宫折桂，且作为成语，至今使用。月亮和桂花的传说还演化出中秋赏桂、饮桂花酒的习俗。［4］

桂花除了与中秋节相关，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彝族剪纸中就有桂花的图样。［2］

2.与民俗文化

重阳节的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重阳节也叫“菊节”、“节”，重阳节与有关的民俗有赏菊、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

《燕京岁时记·九花山子》记载：九花者，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4］可见清代赏菊的盛况。至今，每逢金秋时分，我国一些地区仍有有展览。

唐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诗：“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宋代《乾淳岁时记》记载：“都人是日饮新酒，泛黄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4］在这些记载中可略见古时重阳节饮菊酒、簪菊、食菊糕的风俗。

重阳节与的关系如此之密切，是与我国民众所创造出来的的文化密切相关的。被认为是辟邪之物，《续齐谐记》云：“汝南恒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鸡犬羊牛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5］因传说有此辟邪之功效，所以重阳节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习俗一开始不免有辟邪的意思。发展至后来，簪菊有了装饰的作用，而饮菊酒、食菊糕则与其保健作用更多地联系起来。有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将列为百草上品，认为“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的药用价值更被追求长寿成仙的道教借用，认为是食之可以不老的仙品，东晋道士葛洪《神仙传》云：“康风子服甘，柏实散，乃得仙。”［5］

除了与重阳节联系密切，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壮族的壮锦花纹图样就有等纹样。［2］现在，茶也是大众普遍饮用的饮品。

3.牡丹花和民俗文化

牡丹的栽培历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记载。传说唐朝武则天冬日醉酒，令百花开放，唯牡丹抗旨未发，被贬洛阳。牡丹不惧，不畏权贵，不为困苦逆境所折服的品性，正与中华民族的气节相吻合。［6］牡丹的国色天香，更寓意富贵吉祥。锡伯族的门框、窗、屏风、相框上所雕绘的图案就多有牡丹。壮族的壮锦也有“凤穿牡丹”等图样。土家族织的土花被面的花纹也包括了“蝴蝶扑牡丹”、“四凤抬牡丹”等。［2］

4.其他

除此之外，在我国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是彝族剪纸的图样，也是苗族蜡染的主要图样；象征傲雪高洁品质的梅花是彝族剪纸的图样；象征爱情和幸福的羊角花（即杜鹃花）是羌族人民的最爱，也被羌族妇女广泛应用为挑花和刺绣的花卉图案。［2］

三

在我国民俗文化中，花卉包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避免经济全球化及旅游活动等对民俗文化的冲击，就要在发掘这些民俗文化的同时，做好民俗文化内涵的宣扬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避免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失去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冲击着多彩的民俗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掘并宣扬民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很有意义。比如，现在情人节的玫瑰花、圣诞节的圣诞树等西方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在我国年轻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中秋节的桂花、重阳节的等中国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却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地淡化。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民俗文化被同化的现象，同时失去本国民俗文化的底蕴，也失去民俗文化创新的根本。在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如果报纸、电视等媒体适时宣扬桂花、等内在的民俗文化内涵，有条件的公园适时组织桂花展、展，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将会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2.避免旅游活动对民俗文化的冲击

在我国的一些旅游地，“旅游经营者们往往对旅游者持一种迎合的态度，旅游者喜欢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艺术品、手工艺品，甚至某些建筑样式和风格都以游客的趣味为标准，缺乏恰当的引导和可贵的守护精神”。［3］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造成民俗文化的扭曲、失去真我，旅游者看到的也不再是真正的民俗。在旅游活动中，应让旅游者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并使旅游者了解这些文化的内涵。在广州的茶楼喝茶应可以喝到茶，而不是八宝茶；去彝族看到的剪纸中应有石榴、桂花、梅花图样，而不是玫瑰花的图样；欣赏羌族的挑花和刺绣应可以看到羊角花（即杜鹃花）的图案，而不是郁金香的图案。而且，导游应讲解相应的花卉的民俗文化内涵。这样，游客不仅会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所了解、尊重，认识多样化的民俗文化，而且当地的民俗文化会得以传承、繁荣。当然，在避免旅游活动对我国的民俗文化的不良影响的同时，也要尊重外来游客的民俗文化，就拿来说，在德国、法国等国家，是葬礼上用的花。［7］如果在接待来自这些国家的游客时，遇到旅游地适逢展，或预计参观壮锦时会看到花纹图样等情况，都需要导游事先向游客说明我国的民俗文化，说明绝非有心冒犯，并征求游客的意见是否去参观，以表示对外来游客的民俗文化的尊重。

我国的民俗文化绚丽多姿，要在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现代，避免民俗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断繁荣，就需要我们发掘出民俗文化的内涵，让人们了解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这样，处于这种民俗文化氛围的当地人会珍惜本地的民俗文化，发展本地的民俗文化；而慕名而来的旅人则会欣赏到地道而多彩的民俗文化，尊重这种民俗文化。如此，民俗文化才能保持其多样性。

参考文献

［1］萧放.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遗产（第一辑）［C］.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2008.81.

［2］吴忠军主编.中外民俗［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4，141，140，136，143，142.

［3］姜建春.民俗旅游对民间文化的负面影响［J］.泰山学院学报，2010，（32）：123-124.

［4］乔继堂.细说中国节［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180，186，200，203-204.

［5］尹晓红.的雅称及其文化含义［J］.汉字文化，2009，（6）：80.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暨南大学位于白云山下，是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百年风云，造就了这所华侨学府异于其他高校的自由开放之学风。

国际学院是暨南大学的华侨聚集地，该学院的学生部分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另一部分来自其他48个国家。内地学子在这儿其实是“少数民族”，100人左右的班级，内招生大概只有25人。“一开始可紧张了，虽然是同学，但文化不同，生怕糊里糊涂犯了忌讳。”内招生文文在开学前特意了解了一下其他文化，生怕因为文化冲突而惹下麻烦，“但开学后发现同学都很好相处，大家在沟通中互相了解。比如和马来西亚的朋友相处时不要谈论宗教和人种，韩国同学喜欢谈论文化，来自印尼的同学喜欢开玩笑，和缅甸的同学在一起时一定要遵守‘男右女左’的原则……”

国际学院的课程中除了国家规定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其他课程都是用英文授课，写论文也要求用英文。其课堂教学模式自由灵活，几乎可与港澳的高校媲美，课上大家相互交流，课下相互合作完成作业，学习氛围非常活跃。

“中国文化节”和“国际文化聚暨南”是暨大最大且最具特色的两个校园活动。在这样的盛会上，外招生们诧异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内招生对国外丰富多彩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泼水节”是泰国、缅甸等国家的传统节日，对他们意义重大；保加利亚玫瑰节则是透过文化活动表现保加利亚人民勤劳、智慧和好客的品格；意大利威尼斯狂欢节更是家喻户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埃及闻风节是埃及人祈愿世界祥和的节日……众多节日，时间虽不相同，暨大却通过“国际文化聚暨南”将它们展示了出来。无论老师、同学，校内人、校外人，均可参与。一位2008级的缅甸女同学说：“这是我们传统的节日。每年的4月13日到16日是缅甸的新年，缅甸人通过泼水来庆祝，这个活动寓意洗掉罪恶、重新做人。我以为过不了了，没想到还很盛大、很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