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论文摘 要: 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关键词】中国古代 民事立法 立法薄弱
一、关于“中国古代民法”的定义
要研究关于中国古代民事立法的相关问题,本来应当开章明义直接切入,先引经据典,诸如中华法系的代表《永徽律疏》《大明律》《大清律例》等等关于民事的立法,描述下古代民事的立法概况,总结出我国古代民事立法先天发育未齐、后天营养不良的发展状况,之后可以就经济原因、制度原因、政策原因等进行分析成因,最后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结论。
但是每个问题的论证都应该是遵循逻辑的,逻辑学里有一个著名的论证方法,即三段论,先后顺序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在文中,大前提就是中国古代民法。所以我们首先研究的应当是我国古代的民法究竟如何定义的问题,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缺少了这一步的论证,之后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论证。
众所周知,所谓“民法”这一说法,不是自古有之的,是从西方法律文化中取来的舶来品,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好像已经理所当然的,其实我国古代到底有无“民法”本身就是一大争议。就我所搜集的资料,就这一问题大体有以下四种学说,即即:肯定说、否定说、民刑合一说和民法与礼合一说。
肯定说对我国古代“民法”的存在持肯定态度。我国春秋之世,礼与刑相对立。礼所规定之人事与亲属二事,周详备至,远非粗陋的罗马十二表法能望其项背。礼为世界最古最完备之民事法规。商鞅变法以后,礼与刑之间的分界泯灭了,中国古代的民法都只是残留在律典的户婚、杂律中。故中华旧法以唐律为最完备,其民事部分,唯户婚、杂律中,能见其梗概。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由于民法所规范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不够发达,国家倾向以刑罚维持社会秩序。一些简单的社会关系则付与习惯加以调整,所以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法一说。
民刑合一说。持此说者众。其论证大致为:以调整对象为界限,古代律典中存在民事和刑事之间的实质区别,尽管民事规范较简略,但仍可将中国古代的成文律典看作民刑合一的法律体系。此说实际上与梁启超一致,但又认为在现在应该算是私法典规定的事项也包含在这些公法典里面,从来没有以为是特种法典而独立编纂的。民法与礼合一说。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没有民法,只有礼。”但这只是为了强调中国古代民事纠纷的处理是运用礼的精神,其实质是表明这样一个立场:不应该用西方意义上的民法来套中国古代的情况。但是,此说被认为是缺陷在于把礼与法对立起来,认为礼不具备法律性质,因而是片面的,从而未能成为通说。80年代后大陆学界普遍认为:从广义来看,无疑在我国古代是存在调整民事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的,亦即是存在民法的。
以上四种学说是我搜集而来,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俞江教授对这几种学说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证,很受其启发,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他的论证过程。
虽说如此,还是“强制”引入一个概念,即“广义的民法”。“广义民法”的特征是主体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核心是契约自由。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定义,但有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论述了。
二、浅谈中国古代民事立法薄弱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民事立法确实是相当薄弱的,从战国时李悝著《法经》起,直到封建末世的《大清律》,历代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一部单一的民法典。这话虽不失绝对和武断,却也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古代国家对私权益的漠视和民事立法的薄弱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笔者试从以下角度来探讨其原因。
首先,中国古代民法文化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的农业自然经济。秦统一以来,不仅封建地主阶级的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甚至作为封建社会基本细胞组织的一个封建家长制家庭,也是彼此孤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由于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市场,因此,商品经济不发达,从而束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一部独立的民法典。礼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特殊性,使礼由从前的祭祀仪式跃而成为治国之本。相反,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的民法文化,就受到压抑而极少发展的机会。
其次,封建专制主义,是礼的政治基础,是民法文化不发达的直接原因。法律固然是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反映,但毕竟法律是由统治阶级直接制订的。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王权至上,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的,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这样,由当事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民法文化,在专制主义的土壤中发育不良就毫不足怪了。
再次,封建国家推行的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束缚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制约中国古代民法发展的经济因素。从商鞅变法时起,便推行以农为本的重农抑商政策,并对商人的活动多方限制。商人转而经营土地,以地租剥削为可靠的财富来源,并得到商人兼地主的社会地位。但是,商业资本的利润转化为地租,妨碍了商业资本投向扩大再生产,必然栓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封建时代民事法律关系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我们先通过逻辑演绎想要明确中国古代民法的定义,引出了四种不同的主张,接着比较艰难的得出一个“广义民法”的概念,得出我国古代民事立法较为薄弱这一结论,在此基础上浅谈了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大都是以题跋、书信、序记的形式,通过漫谈、随笔、评点的方式对古代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各种艺术形式进行的批评、研究和鉴赏活动,比如《尚书?尧典》便是一种随笔作品;《毛诗序》和《诗品序》属于漫谈式的文学评论作品;《答李翊书》和《与元九书》则是书信体的词话与诗话着作。由此看出,古代文学评论是一种以自我分析、自我学习、自我总结为主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与艺术评论作品。其中,绘画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尤其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思想与审美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在各种古典文学评论中都有论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评论的影响,在创作思想、表现方式、审美追求、艺术价值方面发生着变化。通过对多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着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着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着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诗充画,诗画结合创作方式的形成
古希腊诗人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而诗是有声的画。虽然诗和画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但诗与绘画都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感的媒介,有着相通的艺术效果。“如诗如画”“诗情画意”就是中国人对诗画相通和美妙之处的最好表达。中国诗歌与绘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现传《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18首,包括画山水、画松、画佛等题诗,把画面的视角形象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极富诗情画意。在画中题诗是为了补充画面笔墨未尽之意,但也要顾及画面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完美,诗与画的结合要融洽,使读者获得丰满的思想感受和审美乐趣。
[关键词]简牍;古代语言;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2-0090-02
一种语言文化,都有与其特点相符合的载体,从考古材料和传世典籍可知我国古代我国的语言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载体。旧、新石器文化的载体是旧和新石器以及陶器等遗物,进入文明时期以后,龟甲、兽骨、钟、鼎与简牍、绢帛、纸张等,也都成为我国古代语言文化的载体。其中的绢帛与简牍是春秋至秦汉时期主要的书写载体。因为绢帛的产量有限和价格昂贵,其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以竹木为主要材质的简牍则随处可见也容易制作,成为纸张发明前的最理想的书写材料,也成为我国古语言文化的重要载体。
简牍,《说文解字》释“简”为:“牒也,从竹间声。”①段玉裁注曰:“按简,竹为之。”即把竹子锯断,剖成片,即成简,也称“竹简”。可见,“简”或“竹简”就是用竹片做成的书写材料。“牍”,《说文解字》释“牍”为:“书版也,从片,卖声。”段玉裁在释“简”字时说:“牍,木为之。”又《说文解字》释“片”为判木,段玉裁注“判木”为“一分为二之木”;又注“牍”字曰:“专谓用于书者。”“牍”是木片做成的书写材料,亦可称作“木牍”。“简”和“牍”的区别在于:简是竹片加工而成,椟则由木料做成。
竹简在竹子的选材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要是比较大的竹子都可以用作竹简。但是,木牍的制作,就有一个选材的问题。制作木牍的木材一般要求木质比较细,宜于书写,又要求产量比较多而木质不坚。从居延、敦煌和武威已经出土的木简和木牍情况看,一般多用红柳、胡杨和松树等作材料,因为该地区适宜于此类树木的生长,是以上地区比较常见的树种,易于就地取材。《太平御览》引扬雄《答刘歆书》“以铅擿松椠,二十七年矣”中的“松椠”,②《说文》释“椠,牍牒也”,《说文》:“然则(牍之)粗者为椠,精者为牍。”由此,扬雄所说的“松椠”,就是松木牍,即用松木做成的粗糙木片,经过加工,用于书写。
制作简牍,需要经过一定的工艺和制作过程。就竹简来说,是把竹子锯成一定长度的筒状,再把口锯平整,削平竹节,然后剖为竹片。竹片又要经过削刮,使之光滑而后才能用于书写。在正式书写之前,还要经过“杀青”的工序。所谓“杀青”,是以火炙烤竹简,令其出水以防虫蛀。《后汉书·吴佑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也。”③李贤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蠢,谓之杀青,亦谓汗简。”这一解释很有道理。
简牍作为文字载体在人们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根据其形制、规格和约定俗成而加以命名,首先从它的幅度即容字的行数来看有尺牍,从出土简牍可知,尺牍约长23厘米,宽1厘米,厚0.2~0.3厘米,因其长度相当于秦汉1尺(1汉尺相当于今天23.1厘米),所以称为尺牍或笼统地称为札,在尺牍上写字称为书札;两行,为记事便利有时采取加宽简牍办法,由原来1厘米增至1.5~1.8厘米,以便能容两行字;方,将木加以拓宽增加至五行更多,《仪礼·聘礼》中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④贾公彦曰:“不假编连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觚,多棱体。古人有时为书写较多内容或习字,往往需要较大书写版面而不重视其规范性,为此可利用天然木材,稍加刮削即用于书写。《急就篇》曰:“急救奇觚与群异。”颜师古注曰:“觚者,学书之牍……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书。觚者,棱也,因有棱角故谓之觚。”觚基本上是木质,且多见于西北,内容一般都不太重要,但也有例外,如1977年玉门花海出土的七面觚,记录了一份珍贵的遗书;策,和“册”通假,简牍之策指编连若干简牍而成册。《仪礼·聘礼》中贾公彦曰:“简谓一片而言,册是编连之称。”《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单执一札为之简,编连竹简乃名为册。”简册相当于今天的书籍,注重史籍是我国2000年以来的传统,往往将史书通称为册书。其次,从简牍长度而言有:尺一,古时诏板长一尺一寸,故称天子的诏书为“尺一”,是皇帝专用简牍的称呼,以表示天子高于臣民的品格。《后汉书·光武帝纪》:“称皇帝,以命诸侯王……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二尺四寸”,专门用来记录儒家经典的简牍格式。《论衡·谢段短篇》有曰:“二尺四寸,圣人之语。”;三尺,《汉书·杜周传》有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裴松之《集解》引《汉书音义》曰:“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说明当时的法律条文是写在3尺长的竹简上的,如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的六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⑤简甲、乙、丙三种本,其中甲种本简长55.6~56厘米,乙种本简长50.5厘米,丙种本简长56.5厘米,都接近郑玄和贾公彦所说的以2尺4寸长简抄写《仪礼》的说法,从而证明史书记载的正确性。
论文摘要: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反思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建构菲薄女性作家的缺憾。加大其改革力度,丰富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激活学生自主学习与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彰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学校建设中最基础的重要内容,不仅直接关系着学校教学改革能否深入进行,更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质量。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教学质量的好坏,学生专业素质培养的优劣,直接依赖于课程的建设。学生知识的获得与视野的开拓,通常是由课程这一主要途径而在脑海中留下印迹,并由此激活个人的兴趣,生发出“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追求。
精品课程既是教育部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而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课程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地方经济社会对人才迫切需求的系统改造与创新升华。精品课程建设既是一个载体。又是一个平台。作为载体,鲜明地显现出学校教改方向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作为平台,形象地体现出教学内容与知识点。平台与载体的互相作用,使学生能在精品课程所涉及的领域内夯实“重基础、宽口径”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迈出个性人生追求的第一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改革,鲜明地显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一、活跃的学术动态发展显现出教材与教学内容的滞后
精品课程建设是以“一流教材”、“一流教学内容”为标识的,一流就是不能落后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教学内容是由教材来载述,通过教材的文字表达、概念定义、图表符号等显现知识的系统性、信息的科学性、视野的开阔性、学术的前瞻性与思想的先进性。凝聚着教师心血与学者成果的教材,由于出版周期与纸质版本的限定,教材滞后着课程内容的不断充实与学术动态的快速发展成为不争的事实,就课程体系而言,传统的教学内容需要增添鲜活的新知识,这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上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华民族在艰难而漫长的历史演进程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国粹学”。不仅以大智慧、大气派的进取态势对中华民族产生过并且正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面的积极影响,而且以“学科优势”、“文学情怀”、“人文精神”的力量,撑起课程一片天。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相融为一体的古代文学课程,其史显现着文学发展的“脉”。其作品凸现着文学内核的“魂”,并融两者,体现着文学鲜活多元的“态”,显现出文学史发展的无限魅力与代相传承的生命力。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问世,给古老的封闭的“国粹学”研究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古代文学课程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后高等学府文科类的修业课。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相继问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课的设置层次面更宽泛,各个高校所用的古代文学教材可谓“百花齐放”。然而,不同版本标志性成果的古代文学教材的课程体系建构模式。均以男性创作为主。菲薄着女性与女性作品。这丢掉了文学发展的一脉,失去文学抒写情怀的一魂,破坏了文学史发生“现场”的“原生态”,不仅限定了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深层底蕴的研究,而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
古代文学内在精神所显现的是人类思想与民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展现其丰富深厚的创造性,是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建构培养人才宗旨所在。性别把人分为男性与女性。女性在文学创作上是否有自己的创造性?唐代诗人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中日:“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唐才子传》载:薛涛字洪度,为成都乐妓,居地浣花里,性辩慧,娴翰墨,通史书,工小诗。元稹使蜀,遂相知相识。元稹返京登翰林,作《寄赠薛涛》诗:“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其诗赞颂薛涛杰出的文才和口才。待到武元衡人相,奏授秘书郎,有了“女校书”之名。女性名“校书”,始于薛涛。男性,才子。女性,只能谑称为扫眉才子。
扫眉才子不逊色于才子,为何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菲薄女性?传统观念起着不良影响。《诗经·小雅·斯干》诗日:“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周礼》有太卜之官,掌占梦。太卜占梦有熊罴之象。是生男的吉兆。有虺蛇之象,是生女的兆头。生了男孩睡在床上,穿着华美的衣裳,带着精工细做的玉璋,声音肃然洪亮,红色的蔽膝耀眼辉煌,成人后将是一家之长,邦国之王。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铺席的地上,穿的衣裳由包婴儿的被子改做的,身上佩物是陶制的纺锤,只能讲些酿酒做饭的家务事。从着装服饰的现实待遇到人生未来的安排,男性女性有着天壤之别,从离开母体的那一刻起,性别锁定男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然经济的思维定势鲜明地印着男尊女卑的传统,男性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垄断着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今天虽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主张“男女平等”,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能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完全走进坟墓,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以男性为主体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上个世纪女性作家与作品难能跻身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情有可原,那么新世纪没有大变化,便是人为的遮蔽与历史的误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渗透,女性研究逐渐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浮出地表。不仅走向,而且形成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面对文学类的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古代文学精品课程如果仍然重复着叙述视角为男性的教学内容,必将重蹈覆辙,精品课程势必与一般课程没有什么区别,使用教材所表述的教学内容必然滞后。
二、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显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有着时代气息,适宜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仅有紧迫感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学校的办学层次与办学定位,结合学生的实际,通过课程教学的实践来实施。而课程设置不是随心所欲安排的,课程是依据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目的与专业所在的学科门类及其结构开设的。有学期的顺序与课时的分配。任何一门课程的培养目标必须依靠每一堂课、每一次亲手操刀等教学环节所构成的教学过程的实施得以实现。换言之,精品课的建设也必须通过章节的教学,为学生提供由章节构成的知识体系与教学内容,通过现代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与灵活多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从而显现出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何谓“应用型”人才?对其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各有各有看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各有的理解。比较认同的看法:应用型人才就是高校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应用客观规律, 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或日社会效益。换言之,高校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培养面向实际,掌握一定理论,具有多面适应才能,将所学知识进行相应的成果转化,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课程应以有利于学生成长与个性发展为出发点,改变课程内容陈旧、分割过细与简单拼凑的状况。沟通精品课程的“一流”标准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对地方高校精品课程建设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12i从古代文学课程性质而言,改革课程体系更谓势在必行。
古代文学课程是2003年立项的校级、省级精品课的,在课程教学中,注重采用“历史追溯法”,教师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与作品,让学生回到过去,以作家、作品为线索,设身处地地感受与思考:如何我们处在当时会怎么做?特别是“男尊女卑”封建制度下,女性如何“突围”呢?世人了解的古代女性作家常举的是与秦观、黄庭坚齐名的李清照,李清照仅因身在重病中所依非人而离婚事,便有秽言而不能进入正史。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作《自责》诗曰:“女子弄文诚可罪,哪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在客观遭遇北宋灭亡与主观遭遇婚姻不幸、爱情追求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中,反其义而用之,将男性磨穿铁砚的文学功名视为自己主体意识的觉醒。奔涌的诗情倾泄而出。“春暖长江水正清,洋洋得意漾渡生。非无欲透龙门志。只侍新雷震一声。”(《春日亭上观鱼》)刚直的个性、横溢的才华,迫使她的追求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意识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缈小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被强大的传统势力挤压到绝路上,她只有投水而死。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列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有4000余位,其中不逊色于李清照、朱淑真的闺秀何止百计。古代“才女”的不幸遭际与今天女大学生所遇的挫折相论。何足道哉?
省级精品课程的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打破“男权中心”的话语对文学话语权力的垄断,确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观念的多元化与叙述视角的多样化。古代文学课程不再是单调的男性心灵抒写,女性悲怨的吟唱。课程内容的充实、活脱,激发学生的极大兴趣,而且对人的素质教育、营造和谐起着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建设中的省级精品课。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的教学内容既在课堂教学上有着生动的体现,也在网站建设上有着精彩设置与凸现。古代文学网站不仅有蕴含课程知识体系的140个多媒体教学课件,有与课程教学相匹配的几千张生动人物画像图片或考古实物的网络资源,而且开设“区域文化”、“学生习作”、“文学天地”栏目,上传着载学生各类文章近几百篇(首),其中近半数是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从课程内容体系到教学实践,显现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