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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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接受 文化阐释 文化语境 误读 后殖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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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一．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阐释

接受美学理论从更具普遍性的艺术规律着手，而文化阐释的方法则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维度。无庸讳言，东西方跨文化文本读解中一直充满着深刻的隔膜、困难和谬误。因此人们需要一种理论来考虑到东西方观众在接受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文化阐释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个过分依赖某种西方批评手段的分析家会把某些西方模式强加给中国电影，这就需要我们从综合的角度进行剖析。在一个文化走向多元的时代，任何静态的审美观赏态度，或纯语言形式化的技巧分析，斩断本文与社会的整体联系的接受方式，都难于理解本文的真实意图。文化阐释更适用于对当代电影现象的阐释，它侧重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本文进行分析。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要求跳出狭隘的地域，时间和学科等的限制，强调整体性。在我们的讨论中，一部电影就可以当作一个本文。保罗·利科尔认为，一个本文具有两重世界，本文具有自己的世界，可以进行结构和符号分析，而本文同时又作为话语，具有某种从一个生活领域到另一个生活领域的体验意义。所以本文作为这两者的辩证统一体，不仅能从符号学上分析其结构而且能够从语义学上分析其意义，这种意义超越了本文本身，而指向一种世界观。阐释则视符号领域和语义领域为辩证统一，符号领域说明言路，语义领域占有本文所投射的世界（1）。从根本上说，"接受"是一种文化理解和文化阐释行为。它已超越了纯审美的倾向，而是指向了一种新的文化交流和对话。西方流行的电影批评方法大多是文化批评性的，在当今，随着文化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接受方式较之静态的语言和艺术技巧分析，更能揭示电影文本的意义深度。持有各种文化理论的阐释者对同样的本文解读出了不同的意义，特别是对电影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呈现林林总总，极为复杂多元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西方的大众和电影研究者们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与氛围是大相径庭的。

接受美学认为没有读者，仅靠文本，意义是无法确定的。基于这样的认识，60、70年代大众传媒研究开始从以效果为中心转向以受众为中心。同时，电影文本的多重性使得它能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由于电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争辩，更使得观众成为一种电影鉴赏中能动的主体。如果说文学文本的本质是动态的，未定性的，多样化的，那么电影文本更是如此。电影文本意义的多元、滑动、游移常常在作者控制之外。电影的这种模糊性质赋予电影一种探索功能，它能拍出导演自己都没有预想到的东西。影片的内容和意义与导演意图中的阐述出现差异在电影接受中并不鲜见。观众在电影文本的接受中扮演着主动而非被动的角色。他们参与着文本意义的建构。在此过程中，观众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观众浸泡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文化渗透在人的思想中，每个观众解读电影作品都必然从特定的文化语境出发，用他（她）无意识接受的文化价值，文化导向去理解，评价电影，接受其中的某些因素而排斥另一些。爱德华·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从阅读和批评的角度提出过"态度与参照结构"（structure of attitude and reference）（2）的概念，指出西方殖民主体在跨文化文本（东方作品）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文化（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逃避的文化价值观参照结构，这种参照结构是决定西方批评家和观众在阅读非西方文本时的后殖民主义审美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观众的心理、文化习惯对电影接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对中西方电影观众而言，自然有他们各自不同的原因。长期的文化隔阂造成了东方的神秘感。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已经在几个世纪的漫长隔阂中定型。如赛义德所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伟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3）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人是一个后来不断添加了广泛意义联想、引申之意的概念。在普通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一方面又因种种离奇风俗而无比神秘。当张艺谋电影呈现出这些特征（尽管可能是批判性的）和神秘风俗时，西方人一方面因唤起了对东方的记忆而兴奋，一方面又因猎奇欲望的被满足而高兴。对中国观众，情况就很不一样。张艺谋电影中所展现的东方，不论是人物还是习俗，还是发生的故事，在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记忆里，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从而感叹"原来我们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由于文化的压抑被影片唤起而感受兴奋则是中国观众的对张陈电影的一种体验，另外一种体验则是由于艺术表现而造成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很明显，张艺谋的影片正是如王宁教授所说，是东方观众眼里的"他者"与西方观众眼中的"东方"的复杂结合体（4）。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于西方充当着一个他者角色，但这个他者对于西方是似曾相识，而非完全陌生，也即所谓"熟悉的陌生感"。而另一方面，电影里的东方对东方自己也充当一个他者角色，似曾相识，又非完全熟悉，而是一种在本土文化视域中的"陌生化了的熟悉"。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现实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深刻影响了批评观点对电影真实的看法。他们发现张艺谋电影文本对中国的表现是不真实的，是与他们所熟悉的中国不同的另一个"变了形"的中国，因此他们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这样，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中国对中国的误读就同时产生于对张艺谋电影文本阅读体验过程中。中西方对张艺谋电影的接受之所以有差别甚至截然相反的原因就在于此。受众的文化观念和心态的不同决定了张艺谋电影在中西方的接受必然是走了不同的道路。这显然非张艺谋个人导演意图所能及。原因还是要从文化里找，要了解审美经验与趣味受民族文化传统制约的艺术欣赏和接受的规律。例如影片《红高粱》，它不仅仅作为一部东方的浪漫传奇故事引发西方民族新奇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够激荡起西方民族文化深层的酒神精神，而与西方民族的期待视野高度融合，使他们易于接受也易于忽略这一作品的缺陷。与之相对照的是，国内对《红高粱》的评价则表现为明显的褒贬对立的两极。根本上说，这是东西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生存风格的冲突。客观上讲，无论对红高粱欢呼的西方观众还是对其失望的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都有很大局限和偏颇。大多数张艺谋影片其实都存在着东西方理解阐释分歧的现象。

导演的文化观念由于受到西方现论思潮和时代文化经验转换的双重影响也成为张艺谋现象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不能否认，张艺谋的电影创作最初是以文化反思、人文关怀为宗旨的。关于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性国内学者对此有很多论述。张艺谋自己也以人文关怀文化思考影片自居。用张艺谋的话说"大陆第五代的作品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带着对电影变革的愿望，以人文目标为主要目标，具有一种大的气势。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的文化历来对人的关注比较少，而对道的关注比较多"。（5）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和《秋菊打官司》虽根植于民族文化语境，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哲理思考和批判，但这种批判与其他中国电影相比并无特异新颖之处。他的大多数影片虽然都触及了中国文化批判层面但缺乏深度。基本上他的文化思考和美学-文化上的探索主要表现为电影中文化的仪式化与展示性而不是对人文历史的哲学意义的图解。因而避免了接受意义上的沉重，而受到更广泛的大众的青睐。但作为张艺谋电影文本本身的文化性并不是西方评委欣赏青睐的最主要原因。张艺谋电影本文的民族性表现和电影的民族文化特征是才是他们最关注的，也是后殖民角度的电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霍米·巴巴曾说"文化转型的跨国方面-移居国外，向外散居，转移，重新安置-使得文化翻译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表义形式。国家、民族，或可靠的民间传统的归化了的统一的话语，以及那些印在人们记忆里的文化特殊性的神话都不可能马上注出其来源。这一立场的一个很大的但令人不安的优点就是它使你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构成和传统的发明。"（6）张艺谋深谙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道理。他有意识地在电影中向外界展示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民族性、差异性、边缘性使其获得关注，他对西方主流和边缘艺术手法和文化理论的敏感把握使其在对剧本的改编中注入某些先锋意识，他（包括陈凯歌等人）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们能够把握当代电影发展的潮流，既不失思想性，又有视觉冲击力。既国际化，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一定文化内涵又富于较高的审美情趣。他们的电影叙事手法在保留中国传统民族表现手法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符号学的营养，具有浓郁的哲理意味和诗意风格，这是他的电影能赢得中西方观众的一个原因。

罗兰·巴特的读者性文本/作者性文本的概念划分启发了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提出的"生产性大众文本"，即是为大众能懂的又非意义封闭的文本，具有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张艺谋电影就属于激发多元阅读的"生产性"文本或活性文本（activated text）（7）。张艺谋倾向于在电影叙事中释放文化意蕴，而直观的电影创作又难以表达抽象的内容，于是就运用了仪式化夸张化寓言化的手法进行艺术表达。张艺谋文本对叙事结构的处理带有在詹姆逊看来"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分裂和异质，带有幻梦一般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表述"的"寓言精神"。（8）王一川也引用本雅明的观点证明，"寓言，不再指一般包含道德训义的文类，而是’世界衰微期’特有的艺术形态，它表现为意义在本文之外，含混，碎片化，阐释难有穷尽等"（9），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有"寓言精神"的文本，新的意义就会不断被发掘而阐释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涌现。对张陈电影的阐释冲突就是这样。所以各路理论家在其电影文本的阐释过程中各取所需本来就无可厚非，因为阐释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流动的和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

众所周知，电影文本自从诞生起就具有了独立个体的价值。但它常常与由文本诞生的文化语境互相交织，所以文本是不能脱离它存在的文化视域。对于张艺谋电影现象是怎样被接受和阐释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文本和更广阔的文化语境背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考虑。 西方观众和批评界对张陈电影的认可的原因何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王一川认为"归根结底，张艺谋文本只是受西方他者引导的，无意识地满足西方’容纳’战略需要的中国寓言，这部中国寓言不是中国民族性的，而是西方式的，是西方权威所规定如此的中国寓言。"（10）也就是说，张艺谋电影的成功是当代中国人向西方认同的结果，是后殖民主义的范本。还有一些类似的看法，在我看来恐怕都有失公允，不排除有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影响。但达成了共识的是：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大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就达到了本世纪人们为之奋斗的"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表明中国电影已必然地汇入了当今世界电影国际化的大潮之中。无论如何，张艺谋电影获得国际的认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张艺谋电影现象的后殖民性也显而易见，关键是要分析对中西观众来说，电影中哪些因素被西方所接受，哪些因素又被东方观众所排斥。他的电影如何扮演了东方眼中的"他者"和他者眼中的"东方"这双重的"他者"角色。这才是有意义的。在多维的批评分析角度中中，后殖民理论是"颇具力度和深度的"的一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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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二．后殖民理论视域中的张艺谋电影

90年代的中国文化处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明显的后殖民语境。中国虽然理论上只有半殖民地历史，但文化殖民的状况却一直存在。在一段时间里表现为武力征服的形式，而在现当代主要体现为一种"后殖民主义式的魅力感染"（12）。就电影这种文化形式而言，考虑到它本身就是西方的发明，在中国的发展一直相当滞后，近几年来又颇受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电影文化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具体到张艺谋电影，这种后殖民性一直是从事文化批评和研究学者讨论的焦点。但批评视线主要集中在中国作品如何迎合和参与"东方主义"的建构，如何归顺西方文化霸权的。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视线往往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而比较片面和偏激。若将视线转移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作品的接受和阐释如何表现出东方主义偏见和后殖民主义审美观上或许更为客观一些。

既然我们把当代电影当作一个文化现象，那么"对影视这一无网之网中盘根错节的文化现象，纷繁复杂的文化因子的解码，必须放在一定场域中进行，否则就不能得到恰切合理的解释。批评应冲破一时一地及一种文化背景的限制，以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文化眼光来进行关注。"（13）因此，本文的讨论的基点便是全球化的大背景。

全球化对各领域的冲击都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在理论界，我们的文化研究也不局限在精英文化的范围内，而越来越具有多元化、非边缘化（demarginalization）、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消解中心（decentralization）等特征。电影自然不能也不应例外。 在中心和霸权受到质疑而日益消解的后殖民时代，本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逐渐被打破，与之相应的是，各自话语性质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整体而言，文明在全球化和跨国资本迅速发展的今天，已经不可能不发生自身的裂变，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在当今时代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对于西方而言，在西方中心权力话语逐渐滑坡的情况下，当代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家和学者大都对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产生兴趣，试图从中得到启示，以便使自己的文化摆脱危机。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所需，对东方文化的部分加以借鉴以摆脱自身的人文危机的意识在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达成共识。东方文化的价值正在逐渐被西方所认识。张艺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西方关注和认同也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当然，如前文所说，如果对东方的关注只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则取舍就会只在他们的需要之基础上进行。他们所失去的，所缺乏的，所不常见的，因而惊奇和羡慕的，从张艺谋的电影文本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比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一直得到传播和表达，与欧美主流文化日渐背离人文主义理想形成对比而得到西方电影节的肯定。再如张艺谋电影文本中对酒神精神、生命狂欢的赞美，对大自然的亲切、原始质朴的生活方式，奇妙美丽的民族仪式和奇观甚至风格写意的民族气质由于与西方主流文化形成巨大差异而得到热烈欢迎。西方从自己的理解出发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位为规范的标准来对东方艺术进行评判取舍是不可避免的，而问题在于西方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一部分素养高的观众和学者，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要么所知甚少，还停留在非常过时和粗浅的水平，要么就是偏见重重，局限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真正意义上的欣赏。

那么，是不是所有东方电影因为表现了差异，都会在西方被认可和理解呢。事实是，并非所有来自他者世界、表现了"东方"的电影就能够被西方接受。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必须在西方文化的参照和阐释下才有意义。除了具备特异的民族性或文化身份以外，还要能够在西方主流文化脉络中获得理解。也就是影片能够使来自文化他者的东西与西方观众自己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孩子王》、《边走边唱》等影片深深浸染着东方人文精神，像这样具有文化深度的影片却无法获得国际承认，国际上认可的张艺谋影片实际上在文化深度方面又有所欠缺。他的影片在国际上的成功的深层原因显然并不在于影片本身的文化内涵。为什么？《孩子王》在欧洲电影节的失败和《红高粱》的成功就说明了如果东方文化无法被西方的思维所理解，就无法使他们获得与自身相参照的他者之镜的意义，就无法得到关注并获得奖项。毫无疑问，所有获奖电影中都有西方文化传统中熟悉的主题，如影片《红高粱》巧合地被西方人读解为一个发生在神秘陌生而原始的东方世界的浪漫爱情故事从而得到理解和接受。影片所张扬的酒神精神与生命感也与西方文化精神不谋而合。从影片《菊豆》中看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重演，从偷窥的场面中感受到性窥视的精神分析视角，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中读解出同姓恋故事，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看到教父类型的黑帮片的痕迹。无论是对西方电影研究者还是普通观众，如果从这些影片中读解出他们所能理解的文化含义，文化优越感得到满足之外，审美接受上也获得愉快，即电影理论家尼柯尔斯所说的"熟悉的陌生感"。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任何接受主体的艺术参与，都只是其期待视野寻求表达的过程。张艺谋的获奖影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渠道使他们对东方的期待视野得到了表达，因而体现出后殖民性，因为后殖民性的一个标志就在于某种与西方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东方"代替了真正的东方。

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文化误读也是后殖民性的一个体现。在电影这种文化交流形式中，"一种文化信息的编码若被另一文化解码，则受感知定式及语言和非语言过程制约。尤其影响感知的价值系统，文化系统，世界观，社会组织等因素使文化交流过程充满误读"（14）。而具体到张艺谋文本，这种普遍存在于电影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误读则体现出后殖民性。就西方的误读来看，经历了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首先，是"求同"。西方眼中张艺谋电影本文（包括陈凯歌和姜文的某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也就是民族的、社会的、政治问题的性解决和力比多化。他的第一部成功之作《红高粱》把一个西部旷野的故事和民族嫁接在一起，实际上是用一个民族的英雄寓言隐藏了力比多的释放，《菊豆》的弑父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性心理分析，到《霸王别姬》同性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青春期性觉醒和冲动等。西方理论有将政治与性看作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的传统。这一过程印证了西方的理论。他的一类影片以《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为代表，将空间感加以放大，而时间则是无声，静止和轮回的，所谓"空间对于时间的胜利"，这与西方文化常将东方文化看作是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空间文化不谋而合。另一类影片以《活着》（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为代表，将政治符号象征化地嵌入个人的人生际遇，又正好切合了西方对于中国极权和暴力政治的意识形态想象和詹姆逊民族寓言的读解方式。另一个是"寻异"。 如前所述，张艺谋电影的东方主义的民俗与民族寓言的政治在西方对东方的期待视野中成为两个最为鲜明的民族性的表现，甚至成为中国电影，中国文化的身份标志。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方面最与西方相异，最能够使西方区分自我与他者，而满足心理的新奇感和文化的优越感。西方在阅读东方文本时，只有同时满足他们寻求的"同"与"异"的特征的东方电影文本，才有可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和欣赏。这两个基于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误读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就东方的误读来看，霍米· 巴巴的研究告诉我们，张艺谋文本是西方理论涌入中国之后与导演带有主体建构意识的创作冲动结合，所产生的一种居于与西方原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变体"或者"他体"，这种"他体"既带有"被殖民"的痕迹，同时又与本土文化话语糅为一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被殖民"的变体一方对殖民性的"原体"文化话语的有意识的，并且带有创造性的误读之上（15）。可见，东方与西方的误读殊途同归地标示着后殖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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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结语而不是结论

张艺谋神话看来并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迹可寻的。张艺谋现象的后殖民性通过分析，已经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那么究竟张艺谋的成功是不是以民族文化的屈服为代价而获得的呢？答案也很明显：代价是有，因为他的电影创作活动不得不受到西方观众期待视野，国际资本和市场需求等的制约而相应地作出某些反应。比如为求新而虚构民俗等。为民族性而偏重旧中国乡土题材等。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张艺谋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特征已经有套路化类型化的模式，不仅题材重复，而且整体上表现出对落后文化形态和生存状态的怀旧心理和迷恋。客观上的效果是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的扭曲。中国几千年灿烂文明，东方古国的民族文化决非大红灯笼可以代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面貌和当代文化却在他的电影里处于缺席状态。它在让西方注意到中国民族文化的同时又遮断了投向一个完整真实丰富的中国的视线。在这个意义上，"张艺谋电影与其是洞向世界的一扇窗，不如说是阻断了视线的一面镜。"（18）尽管张艺谋电影事实上只是90年代的中国大陆电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西方眼中却成了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的代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后殖民性的表现。虽然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隔膜，偏见、误读、曲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在处于全球化语境的当今中国，电影这种世界性的媒介却并没有成为我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导演的主观意图如何，张艺谋电影文本的确是作为后殖民的范本而存在。它提醒我们，让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真正为世界所认识还是任重而道远。

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说，无论如何，中国的本土作家（苏童，刘恒，余华，莫言等）和优秀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毕竟通过了西方艺术节的窄门而被西方所认识，尽管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有时是不真实的，但却是难能可贵的。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民族电影尽管仍然处于边缘话语，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边缘了。在观赏张艺谋电影后，许多印象被强化，排斥或修改，但最后势必产生对华人文化及其社会的整体态度。对异文化的排斥与认同，仍然是目前本土与全球文化经济互动中最显然易见的现象，又因为电影是世界性的媒介，尤其在一部电影得到欧美各地大奖之后，更是容易普及，因此，在其他社会中形塑他人对华人的族群，资讯，财经，科技，人文景观的理解的同时，也使本土文化的鲜明色彩得到了强调。

张艺谋电影文本在当代的中国电影文本中是一个"具有症候性的，十分含义丰富有相当暧昧的对象"（19）。所以虽然对它的讨论众多，至今也未形成一个公论和定论。本文从大的文化语境着手分析，一步步深入到影响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成与败，毁与誉的各种因素。目的并不是要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结论，而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可以勾画出在张艺谋文本的接受和阐释所具有的现实状态，一个大致上清晰的轮廓而已。而且希望我们透过张艺谋电影文本的接受和阐释以及张艺谋现象，能洞见中国当代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武当山；遇真宫；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工程；南水北调工程；遗产真实性

一、缘起

南水北调工程是继三峡工程之后，我国又一项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工程，是为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优化我国水资源配置，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实施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分为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线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通过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从162米加高到176.6米），提高正常蓄水位（从156米提高到170米），增加库容从而实现向华北地区调水。根据工程设计，中线工程建成后，水库水位上涨，将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造成影响，其中位于武当山下的遇真宫面临被淹没的危险，必须对其实施抢救性保护。

二、武当山古建筑群及遇真宫的遗产价值

武当山地处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武当山古建筑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在明代早期逐渐形成现有规模，包括9宫、9观、36庵堂、72岩庙。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其建筑规模大、等级高，构造严谨，装饰精美，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武当山的古建筑对宗教、民间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建筑类型多样，用材广泛，各项建筑的设计、构造、装饰、陈设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和艺术成就；武当山以道教为中心的宗教体系，对区域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武当山建筑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朱棣皇帝特别下谕要求对山体不要有分毫修动，这也是武当道教建筑群的又一个特点。

武当山古建筑群代表了中国近千年最高的艺术和建筑成就，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中的（i）、（ii）、（vi）条评估标准，199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遇真宫是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武当山山麓，海拔高度为1 60.1米，坐北朝南，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水磨河从宫前向东绕行。明初著名道士、武当拳创始人张三丰在此结庵修行，名日“会仙馆”。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成祖为纪念张三丰，以“遇真”为名敕建道观，历时5年建成，主体建筑由周长857米的宫墙环绕的中宫、西宫和东宫三部分构成。现存东、西宫遗址和中宫宫门、宫墙、龙虎殿、配殿等建筑30间，建筑面积1 459平方米，总占地面积56780平方米。

根据《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对文物价值的论述，遇真宫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四个方面：遇真宫是武当山明代皇家道教建筑的宝贵实物遗存，是明代道教繁荣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遇真宫建筑院落宽敞，优雅静穆，早在明代就被誉为“香霭亲霞楼，仙乐空中流”的“灵境”；遇真宫选址严格按照古代堪舆理论选址布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朴实的规划理论，是研究明代建筑特征的实物；遇真宫是道教文化的物质载体，在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方面具有特殊地位。

三、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论证

遇真宫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因工程建设的影响涉及到的保护级别最高的文物，也是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第一次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工程建设的影响，实施重大保护措施的一次实践，对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及省市文物主管方面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慎重组织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多方面专家进行多次论证，以确保遇真宫得到安全、有效和真实的保护。

（一）保护原则和策略

遇真宫是南水北中线工程涉及的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备受各界关注。为尽可能地保持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国际、国内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湖北省文物局委托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等机构编制了《遇真宫保护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遇真宫保护工程的原则为：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不改变文物原状，减少对文物的干预；全面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保护与文物本体相关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并以此为标准，通过对遇真宫文物价值的分析，明确了遇真宫保护工程的策略：一是对遇真官文物建筑群可延续的保存，通过各类工程技术手段，保证文物本体不会受到可预见影响因素的侵害；二是最大限度保持所有信息的真实性，以考古发掘和大量历史文献考证为依据对文物建筑原貌加以认定，尽量保存现有建筑及遗存构筑物，在完整全面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提出复原方案，并在设计中考虑新旧构筑物的可识别性；三是尽可能保持现状文物本体及环境的整体性，对遇真宫周边山形水势等地理环境应尽量保持，尽可能避免施工对文物建筑本体、考古遗址以及潜在文物要素的损害；四是保护方案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基础上，综合考虑工程费用、相关技术及施工组织难度以及后期运营、日常维护管理的相关费用和难度等各个方面。

（二）遇真宫保护方案的编制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立项后，为科学做好遇真宫保护工作，湖北省文物局于2004年4月组织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湖北省文物保护规划》，对遇真宫的保护初步提出了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随后，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根据前期确定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策略，湖北省文物局先后组织并委托具有相关工程资质和实践经验的单位制定了围堰、抬升、搬迁三个保护方案。

为了将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对遇真宫保护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记录遇真宫的历史原貌，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对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意见》（文物保函[2005]1187号），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先后对遇真宫西宫、东宫、中宫及山门前的附属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大面积考古调查、清理和发掘，总面积达1.95万平方米，系统掌握了遇真宫内外的建筑布局和详细的基础数据，进一步明确了遇真宫的保护内容、范围等，第一次全面地掌握了明清时期遇真宫的建筑规模及兴废过程，为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提供了考古依据。在此基础上，组织方案编制单位先后对围堰、垫高、搬迁三个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设计文件。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制定的围堰方案，分大、中、小三种，其中围堰方案通过在遇真宫前方200米处，建立自西南向东北的隔水围堰以确保文物安全，围堰由防护堤、排水闸、泵站、截洪沟、排水沟组成，防护堤设计堤型为粘土心墙，砂卵石层采用塑性砼防渗墙进行垂直防渗，透水性较大的岩层采用灌浆处理。在高程171米附近开挖截洪沟，拦截汛后来水，以减小泵站装机容量。在防护堤后顺堤轴线方向开挖排水沟，汇集区内来水，通过闸、站排出区外。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编制的顶升方案，通过将遇真宫由原址向上顶升约17米，高于丹江口水库的水位，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保护方法有两种：原地顶升和原地垫高、复建。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编制的搬迁方案，是按照“原拆原建”的原则，将遇真宫搬迁至其西侧2.6公里处。工程内容包括施工建档、文物解体、搬迁、文物复建等。

（三）遇真官保护方案的比选确定

2006年5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再次就三个方案方案的比选召开论证会，专家从对文物价值的影响，对武当山整体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施工技术的难度及可行陛，投资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

工程防护（围堰）方案，不改变武当山古建筑群相互的位置关系，可以对遇真宫小范围环境原状保存，对文物本体破坏最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遇真宫建筑的空间位置及周边环境，但存在堤坝对武当山整体环境景观造成一定影响、堰内积水外排及环境潮湿等问题。

搬迁方案，改变了遇真宫建筑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群规划布局及风水格局中的位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原真性有颠覆性的破坏，且解体、构件运输和复建中，不可避免地对文物共建造成一定损失。

顶升方案，只在三维空间上一定程度地改变了遇真宫所在的垂直位置。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将成为一个三面环水的宫殿区，该区域原有的景观、生态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相互位置关系不变，可以完好地保留武当山总体布局乃至风水格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但工程内容多，组织实施复杂，一次性投资大。

与会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工程防护方案在保护建筑与环境方面优点更为突出，符合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高标准要求。会后，湖北省文物局将专家意见上报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关于报送南水北调工程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的请示》，鄂文物发[2006]58号）。2006年7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湖北省文物局上报的三种保护方案进行评审后做出批复，同意采取工程防护的思路对遇真宫进行保护（《关于武当山遇真宫保护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06]789号），要求湖北对工程防护方案进行充分研究，确保实施方案对遇真宫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遇真宫保护方案的调整完善及最终确定

在采取防护的思路开展方案编制工作的过程中，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对方案进行充分研究分析并从不同的角度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时，很多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防护（围堰）方案技术是可行，但综合考虑仍存在潜在的较大风险，如南水北调工程蓄水后防护体内内涝、潮湿环境的影Ⅱ向，尤其是防护工程如遇极端天气和事件，无法保证遇真宫万无一失，且后期维护经费无法估算等。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经充分沟通协商，为确保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对遇真宫的保护做到万无一失，双方同意对按工程防护（围堰）思路编制的方案进行了全面的风险评估。

2007年7月，河南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长江水利委员会、清华大学等单位分别接受委托，就遇真宫防护方案运行管理风险、超标准洪水淹没及汛期排涝风险、物理环境变化影响风险等方面对防护（围堰）方案分别开展论证评估。

2009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武当山遇真宫防护方案风险评估论证会”。会上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水库蓄水后遇真宫处于周边高内部低的“盆”状地形底部，常年处于雨水和山体坡面流水汇聚的低洼地内，必须常年采用水泵向堰外排水，初步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就将产生100多万元（每年随着物价指数递增）的费用；围堰后形成潮湿的小环境，将对古建筑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更为致命的是如遇百年以上一遇的洪水或特大暴雨，围堰设防或暴雨产生的内涝将使遇真宫面临灭顶之灾，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同时考虑到建成后项目运行管理的难度和费用，建议该方案不宜采纳。会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汇总编制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根据有关方面专家和文物部门的综合论证意见，就遇真官防护工程技术及管理运行风险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提出“建议放弃防护，重点研究采用垫高或顶升保护方案”。2009年12月，湖北省文物局将论证会专家组意见、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意见和武当山特区管委会提出的抬高复原保护遇真宫的请求一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2010年2月，“武当山遇真宫文物保护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经充分论证，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保护工程的意见》，同意采取原地垫高方案保护遇真宫，并要求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有关资质单位制订切实可靠的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湖北省文物局于同年3月7日在北京召开“武当山遇真宫原地垫高施工设计专家咨询会”，广泛听取古建、考古、水利、顶升工程等方面专家关于原地垫高保护施工设计方案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原地垫高保护方案设计，制定科学、规范的施工蓝图。

原地垫高保护遇真宫的保护方案，保护内容包括基础垫高、局部顶升（山门及东西宫门明代砖石建筑）、修缮、环境工程、保护与展示设施设计等。垫高保护中的局部顶升，虽然顶升体积和重量巨大，但有大量成功的先例，从逻辑上推论其技术难度在可操作范围。相对防护（围堰）及搬迁方案而言，顶升方案虽然投资较大，但对文物价值的改变和影响较小，特别是对体现东方、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灵魂之所在的武当山古建筑群总体规划理念、布局和风水格局没有改变，对最难以原状保护与传承的砖木结构的三个门实施顶升，体现了对文物建筑的最小干预、原真性保护的原则。顶升方案，技术完善且容易操作，工程后期维护简单，不会产生过多的日常维护的经费负担和运行管理风险。

2010年10月，在对遇真宫原地垫高工程范围内地质进行了勘察，查明了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以及垫高工程天然建筑材料分布位置、储量、质量、开采和运输条件的基础上，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和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接受委托开展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

2011年4月，经过专题论证，最终垫高保护方案上报国家文物局。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复》，正式确定遇真宫现存地面建筑、东西官遗址、宫墙将整体拆除，待垫高工程竣工后原样复原，其中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整体顶升。7月，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下发《关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武当山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核定遇真宫保护工程概算投资18524.11万元。

四、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的实施

为确保高质量做好遇真宫原地垫高保护工程，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移民局、十堰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遇真宫保护工程领导小组，工程责任主体单位武当山特区管委会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以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目标，保护遇真宫的真实性为最高标准，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启动了各项具体工作。

（一）文物资料信息全面留取

为使遇真宫的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高水平保留遇真官原始详实数据，将垫高工程对文物的影响降低至最低程度，继2006年对西宫考古发掘的基础上，2010年4月至11月，湖北省文物局组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遇真宫东宫、中宫及宫外附属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全面掌握了遇真宫的整体布局和结构；2010年11月，湖北省文物局委托科洛博（上海）数字科技顾问有限公司对遇真官进行三维扫描和建模，采用数字激光扫描仪对遇真官正门、中宫、东宫、西宫及宫墙等现有建筑进行精密扫描，同时采用全息相机拍摄遇真宫全景及各部分照片，形成3D建模并绘制了2D图纸，为恢复重建提供详细的点位依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结合考古工作也采用数字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对遇真宫考古清理后展现出来的建筑遗址、遗迹进行了精密扫描测绘记录，这些工作为遇真宫及其建筑遗址的真实性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前期准备工作

1.高标准确定保护工程实施单位。2011年9月，经公开招标，确定文物解体及复原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北京市园林古建工程公司承担，山门及东西宫门顶升工程由国家文物保护工程一级施工资质单位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担，垫高工程由土石方垫高和建筑施工双一级资质单位湖北新七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2.完成了文物库房及项目部建设。为保证解体文物建筑构件安全合理堆放，经过平整、碾压和排水渠道建设，开辟了一块70亩的场地，作为临时文物库房和砖石构件的分类堆放场地，并在此场地内修建了工程项目部的生活和办公用房以及两栋临时文物库房，库房总面积2304平方米，用以存放解体的木质构件和砖石雕刻构件。

（三）有序推进保护工程的实施

1.精密实施文物解体

文物解体工程是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第一个重要步骤，2011年10月10日动工，2012年2月30日完工。在遗址保护方面采用建筑学和考古学结合的方法，按建筑学方法测绘记录，确定空间尺度关系，再结合考古学方法对遗址进行分块划分，用定位坐标确定各块范围及周边关系，再测绘拍照记录，确保复原遗址的过程中在坐标系中进行分块放样并精确复原。整个过程按照复核一测绘一编号一拍照一清理一拆除一运输一存放的工作顺序，安全顺利地完成了东西宫遗址、宫墙、中宫所有建筑、院落、甬道、崇台、地墁金砖等各类砖石木构件的解体工程，并按编号顺序运往料场，分类堆放入库。为确保各类构件安全以及复原施工时的原位恢复，工程实施过程中，采用了每个单体构件测绘编号、构件写号、挂牌编号、原件拍照的方法，详细记录了文物信息，建立数字化资料库，所有信息录入计算机便于管理查询。同时，积极筹备文物复原工程，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已解体的文物构件，对拆除的各类砖、石、木构件进行了排查，对现有木构件进行了挖补、粘接加固，对保存基本完好的木构件进行防白蚁处理，对残损的砖、石构件进行了粘接。同时对需要补配的材料及构件，按照质量要求进行前期准备。

2.科学推进顶升工程

顶升工程是对山门和东、西宫门实施的原位整体顶升，采用密布孔桩、箱梁贯穿、浇筑预应力混凝土，形成基础托盘，设置钢筋混凝土防倾柱的方式实施，顶升高度为15米。2011年12月进场前期准备，首先对选择的山门和东西宫门进行全面测绘记录，对文物本体进行加固，确保施工过程中建筑本体的绝对稳定性。

三座门均为砖石结构，其山门底层面积分别为520平方米，宫门底层面积为154平方米，三门的基础部分用大城砖铺作，基础上部均采用整体大型青条石砌筑，地面上部为青石须弥座，座上采用明代官式雕刻手法，即阳雕卷草纹饰。墙体上部略有收分，屋面椽、望等按照天圆、地方的明代官式做法，三门屋面与屋脊设计出流动性效果，看上去十分优美，具有较好的韵律，使人赏心悦目，它们是武当山明代建筑的代表之作。在顶升前，为确保文物的绝对安全采取了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如在建筑本体外部采用型钢加固三道，型钢与文物本体接触部位采用橡胶皮垫固定，使文物在加固过程中不遭受到破坏。建筑顶部屋面部分用尼龙网包裹，预防顶升过高，使原来环境改变，或受风力影响，防止屋面松动造成瓦面脱落等。

遇真宫山门重量近5000吨，东西宫门重量为1400余吨。整个门分别用122个液压千斤顶互换顶升，其中48个供临时互换使用，50个永久安装在门下。每个千斤顶可顶重为200吨，顶下分别用直径25厘米、50厘米和75厘米的三种钢墩垂直上升；遇真宫三座门顶升工作自2011年12月开工，历时14个月完成。分别采用了地勘、井点降水、设冲击桩（73根，直径80厘米，深1 8米）、顶进箱梁、掏梁、浇筑、预应力张拉、安全柱、防倾柱、连梁、地下土回填与密实度夯实等多道工序。为了保证三座门升起后保持水平，先用仪器进行纠偏，最终四周均定位在同一水平线上，以山门为基准点，均由监控仪器和全站仪操平。201 3年1月，遇真宫山门顶升到位，由于措施得力，顶升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全面复查墙体没有裂纹，歪闪，瓦面没有出现脱落和松动，意味着顶升成功。

3.高质量实施垫高工程

在施工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顶升区域外的设计垫高区域首先完成清表、清淤、清渣工作，再按严格的土石方配比实施土石方铺垫、逐层碾压到设计高程；在顶升工作进行到一定高度后，对顶升区域开始特殊施工，即剪力墙内人工回填夯实，确保夯实强度符合设计要求。在垫高区域东西两侧设3个排水箱涵，护坡基础用毛石砌筑，护坡表面采用特殊设计的植生块铺设。

五、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文物保护影响评估

遇真宫垫高保护工程实施的是基础垫高加局部顶升的方案，就是通过把遇真宫及与其有关的周边地区在原高程基础上垫高15米，对三座独立的砖木结构建筑（山门及东西宫门）原状垂直顶升15米，其它现存的建筑及建筑基址按照文物保护的原则拆除后，在垫高的原址上，按原布局、原结构、原工艺、原材料完成复建和复原归安，工程对文物的影响是在可控范围内并尽可能降到最低。

（一）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官文物价值的影响

当年张三丰在遇真宫所在地修炼，明成祖为纪念他，在原址以“遇真”为名建造道观，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时，在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规划格局中，遇真宫位于古神道之上，是古人登临武当山进入“治世玄岳”牌坊后，上山必经的第一宫，因此遇真宫所在位置是其文化价值的重要见证和载体。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遇真宫在整个武当山建筑组群中的平面位置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没有对其文化价值造成不利影响。

遇真宫选址按照我国传统的堪舆理论，周围山形水系都是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垫高保护工程虽然在立面层次，局部改变了建筑与周边山形的相对关系，但从平面上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其建筑空间位置，复建后的遇真宫与武当山古建筑群的平面位置与文化景观的互动关系没有遭到破坏和产生不利影响，将保护工程建设对文物价值的影响降低至较小程度。

（二）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文物本体真实性、完整性的影响

工程实施过程中，虽然由于需要拆解，不可避免地对一些建筑构件造成损害，但遇真宫中宫现有建筑拆解严格按国家有关古建筑保护的规定，做好文物的实测与各种文物构件的记录、编号、存放，并将按照文物修缮的原则进行复原修缮；对于东、西宫建筑遗址和宫外与其相关的建筑遗迹等，则按照三维定位、分区分类编号、单独包装、清理加固、原位复原的程序操作。因此，基本确保了文物的原形制、结构、工艺、材料，将工程实施对文物本体真实性影响降至最小。

特别是针对最能反映文物历史风貌和艺术价值特色的山门和东、西宫三栋砖石结构建筑的保护，在现有最高技术水平条件下，克服自然地质等不利影响，采用整体顶升保护，在顶升前对本体进行加固，顶升过程中进行全程检测，已经安全顶升到15米的设计高度，施工中没有对本体造成影响，确保了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在垫高的设计中最大程度地考虑了遇真宫门前的视线关系，保持了120米的开阔区域，而且对遇真宫周边与其相关的泰山庙、神路、遇仙桥等建筑同时进行了垫高保护，充分考虑和保持了遇真宫的完整性。

（三）垫高保护工程对遇真宫周边环境的影响

垫高保护工程实施后，随着丹江口水库水位的抬升，遇真宫垫高并按原状复建，复原后建筑群及其周边垫高区域将会形成一个占地达8.5万平方米面向水库的自然台地与遇真宫后的山地相连。为减缓保护工程建设对区域景观的影响，台地迎水坡将采用亲环境植生块护面，并采用互补的图案形式进行植草，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优化遇真宫区域的景观格局。

垫高工程两个料场距离遇真宫较远，且处于隐蔽处，周边没有文物。取土实行分片开挖方式，取土时先将表层土临时堆放在料场附近，并采取相应的拦挡措施；取土完毕后及时平整土地，并将原表层土覆盖在上面，撒播草籽固土绿化。因此，对武当山整体环境影响较小。

六、余论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对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以遇真宫真实性得到充分保护为原则，综合考虑了多方面因素，非常审慎和认真，可谓一波三折。这项工程的充分论证与顺利实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技术手段、文物保护管理、复杂文物保护工程协调组织实施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阅。目前这项工程的基础垫高和三个山门的顶升工程已经完成阶段性验收，文物建筑的复建和考古遗址的复原已经启动，预计2016年底完成，虽然全面评判该工程的效果和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就工程方案的论证和有效实施而言，确有很多值得总结和反思之处。

一是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前，文物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对接，提前开展对工程中可能涉及文物保护的重点项目开展预研究非常重要。南水北调工程项目立项后，在开展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即对工程涉及武当山遇真宫的保护进行预研究，提出三种保护思路，做好引导和应对，引起工程规划和涉及部门的关注，为保护方案的充分论证打足提前量。

二是方案的确定以文物的原真性保护为第一要务，以把对文物本体、环境风貌、历史及文化价值的影响降到最低为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对可能实施的保护措施进行综合、慎重比选论证。我们对遇真官进行围堰、抬升、搬迁三种保护思路都进行一定深度的设计，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面比选，对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遇真宫的保护，我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对遇真宫本体真实性的保护，而是要综合考虑，对其采取的保护方式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带来什么影响。在论证中我们首先放弃的是搬迁保护的方式，我国三峡水利工程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飞庙的保护，就是采取搬迁的方式，在总体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和再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憾，就是搬迁后建筑选址等无法再现原山地格局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后期存在滑坡风险等。遇真宫的保护级别更高，对其采取搬迁方式，且不说武当山下很难再找到一处有这么大面积的平地安置，仅从搬迁遇真宫将造成武当山建筑群总体布局被改变这一点就应该合弃，搬迁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是由皇家统一规划建造，其建筑体系从地形勘测、规划设计到兴建营造等，都有周密筹划，具体建筑设计具有浓郁的建筑韵律，达到了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产生的将是颠覆性的破坏；而围堰方案如仅从一般方面考虑，看似对遇真宫没有任何的扰动，但从周边景观和微环境方面看，壮观的挡水围堰坝体破坏了遇真宫前面开敞平坦的山水空间，使其变成看不见山望不到水的“盆景”，整体上改变了遇真宫原有环境的真实性，更为严重的是水利部门和工程业主方面都提出限于围堰工程无法保证遇真宫在围堰建成、工程蓄水后受自然极端天气等复杂因素影响，围堰工程无法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充分分析各种潜在风险后，我们建议放弃防护思路，再次论证。

三是大胆设想、慎重论证、科学决策至关重要。遇真宫的保护经历了一些波折，但在提出保护思路的过程中，各方可谓集思广益大胆设想，三种保护思路中除搬迁方案只有一种外，围堰方案还曾提出了大、中、小三种子方案，三个子方案之间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分析利弊，选择弊端最小的进行深入设计。垫高方案中也提出对所有地面建筑进行大顶升的方案和垫高与局部顶升结合的方案，此外清华大学还针对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提出了三个比选方案。其一是新建一个地下空间，中宫建筑地下空间作为阐释遗址的博物馆，东西宫将地处海拔160米的考古遗存不做任何扰动、原状放置在地下，在地下空间体的顶部地面上复制遗址的台基和矮墙体，原遗存和模拟展示共存，同时可避免真实的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其二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同时在其上方分别搭建防护棚。其三是在垫高的地面上放置考古遗存并补配缺失砖石构件，露天展示。后经组织专家论证比较，认为方案一、方案二虽然可以保护考古遗存免受风雨侵蚀，但方案一的工程量及造价都非常大，且东宫、西宫与中宫的相对高度将永久改变，方案二的多个保护棚对整体景观环境有不利影响，最终决定采用方案三安置展示考古遗存。

遇真宫的保护论证也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虽然我们对遇真宫保护论证是审慎的，但由于过程相对较长加之地方经验不足，这个论证过程和选择确定的保护方式，没有及时向世界遗产报备，引起了世界遗产的担心和关注，将武当山纳入反应性监测对象。此外，目前对东西宫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方式并不十分理想，建地下空间展示应该是相对最好的，但限于一些原因不得不放弃，这或许是一个缺憾。我们不能不说对遇真宫的保护论证是相对最慎重的，论证中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也确实存在理想的保护方案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施工周期、保护经费等方面的制约，这确实是一种无奈，但也是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

通过一系列充分的论证，最终选择的对遇真官实施原地垫高加局部顶升的保护方案，是在多个保护方案中选择的可以做到相对最大程度地保护遇真宫真实性的方案，把南水北调工程对遇真宫的影响降低到相对最小程度。2014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有关方面专家专程到武当山进行反应性监测考察，详细听取了遇真宫保护工程情况汇报，实地考察了遇真宫保护施工现场和文物构建保存管理仓库，审查了有关技术文件和观看工程各环节影像资料，对这项工程的保护论证和科学实施中系统性的记录、存档、工程信息管理以及对此处遗产的真实性保护所做的积极方面的努力等给予了肯定，对垫高后的台地形状和绿化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表示持续予以关注，这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已经做了认真积极的回应并将在下一步的工程实施中严格地加以完善。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开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认知状况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郑孝燮曾说：“我国世界遗产事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从现在开始就下大力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至2007年底，开平市总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9%〔1〕。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开平青少年为案例，论文拟就当代青少年认识世界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多维度解析。

一、开平青少年的认识及思想状况

当地青少年对碉楼的认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电视新闻媒体中获知，如开平台定期播放的开平碉楼节目、报纸和新闻节目等；二是从学校派发的有关碉楼的书籍中了解(其中有进行碉楼知识考试的学生对碉楼基本知识认识较深)；三是从碉楼申遗时的各种宣传标志中认知；四是从祖辈的口述中得知(此种情况较少)。

多数青少年对碉楼认识较偏重于感观形态方面，对多数碉楼的名字没有特别留意，一般是认为碉楼较旧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结合的产物，并设有枪口，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身在开平、长在开平的他们对这些碉楼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碉楼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对碉楼的来源、历史、意义以及碉楼文化中所包含的岭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没有深入的认识。

对碉楼了解较深的青少年或认为碉楼具有欣赏价值，很美，像城堡；或认为碉楼很坚固、结实、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强，体现了华侨对家乡的爱和建筑师的睿智。总的来说，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多，而文化艺术、赏识认知和结构特色等层面则相对缺乏。“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精神文化符号层面上的认识还有待广泛宣传。

多数青少年认为碉楼可以代表开平文化，心中对碉楼存有感情，但缺乏进一步了解碉楼的兴趣。由于目前当地经济发展有限，本地人们收入偏低，多数留守家乡的青年忙于家务活或学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偏重于娱乐方面的爱好，认为历史文化较枯燥，因此对碉楼文化兴趣不大。

二、影响青少年认识碉楼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

从对外联系来看，水陆交通方便，开阳高速公路与325国道横贯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华客轮往返香港〔2〕，但市内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区之间的来往存在较大问题，景点班车的设置没能把分散的碉楼群与游客的时间安排统一起来，大部分的景点缺乏关于碉楼的全面细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规的出租车服务，给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带来不便。

交通不便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由于碉楼大多位于开平的乡镇，而这些地区难以有经济实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统。

申遗时，电视广播、报纸媒体对大众获取碉楼知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然而，申遗过后，这种作用便大打折扣。现有的相关电视节目缺乏趣味性，内容重复，对碉楼的介绍方式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更注重时事的报纸媒体较少刊载关于碉楼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网络资源了解碉楼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楼网一般只有简单的介绍和相关的旅游信息。可以说，各种媒体对于碉楼与村落的宣传和教育明显不足，更谈不上对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的培养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

除了这些，由于民间没有自发性地举行以碉楼与村落为主题的团体活动，使得碉楼文化对当地风俗的影响渐趋减弱。而青少年本身对碉楼的认识较少，所以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话题。另外，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有限，相关馆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

（二）政府政策

当地政府先后颁布了保护碉楼的相关规章，如《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碉楼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优势，使碉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而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二者的协调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欠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关键在于政府决策者的工作重点和开发的度之间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门和保护部门单独做规划都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控制开发。搞保护的人要懂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广泛性是通过旅游的发展而实现的。

就官方宣传方面来说，对碉楼的宣传与教育基本上出现在申遗时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为浓厚，但申遗成功后却变淡甚至没有。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市区里都有关于碉楼的文化展览会，但是影响力不大，没能深入其它乡镇。宣传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在宣传时只注重市区而忽视了其它较偏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镇政府过于依赖上级市政府的指示，没能在宣传工作上有足够的主动性。

（三）学校教育

当地各所学校多曾组织过碉楼参观游览等活动。学生亦以画画、写作、手抄报或黑板报等形式加深对碉楼的认识。然而在学校教育这一块，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没有乡土教学系统，缺乏明确的教学指标、计划等。目前中国教育还是以追求升学率为主，在应试教育上下的功夫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会出现学校只在班会课讲授碉楼知识，而高中甚至连课堂讲授也没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师占有一半之多。这些老师对碉楼没有天然的感情基础，较少重视碉楼知识的讲授。同时，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师对碉楼基本知识的理解容易产生偏差；第三，碉楼专业研究人员不多，教材的编写人员缺乏，严重影响教材的内容质量；第四，碉楼教材、宣传手册种类缺乏，在开平仅有两本碉楼的乡土教材，而其它宣传手册多为旅游所用，为旅游而编写的手册并不能给予当地青少年进一步了解碉楼较大的帮助。

（四）家庭教育

父辈的生活已离土匪猖獗的时代久远，加上文化水平不高，与祖辈相比，他们对碉楼的认识很少，因此，当代开平青少年很难从家庭教育中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实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辈对碉楼的感情已不如祖辈，代际承传问题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代沟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经常与父辈聊天，父辈忙于工作，也没有跟孩子们过多讲碉楼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另外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没有碉楼；第二，有没有亲戚是在碉楼里面居住过或从事相关工作。虽然开平有一句话：无碉楼不成村，但是随着人口的迁移，很多新村都没有碉楼。因此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当缺乏的。

（五）华侨影响

作为侨乡的开平，旅居海外和港、澳、台的开平籍同胞有75万人〔3〕，华侨对当地的影响举足轻重。当华侨回乡时，他们对碉楼的深情自然能感染当地的青少年。然而，当时建造碉楼的一辈华侨多已归西，新一代的华裔对碉楼的感情也没有祖父辈深厚。再加上现在的华裔也很少回乡，华侨的影响力渐渐减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事物大量涌现，加之受国外文化的影响，网络游戏、英超、NBA、卡通动漫……充斥着青少年的世界，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古老的建筑并没有多大兴趣。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碉楼的兴趣是社会的共同责任。此外，文化程度对青少年理解碉楼的价值也有着重要影响。当地虽不发达但安逸的生活条件导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现状的性情，读书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学历普遍在大专以下。

三、加强青少年遗产认知与保护意识的建议

“遗产保护是第一性的，有了遗产才有遗产地的旅游，而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对象与产品，只有在不妨碍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发展旅游。”〔4〕因此，开平要积极推动公众教育事业，形成“明瞭的共识，积极的参与，真诚的归属感”，达到一种官民互动、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环。

要大力普及、加强青少年、市民对开平历史，尤其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识，可以尝试与广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区域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制定具有乡土特色的教育方针并有效长期实施贯彻，形成一个具有开平特色的乡土教育体系；社会宣传教育应该采取多元化、有针对性、有计划性的措施，包括电视媒体、广播媒体、街道宣传栏及互联网等硬件设施、旅游专线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遗产保护意识和相关知识。要加大学校教育，制定开平乡土教材与开放性课题相结合的方式。在推广方面，有计划、富针对性地出版开平文物书籍，并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业界与学界研讨会，就特定项目撰写兼具知识性和专业性的专题书籍；孕育“开平文化大使培训计划”，培养具有专业文物导游知识与技能的青年学生，以此普及开平文物常识，加强社会民众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

开展图书馆流动车计划，宣传普及“开平碉楼与村落”的相关书籍。图书馆流动车分为大众型和学校型两类形式。图书馆流动车以村落为单位，可以节约财政负担，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对于学校型方面，流动车可以走进校园，让学生借阅图书，流动周期可设置为两周。这样可以让学生有新鲜感而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紧迫感。

当然，还要充分利用侨乡优势，与民间团体、高等院校和个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区合作交流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珠三角的艺文合作。除了进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图书馆方面的合作，希望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升专业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复技术。

四、结语

以青少年为主的广大市民推广历史文化遗产的做法的好处在于运用了一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使传统意义上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范畴由政府官员、专业人员扩大到普通公众，并且由于将对象定位于社会上最具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广大青少年，从而保证了“世界遗产教育”成为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和重要动力。一方面，从教育趋势来看，青少年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也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人，尽早接受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将有助于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广泛，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经过他们的传播，会很容易产生类似“触媒效应”的由点到面的积极影响。总之，机制、法律、科技、资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则是贯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中国城市年鉴2007[M].2007，(23):125.

〔2〕开平碉楼网.[2008-08-28]./tip_guid/3.htm.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特色旅游资源道教

1引言

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论文百事通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2.2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明朝政府“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重要场所。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2.3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2.4仙乐神韵——武当道教音乐

武当道教音乐又称武当道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乐是道士们念经和进行法事活动时表演的，由于历史及所处地域等原因，武当道乐内涵极为丰富：虽属地方道乐，但却有着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一方面难袭了远古巫观乐舞传统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乐，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大量地方民间音乐元素；除本地外，周边地域的音乐也对其产生着影响，如“秦音楚声”、“秦腔豫调”、“楚韵汉凋”；

既有长期历史传承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道乐，最终形成南北交融，以道为主，同时兼有佛乐和儒乐旋律的道教音乐，被称为武当仙乐神韵，武当韵，悦耳动听，它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

3优美的自然风光——武当山不容忽视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虽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但与其人文资源相比，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也毫不逊色。自古以来武当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就一直吸引着无数的道教修练者、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隐士们。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认为“玄岳出五岳上”，这里还有着“顶镇乾坤举世无双胜境，峰凌霄汉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为“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海拨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冲霄，周围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涧环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龟，座落在群山之颠，其余诸峰均俯身颔首朝向主峰的“万山来朝”奇观。联合国赴武当山专家考察组官员们也盛赞武当山美丽的自然风貌，武当山自然景观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台”等之称，均各具特色，风光优美。

4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武当山珍贵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史前文物。从目前巳出土恐龙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动物化石、古猿颅骨化石、猿人牙齿化石看，这里曾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武当山地区曾是楚国早年国都所在地，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建制及发展，悠久的历史为本地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道教文物最为丰富，有我国道教文物宝库之誉。

5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中药材，是我国现存野生药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初步确定武当山现有野生药材617种。早在魏晋南北朝即有隐士在此采药修炼，唐宋以后更是络绎不绝。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长期在武当采药，据统计《本草纲目》中有400余种药材取自武当山。俗话说“十道九医”，道教素有重视医药学研究的传统，结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养生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药用植物资源无疑是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超级秘书网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当山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本地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其中以道教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为特征：如武当信仰民俗、大法会、罗天大醮、进香、斋膳禁忌等习俗；如三月

三、九月九等与道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游艺节日民俗。这里还留存着许多历代高道、帝王将相、社会名人等与武当山的传说故事，如著名的“铁杵磨针”、“太子读书”等，以及大量描绘武当山的诗词、歌、赋、游记、小说等文学资源。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历代朝廷的扶持及明代大修武当等事件，均直接导致部分宫廷民俗文化与来自全国不同源流的民俗文化同聚于武当，与本地民俗文化碰撞、相融，加之此地处于秦楚交界的“朝秦暮楚”之地，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处，历史文化渊流巳呈多元化，所以武当民俗文化还表现出来源广泛、南北相融、多姿多彩的显著特点。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文化旅游；十堰市；SWOT分析；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2

一、十堰市区域概况

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上游，是鄂、豫、陕、渝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市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50万。十堰市山川秀美，历史悠久，自然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是三峡——神农架——武当山——西安黄金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十堰还是一座充满青春活力的汽车城，曾相继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绿化先进城市、中国最佳休闲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和文明城市等称号。近年来，十堰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战略部署，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板块和重要支撑。

二、十堰生态文化旅游SWOT分析

（一）优势和机遇

（1）旅游资源禀赋良好。十堰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境内植被优良，森林覆盖率达52.7%，高出全国森林覆盖率34个百分点，是中西部结合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十堰有世界文化遗产道教圣地武当山、轰动世界的郧阳人头骨化石等一大批世界级的人文旅游资源和山水自然风光；境内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也是我国南水北调的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被誉为“华中水塔”；生物资源丰富，仅武当山地区就有植物758种，中药材1360多种，素有“华中药库”之称；十堰市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有武当文化、汉水文化、房陵文化、民俗文化、远古文化、汽车文化等，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7项。丰富的资源基础为十堰市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2）旅游产品形成品牌和体系。十堰市借助丰富的生态文化旅游资源目前已初步建成了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丹江口南水北调水源地和现代化汽车工业城三大旅游品牌。十堰市三大旅游品牌在市场上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更重要的三大旅游品牌特色各异，优势互补，可以形成较高的旅游合力。武当山以外柔内刚的太极功夫，举世无双的皇家建筑、博大精深的武当文化、天人合一的道教国粹闻名于世，不仅对国内香客、信士和游客具有较强的号召力，而且对国外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南水北调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将于2014年完成的输水工程将吸引世界眼球，借此可以充分展示十堰的绝佳山水生态。汽车城是中国第一、世界前三的商用车生产基地，先进的汽车生产培育了浓郁的汽车文化。现有的旅游产品建设对于进一步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品体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打造十堰市龙头旅游产品，提升其对十堰市其他生态文化旅游产品的带动力。

（3）旅游产业跨入全国百强城市。十堰市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12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61.2亿元，比上年增长35.1%。其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649万美元，增长28.9%。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2333.3万人次，增长25.2%。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16.8万人次，增长26.6%。中国旅游总评榜根据全国各城市2012年度旅游接待人数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排名，十堰市以年旅游接待游客2333万人次的成绩居总榜单第90位，在湖北排名第三位。

2012年末全市拥有旅游星级酒店74家，A级旅游景区52家，各类旅行社85家。十堰市酒店、旅游景区点、旅行社等提档升级加快。武当建国饭店、湖北众晶国际酒店申报五星级饭店；2010年—2012年三年间，共有25家景区升A创A成功，居湖北省首位。2012年武当国际旅行社获评为4A级旅行社，成为十堰市首家4A级旅行社，3A级以上的旅行社达到了11家。

（4）旅游交通布局提升将打通国内国际客源市场。过去由于地形的原因，十堰的交通很不发达，成为影响旅游业的瓶颈。十堰市市域范围内现有襄渝线和汉丹线两条铁路，总铁路里程145.3公里。根据国家及湖北省相关层面铁路网布局规划，十堰市将有十运—十宜铁路、武汉—西安客运专线、郑渝客运专线经过十堰市，这将打通十堰周围500公里内的客源市场。

武当山机场已于2012年12月8日开始动工，计划总投资15.4亿元，建成后可起降B737、A320等系列机型。武当山机场位于十堰城区和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之间，有利于拉动城区和武当山旅游联动发展。机场将于2015年建成通航，届时有望开通十堰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昆明、武汉、西安8条航线。武当山机场建成后的3到5年里，空运客流量将超过100万人次，成为仅次于张家界景区的另一个旅游机场。空中走廊将打通“一江两山”精品旅游线路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高端游客通道，连接张家界、三峡、西安古城、武当山、少林寺的中西部黄金旅游圈将成为现实，贯通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网络将拉近十堰与世界的距离。

（二）问题与挑战

（1）旅游资源整合不够。尽管十堰市旅游资源丰富，且不缺乏高品位的旅游资源，但总体而言，在资源整合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地区分割现象突出，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合作平台和联合运营机制，在对外各景区点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竞争同一市场造成内耗。此外，小规模的投资也造成对资源依赖程度高、项目投入小、运作水平低，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还没有将武当山文化旅游、丹江口生态水利旅游、现代汽车城旅游很好的串起来，很多旅游者到武当山旅游完之后并不会消费十堰市其他旅游产品。由于资源整合不够，主要龙头旅游产品对于十堰市旅游业的整体发展也没起到应有的带动作用。

（2）旅游竞争力不强。何莲（2010）曾通过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8地市州2007年的国内旅游人数、国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收入、旅行社数量、三星级以上酒店数量、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第一产业增长率、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旅游总人数增长率、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等15个指标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运用主成分分析将旅游发展竞争力分成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旅游经济增长潜力以及旅游客源产生能力三大类，十堰市在旅游发展现状、旅游发展潜力等方面在整个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处于中等地位，但是在旅游客源产生能力方面则排在最后，其综合得分也处于中下游水平①。由此可以推断十堰市旅游竞争力方面还亟待提升。

（3）旅游管理体制有待改善。十堰市旅游产业发展另一大障碍表现为以行政区划、部门、行业为界限，各自划块管理，分散经营，直接冲减了市场竞争力。以武当山为例，武当山风景区管理体制经历了7次变更，直到2003年才把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武当山风景区管理局、武当山旅游局从丹江口市独立出来，成立“武当山旅游特区”，为正县级单位，直接隶属十堰市市委、市政府管辖为止。除此之外，由于在旅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利益纷争，到目前为止，武当山各旅游景点中，道协、文管所、风景区管理局依然是各管一块，分散经营。武当山景区内，为了获取门票收入，区内景点被分割成三大块，紫霄宫、太和殿划归道协管理，门票收入和功德箱收入由道协拿走。南岩、太子坡等划归文管所管理，门票收入归文管所有。而武当山山门则划归风景区管理局，进山门票收入也被其收取；而停车费、索道费、轿工费又被村组等部门分抢。行政管理体制不顺使得十堰市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必将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4）旅游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旅游市场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把旅游业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旅游景点和旅游景区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全面铺开，这无疑使整个旅游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十堰市龙头旅游产品武当山为例，尽管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同类型景区太多，武当山旅游势头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同类型的旅游景区中，武当山的发展状况并不十分理想。同样的状况也存在于十堰市其他类型旅游景点。因此，如何通过不断创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是十堰市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三、十堰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思路

根据十堰生态文化旅游SWOT分析，除了尽快加强旅游资源整合，改善旅游管理体制以外，十堰市生态文化旅游业可以走以核心区域发展带动边缘地区发展，以边缘地区发展充实整个十堰市生态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道路。确立武当山、丹江口和十堰城区为旅游发展的重点区域，在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上以以上三大区域为发展的核心区域，带动西部文化追踪旅游、东部生态体验旅游、南部生态探险旅游等边缘区域的发展。此外，在实施建设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应该重新对产业结构和行政部门的地位进行界定，提升旅游产业和生态、文化、旅游等行政部门的地位。此外，在不均衡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干预，支持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某些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的薄弱环节（如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

参考文献：

[1]董鹏飞.十堰生态文化旅游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2]何莲.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区域发展模式研究[D].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湖北省推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总体规划及三个专项建设规划[R].2009.

[4]湖北省委政研室.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重大意义[N].湖北日报，2008-08-04.

注释：

①资料来源：何莲，《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0.

作者简介：袁文平（1982-），男，湖北当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旅游资源与环境方向的研究。

洪 玲（1975-），女，湖北黄石人，副教授，从事旅游管理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