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人类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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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职数学；生活；提高
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这是华罗庚对于数学与生活关系的描述，也是反映数学与社会生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密切联系的形象叙述。生活之中，处处有数学。作为人类思维的表达形式之一，数学在中职教育非常注重基础性和实用性，特别是随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它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着一个愈来愈不可缺少的角色。对于中职生而言，应将学习数学与现实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学习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发现学习数学的作用与意义，感悟数学的魅力，从而增加学习数学的兴趣和热情。
一、认识数学
数学源自古希腊语，广泛应用于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领域的一门学科。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学科之一，它以它严谨的理念构筑了整个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符号来拓展现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深度和广度，其基本要素有：逻辑和直观、分析和推理、共性和个性。在中国古代，则将数学称为算术，亦称算学，直到宋元时期，才有现在数学的称谓。
步入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前进与发展，而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应用数学向现实生活中的所有领域渗透。并且由于其与现代高科技异常紧密的联系，产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应用学科，例如金融数学与精算学、密码学与信息安全、计算机软件和理论、信息处理、系统生物学等。随着现代社会与科技的日益数学化，有科学家断言：信息时代高科技的竞争本质是数学的竞争。
中职数学相较于其他院校教授的数学而言，较注重实用性，即注重与其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联系，因此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数学学习过程中应注重建立一套通过学习数学应用思想，观察实际问题，并通过严谨的分析，建立数学模型，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真正具有高素养、高水平的专业型人才，才能培养出现代社会所缺的应用型、综合型劳动者。
二、学习数学的重要性
（1）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生活之中，数学无处不在。无论是物理、化学、生物，还是信息技术、经济管理乃至于历史哲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学习与工作，都离不开数学。它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是现代社会一切知识的核心与源泉。数学是一门科学语言，是一门用来描述宇宙万物的科学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的数学化程度也愈来愈深，数学语言已然成为人类发现自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与手段。例如，SARS病毒侵入人体细胞的繁殖过程是以RNA为模版进行复制的，一个SARS病毒的RNA经复制成2个RNA，再次进行第二次复制，形成4个RNA，如此循环往复进行，问：经过n次复制，可形成多少个SARS病毒的RNA？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数学数列思想，非常形象完美地解决。1 个SARS 病毒的RNA 复制后形成2个RNA，2 个形成4 个，4 个形成8 个，如此循环下去，病毒RNA的个数为2、4、8、16……构成以2为首项，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所以，n次复制后，SARS病毒RNA的个数为2n个。
（2）数学之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数学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正是有了数学知识的迅猛发展，才有了现代社会的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才有了人类历史上无数辉煌的科学成就。没有微积分，便没有现代力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麦克斯方程的数学论证，便没有电磁波的发现与证明，便没有赫兹关于电磁波的实验，更没有电磁波声光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若是这样，现代通讯便无从谈起。有这样一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洛的主要成就便是使数学进入经济学领域，通过构建平衡模型，预言自由市场的经济行为。然而，他哈佛大学的同学看了获奖论文后说，其关于数学的应用是很基础的，很多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便可熟练完成。由此可知，掌握数学这门语言，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中职生学习数学之益处
中职数学较为抽象，对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要求较高，再加上其形式化、符号化的特点，使很多学生对于数学学习一头雾水，产生畏难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何学习数学的乐趣，谈何学习数学的益处，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进入地球村时代，世界各地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各行各业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缓慢前行。谁先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手段，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谁就能在竞争中占得有利地位。然而，这些都离不开数学知识的支撑与帮助。对于有些想自主创业的学生来说，学习数学更为重要。因为他不仅需要懂得生产与经营，还要懂得计算成本、利润、资金周转、效益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数学知识，势必会在经营与生产过程中造成一定的损失。作为教师，可以尝试改变空洞说教，走出课堂，走入大自然，走进社会，采用参观、调查、实习等形式，让同学切实地感受到学习数学对于以后工作和学习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其实用价值的感受。
在当今社会，数学无与伦比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锻炼我们大脑严谨的思维模式，也可有效提高我们解决今后生活、学习、工作中问题的能力。数学对我们的影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们可以亲身体验感受其存在的魅力。
因此，有什么理由放弃数学学习呢？我们应该做时代的先锋者，学好数学，具备一定的数学知识，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和工作的需要。
参考文献：
[1]丘成桐.数学与数学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神经病学教学,多层次医学人才,人才培养需求
神经病学是医学领域中目前发展最为活跃的学科，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重要的临床课程，也是学生们普遍反映难以学懂、难以掌握的一门学科。在神经病学教学中，我们针对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进行了一些教学探索。
1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
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通常通过对神经解剖学、病理生理、免疫等基础知识的复习，加深学生们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理解和掌握。也经常发现，解剖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与神经病学课程的学习在时间上间隔过久，很多学生在学习神经免疫性疾病时，基础课程的知识有所淡忘，感到授课内容非常生涩，难以掌握。这就要求临床教师综合相关各基础医学课程知识，通过神经解剖、神经生理、神经免疫及免疫病理知识的联想和综合复习，自然地过渡到相关疾病，进而讲授神经疾病的临床表现、诊疗原则，加强临床与基础知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从而真正达到融会贯通，以满足多层次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1]。
在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中，是以学科为中心，各学科都过于强调本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重要性，往往不同程度上忽略了单一学科教学目标与整体医学教育的统一性[2]。临床教师如果没有来自基础理论知识的有力支撑、深化和充实，对一些与临床教学有密切联系的基础学科的重要进展知之甚少，必然会造成基础与临床教学相脱离的状况。而且，理解是掌握和记忆的保证，在学习一种临床疾病的时候，只有理解了该疾病的病理生理基础、解剖学基础以及发病机制，才能掌握其临床表现、治疗原则等。因此，在临床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加强与基础学科的联系，将相关学科的内容进行较好的整合，是搞好临床教学的关键。这样才能达到新世纪医学教育的要求，培养出既有丰富的基础医学知识又有精深的专业水平的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2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交叉学科的培养模式
“跨学科”是指跨出学科界限，在学科之间发生相互交叉、渗透、融合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由于其是应用2门及以上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所形成的新学科或新理论，故亦称“交叉学科”[3]。国家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要求研究型人才要具有独立获取国际前沿知识、分析专业问题以及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医学研究生培养一般分2个阶段，基础理论学习和实验研究阶段。实验教学是基础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单一科目的实验学习无法体现跨学科、交叉渗透、观念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综合实验内容，往往缺乏实验整体性、先进性、实用性和研究性。目前综合性实验项目常常将各个部分的实验优化组合，是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补充的综合性基础医学实验教学课程，用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技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一方面可以改善单一科目实验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综合实验技能，为之后的跨学科创新实验打下实验技能基础。加强交叉学科的培养方法包括：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的申报；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构建跨学科创新学术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跨学科创新学术论坛，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专家，根据学科中的前沿热点问题提出研讨专题及方向，促进各学科专家之间及导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此外，还可以构建跨学科综合性实验教学项目；鼓励并开展跨学科创新型课题。
3 神经病学教学中注重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随着循证医学模式的普及和深入，对临床医师科研能力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医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疾病诊疗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培养临床科研创新、分析、处理、应用、实践能力。现如今，如何在学习期间，依托学校强大的理论及实验支撑、临床医院丰富的病例资源、导师的学术及人格魅力，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其培养成具备一流科研能力的临床医师，值得探讨。
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近几年的培养发现在医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上应加强对以下方面的重视：（1）重视加强研究生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精神的培养是研究生整体素质的核心组成部分。（2）重视拓宽知识渠道，完善知识结构：只有在宽厚知识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在专业上有创新和突破，这就要求学生还要充分了解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知道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等等。（3）重视动手训练，提高临床/科研业务水平：研究生临床技能与科研能力培养相辅相成，研究生通过临床和实验的培训。使其动手能力得到训练和提高，为其科研能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重视文献综述能力培养：提高文献综述能力，首先需使其学会如何实时准确获取高质量的科研信息，围绕本专业广泛查阅文献，追踪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是提高临床医师专业技能水平和科研思维的重要途径。（5）重视培养多种能力，全面提高科研素质：这些能力不仅包括临床能力、实验能力，还包括观察、选题、设计、讨论、数据分析及论文写作能力，通过这一系列的具体实践活动，促使学生在信息获取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维表达能力等方面得到培养，科研素质得以提高[4]。
此外，研究生阶段正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创新精神最旺盛的阶段，是从事医学科学领域创造性研究的最佳时期。因此，导师要善于适时鼓励研究生对科学问题大胆设问，深入探索；帮助研究生与成功研究者接触，培养科研精神，分享成功经验，为学生创造条件，多途径培养其创造性思维能力[5]。
4 结语
在21世纪医学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许多医学院校都已建立了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及留学生教育等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国家针对五年制本科学生的主要培养目标是优秀的临床工作者，我们在教学中强调神经病学基本原理及基本技能的掌握，培养实用型医学人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临床工作者，除了在教学中注重与临床的结合外，我们加大了对专业外语的要求，重视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培养专业型医学人才；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定位是研究型医学人才，在神经病学的教学中无疑将加大科研思维及科研能力的培养。现在，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对临床医学八年制的培养模式也在逐步试行[6]，更重视基本科研能力和科研素质的培养，意在为国家提供高层拔尖创新人才。因此，神经病学教学如何适应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需求是神经科临床教师不断进行教学探索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杨欢，周文斌，肖波，杨晓苏，胡波.神经免疫疾病教学中临床与基础的紧密结合[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10：83-84.
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1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远古时代，随着类人猿共同生活及集体狩猎的需要，经过了千百万的锤炼，他们的口、舌、喉相互配合，渐渐地学会了利用简单的音符表达情感；利用大声吼叫传递信息，以此达到某种目的，当然也收获着由于语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喜悦。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创造了语言，也创造了人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以及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人类的语言也逐渐从简单的发音传递信息、到结绳记事，进而发展为今天能表达内心情感及复杂心理活动的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成为“人类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列宁语录)。可以说，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推动全世界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各个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承载工具，这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民族自身独特文化的发展。
除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外，另一种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的文明是医药学。在与大自然长期漫长的艰苦斗争中，远古人类在面对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时，逐步学会了从最初的被动祈天拜神等精神活动外，到偶然发现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矿植物，并主动寻找利用它们来疗伤治病的实践活动。随着斗转星移、年轮的增加和实践经验的提高、传承和积累，世界许多民族都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原始医药学。不难想象，语言文字和医学的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从远古的口耳相传，到中古的一代一代的著书传播知识，以至到今天的医学的高度发展，语言文字的发明、利用和提高，无疑对人类医药学的传承、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青藏高原是人类文明产生较早的地区之一。根据近百年考古发现和历史学家研究，从阿里地区到康藏地区都已经发现了万年以上的石器遗迹。由此判断出，在距今5万年左右就有人类生活在这些地区。古代藏族人民不仅创造、发展了自己的语言文化，在与自然和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是药三分毒，有毒必有药”的说法，充分说明藏民族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医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药物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肯定地说，藏医学是勤劳智慧的藏族人民长期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逐渐形成的。虽然目前我们仍无法明确指出藏医学问世的具体年代，但据藏医学最早的文献―苯波教《大藏经》中顿巴・辛饶米沃切(公元前1917年)所著的医典《蹦耶》的资料显示，原始藏医学的萌芽距今已有三千九百多年历史了！在近四千年的藏医学的发展历史中，藏语言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特别是藏语文字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原始藏医学的萌生和发展。以后，随着藏语、汉语、维吾尔语和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在藏区的使用，藏医通过与内地和其他国家医学的交流，使藏医药文化不断发展，也使之成为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 纵观历史，藏医从最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到今天具有完整体系的医药学，其中藏语言和文字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公元7世纪，藏文字的出现为藏医药的诞生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公元11世纪以后，广泛的交流以及藏医药学校的成立，推动了藏医学人才和藏医药体系的逐步完善；20世纪中叶，和平解放以后，藏医药学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2．1 藏语文的发明促进了原始藏医的脱胎换骨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着分化、统一的过程，而社会的统一总是要求语言的统一。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步伐发生变化。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随着人们日常交流的深入，刻字等符号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保留思想意识的需求，因此逐渐发明了文字。在原始宗教―苯教的文献记载中，公元7世纪以前，苯教创始人顿巴・辛饶米沃切曾经使用一种“象雄文字”。这种文字并不完备，流行地区和使用范围也不广，主要是巫师、苯教徒用以书符、画咒、记述教义。当时在藏区，除了相当蒙昧的原始医学之外，相传在吐蕃第一任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
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的颁布及文化交流活动的需求，创立藏语文的需求迫在眉睫。于是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去天竺学习梵文，并结合藏语言的特点创造了藏族拼音文字。藏文拼音文字的出现是吐蕃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藏语拼音文字的优点在于简便性和普及性，以30个字母为基础的藏文文字，经过以后若干年的修订、完善逐渐的能够表达藏民族生产生活的内容。藏文文字的发明，使得藏民族以前口耳相传的原始文化得以记录下来，实现了文明的积累和传承，便利了文化的交流和传递，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其他文化的发展。除外，藏文的发明也为后来藏医学与周边民族的医学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时，为了巩固吐蕃王朝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关系，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与唐朝的文成公主，她们带来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包括医学及其他方面的经典，其中有中医医典《医疗大全》、《头伤医治简述》，以及印度医生带来的《布夏母本、子本》等，还从邻国特别是从天竺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药书籍等。此外，天竺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精髓后，合编了七卷本的《无畏武器》。到了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他还邀请汉地、天竺等九位知名医生，与当地众多藏医进行了广泛的医学研讨，并将多个民族的医学著作译成藏文，还设立了藏医学校。8世纪金城公主入藏后，又带来了《月王药诊》，由天竺翻译家摩哈衍那和比如扎那在藏族医生和翻译家的帮助下翻译成为藏文，该书无疑对藏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2 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催生了独特的藏医学，并形成完整的医学体系 随着藏文的不断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医学的交流。这一时期，藏王广泛地邀请汉地、天竺、尼婆罗、克什米尔等国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来访，藏族医学家同他们一起就医药学方法与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研讨，使得藏族医学家能够广泛吸收印度、中国各地的医学精华，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进一步丰富与发展藏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药王”的玉妥・云丹贡布(708年出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不辞艰辛，为了发展藏医学，曾赴天竺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进行医学交流。他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天竺、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吸收其有利的医学精华，在与著名印度翻译家比如扎那共同探讨、翻译并传授释迦牟尼佛所讲授《四部医典》精华的基础上，编写了举世闻名的藏医学巨著―《四部医典》。《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标志着完整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其中详细阐述了与西医的细菌学、胚胎学相近的论述，可见当时的藏医学已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先进学术之一。这部藏医学的经典著作至今在国内外仍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译本，《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吐蕃时期的藏医学文化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流进入了空前盛世，为促进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创造的藏语言文字作为基础，藏医学的发展在当时决不会有如此的成果，许多藏族医学家在有关藏医药方面的著述立说也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造诣。
到了公元11世纪，在医学史上被视为第二药佛的新玉妥・云丹贡布翻译、借鉴并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结合地势气候，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充、修订和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完善。此外，他还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公元17世纪，即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时期，为推进藏医学文化，在药王山设立了藏医学校，召集全藏知名医生，对于《四部医典》进行编撰、校订。当时的藏文典籍文献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步，浩如烟海，功绩非凡，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幅员辽阔，是一个方言很多的地区，如果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支持，《四部医典》的校订工作必然有很大的难度，由此可见，藏医学的发展与语言的铺垫作用密不可分。
2．3 和平解放极大推动了藏医学走出 自和平解放以来，藏医学与内地乃至世界的交流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藏医学的长足发展，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1989年，大学藏医系与自治区藏医学校合并建立了藏医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来自四川、云南、青海、甘肃、内蒙等地的学生来学习，为了帮助学生的藏医专业的学习，学校还专门开设了藏语、汉语和英语课程。1990年9月1日，拉萨市藏医院扩建为自治区藏医院的成立是藏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又一标志。
2000年，自治区党委五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将藏医药列为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六大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同年，在拉萨成功举办了首届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来自德、美、法、俄、日等国的18名专家和中国国内包括台湾、香港地区的58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500多篇，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该藏医药学术会研讨了藏药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促进了藏医药学术的交流和繁荣,扩大了藏医药在国内外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多国的医学专家对藏医擅长治疗的脑神经系统疾病、溃疡病、胃炎、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风湿和风湿性关节炎、肝炎等都有严谨的科学报告,标志藏医药的临床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本次大会上藏语、汉语、英语、德语、日语等语言都被频繁应用到，这次医学交流会是一次多语言的文化交流会，大会的圆满成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语言文化的交流对于推动藏医学走向世界的桥梁作用。
2．4 如何借助语言文字，扩大交流，推动藏医药学走向世界
21世纪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交流化、知识多元化、全球同步化和市场经济化。但是，许多农产品商人和药品制造商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大量的使用化学成分较多的饲料和药品，给人类健康带来了危害。因此，人们对于传统医学、绿色食品和绿色药材的需求和青睐越来越迫切，人类健康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主题，这为藏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给传统藏医学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提供了绝好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借助语言工具将藏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是藏医药发展的新课题。
藏医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医学；自古以来，藏医药学为藏族人民的防病治病，以及整个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以信息工程、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为代表的发展阶段，但是，具有3800多年悠久历史的藏医药依然魅力不减，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人士的青睐。在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藏医学的独特优势正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正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藏医学走向世界，一方面需要更好的发掘原有的药材、药方，确认有用成分，减少有毒副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加强与世界医学的交流与学习。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这一辅助工具。
1959年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以来，藏医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进一步重视与大力支持，使其在、青海、四川、甘肃等各藏族聚居地区都取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祖国内地也得到广泛的应用。近年来，一些与藏医药相关的典籍正被翻译成英、日、俄等多种文字，对推动藏医药学在全世界传播并得到世界的认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至今为止，一直没有全面系统地组织过相关的翻译工作。
总之，随着每一次科技进步，人类的语言都会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而任何文化的发展又都需要语言作为其交流工具；语言文字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藏医药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也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藏医药学文献的英语翻译工作，促使她走出中国，更广泛地在国际上传播，从而提升民族医学以及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这一工作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第一、可以促进藏医药学在世界范围传播，提升藏医学的国际影响；第二、通过系统翻译藏医学著作，可以使国际医学界更加了解和重视藏医学，促进未来合作、发展现代藏医学；第三、可以有效反驳西方编造的“文化毁灭论”。目前系统翻译经典藏医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迫切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语言文字这一人类交流的主要工具，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继承、发扬、光大藏医学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经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参考文献
1 桑吉东珠・昂巴.《浅说藏医药学的兴起与发展》.
2 第司・桑吉嘉措.《蓝琉璃》.(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91-93.
3 达莫・洛桑却扎.《色金》(手抄本).自治区藏医院图书馆，62-64.
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音乐神童”，向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特别是“音乐神童”多发之“纯粹器乐音乐”兴起的近代， 这个话题更具有特别的魅力。
但是，象莫扎特这样的“音乐神童”之灿烂光芒，却眩晕了人们的心智。以至于人们很少、甚至从来也没 有认真思考过“音乐神童何以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所谓“音乐神童”，并不仅仅是“先天遗传”的结果，而是儿童“特殊先天秉赋”与“早期音乐 教育”反馈互动的产物。
就此意义而言，“音乐神童何以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应当使其转型成为如下这样一个更加科学 的问题：“两岁至十一岁左右儿童之早期音乐教育何以往往取得较为成功的结果？”
与此对照的论题是：“数学、逻辑学、以及其它一些进行纯粹抽象形式运演的学科，成才的一般年龄，似 乎相对较音乐成才的年龄要大”。
其中定有某种内在的原因可寻，其中一定有某种内在的机制可探。
本文之宗旨，就是在本文作者建构之“人文进化学”（牛龙菲，1985，1987，1989，199 0）（1）的理论框架之内，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探索。
一
根据“人文进化学”的研究，人类的进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生物进化，而是人类生物进化、人 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的反馈协同进化（2）
在此“人文进化”过程中，人之行为能力的发育、成熟、增长，并非单纯受先天遗传之生命基因的控制， 而是与其生存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中在其体外相对独立存在的历史文明密切相关。
不仅在族类的层面上，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共济耦合、反馈协 同关系；其个体的发育、成熟，以及其能力的习得、增长，也受到机体、社会、文明这三个方面的制约、影响 。
具体而言，每一个体，自怀胎之日起，便开始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关系网络之中，每日每时受到体 外文明的直接、间接刺激，并开始将其“内化”。只是在成熟到一定阶段，此“内化”之“体文明”，才始成 为“习得能力”，才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作用于周围的世界，“外化”为客体的“对象”，汇入人类体外文 明的大系统之中。此被卡尔·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3）的历史文明，又将再次“内化”为某 一个体的“习得能力”。如此，“内化”之间，有一种“往复循环”（reycle）的反馈机制。此正如下图所示 —一
就此“内化”与“外化”的反馈机制而言，人之童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俗语说：“三岁看老”。人之童 年阶段“内化”的“体外历史文明”，将对其成熟之后一生的“外化”实践，具有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
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自“童年”的“史前期”—一“胎儿期”，便开始发生。
在胚胎发育期，就胚胎与母体的关系而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物进化重演系统”；但就处在复杂社会 群体关系网络中，且存在于一定文明时空中的母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而言，胚胎的发育仍在一个人类生物进化 、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馈协同进化的人文进化系统之中。因此，就族类的层面而言， 以“胎教”形式进行的体外文明之“内化”，仍处在“外化”与“内化”的往复循环圈中。
正如日本诧摩武俊《儿童的性格与心理》一书所说：“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有形无形的文化 圈子”（4）。但是，这个“有形无形的文化圈子”，是通过母体的中介对胎儿发生影响。正因如此，所谓“ 胎教”，说是“教子”，其实是通过“教母”以间接“教子”。汉代刘向在其《烈女传·周室三母》中所提出 的“胎教”概念，正是因此而要求怀孕的母亲“目不视邪色，耳不听声，夜则令瞽颂诗道正事”。
对于有自觉意识的成人社会而言，不仅对“胎教”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尤其更看重“儿童的早期教育”即 “幼教”。
明代孙志宏在其《简明医彀》一书中便曾言及：“古云：‘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一生人品善恶，高下 全看幼时。”正如西人弗兰克·戈布尔在评述“马斯洛心理学”时所说：“幼年时期是重要的时期—一在这一 点上，实际上心理的所有学派都殊途同归。”（5）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出生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人类的孩子是在某一时代的某一家庭这样的一个 社会文化的环境中度过相当于其它动物在胎内发展的时期。”（6）。在此，“子宫外的生长期”（7），“ 人类智力的形成是儿童正在成熟的神经结构、正在发育的智力结构和他们周围的言语、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 果”（8）。在此过程中，“体外文明”的信息刺激，不仅仅只是作用于儿童的心理发育，还将作用于儿童的 生理发育，并在“实体长入”的意义上“内化”于儿童的生理结构之中。
正因如此，皮亚杰才特别强调：“表现型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从胚胎发生阶段起就存在着的一种不 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使得要在天赋的东西与获得的东西之间找出一条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为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发展所特有的自我调节区域；在认知性行为水平上，就更是这样。”（9）。也正是基于 同样的认识，《汉书·贾谊传》早就言及：“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 。西人马斯洛所谓的“似本能”，正是这一类“若天性”、“中道若性”之“内化”与“外化”反馈循环机制 的产物。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有些人所谓的“先天的似本能”（10）。
如果，更深入一步分析，我们将会发现，人类的行为，“乃是由于不同水平层面的三种行为图式所决定的 。其一是‘刺激机体反应’（SOR）的‘本能’行为图式；其二是‘刺激模仿反应’（SIR） 的‘仿能’行为图式；其三是‘刺激文明反应’（SCR）和‘文化刺激反应’（HSCCESR）的 ‘智能’行为图式”（11）。马斯洛所谓的“似本能”，实质上，仍不过是对“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 ”一类的“仿能”、“智能”的不精确描述。
正是在上述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发现，所谓“音乐神童”的出现，并没有什么莫名的玄妙。质言之，所谓 “音乐神童”，乃是处在一定文明时空、一定社会关系、一定家庭环境中具有“某种特殊天赋”的儿童，接受 包括“胎教”在内的“早期音乐教育”的成功结果。其“少成若天性”、“中道若性”的音乐才能，并不仅仅 是由先天赋予，而是在期童年时期，人类人文进化之“内化”与“外化”往复循环反馈机制作用的结果。
只有在此本元层次的理论基础上，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地探索“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为何往往取得较好的成果 ？”一类的有关问题问题。
二
根据“人文进化学”有关“人类进化乃是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 馈、协同进行”的理论，我们在探讨有关“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具体问题时，必须同时关照儿童生理发育、 社会家庭环境、特定历史文明这样三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就此三个方面比较而言，所谓“儿童生理发育节律以及儿童心理发育节律”的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从胚胎时期开始，个体的发育一直受一定发育“节律”的控制。正如恩斯特·海克尔所说：“胚胎发育是 一种重演性发生的遗传现象”（12），其各个不同的阶段，对应着族类生物进化历史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个体出生之后，其机体的生理发育，仍然有一定的“节律”。中国古典医籍，早就有关于小儿“所以变蒸 者，皆是荣其血脉，改其五脏，故一变毕，辄觉情态忽有异也”（13）的发育节律理论。这里所说的“变蒸 ”，就其“情态”一语推敲，则不仅是对其生理发育节律的描述，而且也是对与生理发育节律密切相关之心理 发育节律的描述。
对此与儿童生理发育节律密切相关之儿童心理发育节律，当代瑞士“发生认识论”的创立者皮亚杰，已有 深入讨论，皮亚杰认为，儿童自二岁至十一岁左右，经历了一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 ”的生理一心理发育成熟历程（14）。
其所谓“前运演”，是指儿童已经开始意识到“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主体） 有别于在其体外“永久”存在着的一些客体，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发出动作之后，可以影响客体的位置、方向 等等。只是在此时，儿童尚不能很稳固地建立可逆的（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模式，其每一个动作，都带有 即兴的、尝试的意味。
所谓“具体运演”，是指儿童已经可以把一些具体的客体，当做某种运演模式的“算子”，来进行可逆的 （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操作；并在此过程中，以自己的动作，赋予这些“客体算子”以某种运演的结构。
所谓“形式运演”，是指儿童已经超越了仅仅作用于“客体算子”的具体运演阶段，开始使用抽象符号以 进行纯粹形式的推演运算。
正是这个“从前运演到具体运演再到形式运演”的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制约着体外历史文明通过 社会关系网络对儿童发生“文而化之”（牛龙菲，1987）作用的早期教育实践。
在二至十一岁左右的儿童早期教育，除了“语言”之外，其它需要操作“抽象符号”之“形式运演”能力 的学科，如数学、逻辑等，都未能获得圆满的成功；而一些作用于“客体算子”之具有“具体运演”性质技艺 或游戏、运动，却因其适应二至十一岁左右儿童“具体运演”的能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代“音乐神 童”以及“体育神童”多发的现象，正是一个典型。
对儿童的早期音乐教育，除了“胎孕期”以及“初生期”的“音乐信息刺激”之外，从两岁开始，便可以 让孩子玩弄一些诸如小鼓、小钹等节奏乐器。由于生理的本能，由于生命本来具有的节奏律动，这些节奏乐器 的演奏，对于儿童来说，有一种“先天”的基础。通过这些节奏乐器的演奏，孩子便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动作与 有节奏的音响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而所谓“因果性关系”，正是人类认知能力特别是推理性能力的根本基 础。通过“早期音乐教育”，使儿童直接的把握事物之间的“因果性关系”，对于儿童的智力开发具有奠定基 础的重要作用。
对于大多数儿童而言，四至六岁之后，已经可以通过有律乐器的演奏，作用于其有“客体算子”性质的“ 乐响之音”；并在此演奏过程中，把一个一个的“乐响之音”组织成为一首一首的“优美乐曲”；换言之，在 此演奏过程中，以自己的动作，赋于这些具有“客体算子”性质的“乐响之音”以某种可逆的（可重复的）、 守恒的“运演结构”。
不仅如此。儿童在演奏有律乐器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动作”，把一个一个的“乐响之音”，组织成为 一首一首的“优美乐曲”，便感性直接地把握了“部分”（“乐响之音”）与“整体”（“优美乐曲”）的关 系。而所谓“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之中，“由部分到整体”正是所谓的“综合”；“由整体到部分”，正 是所谓的“分析”。而“综合”与“分析”，则是人类思维之最基本的两种形式。儿童通过音乐艺术的实践， 感性直接地把握“综合”和“分析”这两种最基本的人类思维运演形式，将对孩子一生的智力发展产生重要的 影响。
只是到了十一岁左右之后，孩子才可能凭空意想不发出实际音响的“抽象音符”。此时，儿童的音乐理论 学习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由“即兴演奏”到“纸上谱曲”的升华，也是一般处于这个阶段。
正是由于以上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阶段的制约，“音乐神童”中，大多为“演奏神童”或“演唱神童” ，而“作曲神童”则实属凤毛鳞角。而且，即使是“作曲神童”，也只是到了十一岁左右之后，才初步显露其 “纸上谱曲”才能（牛案：而并非由他人对其“即兴演奏”进行“记谱”）；真正的艺术杰作，则要在更晚一 些时候，才能创作成功。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文进化之人类生物进化、人类社会进化、人类文明进化之共济、耦合、反 馈、协同的关系，在童年，主要地受到了人类生物进化之儿童生理发育节律的制约；儿童之心理发育节律，受 其制约，与其同步，有着固有的程序、步骤。
对此天道有常的发育节律，人类只能“道法自然”（15）。《素问》有言：“化不可代，时不可违”； “从之则治，逆之则乱”；“从之有福，逆之有咎”。《灵枢》更强调说：“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 矣！”在“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贻误时机和拔苗助长的做法，均不可取。
所谓“音乐神童”的多见，换言之所谓“儿童早期音乐教育往往取得较好成果”的历史现象，虽然没有什 么莫名的玄妙，却实在是因为天道的神机。王充在《论衡·实知》中曾说“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 安能有知？项托七岁，【诘问孔子】（16），其三四岁，而受纲人言矣。”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儿始生 产，耳目初开。虽有灵性，岂能知音？十岁左右，神童造就，其二、三岁，而学习音乐矣。”
只是在这个基础，诸如“音乐世家”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普遍富裕”这样的历史经济条件，“明星效 应”这样的特定信息刺激等等，才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网络，使得更多的音乐神童不断涌现。
三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之一，就是人们发现：“任何一种认识都与动作有关”；“认识一个客体意味 着把它合并到动作图式中”（17）。
极而言之，人类的一切思维形式，都是“动作思维”的衍化、抽象。可以说，“实践”、“活动”、“动 作”，乃是人类一切智能、一切认知能力的发生之源。人类的“认知图式”，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物质 客体的静观反映，而是实践活动过程中能动的施加于客体之上的主体自身“动作”的抽象。
举例来说：“1＋1＝2”，起初不过是人们把一头牛和另一头牛牵到一起之后，发现它们比单独的一头 牛要“多”。在这里，把一头牛和另一头牛“牵”到一起的动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就此意义而言，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中，器乐演奏的训练，具有开发儿童“动作思维能力”的特殊重要作用 。
在音乐艺术中“操而奏之”、“行而运之”的演奏实践，不仅具有一般的“动作”特征，而且直接作用于 主体自身之外的乐器，并作用于具有“客体算子”性质的“乐音之响”使之成为“比音之乐”（18）的“优 美乐曲”，使之具有一定的、可逆的（可重复的）、守恒的“运演结构”。
因此，无论从“动作实践”（演奏）自身，还是从“动作实践”之“认知图式”的成果（乐曲）而言，器 乐演奏都是儿童早期教育过程中，启发儿童动作思维的最佳方式之一。
如果对此问题作更深一层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儿童的动作思维，与当代最新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某 些结论，恰有正相吻合之处。
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业已指出：所有对实体的“测量操作都是由刚体之间的比较所组成，并通过观察 重合关系而完成。所有空间性的命题仅仅只涉及物体的行为”（19）。因此，在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 文献中，“时间”已经取代了“空间”，“运动”已经取代了“实体”而成为关键的词汇。正如莫里茨·石里 克所说：“世上一切事件都已被解释为运动了”（20）。
其实，几千年来，人类的音乐艺术实践，早就已经把世界万物象征示为运动流行之“乐象”。通过音乐艺 术的实践，人类早已引入了一种类似“向量场”的“参考系”，并在其实际演奏操作中，把握了万事万物之“ 运行动态”的“重演”或“自同态转换”关系（21）。
就此而言，音乐艺术可以看成这样一种“音响动态模型”（22），其“比音之乐”之“乐音关系”，可 以适当地模拟整个万象世界之四维时空连续统的“运行动态”（23）。
儿童在接受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尽管并不能真正理解如此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在感性直观上，已经通 过音乐艺术的演奏实践，直接进入了“万物同其节奏”（24）、“万物同其态势”（牛龙菲，1993）、 “大乐与天地同和”（25）之“天人合一”的境界；直观把握了“宇宙万象同其道行”的真谛。
但是，不能不强调指出，由于儿童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的制约，这一切只能是感性直观的潜移默化，而 不应是理性自觉的强制灌输。换言之，在对儿童进行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应提倡一种“游于艺（26）的 原则，而不要过多附加其它的目的，过多介入除“具体运演”之外的其它内容。
对儿童进行早期音乐教育，无非是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并发展儿童的音乐才能；当然，也可以为某 些儿童将来从事音乐专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由于“攀比”，由于“竞争”，一些音乐艺术自身之外的某些目标，如“进步超人”、“考级顺利 ”、“比赛成功”、甚至“求职如愿”等等，却往往被有适当地过分强调，并造成了儿童、父母、老师不必要 的心理负担。
除了这些附加的外在目的之外，在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地追求“解说音 乐形象”（牛案：本文无暇顾及对“音乐形象”概念的批评）而多余介入了“具体运演”之外的其它内容。
虽然不可否认，在整体音乐艺术中，的确存在某些诸如“歌词”、“剧情”、“符号用法”（27）、“ 特定功能”等等的“他律”文明信息；但是，“比音之乐”之“自律信息”与“他律信息”之间，却有着不同 性质、不同层面的相关联系。某些“思想情感”、某些“视觉形象”与“比音之乐”的关联，即使是对于成人 ，也并不容易把握，更不容易言传；对于儿童而言，则困难尤甚。如果这方面要求过多，便会干扰儿童对音乐 艺术的感性直观，诱导一些“幻想型”的儿童产生一些与“比音之乐”风马牛不相及的任意联想。反之，“联 想”的不成功，又会使某些儿童产生“音乐难以理解”的错觉，使某些儿童产生自卑的心理。
其实，对于两岁至十二岁的儿童而言，“早期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具体运演”的器乐演奏，和“动 作思考”的潜移默化。除了演唱适宜的儿童歌曲之外，不应过多介入其它内容。
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说明，不管是古代罕见的“音乐神童”，还是近代多发的“音乐神童”，大多是“器 乐演奏神童”、“歌曲演唱神童”。之所以如此，恰正是因为，“器乐演奏”、“歌曲演唱”之“具体运演” 的性质，完全适合于儿童的生理—一心理发育节律。
众所周知，无论是远古的“巫乐”、周秦的“礼乐”、汉唐的“宴乐”、明清的“剧乐”，都负载了音乐 艺术之“具体运演”、“形式运演”之“自律信息”之外的其它大量有关信息—一“他律信息”。因此，中国 古典音乐，大都以成熟的“巫觋”、“乐工”、“家奴”、“戏子”为其主体（28）。孔子所谓“立于礼， 成于乐”（29）者，对这种负载有大量“他律信息”的“礼乐”一类音乐艺术之“主体”，提出了最高的要 求。
只是在近代，相对“自律”、相对“纯粹”的“器乐音乐”兴起之后，才为“音乐神童”的出现，创造了 更为适宜的条件。相对于更加注重“他律”内涵的古代音乐而言，近代较少负载“他街”信息的“纯粹器乐音 乐”，大大减轻了儿童的认知负担。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应当对此加以明晰的说明。
结语
“儿童早期音乐教育”，是一个可以“大做”的“小题”。
由于对“儿童早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一个独特的角度，更加明晰是透视音乐艺术的特 美本质，更加清楚地了解音乐艺术的审美机制，更加深入地把握“儿童早期音乐教育”与“儿童生理发育节律 —一儿童心理发育节律”的内在契合和反馈协同关系；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讨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之不同内涵 、不同形式之不同音乐文明在“文化成人”过程的不同作用。
希望更多的同人关注于此，并有更加精到的论说面世。
注：
（1） 《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署名：思之），载1985年第1期《兰州学刊》，第82 －85页；又载198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1历史学》，第53页－56页。
《人文进化学—一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知识生态学—一对人类与知识实体关系的新探索》（与人合作，署名：牛龙菲、张一凯），载1990 年第1期《兰州大学学报》，第13－17页；又载199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B2自然辩 证法》，第65－69页。
《Human-Culture-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and General Evolution Theory》（《人文进化学与一 般进化论》）载1990年第30卷（纽约、伦敦、巴黎、蒙特勒、东京、墨尔本）《World Futures-The Jo urnal of General Evolution》（《世界未来—一一般进化论杂志》），第85－94页。
《异质发生学与一般进化论》，载1992年第5期《哲学研究》，第69－75页。
《“超循环的太极循环”—一人文进化与一般进化的根本内在机制》，载1992年第3期，《晋阳学刊 》，第60－66页。
（2） 同注（1）。
（3） 卡尔·马克思《1844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刘丕坤中译 本，第80页。
（4） ［日］诧摩武俊《儿童的性格与心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年版第55页。
（5） ［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第6页。
（6） 同注（4），第67页。
（7） 参欧阳光伟《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138页。
（8） 邱仁宗《认识的立体网络模式》，载1985年第9期《百科知识》。
（9） ［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1版，第63页。
（10） 参许金声《人格三因素论—一一种关于健康人格问题的理论设想》（1985年油印稿）。
（11） 参牛龙菲《人文进化学—一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 月第1版，第191－192页。
（12） ［德］恩斯特·海克尔《宇宙之谜》，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3月第1版，第65页。
（13） 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五《小儿变蒸论》。转引自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 83年3月第1版，第108页。
（14） 参［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1版，第一章。
（15） 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16） 参敦煌卷子《孔子项托相问书》。
（17） ［瑞士］皮亚杰《生物学与认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3月版，第8页 。
（18） 参《礼记·乐记》；另参牛龙菲《行象简论》，载《（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8月第1版，第76页。
（19） ［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1984年11月第1版，第32页。
（20） 同上，第83页。
（21） 参牛龙菲《新的音乐艺术模型—一“自同态转换群集”概说》，载1992年第2期《星海音 乐学院学报》，第48－54页；又载1992年第8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J6音乐舞蹈研究》，第 14－20页。
（22） 牛案，“音响动态模型”，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1985年“《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 讨论会”上提出的概念。参与嵫冉《愈辩愈明真理在—一〈乐记〉、〈声无哀乐论〉学术讨论会记略》，载1 985年第3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23） 同注（21）；另参［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第 1版，第32页。
（24） 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第95页。
（25） 《礼记·乐记》。
（26） 《论语·述而》。
（27） 参［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另参牛龙菲《音乐哲学通信—一致蔡仲德》载1993年 第4期《人民音乐》。
化学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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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卡尔-杰拉西。当地时间2015年1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退休化学教授、口服避孕药之父卡尔-杰拉西因癌症并发症在旧金山家中辞世，终年91岁。图/东方IC
卡尔・杰拉西，美国著名医药化学家，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人，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唯一一位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美国国家技术奖章这两项荣誉的科学家，他的发明和1200篇学术论文还使他获得普里斯特利奖章和17所著名学府名誉博士等众多荣誉，但是却与科学界最高荣誉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2015年1月30日，卡尔・杰拉西作为最后一位在世的“千年最具影响力人物TOP30”因癌症并发症在位于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从此，萦绕在他身边的关于避孕药的“是是非非”消散了，但是这样的“是是非非”在未来的科学界与社会中将延续下去。
颠簸少年
杰拉西的少年是在欧洲度过的，当时的欧洲正处在一战和二战的短暂间隙中，表面上有着和平的氛围，但是在生活中却是反犹太主义浪潮涌动。杰拉西的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是傲慢的德系犹太人，父亲是进取的西班牙系犹太人，这种犹太人的身份使得杰拉西的童年在欧洲处于不断的颠簸状态。
杰拉西生在维也纳， 6岁之前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度过。父母在他6岁时离婚， 杰拉西就跟随当牙医的母亲回到维也纳外婆家。10岁时，他进入了利奥波德城的公众科和高级文理中学，这所学校在弗洛伊德时代有四分之三的学生是犹太人。利奥波德城是德奥合并前犹太人在维也纳的主要聚居地，弗洛伊德曾在这里就读，并在17岁的时候带着“举止”（成绩单中的一栏）“杰出”的评价在这所学校毕业，而杰拉西在1938年离开维也纳的时候还不满15岁，从来没有在“举止”这一项中得到过比“满意”更好的评价。
1938年，德奥合并了，杰拉西的日常家庭生活中止了。那时在维也纳的许多人都开始戴起纳粹的标志。几个月之后，杰拉西的父亲来到维也纳并与母亲复婚，直到能使他们母子得到保加利亚护照，并把他们带到索菲亚。一到那里，他们就迅速中止了婚姻。当杰拉西待在索菲亚的美国寄宿学校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逐渐适应作为“爸爸的儿子”的新状态时，母亲出发去英格兰等待他们的美国签证。1939年9月大战爆发后几个月，当时16岁的杰拉西再一次改变了监护人，母亲带他离开了欧洲。
致罗斯福夫人的信
1939年9月初，正好是德国人的部队开进波兰之后，杰拉西的母亲从英国写信来说已经获得了美国的移民签证，该是离开欧洲的时候了。当杰拉西和母亲出发去美国的时候，父亲基于出生地而不是国籍的签证问题导致他没有一起走成。很快，战争就爆发了。
大西洋的天气就像欧洲上空的战争乌云，他们横渡大西洋之旅充满了暴风雨，以至于他们迟到了一天多，终于在12月几乎身无分文的来到了纽约，他们利用仅有的20美元积蓄乘出租车来到华盛顿投奔先他们而来的维也纳表亲。几天之内，犹太难民援助组织就为他们找到了一处公寓，并提供每天生存所需要的资金，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由于在美国没有行医执照，杰拉西的母亲成为了一个纽约州北部乡村医生的助手兼女管家。杰拉西带着他那张在索菲亚的美国学院全是“A的”成绩证明书拜访了纽约大学的一位教学人员，当他得知杰拉西曾在保加利亚的美国学院学习过之后，他告诉杰拉西虽然这一年申请进入纽约大学已经太晚了，但可以安排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专科学校在春季开学时接收他。当杰拉西的母亲前往纽约州北部的时候，犹太难民援助组织把他安顿在纽瓦克一个无机化学家弗兰克・迈耶的家里，这对杰拉西未来从事化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
杰拉西的父母都是医生，他认为自己最终将会和做医生的父母走同样的路，只是感召的种子还没有被播种。正巧，播撒第一批化学“种子”的人是纽瓦克专科学校令人振奋的一年级化学老师内森・沃什顿，杰拉西开始学习标准医学预科课程所需要的化学和生物学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不过杰拉西很快发现，纽瓦克专科学校除了有效弥补他缺失的高中知识外，只能算是预期的铺垫。接下来他必须找到一所四年制的教育机构来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与其等到他耗尽纽瓦克学校的资源，还不如求助于埃莉诺・罗斯福。“亲爱的罗斯福夫人”，在否定了几种花哨的寒暄之后，最终杰拉西决定了这封信的开头。毕竟，对杰拉西这个刚踏上美国海岸、从希特勒那里逃难到此的16岁男孩来说，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显然是美国的皇后，她只要挥动权杖就可以使事情改变。最终的事实是：紧迫的国家事务可能妨碍他的信立刻上升到罗斯福夫人的那一堆信件的最上面，但是，她将杰拉西的请求转交给了国际教育机构，该机构的一位官员以明信片的形式回复了他：“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在密苏里州塔基奥的塔基奥学院获得了一份奖学金。”对于杰拉西这个刚开始主修化学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个极好的消息，因为塔基奥最著名的校友是发明了尼龙的华莱士・卡罗瑟斯。从塔基奥开始，杰拉西冲向了研究有机化学的生涯。
初露头角
杰拉西在1941年秋天作为一个大专生从塔基奥进入凯尼恩大学的时候还不满18岁，他准备在一年内拿到学士学位。在操作上，这并不像听上去那样难：接下来的两个学期他接受了沉重的课程负荷，然后夏天继续接受因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学业速成计划。除了能挣钱糊口外，还因为一旦过了18岁生日，他将符合征兵条件，他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将有更好的机会接受军官培训。在他19岁生日之前数月，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凯尼恩大学毕业了，然而从军这个选择被他早年在保加利亚的一次意外化解掉了。由于在欧洲时杰拉西热衷滑雪，曾经受过一次伤，这使他不能再做深度的曲膝运动。因此，当大多数别的难民学生出发去参加驱使他来到美国的那场战争时，杰拉西有了充分的时间实现专业抱负了。
当时，多数的医药公司都位于纽瓦克附近的新泽西。于是，杰拉西向能够找到的在新泽西的医药公司地址发送申请信，虽然大多数没有回音，但是来自庞大的瑞士汽巴公司的回信提供了一份工作。正是在新泽西的萨米特，杰拉西进入了生物化学的领域。
杰拉西作为一名低级药剂师被安排在查尔斯・汉特勒的实验室里，碰巧的是，他也来自希特勒控制的维也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发现了第一批抗组胺剂中的一种――苄吡二胺。杰拉西的名字出现在了他的第一个专利的发明者名单中，而且也是最终在《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的科学论文的合著者之一，当时杰拉西还不到20岁。苄吡二胺迅速成为即使没有数百万也有数十万的过敏患者的选择，少年得志使得杰拉西成了科学研究的乐天派。
汽巴在瑞士巴塞尔的母公司是化学和医学研究最初的动力源。因此，即使杰拉西在汽巴的第一年专注于抗组胺剂，他还是通过从事类固醇研究的同事那里接触到了类固醇，这也使得他持久地迷上了类固醇。
在汽巴工作的同时，杰拉西参加了两个研究生化学夜校班，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这不能使他获得博士学位，至少不能满足他这种需求的迫切性。于是在汽巴度过一年后，他申请并获得了威斯康星校友基金会的奖学金，这使得他能继续自己的研究了。1943年秋，他和另一名威斯康星化学系的助理教授着手进行了雄心勃勃的类固醇全人工合成项目。当时，只有一种类固醇激素被完全合成出来：马萘雌酮，一种在马尿中发现的雌激素，在化学结构上和人类的雌激素略有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下，杰拉西宣布了他令人吃惊的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的计划，他的博士论文计划是对完整类固醇的化学转化，就是将男性的酮转化为人的雌激素。在杰拉西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了汽巴公司。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类固醇化学研究令人兴奋的日子，特别是抗关节炎的药物“可的松”被发现后。他渴望在汽巴进行一项可的松合成的改良研究，但没有被允许。这促使杰拉西选择离开汽巴，并在进行一番考察后选择了位于墨西哥城的辛泰克斯公司。他深信通向学术职位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著作来建立科学上的名声，而辛泰克斯有同样的目标。最终，杰拉西领导下的辛泰克斯团队成功地从薯蓣皂苷配基合成出可的松，尽管未在医学上进行应用，但是这种方法还是被永久置于墨西哥的类固醇研究史上，并且这种方法也促成了第一种口服避孕药合成的加速。
Pill已经64岁了
到20世纪中期，人们已经对雌激素孕酮的多重生物学功能了解得很充分了，其中的一个功能便是在怀孕期间维持合适的子宫环境和阻止再次排卵（因此一个怀孕的女性在怀孕期间将不会再受精）。因而，孕酮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避孕药”，而且在30年代之前的文献中，尤其是在奥地利的内分泌学家哈勃兰特的著作中，出现了有关孕酮也许有助于人口生育控制的建议。这也将为解决“马尔萨斯难题”（马尔萨斯认为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善，人口增长速度会远远大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并最终产生生存危机）提供技术支持。要不是事实上天然激素在口服时只显示出微弱的活性，需要每天注射才能维持活性的话，孕酮也许已经找到了作为避孕药的实际作用，而不只是用来治疗月经不调及偶尔用来缓和某些类型的流产。
直到20世纪40年代晚期，人们一直认为孕激素的活性极其依赖于其结构。这一信条得到了瑞士研究者观察结果的证实，他们发现即使是孕酮的立体异构物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孕激素的活性。也就是和孕酮化学构成相同的拥有不同立体结构的物质完全不具有孕酮的生物活性和作用，口服避孕药就是在这种科学环境下诞生的。
杰拉西被人们认为是“口服避孕药之父”，但是一种新药物的诞生还需要一位“母亲”，并且通常情况下还需要一个“产科医生”。有机化学家必须首先制造出药物，生物学家必须在动物身上证明它的活性，然后临床医生才能把它用于人。杰拉西在墨西哥的辛泰克斯领导着一个小的化学团队，该团队于1951年10月15日完成了类固醇口服避孕药的首次人工合成。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实验生物学基金会的平克斯领导着一个生物学小组，该小组最先公布了这些类固醇在动物体内的排卵抑制作用。哈佛的妇科专家洛克及其同事进行临床研究，以证明其在人体内的避孕功效。如果杰拉西是“父亲”的话，“平克斯”就是母亲。“由于杰拉西带领的研究团队解决了避孕药口服保持活性的问题，1973年10月10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的东厅把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授予了杰拉西，以表彰他对于类固醇激素及其在医药化学方面的应用，并最终通过口服避孕药来控制人口数量。 2013年8月6日，韩国曾坪郡，探访Unidus集团生产工厂。图/CFP
自从20世纪50年代口服避孕药诞生之后，pill这个“药片”的单词将首字母大写就变成了口服避孕药的专有名词Pill了。Pill诞生于最好的时期，却成熟于最坏的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于新的避孕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令人兴奋的领域，有望能获得计划生育和节育的大突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13家主要的制药公司活跃于节育方法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只有一家还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这种改变的趋势，是由”萨立多胺的惨剧”所引发的，这种药物导致了数百名有严重肢体畸形新生儿的出生，因为他们的母亲在胎儿处于最危险的怀孕早期服用了这种高效的镇静剂。这一重磅炸弹导致了1961年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的结果就是FDA对新药品的批准越来越谨慎，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新药被批准上市，这导致很多大型公司退出了节育研究与开发领域。
药物毒副作用的问题开始导致美国公众的偏见，因为它造成了对于药物安全性真正含义的误解。并且性革命对于Pill有它自己很密切的因果关系，但是在60年代，避孕药剂的发展更多的受到当时社会三个风起云涌运动的影响：女权运动、环境保护和消费者保护运动。这三者在本质上都是对技术甚至是对科学的怀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美国独特的诉讼体系，这也最终减少了未来向女性和男性开放的避孕选择。
由于这些影响的存在，在开发新药物时，制造厂商和管理机构都面临着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公众要求将所有可能的不幸后果进行预测和证明，但同时又要求以尽可能少的临床试验来完成这些工作。这将人口控制的研究带入一个无比巨大的瓶颈：缺少合适的非人实验动物用以评估避孕效果和安全性。并且对于药物毒物学研究的时间跨度是空前的，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之前，必须在老鼠、狗和猴子身上进行2年，然后在猎犬身上进行7年的毒性研究，最后在猴子身上进行10年的研究。正是这些非技术性问题的存在，使得杰拉西不得不从一个纯粹的“硬”科学家，逐渐转变为关心社会问题的“软科学家”。
在美国，许多女性都公正地意识到20世纪60年代是“Pill的年代”，但是在70年代却成为了“堕胎的年代”。Pill变得不太重要，因为堕胎成了女性的基本权利。20世纪70年代的激烈争论是：堕胎应该成为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然而一项更重要的问题几乎被忘记：如何使堕胎变得没有必要。在1970年杰拉西发表文章称，在未来除非公共政策出现较大的、很大程度上不受欢迎的改变，否则节育的选择与现在不会相差太多。
在杰拉西的晚年，他表示自己已经厌倦了谈论避孕药的是是非非。或许这是由于他对受到节育研究政策的约束并且无能为力有关。然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女性还在饱受着IUD（宫内节育器）这类20世纪60年代研制的产品的折磨。另外，还有不断增加的堕胎数量，正如杰拉西所说：堕胎发生率表示避孕的质量。在1978年秋，杰拉西开始写第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避孕的政治》，在其中一个标题为“1984年式的节育”的一节中，他列出了一系列假定的问题：一个独揽节育大权的人将会采取何种做法来应付世界大多数缺少用水管输送水的人口？一个人要如何着手去发现一种只对人类有效而对宠物和动物无效的制剂？如何才能找到一种剂量可以不受控制的药剂，而且其有效性只被限制在一个有生殖能力的寿命阶段，不会影响婴儿和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性发育？为了准备这一章节，他重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者都预想了政府的强制节育。他在赫胥黎1958年的诗集《重访美丽新世界》中发现了以大写字母开头的Pill的来源：“我们中的大多数选择节育――并且很快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一个问题，一个同时是生理学、药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神学的问题。‘Pill’还没有被发明。”
Pill已经64岁了，对于药品来说年龄已经很大了，然而目前的主要避孕药还是它。我们不禁要问：过去是那样，现在是这样，未来会怎样？
从“软”科学家到文学家
杰拉西在退休后转向文学创作，曾出版5部小说和3部剧本。杰拉西认为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始动机之一，是来自于他对遭受一段感情创伤后情绪表达的需要，或许还有1978年杰拉西唯一的女儿自杀给他带来的痛苦。
开始写作前，杰拉西和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文学系女教授保持了4年的恋爱关系，而有一天那个女教授在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的情况下就断然离开了他。当他得知，爱人因爱上一个“东海岸的作家”离他而去时，他自问：难道作家就比化学家有魅力吗？于是，“报复”开始了。杰拉西想要证明，他也是个当作家的料。分手一年后，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并将手稿寄给了他的前女友。前女友提了一个建议，她说，如果不将这本小说公开，就嫁给他。后来，他们结婚了。
不过，杰拉西也曾表示，之所以涉足文学创作，是因为文学是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智力活动。他出版了被自己称为“幻想中的科学”的《诺贝尔的囚徒》、《坎特的困境》、《布尔巴基的赌局》、《NO》等5部小说和《完美的误解》、《氧：关于“追认诺贝尔奖”的二幕话剧》（与霍夫曼合写）等3部剧本，以及个人自传《避孕药的是是非非：杰拉西自传》。他用小说来表达自己对科学家、科学界的思考。他还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
杰拉西还在旧金山附近建立了一个艺术庄园，为艺术家提供工作场所和住宿，自1982年以来，已经有1300多名从事视觉艺术、文学、舞蹈、音乐的艺术家接受了赞助。在逝世4个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杰拉西坦言“已经厌倦再谈及避孕药的事情”，更希望和人谈谈他写作涉及科学内容剧作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