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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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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散文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战争,心理危机,文学性

 

“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四十年代的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无疑是个独特的存在。这里汇聚了众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学术思想的重镇。特别是开辟了创作园地《云南日报·南风》、《西南文艺》、《文化岗位》、《文聚》等之后,促进了散文写作的发展兴盛。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以杂文为武器,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推动了革命战斗的洪流。沈从文、冯至和王力分别于1938年4月、12月,1942年到达昆明避难并任教于西南联大,在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文学创作,进行文学审美和人性灵魂的探险,试图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赋予散文更加独特的色彩。冯至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小说《伍子胥》,沈从文富有乡土气息的小说《长河》和散文集《湘西》,风格凝重的哲理散文集《七色魇》,语言学家王力诙谐犀利的小品文《龙虫并雕斋琐语》是一股散文艺术创作的潜流。他们在认同战争话语的同时,试图把审美的文学性融合进去,虽然存在不和谐的音调,却因此构成了四十年代散文“繁复的音响”。不同于解放区单纯明朗的风格,国统区文学作品中的情绪更加复杂,除了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与期待,更多的是表现出战争中不稳定的心理结构,包括紧张、迷失、焦躁、不安、愤激等战争的破坏所带来的痛苦。论文大全,战争。在与这些负面情绪对抗的过程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隐秘的内心。这是一条冲突不断的潜流,是一场与战争的残酷不相上下的精神之战,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抗日救亡”的主流话语之下还能将它的支流延伸到文学性的各个领域,在为民主自由呼喊的“大我”背后,还有一个真实可感的“小我”。

一、战争中的心理四相

抗战中民众负面情绪在作家笔下的生成模式表现为四种:

分裂感

国土沦丧,家破人亡,原本完整的家国观念在战争的炮火轰炸下破裂了。国民身份被剥夺了,亲情缺失,江山易主,家园残破……国民对“我是谁”,“我在哪里”产生了困惑。冯至的《一棵老树》描写了一个像折断和被迁移的老树、不知道“家”在何处的老人,一切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都消失了,只剩下孤独的生命体,最后这个生命体也因为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林场而生命力枯竭。迁徙的过程加速了生命的灭亡,也同时加重了思乡之情。此时,“家”已经超越了“家庭”的“家”,而是“国家”的“家”。只有保全了“国”,“家”才有落脚的地方,才能完整。从这个角度看,分裂感更激起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因为他们的得救有赖于国家,他们纷纷踏上拯救国家借以拯救自我的道路。论文大全,战争。

漂泊感

日军的铁蹄践踏在沦陷区土地上,生命的威胁、亡国奴的耻辱迫使民众举家迁徙,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南、西南,没有了归宿感。作家们在上海、香港、重庆、延安地区辗转着,写了大量的战时旅行记、流亡记,如茅盾《见闻杂记》,巴金《旅途杂记》,丰子恺《辞缘缘堂》等。躲警报、在逃难中生育、得病去世成了家常便饭。漂泊的正面意义是增长有益的见闻感受,沈从文的《云南看云》开篇就强调了战争中的行程见闻给人带来的深刻教育意义。“云”是漂泊的象征,无依无靠,但作者希望读者能在逃警报之后,仰望天空看云,从云影中得到对生命的若干思考。更进一步,漂泊中有难忘的因缘际会。冯至在《忆平乐》中提到一次在从桂林到柳州的转移中与一个认真而守时刻的好心的裁缝相遇。他们是因为战争而结缘的有缘人,也正是这样的善缘使他们能够度过生命的危机。论文大全,战争。漂泊的负面影响则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孤独感,居无定所,流民饱受流浪之苦。王力在《棕榈轩詹言·行》中采用戏谑的口吻和反语描写漂泊羁旅行人的种种苦,提倡‘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子主义,做一个‘门虽设而常关’的市隐,否则就会见识到“指满车而血满路”的逃难场面。论文大全,战争。

饥饿感

战争使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吃的是掺杂着沙粒、老鼠屎的“八宝饭”、盐水泡饭……《棕榈轩詹言·食》用“小麻雀”的比喻调侃吃饭之难,而且文中暴露了政府在粮食统配上的问题,造成米面消失,黑市猖獗,物价飞涨。饥饿到了极点,就会发生“路有冻死骨”的惨剧,但就连这些饿殍也不能得到同情和善待,反而是为另一群饥饿的人增添了“搬尸费”。作者不禁发出“这年头,人命贱如泥沙,贱如粪土,贱如垃圾,”甚至“贱如尘埃,贱如清风明月,贱如文人的心血”的感叹。

死亡感

战争带来的死亡感促进了作家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索。冯至写《一个消逝了的山村》为了纪念一个曾经繁荣却因为回、汉民族仇杀的浩劫而衰落灭绝的山村。《山村的墓碣》写德国和瑞士交界处的山林里一个过路人的死。对战争带来的有关生与死的问题的思考较为深刻的是沈从文。《白魇》对现实中的猥琐粗俗现象,以及“理想在事实中遭遇的限制、挫折、毁灭”感到痛苦,“无剪裁无章次的人生”和崇高理想的强烈冲突使作者产生“逃避到一种抽象中”的想法。在作者看来,现代战争是“白魇”中“小小银白十字架”,是对神圣生命的亵渎。我们从文本中交叉错乱的叙述、善恶美丑的参差对照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矛盾斗争,这些富有张力的文本成为他自我救赎的支点。论文大全,战争。

二、战争中的自我救赎

我们不排斥文学作为文明史的资料集和社会文献的可能,但文学却具有独立于社会、政治以外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文学战斗性时代性的获取,是以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部分丧失为代价。”当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沉淀下来之后,战争的残酷以及胜利的无望、生命的毁灭就变得尖锐起来。作家开始对国家命运、民族进行深刻的思考,从文学的角度重新认识生命和生活。沈从文、冯至、王力在表现生活的同时较为关注大时代背后文学性的成长。它们是丰富的,多声部的,而非异口同声的,在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下,这是对呐喊战斗下压抑受伤的心灵的一种疏导和关怀,是自我的救赎。从这个角度看,文学有成为民族心灵史的可能,与心路历程靠得最近的是丰富的文学性。

自然与美化

审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战争的丑恶色彩。初到昆明的冯至在躲避空袭期间感受林场的自然美景。他最优秀的作品《十四行诗》、《山水》即产生于此。恶劣环境中暂时的逃避让他产生无比的慰藉,所以能在丑恶中产生美的极致。这是一种对照,体现人性追求真善美的本质。尽管也许这些景致在战火中也未能幸免,但它给作者带来的美好的心境却是无法磨灭的。论文大全,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自然风景的安慰,作者很可能陷于战火所带来的不安与心灵的灰暗。

调侃与幽默

王力是善于调侃而又宽厚的,他戏称自己的房子为“瓮牗”,文章为“剩墨”、“雕龙不成反类蛇”,此即给人以文章诙谐的趣味。他不仅仅是在琢磨“雕虫小技”,玩文字游戏,而且从题材的选取到行文组织,都十分讲究。虽然写的是“满纸荒唐言”,明眼人却可以从中读出“一把辛酸泪”。他的文章是软性的,隐讽的,是含泪的笑。选材大多涉及社会人生世相,对其中的不合理之处有着似不经意却又恰到好处的点评,读者在读过之后能发出会心的微笑。面对随着战争带来的身心的灾难,王力采用幽默调侃的艺术方法将文章变成“软性小品”,利用题材上的“亚审丑”而形成“软幽默”。“‘软幽默’不用别人作靶子,而是用自己。表面上很丑,实际上表现了内心对人的同情、对人的理解,表现了自己胸怀坦荡,与读者接近,没有心理距离。”比如《夫妇之间》里把家庭里的丈夫比作妻子的牛马,把妻子比成丈夫的狗,幽默形象,鲜活睿智。由此,爱情与婚姻的区别足以见分晓。王力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找到了一种张力来释放他的文学性,在苦难与救赎中呈现了文学的美与力。

想象与信仰

沈从文在四十年代用一系列“梦”的话语来训练自己抽象思维的能力。他希望能够从复杂的人生世相抽象出“生命”、“人生”、“文学”的概念内涵。我们在他的哲学思维和叙述中看到了丰富的感觉,包括声、光、电、色,看到战争下渺小的人的生活细节,看到动人的传奇故事。但他又常常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陷入意识流般的冥想,试图抽象出一种属于艺术的特有“形式”。他在躲避战乱的安静环境中感受“心神迷乱”和“心神专一”的矛盾,梳理着具体与抽象之间的和谐与变奏。在《绿魇》中,沈从文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来换着, “音乐”以音符和声音成为抽象的代表,与自由的思想一起神游。作者时而迷失在一组抽象观念里,时而恢复成一个享受家庭温馨的具体的人。当大多数人在逃难中体验战争带来的身心摧残时,沈从文在内心也经历着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曾在1939年1月22日在《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一般与特殊》,认为要沉默冷静地“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否定大批宣传抗战的“文化人”及其作品,更倾向于从文学的角度审视战争。沈从文坚守着“人性的小庙”和纯文学性,战争也不能摧毁它。他在《长庚》末段表明了继承“五四”传统的责任和权利。他同时告诉人们拯救灵魂的方式,“要从勇敢正直的眼光中得救”。他冥思苦想的过程是希望能够赋予“信仰”合理的存在意义。《黑魇》认为,一个作家要“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的各种自然辨证关系,在美好的自然环境中温习人事,思索人生。有信仰的生命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得到救赎。

这些文本在美丽与邪恶之间构成强大的张力,冥想似的神游物外是美好的,而战争的阴影却始终不肯散去。显然,处于战乱中的人不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得到生命的保障,但他却在这些充满矛盾与挣扎的叙述中得到了心灵的救赎和自由的释放,体验精神的狂欢,逃离“宣传第一,艺术第二”的无形束缚,这其实是与人的本性和谐的。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林语堂;流散文学;误读

一、介绍作者

林语堂(1895.10.3 C 1976.3.26)福建人。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从林语堂先生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一直在中外做往返运动,从1912年到1976年他几乎经历了中国近现代的所有大事件,他著的《吾国与吾民》是有事实依据的,这与当时美国社会出现的一味迎合西方人口味,误读中国文化,丑化中国形象的一些文学作品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笔者在研读华裔美国文学的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发现林语堂先生的地位很特殊,很难去把他归类。但是无论他的归属在哪里,就《吾国与吾民》这部作品,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试图用一个中国人的笔,描绘出一个真实的中国与中国人的形象展示给整个国际社会。

二、介绍作品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了九章辅之以闲话开场和收场语。分别从中国人民 C 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中国人之德性 C 圆熟、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和平、知足、幽默和保守性八方面介绍了中国人的性格,并把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这三方面归纳为民族劣根性;同时,先生也介绍了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文学艺术生活等方面。读林语堂先生的文章总会觉得语调平缓,温婉贤淑,与世无争却句句深入人心。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乱世,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强的虎视眈眈,天朝威严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是没有地位的,从马可波罗游记获得东方信息的西方人,有的人想来探险,有的人笑话我们的长辫子。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为什么我们只能有西方下三烂不入流的冒险家才愿意来”。这个时候,先生的《吾国与吾民》是非常有意义的。至少让西方人看到了一个中国的梗概。

三、立场中立,不卑不亢,娓娓道来

当时华裔美国作品中出现的几大问题,《吾国与吾民》都做出了很好地解读,比如第一章中国人民中介绍了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的差异性,文化民族等信息,这个是综述,介绍天朝威严,请不要把部分当整体,表面看到的可能只是南方或者北方的一部分,是个例,不要拿回来当中国的全部,这样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啊?

1、正本溯源

第二章开始解释了几个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感兴趣的误读。第一个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可能特殊的历史关系,早期到美国的华人无论去的身份是商人、劳工还是学生都选择了服从那个社会,做惯了顺民的中国人,把在中国的忍忍,不反抗带到了美国社会,所以唐人街的华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忍,不反抗。这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很有关系,天朝培养了顺民,所以到了美国,他们不会反抗。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性格特点本身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也难怪美国人会误读。所以也就造成了第二代华裔美国作家的误读。这里我理解误读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就是顺民,一个顺民是写不出鞭挞反叛精神的作品的;第二他们可能小时候生活在中国,或者根本没在中国生活过,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长辈嘴里的故事,故事本身就有着情节性,所以误读。林语堂作为一个生长在中国,到国外求学,接受了西方文化又回到中国,他看到的东西和想做的事情肯定在中国是不能够完全契合的。但是漂泊学子的爱国心是最强烈的,所以他写文章办学校,他想改变,但是无法改变,这时,他的文章是坦诚的,既不包庇也不鞭挞,正如他的作品他的人。

2、中西较量

作品还提到了理想和妇女。这是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常见主题。中国人推崇中庸之道,中庸是什么呢,佛家说中庸,就是不极端,道家说中庸就是无为,先生将西方人对中国人无甚的问题,轻松就化解了。另外就是妇女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总是被压迫,逆来顺受,被封建礼制所束缚。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是个民族习惯,改变也是需要一点点的。现在的女性可能不会有缠足附属的问题困扰。但当时的林语堂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写出来的东西也是干跺脚干着急,没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只能提倡教育;林语堂这种坦承中国大环境与中国人的这种民族热忱是激励人心的,作为国人有义务让混沌的民族清醒的看到自己的问题。中国辉煌过,但是都被淡忘了,但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形象始终挥之不去。拨乱反正的事情确实应该做一些。

四、结语

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在乱世之中一直寻求能够超越国家、民族、语言的意识,向西方国家展现一个全面且真实的中国。《吾国与吾民》在林语堂的笔下,以中立的立场表达了一个流散在外的国人对中国问题的阐述,既不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贬低国人,也不会以大国自居,孤芳自赏,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接触中国社会的真实平台。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兆胜. 两脚踏中西文化. 北京:北京出版集团,2005.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自然景物的描写,现代化散文小说,沈从文、郁达夫、萧红

中图分类号:I2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汪曾祺在谈及现代小说散文化的问题时曾指出:“所谓小说的散文化,即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不是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有时只是一点点气氛”。情绪如何酝酿,氛围怎样营造,首当其冲的便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

一、作家、大自然和文学创作

就小说而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从一开始就自然而然的将自然景物描写融入到了叙事之中。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把自然景物描写融入小说创作的作家也不胜枚举,尤其是沈从文、郁达夫和萧红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更加具有个人特色,而且,他们对大自然和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领悟。

屠格涅夫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描写大师,他在文中表现出的那种自然与人相契合而散发出的浓郁的诗意,激发了沈从文创作的冲动,又因为湘西山水自然的孕育,使沈从文建构了他的湘西世界,并且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清淡的散文笔调抒写自然之美。沈从文在《长河》的题记中也曾说:“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气氛。”崇尚自然,表现人性之“常”是其创作宗旨。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开拓者,抒情当然离不开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他推崇卢梭“返归自然”论,赞赏其作品中自然描写的精美。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小说的背景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天候的描写。”在其《闲书》中也有许多论及人与自然的观点。在小说中描写自然景物是郁达夫自觉的审美追求。萧红从小就亲近自然。家里后花园中生机勃勃的景物引起了萧红对生命、自由、美好的向往,是其热爱自然的最初根源。长大后,萧红对文学创作有了自觉的探索。她曾说:“有一种小说学说小说一定要写的像契科夫、巴尔扎克,我不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生活就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反映其艺术上独特追求。”忠于自己体验和感觉的萧红在许多作品中都以其故乡为背景、以自己的经历为素材表现普通人民的生活。正是有了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对东北自然风情的独特描绘,才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异于他人的那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歌之间的独特文体。

在沈从文、郁达夫和萧红的文学创作中,自然景物被赋予了无限生机和活力,拥有了各种思想和灵魂,寄托了他们复杂情感和思想。同时,他们也因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写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二、散文化小说中景物描写的类型

现实主义者描写的风景大都是他们亲眼目睹过的,并且他们会对这些自然景物作客观、细致的描绘,使得作品中的风景充满了质感。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虽然有意识的淡化时代背景,但从其文学创作宗旨和结果上看,沈从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只不过他坚持的现实主义是努力感受天地自然的运作规律。因而,在其笔下,大多是对自然状态的现实的民间生活的书写。在《边城》中,沈从文对茶峒山城及其码头、沿河的吊脚楼、方头渡船、白塔、碧溪的竹簧等都作了细致的描绘,精心勾勒出一幅湘风俗画面,表现出一种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边城整体风貌。

浪漫主义者在小说中对景物的描写注重的是一种格调,有浓重的的主观色彩和抒情性。自然万物皆可与人对话、交流。就像郁达夫在《沉沦》中写的“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悠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自然景物可抚慰心灵感伤的人,可感知人的愉悦情绪,而人也能细致入微地体会着自然景物的常与变。浪漫主义者在描写自然景物时,还特别注意景物随人物心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便是同一景物,在人物的不同情绪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他们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不在意自然万物的有形之体,而在意自然万物的无形之灵。”

无论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对自然景物的书写都不是对自然景物的纯粹描摹。小说中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背后蕴含着作家对大自然和人的命运的沉思。风景是一种象征。萧红在小说中对东北自然风景的描绘体现了她对生活和生命的独特领悟。我们在《生死场》中看到的“坟场、屠宰场、旷野、狂风、暴雪、野狗、蚊虫……”这些粗犷、恶劣的自然景物,不仅是当时的东北人民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自然环境,它们也象征了那时的社会环境。通过这些残酷自然景物的衬托,使读者更能深切感受到当时东北人民乃至全国普通人民生存的悲惨。无怪乎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郁达夫因其诗人的本性,在《迟桂花》中,他满怀深情的赞颂桂花和山中景物,深蕴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文中有言:“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的日子久。”历久才能弥香。“但愿我们都是迟桂花”是郁达夫对己对人的深切期望!

三、自然景物之于散文化小说的意义

任何一部成功的散文化小说都应该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否则,难以感染读者。出色的景物描写可以营造非同一般的艺术气氛。萧红后期的作品几乎都以荒凉为主题,以凄美为基调。这种感觉的形成与她对景物意象的选择和描写有密切的关系。《呼兰河传》的第四章,萧红反复写到“我家是荒凉的”。满院子的蒿草,一到了夏天就长没我的头顶,夜里一刮起风来就刷刷地响,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不仅如此,院子里的其它东西也都毫无生机。就算飞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玩闹着,也不让人觉得繁华,反而更显荒凉和寂寞。这种死寂的景物意象与院子里冷清的人气两相映照,使读者更能体会荒凉的气氛。

散文化小说还有一大特点,即是追求意境之美。成功的意境往往能使人物、景物和情感融会贯通,产生虚实相映的效果。沈从文是描写自然景物的高手,读他的作品就会使人感到强烈的意境之美。如《边城》中的自然景物描写用笔很浅很淡,但就是这种自然状态的描写,才会形成翠翠自然的形象。如同山间的日月一样明净,好似清澈的溪水那样柔美,宛若雨后的青竹一般富有生机。翠翠不仅是翠翠,她跟整个自然界是气脉相通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是他们心灵的反映。散文化小说因其“散文化”的特点,不易集中思想,又因其小说文体,要有一定的人物形象,因此,作家在行文前总要精心选择一定的自然景物以符合人物的情思和心境,并把它们融入作品的整体构思之中,来表现他们心中的所思所想。这样,散文化小说中的自然景物不但参与了作品主题的表达,而且还使原本松散的结构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在《沉沦》中,郁达夫对烟雨迷蒙的江南天候和封闭的书斋生活的描写,既交代了人物多愁善感、敏感忧郁的渊源,也为他以后眷恋自然作了铺垫。其它的诸如田园风光的安宁,山中梅林的幽静等自然景物也都是为了适应“他”不同程度的忧郁情绪和孤寂心境而设置,从而使人、物相得益彰,不但弥补了散文化小说常因事件的单纯而容易造成人物性格的干枯,而且增强了小说的意蕴。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 刘洪涛 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王自立 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4篇

相对于情节和人物而言,沈从文的小说更重视故事产生和人物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自然景物。沈从文作品中的写景总是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鲜活的的事物则赋予人的情感。他是将自身的感情融入景物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感情。自然景物被他描绘得极具美感,令人不由地想象出作者在描绘这一切时的欣赏、陶醉的感情。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景物是对他的故乡的描绘,那里的青山绿水隐藏了他太多的悲欢离合。这种饱含熟悉又眷恋的感情,成就了沈从文湘西作品的情感化。

沈从文将这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注入了生命的神性,突出湘西神秘的地方性,尤其是注重“水”的意象。沈从文的艺术感觉得之于“水”,可以说是无水不成文。水贯穿在他的湘西小说中,把湘西完整地烘托出来了。水表达的是对生命之美的追求,传递的是一种孤独与哀痛之情,它蕴藏着湘西文化的生命之流。在《渔》、《三三》等作品中,水贯穿了小说全部,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一个情节、一种哀愁与浪漫。

一直以来沈从文在很多作品中极力反映湘西民心的纯真自然,铸就了很多如璞玉般的人物:如三三,她的心智纯洁到只有儿童的水平,她的梦也简单“跑的最远的地方是一里路外的堡子”,这是一批经过了艺术夸张的人物,是作者在探索“理想化世界”征程上的一个“参照点”,是作者理想人性塑造的起点和文化透视的独特视角。这些人物有阿黑,三三,翠翠,等。《阿黑小史》中阿黑的恋爱是极其幼稚的。她和五明之间的爱情纯粹只是一种孩子之间天真的游戏,没有任何顾虑、没有任何困难、阻碍,不需要任何努力。他们在一起时嬉戏、依偎,阿黑的父亲对女儿的行为也毫不干涉,直至默许。这毋庸置疑地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和抒情性。

天地万物在孩子的眼里都勃发着鲜活的生机。儿童的眼睛更善于捕捉生活的趣味性,使得作品中的人、物、事散发着人性人情的光辉,更易于将生活美化得富有诗意。沈从文通过儿童心灵的稚嫩与视角的晶莹纯净能使叙事口吻显得活泼清新,使文本产生不同于成人体验的新鲜体验。

在沈从文看来,纯美的人性是自然的人性美闪耀在湘西青年男女形象,沈从文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人性的理想和希望。他们是自然之子,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青春美丽,天性健康,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中成长,自主选择爱情,情随心动,用真与善、热情与天性书写了湘西乃至人类自然的人性。《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样的女性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成长着,湘西的水土滋润了他们的生命,启迪了他们的灵魂。她们的天真淳朴是不被外来的世俗的东西所破坏的,也丝毫没有被这世俗所侵蚀,仿佛是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雨后》的阿姐因为爱她的四狗给了她一些强硬、温柔和气力,她便用这些东西把自己“灌醉”,醉到不省人事。《萧萧》里,整天带着小丈夫玩的萧萧,天真无邪,当他一旦被花狗的情歌唱开了心窍,就一切尽着花狗。翠翠、媚金、夭夭等湘西青年人,他们追求的是灵与肉的和谐统一,虽然他们的爱情表达方式近乎粗鲁,但他们热烈的爱发自内心。大胆热烈,合乎天性。为了追求圣洁的爱情,即便要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毫不畏惧。

沈从文的“人性”创造了独特的审美意境,也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与典型并立的审美范畴。沈从文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观,他所创作的那种“更抒情、更纯粹、更明净、更简洁、更透亮的风格”也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个重要内容”。面对湘西世界,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在那片山水环绕、钟灵毓秀的牧歌世界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其命运往往结束于突如其来的悲剧性转折。如《初八那日》,“初八,按照历书上的推算,是个好日子”,工人七老和四老边锯木材边说说笑笑:“今天就是七老家中为七老约定同一个娘儿们成双的日子,想着怎么不令人发笑?”可一阵风来,松木吹落,小说以一死一伤结尾。这似乎正暗含人生本质悲苦的论断,但是作家本身并不承认他所要表达的是宿命论:“我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时间可以克服一切。”沈从文小说结尾的突转,是一种颠覆叙事的手段,这种颠覆体现了小说叙述由具体向抽象的逆转,由叙事向抒情的逆转。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抒情格局。

沈从文的小说通常不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或者不交待明确的时间,甚至于故意隐去任何能暗示时间的因素。沈从文着力突出的许多小说都在重复着时间的无限性。这种封闭式的近乎圆形的时间结构比起线性思维,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意象化和诗化的特质。彰显地域民间风情和传统文化特色是沈从文小说的独特时空建构方式。文本中的时间不是流动的而是静止的、循环的、凝止循环于非时间性的充满风俗景物、人情文化的空间。小说中凝止的时间犹如一面平静而通透的镜子,用来映照出纯朴、自然、温情、充满诗意的生存空间。

我们可以认为沈从文是用写散文和诗的方法来作小说,创造性地发展了抒情小说。他对自然、对生命的热爱和悲悯之意,对人性、神性的敬畏、崇拜之情都通过抒情的笔调表达出来。他最大程度地在文字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情节与人物的有意淡化更令情感如水般缓缓流淌。对意境的营造使得他的湘西小说充满了抒情诗的韵味。儿童式的人物书写和时空的处理使小说产生一种永恒的感觉,从另一个方面增添了抒情性。沈从文理想的人性是爱和美,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单纯无私、友爱互助的关系,并由此产生了即有追求爱与美,健康自然的理想人性。这就是沈从文所苦苦追求的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张丽芳:《诗意的流淌—论沈从文小说的抒情特征》,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沈从文散文范文第5篇

无疑,对于大多数一线教师而言,解读和教学全要由自己来完成,困难是挺大的。十年课改,大学已广泛且深度地介入,不少教材除了提供学者的解读文章外,还根据这些解读、分析,约请中学特级教师一起编写出每篇课文的练习。这实际上搭建了由解读向教学转化的桥梁。一般教师若在自身认真钻研课文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这些解读和练习,就有可能通过这“桥梁”到达美妙的彼岸,转化成自己的好教学。

小说《边城》共21节,节选入人教版必修5教材的第3~6节是全篇的缩影。学者对于《边城》的解读文章有很多,教师可以吸收借鉴。另外,教材课后练习所涉及的人性美主题、悲剧问题、散文化倾向、话里有话的语言艺术,关系到该小说最重要的四个问题,既可指导解读节选部分,也能指导解读全篇。

就人性美主题和悲剧问题,沈从文曾这样说:“一切都充满了善,然而却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1]

一切都充满了善。兵卒纯善如平民,农民勇敢而安分,小说中出现的有名、无名的数十个人物,个个都充满了善;二老对独自等待爷爷的翠翠的真诚关照;渡口上爷爷、翠翠、过渡人互相礼让的动人情景,也都体现着善。这就是练习一、三里说的“世外桃源的理想社会”,“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中的人性美,究其实质是典型的道家哲学。在老子的思想观念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只有尊重、顺应、效法自然才能保持人性的恒久与纯正。《边城》中的人物体现了道家的自然观,人人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翠翠、傩送都代表着自然、健康的生命。这种质朴、活力和朝气,是道家文化中理想的生命形态。《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蕴含着“仁者爱人”“孝悌乃为仁”的儒家思想,这种“仁”不仅存在于以血缘关系组合的家庭结构中,还需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文中互帮互助、有情有爱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沈从文苦读群书,“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说受总的影响”[2]。《边城》将原始生活传统与浪漫之爱融合,着力描摹一种恍如世外桃源的生活方式。这不仅是表达一种理想,更重要的是对人性回归原始状态的赞扬。作者更看重的其实还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融合,那种最本真的人性即便有着尚待开化之嫌,但是追求一个本真的自我状态的信念毫无疑问不可忽视、不能舍弃。一种理想化的人性因此而产生,在作家的偏好和喜爱中谱写成一曲清亮幽远的“牧歌”。沈从文完全是站在他的“乡下人”立场,对都市人生加以否定和弃绝,显然,他更偏向于艺术的美。

事实上,翠翠从“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到“朦胧爱恋中的忧伤”,再到“独自一人扎实地活下去”,她经历的是一个健康的生命自然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是许多高中学生所经历的。阅读《边城》,对高中学段的学生而言,他们对文本中和谐的“湘西世界”会有自己不同程度的理解,教师需要做的是,把解读的重点放在“这种和谐是如何展现人性美的”,对学生已有的见解进一步加以引导。

人神和悦的自由爱情为何没能在风景如画的环境下如愿?即课后练习三第2小题的问题:“边城的人们那样善良、纯真,翠翠的爱情为什么会以悲剧结束?”

不凑巧导致悲剧。爱情又是非理性的、无意识的。莫名其妙的一见钟情不知不觉进入了翠翠的心里,第一次端午节偶遇二老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可是,老船夫却打算把翠翠许给大老。这产生了第一个不凑巧。在当事双方的另一边,二老对父亲念想的与王团总的大小姐结百年之好不感兴趣,又不敢站出来违抗父意,事情变得微妙起来。这形成了第二个不凑巧。善良的人们因为许多不凑巧走向了悲剧,这悲剧可说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善的悲剧比邪恶践踏正义的悲剧更令人感到无奈与凄凉,《边城》的悲剧内涵因此更加丰富、复杂,它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的影响,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因此,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既是性格悲剧,也是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沈从文所说的“不凑巧”是连性格、偶然、沟通等在内的原因都包含了。在节选入课本的章节里,偶然带来的不幸出现了,难以沟通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凑巧,造成了命运无常的悲剧。

是什么使得“不凑巧”产生了?老船夫的努力为什么恰恰促成了悲剧的形成?这里沈从文启发了读者需要进行辩证思考。在生活中,沈从文亲眼看到过地方势力之间的拼杀,很多人糊里糊涂地死去,这些盲目受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的所见所闻也许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从而反思,正是个体对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理解和运用没有恰到好处,导致了悲剧的上演。比如翠翠的父亲,他没有分清“军人的责任”与“男人的责任”,结果盲目轻生;同样,老船夫也没有了解翠翠的内心感情,只是盲目操心,来减轻自己内心的担忧。《边城》里隐伏着作者很深的现实悲剧感。宏观上看,作品展示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在社会进程中逐步被消解的悲剧性场景,以及边城人在这种消解中的无可奈何与苍凉之感,这种悲剧感缘于作者理想的人生梦境的破灭,实质上是理想的人生形式与现实的生活方式的矛盾;微观上看,边城人身上的自然、健康、优美等诸多品质,多由传统农业文明铸就,在剧烈变动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中,这些品质成了遗世之珠,表达了作者对“农人与兵士不可言说的温暖之情”和“乡下人”主体精神蒙昧的忧虑;从文学观念上看,作品反映了沈从文文学追求的矛盾性,他追求美善一体的文学,对善的功能的终极理解、对美的作用的理性体认,与创作现实很难调和。这种作家理想与时代错位所造成的文化悲剧,虽然从社会层面上讲是失败的,在审美上却取得了成功。

是什么让靓丽的桃源成为一个悲剧,这大概是每个读完《边城》的人都掩卷深思的问题。以高中生为受众的中学教学是否应该进一步探寻悲剧背后的原因,从中体会到沈从文对人性的挖掘和考量呢?这是教师备课时要考虑的问题。语文教材内容具有“开放性”,在“教什么”上,语文教师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对这篇课文,除了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理清故事情节”“了解人物特征”“体会小说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之外,教师还宜与学生共同探讨《边城》对人性的刻画和思考,从人性的角度来把握悲剧的全部构因,并通过学生的习作进行总结和反馈。若能够让学生体会到有关人性、自然之一二,也就不枉编者及教师的一番努力了。

《边城》的散文化倾向,就全篇而言,主要是生活化、风俗画两大方面。

原生态的湘西也有野蛮、血腥、土匪的一面,所以,《边城》是加工过的“边城”,是小说;但是,《边城》不是那种矛盾冲突很尖锐、很有戏剧化的小说,而像是实录生活本身,似流水账般写去,给人纪实散文般的感觉。一方面记述着边城众生极其平凡、琐碎的故事,就像生活本身;另一方面又时时表现着边城人美丽的爱,美丽的情,以及种种善行,这也是生活本身。生活化还表现在这“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悲剧是日常随处可见的悲剧形态,其所揭示的偶然、性格、难以沟通等悲剧原因,更是常见的一种生活常态。这就是令人感慨的生活本身,因而给人朴实自然的散文感,而非离奇虚构的小说感。这只是散文化倾向,而不是原始实录的散文。因为《边城》随着语境的改变采用了不同的视角,从而形成视角的流动:小说的前3节中主要是全知视角,为读者展开一幅如诗如梦的湘西风情画;在情节展开的第4节以后,则采用叙述者视角和角色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在视角的流动中,组成一首愁绪缥缈的人性抒情诗。

《边城》是“梦”与“真”构成的小说,其人性、人情的美是依托湘西浓郁的风俗折射出来的。文本无意经营关联性很密切的情节要点,故事被淡化处理成一条很细的轮廓线,更多的是对小镇的人事风貌、闲言碎语进行大量铺排,提供给读者的是淳朴的民风、真挚的感情。全篇大量的风俗画描写,给人感觉好像是在写散文,但它是实实在在的小说:它仍是以曲折的爱情故事为篇章主体的;其风俗画不是孤立的,不是为风俗而写风俗,而是由此带出故事情节,或者本身就是人物活动、性格特征的有机组成部分。小说里展示的端午节划龙舟比赛、小镇上集市里琳琅满目的小商品、人们赶集时的穿着打扮,都是一幅幅美丽的湘西风俗风情画。而这些风俗画都服务于主题、服务于人物:几次写赛龙舟都和翠翠的情绪发展、感情变化紧紧扣在一起,在整个文章的情节发展中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枢纽作用;端午节,更像是穿珠的线,一切的悲欢离合,人和命运都难以与其分开。沈从文对湘西风俗的描写一向既浪漫又富于传奇色彩,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形式美,使这种生命力的有无上升到一个民族整体生命力之有无的象征高度,这也是他写《边城》的理想追求。

夏志清曾说:“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美的代表作。”[3“]牧歌式”文体正是一种糅诗、游记、散文于一体的写作手法。课后练习三第3小题说:“小说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主要以景物、风俗描写为主,具有散文化倾向。探讨一下本文的写作风格。”这些生活化和风俗画描写在节选入课文的章节里都有体现,特别是通过风俗描写带出故事情节的开端、发展,使人不知不觉进入故事的“轻松”描写,读之令人耳目一新。那么,课文中表现在哪里?爱情何时开始?这爱情今后有没有出现矛盾、曲折、甚至不幸的端倪?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应该能激发学生阅读全书的兴趣。

再来看语言特色。《边城》除了很质朴、又很有文采的别致语言外,最重要就是“话里有话”的大量、巧妙的运用。选文已极明显体现了,课后练的4道小题就是为此设计的。

特别是第5节祖孙俩关于顺顺一家、鸭子、青浪滩的对话,翠翠丰富而复杂的情思感想,都借此传出来。一年前的端午节,祖父说顺顺很好、大老也很好、一家人都好,翠翠说:“一家人都好,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这个反问句,包含着丰富的内蕴,此话的弦外之音是:祖父你认识他们一家所有人吗?你认识二老傩送吗?顺顺好,大老也好,难道二老不好吗?一句话里有话,有撒娇,有责怪,也有嗔怨,翠翠纯洁可爱的天性由此可见。随后一句,更道出了她的真心:“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看起来好像是问一句闲暇话,实际上包含了千言万语,因为问语中镶嵌了翠翠心上人傩送所处的地点,凝聚着千种情愫。祖孙俩的对话有了别样的情感信息,显出余音袅袅之效,也让翠翠温柔、羞涩的性格跃然纸上。

《边城》的语言含而不露、意味隽永,文中留有大量的艺术空白,起到话里有话、言外有意的作用。比如,“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把翠翠得知大老来提亲时内心的杂乱、少女的羞怯、失望和担忧、以及难以倾诉的愁苦全包含进去了。小说的结尾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利用语言的含混性、不确定性形成的审美张力,构织出一种特有的模糊的意境空白: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小说是结束了,然而作者却让读者难以走出这忧郁的氛围,和翠翠一起思念、等待。这种开放式结局字短情长、余味十足。

教学过程中,最让学生难以理解的是:心理活动对文章的作用,以及作者对湘西文化内涵的理解。如何突破这一问题是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在笔者所看到的诸多课例中,关于《边城》的语言鉴赏大多止步于某句话很传神地揭示了翠翠的某种心理活动。按课后练的要求,需要真正紧扣《边城》个性化、规律性的“语言特点”去鉴赏,帮助学生从纯朴的人情和孤寂的内心世界去把握主人公的心理活动;翠翠、爷爷对话的“话里有话”之妙,值得细细品读。

分析表明,课本设计的几大练习比较全面地涵盖了《边城》的艺术奥秘,依托它们进行教学设计、教学转换,凭借这一“桥梁”应该能实现相对适切的教学,使之成为文本教学解读的另一扇门。可以按练习三课外阅读《边城》全文的要求,预先设计一系列的探讨、引导题,通过指导阅读、解读节选进课本的章节,进而引导、指导阅读全文;也可以先要求学生认真阅读《边城》全书,然后参照上述探讨题,集中讨论作为全篇缩影的第3~6节,接着集中讨论“不凑巧”,探讨该悲剧的内涵及其原因。

高中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文字领悟力,完全可以轻松读懂小说的情节。如果在教学中支离破碎地分析故事,不仅对学生不起作用,还有可能破坏小说的整体美感。沈从文的小说,正如水流那样,是不可以断开来看的,应该整体地欣赏其中的美妙。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水云[M].沈从文文集:第10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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