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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近年来由于国际市场环境恶化和我国自农业自身的不足,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着严竣挑战,同时一些国家的严格标准,更让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雪上加霜。因此,我国应逐步采取措施,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中维护自身利益。
一、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诉讼增多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诉讼越来越多,已成为阻碍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非关税壁垒之一。截止目前,我国所遭遇的各种反倾销已经达到了500多起,我国已连续7年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件给我国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严重萎缩,有些甚至已经被迫退出市场,构成了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巨大障碍。
2.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出口的影响
短期内来看,由于价格上升,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成本会加大,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将会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会下降,这对于我国的弱势农业来说无疑是不利的;目前在我国农业出口商品中,初级农产品占80%,传统农产品和大宗农副产品占40%以上,而这都是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较低,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
3.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
在出口的农产品中,初加工产品占到80%,而深加工产品仅占20%,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 我国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和设备较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农产品加工的技术和设备问题增加了我国农产品的成本,也影响了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4.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面临某些国家新的贸易壁垒。
2006年5月29日日本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2006年6-12月间,日本厚生省对我实施监控检查的食品共43种,其中列明违反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监控检查项目,涉及12种农产品,15种农药残留标准。
从出口增速来看,“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初期,由于进出口商对日本检验检疫情况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居多,不敢盲目发货、进货,我出口企业减少,成交量明显下降。实施“肯定列表制度”以来,为应对日本监控检查和命令检查项目,我花生出口企业加大投入,用以购置设备、自检、普查等,检验成本上涨约一倍。由于成本上涨,导致出口利润下降,国内出口企业和农民的利益受损。
5.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薄弱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第一中国政府财政对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金支持总量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总量不足。第二这些有限的资金的使用结构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第三,目前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农业资金的管理体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下。
二、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
1.向低收入农业生产者发放补贴
在政府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分布状况,分配享受补贴的人员指标。 增加农业科研补贴投入、加强农民职业培训,为地方农业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育种材料,引导企业在中下游跟进 ,应建设一批符合国际卫生检疫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提高茶叶、蔬菜、花卉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以弥补我国取消出口补贴带来的贸易损失。
2.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应利用商标的知识产权强化竞争力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大量的农副产品,应当运用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获得法律保护;尤其是应当走出国门,利用我国已经加入的商标保护国际协定,到国外注册自己的品牌,让品牌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当前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达6.7亿美元,农产品缺乏品牌竞争力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从1994年开始把地理标志纳入商标保护的范畴,现在通过注册商标和地理标志加大保护力度,直接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如山西长治的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注册了自己的商标,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收购玉米的车直接开到农家地头,农民降低了劳动强度,每亩还增收500多元。而山东章丘的大葱,注册地理商标以后农民增收3倍到5倍,种植面积扩大了三分之二。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对560多个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了注册保护,获得地理标志注册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上涨20%至30%。
3.更关注农民收入的增长
因为这不仅仅决定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决定了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产品商品量的扩大、生产量的扩大也要来自于农民收入增长这方面的积极性。
4.注重对农民权益的保护
要给农民国民待遇,很多综合部门也开始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到农村。中央有一条政策决定今后国家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经费要主要用于农村,这是一条划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当然要落实还需要艰苦、漫长的过程。
5.积极参与wto新一轮谈判,建立能够约束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新规则和新机制,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削减农业补贴,形成公平竞争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平和窑以开光青花大盘为主要特色,制作精细,纹饰繁美,足底粘沙。但也见部分无开光的满工大盘,制作规整,画工一流,发色纯正。口径约40M,菱花口,内底为海山蓬莱,内壁一周绘松竹梅等纹饰。也见一种双龙抢珠纹盘,盘中心为圆珠,左右各有一龙绘满整个盘面,各有四足,为四爪龙。见图1、2。
洞口窑以琢器为主,青花盒为该窑主要产品,除常规扁圆形盒外,还有四方盒、八角盒、椭圆盒等。如四方盒即为首次披露的新品种,盖面绘麒麟,四周绘飘带钱纹花卉。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e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实物,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图3)却也未见到传世品。采集到青花菊形香盒(图4)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菊梅香合”(图5)、“交趾菊牛香合”(图6),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图7)很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不见传世实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椭形盒见两种(图8、9),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27.5M。而最小的口径仅3.6M。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图10)及莲池水禽纹盒(图11),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10],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白这类漏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图12),而莲池水禽纹盒(图13)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图14)。采集到2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漏花“魁”字(图15);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图16)。
9件套八角攒碟(图17)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2002年越南平顺沉船3万4千余件漳州平和窑瓷器,有青花及部分五彩、素三彩。但这种9件套八角攒碟却被定为“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如9件套人物攒碟(图18),中盘为八角八边,绘寿老图,周边8个五边形人物碟,各绘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钟离权(汉钟离)、韩湘子。沉船发掘者及研究者认为:“这类器物比较独特,不同于同船出土的漳州窑瓷器。类似的器物及标本在漳州窑址中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些青花的发色有的灰暗,有的较淡,从青花发色看不同于景德镇的产品,风格上与漳州窑的产品较为接近,估计可能是受其影响的南方窑口产品。”[11]其实,这些所谓“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9件套八角攒碟在洞口窑已发现。沉船中的不少瓷器为洞口窑产品。这亦是平和窑对外贸易的一大角注,证明禁海期部分产品是通过越南转口销往东南亚的。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图19-22),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这里还须指出,一件出土于日本的青花小罐,被日本学者当成“14世纪‘染付’青海波鱼鸟文小壶”并作为“珍稀遗品”,认为构图是中国或者越南的描绘法,纹饰被推断为越南或泰国图案中有趣的趣闻,而不能明显判断的奇妙图案。推测该器是由越南或泰国最先烧造的初创期釉下青花瓷,是属14世纪元青花影响而烧制的一个较例子,表明元青花并未到此终结。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越南或泰国初创期青花,虽不是从古窑址出土,却和泰国的陶土非常相似,而且该青花小罐异于从前的越南青花及元青花[12]。该青花小罐为开光鱼跃纹小罐,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肩绘菊瓣纹,腹部开光绘鱼跃纹,开光以外绘波浪纹。实为洞口窑明末产品,洞口窑这款小罐较多见,鱼跃纹、波浪绘等也是该窑习见装饰题材。笔者在洞口窑采集一件生烧品,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微内收,肩绘菊瓣纹,外腹绘缠枝花卉纹,似连成三开光,内绘放射状花纹。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13]。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14];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15];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16];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7];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8]。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9]。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20],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21]。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22]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23]。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M)、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24]。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25]。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26]。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7]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8]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9]。有人指出[30]: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31]: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32]。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33]。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34]是1989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绝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35]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36]。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7],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8]。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9]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41]。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42]。
注 释
[1]赵光林《从中国青花瓷器不同时展阶段看它的兴衰》,《北京文博》2003年2期。
[2]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
[4]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6]熊海堂:《华南沿海对外陶瓷技术的交流和福建漳州窑发现的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7]a.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b.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1993年度调查简报》,《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c.朱高健、李和安:《平和南胜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6年2期。d.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官峰窑址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8]a.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b.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c.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9]a.厦门博物馆:《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b.《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漳州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文集”。c.林尊源:《福建平和青花装饰艺术及时代特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0]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1]刘朝晖:《越南平顺沿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十三),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2]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3]《漳州志》卷三十二“文物名胜”。
[14]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等:《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
[16]张仲淳:《漳州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森村健一:《漳州窑系制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观とその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20]森村健一:《漳州窑陶瓷器(SWATOW)的贸易》,《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陶瓷器(汕头器)的编年》,许其晃译打印稿,1994年。
[22]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青花五彩琉璃地的编年和贸易――明末清初的汕头器》,《福建文博》1996年2期。
[23]莫尼克・科里克:《界定“汕头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圣迭戈”号大帆船》,《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4]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5]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6]王文径:《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品》,《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7]欧阳希君:《记一次漳州窑考察》,《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28]张仲淳:《明清时期的福建安溪青花瓷品》,《考古》1987年7期。
[29]裴光辉:《克拉克瓷源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30]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春淮、郑金勤:《德化青花五彩瓷全书》6页,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
[31]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农业区划;区域系统;应用
几乎每一种农作物都有某些特定的对自然条件的选择习性 ,根据作物特有的习性来进行农业生产分区,无疑是最经济、最科学的农业生产区划分的依据。农业资源的自然属性,最客观反映了农业区划的自 然属性。农业资源特征 ,既是作物分区特征与依据 ,也是农业区划的依据。另外 ,农产品的一些生产与销售特征 ,也反映出对农业区划的明显依附关系。首先 ,农产品生产的滞后性 ,使得农产品生产难以与瞬息万变的市场融合。其次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动植物 ,它既受生物规律控 制 ,又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自然条件的制约 ,预期收益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再次 ,农产品多属于供、求弹 性系数 < 1 的商品 ,其中一些用途又属派生需求 ,产品销售活动范围小。上述农产品的这些生产与销售特性说明 :农产品生产应该反映依存农业区划的自然和经济属性 ,以减少农业生产风险损失。
一 、面对经济全球化农业区划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贸易全球化 ,随着贸易全球化进展的加速 ,我国未来的农产品市场将主要是国际市 场 ,特别是我国于 2001 年 11 月 10 日加入 W TO 后 ,随着农产品关税的不断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 消 ,国外低成本、高科技农产品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威胁 ,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将更 加激烈。面对新的经济形势 ,重新审视农业区划对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经济全球化 ,促进了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广泛流动 ,进而实现农业资源最优配置。贸易全球化的特 点是 :(1)农产品销售影响半径扩大 ,跨国经济活动与农产品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得以形成。(2)农产品市场相互依存关系密切 ,受国际农产品市场调控的程度加深 ,力度增强。(3)国外农产品对中国农产品市 场冲击的品种及范围扩大 ,风险增大 ,对农产品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基于上述特点 ,我国农业生产必须 依据国家宏观决策和区域特点 ,进行农业区划 ,避免无序竞争 ,减少风险 ,增强竞争能力。运用比较优势理论 ,进行合理区域分工 ,发展优势产品。运用“比较优势”原则 ,获取贸易利益 ,同 样也适于农产品生产原则。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力资源 ,加强合理区域分工 ,增加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 ;增加有竞争优势的作物生产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产值 ,增强竞争优势。例如减少粮食作物的生产 ,增 加花卉、蔬菜等有竞争优势的作物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减少粮食作物生产 ,进口部分粮食补充缺 口 ,势必引起国际市场粮价波动 ,根据国际市场粮价波动情况 ,再调整国内粮食作物产量 ,以实现新的平 衡 , 这样才能使我国农产品生产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 ,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要实现这一目标 ,若不在国家宏观现决策指导下 ,进行合理的农业生产区域分工 ,是无法完成的。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 ,农业生产沿用资源导向的生产决策 ,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 ,主要因为 : (1)市场机制复杂程度大为提高 ;(2)农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频度加大 ;(3)人们对农产品的质量 与数量 (品种与供应量)要求不断提高 ,农业生产由资源导向转向市场导向、科技导向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进行合理的农业区域分工 ,更显得重要 ,否则必然出现无序竞争 ,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风险 ,削弱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 、农业区划在农业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地位和应用
农业区域创新 ,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区划是农业区域创新的基础。
(一)农业区划使不同区域农业创新协调发展
由于不同区域之间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及其他因素的差异 ,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创新水平的 差异 ,通过农业区划 ,划分若干水平高低不同的区域 ,进而可以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发达地区成功经验 , 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低廉的劳动力 ,生产出优质价廉商品 ,形成一定的比较优势 ,实现 “跳跃式发展战 略”,避免跟随先进国家或地区之后亦步亦趋的缓慢发展方式 ,以较快的速度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或地区。
(二)农业区划推动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农业区划使各创新区 ,根据各区的特点 ,加快创新扩散 ,加速区域农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1)农业 区划可使各区根据自身的特点 ,调整产业结构 ,增强创新意识 ,推出新兴产业的同时 ,传统产业也可引进 新技术、新工艺 ,促进传统产业更新面貌 ,或创造更新的产品 ,使整个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在新技 术的基础上 ,并赋予农业产业结构新的内涵。(2)农业区划可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社会需求更好的结合 起来 ,创造更适合区域特征与社会需求的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优势。( 3)农业区划是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农产品创新的必然途径。
(三)农业区划有助于建立不同的创新模式
由于区域资源 ,创新能力、创新效率、区域经济基础、区域文化及农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 面的差异 ,决定了农业区域创新系统差异 ,决定了不同农业区域 ,构建不同的创新模式 ,不同的创新区 域 ,如新品种培育推广基地 ,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大、中城市蔬菜果林生产种植基地 ,粮食作物供应基 地 ,油料作物及畜产品、水产品生产基地等。
关键词:酒店;景观;中庭景观设计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接轨。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更加迅速,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人们也从简单的物质最求上升到更强烈的精神和物质双需求的高度。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放松心情、转换空间,去体验自然来调节自己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旅游,“自驾游”“驴友”“跟团游”等等纷纷出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旅游酒店企业的发展。另外,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迅速发展,各种高端“峰会”纷纷在中国召开,各种体育、旅游、经济、选美等大赛在中国举行,这也让各国友人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旅游、开会、公务、参赛、投资等,而这些外国旅人的到来也促进了中国各地经济的发展,如旅游、文化、酒店等企业快速地发展着。然而,经济的发展带来各种竞争,中国各地的酒店纷纷发展自己的特色,出外学习其他地方酒店企业的优点为己用。我国的酒店企业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趋势,各种宾馆、酒店都努力地提高自己酒店的建筑风格设计、室内装修上的地方特色、酒店室内共享空间的绿化景观等酒店的硬件设施。在酒店的软件设施上,酒店提高自己酒店的管理水平,提高酒店服务水平,让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提升自己酒店的层次,抬高自己酒店的竞争力。
中庭在提高酒店的档次和美化酒店的环境上起到重要的意义。在酒店内部的共享空间里,中庭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庭空间由于位置和作用的原因,它的设计往往是酒店室内装饰设计的精华所在,它的设计往往可以营造酒店的气势和特色,从而提高酒店的经济效益。中庭空间是酒店内部的一体共享空间,它集合建筑内部的交通、指引、观光、休息、聚会等功能。当旅人们结束一天的行程,入住酒店,来到酒店的中庭里进行休息,在这个大型的共享空间,休憩、观景、喝茶、聊天,也可能是从这里匆匆地经过,但无论怎样,你都能感觉到这个空间里的自然景观。这也形成了一句经典名句,“我在这里看风景,而看风景的人在看我”――我们在欣赏这个空间的景观设计,而身处在景观里人们也看着人来人往忙碌奔波中的路人,“动中看景,景中看动”。
酒店里,中庭景观设计的发展是经历着很长时间的演变而慢慢发展过来的。酒店的中庭是通过各种中庭经过漫长的过程而产生的,最早的中庭在西方可以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的中央庭院,在东方则是由中国最早的庭院发展过来的。而现在酒店中庭的兴起却产生于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设计的海亚特摄政酒店,在1976年建筑落成,这个酒店中庭设计的完成代表着中庭空间的设计在酒店室内空间设计兴起。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现代的建筑形式,建筑结构,建筑材料不断地发展与提高,更加合理化地设计建筑形式,使其建筑风格的设计不断变化。同时,这也使中庭的设计应用在更多的建筑共享空间中,商业类的酒店建筑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酒店的中庭景观是酒店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庭里景观的设计装饰能决定酒店的整体风格。酒店中庭景观的设计会使酒店室内的风格变得更加活泼性,更好地表现出酒店功能性。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深入研究“五星级酒店中庭景观设计”和重点研究“五星级酒店”的中庭景观。笔者在仔细查阅资料和实际考察之后,发现“五星级酒店中庭景观设计”会涉及建筑学、室内设计、空间设计、园林景观设计等几门学科领域的理论知识等。在我国也在逐渐重视酒店中庭景观设计,把这一部分设计作为提高酒店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充分体现出这篇论文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酒店有很多部分组成,其中,中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共享空间,它是人们进入酒店后首先接触的大型公共空间。所以,中庭是酒店各个共享空间中重要的共享空间。中庭空间中有很多绿化景观,其中,包括植物、山石、水体等,设计后会使人感觉置身于室外自然景观中――“酒店空间室内景观室外化”,让人们在酒店中庭空间休息时亲近自然,享受清新、清透自然气息的机会。酒店达到五星级时,中庭空间里空气、温度、湿度、景观调节影响着酒店各个方面的设计。空间层次的丰富变化、酒店里强烈的商业气息、大堂空间为酒店的重要交通枢纽区、连接着各种空间的中庭、生态环保绿化的调节、使用空间更加舒适、各种的宣传广告、组织各种不同的活动,形成了酒店休闲空间里中庭的主要功能。很多五星级酒店都利用玻璃顶棚和玻璃木墙来增加酒店的采光,使酒店引入更多的天然光或者太阳能,通透的玻璃也利于酒店的内、外景观相融合和呼应。同时,设计者们往往还引入了室外景观“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如假山、流水、小桥、低矮灌木林等元素用在酒店的室内景观设计中,给了人们置身于广阔的大自然中、临山近水的亲近感。中、外园林的设计理念完全不同,在中国大陆的酒店中庭设计中,很多设计师会把国外园林景观的设计概念和设计手段用到我国酒店的设计里,这样的设计方法巧妙地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设计元素与国外的西方园林设计元素,形成了独特的一种设计风格,一种不同的设计手法。现代酒店的设计有很多元素都是发自于西方的建筑园林设计理念,如广阔明亮的天窗、大量的玻璃镶嵌拼接为酒店内的植物和一些设施提供充足的阳光与动力。同时,去掉了奢华的吊顶灯,营造中庭空间自然、亲切、愉悦的快乐气氛。很多酒店因为技术上的提高,将中庭设计成热带植物与阳光风情的主题,宁静的热带树木配上流水瀑布的凉爽,中庭间大理石雕刻的立柱显得庄严,这种元素的结合让我们感受到了万里之外异国他乡的美景。现代室外园林景观的重重设计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室内共享空间的设计里。
在国内五星级酒店的中庭景观设计中,有好多仅仅有简单的植物布置,设计单一。例如,沈阳市五星级酒店万鑫、万豪的中庭空间设计,里面仅仅布置了些绿色植物和花卉就应用,里面涉及道理功能性原理、美学性原理、地域性、文化性、生态环保性的各种理论,算是中庭景观的设计了,这是严重不足的。我们的中庭景观设计需要几门学科的共同结合,这些种种要求设计师必须掌握这些知识,整体运用,具体地细致设计,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虑设计的方案,从而调节酒店的空间、结构、景观、环境、人类心理的设计因素。做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使酒店的中庭设计能与景观、人、生态环保结合起来,研究酒店中庭的景观设计,为未来中庭空间的景观设计提供借鉴。
如今,我国的五星级酒店越来越多,中庭的景观设计也渐渐得到了重视。酒店中庭景观的设计发展将更加完善,更多地考虑到地域文化、美学和生态环境几个方面,并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酒店中庭景观设计则日趋走向成熟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振杰.滨海度假酒店环境景观设计的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0.
[2] 孙韬.度假酒店建筑公共空间设计研究[D].湖南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