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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度申报设置列入专家考察高等学校的公示。进入公示名单的高校共49所,分为四个类型:新建本科院校21所,如湖北省新建三峡航空学院;学院更名为大学16所,如成都学院更名为成都大学;独立学院转设更名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院校6所,如江汉大学文理学院独立后转设为武汉文理学院;同层次更名3所,如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更名为郑州商学院。
3、随着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逐渐被认可,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正在成为全球外储“新宠”。未来,国际市场上或将出现人民币、美元及欧元“鼎足之势”。
4、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全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完成30133.86亿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6.9%,增速与上年持平。总量数字之外,上海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展示出区域发展的新动向。
5、海南航空已于2017年12月试行推出“客舱运输宠物”产品服务,目前仍处于试运行阶段,收费标准为统一收取800元人民币/航段/每只宠物。
6、由于中国消费者不买账,凯基证券分析师郭明錤将苹果公司iPhone X手机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出货量预期下调23%。
7、2017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LNG)进口国。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共进口了3789万吨LNG,同比猛增了48.4%。
8、俄罗斯农业部的数据,本农业年度,从2017年7月1至2018年1月10日,俄罗斯已出口粮食2799万吨,与上个农业年度同期的2075万吨相比增长34.9%。
9、福布斯实时富豪榜的数据显示,股神沃伦路巴菲特与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路盖茨的身家差距在缩小,巴菲特身家有望超过盖茨,升至全球第2。
马克思说:“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神话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具有一定的普遍的共性,但不同地域的民族产生的神话具有各自的个性。
希腊和中国两大文明古国都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记载了各自先民们的实践中足迹。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在内容上有相似的始祖神话和英雄故事等内容,两者分别代表了东西方的文化。通过对古希腊的神话和中国古代神话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两者的区别中看到两个文明大国璀璨的古文化精髓。
(一) “神”的形象不同
古希腊神话的最大特点就是神人“同形同性”。①意大利思想家维柯说:“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以自己为模式创造了神。”因此,古希腊人也是按照人的形象来创造他们的’神”。希腊神话中的神具有人的形态、性格、情感等特征,使得诸神形象非常接近于人。希腊人认为,“神是最美的人”,都拥有漂亮的外表,比如宙斯就拥有漂亮的外表,这也说明了神实际上是人之美质的集中体现者。②希腊神话不仅记载了神的“人神同体”,而且神也具有七情六欲。希腊神话中,无论男神、女神关于恋爱故事的特别多,即人神互通血缘。例如宙斯与女神生子或是爱上普通女子;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达夫妮。因此他们也有人的痼疾,比如说嫉妒心,赫拉、雅典娜、阿弗洛狄特为争夺“最美的女神”的赞誉而彼此使尽心计。
然而,中国古代神话大多则是把神描绘成“人兽同体”。①天神伏羲是人首蛇身,太阳神炎帝是牛头人身,他们或是动物的化身,或是感应天象而生,他们往往是神秘的,以一种图腾的形式存在,是先民们在愚昧状态中对自然的敬畏、取悦的反映。②中国古代的神一般不会有人所谓的“心性”,他们是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严肃刚正的,对于他们是一种污蔑和亵渎。
(二)“神”的体系不同
古希腊神话有一个完整的神的系统。①神的体系以家庭为单位组建,诸神基本有一个繁衍的家族体系。例如众神之首宙斯与天后赫拉结为夫妻,其儿子阿瑞斯为战神。②希腊神话里的神有“新”、“老”之分。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代一代繁衍下来的,形成了具体的诸神谱系。在希腊神话里,新神和老神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在宙斯拯救兄弟以后,新辈神取代了老辈神,这就是一种接替和繁衍。这是人们主体意识逐渐形成的体现,也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规律的反映。
中国古代神话则没有脉络清楚的系统。 ①中国古代神话一般是以社会为单位,众神与主神之主要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大多不存在亲属关系。②中国古代神话的神是永恒的,不可战胜的。因此,自古以来,神都被当成祖先来膜拜。
(三)女神形象差别
古希腊神话与中国古代神话中都有涉及女神的形象,但两相比较差别可见一斑。①从女神数量来看,古希腊先祖们依靠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一系列女神形象,如大地之母盖亚、天后赫拉、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智慧之神雅典娜、月神阿耳忒弥斯等等,女神数量之大。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神话中女神数量要少得多,关于女神的故事也仅有女娲造人、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为数不多的一些。②从女神命运与个性来看,古希腊女神的个性充满人的七情六欲,她们有博爱,也有自私、嫉妒的心理,形象饱满。如赫拉、雅典娜、阿佛洛狄忒费劲心思争夺“金苹果”的故事。表现女神们嫉妒心极强,追求自我满足,仇视敌人。但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她们更接近于人的形象。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神话中女神大多为劳动女性,个性醇厚,与普通大众一样劳作,肩负创造人类,为人造福的重任。③从女性权威来看,古希腊神话女神不是最高权威的所在。首先,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其次,纵然古希腊女神的数量占了其神数量的近一半之多,但最高权威仍是宙斯,也无人能挑战宙斯。古希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是社会的中心,先民们创造神话时,也充分将权利赋予男性。从古希腊奥运会我们可以看到,女子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她们甚至于男性的附属品。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最高权威的掌握却在女性,比如女娲。在中国古代神话起源时,母系社会尚存,人类对女性是崇拜和尊敬。因此,在古代先民的意识里,女性拥有创造人类、造福人类的贡献。
(四)神的精神内涵不同
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充满了强烈的人性主义倾向,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希腊神话故事中往往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在探索世界的同时也探索人。在希腊文明的观念中,人和世界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反映,神的存在是为了人,人是目的,而神是手段,希腊神话的多人信仰没有导致人听命于神、人的命运完全由神来决定,而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交换。这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的意识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绝对权威,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求知、去创造,他们充分相信自己。
相反,中国神话宣传的神灵则高高在上,认为神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具有人类所没有的超自然能力;神与人之间的界限根本无法逾越,即人类必须绝对地敬畏神、崇拜神和服从神,不可对其有任何冒犯之处。如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最后的结局可以看出,神永远是不可战胜、不可挑战的。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五)“神”的现实意义不同
希腊神话故事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希腊诸神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有人的七情六欲等需要,有正直勇敢的,也有奸诈狡猾的。因此,希腊诸神具有强烈的世俗性特征。比如希腊诸神的“”现象,大地女神盖亚与其子乌拉诺斯的“天地相交”,而后乌拉诺斯在盖亚的教唆下阉割了父亲乌拉诺斯,之后又与自己的妹妹瑞娅结婚,此中关系极为复杂。古代希腊神话,神具有人的特征,被人格化,既有好的一面,又有复杂,阴暗的一面。
中国神话的“道德性”,中国神话中的“神”往往是“德”的化身。他们承担着维护宇宙秩序的崇高责任,成为社会道德的楷模,是人们追求的最高道德标准。诸神们的种种行为动机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尝百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天神们不看重对个人情感的追求,他们大多善于控制情感,控制欲望,与希腊诸神的“”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神话里的神都是以道德最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仅仅满足自己的需要。中国的神话,基本都是理性人格,体现了一种社会的伦理道德,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时儒家道德思想的一种反映和暗示。
作为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希腊都曾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作为东西方两个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后世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学魅力,其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种民族文化及其特征的形成,同时也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成为世界文学艺术的宝库和源泉。
参考书目:
[1]郑克鲁,黄宝生,陈建华,蒋成勇《外国文学史》(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06
[2]斯威布[德]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06
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计算机等多媒体技术,将无法演示的实验、抽象的微观世界、一些化工生产流程和工艺制作成科学、规范、直观、形象的CAI课件,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如北京师大开发的《中学化学微观世界》中“电子云”“晶体结构”“足球分子”等CAI,将化学世界变静为动、变无形为有形、变无声为有声、变抽象为直观、变微观为宏观,把工厂搬进了教室,实现了“鼠标一点,万语千言”,使学生既领会了知识,又增强了能力,从而为走向社会、适应社会、驾驭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变验证为引导,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实验教学中,教师应充分相信和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能力独立地“发现”他未曾学过的知识,进而对某一问题或观点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达到在动手中锻炼、提高自己的目的。如在做CI2具有漂白性的实验时,学生观察实验发现“干燥的红色布条在CI2中不褪色,湿润的红色布条褪色”。于是我问学生“水能否使红色布条褪色呢?”“不能。”(学生回答)“那湿润的红色布条在CI2中被漂白褪色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一引导使多数学生悟到了漂白是CI2跟H2O反应生成了新物质的作用。但有一位学生有新的想法,他问是不是H2O催化了CI2的漂白作用。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首先肯定了他的想法,接着即兴组织全班讨论,最终使大家都明白了催化剂只能催化可以发生的化学反应,而不能催化不能进行的化学反应。这样课堂上既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又融洽了师生关系;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提高了学习效果。
(二)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创新。
实验教学是中学化学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能力和素质的重要载体。但验证性实验对高中生来说,弊多利少,一定程度上它让学生成了“看热闹的观众”,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有时还会挫伤学生探求新知的积极性。如果在实验教学中,组织学生成立兴趣小组,开展活动课,让学生自查资料,设计实验方案,那么实验中往往一个很小的收获,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喜悦,能够激发他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讨的兴趣。但有时,他们也会对实验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或“意外”结果感到迷惑不解,这时就需要教师采取鼓励态度,积极启发、引导学生分析原因,加深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求索的创新精神。因为在科学发展史上不乏有意外的发展,这些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科学理论的起点,如伦琴发现了X射线,贝克勒发现了铀的放射性等。
三、变单一为综合,培养学生的整体能力
(一)认清化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
化学同各个领域的其他学科联系密切,在各学科相互交叉的知识技术网络中,它是中心学科之一。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化学的知识是多元化的,是联系物理、数学、生物的桥梁和纽带,它从物理、数学、生物等相邻学科中汲取力量,使得自身不断获得发展。因而化学教育不能再囿于狭隘的化学教育观内,只培养具有化学专长的学者,而应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
(二)注重学科渗透,实施化学教育的综合化
【关键词】文化安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国文化教学
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各国之间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与接触愈发频繁。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西方大国企图利用其文化上的优势,对其他国家实行文化渗透,这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为了捍卫国家的文化安全,必须加强文化安全建设。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是高校进行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丰富当代大学生的中国文化底蕴,提高他们的英语表达能力,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传播我国优秀文化,增强我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抵制西方大国的文化入侵,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然而,在教学过程中,却出现了“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的不良现象,这极不利于我国的文化安全建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的进展情况。
一、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现状及必要性
近年来,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版)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1】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许多教师积极向学习者灌输西方文化,讲授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等,这对提高大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文化教学的过程中鲜有教师关注中国文化成分,换而言之,中国文化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被打入了“冷宫”,很少引起大家的重视。这种文化教学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必然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和“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出现,【2】阻碍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总之,我国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在教学过程中文化输入意识薄弱;重视英美等“精英文化”,摒弃多元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忽视母语文化;学生无法用英语这一国际语言表达母语文化等。【3】
众所周知,任何交际都不是单向进行的,而应该在交际双方循环往复。跨文化交际亦是如此。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不仅需要我们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同时也需要我们具备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将本土文化用英语恰当表述的能力。不难想象,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如果只有西方文化的大量输入,而缺乏适量的中国本土文化教学,长此以往,大学生势必会形成崇洋的思想,导致自我身份意识模糊,民族自豪感降低。因此,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懂些西方文化,而且也要懂得本民族文化,二者并重”。【4】古今中外外语界泰斗无不是在外语和本国语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浸泡下成长起来的。我国的钱钟书、傅雷、许国璋、梁实秋等无一不是从小熟读诗歌散文,具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然后习得外文,最后成就一番事业。他们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应该有机结合起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我们学习外语,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不可或缺的部分。【5】因此,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教师应该加强中国文化成分,培养学生有效地使用英语传播我国优秀文化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际竞争与合作愈发频繁。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间的碰撞、摩擦也是无法避免的。由于各民族历史、经济发展、社会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文化交流逐渐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种形态进行的新的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严重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6】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必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高校作为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场所,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文化安全建设要求广大英语教师在进行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一味的强调西方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性。总之,大学英语课堂应该加强中国文化教学。
二、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教学的原则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本土文化教学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文化平等原则、实用性原则和循序渐进的原则。
1、文化平等原则。大学英语文化教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西方文化输入和中国本土文化教学。我们强调加强本土文化教学但不等于否认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也不是说母语文化优于目的语文化。我们应该明确,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它只是不同社会的产物,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信仰、法律,及该民族人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师应该激励学生以宽容、辩证的态度对待中西方文化差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既要避免崇洋思想的产生也不能“为中国文化独尊”。只有坚持文化平等的原则,才能消除教学中的文化歧视,促进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为顺利实现跨文化交际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2、实用性原则。大学英语中的文化教学与专门的文化教学不同。专门的文化教学其内容更为广泛,涉及面更广;而大学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本土文化教学也应该始终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此外,教学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该与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日常交际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同时也要考虑学生将来所从事的职业性质等因素。【7】只有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所学内容实用、可用,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3、循序渐进的原则。文化的积累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因此,进行中国文化教学绝不能操之过急。过量的文化输入容易使学生产生疲倦感,难以吸收,从而影响学习兴趣。因此,文化教学应该与语言知识的学习相结合,相辅相成,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师应该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适时、适宜的进行中国文化教学。
三、中国文化教学方法
1、对比法。在文化教学中应该提倡对比的学习方法。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让学生体会文化差异,形成文化意识,增强跨文化交际的的文化敏感性。对比的方法效果很明显,因为异同的反差能有效加深学生记忆并提高理解能力,教师应努力激活教材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及时点拨学生领会文化异同现象。【8】通过文化对比,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意识,促进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第一册Unit One为例。该单元涉及到西方节日:万圣节(Halloween)。教师可以
采用对比的方法,将中国的“鬼节”与之联系,进行对比教学。在介绍完万圣节的相关习俗后,鼓励大家集思广益,回忆“鬼节”的传统习俗,鼓励学生尽量用英语进行表达,遇到困难时,教师给予一定的帮助。随后,教师将“鬼城”——丰都介绍给大家。通过这样的教学,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母语文化知识:既了解了传统节日,又对旅游景点有了大致的了解。
2、教师引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仅靠课堂上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学生开辟第二课堂,充分发挥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母语文化素养。信息时代的到来,给大学生提供了众多获取知识的渠道。教师可以以所学教材内容为基准,以专题的形式,鼓励学生课后搜集资料,以PPT的形式在课堂上呈现出来。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可以增强学生的多媒体操作技能;既增强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可以促进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
3、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中国本土文化教学应该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日常饮食、名胜古迹、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等都应该是教学的重点。假期结束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把自己的旅游经历与大家分享;可以安排duty report,鼓励学生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母语文化相关的知识及时介绍给大家。当然,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专题讲座等。
结束语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应该从思想深处认识到文化安全的重要性,积极提升文化素养;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是实施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广大英语教师应该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不断丰富中国文化底蕴,提升专业水平,更新教学理念,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楷模。只有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促进高校文化安全建设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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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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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润清.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趋势.【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7-12
[5]苟丽梅,姜焕文.“母语文化”教学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阐释.【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4-107
[6]陈树文,郑士鹏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文化安全体系的构建 【J】中州学刊 2012(3):100-104
[7]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144-145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