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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合作原则文化价值取向跨文化交际
一前言
美国哲学家格赖斯于1967年提出了会话当中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即人们在谈话过程中是遵守一定原则的,即“使你所说的话,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公认目标或方向”。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合作原则,格赖斯引入了下面四条准则:1.数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①使你的话语如(交谈的当前目的)所要求的那样信息充分,②不要使你的话语比所要求的信息更充分。2.质量准则(Maxim Of Quality):设法使你的话语真实①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Maxim Of Relation):要有关联。4.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要清晰①避免含混不清,②避免歧义,③要简练(避免冗长),④要有序。[1]
虽然合作原则是由美国哲学家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解释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下面这段相声就可以证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在交际中同样普遍遵循合作原则。
两个相声演员在台上打赌看其中一个人能否在五句话内坚持答非所问。
甲:你早,吃饭了?
乙:今天天气很好。
甲:天气好准备上哪儿去玩?
乙:世界上战争年年有。
甲:哪又打起来了?
乙:今年西瓜丰收。
甲:西瓜要买无籽的。
乙:大学入学考试都能开卷吗?
甲:第几句了?
乙:第五句。[2]
尽管答者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回答了所问。可见,使用汉语的人们在交际中也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各民族在使用中对它的理解却存在差异,而这正是导致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语用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文化价值取向对合作原则使用的影响
价值观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特有的对于什么是好的一种显露或隐含的观念,它影响着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方式表达出来,并因此影响着人们的交际方式。“文化价值取向”是用于研究价值观和交际之间的概念,指的是“人类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遍问题的方式”。[3]对文化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有四种模式,笔者在此主要运用其中两种模式来研究文化价值取向对合作原则使用的影响。
1.霍尔模式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通过将不同文化划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来表明不同文化在交际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他认为在高语境文化中交流信息的大部分内容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少的信息需要清楚地进行传达。低语境的交流正好相反,即大多数信息都需要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进行传达。在高语境文化中,如中国等亚洲国家,人们在经历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可以借助很多其他方式来提供信息,比如空间的使用甚至沉默等。而在低语境文化中,如美国等西方国家,人口具有较低的同质性,因此人们期望在交流中通过语言传达大多数信息,而语境和参与者方面只包含极少的信息。例如下面这段对话。
工人:“厂长,大家提议放两天假。”
厂长:“哦?”
工人:“这个月的生产任务不但提前完成了,而且产量比上个月还多了一倍。”
厂长:“哦。”
工人:“那您是同意了。太好了,谢谢厂长。”
这段对话看似违反了数量准则,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厂长仅仅说了两个同样的字,不足以提供足够的信息,但我们看了以后却并没有产生任何疑惑。但对汉语了解不深的人势必会一头雾水。这是因为虽然只是将一个“哦”字重复了两遍,但却用了不同的语调。第一个“哦”用疑问的语气显然是在询问原因,而第二个则是用了赞同的语气,所以工人才马上心领神会。
除此之外,以汉语为代表的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在交流方式上常常比较隐晦、间接和含蓄,比如,汉语在表达反对别人意见时,很少直接说“不行”或“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而通常用“我再考虑考虑”、“商量商量再说”、“稍候再给你答复”等表达方式。中国人认为这虽然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但却遵循了礼貌原则,避免直接反驳使会话处于尴尬的境地。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交流方式常常比较直接和坦率。正是这些区别导致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一些话语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别。如:
甲:“时候不早了,我请客,咱们一起去吃饭吧。”
乙:“那多不好呦。”
对于这段常用的对话,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会有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理解。“那多不好呦。”只是一句客套话,它的言外之意是接受了邀请,高语境文化认为不使用客套话的交流方式是不礼貌的。然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比如美国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好”是在拒绝他们的邀请,否则就违背了质量准则。可见高低文化语境之间存在的差别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否则来自高低语境文化的交流者在交流时很容易产生误解。
2.霍夫斯泰模式
海尔特・霍夫斯泰,是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管理学家、社会人文学博士。他于1968年和1972年,在IBM员工中做了两次研究,并调查了其中的11.6万人。在大量的调查数据中,霍夫斯泰教授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通过统计确定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男性/女性这四个维度可以用于区分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其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对权力距离的态度两方面最能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其对合作原则的影响,并能解释造成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的一些原因。
(1)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
霍夫斯泰于1998年提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概念。在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中,人们强调自我为中心和个人的成就,每个人对他的私人财产、思想、观点、著作都有自己的权利,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而在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中,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要服从集体,集体内部强调和谐友好。所以,相对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来说,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更关心他人的需求和感受,这在言语的表达中可以表现出来。英美国家是典型的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更注重集体的利益,具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4]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日常会话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比如很多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打招呼时也常说:“Where are you going?”(你要去哪?)在遇到外国朋友时会关切地说:“It’s getting cold.Take more clothes with you.”(天冷了,多穿些衣服。)虽然这些话在我们看来是再平常不过了,但来自英美国家的人们却认为这违反了关联准则,会感觉很不自在,甚至是对他们个人行为的干涉。说这些话的人很显然是要表达对对方的关心,然而对于具有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这种特殊的会话含义的。
(2)高权力距离与低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把权力距离分为高权力距离和低权力距离。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国家,而英美国家属于典型的低权力距离国家。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里,领导与下属或长辈与晚辈的关系是垂直的,人们在与长辈或领导进行交流时要表达出对对方的尊重,而与晚辈或下级交流时要表达出关爱或是权威。在低权力距离的文化里,社会关系相对来讲要平行些,人们强调突出个性。
中国自古就强调:“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下面是一个发生在南唐时期的例子:当时赋税繁重,京城地区又遭旱灾,人民叫苦连天。一天,烈祖在北苑饮宴,对群臣说:“外地都下雨了,只是都城却不下雨,怎么回事呢?”申渐应道:“雨不敢入城,是怕抽税而已。”烈祖大笑,马上下令除掉重税(《古今谭概―微词》)。可见申渐作为臣子,即使意识到了问题,也要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雨不敢入城,是怕抽税而已。”很显然违反了质量准则,烈祖当然明白他是在暗指赋税沉重。然而经申渐这样一说,不仅使语言变得幽默文雅容易被接受,而且不会损害“上级”的面子。但如果他直接说当今赋税繁重,京城地区又遭旱灾,已经民不聊生了,这样是不易被接受的,而且也容易遭到“上级”的责备甚至是惩罚。
这种思想在现代的中国人身上依然能够体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汉语当中出现了许多违反质量原则的自谦语。如:
领导:“你儿子干得很不错。”
父亲:“犬子无能,还望多指教。”
很显然,“犬子无能”是违反质量原则的,但这样说既是自谦,又是表达对儿子上级的尊重。这显然和英美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来自英美国家的人们在与上级甚至是长辈谈话时就可以直呼其名,而这在中国是绝对不可以的。
三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往往又离不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2]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英文交流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教师不仅要在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而且要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等材料,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教师应鼓励学生多与外教交流,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作为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也应提高发掘语言中文化因素的意识。真正使自己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具有感觉的敏锐性、理解的科学性和处理的自觉性,从而顺利地进行交际活动。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胡文仲.文化与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Guo-Ming Chen and William J.Starosta.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7.
[关键词]大众文化;民间文化;鄂西土家族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6-0012-02
大众文化是现代商品社会中以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文化形态。①当前,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变迁的时代,是一个大众文化主导文化消费的时代,大众文化的全民性、参与性、世俗性以及对快乐的追求,使其处处散发着巨大的影响力。鄂西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山地丛林中,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几乎与世隔绝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土家族人民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封闭的土家族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现代大众传媒对于鄂西土家族人民来说不再陌生,因而土家族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受到了广泛流行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正面影响
(一)大众文化以强大的解构功能打破了土家族地区僵化的文化格局
与西方不同,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普通民众的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并没有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现代文化一样彻底地完成启蒙和现代化作用。而大众文化以其多元性和开放性打破了僵化的文化格局,对封建文化的余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解构。②这种冲击和解构同样影响着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民俗民间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是以“仁”为核心的理性结构,它处处以“礼”制约人的情感欲求。大众文化的适时出现,使人们从僵化的封建文化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大众文化以对感性、世俗欲望的肯定和满足,把人们所具有的感性力量释放了出来,它像一股春风吹进了土家儿女的心中,打破了他们心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
(二)大众文化打破了土家族人民甘于贫穷、盲目服从命运安排的落后思想
大众文化向土家儿女讲述的是通过努力每个人都会走向成功、走向富裕的神话,传达给土家族儿女的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思想极大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对于受封建思想束缚几百年的土家儿女来说,大众文化具有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禁锢、实现生命欲望的积极意义。在大众文化这种强大的解构和吞噬功能下,生活在21世纪的土家族人民价值理念和文化观念与过去封闭状态下的土家族人民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大众文化推动了土家族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
大众文化为人们积极投向市场经济大潮提供了精神上的有效指导和舆论支持。土家族特定民俗民间文化反映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传统精神,随着这些传统民俗民间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逐渐消亡状态的产生,土家族的文艺工作者也做出了与时代接轨的文化保护活动,实现了民俗民间文化的现代转型。1994年,长期生活在长阳土家族山乡的文艺工作者陈洪,以土家婚俗为素材创作了摸灰、骂媒、织锦、背山、哭嫁、甩筷、穿鞋、抢床共八章大型土家族婚俗系列舞蹈剧《土里巴人》,由宜昌市歌舞剧团演出后,荣获了全国第四届“五个一工程” 奖,并在北京、上海、香港、厦门、兰州、苏州、深圳等地演出180余场。③除此之外,另外一个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文化人覃发池还通过改革创新土家族民间古老的“跳丧舞”,发展了一种群众自娱性的集体广场舞蹈“巴山舞”。它不仅没有使传统的“跳丧”习俗消亡,反而使这种具有土家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和传承。
二、大众文化对鄂西土家族民间文化的负面影响
(一)大众文化的泛滥导致民间传统文化的流失
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时尚性的外表,商业社会的物质利益原则、消费原则、交换原则已经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商业价值与大众传媒价值的结合使大众文化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因此,以往相对稳定、代代相传的民间文化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步步紧逼,走向逐步流失的尴尬境地。当鄂西土家族地区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在唱着“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流行歌曲的时候,曾经打动了无数土家儿女的“满园竹子挑一根,百人里头挑一人,爱穿爱戴我不选,爱姐勤快又聪明……”的情歌却丧失了“市场”。除此之外,吸引着族人团聚的悠悠哭嫁歌被西洋乐器演奏出的婚礼进行曲所取代;生子打喜时的花鼓戏也被流行歌曲逐出了土家人的日常生活……这些昔日丰富着土家人民生活、表达着土家儿女缠绵绵的情义的传统民间文化被日益泛滥的大众文化所充斥,失去了继续生存的根基。如今,只有在地区文化馆、民俗文化村等文化事业单位的商业性表演活动中,才能较完整地看到土家族传统民俗民间文化活动。
(二)大众文化的涌入使土家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逐渐丧失了民族特色
土家族是一个与汉族毗邻而居的民族,自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就受到了汉族儒家正统文化的影响。男女“以歌为媒”的自由婚姻变成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今天,虽然土家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婚姻自由,但是以往极富民族特色的“陪十姊妹”、“陪十兄弟”等婚俗也都被人们所淡忘、忽略。土家族姑娘们舍弃了美丽的西兰卡普,穿上了公主裙、吊带衫;小伙子们也换上了西装,穿上了皮鞋。不可否认,这些现象证明了土家族人民逐步告别了贫穷,走向了富裕。然而,传统民俗民间文化虽然不够纯粹,但仍部分保留着本族人民的根本精神,它质朴、通俗、自然、单纯,不追求个人风格的刻意表达,重在反映富有活力的民间群体生活。而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尽管时时揣想着大众,试图以此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但它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④大众文化以消遣性、娱乐性为目的的特征,更使告别了传统生活方式,走向了富裕的土家族人民有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消费大众文化的产品,以达到消遣、娱乐的目的。这也就迫使曾让历代土家族人民引以为荣的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消亡。
三、土家族民间传统文化如何应对大众文化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各个民族的民俗民间文化之中。对民俗民间文化而言,面对大众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民俗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
文化的民族性表现为纵向上不断自我更新、横向上不断融合外来文化的动态进化过程。一方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化为自身文化因子;另一方面,民族文化也被外来文化所移植、消解和同化。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总是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只有保存民族特征的文化,才能更好地阐释本民族的优秀历史和特性。
(二)土家族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和流行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化必须本着与其他文化相互理解、相互宽容的精神。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要采取“和而不同”的观点,主动吸取和融合大众文化,但是不能动摇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
(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自身也应发展和创新
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全部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而且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否发扬光大,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前途,乃至民族的地位。要保持民族自身的存续和兴旺,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必须创新,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①吴加才:《论大众文化的特征》,《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洪晓:《试论中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关键词】 湘西 民族文化 旅游价值
民族文化与旅游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同时,湘西拥有秀丽迷人的山水风光、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品种齐全,品位很高,是山水风光生态旅游的“大市场”。
1 湘西的民族文化资源
随着旅游产业市场国际化、经营集约化、产品品牌化的发展,以享受异域文化资源、感知异域文化差异、体验异域文化氛围的文化旅游已成为旅游消费的主流。湘西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方面:
1.1 民族生存习俗文化
突出农耕稻作文化,婚恋、嫁娶文化等。歌唱舞蹈是年轻人传情表达爱慕之意的方式。每年一次的传统跳月盛会,是苗族人民传承下来的优秀的自主婚姻文化的体现,一般定在仲春季节举行,盛会上青年男女,唱歌跳舞,各选所欢,以成婚姻。
1.2 民族艺术文化
民族艺术文化包括湘西歌舞艺术和建筑艺术,如苗家流行猴儿鼓,舞蹈配合乐器,流传至今的有花鼓舞,接龙舞、跳鼓堂舞,摆手舞以及芦笙舞等等。突出湘西建筑艺术的有苗族的“吊脚楼”,考古学称之为“栏杆建筑”,依山傍水,屋后靠山,楼前有河,前低后高,楼外有阳台,楼上雕刻有花窗,窗棂雕花千姿百态,有“双凤朝阳”、“喜鹊恋梅”、“凤穿牡丹”、“狮子滚绣球”等图案,吊脚楼结构美观大方,古朴而秀雅,给苗乡山寨增添了美姿丽容。
1.3 民族文化
湘西的民族文化包括湘西的少数民族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文化、巫鬼文化、土司文化、蛊术文化。
1.4 民族节日文化
湘西的民族节日文化有土家赶年节,苗族的四月八、赶秋节、六月六苗歌节、赶边场等
1.5 民俗体育竞技文化
湘西的民族体育竞技文化有上刀梯、下油锅、吃玻璃、啃磁盘等绝技绝活,还有武术、龙舟、八人秋千、玩龙灯、舞狮、鼓舞、三棋、斗鸡等地方传统项目。
1.6 历史文化
湘西突出的历史文化有古遗址文化,包括秦简遗址、保靖万年前的归石器时代遗址、唐代崖墓和战国古墓等;以及历史名城名镇文化,例如,王村。
通过对以上民族文化精髓挖掘,突出湘西文化的“原产地域”概念,从而烘托“大湘西神秘之旅”和“大湘西生态旅游生态文化品牌”的文化魅力。
2 湘西民族资源旅游价值
2.1 湘西的自然资源旅游价值
湘西的生态资源之“美”,很大程度上在于秀丽的山水树木和丰富的物产。一是林木的数量和种类,湘西有大量的维管束植物,经济林、药材林、果木林、用材林,乔木,裸子植物等,除了较为常见的植物种类,湘西还种植了近500多种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树种,如银杏、香楠、水杉、珙桐等。二是植物种类和数量,湘西拥有的动物资源占到全湖南省的80%左右,并保有如娃娃鱼、华南虎等珍贵野生动物逾160多种。三是水资源,包括澧、酉、沅、武四大水系,以及其分散的千余条河流小溪。四是就丰富的矿产而言,拥有六十余种地下矿藏,和锰、汞等重金属。
2.2 湘西的民族文化资源旅游价值
湘西民族文化是在以土家族、苗族和侗族为代表的土著文化基础上,融合楚巴文化和汉文化的精华,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和延续性,湘西民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和差异性之上,还带有与相邻区域文化所相似的共同点。因此,在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上具备吸引游客和大力开发的优势。
2.3 旅游资源开发价值
目前,湘西拥有凤凰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张家界森林公园等6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泸溪沅水风景名胜区等5个省级风景区;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耶古城遗址等五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熊希龄故居、天王庙、三潭书院等10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拥有世界遗产地1;风景名胜区4;自然保护区4;森林公园13地质公园4,国家文物保护单位12国家历史名城1。由此可见,湘西的旅游资源开发价值非常大。
3 湘西旅游发展的建议
3.1 开发湘西旅游资源与产品
湘西旅游开发的核心是围绕开发旅游和建设旅游生产力以及旅游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品为基础,以资源为依托,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新为灵魂,变旅游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在注重规模的同时,注重产品的创新,要出绝品、精品和特品。湘西旅游资源与产品开发,要根据总体规划,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突出资源特色,确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思路。
湘西旅游资源的开发最终要体现在旅游产品的开发上。旅游产品是湘西直接进入国内外旅游市场上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综合。建设旅游产品是湘西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争取在旅游产品的创新、升级、换代和优化方面取得突破。
3.2 湘西旅游品牌建设
“大湘西旅游圈”要想成为大三峡旅游产品中的佼佼者,就必须实施品牌战略,打造出具有湘西本土特色的名牌旅游产品和优秀旅游目的地。依照湘西旅游资源的赋存和品质,可以考虑打民俗风情品牌、世界遗产品牌、历史文化品牌等。在旅游产品开发上,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优势资源开发名牌旅游产品,把旅游业发展为优势产业,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3.3 湘西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湘西旅游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首先,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观,把自然圈、生物圈和社会圈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核心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和谐的共生共存关系。其次,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丰富的资源是湘西发展旅游的优势,这种资源是有限的,超过了一定的承载量,必然会破坏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最终必然制约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对旅游资源的利用必须保持在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范围内。再次,形成可持续的市场观,即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实际状况,进行旅游市场定位,确定资源市场的主体和重点,明确旅游开发和建设的针对性,减少和避免无谓的浪费,提高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可持续的效益观,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即在开发旅游资源时,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及地方习惯, 维护当地文化的完整性。同时,合理开发资源,以环境保护提高开发的综合效益,创造出和谐的生态环境效益。
【关键词】 土族;儒家文化;影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毫无疑问在这幅画卷中,儒家文化逐渐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中国周边的民族以及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南麓的土族也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对土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既是土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一、儒家文化在土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儒家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从根源上来说它起源于周文化中的宗周礼乐文化。礼乐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调整社会秩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它所包涵的内容非常广泛,基本上渗透到了人们活动的全部领域。儒家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随着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逐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并不断得到一些儒学大家对其内容进行补充。从儒家文化不断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具有高韧度的传承性,并具有非常强的兼容效应,不断地吸收百家思想之所长为己所用。从另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又具有很强的辐射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与华夏其他文化之间互竞互融。
土族是我国西北边陲上的一个民族,现在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大通、同仁以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等地。其余散居在青海的乐都、门源、都兰、贵德、共和、西宁、乌兰以及甘肃的永登、肃南、卓尼、积石山等地。土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其族源较为复杂,史学界主要有五种看法:吐谷浑说;阴山白鞑靼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沙陀突厥说和阻卜说。如果从民族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作者倾向于:以吐谷浑为主流,其他四种为支流,并逐渐融合的观点。当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土族的族源成分又存在着不同偏重。
据史料记载,公元663年,吐谷浑亡国后,其民众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吐谷浑人仍留居故地,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之后,居于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一部分吐谷浑人,在吐蕃占据灵州后,移居河东,12世纪后,河东的这部分人返回甘青故地,在此迁移过程中,一部分逐渐融合在了汉族当中;另有降服吐蕃的吐谷浑人又逐渐融合到了藏族当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土族和汉、藏、回等民族交错杂居。历史记载,今互助、大通、民和、乐都、天祝等地很早就是土、汉、藏等民族的共同居住地。到了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汉族从甘肃、四川、山西等地迁入民和、互助一带。所以,土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藏、汉、蒙古等民族的成分并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土族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是在元末明初时期,此时出现了“土人”的名称。土族中融入了汉族的成分,从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土族族谱中能得到印证,如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是山西平阳府人等。长期与汉、藏等民族的杂居和融合,土族的文化业表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既有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文化,又有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等。而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土族尤为深刻。但也并非一概而论,在不同的土族地区所受汉文化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民和三川的土族汉文化较浓,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思是汉化了的霍尔人。而互助、天祝的土族藏文化稍微居上。
二、儒家思想在土族传统文化中的体现
土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不断吸收着汉文化的因子,融入整合到自己的文化当中,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儒化教育在土族地区的加强
在明清时期,政府对周边民族控制力在不断的加强,有意识地灌输儒家思想文化,以加强思想控制。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专取儒家经典中的“四书”“五经”命题,在土族中有很多“博通经史之士”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功名。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土人李完考中举人、李玑考中进士、李光先考中武进士;清代有祁仲豸取得武进士,等等。至于取得秀才者,更是不胜枚举。
2、儒家文化对土族方面的影响
宗教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或者曾经有过。土族的较为复杂,萨满教是土族的原有信仰,随着藏人、汉人的影响,藏传佛教、道教以及汉族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入其中。在土族地区兴建了许多娘娘庙、龙王庙、城隍庙、三官庙、文昌阁等汉式寺庙。土族人家的院中,住房的位置根据大门的方位和阴阳五行、八卦等确定。土族对道教思想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学思想的一种接受。土族在过年、清明节的时候,有上坟祭祖等习俗。上坟祭祖对祖先的崇拜,也是儒家思想中“孝”的体现。同时,在土族的神话故事中,也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认知,《混沌周末歌》是土族的诗体神话传说,其中就提到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分别创立儒、释、道三教的内容。
3、儒家思想在日常习俗方面的体现
“婚姻,是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的结合”,[1]所以在婚姻过程中一系列的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土族在婚礼上遵循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规程,并且在定亲的过程中还请阴阳先生预卜方位、合八字,在结婚仪式上新人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这些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
在丧葬以及禁忌文化方面,儒家文化也有所体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反映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事死如生”是我国传统丧礼的基本原则,同时人们普遍认为“灵魂不死”,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要跟生前一样进行生活,需要生前所必须的一切,所以丧葬过程中,亲人尽量为死者创造与生前一样的条件。土族也十分重视丧葬活动。土族主要使用土葬和火葬两种埋葬方式,这两种埋葬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偏重。在实行土葬的地区,亲人为死者进行选坟地、测日子,这些习俗跟汉族一样。在土族的寺庙大殿或者家庭佛堂内不允许妇女以及去过暗房的人进入,妇女在不带帽子不穿长衫时,不允许在长辈面前走动,这都表现了对儒家文化的吸纳。
三、儒家文化对土族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首先,土族族源上的复杂性和多源性。正如前文所述,土族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成份。内部构成的多样性以及复杂的历史形成环境,必然导致中原儒家文化的渗入。特别是明朝卫所制度的推行,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青海土族地区,在汉文化的强大引力下,土族文化在与汉文化的碰撞、交融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整合了大量的汉族文化因子。
其次是土族经济形态的转变。土族在形成之前或形成之初,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明朝时期,随着大量汉人的迁入青海,并在青海东部大规模屯田,带来农耕文化。他们开始尝试农耕生产,这使土族开始从畜牧业的经济方式逐渐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并最终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的转变导致土族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不适应,从而吸收与农耕文化相适应的的儒家文化就成为了必然。农业文化在宗教和社会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定居轻游动,重家庭,重孝道、重等级等等,这些思想特点,正是儒家文化的要求。
其三,封建王朝在土族地区兴学扩大了儒家文化对土族的影响。政府对儒学的传播推动,主要体现在书院的兴建上。明清时期甘肃版图包括今宁夏、青海。据史料记载,甘肃最早兴办书院的首推静宁的陇干书院,约建于明朝成化年间。其次为陇西崇羲书院、渭源渭川书院,皆建于明嘉靖十四年。从现存资料来看,清代甘肃共有书院百余所。其中,在土族居住地区的书院就有8所,它们分别是:1、龙冈书院,在平番县城,建置年代失考;2、五峰书院,西宁府,光绪二年西宁办事大臣豫师、西宁道张宗翰、知府邓承伟、知县朱镜清捐建;3、乐都书院,碾伯县,乾隆二十四年公建;4、河阳书院,贵德厅,乾隆十二年公建;5、祟山书院,大通县,同治初毁于兵火,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史文光、何得彪重建;6、约礼书院,西宁县西,乾隆四年公建;7、惶中书院,西宁县,乾隆十四年知县冷文炜捐俸、乡绅捐资修建。由此可知,政府在西北的甘青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兴建书院,加强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思想控制,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土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和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为土族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稳固、民间信仰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丰富了土族的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
[2] 编写组.土族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漆子扬.古代甘肃书院考.西北史地,1994.4.
路桥自1994年底撤镇建区九年来,凭着市场先发、体制灵活、民营经济发达等优势,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新一轮发展中,路桥面临着种种问题,特别是城市空间发展无序、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居民点分布散乱等问题尤为突出,这是长期以来缺乏包括农村在内整个区域的长远和切实可行的规划,造成路桥区缺乏空间整合的结果。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空间成为工业化进程的制约日益显现,这表明路桥区迫切需要加强规划研究,推进城乡一体化,使资源配置更趋优化,空间更趋合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对路桥城市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要强化规划研究,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以提升路桥城市发展的档次和水平。
一、路桥城市建设的现状
1994年11月路桥建区后,根据自身工业化和私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充足的起步条件,按照“大投入、大配套、大建设”的工作方针,积极推进城市建设进程。在总体布局上,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突出发展城区,积极培育次中心金清镇;在建设目标上,注重城市形象,强化内涵,形成特色,提升品位,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在工作重点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推进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在特色建设上,弘扬路桥优势,创办大市场,促进大商贸,发展大工业,促进区域经济合理调整;在建设途径上,树立整体经营城市的理念,深化改革,敢于创新,走城市建设市场化和管理法制化、规范化道路。建区九年来,共投入城市建设资金100多亿元,建成区面积从建区初期的3.5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16余平方公里。共投入16余亿元,修建路桥大道、南官大道、腾达路、银座街等30多条街道和交通道路,新增三级以上公路69.6公里,公路密度从建区前的0.27公里/平方公里提高到0.646公里/平方公里。投资近10万元,新改建市场25个,相继建成富仕广场、中国建筑装饰城、台州电子电器市场、浙江方林汽车城等一批较高档次的市场。通过整合,建成全国乡镇企业(台州)高科技园区、路桥节日灯加工园区、新桥模塑工业园区等6个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1207.67公顷,总投资达82.1亿元。建成鑫都国际大酒店、金佩大酒店等10多幢15层以上的高楼大厦;建成嘉绿苑、方林苑等一批中高档居住区。建成黄椒温路桥段引水工程、五镇供水工程,日供水能力达6万吨;建成投资1.5亿元的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建成110KV变电所4座,35KV变电所2座,主变容量达31.9万KVA。建成永安广场,黄石、硕雨、避风塘等公园,共绿化城区面积166.27万平方米,城区绿地总面积达280.4万平方米。通过九年建设,路桥远东商贸广场开发建设已具一定规模,旧城保护改造已全面启动,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城市品位明显提高,城市竞争力逐步提升,一个中等城市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路桥城区从一个集镇变成中等城市的格局,应该说建设成就巨大。当我们在感叹路桥九年大变样之余,用更高的眼光去审视,用更冷静的头脑去思考路桥的城市形象和品位时,我们会深深感到,由于路桥脱胎于建制镇,城市建设底子薄,城建人才缺乏,对民间资金依赖性强,且追求高速度等原因,致使路桥城市建设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遗憾。主要表现在:
(一)中心区不突出,功能区块不明显。由于路桥是“无街不市、无户不商”的市场大区,各骨干市场零散在城区的各个片区,市场和街道都聚集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到处显现着商业氛围,各区块功能布局相差不大,而在夜晚却到处人影稀疏、街落冷清,这在主观上给人以中心城区难找的感觉。同时,路桥“跨越式”的城市增长模式,导致老城和新区并存,老街和新道相接,城市中心区建筑密度不高,市政公共基础设施不多,功能区块衔接不强,且在沿街、沿路建有较多低档次的村民安置房,在客观上造成路桥城市中心区总体建筑形态档次不高,地标性建筑不突出,导致了中心区形象难突出。
(二)商业街(区)建设档次不高。路桥目前已形成以生活消费品市场群和生产资料市场群为特色的两大专业市场群体,专业街区和超市、连锁专卖等各种现代商贸业态并存的商业格局。目前,路桥市场林立,到处可见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但却缺少一条档次高、能充分展示现代繁华气息的商业街。银座街、富仕路、卖芝桥路是目前路桥繁华和最具活力的商业街,但它只能是普通的商业街,却难以承担起展示一个区域高档次、高品位、良好形象的使命。且不说银座街南段和卖芝桥路是原老镇的建筑布局,即使新建的银座街中段和北段以及富仕路,其整体街区的规划设计和建筑形态总体档次不高。特别是富仕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商业街的功能形态,但其整幢单间立地式的建筑结构,即使通过立面改造,也难以体现现代高档商业街的气息。而开发建设中的远东新区,其一大功能定位为商业中心,目前只有一条贯穿城区东西作为交通要道的路桥大道,以及几条南北走向较短的支干道,也难以承担起作为展示路桥良好形象、高档次、高品位的现代商业街(区)的重任。
(三)交通规划和建设滞后。路桥目前给人的感觉是路桥“路难行、桥难走、车难停”。路桥的路方向性差,连贯性不强,初来路桥的人很难弄清方向,搞清方位。路桥的路小,三车道少、双车道多、单车道更多,一些道路经常会造成堵车。当然这具有客观性,路桥城区由于河道纵横,老国道走向弯曲等原因,造就了路桥主骨干街道路网方向性差;由于旧城新区并存,城区发展速度快等原因,造成街道路网连贯性不强。同时,由于人流杂、车流多、交通管理滞后造成严重的堵车现象。而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交通规划的滞后。在交通道路规划建设时,没有充分估计到路桥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一些主干道路等级不高、宽度不够,许多道路没有设计非机动车道,功能不全。如泰隆街、腾达路、石浜山洞等,都成了交通的“瓶颈”。104国道复线、路院路高速公路连接线、滨海大道等主骨干道路建设滞后了好几年。同时,一些公共设施在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停车位,导致城区停车位严重不足。
(四)城市公共设施薄弱、布局差。由于路桥是从一个镇升格为一个县级区,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休闲场所明显不足,如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馆、文化宫等公共基础设施都还未开建,致使群众在双休日、在晚上无处可去,这也是造成路桥街落冷清的一大原因。同时,由于地下排污、通信等管网规划设施滞后,造成目前街道经常“开膛剖肚”,给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而已建成的一些公共设施,也由于布局、规划、档次等原因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如影剧院本来是一个文化宣传和集聚人气的场所,但由于形象不鲜明、缺少停车场以及规模少、档次低等原因,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投资多、规模大、环境美的永安广场,由于建在交通要道边,离居民小区远,致使功能发挥十分有限。又如客运中心由于设计规模少、发展空间不足,带动周边要素发展十分有限,又面临着被置换的命运。
(五)建筑形态档次不高。城区各建筑单体总体档次不高,除了10多幢高楼以外,基本上以5—6层的单间立地排式结构建设,高度不高,体量不大。特别是建区初期的村民安置房,还超脱不了农村建筑“大寨式”连排单间的影子,建筑形态单一,材质较差,色彩零乱,立面难看,和现代城区的形象极不相称。同时,由于民间资金丰厚,居民普遍较富,对单间街面房的需求强烈,而政府过多强调利用民间资金推进城市建设,致使长期以来城区宗地出让较少,城区缺乏功能配套设施完善、档次较高的居住小区的开发,导致人居环境相对较差,也导致街面房基本以单间立地形式建设,缺少那种高耸、豪华且层次感强的现代建筑,严重影响了现代商贸城的亮丽城市形象。
二、路桥城市发展的框架和蓝图
浙江省城市化发展布局总的构想是把整个城镇体系分为五级,杭州、宁波、温州为一级主区,台州和金华是两个一级亚区。根据最新的《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稿件),台州的城市性质定位为浙江中部区域中心城市,制造业、商贸发达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城市主要职能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现代化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浙江中部沿海港口城市、重要的旅游集散地,台州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总体目标是经过20年的努力,经济社会与城市的主要发展指标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成为浙江省一类城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二类城市;充分发挥对市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拥有完善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与高效的交通系统,具备良好的人居环境与优美的城市景观;经济繁荣,社会文明,适于生活居住、适于创业发展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近期(2002-2008)发展主要目标是集中力量,完善铁路、港口、高等级公路等对外交通系统,加快环境、供水、供电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使台州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达到沿海地区先进水平,进一步推动市区建设,启动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引导产业集聚。基本改善城市形象,美化城市景观。中期(2008—2010)发展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市区功能日臻完善,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设施的建设达到浙江省先进水平。同时,黄岩、路桥等城区的城市功能进一步完善。完成主要工业园区的开发,工业园区产值占工业总产值得60%以上。城区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绿心生态环境得到良好维护和保护性开发,各项指标基本达到现代化标准。远期(2010—2020)发展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推动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同时工业污染得到基本控制和治理,城市生态环境根本改善。产业结构持续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2%,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不断强化,发展为浙江省一类城市。
路桥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建设区域性的现代商贸中心。根据路桥区现状发展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其空间结构将形成一轴两片多组团的格局。一轴:指贯穿路桥区东西两翼的空间发展主轴,该轴线以滨海大道和104国道等重要东西向主干道为载体。两片:分别指主城区和滨海工业区。多组团:根据总规修编主城区一片可分为三个组团,分别为中心组团、桐屿商贸组团和中部发展组团。滨海工业新城可分为产业发展组团、居住服务组团。组团与组团之间通过以天然水系或山体为核心景观的生态基质进行隔离。这四个组团的功能结构如下:
(一)中心组团。该组团即路桥主体城区,范围包括路桥、路南、路北三个街道的大部分用地。组团着重改善城市环境、提高文化品位,体现水乡特色,突出现代化城市气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培育中心城区的聚集功能、创新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为趋势,大力发展金融、信息、商贸、文化、旅游等高服务产业。同时,重点发展都市型工业,对不适宜中心城区发展的工业企业逐步迁至滨海工业新城,以优化城市环境、美化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空间。并实行旧城改造策略,采取保护与改造并举的方针,对文物古迹加以妥善的保护和恢复,着重挖掘其旅游价值。用地以商业、文化居住为主要内容,重点整理老城路网系统。
(二)桐屿商贸组团。该组团由桐屿街道及螺洋街道用地组成。面积约16.8平方公里。组团的发展方向为以区域性批发市场建设为重点的现代商贸区,强调人居环境的生态居住区。该组团毗领中心城区,由于台州市火车站线的选址一直悬而未定,其用地故得以控制并保留至今。这为中心城区的空间整合和功能置换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台州市铁路线选址方案的逐步明朗化。该组团的发展优势将更加突现,是未来五年内路桥区重点发展的区域。如果客运站及货运站落户于该组团,可结合路桥中心城区专业批发市场面临整合的趋势,在组团中心区位结合客运站的设置,高标准建设功能更新、环境更好,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现代化市场群,大力发展现代商贸区。由于火车客运站前空间也是展示台州城市新形象的重要门户,因此,该区域的城市建设必须重点考虑城市景观环境的设计及城市交通的组织。适量开发若干具有一定规模和高水平建设的现代生态居住区。
(三)中部组团。该组团以迎宾大道、机新路及南山东麓为组团边缘。面积约19.6平方公里,包括峰江、路南街道及新桥镇用地。其中大部分用地已规划为过渡型的中部工业区用地。路桥中部工业园区的规划目标为:建设路桥近期先进特色产业制造基地和大型生产资料市场园区,并为远期城市功能结构调整建立基本构架。近期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生产资料市场及以花木基地为主导的现代生态农业,远期重点发展现代商贸业及居住功能。选择峰江驻地作为组团的服务核心,以组团规模为单位,高标准配置各项公共设施及相关市政配套设施。新桥镇应弱化其行政功通能,逐步发展以组团内的现代居住社区。
(四)滨海工业城。滨海工业新城的建设为路桥的城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提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路桥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机场的限制,工业呈一定的跨越式发展格局。当工业区人口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则须在滨海沿线发展以居住和公共服务为主的新组团,最终实现从工业新城到滨海新城的跨越。因此,滨海工业城的定位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工业区,而是未来台州市的新城区,其开发建设必须树立高标准的规划原则和建设原则,为未来城市发展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
目前,路桥各组团建设的规划已基本明确,未来发展的蓝图已基本绘就,其中部分已开始了实施。现阶段,路桥远东新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心工业区、中部工业区、滨海工业新城以及绿心规划区、灵山居住区、南山生态观光园区等几个更为具体的子组团,已基本完成了规划设计,许多工程已开始实施。远东新区在现有4.32平方公里的基础上,通过新行政中心、台州医学城、博物馆等项目建设,北扩西延,形成占地10平方公里,以新行政中心、商贸、会展、居住、科教文卫设施为主体的新核心区。规划面积2.28平方公里的路桥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分为重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建设控制地带和文物保护单位及保护点四个部分,以十里长街为主体,以商贸活动为特色,通过严格、细致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展现路桥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和传统民居建筑群体景观,使“十里长街”成为设施先进、环境优美,具有浓厚历史传统、地方特色以及商业活动的特色街区。目前一期保护改造古街轮廓初现。中心工业园区将以火车场站、吉利汽车城、物流园区、工业、商贸业建设为重点,打造路桥未来现代商贸区。中部工业区以工业、商业街区和生产资料市场群为主,将城区向南延伸,形成未来的中部组团。绿心旅游休闲度假区将按照市里的绿心开发总体规划,引进中国民营经济论坛、高尔夫球场等项目,建设成为集旅游、休闲、健身、集会、度假为一体的高档次度假区。灵山生态居住区将通过建设沿山一带的高档住宅区,带动整个山体的旅游休闲开发。南山生态旅游观光区通过南山植物园二期、石滨和南山游步道、花卉苗木园区等项目建设,建成以生态农业、花卉苗木、植物林带、山体观光、沿山居住为主体的高档旅游区。通过这几个子组团的建设,扩大路桥建成区面积,提升城市空间,初步形成“古今商城,生态都市”的新框架。
三、城市新区开发建设的几点思考
经过前一轮的城市建设,我们在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存在的许多不足。当前,我区下一轮的城市建设蓝图已基本绘就,进入打造“都市路桥”,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关健时期。因此,我们在新区开发中,要认真总结上一轮我区城市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各地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全面推进城市建设进程,全力打造“都市路桥”。为此,在新区开发建设中,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方面。
(一)在发展战略上,要实施大集中小分散的城镇空间发展模式。路桥作为一个以市场为主导、制造业为带动,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城区,既面临以工业扩张为主的城市快速非理性扩张的压力,也面临着城市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问题。我区现在的城乡空间发展是一种基于乡村工业化发展模式上的自下而上的无组织的分散发展模式,造成城乡空间无序分散的形态,土地资源粗放利用。在我区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为路桥区提供一个合理的空间构架和现实的发展空间。我区城市建设发展到目前的状态,进一步的分散发展危害巨大,集中发展建设是路桥区城镇建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路桥城市建设在空间上应强调集中,以突出紧凑的空间形象。在城市以外的地域,根据现状和未来发展,适当小分散的控制建设发展。要打破村、镇(街道)两级行政界限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建设空间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我区只有实施大集中小分散的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分散发展的低水平状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达到高水平的城市发展阶段。同时,根据我区现状的发展条件和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可以判断,路桥城区还处在内聚式与外溢式相结合的发展过程,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往西和往东。向北受行政边界的制约,基本上没有发展空间。西侧距离城区中心较近,有一定的建设用地,且用地条件优越,是城区发展优先考虑的方向。主城区往东由于受机场的限制,有一定的制约,但随着滨海大道的修建及未来滨海工业城的发展,城市宏观跨越已是必然的选择。
(二)在规划把关上,要重视规划的超前性,确保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规划是龙头,有一个高起点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规和实施蓝图,并保证严格实施,就能营造城市的品牌形象,创造富于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凝聚人气和资本,提升城市品位和档次。我区以前总体规划意识不强,存在着“先繁荣、后市容;先流通、后交通;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一切都被动应付。城市虽有规划,但立意和起点不高,缺乏超前意识和大手笔,修订得也不及时,城市功能不全,系统性和配套性差,特别是环境意识淡薄。有些规划有了,水平也是可以的,但由于执行力度不够,缺乏权威性和统一性,执法、监督队伍素质低等原因,执行中往往走样,结果最终还是不理想。应该说,城市规划本身是难以调控城市规模的,也不可能为城市功能进行终生定位,但是规划可以调控和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强化规划意识,树立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坚持适用、经济、美观相结合的原则,严格规划控制,注重建筑、环境容量、配套设施、形体景观等规划元素的互相配比,不要顾此失彼。在不影响自然人文景观和周围建筑的采光通风的情况下,鼓励建设高层建筑,全面实行立改套。适当降低建筑密度;根据所在区域的自然和人文情况,对人口密度、绿化率、空地率做出适当限制;注重对建筑的风格、色彩、轮廓空间组合等方面进行控制;重视中央商务区(CBD)的规划建设,特别强调园林绿地、各类公共活动场所和各类停车场等三种具有静态功能的公共场地建设,这对于提高城市品位,发展城市经济和增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意义非比寻常。
(三)在土地开发上,要实施城市土地的综合开发模式。城市土地的综合开发,也叫房地产综合开发,包括土地开发、房屋开发和基础设施开发三个部分。城市的发展应以房地产综合开发为依托。在建区初期,路桥的城市建设是线条式发展,城市框架的拉大主要靠道路建设和群众建房来实现。群众建房多以5-6层的立地房为主,且房前屋后多乱搭建,这造成了城市景观零乱、立面单一,功能不全,缺乏品位。同时,我区以前在城市土地出让上走的是成熟一块出让一块建设一块的单项出让的路子,这不仅降低了单位土地的收益而且导致城市建筑缺乏整体感和协调性。因此,我们在新区土地开发模式上,要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要求,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综合开发建设。在具体开发内容上,要对规划设计、征地拆迁、土地开发、组织施工、验收交用,做到各个环节紧密衔接、互相配合和协调发展,以求缩短工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对工业、交通、住宅、科教文卫、商业服务、市政工程、园林绿化等所需用地,根据需要和可能,分轻重缓急,统筹安排,配套建设,分期交付使用。要通过对各项目的综合平衡,最合理地安排交通、电力、通讯、给排水、供气、消防等诸种设施与主要用地功能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开发秩序,避免各项开发投资因互相干扰而降低效益。在开发规模上,要做到合理适度。要研究开发强度,保证城市社会、经济、环境三大效益均衡发展。通过综合开发,合理安排互补功能用地的充足空间,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土地的利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