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的右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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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对我国东北原始游牧民族鄂温克族进行了出神入化的描述，构筑起了一个与森林同生共死的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话。文章针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内容，从故土情结、悲悯情怀、忧患意识三个方面来阐释迟子建的创作个性。

迟子建在2005年岁末出版了一部哀伤凄美的史诗性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作品通过“我”——年过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妻子的回忆，讲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温克民族在中国20世纪的洪流中悠长而伤感的发展变化过程。迟子建用她清丽、温婉、诗意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构筑起了一个与森林同生共死的游猎民族的百年史话。

这些鄂温克族神圣历史的碎片，迟子建对其东北故土的深深依恋之情的宣泄，氤氲着作者浓厚的悲悯之情。文中“我”饱含忧伤的述说更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文明与古老民俗的冲撞，以及作者对原始文明的忧患之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无论从对边地少数民族的书写还是从对原始文明的依恋来看，都可以称作是逆行于当代社会的一只精灵。

1故土情结

迟子建出生于中国最北端的漠河，这个风景秀美的北国边陲给她留下了太多的记忆。黑龙江的鱼汛、大兴安岭的林涛、鄂伦春的马队点拨了她的才情、丰富了她的情感、开阔了她的视野，人类的精神溯源性又使迟子建与生俱来地形成了一种眷恋北国故乡的生命情结。而在当今文坛上，认同世俗、赞美欲望正成为当今许多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在这样的氛围中，迟子建没有以媚俗的姿态迎合市场，而仍以孤独而执著的探索精神，坚持着自己由来已久的创作追求——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土地，营构着一支支吟唱故乡田园的淳朴自然而又粗粝野性的牧歌。她像肖洛霍夫写顿河哥萨克、福克纳写美国南方小镇那样心无旁骛地书写她的北国边陲。

《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鄂温克民族巨大的风俗画卷上，迟子建深情描画了酋长、萨满等众多可爱鲜活的人物，感悟着鄂温克人民或粗犷、宽厚，或细腻、温柔，或愚昧、小气的生存哲学。

迟子建在《从山峦到海洋》的短文中说，“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故乡对我来说，就是催生这部长篇(即《额尔古纳河右岸》)发芽、成长的雨露和清风”…，“没有大自然的滋养，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如果没有对大自然深深的依恋，我也不会对行将退出山林的鄂温克部落有特别的同情，也不可能写出《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出版时，曾经有人怀疑迟子建是位汉族作家，涉足少数民族题材也许会有困难。事实上，在大兴安岭山林中长大的她“二十岁以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兴安岭”，“森林对她而言就像自家花园一样”，从小就经常见到生活在她周围的鄂温克人以及和鄂温克人生活方式、习俗极为接近的鄂伦春人。他们在山林中游猎，在唯一的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上骑着大马去集市里换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她几年前写的散文《马背上的民族》就是写鄂伦春人的生活。她对鄂温克人的熟悉和尊重已经渗入到灵魂深处，正如迟子建本人所说：“他们所经历的四季风景变化、白灾(雪灾)、瘟疫等我都能理解，所以写这篇小说是我灵魂深处对鄂温克部落这种情感的集中爆发，是一个宣泄口。”又如施战军教授所说：“边地是她的肉身的近邻和精神的原乡，她不是边地的旅行者、造访者，也不是借宿者、暂居者，没必要摇铎采风或者非要把动物写成人，因为她将自己置身其中，仿佛与生俱在。”

从某种角度上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植根在黑龙江民间土壤中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体现，是来自她对自己所生活着的这片土地的热爱，是对一种生活信念的坚定，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无处不在的民间情感，血肉与共的民间情绪。

2悲悯之情

《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使我们透过原始森林中五彩斑斓的光环，看到了鄂温克人身上充盈的最野性的阳刚之气、最原始的力量、最纯粹的情感。小说着意塑造了两位具有悲悯情怀和传奇色彩的萨满形象。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盛行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它的基本观念是有灵论和有神论，即相信灵魂不死，相信人世之外还有神灵世界的存在，相信神无所不生，神无所不在。而人如果需要将自己的意愿传达给神，就要通过“萨满”这一中介才能实现。逢增玉的《黑土地文化和东北作家群》中说：“……‘萨满’是具有通神的能力、得到神助、用神法能知道神异的现象、承担沟通人神世界使命的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就是这样两位沟通天和地的通灵人。在那支部落里，他们就是医生的角色，但他们为人除病不是用药物，而是通过与神灵的沟通来治疗疾病。但是治病救人总要付出代价，他们勇于舍弃个人身上“小爱”、获得人类“大爱”，他们是有着血性与豪情、有着悲壮命运的萨满。

尼都萨满是“我”的叔叔，在痛失爱人之后突然具有了非凡的神力，成了萨满。他主持着族人的葬礼、婚礼、降生礼，替族人祈福，他的跳神可以使生病的驯鹿好转，可以让伤口消失，他可以在舞蹈和唱歌中让一个人起死回生。他的法术甚至折服了狂妄的日本军官。他在部落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等威胁的时候，镇定、从容、义无反顾地迎难而上。为了同族的所有部落的利益，为了和他们感情敦厚的驯鹿，他用神灵赋予他的能力，倾其所能地一次又一次地跳神，跳神使他最后失去了生命力。他对生死、人性的强烈的超然态度，使他放弃真爱，捍卫萨满的尊严，坚定不屈地带领族人抵御异族外侮，深受族人敬仰。

文中最浓墨重彩的是坚韧而纯洁的妮浩萨满。尼都萨满去世后，妮浩萨满为部族带来了新的生机，但却也为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苦难。

萨满虽然有起死回生的神秘力量，然而他们却最终无法违抗“神”的旨意，更多时候他们只有目睹死亡，或者，以自己的孩子的死来换取别人孩子的生。小说中的妮浩萨满和丈夫情深意笃，一生有很多孩子。生下的可爱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取名为“百合花”、“黑桦树”，却为了拯救族人，一次又一次地牺牲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是因为她救了不该救的人，所以她的孩子将作为代替品被神灵取走。但是她无怨无悔。甚至为了救治因为饥饿而偷他们部族驯鹿的汉族少年，她不顾腹中快要出生的孩子，倾尽全力舞蹈，少年死而复生，她腹中的孩子却再也没能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她一生救了无数的人，她多半的孩子也因此而过早地离世，而每一次的舍弃她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她宽厚的情怀使她感觉不到丝毫的后悔。

而她自己也死于为部落祈雨灭火的一次跳神。她悲壮而凄美的一生体现了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在访谈录《迟子建：现代文明终结诗意传奇》中迟子建如是说：“当她的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大爱’。这个萨满用她那颗大度、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了。”正是这样，妮浩萨满面对着这种大的苦难，如果没有朝气蓬勃的生命观，没有“无我”的精神气质，没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在面对苦难时是不会如此镇定、慷慨、从容的。她就像部族灾难中的希望，黑夜中的明星，给她的部族时刻准备着光明和温暖。

而文中妮浩萨满的悲悯情怀无疑是作者迟子建情怀的体现，作家张炜曾说优秀的作家“塑造了众多人物，最重要的一个从来就是他自己”，在访谈录《东北文化仅仅代表荒寒与粗鄙?》一文中，迟子建也说：“我认为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之境。”联系文本，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迟子建的影子，能够发现她的独特气质和心灵轨迹。

鄂温克这些可爱可敬的猎民们天籁般的人生并不是原始，而是一种原生态的美丽，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他们有的不仅是美酒、驯鹿、森林、鲜花的陪伴，有的是一种无可名状的集体意识，是一种旷古形成的亲情、关爱、淳朴、厚道和善良。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首不同的歌，这些歌交错纠缠，汇成一支生命的天籁之音，茫茫苍苍，绵延不绝。迟子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物形象的描写，也是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蕴含的。

3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它从古至今绵延不息逐渐积淀到民族的心理深层，演化为一种普遍品格，成为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的一种优良的集体无意识。今天的作家迟子建也是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驱动力的。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她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深深思考以及最富有远见的忧患意识。尤其是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表达的是反思人类当代生活的尖锐声音，文章表现出的对失去的美好大自然的哀叹，对原始文明消失的惋惜，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部族是我国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是他们赖以栖身并形成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文化的渊薮。然而山林的过度开发曾使他们不得不短暂地委身于现代文明的屋檐下，但是他们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依傍，他们的生存本能和生活趣味便失去了根由。于是他们又顺着驯鹿的脚印回到了山林。本文的主题是借助大兴安岭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鄂温克部族告别森林，迷茫、困惑、失落的迁徙过程，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弱小民族所遇到的生存的艰难和文化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是世界性的、关系到人类文化学的话题。迟子建如是说：“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消亡的时候，我们连触摸它的机会都没有，最原始的气息都不存在，这是一种悲哀”。

在追逐这个行将消失的鄂温克部落、面对其文化正在逐渐消失的现状时，作者的心情是悲凉的。迟子建借小说中的“我”的角色，从“清晨”、“正午”、“黄昏”依次沉痛讲来，同时也把鄂温克这个游牧民族从自然原始走向现代文明，从兴盛走到衰落的过程及原因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当失去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氏族伦理逐渐在现代文明的侵犯下崩溃之时，这个民族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不得不走向黄昏。作者还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提出了批判，叹惋少数民族文明的消失，反思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压抑和摧毁。她通过揭开鲜为人知的原始部落生活风情的一角，令我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现代文明中，看到了另一种“原始风景”的存在，而谁能证明这种“原始风景”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呢?另外我们从文章中还看到了作者的一种坚持，一种源于信念的对自己的心灵、对自己精神家园、对原始文明的坚守，而这坚守不只是今天的(酋长女人的)，更有明天的(安草的)。

迟子建的这种对大自然、原始文明忧患意识的产生从表面看来源于对故乡山水的热爱，源于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不过，这只是文本叙述的一个内趋力，另一个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刺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由古老传统的农业文明飞速驶入以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置身其中的人们常常以物质化的手段对待自然，城市正成为一座座水泥“森林”，人们离自然越来越远，生活正变得越来越疲沓、庸碌和公式化，缺少质朴与激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古朴的民风民俗日渐枯萎失传，物质对人的精神的压迫更是日益显现。生活在当下工业文明时代的迟子建正亲历着现代人的某种精神荒芜和心灵的异化之痛，她意识到无根的城市生活使宁静而自足的生活状态显得格外珍贵，于是她一次次地重返故乡，把自己和笔下的人物置身于广阔而生动的大自然之中，探寻人类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捕捉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深层体认。她试图借助故乡美丽的自然景致、淳朴的风俗民情的描写，召唤一种传统质朴的生活方式，回归美好的远古和往昔，追求人性的完美和真的纯洁，激活现代人日渐疲惫麻木的心灵，实现精神和灵魂的返乡。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范文第2篇

但是，我终于还是读了这部《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初的原因是它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授奖辞中说它“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当然，并不是获奖的书就值得购买，对另外三本书我就毫无兴趣，因为它们达不到我的阅读要求。

我从一个阳光灿然的初春的上午开始阅读此书，几乎是手不释卷，在第二天读完了“清晨”和“正午”两个部分。我得说，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在阅读中我有了基于文学本身的久违的沉浸。即使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也不得不由衷发出赞叹。

作品以鄂温克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坚守和文化变迁。“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作品开篇时的这些拟人的、完成式的、叹息着的句子，有一种来自命运本身的苍茫意味，简约、直接，使忧伤与诗意洋溢而出，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基调。

这部作品有着强烈的“唯心”色彩，大自然中的树木、野兽、河流、天空、星月，有着和人一样的灵性，或者说是神性，这使它们超脱出我们当下的尘世经验，使它们显现出清新、原始的格调。奇怪的是，在阅读过程中，它常常引发我类似怀乡的忧愁――我会忽然想念已经远去的葱茏岁月。想念少年时代的田野，想念某个初春曾经去过的山林。想念起初恋或者倾心夜谈的朋友。

有不少评论说，这部作品是一个民族的史诗性挽歌，如果以一个读者身份看，这首挽歌并不单单是哪个民族的挽歌，抑或还可以说是一首关于某种美好生活的挽歌、关于人类某种价值观和生命方式的挽歌。人们仰望天空，沉醉于河流和山林之中，心中敬畏神明，唱着单纯的歌曲，生于“风声”中，最后又被埋葬于风中。作品中除了作为主要人物的形象之外，更为动人的是变化的白云、闪烁的星星、能望见天空的希楞柱、驯鹿、月亮、萨满的舞蹈、桦树与松树、明亮的流水。它们既是人物的生活背景。也同样是书中的主角。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美好而又脆弱、欢乐与苦难交织、幸福中满含悲伤的生命景象。

“精神清冽，内心温暖。”我这样指认迟子建小说的特质，她的一系列以中国最北方为地理环境的小说。大多有着白雪墓园般的安静，空气寒冷，一尘不染，却又有着静静燃烧的火堆般的心情。在那里，人类有着美好的品行，似乎人类与社会、自然以及宿命已经和解，因此苦难和死亡不再是可怕的和痛苦的，而仅是生命的另一内容。如今这部《额尔古纳河右岸》，除了她一如既往的真挚、澄澈和温情脉脉，我从中读到了更多的哀伤和悲悯。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具有宽阔、深刻的悲悯情怀，才有可能走向伟大!那么这部作品是一个作家持续成长的结果，还是迟子建本人的生命历程获得了文学上的补偿?

作家王树增曾说，当年在北师大作家班同学时期，莫言和迟子建是两位最勤奋的作家。每天都是大量读书、写作，据称迟子建每天能写一万字。这点。我们从迟子建大量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天赋是靠不住的，出类拔萃需要长久不懈的努力。”另外，作家的个人经历也会影响她的作品。大约在2002年，也就是创作这部作品的三年前，迟子建的丈夫因车祸离开人世。一对相敬如宾、恩爱有加的情侣从此天人永隔，可以想见，那种悲伤是如何让迟子建身心痛彻的，我们并不知道在以后数年她是如何从中走出来的，在她的生命中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但是我相信，《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有了以前所没有的东西，看看她对一个个死亡的描述，那里有多少沉重的叹息和无奈的泪水!

作为一个小说家，迟子建从来就不以塑造人物形象、讲故事、设计冲突和结构见长，而是以优美的语言、从容的节奏、丰富的意象取胜，她所做的不是描绘具体事物，而是倾诉，从内心向世界的倾诉。事物经过心灵的含蕴之后，再表达出来。那些文字就被赋予了精神意义。语言因此产生了内在的节奏和张力。品读一下某些段落，它们几乎可以咏唱，即使并不押韵，却有一种明显的音乐性。

我以为，中文之美包括了多个层面，每个字词在它有本来意义之外，还有着独特的形状，独特的色彩，独特的声响，甚至还有独特的味道和触感。从事写作的人，如果反复推敲过一万个以上的好句子，最好是你曾经有较长的诗歌写作经验，就一定会对文字的形状、色彩、明暗、声音和气味有所领会。

迟子建这部作品中的语言，可能是她目前作品中最好的语言，也可能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好的语言――比喻丰富，感情充沛，色彩绚烂，节奏感极强，就像那条闪光的额尔古纳河，丰盈、宽阔，伴随着风的歌吟，在夏日山谷中汤汤流动。当然，它述说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故事。一个关于美与哀伤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出现和消逝的故事。

这部小说尽管十分优秀，却远非完美。

我的所有关于“好”的感想，是基于本书的前两个部分(“清晨”和“正午”)。我认为“黄昏”一章的写作水准与另外的部分有着较大的差距，它显得驳杂、气短，就像一个奔跑者忽然力有不逮，开始上气不接下气。这不能归结于本章所要表达的时代内容。即使单从语言上看，它的节奏在许多地方已经失去了。

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对一个作家心力和体力的双重考验，即使作家有很充分的准备、很充沛的激情，也需要掌握合适的进度。在后面的“跋”中，作者说自己两个多月写成了它，而在第二卷之后回了哈尔滨，依我看，就是从那里，第三卷发生了松弛和溃散。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原乡记忆；生态情怀；生态批评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灵魂的“原乡”记忆。小说里塑造的女酋长，在一天之内讲述了这个行将消亡鄂温克部落近一百年的沧桑故事。这个“一百年”寓意深刻：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彻底反思对自然的奴役，重构人与自然的平等共存关系。近代以来，一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与“他者化”的征服愈演愈烈；在极端功利和实用主义的心态支配下，对强势文化的深深崇拜与自觉臣属导致“自我”文化记忆的丧失。联想到阿来的《空山》，两部小说都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百年历史为小说主体，都是要在自然界的力量，民族文化、宗教与习俗的根深蒂固以及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展现出更加复杂的人性内涵。所不同的是，阿来是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与关切，迟子建则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介入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历史，将小说巧妙架构为在一天之内由一位女萨满讲述森林、驯鹿与人的百年演变史，其中隐喻着一个民族对“自我”文化百年如一日的坚守，更体现拯救将要消亡的“自我”文化一日如百年的紧迫感。                     

鄂温克族以放养驯鹿为主要生活方式，他们长年流转，逐水草而居，在长期的与特定自然地理的交互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个泛神的世界，一个完全依赖自然节候的世界，一个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生死轮回的世界。作为一个真正与森林和驯鹿融为一体的民族，鄂温克人的情爱是原始、纯朴与美好的。小说里这样描写道：“他(拉吉达）亲吻着我的一对乳房，称它们一个是他的太阳，一个是他的月亮，它们会给他带来永远的光明······①P83”鄂温克人与自然有着最亲密关系，对游说他们下山养猪和羊的汉族乡长这样回答：“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 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②P205”

这样的生活远离了外部世界强悍而迅捷的文明进程，所以，当后者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破坏了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领地时，动摇的不仅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与精神世界。瓦罗加说：“他们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天天还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时，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③”但仍没有一个鄂温克人愿意走出那片林海。这种对家园坚守的精神，与森林共进退、与驯鹿共存亡的生存态度和生命价值观不禁让人肃然与震撼。小说每章开头都有一段散文般优美的语言作为引言，而每一段引言里都提到女主人公的孙子安草儿。安草儿是女主人公二儿子安道尔的儿子，这个默默无声的安草儿陪伴着老酋长，仿佛守卫着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他是在向现代文明抗争吗？无论人类文明发展得如何快速，总有人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原始生活和艺术。这是他们固守的生活法则，更是一种信仰，而有信仰的民族就一定是有希望的民族。

    正如迟子建接受采访所谈：“可以用‘悲凉’二字形容我目睹了这支部落生存现状时的心情。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久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作为代价的。从这点看，无论是发达的第一世界还是不太发达的第三世界，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其态度是惊人相似的。好像不这样的话，就是不进步、不文明的表现，这种共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为了心目中理想的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现代人就像一个执拗的园丁，要把所有的树都修剪成一个模式，其结果是，一些树因过度的修剪而枯萎和死亡。其实真正的文明是没有新旧之别的，不能说我们加快了物质生活的进程，文明也跟着日新月异了。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起、生拉硬拽的方式。我们不要以‘大众’力量，把某一类人给‘边缘化’，并且做出要挽救人于危崖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摆布他们。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因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大自然是美好的，也是残忍的。

这是由于这种饱满沉厚的生态情怀，迟子建写出了一部部蕴含着深沉的生态忧思，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的作品，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达到高峰。从整体上来看，小说贯穿着一条“绿色的情感纽带”，那就是：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万物的关爱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小说中，和与现代人一样，鄂温克族人也要向自然索取，猎杀驯鹿是他们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但是，鄂温克族人对于自然的索取是有限度的，他们不突破自然的自身修复限度，不超越生态的承载限度。作为一个根植自然同时又背窗而立的作家，迟子建对人与自然疏离的残酷现实深感恐惧与无奈，因此她拒绝在文学创作中将自然对象化为“背景”和“死灭的图案”，并通过为自然万物搭建能获得倾听的话语平台恢复了“自然”的灵性主体地位。在工具理性日益强化的现时代，迟子建对自然万物的灵性观照对于消解工具理性对感性生命的约束、打破因自然祛魅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野中，“人与自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远古时代，人们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机也有灵的整体，一个同时包容了人类自己在内的混沌化一的整体，一个充满活力、包含生机、拥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情感的整体，当然，那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的整体。“近代以来，机械论自然观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⑤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成为“擅理智，役自然”的唯一主体，自然则被彻底物质化、实体化，成为人类之外、与人类对立的一个“客观世界”，人类的福利就建立在理性对自 然的抗争上。人与自然由融合走向疏离和对立，人在向自然进攻、改造自然的同时，发展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推行本质上是“反自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整个“人——自然”系统的不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陷入困境。现代社会应该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他者的平等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牢记，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是人类的一部分”。不尊重大自然，其实就是不尊重自己，或者说是不尊重文明。?

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太多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其中生态问题尤为显著。当代世界性的生态危机已经荡尽人类的盲目乐观主义气氛，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我们需要反思与追问的是：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中，人类究竟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正如美国学者艾恺在《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它东西作代价。”现代文明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把野蛮和愚昧修理得无比光滑的时候，也把掺杂其中的一些粗糙而又值得人类永久拥抱的美好事物给无情地磨蚀掉了。反思我们的道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一方面使经济迅猛发展、物质高度累积，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突出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缺失，渴望“天人合一”境界的迟子建成功的完成了“回归”之旅。

参考文献：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范文第4篇

这首歌，乌兰托娅和黑骏马用不同风格演唱过，草原的歌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没有哪一首像这首歌一样如此打动我。

草原在哪里？在天边那片辽阔的土地――呼伦贝尔，那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首的绿色净土，那个充满云水柔情的人间仙境。

秋天来了，带着无限憧憬，整理行装，驾车启程，向北，一直向北……

DAY1 济南―赤峰（900公里）

收回无尽的遐想，踏上漫漫征程路。这段路颇为艰苦，历时13个小时。承德到赤峰修路，200多公里颠簸了5个小时，第一天就考验人的耐性。

平静下来远远望去，山上的云海很美，落日余晖中的景色有种伤感的凄美，水塘、树木、云层……这就是野性的自然吗？真是无限风光在路上。

DAY2 赤峰―乌兰浩特（650公里）

传说中的内蒙省际大通道，从巴彦浩特（银川附近）到满洲里，全长3000多公里，大道穿沙漠、过草原、跨河湖、钻山岭，贯穿内蒙古9个盟，路况非常好，大部分路段都是半封闭的高速公路，收费约为高速的一半。

那漫长起伏的路，通向天边的呼伦贝尔。

沿途从山地、平原，过渡到草原。公路蜿蜒而洁净，山峦起伏而苍茫，极目远眺是无边的绿意，继而出现羊群、马群，还有风电，美不胜收。看那青青的草，看那蓝蓝的天，看那白云轻轻地飘，耳边仿佛响起了马头琴的深沉悠扬的旋律。

夜宿乌兰浩特（蒙语“红色的城市”），位于东部，大兴安岭南麓，是兴安盟的首府。宾馆看车人是位热心的蒙族老大爷，给我们介绍了当地蒙族老店――乳香飘饭店，手抓羊肉、奶皮子、奶豆腐、奶茶，吃得美美的！

DAY3 乌兰浩特―海拉尔（600公里）

到呼盟界了，天边的草原不远了。中午赶到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县级市扎兰屯吃饭。饭后，在扎兰屯吊桥公园漫步。吊桥1905年由俄罗斯人建造，两根巨大的铁索悬空而成，上面系有42根细铁索，下面铺有厚厚的木板，行人往来桥上，如轻舟泊于水面悠悠晃晃。吊桥历经百年沧桑，与园中庄严矗立的苏联烈士碑一起，坚固如昔。因急于赶路，依依不舍离开扎兰屯。

黄河九曲，而草原的河流却是9×N还多的弯曲。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不是敕勒川，远处也不是阴山，但呈现视野中的就是这诗中的意境！草原的河，草原的云，挥洒得如此肆意！

经过大兴安岭南部山区，中东铁路依然有趟趟火车奔驰，车轮滚滚，汽笛声声，仿佛淡化了历史的痕迹，飘渺了变革的气息。铁路隧道的外面还有保存完好的水泥碉堡，只是墙壁斑驳，显然已废弃很久了，孤独地矗立在路边，见证着一段历史的真实存在。

DAY4 海拉尔―额尔古纳―室韦镇（300公里）

接近室韦俄罗斯乡，五彩草原，渐入佳境。室韦（蒙语“森林”），这座美丽的边陲小镇是我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保持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居住着一族有中俄混血的面孔，但却能说地道的东北话，或者山东话的人。

室韦镇外就是黑龙江的源头额尔古纳河，与俄罗斯隔河相望。我不禁想起了女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想起了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的那位女酋长。额尔古纳河对面的俄罗斯村庄好安静。住宿在室韦相距10公里的临江村热尼娅家，典型俄罗斯式的木格楞房。她和老公都有1/4俄族血统。据说奶奶当年在河对岸放牛，被爷爷在河边打渔时的口哨声吸引，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渡河过界再也没回去……额尔古纳河啊，演绎了多少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

DAY5 室韦―临江休整一天

早餐：凌晨4点，就被热妮亚老公公邀去牛舍挤牛奶，煮开了仅加点糖，俄式面包列巴、蓝莓酱都是自己村里俄罗斯老妈妈现做的。

晚餐：下午，热妮亚爸爸打的野生河鱼，小鱼炸得香香的，大鱼和茄子炖了一锅。

室韦的夜晚手机无信号，电脑无网络，在房前小院里，荡起秋千看星星，看镶满钻石的天幕。人儿渺小了，心儿飘到银河系了，真想将那一刻定格！

DAY6 室韦―海拉尔―巴林―扎兰屯（650公里）

原计划回程直奔阿尔山，路上听说近期修路不适合轿车行驶，马上心里被扎兰屯小城的静谧充溢，回程决定走巴林，留宿扎兰屯。

为了更细致入微了解扎兰屯，一早就来到当地最大的早市。山里的姑捻儿果、野蘑，农家的黄瓜、西红柿，都是无公害纯天然的；当地百姓爱吃的酸菜、干豆腐、神仙（活蚕蛹）都是生意最好的摊子。煮了一夜的浓香羊杂汤，外焦里嫩的玉米面贴饼子，热气腾腾的发面卷，还有当地特色玉米面条，丰富的品种让我们直感叹，这里的老百姓好口福啊！

“打造生态城市”，这里很重视百姓文体活动，晚上在中心广场看老百姓扭大秧歌，早上有轮滑小朋友训练，姿态优美、动作敏捷，很认真很专业呢。

DAY7 扎兰屯―赤峰（1000公里）

广袤的科尔沁草原，有着草原特有的沙地风貌。今天路程较远，一路无停留。

赤峰北200公里处翁牛特旗，附近的草原沙化严重，京津沙尘估计是这儿刮起的，沿途已经有些路段开始治理改造，多年后这里的草原将还原绿色吗？

DAY8 赤峰―河北承德雾灵山（400公里）

昨夜奔至河北燕山山脉的雾灵山，朋友买的消夏山野小院，被大山环抱……旅行的最后一晚住这儿了。两个从小城市长大的人第一次打井水，用时40分钟才发现设备安装错误，哈哈，正确安装后1分钟就出水了。晚上，打开房檐下的灯，坐在院里山楂树下，山泉水泡茶，啃着玉米吃着果，聊神仙眷侣，听秋虫呢喃。这个秋夜，淡然了纷繁复杂的心灵，尘世的一切喧嚣归于平静。

DAY9 雾灵山―北京―济南（600公里）

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范文第5篇

过去台湾小说出版海外译本，大多是通过学术及官方渠道，或者被动地等待海外出版社前来询问。《复眼人》是台湾第一本通过版权交易渠道，卖到英语世界主流出版社的小说，而促成这件事的幕后推手，就是32岁的年轻版权经纪人谭光磊。

2004年，谭光磊放弃读到一半的台大外文所硕士学位，投入版权经纪工作。4年后，他成立“光磊国际版权经纪公司”，主要外文书版权，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踏入这一行的初衷：“我要把台湾文学卖到全世界！”

《复眼人》卖出英美版权后，他兴奋地在博客上宣告：“身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出版人，这是我做版权近八年来最骄傲的一刻。”谈到工作过程的种种情况，他不禁眼神发亮、口沫横飞，也正是这股不变的热血，推动他一步步走到今天。

过去几年，谭光磊已在台湾出版界名声响亮。他总是提着一个皮箱征战各大国际书展，直接打入欧美出版圈，努力累积人脉，无时差地掌握国际书市信息。在一场又一场书展聚会中，西方出版人对这个华人印象深刻，也因此，他能为的每本图书挖掘出丰富精彩的故事，赢得台湾编辑们的信赖。

目前，谭光磊的版权业务涵盖两岸，经常往来于台北、上海两地，一天里几乎能开机的时间都随时与国际连线，连台湾的半夜时间也能回信给老外，让外国出版人惊讶：“谭光磊都不睡觉的！”

很快，2009年后，他交出了第一张漂亮的成绩单：旅加华裔作家张翎的小说《金山》售出了英、法、荷、意等版权。接下来，他又陆续将畅销大陆的爱情小说《山楂树之恋》、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大陆谍战作家麦家的《解密》和《暗算》推向国际，目前，他手上还有香港才女作家钟晓阳的《遗恨传奇》。

去年，谭光磊签下台湾作家吴明益的长篇小说《复眼人》、甘耀明的短篇小说集《丧礼上的故事》，还准备签下纪蔚然的《私家侦探》。《复眼人》率先成为他第一本售出版权的台湾小说。

谭光磊笑说，他从学生时代就喜欢读外国文学，还曾是疯狂的奇幻书迷，反而对华文文学不熟悉。因此这几年，他拼命补课，而决定是否出手买下版权的关键，除了市场考量外，他还坚决表示：“一定要我喜欢。”他称赞甘耀明把乡土写得好看；吴明益的《复眼人》则让他眼睛一亮，“它谈原住民、生态和台湾环境，且写法很特别，主题又是全世界共通的，不会让西方读者感觉有隔阂。”

签下《复眼人》后，谭光磊先是带着它去参加4月的伦敦书展，然后就是找人写审读报告，准备英、西、荷、德、波兰文等样稿，并亲自写了长达20页的分章大纲，发送给熟识和不熟识的编辑、经纪人。“我不强调台湾背景，而是好好把小说故事说一遍，最后也是故事本身打动了外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