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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考试方法改革的首要目的是使学生有针对性的去学习。一方面,房地产经济学课程考试方法改革可以提高平时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有目的的去学习。学生在刚接触专业课程时怀着好奇的学习心态,但不明确要学习的内容,也不知道学习的方法,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可以使教师更好地安排教学内容,通过不同形式课后作业的安排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强调,使学生能全面掌握学习重点,并能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掌握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另一方面,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教学不仅是教师教学生学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让学生在平时学习中体验成功、享受进步的过程。学生对成功的体验不应只有期末考试这一次机会,而应该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在知识的掌握广度和深度上、在学习方法的把握上、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在集体合作意识上都有着进步的体验,因此老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培养时,还要结合学生取得的相应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在经历了专业学习后,逐步成长起来。为此,进行考试方法的改革,改变期末“一考定成绩”的做法,使得学生注重平时学习,在平时的积累中掌握较好的专业学习方法,逐步培养专业分析能力,达到与学与教的教学目的。
二、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
根据对工程管理专业同学的调查,绝大多数同学希望能在平时学习过程中,通过课堂的教学和课后有目的的学习,认识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掌握有效的方法去分析经济问题。因此,房地产经济学精品课程教学小组内的各位教师决定在房地产经济学课堂内试行新的教学和考试配套改革方案。2011-2013年3年间,在房地产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我校房地产和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均参与到考试方法改革的实践中,考试方法改革方案设计如下:学生成绩评定的具体措施为:平时成绩(50%)+期末考试成绩(50%)=学期末总成绩(100%)。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
(1)平时考勤,平时课堂点名或者点人回答问题不到者,一次扣一分,三次不到,此项考勤成绩为零。
(2)学期论文,课程学习过半后开始专业论文的写作练习,在该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交,并以论文质量为评分标准。
(3)四次大型作业,每次作业最高分为5分,根据完成作业的态度、作业中的信息收集水平、分析问题的水平、文字总结水平进行相应打分。早期布置的作业以独立作业形式为主,2年后进行了调整四次大型作业有独立完成的,也有分小组完成的。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由老师打分,小组作业通常以小组授课或无领导小组讨论形式展开,由老师和其他组的同学进行打分后,取加权平均分计算。
(4)期中口语测试成绩,期中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采用抽题口试的方式,学生随机抽取题库中的习题,现场回答问题,老师给出得分,这些口试习题与课堂回答问题结合在一起,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但从2013年开始我们取消了此种方式,因为整体90后学生表现出来的风格和80后学生有较大区别,他们勇于表达,表达能力也普遍较强,缺点是言之无物,因此更多的应该针对其逻辑思维能力、归纳整理能力进行锻炼。
三、考试方法改革效果分析与完善思路
将以上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后,发现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经历,并且锻炼了同学们集体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反映,考试方法改革后平时学习时间较过去增加了1/3,学习的积极性更强,对专业课程的理解和相关领域的认识都有提高,逐步掌握了专业课的学习方法。但是近三年的考试方法改革实践中也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教学形式和作业内容设置应更多元化
考试并不是目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作业的安排要从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提高研究分析能力角度进行设计。需要采取更多元化的方式,一方面在本科教学中加强对学生课堂教学和课外科研的结合力度,另一方面建立起有利于科研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和考试方法,多管齐下促进本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将本科课堂教学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知识讲授向参与式、讨论式、自学辅助式等多样化教学方法转换,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课堂外教学效果能得以延续,提高教学质量。从作业形式设计上,早期我们的作业形式较多以独立完成为主导,每一次作业针对专业能力培养的一个侧面,虽然学生反映较好,但是缺少集体锻炼,因此后期进一步对作业形式进行探索,力求作业形式的多元化,加大集体作业比例,使得对学生能力的锻炼和培养更为全面。
(二)作业内容设计应更为科学合理
随着2012年所在学院大力推进考试方法改革,很多课程都加大了平时的作业量。特别对于大二下和大三的学生,专业课程比较多,还有很多学生修了双学位或者准备出国考试,因此学生的课业负担明显加重,和2012年前相比,学生普遍反映作业太多了,因此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作业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作业内容设计上将会适当精简化。逐步取消口语考试,随着课程进度的展开,由易到难,由独立完成到集体完成,并使作业内容和作业形式相配合。以学生为主体,实行“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的作业过程,培养学生的实践、研究与认知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使其在大学期间能培养起终生受益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方法。
(三)作业评分标准应更科学化
对独立完成的作业部分,专业任课老师掌握评分标准,对于小组作业部分,由专业老师和其他小组成员共同打分。由于学生对讨论问题难以进行有效的专业评价,因此造成了集体作业打分时具有一定随意性,使得这类作业的考核评分难以真实准确的反映小组成员水平,因此需进一步探讨集体作业评分标准的设定模式,使其更为科学化,能有效反映小组成员的专业水平。后期我们采取过研究生作为助教参与本科课堂教学,对集体作业进行打分,但是由于研究生课堂与本科生课堂教学时间上经常出现冲突,因此这类方式难以有效持续进行,目前还在进一步考虑如何制定科学的评分标准。
(四)期末考试内容应与平时作业结合起来
期末考试是该门课程的总结性考试,试题除了考查学生对该门课程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外,更要侧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课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期末考卷的设计应和平时作业的内容、方法等结合起来。这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平时作业的积极性提高,重视平时作业的资料收集、专业分析和知识整理,另一方面也使得期末考试的灵活性更强,学生无法通过考前抱佛脚的形式去加强训练,再者也使得学生在期末对一学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有更高层面的总结和回顾。
(五)期末卷面考试也应适当改革
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迁,相比于20年前,学生更趋于感性化,更不喜欢理论思考的东西。相对于一些老牌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类背景的高校的人文气息更淡。这是理工类高校文艺理论类课程教学①所要面对的境遇。
一.文艺理论教学的境遇
当前时代不是“诗”的时代,纯文学作品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文学阅读,相比于30年前少了很多。这一方面与“影像时代”、“网络时代”所提供的电视、电影、网络、移动通讯等媒体的多样选择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上述媒体的图像、声音等视听轰炸有关。即便在文学阅读领域,传统的纯文学,即所谓的精英文学、高雅文学,也面临着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快餐消费文学产品的冲击。[1]其结果是,对穿越、重生、校园爱情文学了如指掌的年青人却不知道方方、刘震云是谁。所以,在学生多对纯文学提不起精神的背景下,如何将文学基础理论教学进行下去,并且要产生较好的效果,则成为一个难题。这是文艺理论教学遭遇的尴尬境遇之一。
尴尬境遇之二是理工背景的高校没有像南京大学那样的人文氛围。表现为几个方面:首先,生源来历复杂,有些学生甚至是从理科调剂过来的,他在高中本来就偏重于理科,只是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所以被调剂过来。②有些是被家长“要挟”来的。其次,学生一方面受到社会功利倾向和狭隘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汉语言文学认识不清晰,从而导致他们一开始就对“汉语言文学”有抵触情绪。尤其是到了文艺理论这一较为抽象的专业基础课程时,更是不断地在逼问:“为什么要开这个课?”“上这个课有什么用?”“这个课程对我找工作有用吗?”这种逼问,实际上正是社会功利主义对于现代大学精神内涵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学基本模式都与这种功利主义有所妥协。再次,学生的阅读量相对较少,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理工科方式来学文艺理论,即希望文艺理论的概念和原理能够像数学公式一样纯粹。
尴尬境遇之三是部分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思想认识水平还不足。毋庸置疑,中国大学生面临考试、社交、经济、情感、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焦虑,尤其是对于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来说,经济、就业上的现实压力确实是时时压在心头的铅石。长期以往,学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认识模式,主要表现为颓废型和发难型两类。前者表现为学生受到一些不良思想观念的感染,对于大学和专业提不起精神、失去信心,从而在学习上是消极怠工、无所作为;后者则表现为学生经常怨这、怨那,总认为一切不如意是别人造成的。所以,在特别焦虑的时候,她们很可能就会“发飙”。③他们“发难”不是对文艺理论问题的质疑,而是一种焦虑情绪的发泄。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到课率、听课率、作业率、反馈率、优秀率等方面得到反映。有一部分学生是应付的,还有一些是有心而无力的。在这种情势下,老师更像是救火队员,只管扑“明火”,却无暇、无力去深究其中起火的根源。
二.境遇的形成
理工类高校形成的文艺理论教学境遇有着多种原因。
第一,历史造成的。大部分理工类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是2000年左右高校改革风潮的产物,即改变了过去的专业性、行业性方向(比如师范性的、气象行业性的、邮电行业性的等),而走综合性道路。④汉语言文学等文科性质的学科专业都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些专业作为后来者,其角色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点缀,一般都处于边缘地位,所以,社会没有给予形成良好人文氛围的历史条件。这样的状况学生那里,就表现为人文基础不足,也不经常阅读相关人文历史文献,功利性教学观念更强。
第二,社会的原因。随着大学生由90年代以前的“天之骄子”称号沦为“弱势群体”的时候,普通学校乃至名校大学生一度是迷惘的。社会日益浓郁的功利性,以及大学毕业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也使得学生被“功利化”了。上课不再是说学更多更新的东西,而是更多地为“混”学分而来。有些学生会将社会的压力转移到理论课程的学习上,认为它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这种观念一度盛行,典型的就反映在本校2005-2008年的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上,文艺理论、美学、文艺批评写作等基础课程只是作为选修课,其他课程如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都被去掉了,增加了秘书实务、社会管理等貌似技术实践性的课程。结果,这些技术性的课程学习不仅没有给直接就业带来多大优势,而且使得专业特性变得模糊,其显著结果就是在研究生专业考试当中屡屡吃亏,原因就在于文艺理论方面的素养太欠缺了。
第三,课程本身的原因。任何一个学科都有一个专业基础理论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通常都很抽象。这是由其使命和课程性质决定的。学生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既是人的“天性”,也是当代社会功利观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功利性方面影响的结果。
第四,教学设计上的原因。课程的抽象对教学的组织者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实际情况来看,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教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依照自己的状态来安排内容和设计教学,对学生的困惑和状态了解较少。用教育学术语来说,就是“不以学生为主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学生看什么书?看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对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和现象感兴趣?很多教师并不清楚。在缺乏必要的调查背景下,教师的教学组织基本上离不开他上大学的背景。这是一种时代和语境造成的隔离。2013年8月在长沙召开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届年会暨‘文艺理论研究与中国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就深感到自己与青年学生在文学关注点上的区隔,认为很需要接触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现象和作品,否则,在理论教学上教师就存在隔靴搔痒的尴尬。
三.解决路径
要解决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困境,寻求其解决方式,一方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必须要在院校二级管理体制上寻求长期的动力保障,这就或 多或少地会涉及到对大学教育体制的反思。
首先,解放教师,激发学生的认同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但这两个主体的性质与功能是不一样的。学生作为主体,是指教学中学生必须主动投入精力和兴趣,希望在这门功课上得到优秀的成绩,而不是及格。而教师的主动性,就要在学生主体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和师道良心,投入相当的精力和创造力去设计教学方法和内容。在现有的体制下,相对而言,教师的主体性和主导性作用更大。他既可以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学生主体的反馈与交流,也可以在知识和信息面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更可以在语言等方面更生动幽默些,将课堂过程呈现得更加轻松。所以,解决的方式应当重点放在教师身上。笔者将之归纳为“管、亲、贴”三原则。
所谓“管”,就是指教师对与课程学习有关的情绪、精神状态的调度和管理。比如课堂上,迟到、早退、玩手机、睡觉、应付作业等不良习惯要采取措施。这是上好一个课程的硬件氛围建设。
“亲”,则是拉近与学生的情感关系。教师应该主动找同学交流,发现其优缺点,以诚恳的态度进行沟通。在作业批改、课间交流、课堂互动讨论、下课交谈、课外活动互动等过程中,教师都可以有意与学生建立起良好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小学有较好的传统)。这种“亲”还可以与“管”结合起来。比如将点名与“亲”结合起来,要求个别无故不到课的同学来找教师谈话。教师谈话一般是先问其不到课的原因,目的是想了解其在想什么,干了什么,并不是要给予什么处罚(当然,起初学生基本上都认为是来“挨训”的)。结果教师会发现很多有益的信息,比如有学生说他身体不舒服,发烧几天,焦虑,几天都睡不着觉,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有学生说出自己与其他室友的矛盾关系;有学生想考新闻、影视等专业的研究生;有学生喜欢文学写作。教师应该都一一给予一些回应和诚恳的意见:能提供帮助的,就提供帮助;不能提供帮助的,也在情感上给予关心,给出适当的建议。这样下来,老师虽然辛苦,但是他掌握了一些甚至连班主任、辅导员都不知道的信息,在感情上与学生拉近了。而且教师的倾听、解惑和力所能及地解决难题,都为良好的师生关系打下了基础。这个情感关系是课程教学的有力保障。
“贴”是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与学生的兴趣点相贴近。要做到这一点,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有自己的“教材”。市面上的文艺理论教材多有传统性、深度性,编者也多为综合性大学的教师,这些都与理工类院校文艺理论教学实际有较大差距。所以,教师应该结合实际,博览众长,形成具有特色的“教材”或讲稿。其着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概念、原理、基本问题条缕清楚,讲述时,要注意结论与论证材料的紧密结合;二是材料和作品要“新”,应该从当前影视剧本、网络文学、畅销书、文化现象等汲取资源。这需要教师的积累和不断刷新信息。如果有条件,教师尽量能与文学界有较好的联系。笔者深感与作家的这种联系对于大学文艺理论教学的好处和便利。第二,课堂上,教师力争运用幽默、甚至是脱口秀的一些技法,会达到更好的效果。除此之外,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还要掌握详略、处置重难点、把握张弛、师生互动的尺度。这对于更抽象些的文艺理论课程是很有针对性。第三,从教育学和心理学上说,教师尽力精心打造第一堂生动幽默的课,它能为后续课程教学发挥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革新学校的管理体制。学校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很重要。对于理工类学校而言,尤其是一本类的理工高校,一般都有一两个王牌学科,其他都是烘托的“绿叶”,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更是“嫩叶”。这些都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设计提出了高要求。我们都知道,管理体制对于文艺理论课程教学没有直接影响,但是管理体制会通过教师影响到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课程教学效果。所以,学校的管理制度设计应体现“教学主导”、“以人为本”和“从实际出发”的宗旨。这其实是要求理工类高校须精心打造自己的人文氛围。
第一,学校管理制度的设计要体现教学主导原则。毋庸讳言,当前整个高校体制都是重科研轻教学,教师基本是被“科研主义”体制绑架的。即便是说重视教学,也只是在教研项目、教研论文、指导学生科技创新、指导学生竞赛获奖等量化考核上。其实质仍是一种科研规制,与课程教学成效仍有较大差异。所以,学校应该给予教师更多地从事教学的宽松环境。
第二,制度设计要有针对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灵活性,不搞一刀切。学校对于一些王牌和中坚专业,适当突出科研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份量是可行的,但不宜将之普适化。对于文学等人文科学,学校应当有特殊针对性的政策,即给予学院和教师注重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的时间和基础。
第三,学校要在制度设计上体现“教师主体”原则,淡化或去“行政化”。相对而言,理工类高校、有行业背景的高校,因为历史沿袭等原因,其衙门气息更强烈些。一些职能部门多把学院和教师当作“基层”和“工人”来看待,专业科研、教学科研、学生工作、升职人事、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要求最后都归集到学院一线教师身上,使得教师背负着太多的包袱。
第四,在教学管理和制度设计上,学校对学生不应当采取犬儒主义的政策。以学生为主体是正确的,但不等于把学生看成是市场消费和民主政治场中的主体,而应当将学生看作为教育主体一方来看待。如果按照前者来设计制度,就会导致纵容学生、宠哄学生的现象。[2]比如学评教是必要的,但过分看重学评教的效力,将它与教师的奖金、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就会限制教师的“管”,从而影响教师的创造性和热情,也降低教学上的投入。因为,当教师对学生有很多顾忌的时候,就不大敢管学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是被宠养着过来的,如果教师对学生严格些,部分学生很可能会在评教的打分上给教师“好看”;甚至会因为某项纪律问题处理或是某句批评的话“得罪”了学生,教师会面临生命安全的危险。[3]所以, 综合看来,学评教应当是一个参考因素,而不能让它成为某些职能部门一劳永逸的管理利剑。
最后对人文学院在保障文艺理论等基础课程教学上的做法作一个补充说明。首先,在一个行政化色彩浓郁和科研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学院实际上是一个矛盾和能量的聚集点,好的学院是尽力为教师争取一个缓冲空间。所以,学院管理体制的建设应当以教师和学生为本。即学院如果真正以学生培养质量为核心,关注教师的负担问题,关注学生的思想情感状态,则会为教师的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活动撑起一个较为宽松的内部环境。长期坚持,会有所成效的。
综合起来说,建立起院校领导、教师、学生在学风、教风建设上的良性合作关系是提升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软件条件。在现行评价机制下,这些不仅需要部门、学院、领导、老师的共识与努力,而且还需要付出一些利益代价。因此,总体上不容易施行。
注 释
①文艺理论类课程包括文艺理论、美学、文艺批评写作、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列文论等。以下均以“文艺理论课程”代之。
②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本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一般是一本线上10分左右被录取。
③笔者就遇到一次,在讲评文学批评写作的作业时,她认为本人布置的作业不好。我问她遇到了什么困难?她说没有做。班上同学很诧异,都有“嘘”声了。我缓和地批评说:先按照要求和方法做作业,中间如果遇到问题,再找我交流,并当场告诉手机号、qq号和邮箱。
④一般而言,这些后起的转型大学,要走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之路,几乎不大可能,因为“长短腿”的问题,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弥补回来的。
参考文献
[1]许先文、叶方兴.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兼论日本学者青木保“多文化世界”思想[J].宁夏社会科学,2010(3).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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