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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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文豪，同时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美食家。他创作了许多以食物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苏轼以食物为载体，吟咏了贬谪之地的风土特产，表达了自己“不择精细”的饮食观和“以俗为雅”的审美观。
关键词：苏轼 食文化 饮食观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苏轼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对中国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发展贡献良多。（限于篇幅和学力，本文主要从苏轼诗文中的食文化着手，对酒和茶等饮品暂且不做论述。）中国的饮食文化由来已久，苏轼并不是第一位描写饮食的文学家。而苏轼在这一方面做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把饮食与文化融为一体，使饮食真正成为文化的载体。在苏轼的笔下，饮食这一题材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一、吟咏贬谪之地的风土特产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贬。古代被贬大多是前往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贫乏的偏远地区。遭贬的愤懑、离家的伤感、前途的渺茫，使得诗人大多会产生“异服殊音不可亲”的心态。在苏轼以前，能够热情赞美贬谪之地风土特产的诗人又有几人？苏轼性格豪爽、胸怀宽广，他在遭遇贬谪之时随遇而安，对异乡饮食也入乡随俗，充满愿意尝试的好奇之心。
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刚抵达即赋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①诗人先是自嘲“为口忙”，既指因言事而获罪，又指为谋生糊口。接着诗人笔锋一转，由绕城的长江，联想到“鱼美”；由连山的竹林，联想到“笋香”。展现出诗人初到黄州时内心痛苦，却又自我安慰、旷达自适的复杂心情。
至于岭南的荔枝，更是多次受到苏轼的赞美。1094年，苏轼谪居惠州。在此地，苏轼第一次尝到了荔枝的美味，喜爱之余即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达了对荔枝的喜爱之情。其中最为传诵的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②荔枝在唐代就受到诗人的重视，不过比较有名的荔枝诗多与讽刺唐玄宗、杨贵妃有关。如杜牧的《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真正从咏物的角度来赞美荔枝的少之又少。
二、“不择精细”的饮食观和“以俗为雅”的审美观
苏轼喜爱河豚、荔枝等物，但他并不刻意追求珍馐美馔，对普通食物他也同样感到津津有味。苏轼谪居海南时，生活十分困顿贫穷，“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某日，其子苏过乎出新意，想出“以山芋作玉糁羹”之法，即用山芋和山兰米熬煮成羹。苏轼对儿子用普通原料创制的美食十分欣赏，感叹“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如此普通的玉糁羹，苏轼却将其比作世间绝无的珍馐美味。QfG川味坊四川美食网这既是苏轼在逆境中豁达超脱、悠然自处、怡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也是其不择精粗皆有可赏的饮食观的体现。
苏轼创作不局限于一般传统的题材，也不拘泥于词藻，即便是俚语俗句亦可入诗。他认为：“诗须要有为而作，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一般来说，文人题诗应营造高雅幽静的意境，苏轼却偏偏写进食物。这类情形在苏诗中十分常见：
岂知江头千顷雪色芦，茅檐出没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软如酥。（《豆粥》）③
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候农桑。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南园》）④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病中游祖塔院》）⑤
“豆粥”“饼饵”“紫李”“黄瓜”等本是俗物，但通过苏轼的改造，这些诗歌不但生活气息浓郁，而且志趣高洁，境界典雅，没有丝毫的俗气。这是因为苏轼对食物本身的描写脱离了果腹的实用性质，而近于审美的咏叹。同时与诗中其他意向相组合，使得原本普通的食物成为一种全新的题材。同时，这些食物的意象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因而在读者阅读时就显得真实、亲切，这也是苏诗为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亲手制作美食的兴趣
阅读苏轼的诗文，我们发现诗人不仅是美食家，更是烹饪家。自古以来，“君子远庖厨”似乎成为了一种传统，但苏轼却一反其道。他喜欢亲自动手制作美食，从种植蔬菜到烹饪菜肴，他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在《元修菜》一诗中，诗人就描写了元修菜的播种、采撷和烹制过程：“种之秋雨余，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虫。是时青裙女，采撷何葱葱。蒸之复湘之，香气蔚其蒙。点酒下盐鼓，露橙芼姜葱。”⑥
“东坡肉”相传为苏轼所创制。宋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煑。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轼在《猪肉颂》一文中提到具体烹饪方法：“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⑦从此，“东坡肉”作为一道名菜，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美食家。他创作了许多以食物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苏轼以食物为载体，吟咏了贬谪之地的风土特产，表达了自己“不择精细”的饮食观和“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同时，苏轼还喜欢亲自动手制作美食。而这些都与苏轼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儒释道的思想密不可分。（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林语堂.坡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4]颜中其编注.坡轶事汇编[M].长沙：岳麓书社，1984.
[5]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J].文学遗产，2012，2：4-15.
[6]康保荃、徐规.苏轼饮食文化述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2（1）：97-10.
注解
①（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031页
②（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192页
③（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1271页
④（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678页
⑤（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75页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2篇
谁都不能熟视无睹：电视，在20世纪人类文化舞台上的醒目到场和隆重出演。所以长期以来，舆论界和学术界对电视这一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文化身份给予了种种感性或理性的界定：“电视文化是通俗文化”，“电视文化是消遣文化”，“电视文化是娱乐文化”，“电视文化是快餐文化”，云云。于是，有些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煞有介事地指责、质问和呼吁：“弱智的中国电视”、“电视你还要糟蹋什么”？“文学千万别嫁给电视”等等。所有这些议论，必然会导致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及其本质特征、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
在文化学视域里，文化身份一般被建构为一种社会构成现象，它标识着相关文化的存在位置及其话语的成立方式与作用力度。对文化身份的探究和判断，意味着在其所属领域文化本体论推导的结束和对其社会历史成因多元化的认可。文化身份研究所能给予文化观察者的实验条件，主要在于多维度的视角和对其所在系统生命性联系的提示。因此，诸多看似互相矛盾、各执一端的说法，并非区分理论是非的简单依据，表象的混乱状态往往更能见出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必然存在的多维度的合理性及其关联的复杂性。
本文试图从俯视、后视、外视、侧视、内视、前视几个角度，对电视文化身份予以全息式观照和审视，进而尝试让观照的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推导的方法，以期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在纷呈的现实表象中渐渐浮出。
俯视：在人类文化学的整一系统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文化，是人类留下的痕迹，是人类特定条件下的生存方式。从区域的大小而言，文化一般隐含着三种意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文化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动态过程，即“人化”与“化人”，其驱动力源自人类的创造精神。
从文化的本体概念出发，则不难认同，讨论“电视有没有文化”、“电视是高级文化还是低级文化”等问题只能降低我们理论研究的水准。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形态的存在而非身份的高低贵贱。在整个文化系统中我们需要相对确定“电视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而非对其莽撞地取消或意气用事地贬损抑或盲目膜拜。
电视，作为20世纪科学技术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文化形态之一，它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素材，但不是目的。在这个视域里，所容易发生的偏差往往在于：研究者将各类文化形态作为既有的方法以推论电视文化，从而通过衡量其中他文化的各种成分与含量是否全面和饱满，来确定电视本体文化的性质，使研究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发生倒错。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的出现与存在，其技术性能塑造了其身份的与众不同。它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
首先，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边界较为清晰地归属某一文化区域，但它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又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亦即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三个区域的内容，都可能与之轻易结合，从而成为其文化构成。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艺术文化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机会在电视文化的身份证上签名。
其次，它不能像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由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思维方式来支撑。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多样的：时间性思维和空间性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经验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等等。但语言出现以后，各种思维方式大体为语言思维方式所整合，纷纷融化于语言思维的海洋，亦即语言已成为人类基本的思维媒介。语言思维是人类基本的文化思维方式。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基本拿到理论“护照”的界定：电视思维是“可闻可见的四维思维方式（立体的空间＋时间＝视听的运动）”。（注：周传基著《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第44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界定，有其技术分析的可确定性，但未能留出文化思维中模糊思维可能存在的余地。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如果说，视听是其思维的主要构成部分，那么数字式（点式）思维、以“语言”方式积淀在人脑中的“原型思维”，就是电视文化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无法离析但又与视听思维同在的模糊思维构成。我们应该避免袭用“单一思维方式”支持下的电视思维界说，才能允许电视对各种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开掘、互动和使用的事实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
第三，电视文化不能像相异文化形态那样具备相对稳定的某一种属性。断定电视文化是大众文化，显然过于笼统。大众文化属于现代文化的范畴，是随一系列大众传媒的崛起而登场的。大众文化以“文化大众”为旨归，宣告了文化消费时代的垂临。“大众文化研究所分析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注：戴锦华著《隐性书写》第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它意欲消解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和垄断性，是一切现代文化形态均有的属性。即使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也只有千方百计地搭乘大众文化快车，才有可能传播到位。大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的二元式对立存在，其胸襟具有吞吐一切文化形态的气象，所谓文化的终极必然趋向大众。因此，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
后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上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这个东方伟大民族史性存在的见证，又是我们现代文化的根底。其“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诸家兼容，以儒为主；多神并敬，无神为常；德能统观，以德为重；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注：参见张崇琛著《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第11-2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本体特征，既标识着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所到达的文化高度和所拓展的文化广度，同时又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厚重积淀，以“神来之手”，不可遏止地参与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灵魂的塑捏中。
从这个视角把握电视文化身份，其理论眼光必然充盈着殷殷的怀古忧思，所展开的文化研究则更多地罗织着批评的维度：一方面，其固化自身文化本体地位的心理诉求，促使其素朴地以自身的特点来限定电视文化身份，如，从文化集权观念出发设定电视文化机构严格的行政等级制度、为电视文化增设划一的评判标准，对电视作为大众文化意欲突破文化等级、展开文化自由竞争的冲动予以约束；另一方面，则以自身为比照基准，止于对电视文化中传统文化特质的缺失或变异的指指点点，从而推断出电视文化身份缺席的结论。这种批评，徘徊于对电视文化功能的客观解析与主观期望两相矛盾的游离地带，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内部研究上，就有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传统文化鸿沟置换为电视屏幕上“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的争执不休；表现在对电视文化的外部研究上，则出现了“电视文化应成为弘扬传统文化工具”的呼声，从而强调对电视文化身份的“介质”性理解与使用，而忽视了其文化本体的存在与特质。
在这个视角观照电视文化身份，难能可贵之处应在于对传统文化中既有的历史发展眼光的择取。传统文化并不特指某一既定的过去时段，其存在本身蕴含着过去、现在、未来纵向发展的脉络，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就传统文化而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形态，就像岩画——戏剧——诗——小说出现的秩序那样，明摆着石器——青铜器——甲骨、竹简、羊皮纸——造纸术——印刷术的文化生产链条；机械时代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信息时代必然酿造大众文化的甘醇。如果从这种发展的路线上延展开去，也许走不了很远，就会有人将电视文化视为传统文化来审度。“人类文化总是处于创造与消解之中，一切貌似永恒的本质总是受到挑战”（注：参见1999年3月11日《文艺报〈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建设〉》），因此，传统文化视角下的电视文化身份必将是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现在时段主体形态的显现者，它在完成“传承文明、沟通未来”（注：CCTV-1频道形象广告词）的使命中凸现自我，更多的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纵向度的聚合：一，它聚合了文化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文化时间的不同维度得以自由流淌，极大地体现出了文化时间来龙去脉的连贯与不可分割，亦即电视文化对文化时间的自由把握与自由使用；二，它聚合了传统文化已有的多种形态与特征，亦即电视文化的出现不是空中楼阁的出现，它必然在其技术构成的基座上，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予以现代性的重构与诠释，在电视文化的每一种构成上总是闪烁着传统文化的光泽，同时也衍射着未来文化的辉光。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身份表现出了聚合文化的形态。
外视：从社会化生存系统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社会生活，意指人类群的生活方式。“群”是文化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的生成与存在是以“群”的内部关系为前提的。“群”是人的社会化生存系统，小至家庭、大至民族，“故人生不能无群”（《荀子·王制》）。在一定范围的“群”中，人们会在调适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中结成形态相对稳定的“同文化群落”：政治（党派、社团）群落、经济（企业、财团）群落、“文化”群落（狭义的文化艺术性组织、机构）、宗教群落，个人自组织群落（个体的人对属群的自我定位）等等。如果说社会是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那么，任何一个“同文化群落”都是在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
在这个视角，可以看到“电视”是各个“同文化群落”走向“公共空间”、抢占“公共空间”份额的现代化武库，电视的文化身份无疑被塑造成了一个“千面人”，具有很强的可易性和复杂的多面性。亦即电视文化身份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性存在所能影响和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这使得电视文化身份由“实物决定论”走向“关系决定论”。存在于社会生活巨系统中的电视文化，各个“同文化群落”的力量会让它发展的方向发生变动或转移，如：政治群落希望它是政令、解释政策、传播政见的“喉舌”；经济群落则希望它姓“商”、成为塑造企业形象、营销商品的“自由市场”；文化群落则希望它属于纯文化，成为人类精神品格的塑造者、思想道德的完善者和崇高情感的激励者；而作为个人的个体自组织群落则可能希望它有一个“百家姓”，是千里眼、顺风耳，又是表达个人意志与精神的喉舌；是其精神追求的寄托、又是文化娱乐的场所；是信息人，又是生活的向导和侍者。因此，电视文化身份在社会系统中由整合力最强的要素（群落）来决定，但同时，会在其他要素（群落）的干预下，以合力运动的方式合规律性的变化与发展。亦即，在一定的时间区域内，其身份具有很强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而从长远看，则与社会的进步力量同向度、共属性。
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可以将各“同文化群落”对电视媒介的作用力，大致分为三种：1)投入者；2)媒介自组织者；3)接受者。投入者，由权力投入（政府行为的支持、含政策与财政投入）、纯财力投入（企业、财团的经济行为）以及纯文化投入（文化界学术界的智性投入）组合而成。这部分作用力，对电视文化身份的影响最直接、最具干预性，它支配着另外两种作用力。媒介自组织者，包括媒介经营者（所有者）的利益及意志、从业者（制片人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利益及价值观念，以及创作者（编、导、摄、主持人等）的价值观念。这部分作用力是以媒介主体形式存在的，是对投入者与接受者两种力量的贯通与遇合；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机构文化色彩，会以隐在的方式，借投入者与接受者的力量阐发机构意志。接受者，则层面多而人数众，其力量的体现是通过投入者与媒介自组织力量的实现与否来表达的。从表象看，它具有被动性并缺乏凝聚力，而实质上它是前两种力产生的原动力，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结点。前两种力的发生以到达它为目的。因此，接受者的作用力以回馈的方式成为衡量前两种作用力实现程度的标准，从而成为三种力中无形的最大作用力。这三种作用力的施放不是均衡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各种力的向度与强弱会发生相应的游移、遇合与分解。如在意识形态垄断社会一切文化形态的前提下，政治投入就会变得强而有力，会以政府干预的方式使电视文化成为政治制度的替身；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前提下，纯财资投入则会对电视文化发挥强势干预，会使其属性倾向于商业文化色彩，倾向于经济利益的取舍；同样，在讲求民主、崇尚人文精神的社会条件下，纯文化力量和媒介自组织力量中的精神品性则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会影响权力投入者、财资投入者以及媒介经营者的价值观念，接受者也不会被当作商品信息与精神产品的简单“货仓”，而会焕发出参与媒介活动的自觉力量，从而形成三种作用力同向度的合力运动，使电视文化的身份在各种关系的运动中突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视角，电视文化更为明显地体现出了对多元文化的综合与兼容，其身份呈现出多元文化的形态。
侧视：在各种文化形态的横向队列中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报纸、杂志、电视这三大媒体中，电视群体的文化素质最低。这其实很好理解。首先，报纸杂志有其漫长的历史承传、有规矩、有氛围、有熏陶；电视不然，它是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短短十几年中一下子暴发起来的”（注：参见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学者与电视〉》）。长期以来，电视文化就是这样被相邻的姊妹文化侧目而视。这种视角下发生的理论成见不言自明。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成熟与发达抑或所表现的文化素质的高低，都不能简单地以其形成时间的长短来测定。在文化形态的生成速度上，时代愈演进，其生成与发展速度则越快。从前文字时代到文字时代，人类走过了千万年，而从报刊文化出现到影视文化的出现不过百年而已，报刊文化的真正成熟与发达几乎是与影视文化同步的；其次，“因为报刊有文化，从而电视无文化”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且类比失当，就像指责玫瑰为什么不具备洋葱的辛辣那样；再次；报刊文化传承的是文字文化的血脉，而电视文化是电子时代视听文化的创新。电视人掌握的是另一种全新的知识体系，否定者只能明证其对电视文化的视觉盲点：报刊文化是文字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而电视文化在大众传播方式之外还创造出了新的语言体系，比方小说、诗歌，被报刊登载依旧是小说、依旧是诗歌本身；而进入电视则小说非小说、诗歌非诗歌，是具有诗性或小说性的电视艺术。
因此，这个视角的占踞者应该是拥有独特语言方式、堪与电视相并列的文化形态，如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这几种文化形态的语言方式是艺术的语言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审度电视作为艺术文化形态的特征。艺术，文化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大量的文物、遗址以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人类文化成果，那么艺术则以鲜活的生命方式滚动着人类文化的成果，使人类的文化之树果实常新。占踞这个视角的各类艺术，在审视电视时目光多少有些不安。这种不安，长期以来一方面被归结为电视作为艺术，其语言、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则被归结为电视艺术对其他艺术的技术性掠夺。但这两种归结前者止于冷静的技术分析，后者则止于激情的笼统印象。任何一种艺术，都因拥有独特的语言方式、表达方式、传播方式才得以确立而且被认同。就像文字不对绘画的线条造成威胁，雕塑的造型并不消解诗歌的表现，音乐的时间联想并不会冲击戏剧的空间再现那样，电视声光色的语言成分及其语法规则，并不能动摇任何艺术形态固有的“树形结构”。而电视对各类艺术的技术性掠夺，毋宁说是各类艺术对电视技术的使用。电视弥合了其他艺术传播方式中时间传播与空间传播的堑濠，改变了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之间的两相分立，成为“间接传播中的直接传播”。这种来自技术的魅力，终成各类艺术突破既有风范的谷口。这似不应给各类艺术带来不安，而应该额手称庆。
不安，实则来自电视对既有艺术理念根本的摇动。首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类对世界的四种掌握方式：科学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这是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电视出乎意料地横空出世，使这几种把握方式面临重写或重新理解的格局，它一方面模糊了四种掌握方式的边界，一方面提出了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多维度把握。其次，黑格尔美学思想中关于艺术发展规律也有以下的结论：艺术的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压倒物质、内容不断冲破形式、理念愈益充分显露的过程，并把艺术归纳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其中物质的比重由大到小而精神的比重由小到大，如建筑——雕塑——诗歌。但电视却使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线路出现了波折。电视艺术中，物质的成分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内容不仅无法冲破形式而且形式大于内容，理念不是愈益显露而是愈益隐蔽。再次，电视以外的各种艺术，其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作品的独一无二和审美意识对作品产生环境的先天依赖。亦即它追求艺术作品个体的“惟一”价值和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特殊语境。如宫廷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宫廷的“语境”；宗教艺术审美的前提是宗教的“语境”；所谓“红楼十二钗”也只有在大观园的语境下才得以生气灌注，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艺术的个体作品不是放之四海而皆“美”的。但电视不然，它技术性地使艺术作品的复制具有了合法性，真品与膺品的差异走向了零度，并且使艺术美感赖以产生的语境获得了重构。它将其他艺术所依赖的纯粹审美空间推至纷扰迭起的世界：开放的意义即为家庭日常生活空间；封闭的意义则指电视机“机体”空间，即相互间并无多少关联的各类节目所连缀的假定性空间。对此，德国美学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发出了“阿乌拉”(AURA)（注：本雅明把传统艺术称为有韵味的艺术，认为有韵味的艺术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性。对它无法进行复制，即使勉强复制，复制品也不能与原作相媲美，因为即使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现时现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并且认为复制艺术的出现让有韵味的艺术崩溃了。）不复存在的叹息。
因此，这个视角审视下的电视文化，是又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对世界的多维度把握；同时，它在逃逸出传统美学范式的前提下，以复制的合法性，将传统美学加以现代美学意义上重建，其身份必然呈现出重构文化的姿态。
内视：从电视文化本体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从内部解析开来，电视文化有三大组成部分：机构文化、成员文化、节目文化。机构文化，在经历了微波传输时代行政式逐级到达观众的阶段以后，目前正进入卫星时代，通过制、播分离，由“生产文化型”向“消费文化型”转轨的阶段。电视机构由政府和纳税人供养的生存机制也正在向机构产业化的自造血机制转换。这个转换，必然带动电视文化向“产经”文化和“商经”文化发展，电视文化身份本位也开始发生易位，从单一的宣教式存在走向多元的宣教经营式生存，成员文化，往往因为电视从业人员的职业身份过多的依赖其他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名称：如：编辑、编剧、导演、剪辑、录音、作曲等，在身份称谓上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包括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如此；加之电视从业人员对自身以及电视文化身份的塑造缺乏行为上的自觉，要么把自己装扮为“政府发言人”；要么把自己定位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知先觉者；要么从高处弯下腰来俯视芸芸众生做出平民化的平视姿态（骨子里在说我是贵族）；要么就是为不知其内里的商品做了营销员；并且由于规约电视文化行为的法规法度不健全或不成立，致使违背电视文化建设的个体操作和群体操作大行其道：如推崇“大投入大制作”的背后隐藏的是机构或个人牟取暴利的私欲；“平民化通俗化”的背后潜藏着对文化大众作为市场的利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对电视成员各种不满与指责，导致了电视与文化无关的言论。在这个层面上，公众心目中的电视人和电视机构因为是一种技术的掌握者与垄断者，所以变得高高在上甚至有些跋扈，这也助长了电视人对扭曲电视文化身份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电视成员在这种驳杂的表象背后，还是在走一条有序而必由的发展之路：从编导演中心制到制片人中心制到策划人中心制，大致勾画出了其由创作型向生产型、由作品型向商品型、由局部意志型向群体意志型演绎的总向度。
关于节目文化，理论的热情较多地止于电视文化的语言学分析，对其语言的构成元素、构成材料及其使用的语法规则和技巧以及解读方法作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尝试将之与其他文化语言区分开来，特别是电影文化语言。这方面的努力，对于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是重要的，而且所取得的成果也颇为斐然。但是，这个层面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它使电视节目文化倾向于技术性的构成，而忽略了对其文化特质的整体性把握。诚然，电视本体首先是一种技术的存在。在这个层面，技术大于人，是技术赋予人相对的思维自由和行为自由，同时又限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绝对不自由：在电视文化中不存在离开技术的思维与行为。首先，技术让电视文化拥有了时空上的相对自由、电视文化突破了通约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与传播规则而得以自由地把握时空；但电视文化因技术的限定，又都是“拍出来”、“编出来”、“做出来”的，在技术的客观存在以外，其文化形态及内容都是假定性或虚拟性存在，如建筑文化使我们可以生活于其中而电视文化只给我们以氛围化生存，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地生活于其中，而只能生存于电视文化的氛围中。前不久，CCTV-1在晚间新闻中播报：世界第一位由网络制造推出的电视虚拟主持人已经诞生。这意味着“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上帝”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技术使电视文化有了生命，但缺失了有实感的肌体。其实，技术给予电视重构文化的可能，但同时限定了其文化属性的非独立品格。人，“是从事构造化活动的动物”（注：参见刘xīn＠①著《电视重构论》第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人类文化的进步在于其不断地向理想的构造渐近。任何文化终究都是对人自身及社会生活的“同质异构”。电视的技术魅力，打破了其他文化形态固有的边界，启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整合运动，但任何文化形态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无衰减无变异地通过电视而抵达受众，即电视不是一个无机通道，而是一个有机通道。在电视的“场”中，所有的文化形态获得重构成为电视文化的本体组织。
因此，从这个视角解析，电视文化体现出来的本质是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与边缘特征：一方面，电视因技术而获得的文化重构“场”，具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兼容性，它可以将文化艺术的时间流和空间场综合起来，也可以将各种文化艺术综合为一体，从而体现出时空的综合和各种文化艺术的综合特征；另一方面，综合意味着取舍而非杂凑，如果从文化艺术的时间特征来审视，电视则是以空间来表现时间，体现的是时间与空间的边缘特征；如果从文化艺术的空间角度来审视，电视又不单纯是空间文化，而是通过时间的流动实现空间的扩展与建构，从而体现的是空间与时间交错的边缘特征。用艺术做譬：电视可以表达戏剧，但从戏剧的角度来审视，它只体现了戏剧的边缘特征而非本质特征；电视对文学、音乐、绘画等艺术的使用与表达都是如此，它不可能体现各种艺术的本体特征而只能体现其边缘特征。到此为止，所有言说电视在糟蹋各种文化艺术的误会应该结束了，其怨言来自用其他艺术的本质特征取代电视文化本质特征而必然发生的失落感。试想，如果文学电视表现出的是“文学”的本质特征，让“文学”满足的话，那么电视的身份就彻底不复存在了。因此，在这个视角的审度下，电视文化身份所体现的是综合文化和边缘文化的形态。
前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审视电视文化身份。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网络”，以毋庸商量的霸气从未来世界幻影迷离的天幕上磅礴升起；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这样的词汇出现在了文化的卷宗上。也许电视自己也未曾料想：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竟如此之近，近到只有70年。
理论的慌乱，从对“网络时代电视的身份将会如何”等等的预测中略见一斑。这也是文化理论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理论不再意味着“过去时”，而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正式进行时”和“将来时”。
1999年岁末，在地球的西方发生于一件关乎媒介文化的大事：美国在线以18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华纳兄弟影视集团。这似乎是一则预言：人类的“全媒体”时代即将莅临。
有理论将20世纪出现的媒介文化排了座次：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但网络是否可以被称作“第四媒体”目前还争执不下，难见端倪。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其作为文化是否已经成熟，实则是双方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简单排列。问题并不在于媒体的序号性存在，而在于媒体文化本体性状的存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较之其他文化形态都有空间上的组合关系，较之本文化脉系则都存在着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就像电视文化曾对（我们对电视开始使用过去时态）横向的其他文化进行组合，创造出杂志性电视栏目、报纸性电视新闻等等；在纵向度上，今天的电视已非20世纪30年代贝尔德实验室里的电视，但它却纵向聚合了电视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优秀环节：如更清晰、更直接、更便捷。目前显示的状况也是如此，并非各种媒介安分守己地排队出行、轮番坐庄，而是纷纷抢滩网络。网络也在施展自身的魅力以期吸引更多的文化成分，从而造就自己的文化品格。这犹似当年的电视。今年4月，在中国电视文化转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东方时空”栏目，在7周年庆典之际，举行了中国电视的首次网上直播。如果说美国在线与华纳兄弟公司正在以“机构”方式走向“全媒体”时代，那么中国电视则正在以“节目”方式轻轻地点击“全媒体”的门环。
在“全媒体”化的过程中，究竟谁能占上风，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胜者将是整合力最强的一方。站在“全媒体”时代的角度分析电视肌体整合力的强弱，则很可能推导出它在未来文化中的身份与地位。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出“文化和文化身份，也即在最宽泛层次上的文明身份，正在形成冷战世界的同一性、解体及冲突的范式”，他所指认的范式即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政治的冲突将被文化的冲突所取代。撇开其文化冲突所隐含的经济与政治冲突的“祸心”不论，就文化冲突本身而言，文化冲突的趋势终究会走向技术的整合与化解。这意味着文化空间与文化内涵的全球性共享。从网络的角度审视，网络所追求的是个人化的文化言说与个人化的文化分享，是对电视文化播迁向度的增设和对电视文化人格“趋同”、个性丧失的补救。但是，从人类既有的发展轨迹预见：文化趋同是必然的，文化个性只能在同一中求得一般允许下的特殊生存。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不论是机械还是电子，任何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沟通。沟通，则为了趋同；趋同，则为了合力运动的可行。《圣经》中有人类在语言同一的情况下建造“巴贝尔塔”（通天塔）以便直接到达上帝的传说。其实，人类自诞生以来，共同建造巴贝尔塔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也正是技术的一次次飞越，使得人类共同的巴贝尔塔渐渐增高。支撑着文化学理论的“单线进化论”、“普遍进化论”和“特殊进化论”虽然存在探讨文化进化过程的视角差异，但无不首肯技术是文化进化的动因。所有文化冲突的解决最后都取决于技术的调和，技术让不同的文化更易于沟通、易于互解，从而化干戈为玉帛、互塑共生地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文化所具备的群体参与方式、时空共享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文化走向全球化过程中必需的方式与手段。就目前网络运行的特征看，网络显然难以承担电视所能承载的人类对于文化共同利益的社会责任，并难以取代电视所能带给人们的活生生的生命的直感。如电视直播对场效应的全方位公开、对各种场元素间生命联系的集约式发送。也许，我们对电视拥有过多的“怀旧”情感，所以网络的出现并不让我们理解为电视技术的停滞不前。技术的多元并进，可能会导致“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彼电视”定然不是今天的“此电视”，但电视的文化身份不会退场，在这个视角下，它必定要显示其“全球文化”的形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审视了电视文化在特定语境下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这似有研究上采用“多机拍摄”的效果。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所倚重的并非哪一个“机位”，而是各“机位”间存在的关系及其共同“摄制”完成的主旨。对不同视角的逐一观照。链接成了对电视文化身份加以全方位观照的一个有机过程，其中包含了我们对电视文化理论研究的动态眼光和理论推导的有机趋向：从我们审视电视文化身份的动态眼光则不难发现，以往诸多关于电视文化身份的界说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性，是相对于各自所踞的角度、层面而具有一定正确意义的静态界定。各种界说，之所以长期以来呈现出一种难以相互谅解、纷争不休的场面，即因为各种界说在自己的前提下都是正确的而在相异的前提下又都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这种似是而又非是的理论纷争，根本上反映出对电视文化身份长期缺乏理论认识的清醒与辩证，并缘此而走向创作实践与文化接受两个环节上的静态化片面化扭曲，诸如“是快餐”则必定粗制滥造；“是通俗”则必定媚俗无度；“是娱乐”则必定游戏人生；反之，“是引导”则必定充斥宣教；“是艺术”则必定高高在上；“是精品”则必定远离大众等等，进而导致了对观众接受心理的迎合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之间不该有的分歧与冲突。另外，我们将论述的方式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必然使我们理论的推导最终走向“全视”，即不是用某一个视角来涵盖或取代对电视文化身份的本质认识，而是以发展的变化的有机的系统论观点，让我们的视角愈益开阔、愈益全面，进而趋近对电视文化身份全面把握的理想。虽然在整个观照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视角多次发生易位，但其中，一以贯之的解析态度与方法，已使我们对电视文化身份较全面的认识渐渐浮现：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电视是以全能文化形态、在实现对传统文化纵向聚合和对现代其他文化横向综合的过程中，多维度地体现出其所具有的边缘性文化本质和全球性文化趋向的一种文化类型。但是，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态度所要表达的并不止于此，我们所希望表述的是对其本质认识的渐渐逼近而远远不是终结。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3篇
1990年初的欧洲光化污染非常严重，臭氧超标形势严峻。1993年欧洲环境委员会(EEA)成立，同时成立了欧洲环境信息和观测网络(Eionet)，目前有32个成员国和6个合作国建立了586个地面臭氧监测站开展30多项针对光化污染的研究监测。在加强地面臭氧污染监测的同时，欧盟还加强了对形成臭氧前体物质排放量的统计和监测。目前，欧盟各成员国必须每年向欧盟环保局报告臭氧前体物质如挥发性有机物(VOC)、NOx、CO、NH3等的排放量，并确保上述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超过欧盟确定的目标值。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修订案，美国EPA要求各州或地方在臭氧污染问题严重地区必须开始建立光化学评估监测站(PAMS)，全面监测臭氧、臭氧前体物及部分含氧挥发性有机物(VOCs)以了解臭氧高污染发生的原因。除了光化学评估监测站(PAMS)外，美国有州和地方空气监测网(SLAMS)以及国家空气监测网(NAMS)承担臭氧污染监测。目前美国建有约1200个臭氧监测站形成了光化污染常规监测网，用以光化污染状况监测评估、污染预警、前体物状况和区域输送分析。2000年左右，我国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开始开展臭氧监测，并在该领域做了一些探索。2008年国家正式开展臭氧监测试点工作，北京、天津、沈阳、青岛、上海、重庆和广东省参与试点，监测的参数有臭氧、臭氧前体物(SO2、NO2、CO)，部分站配有VOCS、NMHC监测设备和气象仪。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均开展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增指标(PM2．5、CO、O3等)监测。2013年初，全国范围内74个重点城市建成的496个国控站点均已开展O3自动监测，形成国家监测网络。此外，如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南京、武汉等地根据需要建设有针对大气复合污染监测的综合监测实验室(超级站)，除常规臭氧及其前体物外，还有光化烟雾污染的重要监测因子:细粒子颗粒物、NOy、VOCS、NMHC、大气稳定度、紫外辐射以及气象参数等。
2光化污染自动监测技术
开展大气光化学污染监测主要是开展臭氧以及对生成臭氧(光化烟雾)的主要前体物质和光化污染生成物的监测(NOx、NOy、CO、SO2、甲烷/非甲烷总烃、高沸点/低沸点臭氧前体物、有机气溶胶等)，同时对太阳辐射强度以及城市的气象(风速、风向、温度、相对湿度等)、空气扩散条件等进行同步观测。本文根据自动监测技术的发展，对光化污染较为前沿的自动监测新技术进行介绍。
2．1O3、NOX、SO2和CO监测
O3是光化反应产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污染物，常常作为光化烟雾污染强弱的指标，NOx=NO+NO2，NO2的存在是产生光化反应的必要条件，而SO2和CO是光化污染反应的重要前体物。以上4种参数监测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目前已非常成熟，本文就不再赘述。
2．2臭氧柱浓度的监测
柱浓度是指污染气体在空间上的垂直分布浓度，长期监测污染物的柱状浓度可以反映其在空间中的浓度变化趋势，对开展城市空气质量监测，研究区域空气污染分布以及污染通量传输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监测污染物柱状浓度主要使用的是被动DOAS监测技术，利用污染物的吸收光谱不同，采用光谱拟合技术得到污染气体的斜柱浓度，即污染气体沿光路的积分浓度，结合辐射传输模型计算出大气质量因子以及污染物的垂直柱浓度。
2．3总反应性氮氧化物NOy
总反应性氮氧化物NOy=NOx+NOz=NOx+NO3+2N2O5+HNO3+HNO4+HONO+PAN+MPAN+硝酸盐+烷基硝酸盐。对环境空气中总反应性氮氧化物NOy进行监测可以帮助了解大气中总反应性氮氧化物的组成特征以及形成光化学烟雾的机理。在监测方法上NOy与NOX相同，均为化学发光法，监测方法的区别在于:NOy的钼转化炉在样品气采样入口处，所有的含氮氧化物在采集入口处根据电磁阀的切换，一路通过钼转化炉全部转化为NO，参与化学发学反应得到NOy值，一路不通过钼转化炉直接参与化学发光反应得到NO值;而NOX的钼转化炉在仪器内部，样品气通过采样管进入仪器后，大部分非NO2的含氮氧化物已经挥发或反应成其它物质而不能被捕获。
2．4非甲烷总烃(NMHC)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
(1)非甲烷总烃(NMHC)监测非甲烷总烃(NMHC)通常是指除甲烷以外的所有可挥发的碳氢化合物(其中主要是C2～C8)，是形成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前体物，长期观测NMHC，通过光化烟雾反应动力学模型和轨迹模式绘制EKMA曲线，如图1所示，以了解当地光化污染是受NHMC控制还是受NOX控制，以便做相应的污染防治工作。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方法主要是采用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的分离原理实质上是利用样品中各组分在色谱柱中的气相和固定相间的分配系数不同，当汽化后的试样被载气带入色谱柱中运行时，组分就在其中的两相间进行反复多次的分配(吸附－脱附－放出)，由于固定相对各种组分的吸附能力不同(即保存作用不同)，因此各组分在色谱柱中的运行速度就不同，经过一定的柱长后，便彼此分离，顺序离开色谱柱进入检测器，产生的离子流信号经放大后，在记录器上描绘出各组分的色谱峰。非甲烷总烃常常和甲烷一起检测，检测器一般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FID)。氢焰检测器(FID)是以氢气和空气燃烧的火焰作为能源，利用含碳氢化合物在火焰中燃烧产生离子，在外加的电场作用下，使离子形成离子流，根据离子流产生的电信号强度，检测被色谱柱分离出的组分。(2)挥发性有机物(VOCs)监测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指沸点在50～260℃、室温下饱和蒸气压超过133．32Pa的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大多数VOCs化合物(如低碳数的烯烃、烷烃)具有大气化学反应活泼性，是形成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前体物，VOCs日益成为表征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指标。VOCs自动监测方法主要也是采用气相色谱法，使用在线气相色谱分析仪，一般可以检测低沸点(C2～C5)项目:乙烷，乙烯，丙烷，丙烯，异丁烷，正丁烷，反式－2－丁烯，顺式－2－丁烯，1－丁烯，异戊烷，正戊烷，1，3－丁二烯，反式－2－戊烯，1－戊烯，异戊二烯。可检测高沸点(C6～C12)项目:苯，甲苯，乙苯，间、对二甲苯，邻二甲苯，1，3，5－三甲苯，1，2，4－三甲苯，1，2，3－三甲苯，2，2，4－三甲基戊烷，正己烷，正庚烷，2－甲基庚烷，辛烷等，检测器分别采用的是氢焰检测器(FID)和离子化检测器(PID)。光离子化检测器(PID)原理是使用紫外灯(UV)光源，将有机物“击碎”成可被检测器检测到的正负离子(离子化)，所形成的分子碎片和电子由于分别带有正负电荷，从而在2个电极之间产生电流，根据电流信号的强度检测该组分的浓度。在被检测后，离子重新复合成原来的气体，因此PID检测器是一种非破坏性检测器。
2．5PAN/PPN在线监测
PAN(过氧乙酰硝酸酯)和PPN(过氧丙酰硝酸酯)是大气光化烟雾的特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植物及生态环境有极大的危害。PAN和PPN可以作为光化学反应的指示物，其浓度的获得对于正确估算光化学臭氧产生率十分重要。PAN/PPN在线气相色谱1992年开始研发，经过多次升级后于近几年从德国传入我国。其原理是样品气在低于室温的毛细管柱进行气相色谱分离后，由电子捕获器(ECD)检测。其动态的校准单元是基于NO校准气流的光化学合成PAN或PPN。
2．6OH•(羟基自由基)监测
OH•是大气中最重要的氧化剂，它控制了绝大多数大气痕量组分的氧化去除，尤其是在光化学烟雾的产生、城市大气中二次气溶胶的生成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我国对城市大气中的常规气相污染物和颗粒物已有一些测量和研究，但对于城市大气污染产生的机制了解得并不十分清楚，而对城市大气OH•的系统测量基本上属于空白。对OH•的测量应用较广泛的技术是激光诱导荧光LIF法。LIF方法是基于OH•在308nm附近存在尖锐吸收光谱的物理特性，使用窄带激光器在此波段内照射含OH•的气体样品使得OH•产生共振荧光，在入射激光的正交方向上对307～311nm波段内荧光光子进行计数，结合标定实验导出的灵敏度，从而定量测定大气中OH•的浓度。
2．7PM10、PM2．5、PM1(颗粒物)监测
伴随光化烟雾还会有大量细粒子即二次细颗粒物(secondaryfineparticulatematters，SFPM)产生，如硫酸盐、硝酸盐、铵盐、黑炭(BC)以及有机碳(OC)等，因此对光化污染监测需对颗粒物PM10、PM2．5、PM1进行长期监测。颗粒物自动监测方法主要有β射线法、微量振荡天平法、光散射法以及β射线法联用光散射法等。β射线法、微量振荡天平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光散射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较新的技术。其原理如下:半导体激光源以高频率产生绿色激光照射样气室，其频率足够快，保证在样气中的颗粒物质量浓度在一定范围(0．1～1500μg/m3)内，不会错过穿过气室的任何颗粒物。如有颗粒物存在，激光照在上面会发生散射，在同一平面上与激光照射方向成90°角的检测器会收到被对面的反射镜聚焦的散射光，其强弱与颗粒物的直径大小有关系。光散射法单独使用不但可以测量颗粒物质量浓度，还可以测量不同粒径大小颗粒物(如直径从0.25～32μm)的数量浓度。光散射法也可以和β射线法联用，可以使颗粒物监测仪在短时间内的分辨率、准确度和精确度有很大提高。
2．8太阳辐射观测
光化烟雾反应与太阳辐射直接相关，一般太阳辐射越强，大气光化反应就越厉害，臭氧浓度会更高，因此对太阳辐射进行长期观测是很有必要的。目前测量太阳辐射光谱特性的仪器是太阳辐射计，它可用于同时测量不同波长的太阳直接辐射、天空散射辐射、地面反射辐射或太阳总辐射等辐射量，可以计算出大气中水气、臭氧以及氮氧化物等污染气体分子在整个大气层中的总含量，反演出气溶胶粒子谱和光学特性等参数。
2．9大气稳定度
大气稳定度是指叠加在大气背景场上的扰动能否随时间增强的量度。大气稳定度是影响污染物在大气中扩散的极重要因素。当大气层不稳定，热力湍流发展旺盛，对流强烈，污染物易扩散，但是全层不稳定时，湍流受到抑制，污染物不易扩散稀释，特别当逆温层出现时，通常风力弱或无风，低空像蒙上一个“盖子”，使烟尘聚集地表，造成严重污染。目前使用普遍的大气稳定度自动仪主要是基于β射线测量方法的24h自动采样和PM10颗粒物质量浓度在线监测仪器。同时，仪器在设定的每个采样分析周期中，通过盖革计数器测量所收集颗粒物样品中氡元素之放射性大小，获得大气稳定度值(与样品中氡元素之放射性大小正相关)及相关参数。
2．10气象综合观测
有利于光化反应的的气象条件除了太阳辐射强、大气稳定外，还有低湿度、低风速和高压，因此气象综合观测是必不可少的。气象监测参数包括风向、风速、温度、湿度、压力、雨量等。比较常用的机械式的气象传感器使用时间长活动部位会有结垢和腐蚀等问题，影响数据准确性，且故障率比较高。目前有一种采用超声风新技术的一体式气象仪，其风向、风速使用超声风原理，雨量传感器使用雨鼓声学振动压力感应式或多普勒方式，压力、温度和湿度传感器集成在内部(电容传感器)，这类一体式传感器集成化好、维护量极低、数据较为准确和稳定。超声风工作原理:风传感器有3个等间距的超声波变换器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它们组成一个变换器阵列。通过测量超声波从1个变换器传播到另外2个变换器所用的时间来确定风速和风向。风传感器测量沿变换器阵列所形成的3条路径的传送时间(双向)，此传送时间取决于沿超声波路径的风速。如果风速为零，则正向和反向传送时间相同。当风向与声音路径的方向相同时，上风向传送时间将变长，而下风向传送时间将变短。雨鼓声学振动压力感应式的原理是:其传感器上部为不锈钢鼓面，内部为空腔，空腔内部设置了高精确性的微震动传感器。在监测雨量的时候，可以将每个微弱的雨滴到鼓面的震动转变为电信号，通过仪器内部计算模块进行准确计算得出实时降雨强度。多普勒方式测雨量是根据雷达气象学原理，降水强度与降水粒子的反射因子有关，也与降水粒子的含水量有关，而反射因子与回波强度有关，回波强度与基本反射率和回波厚度有关，因此多普勒方式依据降水粒子的基本反射率、回波厚度和降水含量来定量估算降水强度。
2．11遥感监测
遥感监测技术也是这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是以卫星、飞机、地面基站等方式，将工作平台从地面上升到高空，因此可以得到大面积的动态信息，具有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特点，被用来弥补地面环境监测的不足。遥感监测技术主要是通过物体对大气中各种频率电磁波的辐射或反射，不与物体进行直接接触，远距离辨识及测量目标对象的一种监测技术。大气环境遥感主要监测对象是大气中的O3、C02、S02、CH4等与大气环境质量和全球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大气可变组分以及气溶胶、有害气体、沙尘暴等大气杂质。在对臭氧遥感监测中，使用较广泛的传感器有TOVS、TOMS等。其中，TOVS探测器选用9.6!m作为探测通道，通过测量地面发射的电磁辐射在臭氧9．6!m吸收带处被大气中臭氧吸收的强度来探测大气中臭氧的含量。TOMS是通过测量后向太阳紫外辐射中的4个光谱通道的辐射值(其波长分别为312、317、331和339nm)，其中臭氧的最强吸收(312nm)辐射和最弱吸收(331nm)辐射的比值就可以反演出大气中臭氧的总量。
2．12其它监测
除以上监测项目外，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气溶胶化学组分进行监测，如在线测量可溶性阴阳离子浓度，有助于对细颗粒物的成分进行来源解析。另外还可以对OC/EC(有机碳/元素碳)进行监测(热化学法)，其中EC直接来源于化石燃料的不完全燃烧，是一次人为大气污染的很好的指标。OC则包括污染源直接排放的一次有机碳POC和碳氢化合物通过光化学反应等途径生成的二次有机碳SOC，常常用OC/EC的值来判断二次污染程度，因此准确测量OC、EC的值，对于追溯大气气溶胶污染来源及气溶胶的形成与变化过程有很重要的意义。
3结语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4篇
1.1智慧城市的概念
2008年，IBM首先提出了“智慧城市”这一概念，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目的通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各种智慧化手段对城市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缓解、消除城市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赋予城市空间更丰富的多维感知性，减少城市居民因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压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健康、美好的发展。
1.2智慧城市智慧化的具体表现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逐步改变着人类探索世界的方式方法，使得城市体系中的诸多因素被更加清楚的认识、辨析、判别和处理，促使城市运作过程中将更多的对自身运行的规律有所把握。以此达到城市运作更加高效、精确、便捷的智慧化目的。城市的智慧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全面感知
通过物理城市空间内部无处不在的传感、遥感装置，构建城市的感知网络，全面、透彻、实时的获取城市运行的数据。从而对城市运行的情况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
②深度融合
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等网络通信系统的深度互联与融合,使得城市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频繁、有效的信息沟通成为可能，大大降低了系统，或系统中的个体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③协同运行通过信息的高效获取、处理
以及高度集成化的信息实现了共享，减少了资源利用上所造成的不必要的浪费，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利益相关的各方可步调一致的采取相应的行动，加强了系统、个体之间的协同性。
2徐州城市智慧化转型的必要性
紧跟世界、国家的脚步，徐州亦把城市化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根据江苏省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徐州市域总人口95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6%，预计到2020年，市域总人口将达到1000万，城市化水平预计达到58%。徐州以苏北“老工业基地”著称，在以往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消耗大量能源，排放各种有毒的废弃物，占用绿地等破坏生态资源环境的代价，为城市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伴随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变得日益突出，降低了城市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徐州城市化发展方式急需由“粗放型”向可持续健康的“智慧化型”进行转变，以和谐、智能、方便、节约、生态生活为宗旨，为城市居民营造温馨、舒适、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城市的智慧化转型是提升徐州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必然选择。
3徐州城市智慧化转型的科技保障
科技的发展是城市智慧化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电信智慧城市研究组在《智慧城市之路》中曾指出“智慧城市就像是一台电脑”，没有当前的信息技术作为后盾，城市的智慧化发展便等同于无米之炊。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科技中心，大力实施科教和人才强市战略，徐州市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矿业大学等国内365家大学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同时，形成较为丰富的创新平台体系，拥有国家级研发机构17家。2013年，徐州全社会研究与发展（R&D）活动经费达8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总数达196家，其中重点实验室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家，企业院士工作站15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58家，科技服务平台16家。2013年8月13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宣布：徐州列入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计划，标志着徐州市现有的科技环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向智慧城市建设全面升级的条件。在科技大环境的带动下，徐州城市进行智慧化转型所需要的感知、网络通讯及网际融合等基本硬件基础设施也已初步具备，如：
①感知网络
近年来，徐州以传感器、自动识别、条形码、遥测遥感、卫星空间定位等为主的感知技术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另外，中国矿业大学与市政府合作成立了“感知矿山”的国建重点研究实验室，对带动当地的感知技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新一代感知技术的广泛应用便于实时、全面的掌握城市运行、发展的状态数据，直接推动了城市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全面感知、互联互通。
②网络通信技术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视窗；新模块教学；多元智能化教学
一、前言
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之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文仲教授在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研讨会》上指出：“外语专业毕业生人文基础很差，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弱；对西方文化了解肤浅，对中国文化了解更少。”（胡文仲、孙有中，2008：141）“英语专业怎么办？”办法之一是在英语文学课上做文化导入，以“少而精”（孙有中，2008：前言）的原则以多元智能的文化补白、文化嵌入、文化丛和文化高地的方法进行文学教学的文化导入来“医治”罹患：“思辨缺席证”（黄源深，1999）的“英国病人”，解决我们的学生“没文化”的问题。（孙有中，2008：110）的问题。下面是以文化内容为依托的部分文学课表。
二、新教学模块
Table 1 Curriculum／（课表）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何其莘教授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美文学主要是提高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特别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作者加）要特别注意语言背后的东西。教学中，老师的教材选择不固定。1.文化嵌入：以莎士比亚的课程内容为例。十四行诗第18首的“sum-mer”和“夏天”文化区别作文化嵌入。2.文化补白：《哈姆莱特》中俄狄浦斯情节可以用文化补白。3.文化丛：《威尼斯商人》中犹太教的历史用文化丛并以新视角重新审视“吝啬鬼”夏洛克。4.文化碰撞：雪莱的《西风颂》里的“west wind”在汉语里是贬义，让学生进行文化讨论。5.文化高地：把文学中与文化有关的有争议的内容进行文化补白／嵌入／文化丛的新模块教学，比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8首中的summer译成夏天有争议。这是中英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所以产生碰撞的翻译值得学生深思。
在讲杰克伦敦的作品《马丁·伊登》时老师用文化补白的形式把中国文化老庄的“不得已”与美国的首创精神进行文化嵌入然后进行比较，之后再加入他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和《生火》，然后对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智力较量等哲学内容置于精神高地进行文化补白。《马丁·伊登》这一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不愿下课。两周后，老师在课上问学生：哪种文学课你们最喜欢？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从此文化视窗里的文学景象以文学课上的文化介入的教法诞生了。教师挖掘出了多维度的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方法让学生耳目一新。从论文写作和收集的数据来看，学生的思辨能力确实有了提高，打通中西文化初见成效。
三、数据分析
为了保证数据的权威性，问卷采用北外胡文仲教授的问卷模板，稍加修改。问卷班级为2007级9-14班非师学生。有效问卷116份。
从表2中看出通过文化视角下的文学讲课，学生的文化意识增强了。73.3％的同学发现有文化冲突。93.1％的同学认为有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66％的同学感到文化错误让他们最不舒服；而59.4％的学生认为多数的文化错误出现在书面语言中；在问到《马丁·伊登》和《热爱生命》这两课的效果时，居前三位的是A.有趣，B.新鲜，C.获得更多本国文化知识。关于如何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表4中居首位的是阅读文学作品占38.7％，其次是与外国人交谈占26.7％，学生在校园里有许多机会和外籍学生交流。表2从学生反映语言交流的错误显示，居首位占66％是文化错误，远远高于其他各项。从这一点看出我们给学生开的人文通识教育的课程太少。通过文学教学文化介入的新模式教学实验学生认识到可以通过文学阅读吸收中西方文化知识来提高它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一个不小的教学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