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广告新闻化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广告新闻化,就是写作者出于某种目的、要求而故意忽视广告特性,用新闻的形式或手法来刊登广告。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场的发展要求广告商在媒体上宣传自己的商品,而新闻媒体在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社会职责和经济利益,进行一系列的广告宣传。根据出发点和层次不同,将广告新闻化分为两类。
一、纯商业广告新闻化的表现形式
1.用新闻手法来表现广告
这里的新闻手法,主要是指用描述性的语言客观地报道本是广告性的内容或者采用新闻式的标题来刊登广告。一般来说,媒体是企业的一种特殊的公关对象,有很多公关活动需要媒体来进行,而这样的稿件,原则上是不用付费的。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对媒体的公关被套上“封口费”、“辛劳费”等名目,使公关异化;媒体为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就会在新闻写作上动手脚,甚至于有些新闻从业人员为了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主动异化广告和新闻来吸引广告商;更有甚者,有的广告采用新闻中的“专访”形式做广告。这与权威的专访的定义完全背离。传统意识上的专访,是记者请新闻人物就专门性的问题进行解答,是一种以特别强调的方式获取独家新闻的手段,是以记者同人物的谈话为主取得直接材料并穿插背景材料而成的一种特殊通讯。专访的特点在一个“专”字,重点是一个访。人物专访既强调新闻性、政治性,又要强调其可读性。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某某医院”、“开业庆典”的专访,是专访“泛”化,不再神圣。
2.形式上与新闻编排在一起的广告
这种形式的广告多以报纸媒体为常见,主要体现在版面的编排上,上半版是介绍、赞扬企业和商家的文章,下半版是这家企业或者商家的广告。
无论是在手法上,还是在编排上混淆广告和新闻,他们都是牺牲新闻的特性来替广告商做宣传。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广告新闻化,还有一些比较有技术含量的。
二、以提高企业、媒体自身形象而策划或者组织一些活动,用新闻的形式进行宣传
1.企业为了提高自身形象或促销产品,策划一些新闻事件或行为,邀请或吸引媒体报道
如医疗机构主动组织“义诊”活动,媒体通过“公关”手段来取得媒体的报道等。这类广告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它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销售并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形象,建立企业良好的信誉。它是以新闻的形式出现的,所以受众更容易相信,相比真正的广告来讲,它的“杀伤力”更大。
2.媒体为了提高自身形象或取得经济效益而策划或者组织一些活动,用新闻的形式进行宣传
此类广告是指以广大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策划一些公益活动,在前期以新闻的形式进行宣传。这类广告带有公益性质,是还有利民的表现,有利于提高媒体自身的形象,也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
无论是简单地用描述性的语言客观地报道本是广告性的内容,或者采用新闻式的标题来刊登广告,形式上与新闻编排在一起的广告,还是通过策划,以提升自身形象或回馈大众为目标的新闻化广告,它们都是广告新闻化的几种表现形式。
三、广告新闻化产生的动因
翻开现代纸质媒体,广告新闻化的现象随处可见。广告和新闻虽然都注重信息传播和对新闻媒体的依赖,但是从其发展历程看,广告新闻化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广告的本质属性表现在它不仅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传播商品信息的手段,并且是一种投资行为,其通过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达到促销和树立品牌形象的目的。新闻则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它以广大受众和社会整体利益为原则,使受众了解世界上最新动态,掌握信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广告和新闻有了切合点,根据主体的不同,这里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讨论:
1.广告市场内部的竞争与合作以及体制监管的失衡,使广告新闻化成为可能
(1)广告市场内部白热化的竞争
广告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广告”大约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入中国,其最初含义是“广而告之”。最初的广告简单、通俗。随着广告业的速猛发展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企业竞争也日趋自热化。竞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业内竞争,即广告公司与广告公司之间的竞争;二是广告公司与媒体的竞争;三是企业之间的竞争。
(2)广告与纸质媒介的关系演变为广告新闻化提供条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新媒介都相继诞生,但历史悠久的纸质媒介,它并不是随着新媒介的诞生而消亡,而是与其相生相长的。在现代社会,纸质媒介依然作为公信力很大的媒介而存在,它仍然是企业宣传产品的首选,依然可以通过控制主流话语来影响受众对环境的感知。而作为一种商业信息的传播,广告必须依附于大众传播媒介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根据广告的自身需要,纸质媒介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方式。大众媒介是广告目标实现的助推器,同时,大众媒介的产业化经营,也使它脱离不了广告这一经济来源。由于这一特殊关系,广告和媒介就会相互制约,主要表现在:对于纸质媒介来说,作为传播媒介中的一种,它拥有自身的话语权,它为广告信息传播提供了最具劝服力和影响力的平台,顺理成章地成为广告与受众之间的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也正因为纸质媒介在利润回报和制作成本的压力下,对广告资源产生拥有的渴望。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广告新闻化”也就有了可能。
(3)广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监管制度上的漏洞
现行广告法律法规存在着规范性条款不健全或者操作性差的问题,从而调查取证难,如何区分新闻和广告也比较难。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三条规定:“广告应该具有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别其为广告。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应当有广告标记,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这些规定只把广告的刊登提出了相应而笼统的要求,但是没有规定广告标记的大小、形状、如何操作等。除此之外,监管不到位和公共关系的模糊使广告市场的不规范现象越来越严重,也是造就广告新闻化的原因。
2.纸质媒体市场化和集团化为广告新闻化提供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快速发展,电视、广播的播出机构和播出时间快速增长,报纸、杂志的发行种类与发行量也增长迅速,图书出版业更是蓬勃发展。同时,新型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及国外大型媒体集团的不断渗透,使我国纸质媒体行业面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广告宣传的主要载体――纸质媒介,助长广告新闻化的原因有:
(1)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存在缺陷
我国的新闻媒体的性质是“企业化经营,事业化管理”。对新闻媒体而言,广告不仅是其承载的传播内容,而且更是其主要的精神支柱。这种模式强调责任的明确分工、节约成本,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责任承担上的脱节和不和谐,在流水线上生产,使责任的承担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愈来愈难。
(2)媒体间的竞争使纸质媒体未能幸免
作为传统媒体的纸质媒体,它的公信力是不言而喻的,但由各类媒体的发展和新型媒体的产生,加上纸质媒介的纸张、印刷等成本的上升,就需要更多的经济效益来补给。更有甚者,有些媒介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故意忽视社会效益,打着公关和补助的口号,以普查或公关的形式替企业刊发失实的广告来获取费用,这样的现象也并不罕见。
3.受众的角色和消费心理转变是广告新闻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1)受众与企业的关系变化
这就要求企业重视受众的客体地位。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整个市场属于“买方市场”,从受众的消费心理看,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接受者,看东西也需要接受与他们感情和需求相吻合的。没有受众作为受者的存在,就没有广告信息传播的必要,也就不需要传者的运作活动。传者和受者的信息沟通,是通过传播进行的,那些富有人情味和文化色彩的软文、专访更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这样为了赢得受众的注意力,企业就有与媒介合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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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软文概念;软文危害;软文发展;软文研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97-05
一、软文概念的界定研究
“软文”是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与软文有关的概念的流行:软广告,软文广告,隐形广告,公关软文,公关稿,广告性新闻,新闻性广告,有偿新闻等都被归入“软文”行列之中或者与软文联系起来。
事实上,这些概念涉及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独立或者相交或 者根本就是同一个概念。只是由于业界的不同,或广告领域或公关领域或媒介领域。
确定软文的概念,对于分析研究软文以及解决由此带来的相关问题有很大的意义。
(一)四个相对明确的概念
学界针对新闻性广告,广告性新闻,广告新闻和有偿新闻做出了概念明确。
陈超(2002)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在对新闻和广告的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并且借鉴《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的论述:“国内外的一些报刊以新闻形式,将商业广告性内容发表在广告版上,按广告收费,或者注明为广告按广告收费的大块文(即买版块),应视为“广告”,指出该论述指的就是“新闻性广告”。陈超也同样借鉴了《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中的定义, 即“广告性新闻”也称有偿新闻,一般具有新闻要素,在新闻报道形式中塞进广告性的某些内容。”他认为“广告性新闻”指的是所有的以新闻报道形式刊播的隐形广告,起本质是广告。它是广告介入新闻后呈现的异常形态,是广告的异化。他认为广告性新闻和有偿新闻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前者突出本质为广告,倾向于认为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广告对于媒介的介入。后者则强调“有偿性”是对本质为“无偿性”的新闻报道的异化,倾向于在媒体自身找原因。陈超对于新闻性广告和广告性新闻下了定义,为进一步明确软文概念做出了贡献。
王亦高和黄彪文(2007)对上个世纪80年代曾惹起热议的“广告新闻”做出梳理。文中指出:广告新闻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标明“广告新闻”的专版专栏里刊登广告新闻,其实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新闻性广告”;另一种则是完全“不受专版、专栏、专题限制而独立发展的“新闻”,也就是上文的“广告性新闻”。可见,广告新闻是新闻性广告和广告性新闻的总称。邓名瑛(2005)对“有偿新闻”做了详细的论述:是指新闻传播活动中,希望获得媒体宣传报道的个人或组织,或者不希望媒体对不利于自己的有关信息进行报道或不报道的行为。它既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主动向新闻从业人员提供金钱或者实物的行为,也可以是新闻从业人员主动向被报道对象所要钱物的行为。有偿新闻,其在理论界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其要点在于新闻报道本身的“无偿性”和实际操作中的“有偿性”的悖论。
(二)混淆的概念
软文、软广告、软文广告、隐性广告、公关稿等概念混淆。
1.广告和新闻的界限混淆不清
刘欣(2007)提出“新闻性软广告”的说法,并将其简单定义为“新闻里面藏广告,以新闻的方式做广告”,但他在下文则写道:“这则天衣无缝的新闻性广告包含两部分,显性的新闻和隐性的广告,显性的新闻记者和隐性的商家。显性新闻是载体,隐性广告是核心;隐性广告的发话者商家凌驾于显性新闻的发话者新闻记者。”在这段案例分析中,他以“新闻性广告”一词代替了前文的“新闻性软广告”,并用到了“隐性的广告”、“隐性广告”两个名词。
李妮在《潇湘晨报软文现象分析》中对软文界定:即凡是报纸刊登的文章中以新闻式标题出现,并且文中出现企业或单位名称,注明企业或单位联系方式,而且重点介绍广告信息以误导读者进行购买和消费的广告文章,都可视为“软文”,包括报纸版面上以“专版”或某类专在题名称出现的文章形式。这里也将新闻性广告,有偿新闻和软文混淆。
刘艳子和柴贵银(2003)对这种混用的现象提出质疑,指出将“软文广告”和新闻联系起来、批评“软文广告”有意模糊新闻和广告界限的观点,实际上是把“软文广告”和被称为“软广告”的“有偿新闻”混为一谈。
刘达(2006)在《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通过不同的分类分析,得出无论如何分类,软文在操作上的就是试图在模糊新闻与广告的界限。而他认为新闻与广告在本质应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类传播活动。对于软文的界定是通过模糊处理新闻与广告,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传播个别商品或企业信息的一类文章。
尚尔鹏在《报纸软文的话语分析》对于软文几个相似概念的分析后,认为软文在广义上,“软文”指发生在媒介中的新闻与广告的结合或者相融合的现象,这个表述被用来描述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灰色地带”;在狭义上,“软文”指一种媒介文本形式,或者是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文本或话语,它的特点是借助新闻的形式传达广告信息。结合上面对几个与“软文”概念相似的概念的分析,可以对“软文”概念做进一步的界定:“软文”是来自于媒介外部的信源,通过制造媒介事件和向媒介提供源文本的方式,在媒介上以新闻的形式含有广告信息的文本(或话语)。他在这一份定义中没有涉及定价问题,并列出了三点原因。
以上是认为软文是以模糊新闻与广告界限途径来定义的研究。
2.软文广告,软广告和软文的概念的混淆
刘艳子和柴贵银自身对“软文广告”和“软广告”两个概念的辨析有待商榷,文中指出:“软广告”是对“有偿新闻”和“广告新闻”等不规范新闻的形象称呼,因为这些新闻表面上是新闻,实质却是广告,所以被称为“软广告’,而“软文广告”则是“用作广告的软性文章的简称”,属于广告经营的范畴,且有明确的广告标识。他们的论述存在几个问题:首先是,上文己指出理论界对“广告新闻”的明确界定,它包括有偿新闻(广告性新闻)和新闻性广告;而新闻性广告就是“在标明‘广告新闻’的专版专栏里刊登的广告新闻”,因此,软文广告(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属于新闻性广告的,也就属于广告新闻范畴内。以此推理,“软文广告”和“软广告”是有部分相交的,这无疑与作者的结论相悖。另外, 他们也将“软文广告”等同于“软文”,在文中频繁换用、混用;而“软文广告”定义中的“软性文章”一词,概念模糊,也未对此作进一步解释。
应飞虎和葛岩(2007)在讨论“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时,则混用了“软文”和“软文广告”两个概念。作者以对“软文”的定义引出讨论的背景和问题:软文是广告行业的一个流行术语,指大量存在于大众媒体中,以新闻报道形式的广告。文中还指出,在我国的语境中,“软文”就以报道形式广告主所需要的信息而言,其意义与英语中“advertorial”,但“软文”掩盖其付费服务性质,混淆广告和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以达到使读者将付费服务误以为客观报道的目的,而advertorial通常是标明的,多出现在广告栏目之中。在此段关于“软文”的论述之后,下文就直接转入对“软文广告”的危害的讨论,中间并未解释两者是同一概念还是包含关系。
同样的还有襄樊学院的符冰对认为凡是报纸刊登的文章中以新闻式标题出现, 但是文中出现企业或单位名称, 或者注明企业或单位联系方式的, 而且重点介绍广告信息, 以吸引读者购买产品或服务的, 都可视为软文广告, 即使报纸冠以“ 专版” 或某类专题名称的版面也不应例外。这里他所指的软文广告和软文是同一概念
概念混用中比较常见的还有,厦门大学的徐鲁鹭在《我国汽车软文广告研究》里认为软文广告是相对于硬广告而言的,并且没有将软文和软文广告区分开来。也没有将软文广告和软广告区分出来。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的杜漪和金艳梅在对网络软文营销研究中认为软文是相对于硬性广告而言,由企业的市场策划人员或专业网络营销公司的文案人员来负责撰写的“文字广告”。是通过在报纸、 杂志或网络等宣传载体上刊登的一种宣传性、 阐释性文章, 包括特定的新闻报道、 案列分析等。这里她们直接把软文和硬性广告对应起来。
目前论文中,复旦大学的周小叶对于实践领域的几个概念有比较全面的区分。她在《三赢的可能行――软文现象的辨与析》对以上混杂的概念进行了明晰。她在在对于广告领域的软广告,软文广告,隐性广告进行了清晰地概念定义并且和软文进行了对比之后。在对于公关实践领域的公关软文,公关稿,新闻稿,新闻通稿,公关新闻稿五个名词进行了概念明晰之后以及他们之间和软文间的区别之后得出以下结论:软文是软文广告(advertorial )和公关软文(公关稿)之和。这是讲两个不同业界概念的综合。 即,软文是一种模仿媒体编辑内容的信息编码形式、为广告/公关客户有偿的文本性信息,由于其有广告和公关两个源头,因此可分为软文广告和公关软文(公关稿)两种形式。软文广告和公关广告间并非径渭分明,如果软文广告未标注为广告、没有以字体或其他设计排版特征来与区分媒体编辑内容形成区别,那么,其性质就接近于公关软文。
对于周小叶软文是软文广告(advertorial )和公关软文(公关稿)之和。这是讲两个不同业界概念的综合这个概念,笔者持支持态度。
概念间的换用、混用和误用、错用,不一而足,无论是实践领域的广告、公关从业人员,还是理论界,都需要更仔细斟酌这些概念,借鉴对广告新闻、新闻性广告、广告性新闻、有偿新闻等概念进行定义明晰和范围界定时使用的关键标准,来明确这些概念的定义并界定其范围。
二、批判性的软文研究(批判的态度和批判的角度)
正是由于各概念的定义和范围不明确、不统一,而其中又确实存在着有偿新闻等明显违规、违法的现象,因此理论界对软文及相关现象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一味批判、一棍子打死。
(一)软文的危害性研究
深圳大学法学教授应飞虎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葛岩撰写的论文《软文广告的形式、危害和治理――对第13条的研究》。 他们认为“软文” 掩盖其付费服务性质,混淆广告和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以达到使读者将付费服务误以为客观报道的目的。他们认为软文是一种欺骗方式,不仅损害了读者,消费者的利益,还是一种不正当竞,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错误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视之为违法。并指出我国《广告法》第 13条也明确禁止这类广告行为。
湖南师范大学的李妮在对于潇湘晨报的软文整理分析,长远的来看,“软文”现象存在的受害者应该还是媒体本身。受众可能因为一次为“软文”的上当受骗而从此提高警惕,商家可以为“软文”的说服功效降低而另觅他法。但是作为媒体而言,真正意义上说并不是以广告为生,而是以读者的注意力和关注力为生,有了读者的关注,报纸才能招募到广告。而一旦读者因为“软文”泛滥而收回对报纸的信任和拥护,那么媒体发行的报纸,也只不过是废纸一叠。到那时,报纸就会落入商家、读者都不愿意理睬的悲哀之境不明,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
刘达在《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中用寻租理论来诠释他认为的软文:新闻从业人员个人或新闻媒介单位出于利益的驱使,对这种广告主的寻租活动便受之不恭,从而产生“红包新闻”、“有偿新闻”等传媒腐败现象。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破坏了新闻的公信力。
尚尔鹏在《报纸“软文”的话语分析》中,通过对“软文”的话语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新闻话语被拖入消费主义的情境中,与广告发生内爆,丧失话语权利,使媒介话语陷入失序状态。如果上面的情况继续恶化的话,那么作为公共利益代言者的新闻话语很可能彻底的从报纸媒介消失,广告和“软文”将充斥整个版面形成一个只为商业利益者代言的“单向度”的报纸媒介。那么报纸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徐瑞希在《软广告入侵新闻――广告新闻化之探讨》中通过对于台湾地区置入营销侵蚀新闻现象的分析后认为这种现象的后果不仅是多媒介伦理的侵害也是对新闻公信力的损害。
同样认为软文对新闻价值危害的研究还有吴晔的《对当下媒体软文的思考》,《软文广告对报纸新闻价值的影响》等。
(二)虽然同为对软文的批判,但是对于软文危害归责于谁,学界出现了不同的两种声音
1.认为责任在广告,软文对新闻是一种伤害
对软文等相关现象的批判最早开始于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广告新闻”的讨论。王亦高和黄彪文(2007)指出,广告新闻的两种形式,从专栏明示到混合编排,广告与新闻的混杂愈演愈烈,读者越来越难以分辨孰为广告、孰是新闻。这一趋势在理论界引发了1983至1987年间广告新闻大讨论。
讨论最初理论界中还以支持为主,到1986年《新闻学刊》第2期刊登曹文秀的文章《应该怎样看待广告新闻》,理论界的态度己转向批评。曹文秀(见:王亦高,黄彪文,2007)在文中指出:“广告新闻以假乱真,有损新闻单位声誉,必须予以坚决否定。”
张西明于1987年发表长文《广告与新闻》,文章最后得出结论:“‘广告新闻’与新闻道德的原则不相容,已被各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事业所公认,成为国际新闻界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
这场长达四年的讨论由此结束,广告新闻最终被理论界否定。否定了广告新闻,也就同时否定了其包含的新闻性广告和广告性新闻这两种形式。理论界在此后的讨论中也有明确表示应同时整治新闻性广告和广告性新闻的。田玉杰(2008)指出,两者都采用了一定的新闻形式,同时淡化了广告标志,从而具备了一定的权威度性和可信度。但这种操作方式给新闻传播带来混乱,使新闻媒介变成了广告主的传声筒、代言人,由注重社会利益变成代表广告主一方利益。因此,这两者都是广告对新闻的“入侵”,是伪新闻。
吉林大学的尚而鹏在“软文”话语的生产中,新闻话语的生产者被“委托人”控制,新闻和广告之间的话语秩序失序。“软文”话语产品不再是真正新闻话语,不再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而是为市场、消费和利润服务。所以,新闻记者或编辑是在变向的为“委托人”(广告主)进行话语生产,由此而导致的新闻话语和广告话语的关系和话语权力失序,这种失序后的关系则使新闻话语处于依附于广告话语的地位。
作者与暨南大学的刘达同样认为这会使报纸沦为商业的私器,然而在原因归咎方面,尚尔鹏秉持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委托人”才是真正的操作者。当媒介事件和文本纵,当新闻的话语主体被分为“委托人”、“作者”和“赋形者”,新闻的话语主体则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当“委托人”借助新闻话语的话语权威,去建构产品、品牌符号,新闻话语则被处于被异化的依附于广告话语的地位。新闻就陷入了这样依附于广告的困境之中。本应作为社会共器的报纸,变成了追求商业利益的私器。那么通过对“软文”的话语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新闻话语被拖入消费主义的情境中,与广告发生内爆,丧失话语权利,使媒介话语陷入失序状态。
复旦大学的徐瑞希认为软文广告表现为广告置入营销入新闻中,“但置入性营销最严重的问题, 正是新闻报道充斥着商品或品牌置入营销的“ 广告新闻化” 现象。”作者认为广告的新闻化严重影响到了新闻的地位,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了威胁。因此要谨慎防置入营销侵蚀新闻。
2.认为本质的责任在于新闻道德的缺失
陈雯锐《是消费主义女人,还是母亲?――2004年母亲节专题“软文”分析》,这篇文章将“软文”产生和盛行的原因归咎为报纸媒介向经济效益的妥协――“‘软文’成了缓和经济话语和媒体话语两者矛后的场所之一”,在这方面与以上批评性“软文”研究的结论不同。然而,陈雯锐认为,“比起谴责或批判某种力量的话语呈现,更重要的或许是寻找他途的阅读方式,或者丰富其他话语的可能性”。或者从更为广义的范畴讲,她认为“软文”话语并不构成对其他话语(尤其是新闻话语)的威胁。从这可以看出她虽然提出了但并没有尖锐地提出新闻媒介的道德缺失。
陈超从新闻性广告和广告性新闻两种形态出发,认为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皆是为了促销而进行的付费的商业信息传播行为,是媒体广告经营行为对新闻业务的介入。但“新闻性广告”是广告主规范地购买广告版面、时段,而媒介广告人员却以“新闻形式”。此类广告只是表现形式上的非法,其中的货币交换在性质上说是合法的。而“广告性新闻”从形式到实质都是非法的。“广告性新闻”中,货币交换的对象是记者、编辑和新闻媒介手中的报道权、发稿权。从而把广告主的自我需求、自我宣传冒充为具有普遍新闻价值的信息,把市场行为冒充为公益行为,把广告主个体的局部利益冒充为社会公共利益。他认为后者的性质比前者更为恶劣。
暨南大学的刘达在《游走在新闻与广告之间》中归纳出“软文”的本质特征,然后再从概念上对其界定。刘达认为利益的驱使是“软文”产生的原因,但他运用经济学中的理论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他分别探讨了新闻媒介“创租”和“寻租”两个方面。刘达认为,新闻媒介能够寻租的权力是“传播权利和影响力”,资源是“广泛而高质量的传播行为而获得的受众注意力资源。”因此,“新闻从业人员个人或新闻媒介单位出十利益的驱使,对这种广告主的寻租便受之不恭,从而产生‘红包新闻’、‘有偿新闻’等传媒腐败现象”。
应飞虎,葛岩认为就媒体来说,虽然在法律上媒体仍然是所谓“事业单位”,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已经使媒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化,赢利成为媒体的基本经营目的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媒体自然有刊登软文的利益动机。在此情形下,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制约,广告主,广告公司和媒体可能结合为利益同盟,共同参与并促成软文广告的泛滥。媒介这种党和政府的“喉舌”,负担着传播党和政府决策、引导舆论等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的特殊地位使得执法主体处于弱势。
对于软文的批判层出不穷,笔者总结这源自于对于软文概念的定义不明以及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和执法层面上的问题。
三、关于软文的可行性的研究
尽管批评软文的声音不绝于耳,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是着眼于软文合理发展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软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在积极探寻如何让软文走上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
就“软文”的非批评研究可见张继明《第三只眼看脑白金――软文策划要讲时代性》、贾吕荣《软文传播――汽车营销“硬武器》、绵阳莱德广告有限责任公司的经典案例《软文炒出金矿来――“老茶树特色餐饮一条街”广告推广》、哲宇撰写的《软广告带来――全息介质营销理论解读“软文”如何以柔克刚》等。他们在对于软文的定性上都将其认定为“营销传播工具”,侧重于它的商业价值。
黑龙大学的杨燎原则以直邮杂志软文为例从语境和非语境的角度来诠释软文的特点,非语境不在文本研究的范围内。我们着重看他对于软文语境的研究。他通过语境研究,将软文分为新闻性软文,信息型软文和人文型软文。并得出以下结论语言语境来看,不论是否出现产品或企业名称,软文的上下文联系都极其紧密,即上文是信息铺垫,下文或显或隐地传递产品和企业信息。软文的信息量丰富,能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软文的商业味道淡,可以使受众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受众主动吸取有用信息的过程就是广告传播主体说服的过程这将非常有利于广告传播目的的达成。这肯定了软文在传播上的价值。
在理论上,复旦大学的周小叶通过对于软文概念的明确,通过对于报纸,杂志互联网软文的分析,提出了“三赢”的方法。这三赢指的是广告主,媒体和受众三方。对于报纸和杂志纸质媒体,她认为如果软文能够结合社会热点话题,提供了充实而有深度的内容,那么对于受众而言,其仍具有较高的价值;对于媒体而言,也能维持其个性和声誉;对于企业而言,这是一种巩固或重建形象的有效传播方式。因此,这种不仅模仿编辑内容形式、且注重提供信息和有新闻价值的内容的软文形式,是可以实现受众、媒体和企业的“三赢”的。杂志软文可在受众、媒体和企业/品牌/产品间寻找到一个连接点,在这样一个连接点的基础上去制作、软文,就能实现受众、媒体和企业的“三赢”。对于网络而言,传统的以编辑内容形式呈现的软文能增强其影响力,而其提供的交流平台吸引更多受众和品牌的亲睐,由此促成受众、企业和媒体的“三赢”。对报纸、杂志和网络软文的叙述中,均可看到,只要切实地从受众使用媒体的需求出发,在受众气企业/品牌和媒体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点,软文是可以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并实现“三赢”的。
暨南大学的刘达认为,不能一概否定“软文”,应该要具体分析。对于广告领域中,只要与新闻报道无关,新闻报道与广告宣传截然分开即可。如果从公共关系的视角看,无论是广告性新闻还是新闻性广告都具有合理性。公共关系视角中的广告目的不是为了推销商品和服务而是为了树立组织的知名度、认知度和美誉度。于是这两种方式就可能产生文中所指的广告性新闻和新闻性广告。在具体运作层面,“软文”合理性的边界取决于媒体的“把关”。 作者以为软性文章的合理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探讨范围;二是具体操作。在广告学和公共关系学领域,软性文章是合理的,并且正在为业界人士所广泛采用;而在新闻学领域,如果允许操作,则是否合理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于其具体操作是否符合规范。他认为真正的危机来自是否合理操作。
四、总结
通过对软文研究的综述,笔者对前言所提出的三个争议点总结如下:1尽管软文概念的确定到现在还是各执一词,然后已经有些概念从软文概念中脱离出来并以确定了。目前研究中笔者认为复旦大学的周小叶对于软文界定最为清晰,且笔者持支持态度。2 学术界对于软文的危害性大都集中于对新闻的危害的讨论。而造成软文滥觞的责任被分为了两个阵营:一个认为是责在媒体本身,一个认为责在广告主。并引发讨论和深思。3 软文有它的商业价值和传播价值,并且软文既然存在就不存在一棒子打死的道理。有一类软文研究是探寻它合理发展可行性。他们认为软文合理规范理性布局是可以有很积极的发展的。
笔者对于近几个月《南方周末》社会版的阅读中发现,目前软文已经采取了一个更为正面的方式即企业出资对一个社会问题深度调查,并在最后写上某某某企业呼吁社会关注某某现象。这就是软文发展的一个积极势头。
通过软文的研究综述,笔者认为有以下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1.在对软文的批判中,有学者已经对于媒体道德缺失进行了研究。这使人们的焦点从广告本身转向了媒介。除却媒体的寻租权,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媒体中的软文滥觞?除却法律本身的不健全,执法是不是也是个问题?2.广告主,媒介和受众共同构成了软文传播的全部流程。受众一直被当做软文的受害者,若软文真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么严重的危害性,那么为什么不能像虚假广告一样,消费者发现是假的就投诉呢?他们或许感受不到受害,或许愿意接受软文,这涉及消费者心理问题。笔者希望可以就软文问题上更深层次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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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舍我 小报大办 大报小办
晚清“四大报人”之一的成舍我,在办报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尤其是他的两份四开“小”报――于1928年创刊的《民生报》和于1935年9月创刊的《立报》,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一度成为上海报业之冠,他也因此被誉为小型报专家。成舍我小型报的大发展可以看做是他“小报大办”理念的成功实践。其“小报大办”,简单地说,就是“用小型张的报纸承载大报的内容,用办大报的理念来经营‘小报’”。①
新世纪以来,中国报业又呈现出“大报小办”的鲜明趋势。这里所谓的“大报小办”,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大版改小版,如《成都晚报》、《武汉晚报》、《郑州晚报》、《新闻晚报》等从原来的对开大报改为四开小报;二是内容变“小”,主要指一些传统大报转而在内容上追求实用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从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到现今之“大报小办”,单单从字面上来看,二者就极具可比性。那么,二者究竟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对其作怎样的解读?成舍我的“小报大办”对现今之“大报小办”又有怎样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对此作具体分析。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相同之处
“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都追求报纸的大众化,都是为了争取最大多数的大众。“报纸大众化”思想贯穿于成舍我小型报的始终,“小报大办”即为其直接体现。首先,从办报方针来看,他提出“报纸大众化”、“日销百万为目的”的口号,体现了追求畅销、争取最大多数受众的大众化报纸的定位。其次,从宣传策略来看,“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②等都体现出其吸引普通读者的用心,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再次,从实际结果来看,《立报》销量最高超过20万份,被称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小报”③,同时也创下了中国有日报以来的最高发行纪录,可以说,他成功地实现了“报纸大众化”的梦想。正如唐志宏所言,“它在中国出现的因素,反映了近代报业逐次走向‘大众化’,取代传统政论报刊‘代圣人言’的过程”④。
而当今报纸之“大报小办”,也同样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首先,从办报理念来看,“从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和教化功能向承认报纸的娱乐消遣功能和扩大报社的经营自过渡”⑤,服务意识增强,注重服务市民、引领生活,可读性和趣味性被一再强调,实用、服务和休闲娱乐功能得到张扬;其次,从办报风格来看,一些传统大报开始走“亲民”路线,生活和娱乐方面的内容增多,甚至出现了社会新闻上头条、服务类栏目上头版的变化。
“小报大办”与“大报小办”的不同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媒介的生态环境相去甚远,使得“小报大办”和“大报小办”更多地体现出相异的特质,二者所追求的大众化在本质上也相去甚远。以下从背景、目的、具体实践等方面进行分析:
背景不同。成舍我创办小型报时,上海已有极具影响力的《申报》、《新闻报》等大报,而以软新闻和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消闲小报也盛行于上海。在这种背景下,成舍我提出“小报大办”,特别地将其小型报与“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隐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⑥的小报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单取小报之型而取大报之髓,坚持了严肃、有品位的办报思路,树立了另一种风格。所以,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对格调低下的小报的摈弃。
现今之“大报小办”的流行,是传统报纸在受到业内竞争和业外竞争双重夹击的背景下出现的,尤其是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严重冲击下,“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收益表现平平,甚至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读者范围日益缩小,趋向于老龄化。传统报纸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⑦。为了挽回市场,赢得利润,传统大报不得不转变策略以求贴近读者,“大报小办”成为主要手段。
目的不同。成舍我通过“小报大办”所要实现的大众化,并不仅仅是追求畅销而已,而是坚守社会责任的大众化。“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立《立报》唯一的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最主要的使命。”⑧由此可见,其报纸大众化理念是基于国家责任基础之上的,“具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的传者推动”⑨。
而当今报业的“大报小办”,是传统大报在面临生存考验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以期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市场。其背后的关键词是“市场竞争”,面向市场、追求发行量、追求市场份额最大化。所以在本质上,它属于市场化操作,“它作为文化工业体系的一部分,在于通过控制大众的消费意识而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⑩。
具体操作不同。成舍我认为“一张成功的报纸,内容重于一切,版面重于一切”,因此他的“小报大办”非常重视报纸的内容,奉行精编主义。一方面,他坚持严肃态度、坚持新闻本真,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新闻熔于一炉,使小型报向综合性方向发展,“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11)。另一方面,他又汲取小报之长,重视社会新闻,文字简短,笔调生动。如此,他将大报的丰富性和小报的灵活性集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对待广告的态度上,成舍我摒弃了以刊发大量广告来挣钱的办法,坚持先立品牌,以报业的品牌效应,让广告主主动上门登求。《立报》日销10万份之前,不登任何广告。
当今之“大报小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了群众、贴近了生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大报却开始抛弃职业操守,越来越多地受到小报的影响,有的更是主动仿效小报的办报风格,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报纸格调的降低。具体体现有:娱乐之手伸向了新闻,严肃的硬新闻遭到商业逻辑的践踏,新闻传递信息、服务公众的社会功能无以保证;过度倚重广告主,忽视了读者的真正需求,在服务姿态的背后其实遵循的是广告商的利益。所以才有学者呼吁:“在肯定报纸的大众化、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自主性的同时,我们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避免因为对绝对自由放任的迷信而让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走上歧途。”(12)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我们认为,第一,成舍我的“小报大办”,“以‘启蒙’或‘化大众’为己任”(13),秉承着“社会公器”意识;而现今的“大报小办”,则与报纸所处的商业社会环境密切联系,商业原则是其核心原则,其大众化的背后实际上是市场化,“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来说,市场化之于大众化比其他任何要素都更有现实意义”(14) 。第二,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承载的是一种报业理想,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理想与现实相接,使其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贯彻;而如今之“大报小办”却在利益和责任的天平上倾向了利益。如果说成舍我的“小报大办”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那么当下之“大报小办”却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迷失。
由“小报大办”反观“大报小办”
成舍我“小报大办”的报刊理念和报刊实践无疑成为新闻史上的辉煌,它也在诸多方面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尤其当我们将之与现今之“大报小办”联系起来考察时,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成舍我的小型报能在大小报纸的夹缝中生存并创造销量的奇迹?为什么成舍我能够靠“严肃”赢得受众,而今天的报纸却要靠“低俗”争得市场?为什么成舍我能够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很好地统一起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究其原因,当然比较复杂,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的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信息消费形式的变化等,这些都会深刻影响报纸的生产和消费形态。但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对于当下的“大报小办”来说,不失为很好的启示:
只有贴近读者的报纸才能贴近市场。报纸只有取得大众的信任,才能拥有大的发行量,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成舍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的广告观上。他认为,办好一张报纸的顺序是“由编辑到发行,由发行到广告,不先搞好内容,即妄想销路大、广告多,那就完全因果颠倒,必将徒劳无功”(15)。换言之,只有做好报纸的版面和内容,才能争取读者,扩大发行,然后各种广告才能不招而来。他的这一思想与李普曼不谋而合:“这是报业的一个定律:读者越多,就越能摆脱广告商的影响;读者越少,就越是要依赖广告商。应当说,广告商越多,他们各自对出版商发挥的影响就越小。这看上去似乎是个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16)
报纸形式上的“大”或“小”并不具绝对意义。长期以来,“大报”和“小报”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严肃”与“低俗”的代名词。从成舍我小型报的成功实践,我们确认:大报也好,小报也罢,形式终归是形式,关键还在于内容。“小”报可以被办“大”,“大”报也可能被办“小”。正如成舍我所强调的:“大报和小报的区别只能在量上分,而不应在质上分。纸面有大小,字数有多少,职务和责任,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办小报,应当有办大报的精神,办大报也应采取办小报的技术,然后才不失之于纤巧,不失之于枯燥……果然小报能大报化,大报能小报化,大报和小报两个名词,根本便可取消。我愿意大家记住,报之分大小,只应该是一个型,一个型而已。”(17)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非简单的对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虽然是两套不同的评价体系,有着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经济效益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社会效益,相对地,社会效益和政治宣传也并不是无一例外地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将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达到两方面效益的最大化,是最佳的选择。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报纸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则可能走向两个极端,造成报纸的“精神分裂”,最终将同时失去经济效益和积极的社会效益。
结语
在报纸频频改革的今天,变还是不变,“大”还是“小”,值得深思。成舍我“小报大办”的关键在于内容,而今天“大报小办”的立足点也应该在于内容,在于如何以更加优质的信息和服务满足读者,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而非专注于“如何小报化”。“大报小办”在适度的新闻活泼化、版面生动化的同时,应拿捏分寸,避免陷入操作的陷阱,从而使这种变革真正贯穿创新意识、凝聚报纸理念、塑造品牌形象。如此,报纸方能在“有型”之中抽身而出进入“无型”之境。
注 释:
①黄俊华:《“小报”大世界――成舍我“小报大办”思想研究》,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②周海波:《论成舍我与中国报纸的大众化趋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26页。
③曾宪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页。
④⑨唐志宏:《成舍我的小型报广告策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08(4)。
⑤(13)(14)杜成会:《理解报纸大众化――关于我国20余年报业改革的思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⑥成舍我:《由“小型报”谈到〈立报〉的创刊》,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71页。
⑦卢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报纸的生存困境和出路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版。
⑧成舍我:《我们的宣言》,《立报》,1935年9月20日。
⑩郜书锴:《报纸“瘦身”的经济学分析》,2008-02-29。news.省略/newmedia/2008-02/29/content_7692116_1.htm
(1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5页。
(12)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5)唐志宏:《报业集团与媒体知识分子――以成舍我“世界报系”为例》,《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中国西部与全球化》,成都:四川大学,2007年5月。
(16)沃尔特•李普曼[美]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17)成舍我:《谈小报》,1935年9月22日。
一、《京华时报》云报纸的商业模式概述
《京华时报》作为从2001年创刊至今已十余年的老牌报纸,在面临新媒体冲击的浪潮之下,在各种所谓的“报纸已亡”等悲观论调充斥于耳的环境下,于2012年推出的云报纸可谓是重新打开了纸媒的生存之门。目前,《京华时报》云报纸主要是指每周四的“云周刊”,在其他日常新闻版面上,《京华时报》每天选择一些关注度比较高、可读性比较强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内等重大新闻、体育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做一些“云体验”新闻。京华时报社作为人民日报旗下的传统报刊类出版社,能够审时度势,运用新媒体技术包括现在比较热门的云技术,将传统报纸和新媒体这一旧一新相结合,开拓云报纸,不失为传统出版社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和改进的典型案例。
《京华时报》云报纸的商业模式可以概括为“内容盈利+平台盈利”的商业模式。在内容方面,云报纸的内容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统的纸媒上呈现的文字或图片新闻,这些新闻具有真实性、导向性和权威性;另一个是云端上用多媒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云新闻”,这些新闻主要具有海量性、深度性和可视化特性。云报纸在内容方面设置为封面、新闻、文体版、应用版、购物和姻缘这几块,首先,云报纸信息表达方式不同于传统报纸,比起传统纸媒的满篇幅的文字,云新闻内则涵盖大量的视频和图片,用视频新闻能够消除和缓解读者阅读文字新闻的视觉疲劳。并且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得新闻记者利用图片和视频生动的还原和再现新闻事件的原貌,将文字所无法展现的那份即视感和现场感在云新闻中展现出来,让云报纸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感官信息;其次,云报纸的新闻不仅有传统纸媒的记者经过采编形成的内容,还有许多用户自己生产的内容。云报纸依靠记者和读者共同的合作,增进报纸与读者的互动。基于这种良性互动,《京华时报》相比其他传统报纸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能够拿到更多的第一手新闻资料;第三,云报纸采取了云联盟的方式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内容聚合。将更多主流媒体、主流声音汇集到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打造“一报在手,便知天下”的局面。
云报纸的平台创新为云报纸的广告模式创新和云报纸的电子商务模式创新。云广告的运作方式是读者在阅读传统纸媒的平面广告基础上,用手机对广告信息进行拍摄,便能观看到除文字、图片以外的动态视频,这样的云广告既拥有纸媒的稳定客户群,能够长期保存,又拥有网络所提供的互动体验和无限延展功能。并且根据客户的需要还能够制作出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特殊广告,通过云广告,广告商可以在广告中添加回答问题、评论、投票、抽奖等环节和活动,在向用户传达商品信息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潜在用户信息,为广告的精准投放打下基础。
同获知云广告的方式相同,《京华时报》云报纸的电子商务创新点在于其读者通过专门的客户端,在报纸上就能实现自己的娱乐、购物、获得信息的需求,这种媒介融合的方式也让报纸变得有趣起来。另外,不像一般的购物网站有可能会出现诸如病毒或者不良商家的情况,《京华时报》云报纸对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的商家都进行严格的审查,所有商品链接也都在监督之下,尽可能地避免了不必要的网络购物纠纷。
二、《京华时报》云报纸商业模式的几点质疑
从前文所述来看,将《京华时报》云报纸的商业模式概述为“内容盈利+平台盈利”模式,并分别在内容、平台和终端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但是看似融合了新技术、创新了传统报纸形态并极具吸引人眼球的商业模式中依旧存在诸多质疑点,而这些质疑点将会成为《京华时报》云报纸成为报网融合的标杆范式,以及探索其云报纸商业模式的前进之路的阻碍。
(一)用户到底会不会“云拍”?
不论从是《京华时报》云报纸的定义来看,还是从云报纸的商业模式中及其每一个创新点来看,如果《京华时报》的云报纸能够成功,必然是建立在用户愿意并且会多次使用“云拍”这一举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读者拿到报纸到底会不会拿出自己的手机拍摄新闻图片并到云后台里观看相关新闻信息。
1.用户的二维码拍摄习惯并没有养成
虽然《京华时报》主编李洪洋强调云报纸采用的是图像识别技术,是比二维码技术更为先进的一种技术,但是不论是图像识别也好,二维码也罢,其本质都需要用户对纸媒上的信息拍摄才能嫁接到云端的新闻数据库当中,实现这种较为“高端”的读报方式。根据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李晗在其硕士论文《<京华时报>“云报纸”传播效果研究》中所给出的关于“使用京华云拍每周次数”表显示,经常使用即每天都会使用的受访者只有8.7%,24.1%的受访者每周只使用一次,而下载后基本为使用或者特殊情况才使用的受访者占到了67.3%。从数据可见,用户并没有经常进行云拍的行为,可以推测大多数用户第一次云拍主要是因为觉得新鲜好玩,但这种行为不具备长期性,不能为云报纸带来长远的利益和发展。所以不论云报纸炒作的多么风生水起,或者其商业模式的亮点多么目不暇接,归根结底仍然需要用户有经常性的使用行为才能算得上成功的商业模式。
2.创新型媒介形态必须考虑减少用户使用信息的费力程度
许多人读报纸主要是为了快速地了解最新的资讯,甚至就是单纯为了打发时间随手拿起手边的报纸大致浏览,看完了可以随手一扔,而云报纸需要用户下载相应的客户端,还要拿起手机对准图片拍摄这两个步骤,才能达到与直接上网浏览新闻同样的目的,在使用上相反给用户增加了不必要的步骤和麻烦。云报纸的技术路径虽然实现了传统报纸内容和云端新闻信息的联结,但这种联结需要通过手机或移动终端完成,对于用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会有一定的耗费。而用户使用新媒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图方便快捷的获取自己所需相关信息,特别是对于非专业性质的资讯类信息哪怕是信息量少一些都可以,但是使用过程中的方便快捷会成为用户是否使用该产品的首选。所以使用时很麻烦的新媒体不会是用户追逐的对象。
3.流量花费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现在并没有做到全部无线网络的覆盖,云报纸的阅读成本比较高。在没有无线网的环境下,观看一个云端的视频就可能耗费几百兆流量。而且,在移动网络中,手机打开视频的速度比较缓慢,如果缓冲一个视频都要耗费好几分钟,那为什么不直接打开电脑更加方便省事,这对于用户来讲显然是不划算的,而在家里或者学校办公室等有无线网络覆盖的地方,如果要想获取新闻信息或购物娱乐完全可以手机或电脑上网,云报纸相对来讲就显得比较多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云报纸的电子商务来讲,在一些公共的有无线覆盖的领域,例如咖啡店、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场所,用户如果利用公共网络进行云报纸的网购还有被不法分子盗取个人账号或密码的风险,这无论如何对于用户来讲都是非常不方便的。
(二)内容应该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京华时报》云报纸的云端新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给读者提供丰富的海量的深度挖掘的新闻内容。读者在接触云报纸以前,看到的只是纸媒上呈现的信息量有限的信息内容,而通过云拍之后,便能弥补报纸新闻的不足,给新闻信息做加法。但是这种加法是否为用户所接受还是有待考察。根据《<京华时报>“云报纸”传播效果研究》这一论文在列举“不愿阅读云报纸的理由”这一表格看出,56.1%的受访者认为云报纸内容重复,几乎了解不到其他资讯,用处不大,没有特别的需要阅读的意义。
尤其在现在这样的信息资源泛滥,信息数量以几何倍数增长的时代,人们可能缺乏的只是具有专业性质或带有学术性的内容,而对于日常的新闻信息,由于获取的途径太多已经是应接不暇,注意力分散了,特别是对于时效性强的报纸新闻更应在内容上为读者做减法,精简相关内容,减少内容的重复性。把读者从注意力缺失拉回到注意力集中的状态中来,从海量的网络信息中用新闻人的专业角度,提取最有价值最提炼性的内容吸引读者的注意,在满足读者获取信息的需求的同时,节约读者时间,让读者不至于在庞杂的信息中迷失方向。
(三)云报纸是注重内容还是注重渠道
报社、出版社等内容提供商应该坚持一项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内容应该成为其立身之本,内容为王之句话不应该成为一纸空谈。云报纸不论是利用先进的图像识别技术还是时下非常热门的云技术,都应该清晰的认识到,云报纸的技术或许能给用户带来一时的新鲜感,但是这种新鲜感不会持久,真正让用户从第一次新鲜的体验内化为用户持久的使用习惯的还是报纸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