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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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益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保护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排下，对于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保护，根据《劳动法》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而且，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也依照劳动法执行。因此，就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广大农民(即称为“农民工”)而言，只要其与用人单位形成了劳动关系，那么理应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都享有相同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上，没有任何障碍。
但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受到一些城市管理和行政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在劳动保障领域，主要是在现行的一些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也确有一些针对农民工所作出的与城镇职工不同的规定。例如：一是在养老保险方面，规定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帐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以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本人申请，将其个人帐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的，重新参加养老保险。二是在失业保险方面，规定了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对农民工在劳动合同期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其工作时间长短，对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补助的办法和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三是在医疗保险方面，一些地方如上海、深圳等地，规定对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采取单独的医疗保险；也有一些地区没有对农民工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作出规定。四是在生育保险方面，有的地区规定将农民工纳入了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有的地区则没有要求将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应当看到，这些法规政策规定对农民工充分享有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有一定的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从长期看，“农民”将成为单纯的职业称谓而不再是社会阶层身份的称谓，“农民工”这一过渡时期的概念也将被淘汰。尽管“农民工”概念本身没有歧视性，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称谓，一些行政的、社会的管理方式就在其上附加了一些带有歧视性的规定。因此，为了保持法制统一，维护所有劳动者的平等权利，对于农民工而言，将其作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多的不是从法律上另行或者单独赋予其权利和义务，而应当主要从加强执法的角度对其加以保护，将其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应该享有的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落实到位。至于在法律上还有不十分明确的规定，可在建立和完善整个劳动保障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通过修订和补充有关涉及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内容来加以解决。
二、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的实现情况
从我国现阶段的情况看，农民工与城镇企业职工相比，确实有其特殊性，属于一个弱势群体。
农民工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流动性”。一是其职业身份不停地转换，一段时间务工，一段时间又务农；二是农民工在不同的城市、行业、企业之间频繁流动从业。在我国目前2亿多农民工中，每年有一部分人在城里有了稳定的职业，逐步变成了城市人；有一部分又回到农村务农不再出来；大多数仍是亦工亦农，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关资料分析也表明，我国还有1．1亿至1．3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如果按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800万人计算，还需20多年的时间才能消化完。因此，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亦工亦农，流动就业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农民工被视为一个弱势群体，其弱势主要表现在非农业技能弱及综合素质弱。从整个群体来看，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享有教育质量不及城镇职工，主观上因其家庭经济条件差，客观上因国家对其投入不足，造成其与城镇职工相比有先天不足。许多农民工缺乏求职能力、职业技能和应对城镇化生活和工业化竞争的能力。加之历史原因、文化教育背景、传统世俗观念的影响，使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城镇职工不平等。当农民进城就业时，其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在实际上仍然更多地遭受侵害。
目前，在具体贯彻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中，农民工享有权益的实现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在劳动就业权益方面。许多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一样享有自主择业、免费得到公共就业服务、依法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和劳动安全保护的权利。但在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筑业、服务业及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中，仍有一些企业凭借在劳动力供大于求市场上所处的优势，用工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的合同率为54．60％)、违规压低工资、无故拖欠或克扣工资、违规要求农民工超时加班加点等，有的地方、行业和企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情况还较为严重。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检查时，由于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足以震慑、严厉惩戒违法行为的行政措施，同时也缺乏强有力的处罚规定，致使监察乏力。因此，不仅是农民工还包括其他城镇企业职工享有依法签订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享有工资的权利、享受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和休息休假的权利等，都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二是在享有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方面。近年来，国家已出台政策，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出资有计划的组织农民参加转移就业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一些农民工免费参加了公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开办的短期培训。但是，农民工若要参加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技能培训，需要和城镇劳动者一样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或者因参加培训可能失去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等原因；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一是因自身家庭困难，在进城务工前没有经济能力参加技能培训；二是农民工除了以微薄的打工收入来维持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开支外，无钱再去参加技能培训；三是让农民工失去工作机会参加技能培训，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事。因此，大多数农民工在充分享有职业技能培训的权益方面还很困难。
三是在享受社会保险权益方面。由于各地政府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1)全国大多数地区是在现行城镇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推进农民工参保。参保农民工和本地城镇职工基本做到同工同酬同社会保险待遇。一些地区如北京、浙江在城镇统一社会保险制度框架下，对农民工实行了“低标准进，低待遇出”的做法，其一，降低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和缴费率；其二，从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逐项推进农民工参保。(2)少数地区上海市和成都市等地实行单独的农民工综合保险，主要解决农民工的工伤、生病住院和养老补贴问题，其综合保险缴费低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3)个别地区实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如苏南地区对在乡镇企业中从业的农民工，多数参加了当地的农村养老保险。但近几年，又出现转向参加城镇社会保险的趋势。
同时，应当看到，一些企业总是在规避法律责任，不为农民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参保率不到30％)；一些农民工因工资收入低，限于维护眼前生活，不愿扣除自己工资去缴社会保险费；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从维护本地方利益的角度出发，没有将农民工纳入任何一种模式的社会保险制度，造成相当多的农民工社会保险权益得不到实现。
四是在权益救济方面。从总体上看，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后，向地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举报违法行为的权利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权利，都与城镇企业职工一样，基本上能够得到依法维护。但是，许多农民工因经济原因，支付不起打官司的费用，也耗费不起打官司的时间，当其权益受到损害后，被迫放弃依法救济的权利。也有一些执法机构不能依法办事，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关于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险权益保护的建议
针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特殊属性，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当前重点是加强执法，使法律赋予农民工的权益真正得到落实。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制定一些过渡性政策，进一步规定对农民工实行特别保护措施。
在促进就业方面，着点眼是向农民工提供实用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为使农民工真正享受职业技能培训权益和落实劳动就业权，同时解决企业招工中存在的农民“技工荒”，需要政府督促企业和相关培训机构认真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律法规，逐一检查对农民工参加技能培训实行免费、补贴和奖励的情况，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符合企业要求的实用技术培训，有效解决农民工技能弱及综合素质弱的问题，促进广大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
劳动权益论文范文第2篇
（1）女性就业的难度相对男性较高。很多单位在招工的时候都强调了只招男性，即使招了女性，很多也都是要求未婚的或者是暂时不能生育为前提条件。
（2）男性和女性在职业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除了一些比如女老师、女服务员等，在年龄上也要求必须是低于多少岁的才能录用。很多女性从事着低端的行业。另外，即使有幸从事了比较高端的职业，在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的晋升机会也不如男性。
（3）女性所享受的社会各个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水平要比男性低，在这里面，除国家规定的假期之外的休假和生育保险的贯彻率是最低的。明显突出的是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对女性进行着严重的侵权和剥削，行为相当恶劣。
（4）在退休体制方面，男女也存在着不相同对待的情况。我国在很早之前，女性就退休比男性早，有提前退休和下岗的情况发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女性。有的单位在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迫女性高级专业人士退休，要解决高级专业人士男女相同的年龄退休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妇女劳动权益受侵害的因素有以下几点：妇女的各项权益尤其是城镇妇女的劳动权益被侵害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就业的时候，妇女不能像男士一样公平就业，法律中的有关妇女保护的规定不能及时合法合理地落实到位，妇女在整个社会中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等。原因在于：
（1）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自然最不缺乏的便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供应量很大，而需求量却大于供给量，这样便造成了很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本来女性在整个社会的就业中就比较困难，这样更增加了女性在就业中的难度。
（2）虽然我国已实施改革开放多年，但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男外女内”的家庭模式，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制约着妇女的解放。新时代的女性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及女人也要有自己的事业的舆论压力之下，还要兼顾事业，她们和男人们同样工作，养家糊口。又要承担着照顾家庭的双重责任，无比辛苦。
（3）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变方式的这段时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妇女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
（4）女性的生理特点不同于男性，在社会中的分工也特殊，这些导致了她们在就业中不得不分阶段，因此产生了就业的阶段性。国家法律规定用工单位必须承担女性在怀孕生产时期的费用。用工单位又不愿意承担这一部分的费用，考虑到利益，往往不愿意用妇女。
（5）对于女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跟不上社会时代的发展，有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很多项法律法规都不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明显存在着很强的落后性和不可操作性。特别是在有关单位违法之后，对其的惩罚不够严厉，用人单位觉得即便是违法，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使侵权行为大肆嚣张起来。加上妇女本身不知道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一再地降低自己的底线，付出牺牲健康等代价来获得生存。
怎样保护妇女的权益？维护妇女劳动权益和女职工特殊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任重道远。鉴于以上妇女劳动权益受损的原因，我总结了下面的几点：
（1）对于保护妇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方面，我们往往存在着认识不够的问题，其实保护妇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无比重要和必要的。看一个社会进步与否，就得看保护妇女问题的制度是否完善。不能认为妇女保护是多余的负担，不然，保护妇女各项权益的任务就是一句空话，是一种形式主义。
（2）在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方面，我们要积极完善各项法律制度。第一要促进妇女的就业，使其具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大部分人赞同裁审分离、自由选择的观点，劳动争议适宜采用仲裁与诉讼并行的制度，由受侵害者选择使用什么样的方式及程序解决问题，从来能够快速地解决纠纷，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3）要认真贯彻执行已经制定好的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等，发挥检查部门的职能。劳动政府部门、工会组织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制度形成了劳动法的监督检查机制。工资、休假、劳动合同、劳动安全卫生、执行社会保险规定等各方面形成了监督检查的内容。
（4）积极发挥各保护组织的各项职能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保护妇女权益的非政府组织，比如说工会、妇联等组织。在我国，工会对于该单位的妇女的工作及业务情况比较熟悉，自然在保护妇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具有比其他组织强的优势。因此，在保护妇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工会更加有义务这样做。
劳动权益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城市化诉求 受阻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尽管国际学术界对城市化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的理解不同，在关于城市化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是城市化最突出的反映。但是，在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缺少渐进的过程，当大规模的、突发性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时，必然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始料未及的问题。在城市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之时，农民工尤其是有着强烈城市化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与城市的迎接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受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诱因。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
向城市迁移的农村人口几乎都不携带户籍，他们的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城市但并不标志着其城市化过程的完成。他们虽然常年居住在城市，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仍然是农民身份而非市民身份。对他们来说，真正成为迁入城市的市民，才是城市化过程的关键所在，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标志。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向市民转化的关键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强烈的城市化愿望、有着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中追求权益平等的诉求。
（一）城市身份的诉求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把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其特点为，户籍在农村但随父母或独自长期生活在城市，对农村和农村的生活既不了解，也不喜欢农村和农村的生活，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却被城市排斥。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工经验。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许多差异的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与农村生活环境相比，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更加熟悉、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9%的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乡干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想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基于城市收入高、生活水平高、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以及为自己的孩子教育考虑等因素。而现实的户籍制度却使他们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置身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无奈于自己的农村身份和城市对他们的不认同。
（二）在城市购房定居的诉求
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挣钱是为了再回到农村“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动机和目的已经不再像父辈那样，他们期盼自己及其子女能够从城市的过客成为能够在务工地稳定定居的城市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但现实却是：这种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强烈诉求与其所从事行业的收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房价之间的差距日益突出，许多人在城市购房定居的梦想成为泡影。
（三）权益公平的诉求
关于权益公平最直白的解读就是：不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人，只要是本国公民，就应享受同等的权益，承担同等的义务。不言而喻，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应当享有与城市公民同等的就业、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机会。
1.受教育权益的诉求。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来发展其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在以现代技术元素为生产力的背景下，简单的体力型劳动力逐渐被技能型劳动力所替代，只有不断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进行教育和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的职业技术水平，才能满足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就业岗位有着较高的期待，他们有着接受更高教育和更多技能培训的主观诉求。2010年，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调查统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培训费用高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无法使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条件。
2.劳动权益的诉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较高，参与社会活动、了解和获得外界的信息的途径和手段较多，自我保护意识、争取权利的意识、维护权益的意识较强，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权等有着更强烈的诉求。一旦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证，不是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逆来顺受，而是选择“炒老板的鱿鱼，甚至寻求社会、法律的帮助来维护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
3.社会保障权益的诉求。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城市、且渴望成为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人一样有着对城市社会保障的强烈诉求。以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基于对城市身份的诉求、城市定居的诉求、在城市稳定工作的诉求的前提下，对社会保障权益的诉求也是城市化的必要诉求之一。他们对城市社会保障的诉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解决年老、疾病等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二是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三是为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生活保障。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受阻，诱发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成了不可缺少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为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推动了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另一方面，强烈的城市化诉求得不到实现，成为犯罪的诱发因素。
（一）城市身份诉求受阻
长时间在城市打工、生活，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丧失了对原来农村社区的认同感，他们梦想成为城市人，却不被城市所接纳，痛苦地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城市身份诉求受阻诱发了犯罪的发生。
1.被城市身份诉求受阻。就城市而言，在客观上，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户口、社会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实行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区别对待；主观上，城市居民本身存在的就业的压力和居住条件改善的压力，使城市居民在心理上存在着农村人会与他们挣饭吃、争房子住的担忧，于是对于农村人口城市化存在着心理上的抵制及对农村人口存在着自然的排斥。结果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村身份的诉求受到来自城市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他们无法真正的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转变成真正的城市人。
2.自城市身份诉求受阻。就新生代农工而言，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其文化程度、专业技能、产业结构等自身竞争力不足的影响，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参与度不足，致使他们客观上要求城市身份的认同，主观上在职业技能培训、自身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努力不足，成为他们城市化进程中的羁绊。
新生代农民工强烈的城市化身份视为愿望，遭到了现实社会的打击，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变得渺茫或无望，一些人便会陷入痛苦、埋怨、仇恨、报复之中，再加上他们缺乏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应对打击的能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伺机报复成而滋生犯罪。
（二）城市定居的诉求受阻
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挣钱——回乡盖房”的“城市过客”心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在城市买房、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由于户口限制，再加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大多数人从事的行业只能局限于一些诸如服务业、建筑业、修理业等工作。他们中一些人虽然有一些专业技能，也只是局限于手工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技能，他们微薄的工资收入，也仅能够维持生活而已。调查显示，月收人在800元以下的占12.5%，42.3%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人在1000元左右，28.1%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在1000-2000元之间，11.6%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在2000-3000元之间，只有5.5%的人的月收人超过了3000元，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1402元。仅从收入来看，与城镇职工工资水平相仿，但从他们的生活支出来看，他们的人均月消费支出约1092元，而每月食物支出达到571元，占消费总支出的52.3%，与城镇居民不同的是房租成为他们的一笔不小的开支。而面对城市的高房价，大多人在城市购房定居的诉求成为泡影。
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想要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是现实的高房价与他们的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成为他们主观个体无法逾越鸿沟，只能以租廉价房度日。其结果导致了这些为城市盖起了高楼大厦、豪华别墅的人却在城市得不到自己的栖息之地，久而久之，这种心理的落差与梦想城市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倾斜加剧，有些人为了改变现状、实现梦想，不惜以犯罪的手段来填平诉求与现实之间的沟壑。
（三）权益公平诉求受阻
获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权益保障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的“标签”，成为横亘在他们与城市之间的一道难以跨越屏障，也使这些身居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权益公平的诉求受阻。
1.受教育权益受阻。据“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调查报告显示：48.9%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在犯罪前未参加过任何培训，导致他们在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等方面无法得到提高，因就业困难或技能的欠缺随时面临的失业威胁，从而诱发违法犯罪。
2.劳动权益受阻。劳动权益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难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的花招很多，比如通过计件形式结算工资等方式延长劳动时间，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双休日和法定的节假日都得不到保证；有些企业设备陈旧，安全隐患大，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病发生率高，安全事故也经常发生；拖欠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年轻的群体。如有调查显示：63.1%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在犯罪前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74.9%的新生代农民工罪犯在犯罪前平均每月的休息时间少于4天或者没有休息时间。这种行为的存在，违反了我国《劳动法》第36条、第41条对劳动者工作时长、以及延长工作时间的条件的规定，这种长年累月的超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严重损害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和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学习和自我提高的时间和愿望，容易滋生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一旦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诱惑，有些人便会丧失个人判断力而盲从，走上犯罪的道路。
3.社会保障权益受阻。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作为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失力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因农村户籍的影响，无法享受到应有的城市社会保障，再加上他们工作的不稳定性、工作强度高、工作环境差，拖薪、欠薪等问题，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面临着更大的失业或疾病威胁，使本来就很窘迫的生活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挫折感，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形成反社会心理，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来报复社会。
三、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物——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是对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化格局、户籍制度、思想观念、对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认知和态度的挑战和冲击；关注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关注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诉求，是有效地抑制和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关键所在。
（一）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的诉求问题
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一体化的环境下，原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的户籍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由于我国现阶段城市化水平较低及农民城市化的高成本，我国城市目前存在着经济条件、居住条件、社会保障条件还不成熟、不完善状况，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大面积、全方位的迎接需要城市化的农民工。在考虑到我国城市化的现实承载能力、城市化中的高成本的客观现实及新生代农民工自城市化的主观实力等方面的问题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身份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它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我们应该降低城市身份的门槛，根据国力、城市的现实承载能力，在城市化由低到高的进程中逐渐吸纳农村人口，比如可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打工的时间，文化程度，所掌握的技能的层次、无犯罪记录等作为吸纳农民工的前提条件，制定相应的吸纳农民工的户籍政策，其目的一是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身份的逐步过渡，二是鼓励那些不符合政策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觉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在城市的竞争力，完成自城市化。
（二）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的诉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均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就业，而发达城市的高房价与新生代农民工低收入之间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且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可用地皮的减少、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多，这个矛盾会更加突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定居的问题也愈发困难，而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讲，“安居”是“乐业”的前提，“无事”又是“生非”的前提。为稳定城市社会治安，预防那些由于居无定所、无所事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为了让他们能够在城市稳定生活，消除城市社会治安的隐患，城市有责任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城市建设、发展纲要中。
基于城市房价过高，而新生代农民工购买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只有采用多渠道、多途径来逐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的诉求。具体作法为：一是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二是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在所居住城市的居住年限、所掌握的劳动技能、尤其是无犯罪记录等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经济适用房，让他们有盼头、有劲头，以此来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和收入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三是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
（三）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权益公平的诉求问题
劳动权益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校学生；兼职；劳动法
早在2007年，广州《新快报》就曝光了麦当劳等洋快餐支付兼职员工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小时标准的事件，上海市劳动监察大队在对麦当劳、肯德基的调查中也发现，多达61%的从业人员无法得到保护，其中主要包括48%的在校大学生。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大学生兼职权益受侵犯已不是个案，保障兼职学生的合法权益已刻不容缓。
一、高校学生兼职权益受侵害的现状分析
“兼职”一词在目前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动词和名词两种词性，含义为在本职之外兼任其他职务。由于学生的本职是学习，所以高校学生自行外出寻找用人单位，并通过向其提供有偿劳动获取一定经济利益的行为，本文称之为兼职。
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及学费的提高，出于掌握就业所需的实践经验及维持基本生活等原因，很多高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从事兼职。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兼职道路并不是大家所期盼的那样一路平坦。
（一）高校学生兼职的现状分析
据近几年有关部门、机构及相关人员通过对全国部分省市的部分高校随机抽取的数万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与对部分有过特殊兼职经历学生的个别访谈，以及对若干中介单位和用人单位的实地走访，我国超过半数的在校大学生从事兼职或曾经从事过兼职，如表1。而且大学生兼职的比例基本与当地的经济发达程度紧密关联，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广州、深圳等地，大学生的兼职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总的来说，各地的调查数据说明大学生兼职确实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面对这一日益壮大的特殊族群，从法律制度的层面加强研究并且尽可能为他们寻求更合理更完善的保护就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二）高校学生兼职权益受侵害的现状分析
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从事兼职工作，体验生活，看起来是一条康庄大道，实际却荆棘满布。由于一些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违规用工；中介机构利用大学生的信任，应付性地介绍工作；学校相关机构未充分履行相应义务，未起到充分的保驾护航作用；大学生本身社会经验缺乏，法制观念不强；尤其是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大学生在兼职时权益屡屡受侵，并且维权艰难。
根据各地的调查统计，如表2，在兼职期间大部分大学生的权益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侵害，其中北京、陕西、湖南、广州等地大学生受侵害的比例略高。
（三）高校学生兼职受侵害的权益分析
由上所述，大部分的高校学生兼职时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侵权，根据问卷调查以及对部分有过特殊兼职经历学生的个别访谈，兼职大学生受侵害的权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资偏低、被拖欠或克扣。北京的被调查者表示，用人单位对他们权益的侵害主要体现为拒付、少付或延付报酬。在湖北高校随机访问的608名学生中，曾做过兼职的大学生认为，受到的权益侵害主要体现为拖欠工资、克扣工资。上海和南京的500名受访大学生中，21.41%的人表示曾遭遇无故克扣工资，这是用人单位给他们造成的最主要的权益侵害。山东的调查问卷显示，兼职大学生在用人单位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工资被拖欠，所占比例为24.2%。
广东药学院学生小周曾到一家企业做兼职，当时企业答应一个星期后支付报酬240元，但小周足足等了三个月才拿到。中山学院学生小张在沙溪一家公司做促销员，当时企业承诺给她的报酬是300元，但要一个月后才能支付。一个月后企业的承诺并未兑现，两个月后小张找到公司时，发现公司己经倒闭，300元报酬打了水漂。
2、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陕西1050名受访大学生中，占总数26.58%的250人表示，主要受到的侵害为工作时间长、工作量大，位列侵权类型第一位。受访对象中，兼职每天工作长达8小时以上的占18.40%，每天工作4-8小时的占36.20%。辽宁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显示，无故延长工作时间是大学生兼职时最常遇到的侵害。湖南41%的调查问卷显示，用人单位违背约定，提供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的行为，位列侵权行为的第三位。
3、身体受到伤害无法得到合理赔偿。大学生兼职权益受侵害较为严重的情形莫过于从事职业活动时身体受到伤害却无法得到用人单位的合理赔偿。北京某职业技术院校大二学生林峰在一家公司兼职，从事机床操作。没想到在工作了几天后就出了事故，左手手指被锯床夹断。他找到单位，希望其能支付医疗费和后续治疗的费用，但单位说他是违规操作，单位没有责任。后来他想去劳动部门认定工伤，无奈从劳动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他属于在校学生，与单位不属于劳动关系，无法认定其为工伤。他只能通过民事程序追究单位的侵权责任，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项目，但他要面临举证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在举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其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
二、现有劳动法分析
高校学生兼职权益屡遭侵犯，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国现有的劳动法没有对其做出明确规定，为其提供完善保护，故下文将对此做出详细分析。
（一）现有劳动法分析
我国现有劳动法没有关于高校学生兼职的明确规定，关于兼职的大学生是否属于劳动者的问题，1995年原劳动部颁发的《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这一条文明确否认了学生的劳动者地位。
这对大学生维护自己的兼职权益非常不利。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学生是以学习为主，不是以打工获取劳动报酬为生，因而不具备劳动法规定的独立劳动者身份。因此，学生兼职打工与用人单位就不能构成劳动关系，只构成劳务关系。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有天壤之别。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除享有劳动报酬权以外，还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提起劳动争议处理等法定权利；而劳务关系中的自然人，一般只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大学生从事兼职一旦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其所能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就变得少很多。而且，在人身损害赔偿数额上，劳动关系引起的工伤赔偿数额相对要高，无论劳动者有无过错，用人单位都要全额赔偿（如上文提到的案例）。而在劳务关系、雇佣关系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中，学生就要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且只能得到部分赔偿。
（二）地区突破性立法分析
2000年北京市有关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勤工俭学活动规定》中规定，对到校外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的学生，统一印发《北京高校学生勤工俭学工作证》，校外用人单位聘用勤工助学学生必须向学校提供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和相关证明文件，经过学校勤工助学管理服务机构同意，并在其指导下，招聘学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办理聘用手续。学校、学生和单位三方必须签订《北京高校勤工俭学活动协议书》，维护三方在勤工俭学活动中的合法权益。学生勤工俭学期间，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另外还规定，如学生在打工时因工负伤，由用人单位比照职工工伤保障标准补偿，学生享受工伤待遇。
这些规定虽然出现在规范勤工俭学的立法里，但由于实务中兼职与勤工俭学区别的界限不是很明显，所以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高校兼职学生的权益。尤其是三方协议、用人单位主体资格、适用最低工资标准等内容，相当于准用了非全日制工的部分条款，并且赋予其不完全的劳动者身份，解决了劳动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可惜这只是地方性的立法，未能在更大范围内保护高校兼职学生的合法权益。
三、高校学生兼职适用劳动法的建议
我国现在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兼职的高校学生进行调整，如果把他们界定为劳动者，他们则享受我国劳动法的特殊保护；否则，只能是一种劳务关系，在双方地位平等的前提下，依照民事法律，给予兼职的高校学生与用人单位同等的法律保护，而兼职高校学生的工伤、劳动待遇、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无法得到法律保护。法律权威性及强制性对弱势群体权益的维护最有力，所以我们主张将大学生校外兼职所引起的法律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
（一）兼职的高校学生属于劳动者
根据我国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要成为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年龄条件。要成为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必须满足16周岁以上。第二，具备劳动能力条件。劳动能力条件包括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且劳动者进行劳动只能由劳动者亲自实施，如果在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还必须满足该行业的特定要求。我国高校在校学生，首先，一般都超过16周岁，因此，就年龄这个要求来说，他们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完全符合要求；其次，大学生一般掌握一定的学习和相关技能，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技能还是大学生的优势所在，用人单位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雇佣大学生，正是看中了兼职大学生相应的劳动能力，因此看来，兼职大学生也具备了劳动能力。因此，大学生虽然是学生身份，但是并不妨碍其成为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
（二）高校兼职学生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
劳动部2005年《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提到“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2、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定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两个“兼容性”：（1）兼有平等关系与隶属关系；（2）兼有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高校兼职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也是符合劳动关系这些基本特征的。这些兼职大学生具有劳动行为，并且这种劳动是在企业的监督管理下进行的，他们接受企业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和用人单位之间具有从属关系，也存在人身关系，所以构成劳动关系。
（三）高校兼职学生与用人单位构成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的用工形式一般可以分为全日制用工和非全日制用工两类。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依据非全日制用工形式建立起来的劳动关系称之为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由于被允许的兼职劳动者只有在非全日制劳动时才能进行，因此兼职劳动者在从事兼职劳动时，其性质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大学生兼职一般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每天的工作时间有限，具有及时性、短期性等特点，即便是在假期打工，日工作时间与普通劳动者相同，但仍不能与用人单位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劳动关系。所以，把高校兼职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确定为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保护高校兼职学生权益之余也更符合实际。
兼职大学生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创造出了相应的劳动价值，本质上发挥了劳动者的作用，形式上却未能享有劳动者的名义。笔者认为，不应由于兼职大学生的学生身份而否认他们应该享有的劳动权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我们应该根据实际的用工情况适时调整相应的法律规定，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满足社会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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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益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弱势地位矫正；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利益考量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4-0004-04
0 引言
1802年的英国《学徒健康和道德法》，被誉为现代劳动立法的开端，原因在于之前的劳动关系立法是对劳动者义务的强化，而它第一次注重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劳动者从现代劳动法开始就被打上了弱者色彩，此后劳动法制的发展都可以视为如何更好保护劳动者权益所做的努力。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的矫正学界提出了许多理论，形塑着劳动法制，为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制度。然后反观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现状，却不太令人满意。本文试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矫正的几种理论进行破析，以期得出如何矫正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更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1 三个理论的破析与问题的导入
劳动者弱势地位矫正理论主要有三种，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职工参与理论。本文从三种理论的破析中引入笔者需要探讨的三个问题：劳动者的角色定位、劳动者实体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关系、对用人单位利益的考量。
1.1 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
随着《劳动合同法》出台，学界围绕劳动者倾斜保护作了许多论述，笔者以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概括之。对于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认为应保护劳动的权益，但同时应当注重倾斜保护的限度。国家有责任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国家的保护并非多多益善，如果保护水平过高，工人的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均衡水平，就业需求就会减少，从而造成失业的增加①。《劳动合同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均体现了对劳动者倾斜保护，如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订立及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权等。但倾斜保护并非没有限度，倾斜保护的目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最终实现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失去了利益平衡的目标，倾斜保护就不符合正义的要求，不具正当性。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矫正劳动者弱势地位的模式为：劳动者弱势地位法律倾斜保护增加劳动者权利和用人单位的义务和责任强制性的提高劳动者的权益。
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不仅认识到了劳动者权益需要保护，同时该理论还注意到了在倾斜保护当中的利益平衡，兼顾用人单位的经营自。具有相当的实践意义。但是依然存在着下述的不足。
①基于个别劳动关系考量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实体权利。这种理论侧重对个别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实体权益的保护，如无固定期限合同制，用人单位解雇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劳务派遣制中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而轻视了对于集体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一些程序性权利的落实，如职工参与权。
②国家干预劳动关系，倾斜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合法性不足。该理论主要依靠国家通过立法加大对劳动者权益保护，虽然注意到了利益平衡，但还是造成对用人单位权益的损害。这种强制性地分配利益造成了其本身合法性不足的局面。用人单位严格守法的过程中会损失很多经济利益，这种与用人单位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抵触的模式造成了用人单位守法的动力不足。
③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定位为斗争对抗范式。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认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利益存在冲突，法律侧重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而牺牲用人单位的利益。这种斗争对抗范式加剧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紧张关系。
1.2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潮，很多学者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劳动者权利保障相结合。该理论认为资本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共同被视为现代企业的主人。劳动者是公司最直接、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确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都将对劳动者的责任列入其中②。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的矫正模式为：企业是社会人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义务法律责任倒逼企业履行法定义务保护弱者③。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企业作为社会人，根据利益相关者等理论赋予企业社会责任，让企业主动提高和改善劳动者的弱势地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修正了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所造成的立法技术的矫枉过正，促使劳动法的一元目标向二元目标转变，使劳动立法的研究范式从“斗争范式”逐渐转向了“合作范式”④。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同样存在着三个不足之处：
①法律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权益，存在合法性不足及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不确定性。虽然转变法律基于劳动者弱势地位的角色考量，转而以企业作为社会人应当履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但还是通过法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和责任，存在合法性不足的弊端。或者通过企业自觉履行道义责任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造成劳动者权益完全依赖用人单位的道义自觉，会造成不确定性。
②赋予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更多的社会责任，同样造成企业守法成本高，而守法动力不足的弊端。这一点同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一样，由此造成制定法得到不到社会的普遍遵守。
③将企业视为投资者的所有物，劳动者权益视为被给付之物。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实质是企业被迫以主人翁的态度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企业被看作是投资者的所有物。现在企业所有权理论将企业看成是资方财产资本和生产者人力资本的结合体⑤，德国公决制更是将企业的所有权分配给全体雇员⑥。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依然将企业视为资方的所有物，使劳动者处于被动的局面。
1.3 职工参与理论
19世纪末期，一些工业化比较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开始把参与管理作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一个途径。对于职工参与存在着多个层次的理解，但是不管何种理解，都涉及到企业组织管理中的决策问题，即由下属人员实际上分享上级的决策权⑦。所谓参与管理，是指在不同程度上让职工和下级参加企业决策的研究和讨论，实行共同管理⑧。最具代表性的是联邦德国的劳资公决制，其包括企业层次上的企业代表会制，以及企业层次上的监事会劳资共决制和劳工经理制。企业代表会在本企业中享有广泛的共决权。在企业社会事务方面，企业代表会享有共同决定权。这意味着在劳动及休息时间、休假、工伤事故防范、福利政策、职业培训等方面，不经企业代表会同意，企业不能作出决定。该理论对劳动弱势地位的矫正模式为劳动者弱势地位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劳动者与企业共决劳动者权益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职工参与理论认识到了资方利益、企业利益和劳动者权益之间具有同一性，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作为资方与劳方民主决策的一项内容。有效的只是所有可能的相关者作为合理商谈的参与者有可能同意的那些行动规范⑨。由于是主体之间作为合理商谈的主体所达成的协议，因此具有合法性。职工参与理论将劳动者权益的保护转向更注重劳动者程序性权利的保护，通过程序性的权利落实从而保障实体权利。也将劳动者权益从个别劳动关系转向集体劳动关系当中解决。应当说职工参与理论作为西方现代比较前沿的理论就理论本身而言更具合理性。但是职工参与在中国却存在着几点忧虑。
①参与管理影响决策的程度 我国也赋予了职工参与权，包括集体合同的签订、工资集体协商等。德国的劳资共决制能够很好地保障职工在参与管理过程中的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力，而我国职工参与通常是企业在制定决策中的参考因素。同时作为职工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工会，运作经费由用人单位负责，主席由用人单位利益代表者担任，实质是用人单位意志的执行者，独立性的缺失导致根本不能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利益⑩。
②民主参与的意识 中国职工参与存在的最大问题，主要体现在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相对薄弱，对企业民主参与并不构成强力支持{11}，使得职工参与沦为空壳，流于走过场。
笔者认为劳动者弱势地位的矫正涉及到这三个问题：一对劳动者角色定位；二侧重对劳动者实体权利还是程序权利的赋予更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三赋予劳动者权益如何兼顾企业权益。本文将从这三个层面进行阐述，以期得出如何矫正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更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
2 三个问题的解构
2.1 劳动者的角色定位
传统劳动法学都将劳动者定位为弱者地位。用人单位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具有规模不等的经济力。而国家又是政治主体，拥有庞大的政治力。政治力与经济力在缺乏法律规制的自然关系中，极易左右支配劳动力，迫使劳动力成为其附庸或牺牲品{12}。另外就业机会的稀缺导致劳动力市场中买方市场，使得劳动者之间处于竞争状态及劳动者处于被选择的弱者地位。
近年来对劳动者地位的相关研究表明，劳动者的地位与劳动者分层、劳动关系类型以及企业产权制度相关。劳动者内部本身存在分层，对于精英群体，人力资本强度和人力资本产权保护强度决定了他们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13}。劳动关系的类型化指出在雇员主导型劳动关系中，管理人才同样处于强势地位{14}。企业产权制度如果赋予劳动者对企业拥有一定的产权，那么劳动者与资方同样属于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就不一定是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另外单个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往往会由于劳动力的买方市场而陷入弱势地位，但这只是劳动者准入企业时的弱势地位。对于已经就业的劳动者，由于劳动基准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劳动者通过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等，完全可以取得同用人单位相抗衡的权力。劳动者权益的提高完全取决于法律对劳资关系的考量、企业产权制度等决定。因此劳动者弱势地位并非毋庸置疑。
尽管对于劳动者弱势地位这一认识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反思。然而笔者认为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现阶段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劳动者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劳动法需要对劳动者权利进行保护。但法律保护如果着眼点仅仅停留在劳动者弱势地位，赋予其更多的权益时，可能造成用人单位人力成本的增大，从而抑制企业的发展。虽然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注意到了需要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然而如何兼顾却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劳动者利益与用人单位利益怎样达致平衡的状态，才能更好的兼顾两者的利益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利益平衡只能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检验，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良性状态则推断达致利益平衡，如果社会经济发展呈现恶性，劳动冲突恶化则推断不平衡。这种利益平衡完全是一种事后推断，无法发挥法律的预测性、指导性作用。
2.2 劳动者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关系
劳动者权利的类型化，传统劳动法学主要有以下分类：
①个别劳权与集体劳权，个别劳权包括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等，而集体劳权包括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争议权{15}；②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主要包括迁徙权和结社权，社会权利主要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教育、社会保障内容，而经济权利指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16}；③休息权、劳动权、就业权、结社行动权（不含救济权）{17}。
这些分类中没有将劳动者权利按照实体权利与程序性权利进行分类。笔者认为将劳动者的权利按照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分类有着重要的意义。劳动者的实体权利主要指劳动者通过劳动最终获取的物质性和经济性的利益。这部分包括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权、劳动安全卫生权、职业培训权，与个别劳权比较相类似。劳动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国家通过法律强制规定最低的基本保障具有合理性。当然对于何种程度的基本保障衡量有待于对一国经济社会状态的考察。同时这部分基本实体权利以外再提高则应当通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博弈来获取，国家强制干预则不具合理性。而劳动者的程序性权利则是指劳动者通过参与企业管理，与资方进行博弈过程中应当享有的权利。这部分程序性权利是作为劳动者与资方进行博弈从而在劳动基准法以外提高劳动者实体权利而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从这一分类考察，劳动者的权利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意义。①国家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实体权利，这部分通过劳动基准法赋予劳动者生存以及体面劳动必备的权利。②国家应当赋予劳动者程序性权利，使得劳动者有权通过与资方博弈来提高劳动者基本实体权利以外的权益。③程序性权利的存在以提高劳动者实体性权利为目的，是劳动者民主参与得以运行的源动力{18}。基本的实体权利属于人权保障的内容，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干预具有合法性；程序性权利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劳动者与资方博弈为提高劳动者权利标准提供可能。
2.3 对用人单位利益的考量
现代劳动法之前的“劳动法规”主要是基于用人单位利益的保护，而加重劳动者的义务。而现代意义的劳动法则主要是体现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法。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理论注意到了对用人单位利益的平衡，然而平衡的检验完全置于法律之外，由社会劳资关系发展状况去检验，不具有实用性。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站在企业责任的角度，赋予企业义务和责任。法律的义务无法保障是否能做到平衡用人单位利益，而道义上的责任，则将劳动者权益保护置于不确定性的状态。
对用人单位利益的考量应当首先在劳动基准法中确定劳动者基本的权利中，劳动者实体权利的保障的标准本身涉及到对用人单位的利益考量，如果设置过高的保障标准，则是对企业利益的强制性剥夺。如果设置过低的劳动保障标准，则是对劳动者利益的剥削。因此劳动基准法确定劳动保障的基本标准其实就是劳动者利益与用人单位利益的一次权衡。另外劳动者程序性权利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程度也是对用人单位利益的考量，如果赋予劳动者的程序性权利，在决定劳动者劳动及休息时间、休假、工伤事故防范、福利政策、职业培训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影响程度，无疑也是变相的剥夺企业的利益。而影响较低，或无实质性影响，则无疑是给劳动者一个空头支票。因此，在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矫正过程中，对用人单位的利益的考量，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应当在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标准和程序性权利对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程度上考量。
3 我国劳动者弱势地位矫正的不足及应然路径
我国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受意识形态影响，劳动者多作为工人阶级地位超过之前所有社会。市场经济改革中，劳动者弱势地位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逐渐凸显出来。应当说带有强烈法律家长主义的我国对工人阶级弱势地位的考量是符合我国转型社会的国情。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弱势劳动者地位的界定显然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
对劳动者地位的考量，应当坚持劳动者弱势地位这一认识，从而确立保障劳动者权益这一法律目的，在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已成为一个原则。而这一点我国劳动合同法就带有明显的牵制社会关系的特点。过多侧重对劳动者实体权利的提高，而忽略对用人单位利益的考量，造成大量企业裁员等不良影响。这种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制度，在现实中却遭到用人单位千方百计的规避。如为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华为公司采取“买断工龄”行动，某小学解雇工作15年的代课教师，LG中国公司与工作期限在5年至9年的员工，一律不再续约等{19}。
因此法律不能基于这一弱势地位的考量强制性简单增加劳动者的实体权利。这里涉及劳动者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关系，我国劳动合同法偏重对劳动者实体权益的提高，而对于程序性权益则规定比较原则，同时由于我国工会半官方性质，以及工会较大程度受制于用人单位，造成劳动者程序权利对用人单位管理决策的影响力远远不够，往往流于形式。
笔者认为我国劳动者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关系应当是基本实体权利保障劳动者行使程序权利，程序权利的行使通过参与用人单位的管理决策逐步提高实体权利的标准。只有基本的实体权利能够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存以及体面劳动，劳动者才有积极性行使程序权利，而参与用人单位管理决策的积极性与程序性权利对用人单位的管理决策的影响力直接关联。应当逐步提高我国劳动者程序权利对用人单位经营管理决策的影响力。至于职工参与理论暴露出我国劳动者民主意识的缺乏问题，应当通过改革我国工会等相关制度，通过赋予经济利益激发劳动者民主意识，逐步引导社会的发展。而不应当消极的等待社会发展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对于用人单位的利益考量，由于我国过去劳动法制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矫正主要是基于劳动者弱势地位的角色定位从而不断提高劳动者实体权利，在提高劳动者实体权利中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赋予用人单位相应的权利。但是这一做法的实质还是在逐步提高劳动者实体权利，因此遭受合法性质疑以及现实中用人单位的规避。通过对劳动者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关系的论证，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法对劳动者弱势地位的矫正中兼顾用人单位的利益应当置于劳动基准法对劳动者基本实体权利的认定标准以及程序性权利对用人单位管理决策的影响程度上。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可以逐步提高甚至降低劳动者基本上实体权益以及程序权利。关于这一点已超出本文研讨范围，在此不做论述。
注释：
①钱叶芳：《保护不足与保护过度：试论劳动合同法倾斜保护的度》，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
②扈春海：《郑尚元.公司社会责任与劳动权保障》，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48页.
③高丽丽：《劳动法学理论的新发展―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引入为视角》，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④冯彦君：《深化劳动法学研究的新的理论资源─从弱者理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第42页.
⑤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马建兵：《职工民主管理的治理条件分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⑦常凯：《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第297页.
⑧田明，徐建川：《工会大辞典》，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⑨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2页.
⑩肖中泽：《论我国劳动法利益平衡的实现路径》，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5月.
{11}常凯：《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12}冯彦君：《论劳动法是保障人权之法》，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3}姚先国：《人力资本与劳动者地位》，载《学术月刊》，2006年2月.
{14}赖普清，姚先国：《再议劳动者地位问题：劳动力产权强度的视角》，载《学术月刊》，2011年3月.
{15}常凯：《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63页.
{16}振华，蔡旭昶：《劳动者的选择空间与劳动者地位》，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3期.
{17}李磊：《劳动者权利的基本范畴研究――以法律解释学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4期.
{18}常凯：《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19}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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