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干部履职报告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县关于认真开展“深化作风建设年”活动的意见要求，贯彻落实县、区、镇三级干部大会精神，着力提高全镇党员干部整体工作水平，经研究决定，就开展以“绩效型机关”创建为目标的“深化作风建设年”活动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镇人代会提出的总体要求，积极实施“三区大战略”，即融入省级经济开发区，接轨柯桥县城新城区，响应杭州空港经济区，着力打造“山清水秀、实力雄厚、吏治清明、现代先进、人心向善”的中国魅力名镇，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抢抓机遇谋发展，科学管理促跨越，为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组织保证。
二、工作重点
1、建设学习型机关。（1）制定学习制度。主要是加强党委中心理论学习组制度和机关干部学习制度。镇党委中心理论学习组每月组织一次集中学习，机关干部每周六下午进行集中学习，安昌瞭望大讲堂每月开讲一次。将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与工作调研紧密结合起来，重视完善党员领导干部述学、评学、考学制度。（2）创新内容形式。要始终把学习教育摆在首位，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认真学，深入学，理解学，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引导党员干部突出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要坚持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并把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情况，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同时，要立足实际，创新学习的内容形式，按党员干部的学习需求和接受能力，开展分级分类的学习活动，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建设务实型机关。（1）抓政策措施的制定。依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完善《2010年镇机关干部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2010年村居干部岗位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和《安昌镇2010年度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意见》等考核激励办法和意见。认真研究制定各类先进评比办法，年终统一进行表彰决定。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拟订在本年度内计划完成的实事和重点工作，分解落实任务，明确职责人员，实行公开承诺，与年终考核挂钩。（2）抓制度建设的落实。一是建立日常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每月党委（扩大）会议和党政班子联席会议制度、每月各线办工作例会制、每季村居工作汇报交流制和每季经济形势分析制等。二是健全领导联系督办制度。开展领导干部下村厂蹲点调研，加大镇党政班子成员对所联村（居）、企事业单位的督导力度，形成一级督办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良好氛围。三是探索年轻干部培育机制。有计划地组织镇村二级年轻干部上挂下派，进行多岗位锻炼，有重点地选择年轻干部参与重大工业项目、重点工程建设和维稳等工作，让年轻干部得到实践历练，增强独挡一面的能力和水平。（3）抓工作载体的创新。通过开展以“送温暖、送春风、送服务”为主的机关干部进企业“三送”活动，以“强化投入重转型、创新管理促增效、内外并重拓市场”为主的“企业服务年”活动，推进古镇开发建设年活动等工作载体，树立务实为民的良好风气。
3、建设高效型机关。（1）推进行政绩效考核。建立安昌镇行政绩效推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重点对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各线办月度重点工作、年度实事工程等，进行一月一提醒，一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增强干部履职意识和责任意识，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执行能力，加快工作进度，促进工作落实。（2）落实行政问责机制。贯彻实施《县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切实提高行政效能。推行公开办事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等，规范办事程序，注重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对工作落实不力，完成情况偏慢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组织处理。
4、建设廉洁型机关。（1）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的组织领导和责任分工，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台账》，加大廉洁从政和反腐倡廉教育力度，深化领导干部诺廉述廉评廉工作，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领导干部长假期间活动情况报告制度。（2）营造廉政文化氛围。对照“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的创建要求，开展以“保本色、保廉洁”为主题的廉政教育月活动。做好做深师爷与廉政文化结合这篇特色文章，积极申报创建省级廉政文化教育示范点。（3）严格自律厉行节约。引导机关干部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全面规范机关干部日常管理行为。积极开展“两提高、两降低”活动，建设节约型效能型政府。严格执行政府限额以下招标采购制度，严格执行公车使用、公务接待、公务考察等“三公”管理制度规定，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4）加大监督处理力度。加强人大、纪委、群众等各方监督，通过代表巡视督办、党务政务公开、民主评议测评、走访座谈了解等方式，纳民意，听民谏，促整改，促提高。认真处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群众来信来访、举报投诉件，严格执行纪律惩诫规定，把监督处理真正落到实处。
5、建设和谐型机关。（1）建立机关干部“四时”关爱机制。做到生日时给以祝贺，生病时给以探望，困难时给以帮扶，退休时给以欢送。（2）建立机关干部活动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桥梁纽带作用，有计划开展一些寓教于乐、有益身心的文体娱乐活动，提倡快乐式工作。（3）建立机关干部谈心交心机制。通过集体开会谈、联系结对谈、个别交流谈等形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消除一些阻碍发展、妨碍团结、影响工作的负面思想，增强党员干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树立“人人讲大局、人人讲团结、人人讲奉献”的良好机关工作氛围。
三、工作要求
1、要形成共识。开展以“绩效型机关”创建为目标的“深化作风建设年”活动，是巩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推进“三区大战略”顺利实施，深化“两个更加”活动，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全镇上下要形成共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宣传引导，真正付之实践，努力营造深化作风建设的良好氛围。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一、强基固本夯基础，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抓班子建设，引领系统队伍建设。2013年，我局在市直部门率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的通知》，市局党组班子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带头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带头落实党风廉政责任，今年，我局班子成员实行挂点帮扶和捆绑考核，每个班子成员挂点一个或几个工商所和股室，把指导职能股室和挂点工商所作为履职的“基本功”，针对基层需求加强工作谋划、指导和督办，并实现每季度的绩效奖与挂点的工商所一同考核、一同发放，班子的凝聚力、执行力和群众公信力明显提升。同时要求基层工商所班子做政治、作风、学习、业务四个方面的表率，始终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和工作导向，在思想和工作上与市局党组保持一致。
（二）抓作风建设，打造高素质队伍。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工作作风关乎成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精神，扎实认真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围绕“红盾为民，我为冲刺全国百强作贡献”活动主题，积极开展转变管理方式，贴心服务市场主体；转变思维方式，贴心服务消费维权；转变工作方式，贴心服务基层群众的“三转三贴心”活动，狠抓队伍管理，促进各项工作落实。我们狠抓制度建设，着力提升队伍管理效能。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等多种形式，查找剖析梳理党员干部“”方面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并从提高科学性、合理性方面对相关内部管理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地修订和完善。先后修订完善了《公务接待制度》、《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等6项制度，对利用上班时间进行网络聊天、购物、炒股及8小时以外的着装、宴请和娱乐消费作出了详细禁止性规定。市局党组带头，机关和基层分别压缩40%和30%的行政开支，今年以来，我局“三公经费”支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4%左右，营造了良好的勤俭节约氛围。为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我局挤出经费5000元为局机关和6个工商所统一配置了指纹考勤机，并进行全局联网，督察、监察部门每月将指纹机信息和请假备案表进行核对，并在办公网上予以公示，考勤情况列入绩效考核内容，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三）抓基础建设，夯实发展根基。今年，我局按照基层工商所规范化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大基层建设的投入力度，为工商所添置计算机15台，打印机13台。对工商所的办公、生活区域进行了合理布局和改建，极大丰富和改善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家园”。同时通过组织开展生日祝福、干部职工体检、岗位能手评比和对年轻同志的“一对一”传帮带等活动，将每名干部职工纳入到单位这个“大家庭”去关怀，使干部职工真正体会到单位“家”的幸福，切实增强全系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全市“思辨青春·助力百强”“清江商城”杯青年干部辩论赛中，我局4名年轻干部组队勇夺冠军，1人获得最佳辩手称号；在全市“幸福女性·幸福”征文中，我局1名青年同志撰写的征文荣获一等奖。省工商局刘源超局长在视察我局工作时指出：市工商局和工商所展现出的所容所貌及干职工良好精神风貌充分反映了班子齐心协力，系统上下心齐气顺，干部职工精神振奋，认真贯彻落实了省市局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工作抓得实、有成效，勉励我局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另外我们将“文明单位”创建作为全系统强素质、树形象、促监管、优服务的重要举措，通过多措并举大力实施创建活动，我局顺利通过省级文明单位复核，6个工商所全部通过市级文明单位预核，枝城工商所被评为全省“法治工商建设示范所”。全系统文明单位创建从形式、内容、文化内涵、服务设施、工作质量、服务水平各方面均实现了全面性突破，带动了全系统整体工作的创新发展。
二、高效履职促发展，职能工作展示新水平
（一）服务成效在突破发展中提速。我局始终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努力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稳步快速发展做贡献。2013年，我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工商局1号文件精神，竭力推进“加快市场主体发展”专项行动，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市场主体突破性大发展。截至11月底，全市新发展各类市场主体36199户，较上年增长518%，“个转企”工作受到了市政府和市政协的高度肯定。针对家庭农场这一新生事物，我局通过优化引导机制、准入机制、帮扶机制、对接机制，家庭农场发展成效显著。截至11月底，全市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有147家。8月26日，市工商局、农业局在联合召开了家庭农场发展工作现场会，我局在大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发言。我局深入推进商标战略实施，大力开展商标政企联创工作，2013年来新培育省著名商标1件，市知名商标6件。7月9日，全市工商系统商标富农现场会在召开，会议对我局围绕“打造一个品牌，激活一个产业，完善一种模式，致富一方群众”的商标富农工作思路给予了高度肯定。另外，我局与银行、民生村镇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建立“三方”战略合作关系，召开融资需求推介大会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助企融资26.89亿元。
（二）市场秩序在“靶向”整治中提质。我局围绕“民生保障”、“名优保护”、“公平促进”三大主题，积极转变执法理念，打好“民生牌”。在监管执法中突出关注民生，关注群众热议的焦点、难点问题，重点对银行业欺诈消费者、房地产、快递物流等领域进行了监管。同时，通过建立案件考核奖励、大要案件督办、部门联动等工作机制，集中查办了一批社会影响面大、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今年来我局罚没过万元的案件75件，10万元以上案件2件。我局办理的商业银行欺诈消费者转嫁费用系列案、车辆检测站商业贿赂案等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高度评价。二是开展各类整治，做实“惠民事”。2013年来我局集中开展了“靶向整治”、“飓风行动”、“红盾护农保春耕、保夏种、保秋播”、虚假违法医药广告等专项整治工作，集中解决了一批影响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执法声势，扩大了工商部门社会影响力。截至11月底，我局共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件3182件，罚没入库金额344万元，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为了保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平稳过渡，我局严肃监管纪律，加大监管力度，牢固树立“守土有责”意识，打好“终结战”和“攻坚战”，始终将食品安全监管作为头等大事抓好抓实。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起了全省首家县级市食品快速检测便民中心，政府拨发了食品抽检专项经费，确保流通环节食品抽检、快检到位。今年以来，结合“飓风行动”、“亮剑行动”及节日市场专项整治，我局共实施抽检319批次，立案查处食品案件253件。
（三）消费维权在创新管理中提效。2013年全市消费维权网络共受理消费申诉举报300余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6万余元，为全市“大调解”工作格局作出了积极贡献。另外，我局联合市文明办、市消委会举办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表彰了2013年度“万名消费者评诚信十佳诚信单位”、2012年度“消费维权先进单位”、“先进维权站”及2012年度“优秀维权员”。在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天天3.15”专题栏目，每周3次宣传全市消费维权工作。在红盾网开办消费警示专栏，及时提醒消费者公平交易、安全消费，已发消费警示11期。
三、坚持反腐倡廉，保障工商事业健康发展
（一）强化责任落实，夯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基础。我们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签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的要求，对班子成员应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行了细化和量化，在全系统建立了领导班子正职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把检查考核作为落实责任制的重要措施，将考核结果纳入年终目标管理考核，与干部管理使用挂钩，与评优评先挂钩，与责任追究挂钩。全局上下形成了纵到底、横到边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班子带头，身先士卒做廉政表率。班子成员坚持“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的承诺，做到“三个带头”：一是带头分解并承担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带头听取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汇报，研究安排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带头检查各单位执行责任制情况；二是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全省系统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班子成员在广泛征求队伍建设、班子建设、效能建设和个人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召开民主生活会，认真对照检查“”问题，深刻剖析原因，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达到了触动思想、凝聚共识、解决问题、增进团结、共同提高的目的。三是带头遵守廉政纪律。带头遵守、党纪，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六条意见”，坚持依法行使权力，工作和生活中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未发生违纪行为和不廉洁现象。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工作的关键。长期以来，由于物质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等原因，一些贫困地区基层工作力量不足，县乡两级空编、缺员问题突出。下面是小编为家推荐的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报告资料，提供参考，欢迎参阅。
报告一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要如期完成这些目标，夯实基层力量迫在眉睫。近年来，我省结合实际完善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有关政策，在艰苦边远地区适当降低“进入门槛”，有针对性地拓宽基层公务员来源渠道，更加注重精准教育培训，推动基层干部有序流动，进一步充实了基层公务员队伍，提升了基层公务员能力素质，使基层干部能够安下心来踏实工作、有序流动。
做到“招得来”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工作的关键。长期以来，由于物质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等原因，一些贫困地区基层工作力量不足，县乡两级空编、缺员问题突出，许多公务员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为基层选好、用好公务员，夯实基层力量，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环节。4月初召开的全省抓党建促决战完胜脱贫攻坚推进会强调，要及时补充乡镇工作力量，继续加大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考录工作力度，严格落实各项保障政策，以制度“砖瓦”筑牢基层干部成长壮大的舞台。
基层公务员队伍的来源主渠道是公务员考录，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不断健全和完善基层考录制度，切实破解基层特别是艰苦边远地方“招人难”“留人难”问题，才能有源头活水滋润长期“喊渴”的基层力量短板。在公务员考录中，我省对于艰苦边远地区县乡机关，放宽学历、专业、年龄等限制，采取合并条件相近的乡镇职位、定向本地户籍、单独划定笔试合格线等措施，给熟悉基层、热爱基层的人员多一些上岗的机会，有效缓解了基层岗位报考“遇冷”现象。
在公务员“四级联考”中，要求省级机关除部分特殊职位和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外，全部用于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明确只有在基层经过“墩苗”历练，经过“风吹浪打”，才有资格通过遴选更上一层，引导优秀人才进入基层公务员队伍。20xx年以来，全省县乡两级机关通过考试录用11448人，其中5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录用4493人，进一步充实了基层公务员队伍。
“招得来”还要“用得上”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一个以百姓心为心的人，才能用心用情用力，为百姓谋福祉。在测查考生基本能力素质的同时，我省注重加强对考生群众感情、服务意识、群众工作能力的评价，使录用到基层的公务员接地气、懂乡音、解乡情、亲乡邻，能够立得住脚、扎得下根。
我省加大从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中招录公务员的力度，20xx年以来共有1089名符合条件的人员通过报考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专门职位进入县乡机关公务员队伍。在调研中，有些基层干部反映，基层公务员服务“三农”不能不懂“三农”。因此，我省从20xx年起将乡镇职位计划中的15%用于招录农业农村专业人才，为乡镇开展脱贫攻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人才支撑，两年累计招录295人，受到基层欢迎。
为了把招录进来的基层公务员培养造就成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队伍，我省结合县乡工作需要，精心设置公务员初任培训课程，做到精准办班、精准培训。充分发挥各级党校、公务员培训中心的主阵地作用，灵活运用学习强国、好干部在线等网络平台，运用党员电化远程教育接收站点，不断加大对基层公务员的培训力度。目前，全省县乡公务员年均培训1xx854人次，基层公务员能力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用得上”更得“留得住”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工作繁重琐碎，必须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关爱基层干部。近年来，我省着力健全来自基层的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推动基层干部有序流动，使基层干部能够安下心来踏实工作。
省委组织部出台规定，省直机关补充科级以下干部，原则上通过公开招考和公开遴选进行。进一步加大公务员公开遴选力度，20xx年以来从基层公开遴选798人进入省、市级机关。严格组织人事工作纪律，落实乡镇公务员最低服务期限，服务期内不得转任交流到上级机关，不得参加公务员遴选，不得参加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招录、招聘考试，进一步规范从乡镇借调工作人员，保持基层公务员队伍相对稳定。
基层干部是我们党执政大厦“地基中的钢筋”。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基层公务员保障体系，我省近年持续改善乡镇工作条件，解决办公危房问题，加强乡镇“五小”工程建设，足额保障工作经费，努力实现乡镇公务员收入高于县直机关同职务职级人员20%。20xx年、20xx年全省两次提高乡镇工作补贴标准，现行标准月均近600元。
报告二
近年来，针对乡镇基层工作压力大、留住人才难等问题，郴州市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建强乡镇基层公务员队伍，有效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热情。
抓招录，确保“进得来”。强化基层招录导向，逐年增加乡镇机关考录规模和定向考录比例：乡镇机关招录人数占总招录人数的比例由20xx年的47.2%提高到2020年的86.9%;面向村(社区)干部、乡镇事业编制人员、大学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退役士兵的招录人数占乡镇招录人数的比例由20xx年的xx.9%提高到2020年的36.0%。
抓调配，确保“稳得住”。市委组织部牵头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市本级科级及以下人员流动调配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公务员流动调配要求，规范审批程序。对新录用乡镇(街道)机关公务员，严格执行五年最低服务年限规定，进一步稳定基层干部队伍。
抓遴选，确保“流得动”。坚持市直机关补充公务员主要面向基层遴选，公开选拔政治过硬、品行端正、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基层公务员。近3年来，共遴选130余名基层公务员到市直单位工作，打通了基层公务员向上流动渠道，坚定了年轻干部在基层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抓关爱，确保“安得心”。积极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让基层公务员享受政策福利。市委、市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措施》和《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八条措施》，明确提出“对于任乡镇(街道)党政正职10年以上或者长期在偏远乡镇工作、表现优秀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确保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于县(市、区)直机关同职级人员20%以上”等。切实加大了对乡镇干部的关心力度，让乡镇干部扎根基层、安心工作。
三
突出“活”字，抓实干部教育。坚持理论知识与业务能力相结合，强化公务员及其他干部理论知识学习培训，合理、灵活安排干部教育培训课程内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干部职工，分层次分领域开展公务员教育培训。对于新录用公务员、新到岗工作人员，坚持“一对一”帮带嵌入式培训方式，重点培养公文写作、有关业务工作等。同时，依托镇机关党支部党日活动及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采取户外实践与集中学习的方式，以行促学、以学促干，确保理论知识再补充、能力水平再提升。
突出“严”字，抓精日常管理。不断完善宗别立镇公务员及其他干部个人信息台账，建立干部队伍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对全镇干部职工“三龄两历”、家庭、交流、录用、退休、考核结果试用期转正等变动情况及时进行更新维护，切实做到按季更新、不定期调整，努力实现公务员“进、管、出”政策落细落实。同时，充分发挥公务员信息管理系统作用，根据公务员人动、离退休等情况，及时变更调整系统内信息，精确掌握公务员队伍编制、数量、分布、结构和变化情况，确保公务员日常管理规范化、动态化、精细化。
突出“新”字，抓细平时考核。始终坚持创新工作思路，建立健全“记、督、结、述”考核管理制度，抓细平时考核。“一日一记”，既向干部职工印发《干部记实手册》，由干部职工每日将工作重点、关键分类记入《干部记实手册》中，确保明确每项工作任务，突出工作重点、难点、亮点，做到心中有数;“一周一督”，是由党政综合办牵头，每周对各科室(中心)干部记实手册填报情况和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督促，做到以督促办，以督促改，以督促管;“一月一结”，既由各科室(中心)负责人每月定期向分管领导总结汇报科室(中心)工作进展及完成情况，及时计划、安排、明确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转眼，今年已是我主持信息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了。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科全力配合下，特别是全体科员的共同努力下，信息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今天，我就个人工作情况、履职情况以及岗位认知情况进行述职，同时谈一谈主持工作期间的一些体会。
首先谈谈我的工作职责。
今年我的工作目标：一是健全安全机制，规范建立三级应急预案，增强应急处置能力；二是以区域PACS为起点，信息化建设向区域性推进；三是队伍转型，由轮岗制向岗位制转变，建设职责分明、技术精专的高执行力队伍。
作为科室带头人，主要职责是以院部的决策方针为指针，提供信息建设的战略和全局性意见，有计划地带领全科为医院做好信息保障和建设。
在这个目标下，我先简单回顾一下医院这一年的信息化成果。我们迈着稳健、务实的步伐走进2009年，在这一年，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也开始从前几年的以HIS系统为中心，搭建基础业务、保障核心安全为主向运行标准化、安全等级化、信息区域化延伸，开始思考信息部门的定位从单纯技术服务部门向医院战略部门的进化。
09年，我们继续秉承以人为本、优化流程、服务临床的工作作风，在不懈的努力下，信息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首先，作为上半年的中心工作医保四期新接口顺利完成，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们紧张有序地完成了目录备案、医生站升级培训、接口研发、稽核控制等多个环节，我们做好了每个环节的质量控制和管理，确保5月1日零点医保顺利切割，平稳运行。同时为适应新体检中心的建成要求，我们对体检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使体检流程更为规范，体检报告书写更为简明，同时扩展了血压、身高自助测量的功能，提高了体检人员的工作效率。今年10月区域PACS项目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我院医疗卫生信息化向区域化推进，各区属医疗机构间搭建起以我院为中心的整体信息平台，进而使我院面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远程影像专家诊断系统得到实现。目前该项目一期已进入最后安装联调阶段，预计今年年底前能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另外，在信息项目建设不断推进的同时，我们仍继续把优化和完善现行系统摆在重要位置，优化检验流程，实现检验单自助；优化出院带药流程，简化出院手续；加强合理用药监督，向临床药学提供监管服务等。
09年也是信息安全面临考验最严峻的一年，信息安全是一切信息工作的基础，计算机病毒、补丁滞后、相似构架等都会造成安全威胁。在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我们组织了外院专家组对我院信息安全架构进行评审，在专家组的指导下，我们思考并达成共识，只有把安全和应急等级化，才能做到真正的安全。于是我们构建起核心服务器-异地应急网络版-应急单机版三级门诊应急预案，从技术上层层突破，顺利完成实战演习。同时加强医护人员、操作人员的专项培训，使其意识明确，职责分明，大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在应急情况下促使全院齐心，以确保诊疗流程的畅通。
做好信息队伍的建设也是我一项长期坚持的工作。建设一支专业、敬业、职业的IT队伍是确保医院信息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作为年轻干部，阅历不足，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和帮助，我努力在技术上与他们同进步，在管理和思想上多交流，同时我希望每一个科员都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得到发挥和成长，今年随着信息内外大环境的迫切要求，促使我科从轮岗制向岗位制转型，我设法把信息工作做了梳理，划分成五块：我们把项目落实到人，既给大家施展才华的平台，也明确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各岗位各尽其职，每人都有清晰的目标，较好地完成了部门绩效。同时，吃苦在先也成为科员的共识，主动加班加点，尽可能地克服人力的不足，年内人均加班在90小时以上。比如在医保接口五一上线期间，信息科全体放弃五一休假，通宵倒班。
以上回顾说明，过去一年，作为主管信息工作的科室负责人，我将更多的精力和视野集中在医院信息化的统筹、规划和建设上，集中在信息安全的部署上，集中在队伍的建设和成长上。
按计划，2010年是信息工作更为艰巨的一年，医院向三乙进军，全院影像中心按三期在一年内均需投入使用。超声、病理、内镜都将融入影像中心系统 。2010年我们计划将着力做好三块内容：一、为医院创建三乙提供优质的信息平台，为创建保驾护航。二、确保全院影像中心项目如期实施完成，使信息工作得以新的提升；三、力争做全区卫生信息的领头羊，在区域信息工作中有所创新。
我们希望能在医院中心规划指引下，聆听院部的意见，制定我们面向全院的务实而又有前瞻性的信息化规划，确认我们的发展目标。明年及往后数年，信息化工作将更繁重，为保证医院的信息化工作不滞后于快速发展的业务和与同行具有竞争力甚至超越，信息科既要继续做好技术保障，更要努力实现职能定位的提升，要在信息规划的指导下，推动信息技术成为医院竞争优势之一，为医院的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IT支持。
虽然取得了上述成绩，但纵观一年，我的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借此机会向各位汇报：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本文涉及到的杨集实验的主要人物有由县委选举工作指导组的实际负责人，县委组织部科长郭勇；既是杨集在任镇委书记，又是新一届镇委书记候选人，还是杨集实验具体实施者的晏涛；在任镇长万小平；在任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和陈维忠；在任人大专职副主席雷维斌等。其中，截至选举时的2002年9月，镇委书记晏涛和镇长万小平调到杨集任职时间为19个月，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在杨集工作时间超过20年，镇委副书记陈维忠在杨集任现职已经6年。选举当年，晏涛39岁，万小平41岁，陈维忠40岁，童其忠45岁，雷维斌47岁。
在杨集实验前，杨集发生过一次“辞职风波”。那是在任镇委书记晏涛调到杨集来之前的2001年1月，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提拔，杨集当时的书记镇长均被提拔调走。书记镇长同时调出杨集，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这次总该得到升迁机会了。陈维忠也有期待县里提拔自己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由。陈1993年就当上厂河镇委副书记，1996年到杨集任副书记，是全县任副书记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陈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在职获得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是乡镇一级并不多见的知识型人才。在1999年，时任县委书记找陈谈话，拟提拔陈到县局当副局长，后来安排他人任副局长，但暗示一年后提拔陈为镇长。
不幸的是，到2001年1月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县委讨论人选时，有人认为陈维忠工作比较浮躁，反对由陈担任镇长职务。陈不能升任镇长，杨集镇其他干部也就没有升迁机会。县委决定不从杨集提拔书记镇长而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镇长。陈维忠满腔期待落空了。他当时正在县里参加政协会议，立即以杨集镇时任党政班子成员的名义向县委起草一份“辞职申请”，说“我们现任班子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动力不足，良策良计不多，实施措施不力，实属无能之辈，慎重向县委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和发泄心中不满。写好辞职申请后，陈维忠立即回到杨集请班子成员签名。陈首先让副书记童其忠签字，童觉得事关重大，不肯签名，推辞说先让其他班子成员签名，陈拿给其他班子成员，其他班子成员一一签名（班子成员中只有童其忠未签名）。这时，有人向县委报告此事，县委很紧张，令已调任县民政局长的原镇委书记回来处理此事，并且明确说不处理好此事，不能再回民政局任局长。原书记回杨集软硬兼施，将陈维忠等人还未来得及交上去的辞职申请要到手，然后交给县委，县委派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来杨集调查此事，一时间全县大哗。
辞职事件发生后，陈维忠的压力很大。杨集镇现任镇长万小平当时在宋河镇当镇委副书记，万小平知道陈维忠压力很大，打电话安慰陈，这是陈维忠收到的第二个安慰电话。万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电话给陈维忠三天以后，组织找他谈话，调他到杨集当镇长。在调万小平到杨集镇当镇长的同时，县委调时任新市镇镇长的晏涛到杨集当镇委书记。
以下以杨集实验为例，分五个方面讨论乡镇体制的常规与内部结构。
一、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一场改革性的运动，最大难题恐怕就是改革者在面对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杨集选举实验无疑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作为改革者的晏涛真正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动力。来自县委的指导组牵头人郭勇估计了因为改革过程中晏涛利益受到不同影响而出现的四种可能：一是晏涛在第一轮推选即意外排到第三名以外，不能进入第二轮推选书记正式候选人的三人名单。晏涛不能进入前三名，他就在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即成为杨集选举的牺牲者，但他仍然是镇委书记，仍然应该由他来主持接下来的选举。这个时候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接下来的选举吗？既使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选举，其他人会接受他这个失败者的权威吗？
郭勇担心出现的第二种可能是在第一轮推选中，晏涛虽然进入前三名，但得票率不高。以不高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选举，晏涛就会以自己是选举主持人的便利强有力地为自己在第二轮的胜出进行灰色活动，而一旦晏这个主持选举的人开始灰色活动，选举就很难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种因为程序和内容不公正而引起的麻烦就会到来，郭勇的压力就会激剧增加。
郭勇担心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晏涛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前二名，不能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或得票率不高，虽然在第二轮胜出却无当选的绝对把握，而出现或第一种可能或第二种可能的问题。
第四种可能性是晏涛在镇党代会的书记选举中落选，这个时候，因为新的镇委书记已经选出，其传统的戴在书记头上的权威即刻产生，这个新书记应可以主持好接下来的镇长和人大选举。
晏涛自己心里当然也没有底细。他之所以极力推辞县委安排的试点，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担心自己的落选。他说“所有人都希望民主，但很少有人愿意民主到自己的身上”，最典型地表达了晏涛推辞的自身理由。晏涛在选举结束后对我们说，在选举前，他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选把握。是第一轮推选中的高得票率，才让他感到自己有了90%的当选把握，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主持选举，才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裁判、运动员和代表团团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晏涛在选举前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把握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书记直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乡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选民并不熟悉镇委书记这个相对于村民来说高高在上的权威。选民会如何行动，与选民不多的接触会导致选民的何种选择，特别是自己刚到杨集18个月，而杨集土生土长、工作数十年的干部比如童其忠等人与杨集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至为熟悉的优劣对比，使晏涛心中无底。
在第一轮推选前一天，本来已经作好安排，晏涛突然急匆匆找到郭勇说要研究第二天的推选工作，认为不能这么快就提名，他说担心推选的人太多，就不好把握。他实质上是担心自己在推选中意外得票不高。晏涛是这样，其他班子成员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妥协是将民主测评票与群众推荐票印在一张票上，这是对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有利，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赞同并默认的变通。二票合一在班子成员内部形成了高度共识，也是与选举试点精神相违背的一个共识。我们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愿意谈及这个变通，这是他们共守的秘密。这是改革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通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沉默。这个有益于所有班子成员的变通，对于班子成员是公平的，但扩大了班子内外的不公平。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晏涛得到80%以上推荐票，且得票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位被推荐人陆续写申请退出书记竞选后，晏涛作为被改革者的患得患失终于消除了：当选书记的路上，他确信没有人再可以挡住他最后的胜利，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改革者而不是被改革者，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的高姿态来说话办事。从郭勇方面说，晏涛的屁股终于与自己坐到了一起，晏涛开始不是从个人，而是从整个选举试点意义的高度，从选举后镇领导班子运作效果的高度，从班子每个成员当前及未来命运的高度，从乡镇体制常规的角度，来计算选举的收益，权衡选举的利弊，安排选举的细节和主持选举的进行。晏涛一旦感到安全，他就考虑杨集试点也许对杨集以及对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开始说大话，开始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的高调。他对我们说，他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步伐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只是步伐快慢的问题。他因此认为杨集选举试点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甚至说“不在于我是否当选书记，而在于我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他又形容自己在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心情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站在全省和全国最前列，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又有一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感觉。”晏涛还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民主充满激情和向往。”不理解晏涛在书记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当不能真正理解他在选举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激情。
杨集选举试点的好处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晏涛虽然一度陷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混乱，但他很快就从被改革者可能承担的代价中跳出，而回到改革者的角色上面。没有第一轮推选的高得票率以及具有竞争力者的退出，相信杨集选举会又是一个模样。
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应是或已是改革的常识。以此常识观之，虽然正如晏涛说他们一代人充满对民主的激情和向往，但我们不能只是从他事后所说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理解改革的动力，而要理解他所处的位置。晏涛与万小平，与童其忠，与陈维忠，以及与其他所有参加选举的杨集干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偏向的不同，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或政治素质，而是他们的角色、位置，及这个角色和位置的安全程度。郭勇的情况乃至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诸如乡镇选举的制度设计上，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分开。不然，改革者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弥补自己作为被改革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二、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或深层共识原则）
若不能理解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我们就很难理解2001年1月杨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或晏涛要求调出部分班子成员再进行选举试点的原因。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又可以称为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其核心是在县乡体制的长期运作中，在县乡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县乡默认的共识，这种默认的共识并不见诸文字，但具有约束力，县乡任何一方破坏了这个默认共识，都可能引起另一方情绪性反应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深层共识原则或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因时而变，但其变化相对缓慢。当诸如选举试点这样的表面制度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深层共识因为变动缓慢，而可能产生碰撞。
展开深层共识，即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首要的就是县要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期待。以前述杨集干部2001年的辞职事件为例，因为杨集镇班子成员已有多年未被提拔（有两种提拔方式，一是通过交流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或县局机关工作，一是在本镇提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有班子成员都期待通过书记镇长的调动，依次将班子成员担任多年的现职务向更重要一级调整（比如在班子内的排序，担任更高级的职务或更重要的职务），这种期待构成了杨集班子成员的一个共识，一个共通的基本利益预期。多年担任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对得到提拔的期待尤其强烈。长达八年的副书记经历的确已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得到一次提拔的乡镇干部的预期。重要的是，县乡为了满足乡镇干部不断得到提拔的预期，而在乡镇干部职位上设计了很多森严的等级。正如前述晏涛等人经历可以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由一个普通的非班子成员（非领导干部）得到提拔成为班子成员，他也大多要经历副镇长（或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这样四级，才能到达乡镇权力的顶端，才有了进入更高层的资本，而这其中每一步的跨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陈维忠仅仅在副书记职位上即工作八年，他就很难再有升上去的希望了。他在被提拔为副书记时只有31岁，是年轻干部，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八年后，他已经39岁，即将越过县里内定的不再提拔担任正职的40 岁的年龄界限。他还能不着急？
由乡镇一般干部提升到乡镇班子成员，要走的路也十分地长。万小平的经历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要慢长地走下去的路。万小平是顺利的，因为他在进入班子成员后连续得到了提拔，并最终爬到了陈维忠的前面。晏涛就更加顺利。晏涛回顾自己在乡镇每年得到一次提拔的经历，自己都认为是奇迹，他的同事和同龄人们也都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杨集镇的童其忠和陈维忠也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在这个由一般工作人员沿着森严的等级向上升迁的时候，长期停留在某一等级上面，一再失望，眼看着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希望。
2001年1月杨集镇书记镇长同时调走，不仅让陈维忠，而且让所有杨集镇班子成员看到了向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人向上升一级或一位，这是现行县乡体制专门设立的森严的等级，这个等级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而设立并因此不断强化着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这个等级应该不断地服务于乡镇干部的预期。每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也生活在失望之中：因为这个体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升迁到最上面一级，其措施就是将一些人在某一级多留若干年，造成超过这个职位上可以提拔的年龄的客观界限，使这个人终止在多级而森严等级的某一级上面，被淘汰出进一步的序列竞争。运气好的人可能步步赶上升迁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一步未赶上，而步步赶不上。
残酷的淘汰机制使杨集干部对书记镇长调出后空缺下来的位置极其敏感，只要其中一个位置由杨集干部来补缺，其他杨集干部的职位应都可以向上移动至少一位。陈维忠对此就更为敏感了，因为他若由副书记升为镇长，就不只是职位向前移动普通的一位，而是决定性的性质不同了的一位。再不移动，陈维忠就会落入因为一步赶不上而步步赶不上的困局，他就会被淘汰出局。他因此焦虑万分。
陈想出写集体辞职信的下策。当他听说县委研究的杨集书记镇长人选均为从外镇调入的消息时，他感到是灭顶之灾，他奋笔疾书写下集体辞职申请。他在申请书上说“由于我们（班子成员）个人素质不高，能力水平有限，杨集镇的各项工作相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总结我们多年的工作却是成绩少、失误多。我们有愧于县委、县政府，有愧于1.5万杨集人民。我们已无能力胜任现任职务，特申请辞职”。他甚至在最后一句写道“以上申请望尽快批准。”陈维忠有苦不能说啊！这次再不提拔，就要被淘汰出局，而他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抱负未去实现啊！
除副书记童其忠未签名以外，其他杨集班子成员都在辞职书上签了名，所有杨集干部都对县委从外面调入书记镇长的做法有意见，因为县委的决定破坏了县乡共有的不触动基本利益的预期，这里是沿着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台阶向上升迁的预期。
县委也知道这个预期，这是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县委或许感到理亏，一旦听说杨集干部写信集体辞职申请，便作出过度反应，不等辞职申请交上来，就迫不急待地让原镇委书记到杨集摆平此事，不然就“不要再到民政局上班了。”原镇委书记软硬兼施将辞职申请搞到手中，交给县委，县委立即派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杨集来处理此事，安抚杨集干部。县委首先对此事作严厉定性，说是非组织活动，但很快便借新调来党委书记晏涛的口，从轻处理此事，县委借晏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对一般班子成员未作任何处理，仅给领头人陈维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之轻和县委听说此事后反应之过度，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县委首先破坏了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如前已述，这个共识是县为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而有意设置的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升迁机制。他们必须消除此事可能造成的对县委的消极影响，对县委在干部升迁上面做得不公正的民众印象。
县委在对待杨集集体辞职事件上的软弱只是表现了县乡深层共识的一例。县乡深层共识的另外几例如，在前述晏涛由马店镇调任新市镇镇长时，县委本拟由晏涛升任马店镇书记，但马店镇委书记向县委提出条件，非新市镇委书记不走。以通常理解的县乡关系，县委决定调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应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马店镇委书记在县委决定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新市镇是全县最好的镇），事实上是对县委拟调位置不满意，而采取的反制县委的办法。这一招，县委若硬性地调走马店镇委书记，不是调不动，但这样的调动会留下马店镇委书记对县委的积怨，这样的积怨仅是一个马店书镇委书记有，县委可能也不放在眼里，问题是，作为一种机制，县委每一次都以硬碰硬，就不只是一个马店书记，而是所有下级都会对县委留下积怨，最终，这个县委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县委在决定调动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一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调动，而不是不考虑被调动人的个人意愿及其要求的硬性调动，这是我们想象县乡关系中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再如，晏涛在推辞杨集选举试点时，要求县委将自己或其他班子成员交流一些出去，以空出位置进行竞选，这样可以使原班子成员在竞选中实现向上的升迁，县委虽然最终并未同意晏涛的要求，但完全理解晏涛的要求，也主动地表达了县乡关于干部升迁期待必须满足的深层共识。
以上关于县乡深层共识原则主要讲了升迁预期原则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多的县乡深层共识可以讨论。透过县乡深层共识，我们会发现，县乡关系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来得复杂。《叫魂》透过上级决策权和下级信息权的博弈展现了另一重县乡关系，但这种博弈关系不属于本节所讲的深层共识原则。
三、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
杨集选举试点中最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在两个层次同时起着作用，一是要求有一位30岁以下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二是要求参加班子成员竞选，候选人不超过50岁（妇女不超过48岁），超过50岁就不再参加班子成员的竞选。在过去县乡体制互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县委一般不再提拔超过40岁的乡镇副职干部担任正职干部（主要指书记镇长），超过 45岁的班子成员一般或调到县局工作，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仅仅担任一般行政工作。40岁或45岁这两个默认的年龄界限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不方便写在书面文件上，县委关于试点的文件规定，凡是不超过50 周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尽管试点文件的年龄规定为杨集原班子成员中年龄较大的几位成员（特别是童其忠、陈维忠和雷维斌等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县乡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导致了杨集选举试点中不考虑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就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
回过头来看杨集选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晏涛想尽一切办法让原班子成员继续当选班子成员，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比如上访或不满）；一方面，晏涛独独将雷维斌排斥在原班子成员的保护之外，或明或暗地造成对雷维斌当选不利的气氛，以至雷维斌次次失败。比如，在第一轮海推时，晏涛要求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县委文件规定的候选人条件中年龄不超过50 周岁改为不超过45周岁，而原班子成员中除有一位副镇长因为年龄已有47周岁且无大专学历而不符合县委规定的候选人条件外，只有雷维斌一人超过45周岁。晏涛要求主持第一轮推选的镇干部反复宣传候选人条件包括年龄条件，这样的反复宣传对雷维斌当然是很不利的。雷维斌以及其他原班子成员都感到了这种宣传对雷的不公平。在选举镇委委员的时候，同样因为年龄因素，雷成为镇委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的原班子成员。而本来群众基础最差的熊炜和夏兰，因为年龄比较小，或是妇女，而被晏涛等人强调应进入领导班子，而得票很高。
按杨集选举试点的意图，选举前符合县委要求的原班子成员共有12人，县委规定新选出的镇领导班子成员名额为11人。换句话说，杨集选举若安排得好，晏涛书记可以将符合条件的12个原班子成员中的11个选为新的班子成员，而仅仅落选一个人。晏涛经过努力，几乎全部做到了这一点：一直到人大副主席选举前，没有一个非原班子成员当选新一届镇领导班子。晏涛在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谁会是12个符合条件的原班子成员中的被淘汰者，谁会是班子成员公认应该被淘汰者，谁被淘汰出班子成员会阻力最小。一句话，谁被淘汰出新的班子会产生最少不满意而有原班子成员的最大共识，从而可以最为平稳地将杨集选举进行到底。
先来看一看在常规体制下乡镇班子如何淘汰多出的一个人。要将多出的一个人淘汰出去，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标准，不然这种淘汰就会引起巨大不满和反弹，主持改革的人被改革者所仇恨。构成客观标准的最方便指标一是年龄二是学历。其他诸如政绩、能力等等，都因为难以客观测量而引起争议。杨集的情况是所有12个班子成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剩下的就只有年龄这个客观指标了。无论你能力和自身素质如何，你年龄最大，已超过县乡共识的45岁的退居二线的年龄线，你就应该退下去。来自县委组织部的郭勇也对我们说，在压缩乡镇班子成员时，一般将年龄最大的成员淘汰退居二线。他强调年龄指标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年龄最大者从班子中退居二线，不仅争议少，而且很安全、顺利、不破坏传统规则。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换句话说，若没有杨集选举的试点，而按常规体制运作，雷维斌就是这个应被淘汰的原班子成员。雷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将参加竞选看作一次意外的机会，他若当选了当然好，不能当选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从原班子成员的情况来看，雷维斌也就成为最可以被淘汰者，这与雷的能力无关，也与他和晏涛的关系无关，而仅与其年龄有关。
晏涛当然知道原班子成员中每个人的心态。他在镇党代会召开前和郭勇找每个原班子成员谈话时，要求每一个班子成员预测谁会落选，几乎所有原班子成员都提到雷维斌。这种预测并不是客观判断原班子成员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谁应该落选。应该：这个奇怪的词汇。雷维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作为年轻人的熊炜的群众基础比雷要差得多，夏兰的群众基础也很差。但熊炜和夏兰年轻着，他们有着强烈当选的冲动和欲望。当在第一轮推选前的谈话中熊炜几乎要崩溃地说晏涛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时，熊炜明白地向晏涛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情和期待。晏涛知道这一点，晏涛因此在镇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借县委的要求，着重推荐两个实力最弱的原班子成员熊炜和夏兰，终于让他们当选了。
为了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晏涛与县委商量，不惜将人代会一般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改为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先选镇长副镇长，就可以让四个副镇长候选人中落选的一位再参加与雷维斌对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争。一般来说，在乡镇一级，副镇长一职比人大专职副主席的职位重要，让在副镇长竞选中落选的原班子成员竞选人大副主席，是一个符合乡镇体制常规的选择。晏涛对这些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原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多么体贴啊！
不巧的是，在副镇长选举中，不是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而是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落选。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经成为班子成员，这样，不再经过人大副主席的选举，新的镇领导班子即有11人，达到了县委规定的班子成员数。这种情况下，应安排落选副镇长的周树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不过，乡镇体制的另一个常规是一般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人大专职副主席。或者说，本来预计未当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副镇长后再与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预计落了空，雷维斌意外有了再当人大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没有原班子成员来与雷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了。
晏涛向县委汇报副镇长选举的情况及新班子成员将达12人时，县委同意了晏涛的汇报。原班子成员中刚好有12个符合条件的人选，选出12个新班子成员，晏涛不正可以实现他一开始就期待的最少阵痛的结果吗？
不，晏涛没有如对其他班子成员那样满腔爱护的热情对待雷维斌，他在安排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时，不再如过去习惯的那样操控选举过程，由人大代表推选出一个仅仅是陪选的人出来与雷维斌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职务，而是真正实现由人大代表民主推选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对手出来与雷竞争。雷最后一次失败了。雷终于没能把握杨集选举试点这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传统体制的常规让县乡两级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晏涛对原班子成员中多数人的保护和对雷维斌的抛弃之所以并存不悖，是因为这种做合乎传统乡镇体制的常规，是传统乡镇体制在县乡两级形成的最大共识原则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最大共识导致最少不满意。雷维斌即使落选了，他也不气愤难平。其他人当选了，也并不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大特别的好处。正因为雷维斌本人的落选预期和落选后不会气愤难平，晏涛将最后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选举用于实现由他的另一个目标：提拔非班子成员中最优秀者进入班子，从而摆平原班子成员与非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另文分析了。
以上试图以年龄来说明乡镇体制内部结构中的最少不满意原则。除年龄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说明之。
四、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
所谓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是说一个单兵突进的外来制度必须与仍在起着作用的其他制度协调，由制度整体而不是仅仅由外来的一个制度决定制度中人的行为。
在杨集的选举试点中，“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方案中有诸多与传统制度不一样的规定，这些不一样的规定为那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仍然受到制度整体的决定，仍然谨小慎微地协调着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童其忠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了制度整体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典型。
镇委副书记和镇长之间虽然职位排序很接近（镇长在镇领导班子中排序列第二，镇委副书记分列三、四位），但只有镇委书记和镇长是乡镇的领导正职，是由县委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领导干部，而副书记仅是乡镇副职领导干部，是县委非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一般干部，而具有极大的差异。能否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是一个沿着行政升迁之路向上走的人的人生关键一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童其忠今年45岁，45岁已经超出了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的常规年龄界限，童其忠心平气和等着再过几年县委安排到县局作一个一般工作来安度晚年了。他对于自己一生能够上升到镇委副书记已经很知足了。他因此拒绝了2001年陈维忠领头集体辞职的政治冒险。童其忠因为在传统体制常规中有着清晰的命运，而心情宁静，宁静致远，他因此不会如陈维忠那样冲动。
问题是新来的“两推一选”试点方案中，参加书记镇长竞选候选人的条件与传统的常规条件大有不同，决定性的一条是方案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50周岁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选。45周岁离50周岁还有五年,这五年使童其忠有着足够运筹帷幄的时间。童其忠又刚好有竞选镇长甚至书记的绝好条件，这就是他在杨集工作2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的人缘很好，杨集干部群众的评价较高。童其忠有着丰富的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具有担任镇长乃至书记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能力和条件。童其忠发现自己一生以为不再会有的机会突然间来到。童其忠宁静的心情被打破，他期待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万事俱备啊！
万事俱备的童其忠首先构成了对晏涛威胁，晏涛焦虑的相当部分就来自童其忠的优势。晏必须将童排除出去。童因此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压力，童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他不得不选择退出。他第一步退出书记竞选，不然他就构成了与晏涛的激烈竞争，这个激烈竞争会深深伤害晏涛这个改革者与被改革者角色兼具者的感情。晏涛还通过县委给童打了招乎。童选上书记了当然好，选不上书记，童的日子还会好过吗？童难道不是希望通过担任乡镇正职来谋得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退路吗？得罪了县委，既使当上书记，县委会安排一个好的退路吗？
童无奈地退出与晏涛的书记竞选。但他希望把握第二次机会。他在退出书记竞选的申请书中专门加上一句“退出书记竞选，但参加镇长竞选。”晏涛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长舒一口气，万小平因为童其忠要竞选镇长而备受压力。
童其忠竞选镇长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童的优势。按照“二推一选”的游戏规则，童占尽好处。但是，有人不愿意让童得到这些好处，因为童得到这些好处过于意外，而在任镇长万小平在新规则中的处境令人同情。童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仅仅是没有得到好处，而万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就失去了已经得到的好处。让已经得到的好处再失去掉，对人的心理打击该有多大！晏涛虽然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感激童，晏涛又希望平衡万小平的压力，晏因此期待童在与万的竞争中是否再高风亮节一次。不仅晏涛这样希望，县委也这样希望。这是传统体制常规下最为完满的结局。虽然“两推一选”是新规则，作为规则可能受益人的童其忠尤其喜欢且拥护这个新规则，但他周边都是些满脑子旧思维的人，这些人仍然在传统规则中寻求平衡：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童，是否可以再退一次。
再退一次等于拱手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童痛苦啊。我们在与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痛苦。童一再说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童的朋友说童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是这次选举中进退的决策。童无疑是整个杨集选举试点中最痛苦的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万小平当选后对童说，童书记，你是我的好大哥。晏涛也感激他。县委也认为童的组织原则性强。但是，童失去了向上升的机会，他在从镇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如传统体制常规运作中仅在县局安排一个一般性职务？他能否因为这些选举中的高度自律表现而被县委安排到一个本来只是书记镇长才应该安排的重要位置上去？
按一般规则，县委不可能将童在退下来时按书记镇长退下来的规格进行安排。但是，童若坚持自己竞选书记镇长的行动，他即使选上书记镇长，县委就一定会在将来按书记镇长的规格安排童退下来的待遇吗？若竞选下上，事情不是更加麻烦吗？童担心本来已经得到的，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童退出书记镇长的竞选是理性的，因为传统乡镇体制常规认为童竞选书记镇长具有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地竞选当上书记镇长会被县委在后来的安排中不予考虑。而且选举本身仍然是有风险的。
换句话说，童的行为仅从“两推一选”的制度安排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两推一选”制度是在传统体制中运行这一背景来看，又是完全合理的。
在“两推一选”尤其是在最后镇长竞选中，县委明显偏袒万小平时，陈维忠不仅不上访，而且很快就理解了县委的行动，就阻止了自己的震惊，就重建了与万小平的关系，其原因就是陈清楚“两推一选”只是一次乡镇体制常规的意外，意外之后，乡镇常规体制会仍然有力地运行下去。陈从辞职风波中吸取了从政的经验，变得成熟起来。成熟是指按照乡镇体制的常规出牌。成熟的人应该得到好处。我们在杨集选举试点结束一个月后再到杨集调查，就已经有了提拔陈维忠到另一个镇当镇长的消息。这是一个县乡体制常规有力运作的及时的消息。
五、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
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多，就越是具有选择的自主性，也就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选择个性。具体到杨集选举试点，缺少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更为关注竞选的可能结果。竞选的可能结果有二，一是落选，但仍然是乡镇公务员，在乡镇体制内就业。二是当选甚至在更高位置上当选。原班子成员的落选是他们福利的净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体制内获得就业的好处；在更高位置当选则是他们福利的净收益。因为缺少其它获得福利的机会，原镇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强烈的抓住机会行动的动机，但因为行动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这些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会十分谨慎，而不超出一定界限，以免行动失败使本来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就业也不能再有。
换句话说，在杨集选举试点中，一方面参加竞选的原镇委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渴望从竞选中获得升迁这个净福利或避免落选这个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因为原领导班子成员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不敢于在竞选中不顾乡镇体制常规，仅凭借选举方案中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作破斧沉舟的一击，而会为自己留下继续呆在体制内的空间。简单地说，镇班子成员因为缺少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具有强烈抓住于已有利规则的动机，却少有真正去抓住于己有利规则的胆量，更不用说行动。
尽管有各种传闻，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承认，杨集选举试点进行得相当有序。郭勇和晏涛一再在各种场合宣讲不能有任何贿选行为，一旦发现贿选，不仅取消参选资格，而且会作更为严厉的处理比如开除公职或党籍。晏涛为了防止镇长举中出现贿选以及其它拉票行为，在选举前十天，每天将几个主要竞选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有事没事也要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从而使竞争当事人没有拉票活动的机会。在杨集选举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难县委工作组，为难作为主持人的镇委书记晏涛，有的只是各位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个人性地反复向郭勇和晏涛诉说自己的特殊境况。杨集选举不是向下动员选民而是向上活动领导，这是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杨集镇党委委员选举和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县委有意识不公平的引导，比如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强调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在镇长选举中明显袒护原镇长万小平等，虽然引起了利益受损者的不快，利益受到损害者并没有因此产生激烈情绪，而是默认了这些行为。杨集选举中，也很少有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利用贿选与一般竞选界限不清的边界来公开拉票活动（这些拉票活动与贿选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事实上无法将一般性的公开拉票称作贿选，这也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在整个杨集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次选举中获得福利，起码不让己有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去活动，也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将试点方案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充分展开，即使雷维斌这个选举中受损害最大的原班子成员也没有公开指责晏涛在年龄上对自己的不公平（如前已述，试点方案允许50岁以内的人参加竞选，而雷才47岁），而仅仅是在我们面前抱怨晏涛偏袒年轻人。
从理论上分析，在体制外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在乡镇选举中的第一要务是仍然保留在体制内的就业，不至于因为贿选等激烈参选导致开除党籍甚至公职的处分，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在保证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会更急于把握竞选的机会，来获得选举产生的净福利。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缺乏体制外就业机会的人，是一群动机很强却胆子很少的人，是一群想法很多却行动很少的人。杨集选举正是如此。
杨集选举如此，并不代表其它乡镇选举也会如此。构成以上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两个前提，一是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就业的机会，他们不敢于越出乡镇体制的常规，来充分利用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展开竞争；二是体制外的竞争者没有参与进来。若杨集选举没有以上两个前提，杨集选举还会有序进行吗？郭勇和晏涛还有能力控制住杨集选举吗？
如果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体制外容易地获得就业，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选举试点的新规则来为自己获得选举的净福利而努力。他们会如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的利用规则指责乡镇违法，指出选举某个环节违法，指责领导意图干扰选举等等。他们还会放手发动竞争，会利用一般竞选与贿选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来广泛拉票从而服务于自己当选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去实践新规则，利用新规则去动员选民，让新规则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向领导申述自己独特的遭遇。他们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在体制内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不重要的体制内职位上长期呆着，不如放手一搏，即便失败，也能够在体制外找到就业机会。因此，这些在体制外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是一群敢于行动的人，是一群愿意大胆利用机会置传统体制常规于尴尬处境的人。在这种容易获得体制外就业机会的地区进行乡镇选举，旧规则就更加容易被抛弃，新规则就更加容易引入并生长起来。
另一个如果是杨集选举中一开始即有非体制的成员进入到竞争中来，情况也会大不相同，非体制成员参加乡镇选举，他们当选就获得了极大的净福利，失败了福利也没有损失。他们当然会利用所有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来谋取当选，他们甚至会利用旧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体制外的竞争者利用一切机会来寻求当选，必然造成体制内规则的失效。晏涛可以在选举前将参加选举的体制内成员召集在一起每天开会到晚上11时，他却不能控制体制外的竞选者。他因此也应不再可能控制体制内的竞争者。如杨集目前一样有序的乡镇选举也就不再可能。体制内外不同竞争者的竞争，很快便将传统乡镇体制常规冲击得七零八落，再想恢复常规的努力就会相当艰难，新规则因此也就生长起来，新的乡镇体制常规迟早也会到来。
杨集选举试点是在一个中部地区进行的，具有特定民众基础的选举。中部地区乡镇体制内的官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获得就业的机会，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敢于冒着被清除体制的风险。杨集选举中之所以缺乏激烈的把握选举机会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杨集选举又是在湖北荆门这类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乡村进行的选举，体制外的具有竞争乡镇领导职位的高大威猛的精英人物太少，从而不能在新规则到来时把握住机会。杨集选举因此成为一些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者的体制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背景塑成了杨集选举的前述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