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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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影视传播首先是一种文化传播，天然地承载着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影视作为利用影像来完成叙事的艺术形式，通过各种故事的讲述反映社会生活，传达大众的思想情感，通过画面造型、镜头运动、音乐音响等各种艺术手段创造着美轮美奂的艺术世界，传递着现代的审美需求。这一艺术创作的过程必然需要从既有的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起到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另一方面，影视自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又包含制作方式、运营模式、发行放映等一系列生产实践活动，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市场因素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电影产业的文化。不管是电影文本所传承的文化、还是电影自身所创造的产业文化，都直接反映或间接折射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影视都必然地要参与到国家文化的建构当中。任何影视创作也都不可能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影视传播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传达着国家所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途径。影视传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影视作品作为影像艺术受众的接受度更高，不受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与小说、报纸等传统艺术形式和媒介相比，影视作为一种用具体的形象来叙事的艺术接受起来更容易，因为影视是直接作用于观众的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可以直接转化为一种心灵的感受，而不需要经过“大脑对文字的理解”这一中转过程。因此，影视对观众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恰如瑞典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所说，“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像电影那样，超越一般感觉，直接触及我们的情感，深入我们的灵魂”。影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培育更容易深入人心。影视传播的受众面更广。影视可以说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形式。据称，目前的娱乐新闻中90%－95%都与电影相关。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影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国覆盖。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影院建设和银幕数量都在极速增长，中国的电影市场已经进入了一种持续的繁荣阶段，一部影片的观影人数动辄以千万计。而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的收视观众数量则更多。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影视更是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时刻不停地传送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除去传统的影视传播方式之外，网络、MP4、MP5、手机电视、微信等等都成为了影视传播的载体。众多的影视剧网站、各大门户网站的视频版块也都日益风行，为中国观众提供了最为快捷方便的观影平台。影视传播的地理范围之广，人群数量之多其他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借助影视媒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以超出想象的速度传播到各地。影视传播还是目前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影视传播不仅可以增强本国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接受，而且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输到国外，塑造我们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近年我国的影视产业也开始进行“走出去”的改革和努力，将中国的影视剧作品推向国际市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输出和价值观输出的问题。这必然需要我们的影视创作主动承担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也只有承载着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影视作品才更有力量。

二、影视艺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性

作为艺术娱乐形式，影视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必然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说教或思想政治教育。影视作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具有隐喻性，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图解。影视作品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反映来传达思想的，题材来源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思想或概念。现在我们概括精确、表述清晰的“24字核心价值观”恰恰只是几个抽象的概念，倘若真正将其落实到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其表现出来的样貌将会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不同的工作环境、不同的城市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而影视作品正是通过对这多种多样的生活的表现来承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的影视作品绝不会将自己的思想主旨像喊口号一样地喊出来，而是将其隐藏在故事当中，隐藏在叙事手段和艺术形式当中，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和领会。影视作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还具有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影视剧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大异其趣的。单就我国的电影来说，长期以来区分为三种艺术形态：商业影片、主旋律影片和艺术影片。不同形态的电影在话语体系、艺术追求上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这些不同电影的话语体系中除了在制作方式、盈利模式、表述策略上各说各话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在自说自话”。这便使得三种形态的影片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上也大相径庭。主旋律影片在这方面无疑是最具有自觉意识的，许多影片因为急于突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传达，甚至不惜损害影片的艺术性，而对主题思想进行简单的图解或进行口号式的呼喊，反而显得“假大空”，实际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商业影片因为更注重娱乐性，无论是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还是影像风格等方面都有意地远离“政治性”，努力消解影片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许多影片看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毫无关系。而艺术影片则因其过重的反思性常常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批判色彩，对社会问题或人性阴暗面的表现反而使其有一种对立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嫌疑。事实上，“任何电影创作都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阈限，电影的生产和接受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本不可能存在‘真空’式的生产环境”。不管是哪种形态的影片，都必然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其中自然包含着或隐或显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传达。影视跨文化传播的特点使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和传播具有了一定的复杂性。目前世界影视产业形成的是一种“全球化”格局，各国的影视产业面对的是一种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中国影视产业也不例外，摆在中国观众面前的也是包括本国影视作品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资源。鉴于影视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割的关系，来自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必然会带有原产国的意识形态色彩，承载着他国的价值观念，其中必然会存在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思想和文化。一旦观众在接受的时候缺少足够的辨别力，就可能会产生思想混淆的结果。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将会起到消极的甚至负面的作用，反而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难度。影视艺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隐喻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观众对影视作品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不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一个从具象的故事到抽象的思想的转化过程，还需要有一定的理解力和辨别力。

三、加强“影视作品赏析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

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既是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又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经济观指导下，克服传统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它的运行是要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建立和完善能够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会导致社会内部严重的两极分化。要避免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对生态环境和公共性自然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就必须改变自然资源不能反映市场价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态产品具有相应的价格，以实现生态经济建设者的利益补偿。该制度的重点应该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目前，我国资源性产品（石油、天然气、水、土地、电力、煤炭）价格大多数由政府控制，整体价格偏低，没有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不但难以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节约使用资源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反而由此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建立科学合理的产品价格机制，本质上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产品价格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机制。这种价格机制要求尽快明确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补偿机制。通过完善资源价格体系结构，将资源自身的价值、开采成本、环境代价等均纳入资源价格体系，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流转顺畅的生态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界定及产权关系不明晰，容易导致因争夺资源而发生冲突，破坏资源矿产；容易导致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产产权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受益者”付费；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通过机制创新激励投资者从事生态投资，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这一制度的实施，既离不开市场机制，又离不开政府的强制力和执行力。因此，必须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导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和因地制宜积极创新的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推动区域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反映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又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环境严峻、资源匮乏、社会环境问题严重，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进入生态市场经济社会。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陆续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最近又提出实现中国梦。政府提倡的这些问题，正是我国当前最严峻从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努力朝着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迈进。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生态凌驾于经济之上，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有时可能比为我们提供的产品更有价值。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生态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这种新经济形态的运行过程能够保证：坚决反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发展；坚决反对以牺牲当前的发展去危害长远的发展；坚决反对用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坚决反对用自身的发展去剥夺他人的发展。在新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下，能够实现人类自身价值和自然界价值的统一，当代人的发展权和后代人发展权的统一；能够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7]。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把物质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不仅要把经济系统中的全部经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而且要把生态系统中某些自然生态生产与再生产纳入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轨道。党的十总部署，明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样，我们要建构的社会主义生态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而必须是建立在能够使“五大建设”协调发展的经济体制，强调“五大建设”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生态市场经济体制。

2建立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共同构成的。生态经济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生态学原理，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工业文明的发展目标是单纯追求GDP，用消灭生态价值来创造经济价值，在获得最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毁灭了巨大的生态价值。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始终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达到尽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目的。人们把追求经济效益作为唯一目标，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造成了当今巨大的生态危机，更谈不上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伴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要摆脱这场生态危机，呼唤一场文明形态的全面变革。这场变革就是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始对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我们党开始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生态文明战略地位的提升，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不断深入，建设生态文明自觉性在不断增强。同时，党的十报告还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崭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样一个高度，我们清楚地知道，生态文明新时代应该具有以下本质特征：（1）生态时代不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且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两种发展关系是相互依赖、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2）生态时代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社会的社会关系，人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关系是人与人的生产关系；（3）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自然属性，人与人的协调关系，是生态时代的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生态时代的本质，这两种属性的协调发展，形成了生态时代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并推动生态文明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因此，生态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移到良性的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8]。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里，我们要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目标。要想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更蓝的天、更绿的地、更青的山、更净的水，我们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党的十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坚持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针，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和最佳结合的生态经济制度。生态经济是一种与地球的生态系统保持和谐关系的经济，是人们在为实现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时，将更加关注生态利益、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态市场经济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相结合的经济，能够正确反映生态系统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和全部成本，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市场经济发展中不顾社会成本、环境代价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缺点，使发展经济、保护环境、优化生态辩证统一起来并实现三者协调发展。因此，贯彻和落实“生态立国”的基本国策和生态经济优先发展的根本方针，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活动全过程的生态化变革，其目的就是生态与经济一体化的整合过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题发掘、重视传统文化，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首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生发新的思想理论的源泉，是国家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的传承、演变史。其次，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主张与传统决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把线状书扔进茅坑里，后经实践证明是过度极端的。再次，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都是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最后，正确认识两者的联系，正视传统文化，在实践中进行有机结合，不仅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重新彰显活力，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否得到顺利的发展，将二者对立或分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势必起到阻碍作用。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正确诠释传统文化，对其给予重、深度研究，以崭新的视角对其看待剖析，才不至于将“洗澡水与孩子一同倒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基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崭新形态的文化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结出硕果的。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起了源头和内生性动力的作用。正是有了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成功地做到了集大成，达到了历史的高度，超越了传统文明。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炎黄子孙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开疆拓土，继往开来，不断传承着历代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曾试图走过“全盘西化”，但实践证明行不通。最后，我们选择将自身放入历史的进程中，与传统巧妙地融合、依存发展，才形成先进的文化。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是因为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和谐的思路、中庸的适度而为、以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爱国精神等等，都是当今先进文化构建所不可或缺的。新时期新文化在儒家文化积淀、道家与法家等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不断生发，最终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建设的实践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发展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自身内部的蜕变、上升，另一层是外部的供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除了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更是吸收了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使其更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包容性。主席说:“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时代的呼唤下，在传统文化的厚土中应运而生。它能集大成，必然克服了传统文化成长于农业自然经济、君权至上条件下所与生俱来的弊端，剔除了传统儒学残留的封建遗毒，诸如小农意识、等级制度观念、宗法思想等。与此同时，保留、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正确的理念，如关注内在修为、自身修养、尊师重道、热忱关注国家命运、积极的处世哲学和献身精神。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实现开拓式的发展，保持时代性，既要不脱离中国内生文化这个主体，不断践行去民族文化之糟粕，取民族文化之精华，又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包容精神、时代精神;既要关注中国国情、中国人民的思维传统，又要关注世情、时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超越是必经之路。

(三)以为指导是二者结合的契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石上、的指导下成就了自身，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要传承传统经典，更要运用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将其不断丰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指导作用。近代伊始，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文化的撞击、实践的检验，引领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正是因为有了的指导，我们才得以克服自身文化的缺陷，实现了民族的复兴;正是因为有了的引领，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不受干扰、少走弯路。总之，的指导使我们能够在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宜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经典，是我们能够“古为今用”、不断创新的钥匙，是中国人民主体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灵魂指引。

三、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1何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来兴起的概念。通常我们认为西方国家是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认识忽略了其国家机器的强大管理功能。这种功能是在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上层建筑也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引起了国家治理的危机(Jessop,1998)。

国家由此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式（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现了所谓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转变”。

管治概念中国古来有之。《资治通鉴》集成了帝国管治的精华。寻求天下大治，无非是掌握天时地利人和，明察各种关系，以达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当然不尽相同。

因此，管治实为一种视野，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体管治形式。

2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

资本主义力图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整合，危害了边缘民族国家的利益。社会主义由此而生，是对这种势头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东西对峙。唯有国家才可承担此重任。感叹封建和半殖民的旧中国是“一盘散沙”。这种无组织状态是实行快速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对资源调动和社会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费方式的集体化。比如，住房的单位分配即为一例。社会主义管治的基础产生于对无序社会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其合法性不仅建筑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机。

3管治基础的改变

市场经济改革转变了原有的基础。在国家内部，为了建立激励机制和转移中央压力，实行财政放权。放权形成了计划外资本循环和地方主义。在地方经济实力增长的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这在实行分税制后有所改变，但出现了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当地方政府对其可控资源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企业式经营政府”的行为(Walder,1995)。在体制外，市场使体制外要素的出现成为可能。传统上，单位关系是划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主要标准。但当内外差别弱化时，此区分便失去了意义。

人力资源：随着城市私有企业出现，私营、外资企业的职员们脱离了他们与国家单位系统的联系。私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单位体系之外的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国有企业的职工们也开始放掉“铁饭碗”，“下海经商”。通过“一家两制”，诸多私营企业职员也可保持与单位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成员继续在国有单位工作，以享有住房、医疗补贴及工作的稳定等种种待遇，而另一成员在合资公司或私有企业“挣大钱”。尽管如此，对体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单位本身的变化也在弱化职工和工作地之间的联系。随着单位社会功能的减少，城市从业者开始“走出单位成为社会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响。除了去私有企业工作，工人在国企重构中也有可能变为剩余劳动力。同时，伴随大量下岗者，还存在与日俱增的离退休人员。因此，政府意图切断住房、就业和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将责任转嫁给城市社区。

而最大的转变则是城市中大量的农村移民。这一运动具有自发性，未经规划，但与家庭纽带或老乡关系相关。移民一般难以溶入社区生活，因此他们保有“外来者”的特征。同时，户口制度仍固执地将他们排斥于城市服务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变动性，对他们的管理成为政府的严重挑战。

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市场经济改革通过放松对一定生产资料的控制引入市场化。在1990年代中期，计划分配的原材料份额大为下降，由此为终结多数工业原材料的计划分配铺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终采用了一种特别的“划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论建立了土地租赁体系(YehandWu,1996)。这一新系统的采用最终促成了国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职能上的放权。而在正规土地利用体系外则还存在不断膨胀的“黑市”。

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场机制。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地方政府的负担，除了专款支持的大型项目，基础设施的发展或多或少地与单位相联系。而在改革时代，在土地租赁系统建立后，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出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政府财政税收等的巨大作用。

资本：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联系起来。外资的流动性引发了城市之间的竞争。外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对资本构成的贡献，更在于它对非国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而民营的非国有企业也存在极大之活力，由此亦成为就业的重要资源。

空间：由房地产市场建立而起，内城变化开始加剧。户口对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开始减弱。购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户，或者施行所谓“人户分离”。另一方面，自发的土地开发也在冲击单一的单位空间。事实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单位的特征所决定。由于对单位的放权，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对土地利用规划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国家通过增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加强由单位开发的，但游离于法规控制外的内城空间的“地域化”。而在单位系统无法触及的城市空间，非正式空间出现了，例如“浙江村”。

总体上，社会复杂性增加了，这减弱了国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国家需要将各种要素联系以整合为可管理的社会。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权力得到巩固

与等级式的单位系统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区、县，街道办、城镇、乡，居委会、村）属于“地方”组织。随着单位体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组织开始承担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对于放弃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工作，到私营企业去的人员，他们的人事档案将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确证其身份。由此看来，国企工作是一种事实上的“身份证明”，包括“单位证明”，居住地则以户口加以确证。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从属于正式的单位，因此地方和社区服务就变得重要起来。

市政府：与中央在经济发展中的转变相适应，城市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开始被确认。市政府开始在地方中发挥重要作用。其角色从辅助国家项目转向更积极的地方发展战略制订者。

城区：1960年代曾有过将属于不同系统的单位整合进同一地方公社的尝试，但流于失败。1990年代后，这一尝试重新出现。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结构，谓之“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其中开始强调区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办：严格地说，街道办事处并不是政府层次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与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补充性作用一样，街道办扮演着边缘角色，承担管理国家单位外人员的作用。

居委会：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的区别在于居委会是一个“群众自组织”。实际上，居委会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经费亦在地方政府预算之内。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巩固形成了诸多新功能。

空间流重组：地方权利的重新组织造成了资本和信息的空间流重组。政府监督部门和下级单位之间的资本流从垂直转为水平方向。从上至下传达和从下至上报告的传播方式改变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级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单位依据其管理关系划分等级。当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种关系就为水平联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业化

管治企业化的出现是政府对内部能力调整的一种应对。例如管理部门直转变变为公司，房产局接转为房产公司。

建立地方商业合作：从1990年代开始，街道产业已成为上海第二大地方财政收入。在地方层次上，政府和企业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经济活动在地方尺度上紧密联系，这为企业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创造地方空间：空间的创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为可能。在明确的地域边界内，使用更具风险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试验。同时，很多发展区都通过“土地开发公司”进行开发。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并建立了一个开发公司专门负责外滩的发展开发，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滩已成为上海的中央商务区之一。而且，城市景观也开始被大力提升。

6从街道办事处到社区：走向市民社会？

重建城市社区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社区通过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渗透发展起来。国家权力的下放使街道办事处获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当街道办事处具有了诸多的此类功能，它就变得更为正式并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区别开来。将国家的权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无疑将促成一个更富变化和更具应变力的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多或少成了一种政府实体，因此无论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构城市，街道办事处仍然有异于社区。

因为基层组织的变化主要在从上至下的方向，是否这些努力将促成市民社会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学者曾提出“居委会肩负着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会的存在背离了社区自我治理的目标”（刘，2001）。

7结论

中国城市的管治基础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本文的结论着重于正日益变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结果。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对市场转型和后福特主义转型而言，治理在它们中的出现存在相似性，尽管这一复杂性在不同角度展开。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本身。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在城市尺度上，区政府相互竞争以成为零售和商业中心。地产的租金驱使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协约(Wu,1999)。通过吸引外资和直接参与，地方政府也积极地参与到本地域中的开发中来(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为政府功能在基层组织的扩张而填弃，而非依靠自组织的地方管治。市场化造成了体制外的诸多自发变化，如人口变动性的增加，资本流，“体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们在本文中看到了国家在调整与动员要素关系上的领导角色。例如处理同私有企业主、下岗工人的关系方面。种种努力的背后是强大的行政指令，为的是在边缘群体的服务设施供给、下岗工人再就业和乡村民工潮的巨大压力下，保有一个可管治的社会。另一角度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市场化造成了有碍于管治的趋势，它也为国家体制的创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机，而市场转型中的管治企业化亦为消除资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资本。

最后，需特别指出的是，为了理解中国城市管治的变化，我们应更多地在微观尺度上进行地域、组织和结构的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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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UF.2000.Theglobalandlocaldimensionsofplace-making:remakingShanghaiasaworldcity.UrbanStudies,37,1359-1377.

[8]YEHAG.WUF.1996.Thenewlanddevelopmentprocessandurban

社会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公民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价值资源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公民意识培育的价值基点和基本目标，“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现代社会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身份内在价值的认定，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其与国家、社会、其他公民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3]。西方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个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在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提倡打破神权蒙昧思想的束缚，主张人的理性与天赋人权。特别是孟德斯鸠的法治思想和三权分立学说，从权力互相制衡与法治对权力的限制两个方面为个人权利提供了保障。可以说，西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学说以及对国家与公民、权力与权利边界的限定，是公民意识及其培养的基本内容。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认为，公民意识应该包括三重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公民的要素，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财产权等内容，第二个维度是政治的要素，其中包括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等内容，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因素，包括经济福利权利和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内容。可以看出，西方的公民意识理论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包含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上的权利与责任相对应的体系，其中个人权利是社会规则最基本的出发点，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定等是基本内容。然而，西方个人主义至上的权利体系容易导致个人“价值至上”，进而损害共同体的利益。而且，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因此，对于西方公民意识理论中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做法只能批判地继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强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追求的是国富民强、保障社会成员的各种权利；在社会层面强调“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为每个人发展提供自由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环境，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全民权利的保障，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使社会成员过上公正而有尊严的生活。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引领整合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之外，其中蕴含的对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权利的保障、对法治的追求以及对公权力的限制等，无疑为社会成员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价值资源。

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为依归公民意识是指社会成员对自己身为政治人、社会人的自觉认识，它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要体现为积极的政治参与、理性批判、自治自律的精神。公民意识是实现民主法治、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以及社会稳定的非制度化因素。在当前中国，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是使社会成员成为实现社会现代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力图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制度和社会环境上的帮助，在个人层面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社会成员应该具有的良好道德素养和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提出各自的基本价值观念，但却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引领和整合全社会价值观念、凝聚全民族共识的同时，规范了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为培养具有民主法治意识、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公民提供了价值引领。

2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提升公民意识

公民和公民意识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只有依靠公民主体的行为实践和情感认知，它才能被转化为一种习惯化、自觉化的社会价值。反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在实践中积淀成为社会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可以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意识培育中的导向性作用。

2.1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提高公民的理性包容意识尊重差异、懂得妥协，尊重个体和社会价值的多样性、懂得包容，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其本身蕴含着价值的多样性和统一性，这在实践过程中会推动社会主体理性包容意识的发展。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在批判和继承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理论指导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认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不仅广泛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更深深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土壤。其次，当前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既要引领、主导和整合其他社会思潮，有力抵制各种腐化思潮的影响，又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各种社会思潮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和活力，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可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也是、包容多样的价值理念内化于社会主体，提升公民理性包容意识的过程。

2.2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提高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是伴随着个人权利体系的发展成长起来的，权利及对权利的理解和尊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精髓。所谓权利意识，是指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理解和态度。公民权利是现代民主国家制定法律的基本出发点和法律所要保护的对象。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出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承认。在国家层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最主要的途径是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公民了解自己有哪些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知情权、表达权等，另一方面公民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要以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为根本，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公民的权利意识才能逐步确立。权利与责任是一个统一体，没有无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责任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权利和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是公民对他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对整个人类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5]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的臣民意识教育也侧重于培养民众的“责任意识”，但其强调的是服从而不是自觉的义务，偏重于私德而缺乏公德。而适应当前民主政治发展的公民责任意识，不仅强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觉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还强调尊重他人的权利，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上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个人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提供了价值规范。同时，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政府应积极拓宽公民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渠道，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责任意识。

2.3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第三部门”的参与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时谈到，美国的民间组织在美式民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缩小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也使民众在参与并影响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高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与责任意识等。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具体表现为：数量大幅增加，种类更加齐全，作用显著增强。在公益事业发展、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密切公民与国家关系、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凝结了对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组织的价值期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逐步推进、逐步积累的过程，也是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组织，共同参与、共同实践并逐步总结的过程。当前，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不同组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并结合实际总结出各自的城市精神和行业精神，为公民意识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实践空间。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