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认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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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认识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审计认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掌握者，对其身份的认定将能实现民族记忆、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与传播。不同历史时期带来的发展环境亦不相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发生着变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程的加快，因保护理念的失误常常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护环节较为薄弱。各级政府或者其他保护团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常取代真正的传承人进行传承内容上的变换，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严重的外部损坏。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极其必要，同时也需促使各级政府和保护团体认识到传承人的意义，从而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原因

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经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较为缓慢，并且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制度的一部分。因国家及民众淡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相关保护制度的不健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遭遇困难的生活处境。就目前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力量薄弱，不能很好的延续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例如民间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不具备较大的经济效益，在收取学徒时不能有较强的吸引力；传统的中医类技艺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西医的盛行，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新的一代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只关注外面的世界，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虽有保存并延续的构想，但因各种阻碍将放弃实现的机会，转而寻求外面的生活；或者对原有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厌恶的情绪，放弃追求传统技艺的延续与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真正认定之后将会给其一定的补助以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的发展。

二、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才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时需依据相应的流程进行调查，结合调查数据对符合传承人认定标准的代表性人物评定，最终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确认核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查内容较为宽泛，

国家政策法规并未明确认定标准，因而各级地方法规应针对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传承人调查、认定项目与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可有效应用。例如云南省地方法规确定调查对象后，首先调查其个人基本资料，例如姓名、艺名、性别、地址、职业、信仰、受教育情况等；再调查其所传承的项目、技艺以及当地地方文化的关系，该项目在文化社区、行业中的地位；或其所保存的实物具体情况，搜集传承人的相关作品，以及所传承的项目的创新与发展状况，并将调查结果详细记录，借助调查结果对传承人有整体的认识。

而在传承人方面则需配合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调查工作，如实提供个人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在对其进行身份认定时无法形成统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损失。因而各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传承人身份认定时需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弥补规章制度的缺陷进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人亦需自觉上政府及主管部门进行申报或者推荐，有效利用国家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政策。在对传承人身份认定之后还需将之公布于众，以便社会公众对其监督并检验传承人身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及社会各层的认可与接受，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会刺激相关感兴趣的人士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这在国家文化战略领域是一种创举。传承二字在之前社会存在中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各大词语工具书中亦未找到，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只给出传授与继承的解释，体现出传承、传承人等词语属于新兴词，但并不代表传承人也为新兴事物。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力量，极大的推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能增强传承人以及社会各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以及传承人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程中的关键在于人，对其实施的保护政策离不开重视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传承环境，以便其能真实反映民间艺术的活态特性，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目的。（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安平，龙冠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J].知识产权，2010，05：34-38.

[2] 李昕.浅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2：230.

[3] 普文芳，魏美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及传承人意义[J].学术探索，2014，04：119-122.

审计认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老年病抑郁精神护理

2010年7月13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向社会了《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有关方面预计，“十二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2个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15%，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根据联合国的传统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即标志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显然，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国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其中，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

1老年性疾病诱发抑郁倾向的现状分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成为老年人口的高发病症。与此同时，气候变更、环境恶化导致的恶性肿瘤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也日趋增高。上述老年性疾病的共同特点是：病程长，一旦染病将伴随终身，目前的医疗技术尚无法彻底战胜上述顽疾；此外，老年人的身体免疫力、抵抗力都远低于年轻人，因此，上述疾病的并发症也经常困扰这些病人。

常年承受老年病侵袭的人，临床当中表现出焦虑、恐惧、烦躁等负面情绪的比例很高。严重的因此而多愁善感，并最终形成抑郁症。针对这类状况所发生的比例，国内许多同行均进行了系统研究。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邱忠霞和王涤非等对入院的150例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了抑郁状态评价，抑郁严重指数>0.5的诊断为抑郁，结果表明抑郁患者56名，占入选病例的43.1%，其中男性22例，女性34例[1]。武汉总医院的李娟和刘伟等采用抑郁自评量表对200例恶性肿瘤和150例良性疾病的老年患者分别进行了调查评定，结果显示老年恶性肿瘤住院患者抑郁发生率为62.5%，SDS平均(52.0±10.4)分；老年良性疾病住院患者抑郁发生率为26.7%，SDS平均(44.9±7.7)分；两组患者抑郁发生率均高于我国正常人群15.1%-22.5%的比例[2]。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袁瑾选择54例高血压病患者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抑郁量表进行评定，患者年龄范围65-82岁，结果表明，焦虑21例，占38.8%；抑郁17例，占31.4%；焦虑合并抑郁14例，占18.9%[3]。

除了上述临床样本分析以外，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的陈翠玲和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唐丹等对北京3个社区170位60-85岁的老年人进行了间隔为20个月的追踪研究，进行了觉知日常环境控制感、领悟社会支持、自评健康状况、抑郁状态的测查。通过抑郁与各变量的交叉滞后分析表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对抑郁的发生和抑郁程度的增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4]。

由上述研究结果不难看出，自身疾病已成为诱发老年性抑郁的一个主要因素。从我院的诊断实践来看，作为高校附属医院，我们主要面向上万名师生员工提供医疗服务。在每天接诊的病人中，退休教职工占绝对多数，其中，因自身健康原因导致心理恐慌、精神忧郁的老年患者比例超过50%。

因此，针对老年病人，尤其是慢性病患者，除了提供必要的药物治疗外，心理疏导和精神层面的护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前者。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精神护理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护理措施。例如，Taiwan的Shu-LingChen和Hui-ChuanLin等在老年休养所研究了音乐疗法对于老年人的治疗作用，结果表明，这种整体音乐疗法可以使老人们从集体活动中获得力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因此，他们建议应该把这种音乐疗法与日常护理融合在一起。

2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护理策略

2.1探求根源、因势利导

焦虑、抑郁情绪的形成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疾病类型、病人病史、性格类型等。一般而言，患有严重疾病、发病多年、性格内向的人产生抑郁倾向的几率很高。因此，作为护理人员，应首先找到“病源”。多年患病、病情较重的病人，因需要长期协助、常年用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心理，从而欠缺对自身状态的客观评价。这类病人一旦感觉不适，很容易与自身疾病建立主观联系，陷入恐惧、焦虑的精神状态，进而加剧身体不适感，影响到疾病治疗。对此类病人，护理人员在加强日常护理的同时，应当循循善诱，讲解基本的医疗常识，助其建立客观的病情识别方法。还有一类病人，病情不重，但病程较长，性格较为敏感、抑郁倾向明显。入院后对陌生环境，如医护人员的基本操作，甚至气味都可能产生不良反应。有的患者性格内向，期望通过医护人员的反应判断自己病情，从而处于疑虑、烦躁、焦虑的状态之中。对于此类病人，护理人员应当注意观察，与病患加强沟通，除了正常的病情交流，还可以谈天说地，制造一种融洽、平和的气氛，消除其心理阴影。

2.2提高日常护理质量，多管齐下

精神护理的效果如何是建立在良好的生理护理基础上的。人在得病之后，整体期望是：尽快获得治疗，并且获得最好的治疗。因此，敏感、脆弱是病人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某些情况下会产生过激的心理反应。这就要求护理人员一定要心态平和，并要尽快、准确地掌握病人病情的变化，并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

2.3为患者自护与家庭护理提供指导

我国人口众多，医疗资源、医疗水平与医疗需求之间尚存在巨大缺口。高等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门可罗雀，高效、可靠的社会保障保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因此，老年病患者多数时间均在家中活动。因此，患者自身的心理调节和家庭的精神护理尤为重要。

3结论

在我国日趋紧迫的老龄化进程中，因慢性病导致的心理健康受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针对老年抑郁症产生的不同症结，广大医护人员应当因势利导，在完成基本的医疗救助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素质，实现老年病人的心理疏导，加强及时沟通，为建立医院+家庭的综合护理模式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邱忠霞,王涤非,马贺军.抗抑郁及心理干预对老年&型糖尿病抑郁的影响[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5,20(6):456-457.

[2]李娟,刘伟,徐琳.老年恶性肿瘤住院患者抑郁状况调查[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7,17(4):270-271.

[3]袁瑾.老年高血压病焦虑抑郁症状的临床识别和治疗[J].中国使用医药,2007,2(12):19-20.

审计认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实施背景

本校是一所由多所农村初中撤并的全寄宿制学校，在校生1500 多人，许多学生的行为习惯以及道德认知水平都停留在较低水平。面对学生多、管理挑战大的实际情况，本校采用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

二、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在前期的实施

（一）军训

利用军训契机，强化铁的纪律和服从观念，为宿舍管理打好前奏。开学初的第一周组织新生参加军训。

（1）军训的过程在培养学生的坚强勇敢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同时，更是强化了学生的团队纪律和服从观念。

（2）在此基础上，各班军训教官定时走入寝室，对学生进行内务整理培训，重点训练整理床铺、牙刷脸盆摆放，通过教官手把手指导，让学生明确严格的内务标准，为今后自我管理奠定基础。

（二）宿舍管理员负责监督寝室内务工作

（1）内务培训工作。召开寝室长会议，传达内务整理标准，明确内务加分、扣分细则。重点培训物品摆放和床铺整理。

（2）每天定时检查。统计寝室加分扣分，计入班级周考核，上报德育处、反馈班主任。特别是在前期，对表现不良寝室进行批评教育，协助班主任进行整顿。

（3）协助生活指导老师，监督教育学生遵守寝室纪律。

（三）生活指导老师对学生寝室纪律进行监督管理

（1）进行寝室纪律培训工作。召开寝室长会议，传达寝室纪律标准，明确内务加分、扣分细则。重点强调熄灯后不讲话、不吃零食，按时起床，排队出入。

（2）每天早晨检查学生按时起床情况。学生以寝室为单位有秩序地走出寝室。

每晚巡视宿舍，检查学生就寝纪律。统计寝室加分扣分，记入班级周考核，上报德育处，反馈班主任。特别是在前期，对表现不良寝室进行批评教育，协助班主任进行整顿。

（3）协助宿舍管理员老师，监督教育学生搞好卫生内务。

（4）班主任前期指导。前一个月，班主任每天进入自己班级寝室，加强师生沟通，同时对学生的纪律和内务等方面进行培训指导。

（5）德育处教育，评选“优秀寝室”和“星级寝室”。每一栋宿舍进驻一名德育员，每晚对违纪学生进行现场教育。每隔一月，根据各种评分，评选“优秀寝室”和“星级寝室”。

三、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的实施情况

从2009 年9 月至今，学生的宿舍卫生、纪律、文明礼仪等方面都有极大改观。寝室干净整洁，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学生出入寝室次序井然，队伍整齐，按时就寝，就寝环境宁静而安详，按时起床，起床号一响，各寝室成员快速而敏捷的处理好内务，打扫卫生，排好队伍，有序的到食堂就餐，队伍中不时的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应该说，宿舍住校生面貌的改观，是校领导及教师辛勤付出的结果，同时，也得益于严格规范的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

（一）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二原则

通过对本校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及其制度的大致整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精细的制度，把握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两个基本原则。

其一，严格的要求。以人为本是指无论做何种事情，都要以关心人、谋求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严格要求恰好是为了关心孩子，唤醒孩子，让孩子走正道，朝着健康的人生方向发展。孩子一旦离开了严格要求，可能就失去了一种最为有效的规范人生的方法。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是对学生未来的高度负责，也是制度得以运行的保障。

其二，人性化的关怀。正是广大教师和校级行政人员的辛勤付出，才保证每一项制度的顺利运行。

在开学之初，学生都明白，当他们就寝时，老师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行政班子成员和值周老师正为他们巡夜，甚至他们知道，班主任家里的小宝宝正盼着妈妈回家！学生都是有情感的，他们能理解这份关怀。

总之，我校的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本身就已经包含着许多人性化管理因素。而就现状而言，如何更多的融入人文化、人性化管理因素，建立更为完善的人文化、人性化关怀机制，将寝室管理工作办得有特色，则是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二）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中人文化、人性化关怀机制的构建

1.必要性分析

（1）青少年心理发展特点

处于初中阶段的青少年学生，容易存在以下几种不良心理倾向：

①倔强任性，从自己的主观出发看问题看待事物片面偏激，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容易引发逆反情绪。

②由于家庭经济较好或成绩不错，逐渐形成优越感，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容易造成交往障碍。

③家庭离异或家庭变故，造成性格孤僻。

（2）全寄宿制学生的特殊问题

①寄宿生第一次离开家庭，不适应在校生活，或生活不能合理安排，萌发消极的退却思想。

②寄宿生和以前相比，和父母亲的沟通几率减少，接受父母的言传身教更少。心理问题缺乏有效的疏导途径，长此以往，容易内向，自控力减低。

学生的心理问题需要及时疏导，寄宿生在校时间远大于在家时间，从时间意义上而言，学校已然成为他们的第一家园。因此，构建人文化、人性化关怀机制，精心打造学生的家园，增强学生对校园产生“家”的认同，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而言，极有必要。

2.现行模式中的人性化管理因素分析

当前我们较为严格的宿舍管理模式中，本身就已经渗透了人性化管理的因素，笔者作为生活指导老师的一员，欣喜地发现很多闪光点。

（1）学校设立一名专职校医，专门负责学生的健康咨询和疾病治疗，如果学生生病，即便是在半夜时分，校医接到电话也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治疗。

（2）生活管理员的职能也发生某些转变，从最初的内务检查，到目前的尽力为学生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和温馨的服务。天冷时，为学生烧热水，学生衣服破了，从家里带来缝纫机，为学生缝补衣服，在这样的环境里，学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学生理所当然的把他当作可亲可敬的长辈。更便于做学生工作。

（3）生活指导老师在管理寝室纪律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协助班主任做好学生思想工作方面：利用熄灯前的时间，利用平时了解的信息，利用正规或非正式的谈话，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惑，树立信心；巡夜时，帮学生盖好被子，每当此时，学生都会流露出感激的目光。

（4）班主任老师形成了定时进寝室的惯例，在熄灯前学生寝室总能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5）德育处举办一系列课外活动，丰富住校生的课外生活，在校园文化艺术节上，学生尽情展现风采。

上述表明，人性化管理因素在准军事化宿舍管理模式中有所体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抓住契机，构建网络化的人文化、人性化关怀机制，提高管理水平。

四、关于全面构建人文化、人性化关怀机制的若干建议

1.建立沟通机制，开辟教育第二战场。设立心理辅导员，加强学生心理问题的疏导。挑选具有较强沟通能力的教师，协同心理咨询老师，定期约谈有心理异常或心理困惑的学生。定期到班主任、德育处、宿舍管理员、生活指导老师那里获取信息，做好学生名单备案。

审计认识论文范文第5篇

作为对国家审计实践与发展的理性认识,国家审计理论旨在令人信服地解释国家审计实践以及对正在进行的实践予以适当的指导并科学预示审计的发展。“但当前我国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审计工作发展新形势的要求还有不相适应之处”[1],不少研究还存在条框化、重复化、表面化和零碎化现象,不仅缺乏理论高度和深度,也跟不上不断丰富的审计实践,发挥不出对审计实践的指导作用。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研究的薄弱、滞后不无关系。“我国政府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现状与我国目前没有形成公认的政府审计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甚至是高度的相关性”[2]。事实上,这方面研究多年来不仅没有取得学者们一致认可的显着成果,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出现停止甚至倒退的倾向。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专门研究政府审计理论框架的着作与论文很少”,乃至于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公认的政府审计理论框架,更没有将理论框架作为理论研究的指导及制定相关政策的参照体”[2-3]。应该看到,对于认识和解决当今国家审计实践和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这种系统化、结构化的审计理论与传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不同,更在于或更有利于揭示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并能从方向上、制度上不断推进国家审计向更高层次发展。“有了合理的理论结构,才能对复杂的客观事物进行抽象,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客观事物”[4],所以,深化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研究极有必要,“当前审计理论研究的目标,就是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1]。鉴于此,本文着重从研究的指导性和原则性方面对国家审计理论体系及其构成进行探讨,并针对今后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国家审计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并能对我国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有所贡献。

二、一般审计理论与国家审计理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审计的一般理论就在于以最抽象、最普遍、最简单的思维规定揭示或说明审计活动和审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对任何类型审计的本质及其产生与发展做出解释。作为具有一般或普遍意义的审计理论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

一般审计理论首先要解决什么是审计的概念。理论发展或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就是在概念的形成及不断更替和运动中实现的。审计概念是说明审计现象和活动抽象的、普遍的想法、观念,或“一系列关于审计活动的见解以解释审计活动的社会目标”[5]。在外延上可忽略不同类型审计的区别,具有抽象性;又适用于所有的审计类型,具有普遍性。

审计概念包括审计定义以及对审计过程一系列观念的总结,即“相关概念的集合,指导研究并有助于确定所测量的和所求证的统计关系”[5],“只有建立了明确的审计概念并形成一定的审计概念结构(审计理论的表现形式),人们才便于合理地解释错综复杂的审计问题,并以此解释审计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地位”[6]。

那么,该如何得到适当而又准确的审计概念?一般而言,在深刻认识和总结审计实践的同时,还要基于相关理论,把对概念的认识从前科学概念阶段提升到科学概念阶段。前科学概念,是指人们认识审计最初所形成的概念,通常是对审计感性经验的直接概括,不具有很高的抽象性;而科学概念,不仅是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而且总是处于特定理论系统中,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这些影响审计理论(审计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相关理论,可称之为审计理论基础。理论基础要说明的是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审计行为的起点,涵盖了审计理论和实践系统中“一切矛盾的萌芽”[4]。理论基础的存在使得探索和形成准确概念的途径与方式变得更系统、稳定并保持逻辑一致。

一般认为,受托责任理论是形成审计一般理论之理论,适用于解释任何类型审计的形成与发展。这一理论说明,受托责任是审计产生的根本动因,没有受托责任关系就不会有审计关系,更不会有审计理论。事实上,“凡是存在审计的地方,必然存在着受托责任关系;而受托责任关系是审计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3]。受托责任关系的变革与强化正是审计不断发展的驱动力,由于受托责任理论是研究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审计理论一切推理的源头,因而也是审计最基本的理论。

有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对审计的认识及其概念的形成是不同的。比如,审计概念的首要命题是“审计是什么”,“为了理解‘审计是什么’以及它在今天是如何实施的,需要有一个定义”[7]。对于这个定义,国内学者给出了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查账、经济监督活动、经济监督形式、监督工具等)。但这些定义大都是建立在个人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上的,缺乏统一、公认的理论基础,故而这些定义及其对审计性质的判断难以有充足的说服力和普遍意义。目前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的、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审计定义是由美国会计学会(AAA)的审计概念委员会(ACC)在1972年出版的《基本审计概念公告》中确定的①。尽管这一定义被认为是一种“过程论”观点,但它无疑清楚地反映了审计关系及其受托责任,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与抽象性,符合审计的客观事实,至今仍然被广泛引用或细小修改后引用②,而美国会计学会也没有再第二份类似的文件。

无论国家审计还是内部审计和民间审计,都具有审计的一般特征和意义,并且一般审计理论的研究范式也为不同类型审计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指导与借鉴。就国家审计理论研究而言,也需要建立一套与一般审计理论“遥相呼应”的概念体系,包括国家审计本质的概念。这就需要把受托责任论这一普遍的理论引入国家审计领域,以此寻找并建立与国家审计制度和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基础,使得国家审计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能够得到稳定的、逻辑一致的理论指导。

与此同时,不同审计的本质区别是巨大的,“国家审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国家权力的体现,社会审计是一种中介服务,内部审计是某机构内部的一种自律控制;国家审计的性质应该从国家意志和国家权力中去揭示,社会审计的性质应该从平等社会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中去揭示,内部审计的性质应该从组织内部控制的需求中去揭示”[8]。我们要结合一般审计概念和理论对错综复杂和形式多样的审计活动做出不同的理论概括,形成特殊的认识,即考虑“审计概念在不同业务领域内的具体应用”[9]。这就是说,审计理论研究并非到一般审计理论为止,而是还要延伸到对不同类型审计本质属性的研究,探索不同审计类型在性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对于国家审计的认识,要在了解一般审计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和研究国家审计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国家审计与其他审计本质上的不同,国家审计理论研究才能取得实效。

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应具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层次

审计理论体系是由总括性、基础性的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层层递进、逐步细化的理论所组成的。“审计理论结构是由构成的诸要素组合而成,而且诸要素之间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10]。就国家审计理论体系而言,显然不是指有关国家审计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上的认识,而是针对国家审 计的一种系统化认识,即由众多方面或层面上的概念、认识所构成的具有一定逻辑结构和层次的有机整体。借鉴一些学者对一般审计理论体系构成的观点③,笔者认为国家审计理论体系应该是一般审计理论、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国家审计基础理论和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等不同层面的理论综合,反映的是一种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关系,见图1。

图1 审计理论体系框架图

与一般审计理论的构建相一致,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也要先建立一系列国家审计概念。成熟的理论是科学理论概念之基础,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可以定义为指导国家审计研究的科学理论总和,在国家审计这门科学理论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的特点。具体看,国家审计理论基础旨在揭示国家审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反映审计环境对国家审计的客观要求;注重的是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追问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可以说,没有理论基础的支撑,就无法构筑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大厦。

基础理论是指专业学科中研究一般规律或主要规律并为应用研究提供有指导意义的共同理论基础的理论。审计理论,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基础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比喻为“理论基础是别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基础理论是自己的东西”。

基础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与应用理论的中间环节,体现的是国家审计的一般规律,但基础理论很难直接用于指导具体的审计工作。因此,国家审计理论研究仅仅停留在一系列概念上仍然是不够的。接下来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将理论研究延伸到具体的审计工作中,从而形成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应用性理论。国家审计应用理论是一种在具体审计实践和工作中运用的诸如审计程序、方法等具有明显针对性、实践性、专业性和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源于审计基础理论,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化或者说是由基础理论延伸而来的。所以对于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研究而言,关键是如何把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技术知识,使之作用于审计实践和审计工作。

理论体系提供了一种全面而系统的认识和思维方式。诸如在回答审计机关为什么要开展绩效审计这一问题时,基于理论体系的回答就要涉及“为什么要有审计”、“为什么要有国家审计”、“为什么要有绩效审计”等一系列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的命题,范围和内容涉及一般审计理论以及国家审计理论等一系列问题,显然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体系化逻辑认知过程。

理论作为一种对实践的观念总结,往往是社会性(阶级性)与专业性(技术性)特征的集合,国家审计理论也是如此。如果说一般审计理论与应用理论突出了审计的一般性与技术性特征的话,那么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在许多情况下往往都是有条件、有“国界”的,深受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上不同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影响。因而“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限,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13]。

四、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应以政治学为主体

认识国家审计理论基础的一个常见途径就是把一般审计理论基础与国家审计制度(体制)建设和实践结合起来,寻找和认识国家审计理论基础。“受托责任理论,是关于审计动因问题研究的主流理论,它为我们构建政府审计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此,应该从受托责任所引发的审计关系来讨论国家审计理论框架,这可能为我们重新设定了一个新的逻辑起点”[2]。事实上,受托责任理论往往是学者们分析国家审计问题或构建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础或逻辑起点[2,14-15];也有学者基于其他一些理论来论述国家审计问题,或基于某种理论构建特殊的国家审计基本理论[16-19]]。

如果把受托责任论引入到国家审计的研究之中,这一理论就会在国家审计制度及国家审计特有的审计关系下演变成“公共受托责任论”(以此区别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研究中的公司出资人受托责任理论)。何为公共受托责任?一个解释是,“一方面,政府应当从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受托管理好人民托付的公共财产,履行好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向公众及其代表(立法机构)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解除自己的公共受托责任”[20]。从这一解释中,我们会发现在独立审计和内部审计研究中没有的诸如人民、国家、立法机构、公共责任等一系列概念出现了,那么该如何认识和解释这些概念?“公共受托责任论”本身又是如何形成的?即支撑其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理论基础)是什么?解开上述疑问的是政治学理论。比如,政治学中的“人民论”旨在说明审计为什么要对人民(审计委托人)负责,为什么审计的一切工作始终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8]。目前,理论界兴起了一种从国家治理角度分析国家审计问题的研究方法,而国家治理乃至于国家学说无疑也是政治学研究范畴。由此,我们能否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国家审计理论的建立是否需要以政治学为支撑?或能否以政治学为主体形成国家审计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上述认识是成立的。一方面,审计理论的综合性决定其必须以多种相关学科作为理论基础,相关学科相关理论的发展与成熟为审计理论研究提供了环境基础与思维途径”[21]。另一方面,国家审计本身带有鲜明的政治性,“现在,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现代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22-24],因而国家审计只能从政治学中寻找与建立理论基础。

正因为政治学主要说明的是国家审计制度或体制层面的选择与变化,因而具有稳定性、基础性、间接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会计学以及一般受托责任理论难以解释清楚的,因为这些理论不能充分说明国家审计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审计与审计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而这些恰恰反映出国家审计与其他审计的不同之处乃至本质区别。比如,审计机关作为审计人,其委托人是谁?是政府还是人民或是人民的代议机构?现实政治生活中这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及其实现途径是一般审计理论难以解释的,如果没有政治学理论指导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审计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政治学使我们能够突破经济社会的表象看到审计监督的实质。比如,表面看审计关注的直接对象似乎是经济社会及其发展,但依政治学来看,审计关注的实则是支配经济社会运行背后的公共权力及其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因为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共资源的支撑,更离不开支配公共资源的公共权力。于是,审计必须做到总理所要求的“行政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落实到哪里;财政资金运用到哪里,审计就跟进到哪里”。可以说,以政治学为主体构建国家审计理论基础,“不仅有利于提升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审计问题和现象的能力,而且有利于推进审计理论研究走向更高的层次并实现大 的突破,或有利于提出更高、更新的理论见解”[23]。

五、国家审计基础理论:以利发展

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研究的是国家审计一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的基本问题。我国审计界长期以来把国家审计基础理论等同于基本理论或理论体系来理解(目前来看刻意划分似乎也无必要)。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就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审计理论体系进行了持久探讨,内容主要集中在审计的本质、目标、任务、职能、作用、对象、内容、范围、组织、方法、准则和程序等基本概念、原理和知识上。“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明显价值”[13]。但目前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还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研究成果并不显着。问题似乎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何为理论体系研究的起点;二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国家审计基本问题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深受一般审计理论体系研究起点争论的影响。比如,莫茨和夏拉夫提出的审计理论研究起点和体系是:哲学基础审计假设审计概念审计规则实际运用。Flint则认为是本质目标假设概念标准[5-6]。国内也有不同的“起点论”,除常见的之外,有学者将“政府责任起点”、“公众利益起点”、“经济安全起点”和“国家治理起点”也纳入其中[25]。其实,不同起点都有合理之处,况且构建理论体系的途径本身就不是唯一的,阎金锷所言,“一是运用历史逻辑方法,从审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审计的性质及其规律性;二是依照形式逻辑思维,通过审计目标的确定、审计假设的设定,推导出审计诸概念,并运用概念以作推断和推理,从而形成审计理论体系”[26]。

但过多的“起点论”在凸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学术氛围的同时,似乎也堆起了一些学术泡沫,长期争论下去反而有损于这一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甚而还可能重现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审计职能到底有多少的持续争论,最后导致这一问题失去了研究新意。目前看来,争论之后适当的“集中”也许是合理的。对此,笔者注意到已有两大“起点论”逐显强势并开始引领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是“审计本质论”。刘家义审计长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中“审计本质是纲、是龙头、是重中之重,其他方面的研究都要以审计本质研究为基础”,“在理论研究中,认清政府审计的本质及其实现,能为合理构建和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提供合理的基础和有力支持,为政府审计理论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1]。二是“受托责任论”。这一观点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支持,普遍的看法是,“既然受托责任理论是审计的重要研究基础,那么,完全有理由基于受托责任条件下政府审计关系,构建政府审计理论框架”[3]。这两大观点的存在及深化有利于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当前更需要学者们以积极与包容之态,力推这一研究的深入。当然,如何实现这两大观点乃至于其他观点的融合也值得考虑,比如“在构建政府审计理论框架时,应以公共受托责任为基础,并立足于审计的本质,结合政府审计环境的发展和要求,确定政府审计的目标、范围(边界)、内容、技术方法与标准等概念”[20]。

目前如何深化对国家审计基本问题的认识依然是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对国家审计本质的认识上。无论我们是否以审计本质作为理论研究起点,弄清审计本质总是重要的,因为“只有认清政府审计的本质及其实现,才能有利于准确把握政府审计的目标和职责,有利于进一步澄清政府审计发展中关于审计为了谁和为什么审计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从根本上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作用”[1]。但何为国家审计本质却众说纷纭,审计机关高层观点也极不一致。比如李金华前审计长从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审计本质观,一是认为“国家审计就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二是认为“现代国家审计是民主与法治的产物,更是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工具”[27-28]。刘家义审计长先是在2008年3月首次提出国家审计本质是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简称“经济社会观”),后又在2011年7月重新提出审计本质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称“国家治理观”)。上述概念无论从内涵上还是外延上看都是不相同的,以此论述审计本质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特别是以此来理解国家审计不仅概念和边界不太清楚,还可能引起思想紊乱。

不仅国家审计本质问题,其他诸如国家审计对象、国家审计目标、国家审计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都还或多或少存在认识不清或观点相互矛盾的情况,如何做到并深化研究,目前看来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

六、国家审计应用理论:应注重体系研究

与基础理论局限于一些审计基本问题的研究不同,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相当广泛,而且随着审计实践的发展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从一般意义上看,国家审计应用理论可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划分。从纵向看,是针对一般审计工作和实务开展所进行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包括审计总则理论、审计行为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其中,审计总则理论是对审计技术方法的规范,“解决如何从规范管理的视角设计审计技术规则的问题和如何为外部机构评价政府审计质量提供依据的问题”[3],主要研究的是审计总则基本概念、目标、原则、基础(导向)、功能、内容、制订与实施等问题;审计行为理论包括审计行为形成、主体、行为目标、行为优化以及审计道德等方面内容;审计管理理论包括审计工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审计文化、工作计划管理等实务性工作理论。从横向看,是针对不同的审计工作和实务进行的分门别类的理论研究,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现代审计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现代审计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已开始向划分具体、门类齐全的方向发展,诸如经济责任审计、预算执行审计、工程决算审计、计算机审计、环境审计、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等。丰富的审计实践和审计活动使得诸多学科的知识、方法相互融合与交流,打破了以往会计、审计学者对审计理论研究“垄断”的局面④,一些对审计理论不甚了解甚至不感兴趣的学者们也开始把研究的兴趣投入到审计应用问题研究中,使得国家审计应用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快速发展的状态。

之所以说目前应用理论研究特别是横向研究发展较快,一方面是因为实践中新的审计领域和审计问题的不断出现,都需要相应的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应用研究更多地体现出技术性特征而不是“国界”区别,特别是像环境审计、绩效审计这些在国外已经有较为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应用研究,国内学者们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积极引入与借鉴也加快了应用理论研究的步伐。

应用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却难掩其杂乱、重复、零碎的现象,许多研究成果之间并没有形成联系,整体上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比如,绩效审计的研究多集中于某类或某一项审计业务、财政资金、公共项目、政府行为的评价方法、技术与指标的研究,而缺乏对绩效审计整体理论框架特别是制 度建设的研究,使得绩效审计理论难以全面而深入的解释现实中绩效审计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因而难以很好地发挥理论的指导意义,这正是研究缺乏科学性、成熟性的表现。这一问题同样还存在于环境审计研究中,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境审计理论框架,能够包括并充分说明审计机关环境审计、内部审计组织环境审计、独立审计组织环境审计以及独立从事公司环境报告第三者鉴定业务(也是一项审计业务)的环境咨询组织的理论研究成果⑤,以至于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此类应该由环境审计给予充分解答的话题却被其他领域和学科占有了“话语权”。那种简单地从其他领域和学科(如环境影响评估、环境政策评价)直接移植过来的被冠之为“审计”的所谓环境审计新方法、新技术研究很多只是在做表面文章,根本没有触及环境审计发展的实质问题。

体系化是理论研究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体系可以把众多相关审计研究问题和内容(要素)按照一定的层次和结构有序组织起来,形成具有完整意义和指导作用的有机整体。而体系中的范畴、概念、方法、技术再不是孤立的、僵死的,也不仅是外在形式上的顺序排列,而是获得了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推动了国家审计应用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应用理论对审计实践和实务的指导作用。

七、一个例子:从理论基础(政治学)看审计“免疫系统”

刘家义审计长认为如何准确把握国家审计本质这一审计基本(基础)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为此他先后从“经济社会观”和“国家治理观”两个角度提出了他的审计“免疫系统”本质观。很显然,审计长是借喻“免疫系统”这一生物学概念来认识国家审计并揭示国家审计本质。但问题是,“免疫系统”概念的内容(内涵)应包括所有组成这一概念的特性和关系,那么如何理解或描述“免疫系统”的特性和关系?能够说明这一特性和关系的理论依据是生物学仰或其他学科?

对比刘家义审计长先后两次不同的审计“免疫系统”本质观,不难发现当中存在比较大的变化:一是国家审计意义从保障经济社会健康运行演变到实现国家良好治理;二是国家审计实质从经济监督演变成国家治理中一种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⑥。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用“国家治理”取代“经济社会”?笔者认为,以“经济社会观”而不是“国家治理观”来理解国家审计本质可能会令人困惑。

一是有经济社会,是否还对应存在政治社会?如果不存在,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包含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显然这是不妥的;如果存在,是否就意味着审计与政治无关?但从国家审计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是社会政治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是政治统治强而有力的工具”[24]。

二是国家治理是一种能动的主体行为,而经济社会是一种社会存在或社会形态,所以应该是国家治理的客体,审计作为一种监督行为,显然应该是一个与主体行为相联系的概念。

三是国家治理的功能与目标需要借助一系列国家职能的发挥来实现,根据国家学说,任何国家都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种基本职能,其实现需要借助国家公共权力以及公共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的支撑,以财政监督为己任的国家审计要配合国家职能的有效实施,其作用的领域显然包括国家职能实施与实现的全过程,故而经济社会不足于对审计作用领域加以概括。

四是总结古今中外审计发展,不难发现国家、国家治理和国家审计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联系,而经济社会特别是政府控制、指导、干预下的经济社会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所以从“经济社会观”中难以概括国家审计的发展。

既然如此,何以会形成“经济社会观”?笔者认为,这说明当时刘家义审计长对国家审计的理解还停留在前科学概念阶段,缺乏相应理论的支撑与解释,“免疫系统”只是用来描述审计本质的一种比喻。目前,理论界还存在将国家审计与独立审计、内部审计混在一起的现象,使国家审计的研究缺少特有的理论性;而且对国家审计的界定多是从会计学、经济学中去寻找,从而得出了“审计工作属于经济工作”、“审计是经济监督”等观点,显然这不是对国家审计发展过程的经验概括。

“国家治理观”是科学概念,是在相关理论(理论基础)指导下形成的对古今中外审计发展过程的总结。具体来看,这一观点是把国家审计研究与政治学高度结合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学的认识。因为,纵观政治学研究,不难发现无论人们对政治如何理解,国家及其公共权力一直是政治学稳定的、普遍的研究范畴[29]。在给政治下定义时,离不开国家机关和它所运用的权力[30]。而国家治理恰恰是对政治学这两大研究范畴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治理主体(国家)运用权力的过程;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正确运用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新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正是基于国家治理中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这一政治范畴来认识和揭示国家审计本质。

最后,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刘家义审计长的“国家治理观”来自于其个人对国家审计的领悟与研究深化,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支撑国家审计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尚未完全形成。为此,如何以政治学理论和一般审计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家审计制度和实践,提出并构建一个(门)专门承担国家审计理论基础“角色”的“政治审计学”,或许是当前和今后创新国家审计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或总抓手。

注释:

①即“审计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客观地获得和评价关于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认定的证据,以查明这些认定与确定的标准之间相符合的程度,并把其成果传达给有利益关系的用户”。

②如美国学者Douglas R C在1999年出版的《审计概念与方法:现行理论与实务指南》(Audit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A Guide to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以及Konrah,Larry F在2002年出版的《审计学:一项风险分析方法》(Auditing: A Risk Analysis Approach)(第五版)就直接引用该定义。英国审计学家Brenda Porter等在2008年出版的审计学教材《外部审计学原理》(Principles of External Auditing)(第三版)中的审计定义就是在该定义基础上做了很少的修改后提出的。

③如冯均科认为一般审计理论体系应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2],王会金认为应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11],王晓霞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12]。

④如在南京审计学院2011年10月举办的“首届教授论坛”上交流的一些论文,许多是由非会计审计专业背景的学者提交的,如《中国土壤污染及环境审计之必要性研究》、《节能减排的环境审计制度分析》等,这些学者往往具有环境工程学、生态经济学等理工科专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