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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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影产业也逐渐开始凸显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特点，电影的欣赏者和制作者对于电影自身的艺术水准开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电影要想取得艺术和票房的成功，就不能离开电影美术的精彩演绎。

色彩、光影的完美演绎。电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摄像师对于光线和色彩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部影片是否能够成功，是电影艺术创作中的重要艺术元素，电影创作者可以通过对色彩的把握和对光线的选择形成统一基调，而这些基调也可以成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无声语言，是电影感情产生张力和电影剧情发展的有效表达手段，电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始终离不开电影美术的一把各项，电影美术的属性也是评价整部影片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步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制作过程也就是该片电影美术的整体设计过程，由电影创作者前期对剧本的理解、阅读以及基调的确定和造型的确定，都必须有电影美术设计师根据自己的技巧和美术修养去展开电影的创作。电影的后期制作也需要采用美术手段来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效果，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就是将美术在电影表现中的作用真正发挥到极致，为电影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人物造型以及命运发展。在一部影片当中，人物造型实际指的就是服装和化妆，也就是电影美术设计者对于电影剧本当中文字通读之后，根据服装效果和人物形象设计将想象中的一些人物转化成具体的相关人物形象，人物化妆必须要和角色身份、性格以及年龄等特征相吻合，作为人物造型当中重要的手段，服装设计是剧中人的情感、生活境遇、地位和身份最直接的反映，人物的造型设计也能够直接反映电影的情节变化以及发展，能够对情节发展的趋势起到很好的暗示作用，一旦对人物服装和化妆的把握不能到位，就会使得剧中的人物不能符合其自身的身份特征，产生不和谐，引发观众心理上的反感。以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为例，美术设计者张叔平巧妙利用了张曼玉服装的变化来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在整部影片当中，张曼玉自始至终都身着旗袍，伴随着背景音乐不断变换各种造型，真正通过旗袍的造型变化反映了其人物多变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无奈以及渴望。

电影论文范文第2篇

（一）、深化主题

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通常都有受欢迎的音乐。例如电影《Schindler'sList》（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它以柔和、圆润的音调形成了温柔、感人的音乐风格。如果单独聆听音乐，是悲伤的情绪，然而将其放置在影片结束部分时，则引起了观众的同情并且使得主题不断深化，这里的音乐已不仅表明柔软的情感，同时引发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以及对和平世界的渴望，这时音乐已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有时音乐还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反映出角色不言而喻的想法。每部影片中，演员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将角色真正的想法、立场传达给观众，通常，音乐可以帮助演员承担起此重任。音乐有助于传达一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角色真正的思想和性格，或者使用很少的解释就可以让我们深刻地理解。音乐的正确使用可以感动观众，使电影更令人印象深刻。

（二）、渲染气氛

音乐通常具有能使观众产生感情的能力，通过它渲染气氛，刺激观众的情绪、推动情节的发展、增强激烈的效果、控制画面的节奏，目的是用来更加深刻地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例如，作曲家们经常使用弦乐来强调浪漫和悲剧的情绪，用铜管乐来象征力量和悲伤；用打击乐来增加悬念。《Glory》（1989）(光荣战役）和1976年由史泰龙编剧及主演的电影《Rocky》(洛奇)等影片就是用音乐来激发观众强烈的情感，以达到渲染气氛的效果。

（三）、控制节奏

音乐可以增强或者松弛电影的节奏。音乐在帮助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时，可以使影片具有其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并且变得更加有内涵，更具吸引力。例如在动作片中，音乐经常加快速度或者使用紧凑的节奏，而且音量通常增强，尤其是为了配合电影中一些激烈的大动作。在电影《Heat》(1995)(盗火线)中，从影片开始到结束，所有抢劫场景中都保持着一定强度的脉冲音乐。

（四）、增加喜剧效果

在很多电影中，音乐成为增加喜剧效果的小工具。片中经常使用低音鼓、大号等乐器的演奏来加强喜剧、幽默的声音和画面。例如搞笑片《theThreeStooges》（三个臭皮匠）和《HomeAlone》(小鬼当家)都是用音乐来创造出喜剧效果的。

（五）、此时无声胜

有声电影中音乐的戛然而止或不使用任何形式的音乐，可以产生一种无声的力量。作曲家可能创作一部电影音乐的部分是完整的沉默，而不是强烈的、震撼的音乐。电影《theexorcist》（大法师）中几乎没有音乐，反而增加了它的可怕的现实主义氛围，这里体现出“沉默”的力量。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lfredHitchcock)A的电影《NorthbyNorthwest》（西北偏北）中那段非常著名的卡里格兰特追逐场景中，也没有使用任何音乐，只可以听到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却使得影片悬疑的场景增加了孤立、无助的感觉。

二、音乐在电影中运用的方式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电影音乐，使得观众的视觉和听觉相结合，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此外，音乐可以加深观众对于电影所要传达内涵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在电影中的运用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原创、改编、挪用三种，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电影音乐创作者必须有大量的音乐积累，并可以熟练使用不同种类的音乐元素，如节奏、力度、风格、配器等等。只有这样，音乐才能发挥其作用，有效地促进电影情节的发展。

（一）、直接使用古典音乐

在电影音乐中，并不是所有音乐都是原创的，还有一部分是直接使用了现有的音乐，最具代表的是一些古典大师的名作。在使用中可以原封不动地照搬，也可以进行不同风格地改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于画面。在电影《ModernTimes》（摩登时代）中，卓别林饰演的理发师工作的片段，配乐用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NO.5》，用舞曲的节奏配合理发师磨刀、剃须的动作，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喜剧效果。电影《2001:ASpaceOdyssey》（2001太空漫游）中用到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电影史上古典音乐现代引用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在香港电影《东成西就》、《河东狮吼》中则是对古典音乐进行改编后在影片中使用：《东成西就》中将罗西尼歌剧序曲《威廉•退尔》中的片段填词成搞笑歌曲“我爱你”；《河东狮吼》中将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中的“康康舞”填词，均加强了影片的娱乐功能。

（二）、音乐传达历史背景

通过选用适当风格的音乐来创造环境气氛，换句话说，导演和作曲家在电影中使用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匹配的特定风格的音乐，用来说明时间和地点，传达历史背景。音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在电影《TheMission》(战火浮生)中成功地使用南美音乐主题来帮助创建背景、营造氛围。电影《ColdMountain》（冷山）的音乐汲取了美国在南北内战期间的民间音乐，反映出电影中的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希腊作曲家范吉利斯（Vangelis）电影配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ladeRunner》（银翼杀手）中创作出未来音乐的幻想，巧妙地与主题呼应。

（三）、音乐配合画面动作

音乐经常模仿屏幕上的动作。例如当一个物体从高处跌落，音乐这时就模仿性地创作出从高到低的旋律走向。这种和动作共同发生的音乐被称为“并行音乐”，也被称为“凸显”出行为的音乐。在电影啊《Jaws》(大白鲨)中，当大白鲨潜入海底，音乐也伴随着下行的旋律。并行音乐最早出现在迪斯尼的动画电影《SteamboatWillie》（威利号汽船）中的“米老鼠”的角色中，因此，平行音乐还有个绰号叫“米老鼠”。

（四）、音画统一对应方式

电影音乐可以使用主题的方式和电影统一。一个特定的主题可以和一个特定的人物、地点或者主要环节紧密地结合，并且多次重复并贯穿在电影中，由此使得观众在电影事件和音乐之间产生联系。当不同音乐动机配合不同人物、事件等贯穿在整部电影当中，它将电影与音乐巧妙地合二为一。电影音乐创作大师约翰•威廉姆斯（JohnWilliams），在他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主题音乐创作法成为其重要的创作特点，用不同主题连接不同人物及情节，使得音乐与电影完美结合，代表作有《Schindler'sList》（辛德勒名单）、《StarWars》(星球大战)、《JurassicPark》(侏罗纪公园)、《E.T.》(外星人)等等。

（五）、音画游离混合运用

电影论文范文第3篇

虽然历史上美国荧屏上塑造过不少扭曲的中国形象，但如果用不变的眼光和陈旧的思想不加判断的抵制，不但没有说服力，会引起观众的逆反心理，还会显示我们的狭隘心理和极端态度。抵制者提出中国元素好莱坞动画电影呈现的是失真的中国文化，会影响中国文化在国际的传播。例如木兰的故事发生在北魏时期，但影片《花木兰》中却出现明朝的紫禁城；影片凸显个人主义思想，而木兰替父从军表现的是孝的主旨，批评者指责这根本不是花木兰应该表现的本意。要理解这点，必须认识包括该影片的好莱坞动画电影的实质。

好莱坞电影中虽然包含中国元素，其精神内核是美国式的，是借助中国故事、文化资源把“全球审美与中国元素”有机糅合。［2］为了商业利益和传播美国核心文化，中国元素只是外在，骨子里仍然是美国。概莫能外，《花木兰》同样是以美国话语对中国故事的重述，而且是把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的替父从军的传说进行了“重要的艺术提升”，如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所评价的“第一是把花木兰的故事提升为一个拯救了全中国的故事。第二是把花木兰的故事的意义提升到了当代女性主义的高度”。［3］后殖民理论是对欧美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及其引发的第三世界文化问题进行的一系列理论研究。1978年萨义德出版《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理论的体系化和理论化。后殖民批判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把东方构筑成为西方观念和权力中的“他者”。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揭示了西方隐蔽的思想霸权，具有激进的批判意义，但也难免片面偏激，遮蔽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东方的另一种态度，那是一种对东方求知和向往，是美化亲和东方的东方主义。中国作为东方文化中的大国，它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以它独特魅力，成为美国电影的重要素材，给世界电影带来启迪。正如《功夫熊猫》的导演斯蒂文森说：“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过支持弱者和战胜恶魔的情结，而我又是一个中国功夫和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功夫熊猫》……是一封写给中国的情书。”［4］因此在运用后殖民文化批评工具的时候要注意本土化的应用，避免一条理论打天下，尽量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持西方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不要对于一部电影，一种文化现象，动辄用一些西方理论概念来标签甚至抵制，这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

最后，从票房压力来看，2012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170．73亿人民币，其中国产影片82．73亿元，进口影片88亿元。年度国产影片票房占全年总票房48．46％，是近五年来国产片市场占比首次低于50％，［5］好莱虎来势凶猛引起了部分国人的警惕和抵制。这种抵制本意是对国产电影的保护，但是现代世界是开放交流的，美国影视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已较为广泛，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将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对好莱虎呈现恐慌和抵制的态度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但要勇于承担压力和挑战，还要有勇气去书写自己的故事。对涉及中国的好莱坞动画电影，抵制不如反思。中国有功夫，有熊猫，而为什么就是没有《功夫熊猫》？中国有花木兰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有影响力的花木兰电影不是出自中国？咱们企图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但为什么在国际上还是缺乏国际品牌效应？

运用中国元素已经成为美国电影制作的商业策略，在中国和全球赢得了票房与人心。美国电影是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有力武器，但我们不妨学习他们如何把简单的故事阐述的合理而有吸引力。国产影片的观念仍然有所滞后，我们缺乏在国际范围卖座的动画电影，因为潜伏在深层的创造力、想象力未能彻底解放。［2］中国动画电影要想具备长足的发展力，当外来的观念扑面而来时，我们首先要警惕自己因为成见而僵化不前，因为抵制而错失学习的机会。我们应该认真审视自己，主动学习和反思，寻找创新的源泉，创造出属于中国同时走向世界的中国动画电影。

作者：薄亚萍 单位：西安医学院

电影论文范文第4篇

新时期以来，在旧片重映的短暂热潮过后，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开始急剧滑坡，民族电影产业面临生存危机，另一方面中国电影文化形态在西方现代电影的参照视野下不断变革，致使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也面临潜在的危机。围绕这双重危机，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声音不断高涨，并曾形成两次相对集中的辩论高峰。第一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达到，到80年代末近于尾声。第二次集中在2001年前后，在中国加入WTO时最为激烈，以后慢慢沉寂下来。前后两次论争的主体和历史背景都发生了变化，争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站在中国电影新百年的起点，重读过去的论争，厘清争论的本质以及其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不无裨益。

从现代化背景到全球化语境

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1980年《文艺报》第7期发表了有关此次座谈会的报道《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陈荒煤也在一次电影导演会议上指出，中国的电影“应该符合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心理状态”（注：陈荒煤：《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第10期。）。此后，李少白、罗艺军、韦菁等人纷纷发表文章积极倡导中国电影建构民族特色。李少白认为，民族化所追求的实质内容是“使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注：李少白：《电影民族化琐议》，《电影文化》1981年第1期。）。罗艺军则分析了中国美学写意抒情的言志传统与西方美学中写实状物的模仿传统之间的差异，指出了含蓄虚化的传统审美心理与电影照相写实本性的矛盾及其调和的可能性。

加强电影民族性的声音实际上是经历了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的大断裂后，一种全民族的历史寻根意识在电影领域中的反映，属于历史修复活动。当时，政治的转型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那种从上到下一个腔调的阶级文化气氛慢慢冰释瓦解，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正在形成。拨乱反正后，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以家国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空前高涨，“五四”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精神再度点燃，精英知识分子修复民族历史文化的愿望势不可遏。

但是，这种历史文化的修复整理工作遭遇了来自另一个文化视角的反对声音，以钟惦棐、邵牧君、杨延晋等人为代表。钟惦棐认为电影的技巧与表现手法，任何民族都可以借鉴运用，“形象化的艺术只要是真实地描写生活，就必然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既为我们自己所喜爱，亦为别的国家所赏识”（注：钟惦棐：《电影形式和电影民族形式》，《电影文化》1981年第1期。），因此没有必要提倡“民族化”。邵牧君认为，“民族化”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在“电影民族化”口号的背后潜藏着一个要求，即把对传统的依附程度作为衡量理论的价值标准，这是与当时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提倡民族化与否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文化的修复传承与经济文化领域卷起的现代化浪潮所产生的激烈冲突。一方面，西方的各种思想和电影理论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人们惊异地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美仑美奂的电影和影像表达方式，于是电影美学观念、电影叙事、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呼声强烈。另一方面，将西方现代电影语言内化为民族风格，使它符合民族传统文化审美原则的要求应运而生。于是，在迅速现代化与复兴传统文化的两种矛盾呼声中爆发了这次热烈而持久的争论。发现历史与发现西方的两种潮流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寻根文化心态与引进西方异质文化心态矛盾冲突。双方从不同方面提醒、启发着创作者在美学风格上的探索与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电影美学风格上呼吁民族性的声音逐渐被如何发展民族电影产业的思考所取代。

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前后，面对全球化语境，对于入世后民族电影身份丧失的恐惧感与日俱增，一种顽强的民族电影生存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凸现。《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杂志再一次纷纷发表关于电影民族性的讨论文章。彭吉象、黄式宪、陈旭光、贾磊磊、颜纯钧等人都先后参与这一议题的讨论。张凤铸、黄式宪、胡智锋甚至邀集了国内外一批知名学者，主编成《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一书，来专门讨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影视的出路问题，形成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第二次讨论高峰。彭吉象号召人们用最现代的影视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从根本上讲，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就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注：张凤铸等：《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黄式宪从文化的主体性与“他性”的视角探讨了华语电影的生存困境，分析了李安、吴宇森、周润发等人作为好莱坞手中“东方牌”的实质及其好莱坞化后主体性的失落。陈旭光则以王家卫电影为例，指出将传统美学精神的写意性进行现代转换的可能。这些观点都旨在以“民族性”来作为对抗“全球化”的生存策略以及作为民族电影身份建构的途径。

从“民族化”到“民族性”

纵观前后两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研讨，我们可以发现其话语生成环境及对于中国电影业的意义有着微妙的区别。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探讨其实质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争，是文化的复兴与创新之争，那么世纪之交以来形成的第二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研究其实质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问题，是本土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未来走向问题。

在第一次讨论中作为中心话语存在的是“民族化”而非“民族性”，这一口号下遮蔽着一个概念，那就是“爱国主义”。它使反对者往往陷于“是否爱国”的政治标签之下。因此，中“扣大帽子”、以政治激情代替艺术规律研究的习惯性思维在这次讨论中有所延伸。强烈的感彩、过分悲壮的意味易使民族文化打上敏感的、内向的、容易受伤的特性，对外来的东西采取自我保护甚至自我封闭的敌视态度。其次，“民族化”天然地潜伏着“排他性”，往往给人以误导，它的矛头直接指向异域电影，很容易造成盲目排斥其他民族所探索出的艺术规律，与当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潮流背道而驰。而这种缺憾正好为反对者所捕捉，由此反对者的声音颇高，与赞成者形成僵持局面，这种多元的视角直接影响到电影创作领域。

在复兴与创新争论中兼容并蓄的多文化糅合趋势在创作领域中，表现为多样化追求：这一时期有《小街》、《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这样的历史反思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一类的散文诗电影，以及《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盗马贼》等带有先锋实验性质的作品，同时在武侠片、历史片、风光爱情片、戏曲片等众多题材类型上也都有所探索，推出了《神鞭》、《武林志》、《垂帘听政》、《》、《庐山恋》、《白蛇传》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从不同层面对电影的民族风格进行了探索。理论与创作在此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

而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中国民族电影产业与文化身份的危机再次突显，讨论的中心话语从“民族化”转变为“民族性”。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势头，没有人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一概念与电影的关系，就直接从“文学的民族性”、“艺术的民族性”等术语中套用出了“电影的民族性”的说法，以期挽救民族电影的颓势，号召国人群策群力在好莱坞的大机器链条上找出民族电影工业的立足之道，使其不致淹没于全球化的浪潮中。

“民族性”的提法弥补了“民族化”提法的不足。它使问题撇开了情感的束缚而进入规范的学术探讨。然而却陷于另一种误区：学者们提到“民族性”的时候，仅仅将它与传统雅文化相连，与风骨、韵味、意境、言在意外等语词相连，却忽略了民族传统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潜藏在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方兴未艾的市民文化与市井审美趣味。事实上，中国的娱乐文化有士大夫型、风流才子型、市井小人物型等多种旨趣，分别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喜好。精英士大夫型，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与脊梁，与高尚的情操、家国的理想、天地的精神、生命的境界、高雅的情趣相连，它的功能是维护理法的社会。风流才子型，是传统文化中的才情与血气，与浪漫靡丽的生活情调、洒脱的人生状态、自足其性的悟道精神相连，其功能是使生活雅趣化，通情达性，设置一个自适性情的自由天地以安顿生命。市井小人物型，是民族传统中生机勃勃的部分，它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承担道德教化与情感宣泄功能。它所关涉的饮食起居、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因果报应等现象与电影的娱乐天性不谋而合。

更不幸的是，第二次讨论已将电影的民族性作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不再就是否要民族化进行讨论，在创作论上形成一边倒的倾向，同时没有对电影的创作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被创作界视为“坐而论道”。因此，这次讨论主要局限在学者圈里，表现为学者们一致声讨全球化对民族电影身份的威胁，其影响仅仅局限在电影批评领域。此，两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问题的研讨就有了不同的命运与归宿。前一次讨论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积极主动的文化身份建构活动，后来演化为民族文化的大讨论，许多著名文化学者如李泽厚、庞朴、陈鼓应、朱狄等都参与到电影民族化的讨论中来。它使国人清楚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既造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成果。后一次讨论则是受强势文化传播刺激而被动生成的身份危机感，这种过度的“全球化恐慌症”使后殖民主义理论有了蔓延扩张的危险。学者们在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第五代“伪民俗电影”以后，又用它来套用新生代的电影，认为第六代作品在西方屡屡得奖的主要原因不是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再次制造了不同于第五代的另一种“东方奇观”。于是，这一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道路的探讨就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哲学、文学、影视美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大获全胜，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只批判不建构的活动不仅没能将全球化浪潮下的身份危机感转变为身份建构活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新生代导演关注国人真实生存状态的积极性有所扼杀。

好莱坞符码与本土言说

无论提“民族化”还是“民族性”，最终都指向民族电影产业的生存策略与电影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应分析两个最基本的概念：肩负着产业与文化双重使命的民族电影与携带着文化内容的好莱坞流行符码。

民族电影的文化身份包括民族电影的言说主体、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及言说时的文化心态，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而目前人们谈论民族电影时，衡量标准仅仅只有创作主体这一个维度。从这种意义上看，人们所争论的“民族性”实际上是一个外在于民族电影的概念。有许多民族电影貌似民族，而实则比好莱坞更好莱坞，更不像东方电影。只不过拍摄主体是本民族人而已，所讲述的故事以及讲故事的手法却与民族生活内容相去甚远。而一些好莱坞的东方电影，则更像是出自东方人之手。

民族主义论者有意将文化具体化，使人们在论及自己的文化时就好像它们是固定不变的，而且还是特殊的、卓越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者为了减轻“全球化恐惧症”，在设法利用过去，要回到“祖先的传统”中去，甚或发明了这些“传统”。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就曾经发誓要忠于传统价值和理想，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补偿性的心理治疗的自我慰藉，他们忘却了历史纬度是单向的这一基本的事实，他们是在虚构、制造一种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历史传统”。

民族化与全球化争论的实际内容是文化的多质性与单质性的问题。全球化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同质化，我们也可以逆向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使众多民族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加强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各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可以使之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世界，典型如接受好莱坞注资的香港电影所表现的东方传统武侠电影，便是高流动性多元文化景观中文化逆向运动的一个实例。

同时，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它必须服从经济开放的规则，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抵抗人类交流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如果把电影地域化，假想出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性”，它就成了一种手段，即通过电影，可以对内自我表现，对外展示自己，由此产生一种孤芳自赏的、内省的、自我满足的民族电影观。

另一方面，好莱坞符码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并非单纯的美国主义，这需要对好莱坞文化特质进行解析。笔者认为建构电影民族风格的提法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好莱坞的偏见基础之上，它把好莱坞电影变成了一个单质文化的产物。事实上，好莱坞的叫座力是通过满足欣赏趣味的差异性构成的。就像中国的盛唐文化，它在包容了多样性文化的基础上构成了繁荣灿烂的盛唐气象，好莱坞并没有将大众团结在某一种统一的特质周围。好莱坞叫座力中的美国主义特性在瓦解，而叫座力构成上的多样性却在成倍增长，它扩展和丰富了观众、电影和市场的多样性。好莱坞电影也不是纯粹的美国人制作的，它不停地汇聚着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才，他们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香港、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地，是世界各国优秀电影人的智慧之果，只不过这些果实的物化部分为美国的财阀窃取，但从文化层面看，它不可避免地与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相关，拒绝好莱坞就等于拒绝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就某一具体民族文化中的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部分而言，可以说好莱坞扩大了观众可以得到的文化享受，好莱坞成了“我们的”，好莱坞的国际流行符码被观众成功地消解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即变成了“我们的好莱坞”。

电影论文范文第5篇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数位元组节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忧虑的现象。

以研究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为专业特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以国产大片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其体征已经暴露出一些亟须予以诊治的病症。

正视问题，才能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种“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的提法，根据是什么？

解放周末：我所了解到的根据是，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达到400余部，比前一年多了70余部,全国新增银幕493块。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进口大片。

戴锦华：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巨片”，其元素无非是大规模投资、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大制作，以及巨型规模的票房宣传，并追逐高额的票房收入。中国“大巨片”的出现，只能说明越来越多资本正在涌入电影业，但未必标志著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的全新时代。中国电影如果仅仅是《英雄》所标识的那种“大巨片”，那么它不仅不会成就一个“时代”，相反有可能成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极》已经呈现出这种灾难的样态。

坦率地说，当我为中国电影重新繁荣起来而欣喜的时候，又怀有某种迟疑，甚至是某些忧虑。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亟须诊治。

艺术表达的苍白

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似乎有一种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有人说，如今我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我们的神经、肠胃和心脏看电影，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投名状》，中国“大巨片”似乎实现了这种视听震撼。

戴锦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成功的,它们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点，即用过亿的制作成本，尽可能地制造视听冲击和视听奇观，让观众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所以，有些观众认为去影院看这些电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感官刺激，得到了某种视听。

解放周末：可有些电影带给人的满足似乎仅限于影院内，当人们走出影院，发现五官被愉悦的时候,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刚才的电影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跟现实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戴锦华：是的，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过这些大片的观众或多或少都曾有过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却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一部电影除了带给观众视听上的满足之外，是不是还应该给人以某种心灵的抚慰和有益的启迪？

戴锦华：当然应该。电影不仅需要观众用眼睛看、用肠胃、用神经看，更应该用脑子、用心看。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和忧伤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

解放周末：有人把看电影比喻成做“白日梦”。在黑暗的空间中,通过银幕感受著各自隐秘的梦想,以及梦想被实现的瞬间，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带著梦的余韵和感动。

戴锦华：而在看完一些“大巨片”后，人们除了获得视听的满足,很难感受到心灵的充实。除了能给人们的视听带来冲击之外，这些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苍白。看电影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用眼睛吃著霜淇淋的满足。

解放周末：满足观众眼睛的，往往是数以吨计的铜液、满地的、被焗了黑油的战马，或者是一滴水飞落在九寨沟绿得不真实的水面上的瞬间。

戴锦华：这些用钜资打造的影像奇观，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一种矫情和媚俗的美。而真正的电影的美，应该是巨大或者细微的美,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尽收眼底的美。

解放周末：那种不断追求明信片式美的“大巨片”，是不惜人力财力的。

戴锦华：当观众明确地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在消费电影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一种消费心理———当你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成本投入的时候，在消费时心理上必然就会有更大的。所以，电影生产者要不惜钜资打造这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场景，以追求影片的“卖点”。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宰时，这就是必然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般商品的消费心理，电影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它带给观众的满足，不应该只是：我花了这些钱，这些钱中的“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就是值得的。

想像力之匮乏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和抵达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带著某种被打开的想像，走出影院。

解放周末：在观众的眼睛被明信片式的美所愉悦的时候，却常常对电影枯燥乏味的情节发出诸多抱怨。缺乏想像力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通病”。

戴锦华：想像力的枯竭，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流行病”。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片《投名状》来说，古代战争的场面足够饱满和酷烈，但它依然是一部想像力匮乏的电影。它并没有给观众构造出一种只有从电影中才能够获取的独特的美。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心灵的视野、历史的地平线、社会的地平线并没有被展开,人们无穷的展望和畅想的空间也没有被打开。

解放周末：想像力是艺术的基本来源。当一部电影的想像力飞扬的时候，艺术的创新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戴锦华：说得对。《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艺术想像的电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状态，在影像的幽默感背后又呈现出深刻的荒诞。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打开想像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的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去想像抵达这个更为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匮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通病。今天，人们似乎抛弃了“乌托邦”式的想像，抛弃了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像。

戴锦华：当我们拒绝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资本的推动下,就只剩下了资本的逻辑,艺术想像力的空间势必开始萎缩，甚至封闭。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参与著社会心理状态的建构。当电影不再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再用艺术的手法去为观众打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悲哀。

叙事逻辑的单调

有些巨片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在复制、强化资本的逻辑，总是一味地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解放周末：那些充满华丽场景的“大巨片”，似乎总是经不起仔细回味，它们的枯燥除了因为缺乏想像力之外，是不是更在于故事逻辑的单调？

戴锦华：没错。这种枯燥和单调就在于，影片的叙事逻辑往往是对现实当中最强势、最主流逻辑的直接复制，而不包含任何质疑或批判。

在《英雄》中，真正的英雄是秦王，原本想要刺杀他的残剑因为理解了秦王的逻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无极》中，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两个道具，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一个象征著权力，一个象征著奴隶身份，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部“模范奴隶手册”，在教观众怎么做奴隶；在《投名状》中，推动著每一个人物命运发展的是象征著权力的女王……对成功者、胜利者和权力几乎无条件地膜拜，就是这些影片讲故事的共同逻辑。解放周末：正是这种单纯膜拜，使得这些被华丽场景包裹的影片变得乏味而空洞。

戴锦华：是的，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在这些影片的情节和情境中发挥作用，只有一种价值能够成立，那就是成王败寇、优胜劣汰。

某些“大巨片”的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其实是“资本独舞”的结果。资本的独舞不仅是指“大巨片”的制作完全依靠大资本的投入，更意味著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复制、强化了资本的逻辑。于是，整个电影的叙事逻辑就变得单一和苍白。观众无论是怒也罢骂也罢，他们都贡献了票房，从而又印证了资本逻辑的成功。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们作出的选择。这就是“资本的独舞”。

解放周末：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应当直面社会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去触摸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

戴锦华：所有的大众艺术都应该给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一种想像性的解决，成功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做到。它能以电影特有的方式触摸到现实，然后给观众一个想像性的解决和许诺，从而给人以抚慰。

比如《集结号》就以它的方式触摸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去重新书写历史、怎么放置个人的问题。看完影片，观众的眼里会酸酸的，他们被感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

可见，中国的“大巨片”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某种触摸和连接。这种触摸和连接，构成了一个和资本的单一逻辑稍有差异的逻辑。不只是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不是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人们为了证明那些恶骂，又加入其中。

解放周末：近年来，网路成了电影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现象———观众们对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戴锦华：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表明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何来那么大的愤怒？

这种怪诞的社会消费心理，正在消耗著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和热情，这

正是“资本独舞”下的中国“大巨片”，所表现出的另一种病症。

解放周末：如果说，“越看越骂”是因为这些影片总有这样或那样令人不满意之处，那么强大的骂声为什么并没有令观众止步，反而使他们前赴后继地走进影院呢？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票价相对较高，它要求观众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估计———中国的影院观众约等于中国的线民，或约等于小资群落，或约等于4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有著中高收入的人。这个电影消费群体在网路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作“骂英雄”、“骂无极”。

于是当网路、广告、影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决定观众进入影院的，往往不是对电影的热爱，而是为了加入到“骂”的行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追随“时尚”，害怕“落伍”。但这种行为本身，又非常怪诞地融入到了资本的广告链条当中。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条？观众又是怎样被卷入并参与其中的？

戴锦华：和好莱坞电影一样，中国的“大巨片”除了要靠大资本的投入外，还要把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于广告宣传。在那些浅薄与功利的娱记哄炒下，就形成了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和全媒体的覆盖。于是“眼球大战”爆发了。在进入影院之前，观众已经被广告“打”得无处可藏，因为对广告效应缺少免疫力，所以最终不是观众选择了电影，而是观众被广告选择。于是，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之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恰恰形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为了证实那些恶骂，为了不“落伍”，又加入到这一链条中去。

解放周末：但在众多的国产大片中，《太阳照常升起》似乎成了一个例外，人们“骂而不看”，很多人抱怨说看不懂。

戴锦华：也许《太阳照常升起》的剧情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但它的情节问题并不比其他充斥著编剧漏洞的“大巨片”来得严重。比如《无极》，就根本谈不上情节逻辑，只有鲜花和盔甲在里面空洞地舞蹈和行走。但多数观众们愤怒的，也不是它的剧情。事实上，《太阳照常升起》在艺术追求上，远远高于刚才提到的那种巨片。

解放周末：问题是，《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充满著原创性和想像力的电影，它的票房却为什么那么惨澹？

戴锦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它缺少广告宣传，没有形成广告效应。当观众成为资本广告运行链条的俘虏时，观众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作出的选择，当一部影片缺少广告效应的时候，票房自然容易落败。

所以，作为观众，作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所期望的观众，应该理智地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把广告和追随“时尚”作为选择电影的唯一依据了？这样一想，或许就会恍然大悟，或许就有可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一统天下”的悲哀

“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可他们越是以这个“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解放周末：在国产大片不断卖座的同时，那些中等规模制作、甚至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却十分有限，几部“大巨片”就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大部分。

戴锦华：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危机。当几部成本过亿的影片占掉了票房的大部分，并占据了几乎所有院线和所有的黄金档期的时候，就成为了一股用中国电影去毁灭中国电影自身多重空间可能性的力量。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不可能仅仅靠几部“大巨片”来维系，必须形成一定数量和类型的规模才能使其维系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

解放周末：所以，当人们为几部国产大片已经占据总票房的大部分而欢呼时，不能忽视剩下的几百部中国电影难以进入院线的现实。

戴锦华：令人忧虑的是，当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在国内实现票房，甚至难以露面时，有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就直接把海外电影节作为影片的终极归宿。于是，人们“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只能是“大巨片”。可“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越是以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最终就放弃了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可能。这种相互恶化的格局，既不利于中国电影业本身的繁荣，也是中国观众的损失。

不该是“资本的独舞”

电影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电影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国产大片出现的种种病症，病根是不是在于“资本的独舞”？

戴锦华：我认为是的。近几年来国产“大巨片”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投入的比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电影的唯一逻辑，资本的力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时，不难发现，许多“大巨片”甚至没有认真地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设置视听奇观或者说视听打击点上，以此追求卖点和票房，于是呈现出上述种种弊病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周末：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它和资本的连接是与生俱来的，它也离不开资本这一“舞伴”。

戴锦华：虽然它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资本的逻辑也许始终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逻辑。因为，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应该成为一个例外的商品；作为一种工业制品，它应该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消费品。

戴锦华：是的。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法国政府一直执行“文化例外”政策，即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采取不一样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法国始终对国产影片实行政策保护，保证其在影院中占有绝对比例。

解放周末：除了这种政策层面的文化选择之外，作为电影的生产者和热爱电影的观众，应该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