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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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论文范文第1篇
何以青睐非诉讼业务
为什么非诉讼业务如此深受律师的青睐呢？相对于诉讼业务而言，非诉讼业务有如下多方面的优势：
一、非诉讼业务领域覆盖面广，有着宽阔的发展前景。从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到各种大型的项目合同的签订、大型企业的改制等各个方面都存在非诉讼业务资源。
二、经济利益相对丰厚，律师能从非诉讼业务中掘取到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利益。
三、非诉讼业务工作程序相对轻松，灵活性大。处理非诉讼业务着重于进行书面工作，能以不同方式和手段解决问题。
四、无须承受办理诉讼业务那样多的压力，如来自当事人、证人、法院、公诉人等各方面的压力。其中当事人对于案件所寄望的目标是诉讼律师最大的压力。
五、执业环境优势，由于非诉讼业务工作很大程度取决于律师自我解决问题的手段，所以执业环境相对良好。
六、其他，如非诉讼律师所处地位、竞争的公平性等方面的优势。
诉讼业务与非诉讼业务之间的差别
“不打官司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说到律师，人们会立即联想到法庭上那位身着黑袍、头戴羊皮假发、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自己辩护意见的智者。的确，人们对律师的最初认识是从他们在参与法庭诉讼上所表现出潇洒的形象，睿智的思想，雄辩的口才开始的。捍卫法律赋予的公正，公平权利离不开诉讼，而诉讼业务要求律师具备更高的素质。
首先要有良好的自身形象，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阶层，无论在法庭内外都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律师在法庭上要求着律师袍，带律师徽章，在法庭外通常要求衣冠整洁、西装革履。
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律师工作的根本。法律学科崇高且博大精深，只有具备坚实的理论作为后盾才能，配合丰富的经验，对法律的运用才能游刃有余。
要具备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分析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案情，从中找寻有利与自己的证据和辩论意见。
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能将自己的学识表达出来，衡量一名好律师的标准，很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善辩，能否在法庭上滔滔不绝的阐述他的观点，能否与公诉机关、对方律师对抗，能否激起整个法庭的共鸣。
要具备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律师在诉讼中要承受来自于当事人、证人、法院、公诉人等各方面的压力。
其次还要有时间观念，律师工作时间要与国家司法机关一致，才能确保工作的准确性。
所以，从事诉讼业务对律师自身素质的考验是极其严格的。而从事非诉讼业务却不相同，解决一项普通非诉讼业务如审阅合同等，一个普通法律本科生完全可以应付，只须按照法律规定在书面材料上进行分析。一名经验丰富的诉讼律师是绝对有能力处理任何深度的非诉讼案件的，而非诉讼律师则不一定能够办好一宗有难度的官司，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特别是在庭审中，由于没有法庭对阵经验，难以和公诉人、对方律师对抗，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不少律师因对诉讼所产生恐惧感而选择逃避从事诉讼业务。
诉讼业务的发展前景
非诉讼业务的增长如此迅速，受欢迎的程度如此之大，律师们对非诉讼业务的崇尚如此之深，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传统的诉讼业务陷入低谷呢？笔者对此持否定看法。笔者认为，诉讼业务才是律师业务的主导。在传统的诉讼业务中，也存在着很多的机会和潜力。下面拙言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在现阶段，有大量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并没有聘请律师。很多的案件只是由当事人亲自参与，但由于当事人对法律的不熟悉，导致其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护，随着法律意识和经济水平进一步的提高、随着律师在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强，当事人在产生诉讼之后，愿意聘请专业的法律人才——律师参与诉讼，享受其提供的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基于诉讼成本等方面的因素所考虑，相当一部分的经济诉讼市场被本单位法律顾问、职员和其他非律师法律服务人员所瓜分，随着律师准入制度的严格，律师群体的整体素质提高，服务水平和技能的提升、竞争的激烈，收费的合理化，律师群体将逐步以其高水平，低费用抢占诉讼市场。
民事、经济案件中的风险日趋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诉讼业务量的增长，费的增加。
随着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的意识增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态度将逐渐变得积极，刑事辩护担负着捍卫至高无上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权利的责任，辩护律师地位提升，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收费完全可以提高，通过与当事人的协商，一宗大的刑事案的收费不会亚于在非诉讼业务中为上市公司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的收费。
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和对弱势个体的保护加重，行政案件特别是国家赔偿案件增加，将会进一步扩大诉讼业务市场。
理想化的律师费转付制度如能够得到认可，中国的诉讼业务领域将会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诉讼业务的优势
诉讼业务考验和锻炼律师的执业水准，从收集证据、到开庭审理最后到执行，其间的工作量相当之大，每一件案子都是对律师的一次考验，在办理形形的案件中，律师的实战经验、执业技能都在积累增加。从而增加了律师的业务竞争优势。
提高律师的知名度，打官司特别是打刑事官司容易出名，成功一宗大的案件能迅速将律师推向市场，提高公众知名度。历史上最著名，最受人景仰的律师通常都是辩护律师。
磨练律师的意志，办理案件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能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力。
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报酬，知名度高，“案源”多，业务好，律师费自然丰厚。
律师论文范文第2篇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律师论文范文第3篇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和发展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
在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一般认为，民事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主体所实施的能够引起一定的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这一界定，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上效果，称为“效果说”。还有学者主张“要件与效果说”，即不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才是诉讼行为。[1](P331)诉讼行为受民事诉讼法调整，具有诉讼性质。然而，有一些诉讼行为不仅能够产生诉讼法效果，也能产生实体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行为就能够产生中断时效的实体法效果。
在民事诉讼中，各种诉讼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结成了相互关联的行为锁链和诉讼关系，推动民事诉讼程序向着判决这一目标而展开。各种民事诉讼主体如当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诉讼地位不同所实施的诉讼行为亦相应不同。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同于私法行为，但同时也具有与私法行为相互交错的一面，探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的区别和关联是诉讼行为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区别明显。民事诉讼制度是以国家公权力（审判权）解决私权纠纷和保护私权的国家的正规的制度。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诉讼行为和法院职权行为的集合，内含着当事人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体现着当事人诉权、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职权的统一。
然而，国外的诉讼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这是因为，在采取处分权主义和辩论主义程序的条件下，事实上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诉讼的结果。[1](P309)由于诉讼行为本身是为取得诉讼法上的效果而被实施，因此，从程序上保证正当诉讼行为的实施，显得极为重要。可以说，诉讼行为理论也是程序保障理论的重要基础理论。[2](P223)
（二）诉讼行为的发展
在诸法合体的时代，实体法和诉讼法没有分离，诉讼行为的法律规范散见于诸法之中，理论化的民事实体法学和民事诉讼法学并未产生，诉讼行为理论也未形成。实体法和诉讼法在体系上的分离，使得实体法上的法律行为具有了独自意义，由诉讼法规范的诉讼行为概念也得以成立。诉讼行为概念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世纪。在19世纪末，国外学者开始重视对诉讼行为的研究。诉讼行为理论的发展与诉讼观、诉权论等发展轨迹基本一致。
据德国学者勒赫考证，“诉讼行为”(Prozesshandlung)一词最早由18世纪德国自然法学者Nettelbladt（1717－1791）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勒赫在1976年发表的论文《莱特尔布拉特和民事诉讼》（NettelbladtundZivilprozeβ）中指出，尽管Nettelbladt提出了诉讼行为的概念，但由于其理论深受德国学说汇纂法学及私法诉权理论的影响，因此将诉讼行为等同于私法行为，诉讼行为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Nettelbladt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私法一元观或实体法的诉讼观的体现。这种诉讼观以实体法理论来解释诉讼问题（包括诉讼行为），从而认为，诉讼法从属于实体法，诉讼行为从属于私法行为并且不具有本质上的独立性。
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尤其公法及其观念和理论的发展，诉讼法被看作是公法，与实体法相独立。这一时期的诉讼观，早期是诉讼法一元观，基本上是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民事诉讼问题。公法诉权说强调诉讼法的独立性，进而为独立的诉讼行为及其理论的生成创造了契机。自此，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成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早期的诉讼行为理论建立在诉讼法一元观和抽象公法诉权说基础之上，只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性质或公法性质，而忽略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一些诉讼行为（如合法行为等）可以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
二元论的诉讼观，是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联结点上来理解和考察诉讼问题（包括诉讼行为）。按照二元论的诉讼观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诉权学说（如具体诉权说等）的解释，诉讼行为是受诉讼法调整的，然而也存在能够引起私法效果发生甚至包括了实体法内容的诉讼行为（即诉讼法律行为）。至于诉讼法律行为的性质以及与私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大陆法系主要有：两性说、并存说和吸收说。两性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同时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是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并存的行为。吸收说主张，诉讼法律行为是吸收了私法行为的诉讼行为。吸收说认为，诉讼法律行为会引起实体法上的效果甚至包括了实体法的内容，这是因为诉讼法对实体法内容的吸收所造成的，但是并不影响诉讼行为的独立性质。
对于此类情况，应依何种标准认定其行为属诉讼行为抑或私法行为？大陆法系通说是主要效果说，此说认为，应视该项当事人行为的主要效果属于诉讼法或实体法的领域而定，若主要效果为诉讼法而实体法上的效果为次要的，即认定该项行为是诉讼行为。根据主要效果说，当事人行为即使在诉讼开始以前或在诉讼外实施的，如果该行为主要目的在发生诉讼法效果，就认定其诉讼行为。例如，前当事人以书面授与诉讼权的行为、合意管辖的行为等。
二、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一）法院的诉讼行为
法院诉讼行为的最大特性是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法定的职权性。法院的法定的裁判者的地位而决定了法院可实施审理行为、裁判行为和执行行为等。具体说，
法院的审理行为，即在审判程序中，法院就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进行审查核实的行为。比如，审查当事人的、反诉、诉的合并和变更、上诉、再审以及申请回避、期间顺延、复议等，是否具备法定条件；审查核实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案件事实是否真实；审查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
法院的裁判行为，这是法院最重要的诉讼行为，即在审判程序中，根据审查核实的结果，法院依法作出是否同意或许可的行为。裁判行为可分为判决、裁定、决定等。
法院的执行行为，主要包含：审查执行申请是否合法；决定采取具体执行措施、实施执行措施；主持和维持执行秩序等。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对于执行程序事项的争议（如执行异议等）和实体事项的争议（如异议之诉等）的解决，实际上属于法院的审理和裁判行为。
法院的其他诉讼行为，比如，法院依职权主动指定或变更期日和期间、裁定中止诉讼程序和恢复中止的程序、调整辩论顺序（对辩论进行限制、分离或者合并）、许可或禁止当事人陈述，等等。
法院的上述行为中，有关法院主持和维持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有序进行的行为，属于法院诉讼指挥行为。
（二）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分类
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分类。但是，大陆法系的诉讼行为理论比较重视取效性诉讼行为（Erwirkungshandlungen）、与效性诉讼行为（Bewirkungshandlungen）这一分类。
取效性诉讼行为无法单独直接获取其所要求的诉讼效果，必须借助法院相应的行为才能获取所要求的诉讼效果。例如，当事人要求法院作出一定裁判的申请、被告以原告不适格为由请求法院驳回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调查证据的申请等等。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主张和举证行为也属于取效行为。当事人取效行为只得向法院实施，法院也应当调查当事人取效行为是否合法及有无理由。
一般说来，取效性诉讼行为以外的诉讼行为都是与效性诉讼行为。与效性诉讼行为无须法院介入，即可直接发生诉讼效果。当事人的与效性诉讼行为大部分是对法院实施的，有些情况下也可向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实施，例如解除委托诉讼的通知等。与效诉讼行为可以是单方当事人实施的，例如当事人的自认、原告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放弃上诉等，也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实施的，例如协议管辖、协议不、协议不上诉、协议变更执行方法等。这类诉讼行为中很多属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契约，即当事人之间对于诉讼程序的进行和形态而达成的以直接发生诉讼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合意。
大陆法系学者认为，有些诉讼行为可同时为取效行为和与效行为，例如，提讼，一方面发生诉讼系属的法律效果，此为与效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取效行为，因为提讼须待法院的判决才有意义。[3](P460)
2．当事人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民事行为）的比较
当事人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有着诸多区别。在法律规范方面，前者受民事诉讼法规范，后者受民事实体法规范；在法律性质方面，前者具有程序性和公法性，后者具有实体性和私法性；在法律效果方面，前者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有些诉讼行为则可同时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而后者产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在行为主体方面，前者须由有诉讼能力人实施，后者可由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当事人诉讼行为与民事行为还存在着如下两个重大区别：
（1）诉讼行为采取“表示主义”，即诉讼行为的有效成立仅以当事人的表示行为为准。这主要是基于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和安定性的考虑。诉讼是由前后不断的多数诉讼行为有序构成的，后行的诉讼行为必须以先行的诉讼行为有效为前提才可进行。如果允许当事人以意思瑕疵为由任意撤回或撤销诉讼行为，则不利于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和安定性。这一点与民事行为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对于诉讼行为，原则上拒绝类推适用民法上的意思瑕疵可撤销的规定。
能否根据诉讼行为的表示主义原则，一律拒绝行为人以受诈欺、胁迫或意思表示错误等为由撤销诉讼行为？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来说，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取效诉讼行为可撤回；德日通说和判例认为，对于管辖合意、不上诉合意、诉讼和解等与效诉讼行为，由于是在诉讼外实施并不直接牵连诉讼程序或影响程序安定程度不大，所以这些行为可以错误、诈欺、胁迫为由予以撤销。近年来，德日有学者主张，对程序安定影响不大且对诉讼行为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诉讼行为，不宜适用诉讼行为的表示主义原则，可类推适用民法有关意思瑕疵的规定，准许主张其诉讼行为无效或撤销。[3](P465)
（2）诉讼行为原则上不得附条件。在大陆法系，通说认为，由于后行的诉讼行为是建立在先行的诉讼行为之上，所以在诉讼中诉讼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确定，若诉讼行为附条件则无法符合诉讼行为之间关系必须确定的要求。诉讼行为如以将来不确定的事实为条件，则该诉讼行为的效果不确定，对方当事人和法院就必须等待该诉讼行为所附条件是否成就才可实施后行的诉讼行为，这种情况极为不利诉讼程序的顺畅进行并可导致诉讼的迟延。
但是，也存在着例外，比如在诉的预备合并之中，允许诉讼行为附条件。诉的预备合并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原告同时提起主位之诉和备位之诉，原告请求：若主位之诉败诉的，可请求就备位之诉进行判决。如果主位之诉获得胜诉，原告不得再就备位之诉请求作出判决。因此，主位之诉败诉是法院判决备位之诉的停止条件。再如，在预备抵销的情形中，被告可同时提出：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若被告这一要求失败则被告主张抵销。
三、民事诉讼原则与诉讼行为
（一）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与诉讼行为
宪法中的平等原则（或平等权）在民事诉讼中则体现为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或平等权）。从诉讼行为的角度来说，诉讼当事人和法院必须根据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实施诉讼行为。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处于平等诉讼地位，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平等的诉讼义务；同时，该原则要求法院应当平等尊重、对待和保护各个诉讼当事人。该原则不仅强调当事人之间实体利益的平等保护，而且还强调当事人之间程序利益的平等维护。在这一方面，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需要完善的地方。就程序利益的平等维护而言，比如，我国现行撤诉制度没有将状送达被告后征得被告同意作为准许撤诉的条件之一，事实上状送达被告后，被告为参加和赢得诉讼而付出了经济费用等，并且原告撤诉后还可再行以致于被告将再次被原告引入诉讼而付出诉讼成本，可见，我国现行撤诉制度忽视了被告的程序利益（已付出的诉讼成本）及其对诉讼结果的期待利益，仅仅考虑了原告的权益，从而违反了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
当事人平等原则实际上仅适用于民事争讼程序和争讼案件，并非完全适用于非讼程序（或非讼案件）和强制执行程序。因为非讼案件是非争议的案件，非讼程序中并不存在或者不存在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很少有适用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可能性。强制执行旨在国家依凭公权力强制义务人履行法院确定判决等执行根据，迅速、经济和适当地实现权利人权利，所以一般认为自不宜使执行义务人与执行权利人处于同等地位（即执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尽管如此，对执行义务人的合法权益和基本生活等也应予以充分合理的保护。同时，由于强制执行是个别执行，所以许多国家对于执行权利人之间采取优先执行原则并非平等执行原则。[4]
（二）处分原则与诉讼行为
处分原则是指诉讼的开始终结和诉讼对象由当事人决定。当然，当事人的处分权范围限于私益的事项，在此范围内法院不得予以干涉。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原则上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法院不得为当事人而主动启动诉讼程序、进行诉讼和解等；诉讼对象（或诉讼标的）原则上是由当事人自行确定的，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受其限制而不得以职权变更或替代诉讼对象而作出判决，否则构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侵犯。然而，对于具有公益因素的事项，当事人的处分权则受到一定限制，比如在外国民事诉讼中，对于公益性较强的人事诉讼以及非讼事件等，则限制或排除处分原则的适用，采行职权进行主义和干预主义，法院不受当事人意志的左右而依职权继续或终结程序，也可以超出当事人请求范围作出裁判。
再如，在大陆法系，诉讼要件一般包括：（1）法院对该诉讼拥有管辖权。（2）存在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具有当事人能力和诉讼能力；当事人若缺乏诉讼能力，应由其法定人合法。（3）诉讼标的须是法院能用强制执行程序执行的；不受既判力拘束；没处于诉讼系属中；具有诉的利益。至于是否存在仲裁协议等诉讼要件，只有在被告提出异议时法院才予以考虑。一般地说，诉讼要件具有程序性和公益性，即是说具备诉讼要件是法院作出本案判决的前提条件，若具备诉讼要件则诉讼程序继续进行下去直至作出本案判决；若不具备诉讼要件，诉讼程序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法院应当直接驳回诉讼而不受当事人意志的约束，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诉讼，节约审判成本。因此，诉讼要件是法院职权审查事项，法院应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5](P75)
（三）辩论原则与诉讼行为
外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辩论主义）的基本涵义是：1.当事人没有主张的直接决定实体法律效果的案件事实，不得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2.当事人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应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3.原则上，法院只能对当事人提出来的证据进行审查判定。与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相对应的是司法消极性原则。辩论原则体现了当事人对判决基础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处分。按照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处分其实体权利，在此延长线上，辩论原则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自由。[6](P109)
我国有必要根据民事诉讼特性，参照外国的合理规定，重塑辩论原则。[7]但是，考虑到我国律师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的法律水平以及整个的制度配置等，难以适应外国辩论原则运作的要求。因此，在遵行辩论原则的前提下，法官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失的，这方面可借鉴外国相应做法（如法官阐明权）。
根据强制执行（程序）的目的和特性，辩论原则不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8]至于强制执行中，发生的实体争议（执行异议之诉）则须依照争讼程序处理，当然适用辩论原则。非讼程序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不适用辩论主义，即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对法院没有拘束力；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法院可以调查。
（四）诚实信用原则与诉讼行为
现在，愈来愈多的国家特别强调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并将诚实信用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诚信原则，然而理论上已开始探讨该原则及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当事人等本着诚实信用实施诉讼行为，诚信原则构成对法院、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正当约束。[9]民事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来源于道德上的诚实信用，但是作为法律原则，该原则属于强行性规范，不允许诉讼主体约定排除适用。
诉讼实践中种种因素导致了当事人之间实际的不平等，那么运用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加以约束是保障当事人平等实施诉讼行为的一个手段。[10]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是当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基本保证规范，其规范取向并不是对当事人自主性和自治性的限制，但是当事人的自主和自治又必须限制在正当的限度内，这种必要限制可由诚信原则来完成。[11]P80-81
（五）程序安定原则与诉讼行为
程序安定原则包括程序运行的稳定性和程序结果的安定性。前者是指当事人在对程序结果有一定预知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实施诉讼行为。因此，诉讼法规定了重要诉讼行为的行使要件（如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从而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并禁止法院和当事人随意改变程序。后者是指由法院按照公正程序作出的判决，其终局性效力就应得到保障，禁止当事人就同一案件重复诉讼，也禁止法院就同一案件重复审判，即维护法院判决的既判力。[2]P80-83
既判力禁止就同一纷争先后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所以法治国家原理要求以判决既判力制度实现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一般说，相对于法律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和权威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害要小得多。在我国，判决的既判力因再审程序的频繁发动而受到致命破坏。由此，本可以通过个案判决来构筑法的权威性和安定性及法律秩序或法共同体，在这样的再审机制下，却大失所望。
当然，因维护法律和诉讼程序的权威性和安定性而过分牺牲个案正义，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及能否维护其权威性和安定性，也值得怀疑。因此，法律和诉讼程序的权威性和安定性不应绝对排除个案正义，在严格的法定条件下可以排除既判力，比如可以通过严格的再审程序对既判事项再次审判。
四、诉讼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理
当事人和法院必须遵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要件或者必须依据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所承担的诉讼义务而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违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和要件而实施的诉讼行为，则为有瑕疵的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或善良风俗的诉讼行为，也存在着瑕疵。诉讼行为是否存在瑕疵，考察的重点并不是诉讼行为的内容而是其形式或方式是否与诉讼法规定相符。
在此，笔者从诉讼行为违背强行规范和任意规范的角度，扼要探讨诉讼行为的瑕疵及其处理问题。
（一）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的处理
在民事诉讼法规范中，强行规范是法院和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任意违背或者以合意方法排除或变更其适用。关于、上诉和再审的法定条件，审判组织的组成、回避、专属管辖、当事人能力、公开审判等规定属于强行规范。强行规范是为了确保裁判的正确合法和诉讼程序的有序安定，具有公益性。
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虽然构成程序上违法，但是诉讼行为并非必然无效，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救济方法予以纠正和补救。这是因为基于程序安定性的考虑应尽量减少变更撤销诉讼行为，并且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对于当事人未必不利。
对于法院裁判的瑕疵，例如，审判组织的组成违法，没有传唤当事人，违背专属管辖、回避、公开审判等规定以及把无诉讼能力人误认为有诉讼能力人等而作出的裁判，原则上只能通过当事人提起上诉或再审取消或变更之。在国外民事诉讼中，如果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再审，违反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或诉讼程序就维持原状；而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即使当事人不提起上诉或再审，法院和检察院也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对于法院证据调查等行为一旦出现瑕疵，就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实现，所以这些行为原则上应予撤销，不能通过追认使其有效。[1](P363)
一般说，当事人违背强行规范的行为，如果是取效性诉讼行为，法院应依职权进行调查处理，以不合法将其驳回；如果是与效性诉讼行为，法院应不加以考虑。对于违背强行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必须另外实施合法诉讼行为以代替之，即必须在有效期间内重新为无瑕疵的诉讼行为而获得其预期的法律效果。必须注意，当事人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并非当然无效，可利用追认等方法予以矫正。比如，无行为能力人的诉讼行为，经法定人的追认则溯及行为时有效，其瑕疵因此被治愈；法定人不追认的，该有瑕疵的诉讼行为则无效。在法院确定的补正期间，如果遇有危及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利益的，可允许其在补正期间暂时为诉讼行为。当事人违背强行规范的行为在诉讼程序也能产生（非预期的）法律效果，比如，上诉人无正当理由超过上诉期间却提起上诉，该上诉行为也能引起上诉审程序的发生，只是法院须以其违背强行规范为理由，裁定驳回其上诉。
（二）违背任意规范的诉讼行为的处理
在不危及程序的安定性和不违背诉讼公正的前提之下，为了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些任意规范，这些任意规范的公益色彩并不重。当然，任意规范必须由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当事人才可援用。至于强行规范和任意规范的识别，一般是，民事诉讼法容许当事人合意、行使责问权的事项的规范就是任意规范，不容许的就是强行规范；或者说，仅为当事人利益而设的就是任意规范，非仅为当事人的利益而设的就是强行规范。当然，区分强行规范与任意规范，还须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及规范的具体内容来判断。
任意规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民事诉讼法明文允许当事人就某一事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的规范，例如协议管辖、申请撤诉等规定，违反此种规范的行为一般是由当事人主张是否合法有效。
另一种是有关当事人责问事项的规范。外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责问事项主要包括有关法院的通知、传唤、送达，诉讼行为的方式、期间，非专属的管辖，诉讼程序的中止等形式方面的事项。法院或一方当事人违背当事人责问事项的规范时，当事人或对方当事人享有依法主张该行为无效的权利（责问权）。对于法院或当事人违反责问事项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主动舍弃或者在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责问权，以后该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项行使责问权（即丧失了责问权），该诉讼行为的瑕疵因此得到了治愈。这是因为对于违反责问事项规范的诉讼行为，当事人舍弃或者丧失责问权，法院也没有发现，法院或当事人基于该诉讼行为而实施了后行的诉讼行为，如果允许当事人行使责问权则将使该后行的诉讼行为归于徒然，从而不利于诉讼程序的安定和经济，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
【参考文献】
[1]〔日〕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汪一凡.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2]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M].台北:三民书局,1996.
[4]邵明.权利保护与优先执行原则[N].人民法院报，2001－4－9.
[5]〔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新版）[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J].法学研究,1996,（6）.
[8]王亚新.论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2000,（2）.
[9]刘荣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J].法学研究,1998,(4);张家慧.当事人诉讼行为与诚实信用原则[A].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律师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诊所式法律教育困境突破
诊所式法律教育自美国引入我国已有将近9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各具特色的专门性诊所逐步形成，推进了国内外教师间进行诊所教学交流，诊所教材专著译著论文相继出版等。然而，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仍然面临诸多尴尬与困境，阻碍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
本文对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遭遇的困境及其突破作初步探讨。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诊所式法律教育”由英文的clinicallegaleducation翻译而来，也叫“诊所法律教育”、“法律诊所教育”等，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美国法学教育理念的转变、律师组织的推动以及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贫民法律援助活动等因素均促进了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产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末，诊所式法律教育已在美国得到广泛推广，“差不多在全美每一所法学院都能找到诊所教育的痕迹”，“技能训练课程的发展和与之相关的诊所教育的成熟已被公认为二战之后法学教育最重大的成就”。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的繁荣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智利、波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均已建立诊所式法律教育。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和复旦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先行者。
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北京大学等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简称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截至2009年3月12日，已有89所高校正式加入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通过推进高校间交流、召开学术研讨会、兴办网站扩大影响等诸多活动，积极推动了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和推广。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本土化进路———困惑与困境
（一）移植必要性、可行性之惑目前，仍然有不少人对诊所式法律教育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我国的法制、法学教育及文化等背景均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异，许多人据此持否定的态度，例如左卫民、兰荣杰等认为：美国诊所有其特殊的司法、教育、文化和政治背景，这是中国法学院所缺乏的。第一，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建立在普通法的基础上。“普通法司法过程的经验主义基础决定了案例教学的优先性，在此基础上，基于真实案件操作的诊所模式就具备了当然的合理性”。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更注重的是概念、逻辑等法律理论，经验主义在我国并不受青睐。第二，我国法治发展起步晚，也远未成熟，法律职业共同体也并未真正形成，在这种环境下，法科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缺乏强大的推动力量，而诊所式法律教育也就无法迅速发展。
第三，我国现行法学教育还是以“学术教育”为主，教学理念上仍然趋于传统，这与美国教学理念革新的共识有很大不同，这也使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师对诊所式法律教育持怀疑或敌视态度，如威廉·平克斯所言：“‘诊所的’是一个令传统的学术界教师望而生畏的想法。”第四，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与美国JD教育模式的不同使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受众在年龄、能力、经验上有所差异，影响诊所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种种怀疑表明，诊所式法律教育在中国发展近9年，却仍然面临着无法完全被“正名”的困境。
（二）在法学教育及社会中的定位之惑
1．在法学教育领域的定位。我国传统的“以教为本”的法学教育模式虽然饱受批评，却其也有与我国教育背景相适应的地方：我国法学采本科教育模式，法科生年龄、心智尚不够成熟，法学本科教育接下来还有更多深造、实践机会，等等。传统法学教育虽然不断在寻求改革和创新，不断加入实践课程的元素，但是，其在我国法学教育的主导地位依然稳固。诊所式法律教育至今也只是处在法学教育的“边缘地带”，如何在法学教育体制中定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研究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会发现，诊所式法律教育也曾面临着相似的困惑，探讨过相似的问题：在1979年10月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法律职业责任教育大会第二次全国大会上，会议的四个议题分别是：第一，“法学院和法律实践社会学”。第二，“大学中的法学院：在学校中学习理论还是远离专业实践？”第三，“法学院、美国律师协会还是法院：该由谁来说明在取得律师资格以前，法学教育该做说明？”第四，“大学四年加上法学院三年：学生实践应该代替七年之痒吗？”这四个议题某种程度上正是我国目前所需要回答的。
2．在高校与社会的定位。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们的积极努力和付出，也需要法学院乃至整个高校的支持和扶持，同时需要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诊所式法律教育已成为法学教育界与实务部门广泛联系的平台。甄贞认为：“诊所法律教育所具有的教学理念之一就是突破大学校园办教育，倡导诊所学生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诊所式法律教育推进社会正义的功能也得到广泛关注。但是，在其多重的价值功能中，诊所法律教育究竟是更侧重“技能之学”还是“正义之学”？应当更倡导其社会价值，还是更坚守其教育功能？在广泛的社会舞台上，诊所法律教育的学生们是否只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诊所式法律教育推进社会正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一种教育的方式进行，它的主体是正在求学阶段的学生，同时，它还需要厘清与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以及与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的关系。在社会正义推进事业以及法律援助事业的框架内，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角色难以定位，也就难以获得社会更高程度和更广泛的支持。
（三）高校实践教学中的困难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推行，其实践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其中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其在高校的普及和推广。
1.经费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天然地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模式，从其自身的特点来看，诊所式法律教育比传统法律教育需要的成本明显大很多，如师生比例更低，基本的设施投入和维护费用，管理费用，学生实践所需的交通、通讯、餐饮等费用，诊所教师的工资，等等。诊所式法律教育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面临过经费紧缺的问题，而成本难题则在我国尤其凸显。目前，我国高校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但是，目前我国几百所法律院校中，只有17所“精英院校”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而更多的则是在拮据的状态下艰难地在开展诊所式法律教育。正如诊所式法律教育工作者也指出的，单纯依靠福特基金会等外国基金的资助不是长久之计，如不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诊所式教育将很难普及，在非重点院校，这更是一个限制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同时，有学者也指出：“没有长期的经费支持，建立会产生对当事人的责任的真实当事人诊所是不负责任的。”
2.师资问题。师资问题是诊所式法律教育普及过程中的另一个很大的障碍，从目前来看，师资问题主要包括质量问题、数量问题以及教师的定位和待遇问题。一是质量问题。由于学生自身法学知识、职业技能的缺乏和社会经验的不足，“无论学生身在何处，他们必须置于教师的管理和引导之下”，这使得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老师显得尤为重要。诊所式法律教育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让一些传统法学教育的教师望而生畏，甚至望而却步。二是数量问题。从数量上看，诊所式法律教育由国外引进而来，其所需要的教师还有待培养，目前我国较为专业的诊所法律教师非常缺乏。三是教师的待遇和定位问题。美国的诊所法律教师队伍构成基本上是从法学院原有的教师队伍之外另行聘请有丰富实务经验并热爱法学教育的律师，而且大部分诊所教师是专职的。而在我国，目前的诊所法律教师基本上都是从原有教师队伍中产生，诊所法律教师除担任诊所课程外还兼任其他传统课程，这使得诊所教师工作量十分大，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也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及职称晋升。同时，诊所法律教师付出的大量隐形的工作难以计算，也常常使其面临相对不公平的待遇。如果诊所式法律教育对教师没有培养和激励机制，那么，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未来不容乐观。
三、对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可行性诊所式法律教育移植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直有否定和质疑的声音，笔者认为，我国的确与美国的背景有许多方面的差异，但是，这不能成为否定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理由。第一，作为成文法国家，我国也与美国一样需要培养大量法律职业人群，也需要提高法科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其职业伦理，虽然没有成熟的职业共同体的推动，但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可行的，也能够反过来促进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第二，我国法学采本科教育的模式，学生的平均年龄比美国低，心智不够成熟，但是，我国大学生基本上都已成年，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已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法学实践，承担社会责任。
而且，笔者从学生的角度观察，大学生普遍具有强烈的爱心、正义感和极大的实践热情，法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明显，这使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有着很大的需求和发展潜力。第三，转型中的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问题更为突出，且存在着数量较多的贫困人群、弱势群体。虽然我国已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但法律援助供不应求的问题十分突出，诊所式法律教育以其独特的社会正义功能而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目标取向结合我国的背景，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目前来看更侧重于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目标，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探讨也更多的是在法学教育改革的层面进行的，这与美国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社会正义价值的极大关注有很大差异。当然，我国并非不需要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也并非有很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但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服务和促进社会正义实现的功能发挥方面有着制度、观念等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很难成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主导目标。基于以上分析，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主要还是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主要的目标较为合适，更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能够在弥补高校法学教育缺陷需求的同时，通过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三）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困境突破要突破诊所式法律教育面临的困境，前提是对其自身作明晰的定位，根本上则需要获得政府、司法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更高程度的认可和支持。学者赵珂分析指出：“只要我们能善于利用这些优势（诊所法律教育对教育改革的重大意义、诊所的教师和学生的极高热情等等），努力做好法律诊所教育的品牌，使社会都认识到诊所教育的益处和教育界对其的需求，诊所教育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便会迎刃而解，这才是法律诊所教育在我国发展的最好出路。”
对于经费问题的突破，笔者建议：首先，诊所式法律教育要获得长远的发展和延续，需要获得所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其次，笔者主张诊所式法律教育与高校的法律援助工作结合起来开展，用同一笔经费，形成双重的效果，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因此，笔者有一个创造性的提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可以分设一个高校法律援助基金，对高校的法律援助进行资助。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的社会责任，而且可以很好地解决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费问题，达到法学教育的超越与社会正义的推进双重效果。
有了官方制度化的支持，诊所式法律教育的经费来源则会有长期的保障。再次，拓宽资金渠道，获得各种来源的经费支持———继续获取福特基金会等各种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并获取社会各界的资助，从而能够在制度化的经费之余起到补充作用，有时还能解决许多暂时的困境。超级秘书网
对于师资问题的突破，首先，对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教师进行定位。从我国情况来看，专职的诊所法律教师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我国，而兼任传统法学课程与诊所课程的模式更容易为教师所接受，也更贴近我国国情，因此，采用综合型教师模式较为适合。在此基础上，法学院可以积极呼吁律师界的参与，并获取法官等的支持，让法律职业共同体充分参与到法学教育中来，这同时也是对我国未来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的一种推动力量。其次，加强对诊所法律教师的培训，以及诊所式法律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以培育更壮大的诊所法律教师队伍，解决诊所法律教师的质量问题。再次，建立对诊所法律教师的激励机制：对诊所式法律教师的工作进行合理公正的评估；加强诊所法律教师的工资晋升待遇，如使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工作成为教师职称评定的一个加分点等；还可以考虑设置一个或多个诊所法律教师专项奖，奖励那些为诊所式法律教育作出突出贡献或获得良好评价的教师和工作者。
[参考文献]
［1］甄贞.中国法律诊所教育的现状与未来［A］.郭峰.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实践教学———“法律诊所教育与法律实践教学研讨会”文萃［C］.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2］杨欣欣.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Adopting，Adapting.ClinicalLegalEducationAndAccesstoJusticeinChina［J］.HarvardLawReview,2007（6）
［4］左卫民，兰荣杰.诊所法律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2005（3）
［5］陈连志.论诊所式法律教育的中国化改造［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律师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优秀旅游城市；城市旅游；误区；建议
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由来与数量增长
1995年3月15日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开展创建和评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的通知》（旅管理发[1995]046号），决定开展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由此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活动的序幕，紧接着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98年，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印发〈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验收办法〉的通知》，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验收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和要求。1999年1月，中国第一批优秀旅游城市诞生。其后，数量急剧增加，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截止2005年底，我国已有246个城市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数量已超过全国城市总数的1/3。具体数量增长与行政等级分布概况如表所示：
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城市旅游整体发展简况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在数量上发展比较迅速，并且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都有较大比例成为优秀旅游城市。可以说，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群体已基本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头戏。
关于城市旅游，至今尚无一致的概念界定。但一般认为，城市旅游是指以城市为目的地进行的包括城市观光游憩、商务会展、度假娱乐等在内的一系列审美或愉悦活动。优秀旅游城市的评定要求城市的旅游景区、景点、基础设施、服务、环境等旅游功能的完善。而且城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入口和旅游线路以及旅游流的集散地，所以总体来说，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不仅作为旅游目的地获得了发展，而且还作为各个旅游线路的枢纽促使其对区域旅游的支撑功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现实的优秀旅游城市群体中确实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城市旅游发展不平衡现象。
如今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城市旅游发展基本呈现出两种状况：一种是比较知名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城市（如北京、西安、杭州等）和经济比较发达的新兴旅游目的地城市（如青岛、大连、深圳等），其城市旅游发展较快，也相当成功，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另一种是一些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城市，且处于经济落后区域的城市，其城市旅游在区域内某些知名景区的带动下获得了发展，但他们仍未成为旅游热点城市（如郑州、长沙等）。这些占数量多数的地级、县级优秀旅游城市在其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常常走入一些发展误区，从而使其长期不能发展成为有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他们空有优秀旅游城市荣誉称号，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旅游吸引力。这些城市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群体的总体水平，并且不利于更好地带动中国整体区域旅游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城市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误区与现象
由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众多，其中副省级以上城市均已是优秀旅游城市，占城市数量主体的地级、县级城市通过评审的数量也在逐步增加。在这种快速发展势头下，难免会出现一些城市旅游发展误区与不和谐现象。
（一）城市旅游发展方向的目标错位现象
由于国家评定优秀旅游城市是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检查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来打分并按其分值来确定结果的，许多城市特别是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城市、普通中小城市，为了争得和维持其优秀旅游城市称号，不惜把自己的旅游发展目标定位于这些死板的标准上。他们不顾自身的旅游资源、旅游环境等客观状况，盲目按照《标准》进行大量的旅游投资与项目开发，试图得到高分值，偏离了城市旅游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城市旅游发展动机的急功近利现象
由于人们习惯认为：城市的荣誉称号越多，就表示其进步；官员为官一任，如果能为该城市多争创一个荣誉称号，就能代表其政绩显赫。于是出现很多城市为了通过旅游城市评定，就不计较长远利益影响，功利性地盲目上一些缺乏科学论证的大项目。如，到处开发旅游资源，大肆创造人造旅游资源，建造主题公园，盲目投资增加酒店、娱乐中心等等。结果不但城市的实际旅游吸引力没有因此而增加，并且造成了巨大的投资浪费。
（三）城市旅游发展模式的盲目模仿现象
国家旅游局的《标准》为旅游城市的城市旅游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参照项目。各旅游城市在旅游发展中，其城市生态环境、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支持系统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尚可理解，但现实中的旅游城市往往习惯于引用经验和盲目模仿。一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成功创新很快就会被多个城市照搬或模仿，并且可能涉及到基础设施系统、旅游产品系统、营销系统等旅游系统的各个方面。结果造成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虽然数量上剧增，但除了少数特色旅游城市特别是副省级以上省会城市外，其他的似乎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这使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成为批量生产，多数地级、县级优秀旅游城市的城市旅游缺乏特色。
（四）城市旅游功能主题的模糊化现象
由于优秀旅游城市的称号只能源于《标准》的评定，这致使许多旅游城市只是一味参照《标准》去发展城市旅游，结果搞成了无主题、无特色的多样化发展。很多城市本身旅游资源非优，而是借助于该区域内某些景点的拉动，使其旅游职能获得较大发展，于是通过了优秀旅游城市评审。但其决策者却把该城市当成极具旅游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城市来开发，集中全力开发城市旅游产品，而忽视其区域旅游媒介功能。结果是城市旅游吸引力没增加，城市对区域旅游的旅游功能也没突出出来，失去其自身特色，走向平庸化道路。相反的，有些有旅游开发潜力的优秀旅游城市，如历史文化名城，却不能进行深度开发，造成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其优势不能突出，甚至出现“优秀旅游城市无旅游”的现象。旅游功能定位、发展主题的不明确是地级、县级优秀旅游城市常出现的现象。
四、政策性建议与对策
（一）评定政策的改进与完善
1．严把评审关，不求数量，但求质量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根据验收得分高低并结合对海内外旅游者的抽样调查结果评定出来的，其中有些成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标准》中的“发展健康有序；有成果；效果明显”等字眼。当初国家旅游局决定开展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活动的初衷无疑是想通过城市旅游发展带动城市及其相关区域的总体发展。但是当其数量和比例达到了一定程度后，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在质量上下功夫，使他们真正成为区域内的特色旅游城市和区域旅游发展的先锋和引导。从国家评选角度说，应严把评审关，杜绝滥竽充数。城市也应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避免盲目攀比，要创建真正的优秀旅游城市。
2．完善评定标准，实行旅游城市星级等级制度
社会在发展，旅游也在发展，《标准》也应与时俱进。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都参与评定，并且副省级以上城市已经100%成为优秀旅游城市。如今我们看优秀旅游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其行政级别，然而行政级别并不能完全代表其城市旅游发展的真正水平和旅游吸引力。现实中很多优秀旅游城市的旅游吸引力并不大，同时，也有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却并非优秀旅游城市。数量过多的优秀旅游城市使我们很难区分、识别其旅游吸引力大小，所以很有必要对优秀旅游城市群进行进一步的级别划分，就像星级酒店、星级景区一样，实施星级等级制度。对其城市旅游发展的品位、特色、吸引力等进行合理评价。
（二）城市旅游的特色化塑造
1．端正目标，特色发展
城市旅游发展更重要的是带动城市甚至区域旅游的真正发展，不能仅以创建和维持优秀旅游城市称号为目标，而应以增加城市旅游吸引力，成为具有个性化、特色化的旅游城市为目标。这样的目标才是理性的，才能真正实现旅游发展的意义。
2．目光长远，合理投资
在现实中，并不是说旅游投资越多，其旅游业就能发展得越好。毫无特色的一些项目投资，起不到吸引旅游者的作用时，它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设施，甚至可能被荒废。只为树立形象工程的投资，即便是开始风靡一时，也很难成为成功促进城市旅游长期发展的有效投资。所以，应在对旅游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上一些有市场和长久吸引力的旅游发展项目。
3．独辟蹊径，谨慎模仿
城市旅游发展成功的优秀旅游城市很多。他们的成功绝不是因为相互模仿，而是他们都有其独特的地方吸引着旅游者。学习经验是件好事，但一味抄袭模仿却起不到预期效果。学习借鉴的应该是基本的发展思想和策略，而具体的措施则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开展。例如城市景观的地方化，举办传统或现代地方特色的节事活动等。
4．主题明确，专而不泛
许多城市往往习惯于旅游全方面发展，结果功夫没少下，效果却不好。如今中国的优秀旅游城市数目剧增，除了少数大城市的旅游特色已经形成外，其余中小型城市多数尚未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性。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城市要想获得城市旅游的突破性进展，就很有必要走旅游功能主题化的道路。城市旅游主题不仅可以体现在城市景观、旅游景区景点上，而且还可以体现在游憩娱乐、节事活动甚至是旅游媒介服务上。特色突出的一方面往往就可以带动整体发展。优秀旅游城市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加强城市旅游的主题化发展，而不是喊着特色化发展的口号，走着大众化的道路。
结语
随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旅游的发展明显出现了两极分化。大多数特别是地级、县级优秀旅游城市在走着大众化发展道路，这造成他们之间相互区别不大，各自特色极不明显。各个优秀旅游城市不应拘泥于一个空洞的称号，而应根据自身旅游资源的秉赋数量、规模、级别、品味、旅游价值和自身在区域中的旅游职能等状况积极找到适合自身的特色化旅游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张蕾.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体系分析[J].城市问题，2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