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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人学思想;物质实践;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35-02
一、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神学统治着世界,而人在神学中是没有地位的。到了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兴起,这个运动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发现了人”,而为了从西方那种蒙昧主义走出来,就必须确立人的地位,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社会人文科学中则要强调以人性来代替神性。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继续接过文艺复兴时期高扬人性的旗帜,以抽象的人性作为理论批判的参照系,强烈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是运用理性从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的法则和所谓“人性”的方法论。然而将人性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始终如一的自然本性,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解决人与环境的二律背反,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以找到这样一个统一的、抽象的参照系来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
在德国的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将现实的人归结为“绝对精神”,而将自然归结为脱离人、脱离人的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自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把人和自然作为他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1],但他去抛弃了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的方面,于是人成了始终如一的、一成不变的自然人。马克思试图避免以上的局限性,便给能动的精神找了一个物质基础,即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现实的人则是以自然和实践为基础的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那种脱离人、脱离人的实践和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然对人来说等于无,在他看来,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是一种对象化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触及的自然,而在这种自然中,既生成了人又生成了人的自然关系,这样,马克思便开成了其人学思想的三个基本因素。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本因素
(一)人是现实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以往的历史观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把现实的人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其历史观的前提。马克思关于“个人”的研究,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并进而去构建人学思想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以往的历史观都把精神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产生的原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国和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人要创造历史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就要进行满足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由于强制的社会分工的出现而产生了异化,劳动成了人们的异己力量,成了剥削人、束缚人的媒介,人成了不自由的人,而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因此要消灭异化,达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实践活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里所说的实际活动,是指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即人类的劳动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第二个因素。人们自己生产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才能有历史。这种生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消耗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本身即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一部分。第二个方面是指在生产中又产生了新的需要,作为能动性的人,总是会产生新的需要,而为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第三个方面是指人口的生产,人类本身的延续即种的繁衍。
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本性和存在方式,是人表现自己本质力量,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从而创造美好的理想对象世界的唯一途径。因此社会实践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现实的、感性的、能动的、对象性的活动。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把自己作为实践的主体,在对外部世界进行“否定性”的改造过程中,人必然以自己的目的、能力和本性为衡量的尺度,去认识并改造客体,从而使被改造和发展后的客体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从而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从实质上看,人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活动”,是人类选择和改造客观世界为人所用的过程。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人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本能生产不同,人的劳动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其内涵是人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来实现其创造本质。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通过生产劳动,“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也就是说,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他所从事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价值指向,而价值指向也即人的自主选择是始终贯彻于实践活动过程之中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才得以展开,也只有将实践活动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三)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本质
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但这种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绝不是以往的哲学家口中抽象的个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是在生产的交往中结成现实关系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人的生产劳动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得以进行,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生产劳动就无法开展。因此,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出与此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么,要全面地考察人的本质,就必须要从他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规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的含义是说,人的本质实质上是现实的、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元性意味着由其所决定的个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差异化的,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个性存在。
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个性,社会关系作为人的个性的根源和依据,制约着人的存在,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受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存在。人不仅作为社会存在物出现,而且作为个性存在出现。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建立一个每个人自由自觉、全面发展、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三、发展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全面发展的,这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大启示的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首先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他人有了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机制才会得以良性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在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构建人类赖以发展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以人的本质理论出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在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过程中,我们应特别注意构建劳动关系,减少异化劳动对人本质的异化,尽量实现劳动向人的回归,弱化强制社会分工带来的束缚,尽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等等。
其次,要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人也在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发展着自己,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己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地改进,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对自然进行了过度的开采,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现象,因此,要立足于的人学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做到可持续发展,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地解放了人性,张扬了个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地区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原则,只追求经济利益,却忽视了人的整体利益,忽视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人的需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仍然是以人本理论为出发点的,在历史观上,马克思认为人在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是劳动的主体,人的交互劳动,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但是传统的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僵化的,其强调得更多的是社会关系对人的决定作用,认为是社会关系的自我运行从而催生了人的需要和劳动,这实质是抹杀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历史发展的创造主体所应具有的地位,一度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情况,严重地压抑了人的个性,忽视了人的利益,这是与马克思人本思想背道而驰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精神所在,其价值取向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本思想以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发展为原则,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是社会的主体,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须把人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以人为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三个因素实质含义的界定和复归,是对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系统规定。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对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仍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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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章屋网 )
(编 者)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吴王夫差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说:‘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
笔者在阅读太史公的《史记》时,却发现司马迁在对这同一件历史事件的记录是有一些不同的。如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传记中对相同的事件还有四条不同的记载:
(1)《史记・秦本纪》“秦悼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
(2)《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3)《史记・赵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赵鞅)从晋定公。卒长吴。”
(4)《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夫差十四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
对“吴晋争长”这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上的记录,有四种记录是相同的,一种记录是不同的。但到底在“吴晋争长”这一历史事件中,是“吴国”争长成功呢,还是“晋国”争长成功呢?
司马迁在《史记》的记录中:记载“吴国”争长成功的记录有四条,分别是:(1)《史记・秦本纪》,(2)《史记・晋世家》,(3)《史记・赵世家》,(4)《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晋国”争长成功的记录只有一条:《史记・吴太伯世家》。
那么,到底应该是哪一国争长成功呢?
《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是记载吴国本国的人物和事情的,为避嫌,可以暂时不算。那么,还有三条记录:(1)《史记・秦本纪》,(2)《史记・晋世家》,(3)《史记・赵世家》。其中《史记・晋世家》是记载晋国本国发展的,是为了避嫌,也暂时可以不算。这样,记载“吴国”争长成功的还有两条记录:《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这两个国家和晋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赵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这一条也暂时不算,剩下就是《史记・秦本纪》了。应该说,秦国与吴国、晋国没有任何的从属关系,这一条记录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一条记录是“吴国”争长成功。
其实,也用不着避嫌,司马迁在《史记》中是秉笔直书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是班固对司马迁的评价。司马迁也没有为任何国家虚夸,在《史记・晋世家》和《史记・赵世家》里记载的都是“吴国”争长成功,只是在《史记・吴太伯世家》里记载的是“晋国”争长成功。依据这两条记录,也可以判定:司马迁没有为任何国家避讳。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商品的交换,其前提是商品必须兼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者三价值的表现形式,换言之,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一商品能够和市场上任何其他商品进行比较和直接交换的前提。但宄竟是什么创造了交换价值呢?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一工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价值。这就是著名的劳动价值论。
金钱掩饰了资本主义是基于剥削的事实,而剥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核心。为了生产商品,资本家投入资本,而通过商品销售,资本家又再次获得资本。对于资本家这一行为的解释就是,完成商品生产和销售之后,他们能获得超额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工人劳动力(足够负担他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资)和工人实际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差距。这就是剥削所在。通过竞争,这一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2.危机的可能性
商品生产的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是为了创造利润。这就使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然,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商品必须具备使用价值,否则它不能被销售。提高工人的工资,可以消耗资本家所得的部分利润。因此,有时候,工人可以通过加薪的方式来降低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程度。这其实是20世纪7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
竞争使得资本家更具活力和动力,但也导致了持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不被吞并,企业必须扩张。这就要求抓住市场需求并继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也意味着企业向市场投放的许多新产品,可能并不是人们需要或负担得起的。任何企业,行业,经济领域的扩张同时要求方方面面的调整。而现在并没有组织能够实现这一调整。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价格机制致力于实现市场均衡,但也只能是通过极端的市场混乱。
3.利润率
竞争使得企业投资新技术和新设备,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企业淘汰竞争对手,获得利润。随着其他企业竞相采取新技术,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原来领先者失去了优势。同时资本家也将更多的不变资本投向购买劳动力,或者可变资本。而当他们必须支付资本的全部价值给那些制造机器的资本家时,工人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增加的劳动力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会相应地导致花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费用减少。这才是利润率降低的趋势。
最简单的扩大利润的方式就是直接降低工资或减少福利待遇。美国是执行这一野蛮手段最一严重的地方。工人被迫增加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数百万的人们被迫从事第二职业,当然也仍然要背上债务。在发达国家,作为国民收入的部分,工资,即使不是绝对工资部分,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在1975-2006年间,平均的降低幅度大约是75%到66%。与此同时,富人重新获得的利润和高收入增加了财政供给。在金融市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贷款。
4.投资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1990到2007年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己从国家收入的22.5%降低到了20.7%。这一数据似乎并不惊人。但数据却将实际投资和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作为衡量GDP的手段,却和人类福利无关的军事开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因为资本家享有共同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机去从事可能会增加生产规模的经济,社会活动。到了2007年,美国只有7%的投资用于制造业,40%用于房地产。企业以它们的利润为生,并利用利润进行投机活动。一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生存领域耗费较少的行业。一幅漫画讽剌全球化是一场社会底层的竞争,因为企业总是迅速地冲向世界各地去剥削最廉价的可用劳动力。
5.强制一体化
许多不发达国家被强制纳入一体化进程中。这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调整政策的其中一项。就像现在的紧缩政策,整合既包括降低国内消费(工资和公共支出),也包括扩大出口一赚取硬货币来偿还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这种高速发展转移了实际收入。但在中国,作为社会总财富的工资也出现了降低的情况。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以用来投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需求问题,因为它的大量商品销往外国,发达国家的市场。在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000亿美元。即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小于美国财政赤字的二分之一,投资额,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意味着对进口的过多依赖,只能通过继续提高债务来买单。
美元在全球范围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沉浸在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而幸存贸易逆差的现状。大部分的贸易都通过美元交易。而美国也要美元来偿还债务。贸易顺差的国家积累了美元储备,并通过维持他们自身货币的价值和支持美元体系来获得既定利益。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是存在保险库里而是用于再投资,特别是投资于贷款给美国以帮助美国人维持利率水平,进行股票投机活动。
让工人花钱,是资本家们唯一真正了解的策略。紧缩政策加剧了那些触发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大量的失业和持续的工资降低己经减少了美国的消费(包括它的进口),也降低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但这同时增加了全球范围的需求问题。在金融信心被重拾的地方,也会出现新的泡沫经济。在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就是明证。
6.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
现在己经出现了很多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希腊的总罢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金融投机能够而且应该被限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工资的增加和国家的重新定位来剌激投资将三解决这种不平衡的优化方式。但是这些改革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似乎是令人不快的。但最终,反对紧缩政策的活动很快会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场系统的改革-一资本主义被推翻。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劳动的二重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来源
(一)威廉・配第是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研究者
威廉・配第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是由被马克思称为“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的威廉・配第第一次提出来的。
威廉・配第指出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他说:“自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谷物的价格,在一个人能生产十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要比一个人只能生产六人所需的谷物的时候,来的低廉。”这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谷物的价值量就降低了一半。威廉・配第又说,“一百个农民所能作的工作,如果由二百农民来作的话,谷物就会涨价一倍。”当然,威廉・配第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自然价格”,但他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就个别问题提出来,然而他的个别观点最后用劳动价值论把彼此联系到一起。因此,恩格斯称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二)亚当・斯密的价值论
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776年,以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为标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建立起完备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他的理论有重大成就也存在缺陷,具体体现在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方面:
斯密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 通过以上的论断,斯密 认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的源泉。显然,在探寻商品价值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上,把使用价值排除在外,这是斯密的理论成就。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商品的本质、没有深刻理解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理论不足,致使他抛开使用价值而集中探讨交换价值。
(三)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19世纪初,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对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做了最后的结论。李嘉图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以分配论为中心,以价值论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来论述自己的劳动价值论观。李嘉图坚持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尺度的正确观点,纠正了斯密关于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也有交换价值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李嘉图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劳动生产率成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在于量方面,这一差别的存在不影响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商品价值除了包含着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价值是第一因素,收入是派生因素,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入不改变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事实。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挖掘劳动者潜能
社会生产力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价值论认为,在生产要素中,首先应该突出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因为“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因此,重视生产力,应该首先重视劳动和劳动者;解放生产力,应当首先解放劳动和劳动者;发展生产力,首先应当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效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属于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激发劳动者的创造潜能,创造社会财富。
(二)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社会正常劳动生产力为准,同时承认不同生产主体劳动生产力水平差别。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承认这种差别,这就迫使每个生产者为了争得各自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的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能延长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大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少量的使用价值。正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科学含义,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1.
[2] 赵庆元.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当代阐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3] 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M].商务印书馆,1978.
[4] 马克思,恩斯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73年,第二卷,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