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考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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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地方政府;决策;借脑;外脑;土外脑;洋外脑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2-0045-05
一、地方政府借脑现象
近年来,地方政府为了谋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良方,纷纷寻求引借“外脑”的智慧,通过引入政府之外的机构、组织或作为机构、组织代表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来启发或帮助政府决策。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已历经10年,外脑思维提供了大量“锦囊妙计”,有力地启发、帮助了广东省政府的发展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的制定。譬如,日本丸红株式会社提出的“建设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议,推动了广东省公布实施《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专题规划》,其对于国家发改委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中提出与港澳“共同打造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具有重大参考价值。西门子公司的“成立广东高速铁路实力中心”建议促使“中德(广东)高速铁路实力中心”成立,对完善区域城际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和研究大有作用。在其他地方,先后有上海市的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武汉市政府的国际咨询顾问团,还有北京、江苏、重庆等省市引借外脑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等。
在地方政府极力推崇洋外脑的同时,一些本土专家、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去世界各地聘请一批洋智囊、洋高参、洋顾问,却没有充分发挥“土专家”的作用。虽然“洋顾问”也纷纷给出好思路、好建议,即使某些人戴有诺贝尔奖头衔,身居跨国公司要职,但他们毕竟大多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乡情;而“土专家”长期搜集本地各方面的资料,熟悉本地情况,对地方政府决策更能发挥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作用。除此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同样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如果无法去世界各地聘请一批洋智囊、洋高参、洋顾问,就去北京、上海,天南海北地请知名专家、权威学者,而不太重视运用本地专家、学者的智慧财富。
与中央政府不同,地方政府没有像中央政府那样拥有最高端的智囊,最丰富的咨询团队,最广阔的信息网络,最强大的对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中介组织的号召力。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借脑”就显得格外重要。外脑在设计和实施更好的公共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能够帮助地方各级政府决策者认识面临的挑战,作出正确的政策反应。本文试图探讨一个成功、有影响力的外脑有哪些功用和必要条件以及地方政府借脑的要点。只要我们把握了外脑的一些基本要素和原则,不管“洋”、“土”、“外”、“内”,都要借之以发挥其作用。
二、外脑对地方政府决策应起到的功用
(一)帮助地方政府决策者形成客观的思路
外脑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使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符合客观实际,从而有助于地方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符合客观实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实中,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地方政府决策者得不到全面的信息,最终形成歪曲事实的思路，导致地方政府决策失误。因为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很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果想获得真实的信息以及吻合实际的思路,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可能被具有某种利益倾向的信息所左右,而在克服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外脑能够发挥独特的功用。
(二)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信息、判断依据以及咨询服务
外脑可以根据所服务的政府相关机构的需求,给予政策建议、咨询意见,主要包括专项研究成果、调查材料、考察报告等。外脑的研究及其思想只有具有前瞻性,才能提出政策建议，例如指导方针、地方发展战略、政策框架等等。虽然地方政府决策者不会完全依赖于外脑,但在现代社会波诡云谲的复杂经济、政治、社会运行中,地方政府决策有没有发挥外脑的功能和作用,决策效果是不一样的。
地方政府借脑引发的“外脑”思考(三)使地方政府决策者快速达到“专业化”
现代社会越来越专业化,使得政策制定者在作出决策时,无法掌握相关信息和专业知识;同时,受到现代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时效性约束,决策者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有关政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领导者缺少时间和必要的专业知识来阅读和了解专业研究文献;而外脑组织或专家大多数在某个领域具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可将那些象牙塔中的复杂理论体系简洁化、通俗化为政策知识,为非专业的政府官员提供咨询服务。因此他们“扮演了联系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这两者的角色,从而让政策制定者易于理解和便于采纳”。
(四)给地方政府提供方案选择
当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竞争日益激烈,是否提出最佳的地方政府决策方案在政府治理中具有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决策过程就是最佳方案的选择过程。而优秀方案的提出就需要政府借脑,发挥外脑的特殊作用,而不能单凭政府部门自己“拍脑袋”。这对地方政府取得竞争优势大有裨益。外脑的巨大功力就来自于为政府提供更优秀的选择方案。在国外,加拿大学者唐纳德?埃布尔森研究一些美国知名智囊机构发现，这些机构虽在不同环境中发育,但都鼓励政治信念各异的学者调查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并且这些机构的首要目标不在于左右政府决策过程,而在于作为一个政策提供的可选择性渠道。
智慧城市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间艺术 文化生态 传承意义 保护方法
一、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生态与民艺的生存、发展的密切关系
这些年来，对民艺各方面的思考从未间断过，民间的剪纸、年画、刺绣、皮影、印染、民间玩具等具有较强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多是注重造型艺术的民间美术。而同时，隐藏在民艺作品背后的深沉的文化背景和民间文化底蕴，不仅有着比艺术作品本身更深的内涵，而且更全面的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也能够更好地解释民艺作品的诸多意义，使我们真正了解到民艺、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这些生动的民艺、民俗、民风、民情恰似一幅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画卷，向我们展示了民间社会多姿多彩、深沉丰厚的文化和生活情景。当然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就不只是艺术学的课题，还包括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哲学、美学、历史学、民族学等，都是研究民艺学的重要参照和支持，与民艺学水融、不可分割。
民艺作为一种生活形态的存在，使我们更深切的意识到它在民间生活中的意义。作为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民艺的生存发展，或者演变传承，更深刻地受到了民间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影响。民艺的消失、发展、衰落、严峻现状等都源于民间文化与民间生活传统形态背景的改变。社会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民艺的研究、保护、整理和拯救很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现今对传统文化状态下、传统生活状态下民艺的记录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保护文化生态的重要意义
人类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人，同时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生理功能的发展进化，同时又是在文化进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也是人类与外部环境相协调和适应的手段和途径，因而文化的性质和特征与人类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种族、地域的文化现象、文化差异、文化模式，是人类为了适应自然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所作出的选择。我们所理解的文化生态的观念是在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背景下而产生的。
人类追求自身尽善尽美的生活空间，是建立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更不能丢掉几千年的文明成果，破坏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民间，那些错落有致的村落布局，那些与身体相依的服装饰品，是一种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文明传统，我们不能要科学就忽视人文，要现代化就丢弃传统的愚昧做法，社会的发展也绝不允许以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来残害传统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精神为代价。优秀文化在当代是一种无形的资源，那些传统手工技艺、审美情怀、营造法式、风水学说等，无不暗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始终关怀着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不保护具有传统风格的建筑物，也许再有半个世纪我们的国人将无法了解中国传统的民居或市井风情，如果我们依然没有意识到文化会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那么尽管传统手工艺已走过了几千年，它将不再有生存空间，成为一种遗失的文化。其实文化恰恰需要的是民族化，需要个性化，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课题的主要出发点。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保护文化生态的重要意义。
三、传统手工文化生态保护的方法探讨
文化生态的遗存是丰富的，许多是我们缺乏和无知的。那些一字不识的民间艺人能讲诉动听的民间故事，那些不懂艺术的老太太能用一把剪刀剪出绝妙的水浒戏曲人物，无论是铁匠的打造，木匠的木作还是妇女的纺花织布、穿针引线，无不透露出才艺和智慧，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和文化精神所在。民艺资料的遗存在逐日减少，而且搜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一些优秀的民艺品类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渐趋消亡。特别是随着人类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身边的民间手工艺品、民间交通工具、纺织工具、生活用器用具等每年有多少消失甚至受到人为的丢弃和破坏，我们没有理由不像保护生态平衡、保护珍惜动植物那样保护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手工文化，保护正在遗失的传统。
保护的具体方法值得我们探讨，首先应以采风为基础，然后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进行个案分析，写出考察报告，这样的采风不仅具有比历史文献更广泛而直接贴近对象的优势，同时对发掘、搜集、保护传统手工文化品类和技艺有直接意义。同时除了深入民间考察采风，获得第一手资料，保护行动也需要同时进行。建立民间艺人档案、建立指定的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域、建立文化旅游立项、建立民艺资料馆所、设立民艺研究机构。有条件的城市科研院所设立民艺作坊，鼓励人人参与，体验民间生产，这既是民间文化的普及，又可以成为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一种调节方式。另外，可在大、中、小学开展民间工艺类课程，开发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普及、学习、借鉴民间技艺。对民间工艺理论、技艺、历史等的整理与研究则需从一个较高的层次来着眼，将“民间文化生态保护”纳入全民教育领域。如对民间生活方式史的研究，对民俗与民艺的研究，对民间技艺、口诀、谚语的研究，对民间工艺、技术、工序的研究和记录等，对某些失传民艺的抢救与保护，对历史形态与现存形态的民艺的比较研究等。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部分地区和有关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保护工作已日渐起色。
智慧城市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南京师范大学赵寄石教授是中国大陆幼儿教育界具有很高学术声望的幼儿教育专家。1921年，赵寄石出生于南京一个牧师家庭，民主开放的家庭氛围，使她享受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这也是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为人风格和谦逊博爱的人格形成的重要条件。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后，她被保送进入苏州景海海女子师范，毕业后留校，在附属小学和幼稚园工作。从婴儿院、幼稚园一直教到小学一、二、三年级。正是在这些年间，她与2-8岁的儿童及他们的家长建立了感情，也感受到了与比她大很多的其他教师共事的乐趣。这八年的经历，为她进入学前教育学术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8年，赵寄石赴美留学，学习幼儿教育。1952年回国，任教于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幼教系，先后从事幼儿园自然教学法和语言教学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阶段，通过对教育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了解，尤其是通过与基层普通民众的接触，坚定了她教育为大众服务的思想，这也是指导她以后研究和工作的重要信念。
恢复幼教 引领建设
20世纪70末，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赵寄石教授在唐淑教授的配合下，负责恢复学前教育专业和带领同事们进行学科建设的工作。从教学和研究队伍的组织，新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的拟定，一批新的课程的开设及相关教材的编写，专业基础研究的展开，团队研讨活动规范的建立等等，赵寄石教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赵寄石等老一辈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关注理论前沿、注重教育实践这一陈鹤琴先生倡导的学科建设原则又得到了发扬和光大。在赵寄石教授的倡导和带领下，教师们深入幼儿园，开展各科教学法的研究，为进一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赵寄石教授不断从理论上思考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在培养目标、队伍建设和研究方向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在《重新思考学前教育专业》和《90年代高师学前专业面临的挑战》等文章中，赵寄石教授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前专业建设提出了很多极具价值的观点。她指出：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改革，首先要从学前教育基本概念的变革中引伸出来，要关注学前教育的内涵的变革，如年龄的下延、服务范围的伸展等，将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办成培训和科研一体化的机构，拓宽高师学前教育的服务范围，高师的服务和研究对象要扩展到从出生到入学前的儿童，要研究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的保育和教育。
赵寄石教授特别关注教学和研究队伍的建设。在完善基本的学术团队的同时，倡导研究人员出国进修和深入实践，鼓励年轻教师留校任教后首先深入幼儿园进行实践锻炼。赵寄石教授还非常重视研究团队的讨论和研究，还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交流。
锐意改革 探寻真知
赵寄石勇于正视幼儿园教育尤其是幼儿园课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并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探究。她在幼儿园实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结构主义的理论和陈鹤琴等的课程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教育”的思想，并在幼儿园中实践这种思想。“综合教育”的提出，在当时过于一统化的采用分科课程的背景下，对于当时幼儿园课程理论和实践来说，这是一种重大的震动。综合教育的实验研究，拉开了我国声势浩大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序幕，对解放学术思想，促进教育观念更新，促进幼儿园课程的多样性和适宜性起到了重大作用，当然也对幼儿教育的成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当然，对综合教育的研究，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或者是反对的意见。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赵寄石教授很平静地说，我们是在为孩子做事，我们继续为孩子做事。在“综合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她经常深入到班级中，深入到教师和儿童中，践行行动研究法。在不断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幼儿园综合课程的基本结构、综合机制及实践策略。“综合教育”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综合教育”本身，它让很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解读到了这样的理念：中国的幼儿园课程不应该一统化，一切适合于幼儿发展的课程都值得去探究。
在城市幼儿园综合课程研究的基础上，赵寄石教授带领一批教师深入农村，开展农村幼儿园课程的研究，并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七五”重点课题“农村学前一年综合教育”的研究。赵寄石教授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农村，有时跟随孩子们来到村庄和田间，观察农村文化背景中的幼儿园活动，关注农村的幼儿园的课程开发。从80年代末起，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扬州邗江、南京江宁、常州武进、无锡锡山和宜兴、徐州睢宁等地的农村幼儿园。当时的交通条件还不发达，有些山路还要坐拖拉机进去。赵寄石教授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克服了各种生活上的困难，全力投入到研究之中。90年代初，课题组出版了《农村学前一年综合教育课程》，发表了近二十篇相关的论文。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在1992年OMEP大阪会议上进行了交流。
在赵寄石教授的带领下，90年代中期，南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研究人员又开始了幼儿园领域课程的研究。该研究一方面试图整合过于分散的课程内容，将相关的学科整合为相应的领域，同时确保经验的系统性；另一方面，使重要的学习经验不至于遗漏，使幼儿教育真正促进幼儿的全面和谐发展。1996年，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套以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及艺术五大领域为组织线索的幼儿园课程方案，并在随后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实践研究。近年，对幼儿园领域课程进行了改革和发展，尤其是更多的关注不同领域之间课程内容的相互渗透。刚出版的由赵寄石和唐淑教授领衔主编的《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是对领域课程的一种改进和完善。
在实践研究的同时，赵寄石教授还深入讨论幼儿教育和幼儿园课程的理论问题，系统的提升幼儿园课程建设实践的经验。在幼儿教育的基本价值观念、幼儿与教师的关系、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结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机制、幼儿的智力发展与教育、幼儿语言发展与教育、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发表了很多的学术论文，也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赵寄石对幼儿教育的理论建设总有一种宏观洞察和高度把握的能力，先后提出用“结构主义心理学理论”、“生态学的观点”和“持续发展的观点”等理念来研究幼儿教育，并将这些观点运用到幼儿园课程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赵寄石教授在《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幼教科学努力奋斗》、《我国幼教科研的发展与展望》、《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而努力奋斗》等相关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她对于幼儿教育研究的见解。如，她在80年代末提出，学前教育的理论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原有体系中的概念、变量、陈述、格式等理论基本要素重新进行考察，加以确定、调整、更新、充实；同时，对原有体系的基础理论，即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新发展加以探讨并吸收，从而构建基本理论的框架。二是80年代借鉴吸收国外新的理论观点，直接用于指导幼教实践。对这些实践研究的过程和成果进行概括，探讨其中的规律，就能建立起技术理论的框架。赵寄石教授的这种理论建设思想，一直是指导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的重要思想。
广泛沟通 积极借鉴
在关注本国学前教育研究的同时，赵寄石教授非常重视开展国际交流。从80年代起，她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接触国外幼儿教育专家。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中国建立幼教合作项目，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期唯一的与儿童基金会合作的单位，作为该项目的重要负责人之一，赵寄石教授积极推进各项合作工作，在项目计划、实施及成果推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还亲自关注资料的翻译工作，并培养年轻教师和学生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能力。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受到联合国儿基会官员的高度评价，也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进一步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赵寄石教授多次赴国外考察及参加国际幼教学术会议，为中国幼教界参与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考察交流的同时，赵寄石教授非常重视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和思考。比如，80年代初，赵寄石教授随学校考察组，访问了墨西哥、美国及英国，回国后，她一方面介绍在国外看到的先进的实践，与此同时，她也比较分析了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在赵寄石教授起草的国外考察报告中，都有思考和启示的部分，也正是在不断对外交流和思考的过程中，在对本国现状不断思考和审视的过程中，孕育了她关于学前教育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思想。赵寄石教授深知了解世界幼儿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她自己亲自为本科生开设“外国幼儿教育”这门课程，还编写了讲义及外国幼儿教育文稿，并积极扶持国内的年轻学者编写相关教材。赵寄石教授的“外国幼儿教育”课，资料详实，“说”与“思”并重，任何理论观念最后都落实到我们的教育现实之中。
转贴于 扩展领域 辛勤拓荒
在当代中国幼儿教育界，赵寄石教授德高望重。她从事幼教工作半个多世纪，把全部的生命与幼教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近十年，赵寄石教授又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她引导年轻的研究人员关注比较教育、教师教育，并努力为年轻教师的申请科研项目提供帮助和服务。她自己又向新的研究领域迈进。她特别关注托儿教育，经常深入托儿所关注一岁半至三岁孩子的活动。她和托儿班的老师一起研究托儿的发展特点和学习特点，研究托儿课程的组织和实施，她们的研究成果——《托儿综合教育课程》已于90年代出版，并在更大的范围里进行实验研究。赵寄石教授高度关注家庭教育，她对家庭教育的研究，理性中透着浓厚的情意，循循善诱又言之成理。她认为，在学龄前这个关键阶段，成人的不同态度会给孩子以不同的导向，造成以后不同的结果。若能在幼儿阶段因势利导，支持鼓励，放手培养，就会逐渐形成孩子的独立性；若事事包办代替，孩子自感无能，必然导致依赖性。从小养成独立性，一辈子受益，依赖成性，非但难改，而且贻害无穷。她特别强调要珍惜幼儿的自主性，要让幼儿拥有快乐的童年。她的《育儿之道》及《家庭教育小议》等家庭教育手册，深受家长和研究者的喜欢。赵寄石教授在研究幼儿语言教育的基础上，还开始了幼儿英语教育的研究，并受到了很多实践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当我们看到80多岁赵寄石走进幼儿园、托儿所，当我们看到她在一群蹒跚起步的孩子中间，不时的与孩子们交谈，不时的倾听和观察，我们无不为这个场景感动！我们可以确定，这就是这位老人最重要的生活。正是这个老幼亲和的世界，不断地激发着赵寄石教授的思想和智慧，让她向着一个又一个专业领域前行。
博爱谦逊 扶持后学
赵寄石教授的博爱与谦逊感染了很多人的心灵。她总是为他人着想，谦恭宽容，远离功名。她总是耐心的倾听别人的意见，肯定别人积极的方面。从大学的同事到幼儿园孩子的父母，从城市的幼儿教师到边缘山村的代课教师，都感受到了她的博大的胸怀和博爱的品格，都能在与她的交往中感受到一种关爱、尊重和激励。有些农村甚至边缘山村的幼儿教师突然造访，赵寄石教授总是热情接待，耐心倾听，积极鼓励，有时还给予生活上的帮助。全国各地的幼儿教师只要给赵寄石教授写过信，不管她（他）深处何地，总是能收到赵寄石教授的回信。
我们这些在赵寄石教授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得到过她的真切的关心和帮助。赵寄石教授关心身边每一个人，在她眼里，任何人都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所以她对大家没有远近亲疏，对任何人一视同仁，都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关心。90年代初，赵寄石教授领导的农村幼儿教育研究课题组的报告被幼儿教育国际大会接受，作为第一作者，赵寄石教授放弃了参加会议的机会，把机会让给年轻教师，并帮助年轻教师准备发言提纲，修改英文稿。有些教师身体不是很好，赵寄石教授总是利用外出的机会，为他们寻找相关的资料、保健品。这类事，在赵寄石教授的生活中的经常发生的。国内其他的师范院校也有很多教师得到了赵寄石教授的热情帮助和关心。可以说，只要在赈灾、救助的地方，就能感受到赵寄石的善心、爱心。赵寄石教授的为人感染和激励了很多人，她的品格和学术思想将会指导和激励人们为幼儿教育事业的辉煌而不断奋发努力！
参考文献
智慧城市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正 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还应该提及的是，美国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气象资料。19世纪早期，美国军队军医处就开始记录许多军事据点的气象情况，此后，美国军队管理局开始建立气象站。自1891年以来，美国气象局及后来取代它的联邦海洋与大气监测局，负责搜集全国的气象资料，并逐月发表《气象数据》(Climatological Data)。这些信息为环境史学家重新审视过去提供了参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