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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摘要〕文章基于国内顶级期刊数及新华文摘转载论文数,构建了人文社会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指数,以此对中国主要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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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rticle number published on the domestic top journals and reproduced on the Xinhua Abstract, a quality index,model for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s built. And the medel is used to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p 10 institutions in China respectively are Renmi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Fudan University.
Key words: evaluation; research quality index ; ranking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评价体系 评价理论 评价应用
中图分类号: G3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6-0133-02
从科学研究活动产生时,就产生了科学研究评价。随着科学研究活动不断发展,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展,科学评价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价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规模和职业化程度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然而在其发展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在学科建制的发展上,运行机制过分市场化倾向、学术失范;在学术精神、学术传统的传承上,浸透着过多的学术功利性;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管理上,成果评价行政化、非规范性。这些行为与现象的蔓延,已经引起学界及社会的普遍关注并严重阻碍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症结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错位和失范。
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与完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2012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本书”)。本书是邱均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的优秀研究成果,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该书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和理论建树,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施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
科学评价体系是学术标准、学术价值、学术方向和学术期望,其核心是决策者意志和现行价值观结合的一种浓缩体现,是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培育及发展的内容。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而且数量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内公认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本书开创性的提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本书提出 “评价体系”是评价活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运行机制的总和;包括评价的不同主体、对象、目的、标准、程序、方法、工具、指标、制度规范,其相互关系、制约条件、组织系统等。并运用一定的评价理论,同时考虑评价活动的外部环境,提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总体框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包括四层结构:(一)学科发展评价体系、(二)学科研究评价体系、(三)学科教育评价体系、(四)学科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其中学科研究评价体系是重点,包括:(1)科研计划评价、(2)科研项目评价、(3)科研成果评价、(4)科研机构评价、(5)科研人员评价。科研成果评价是核心,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研究中,又包括①国际评价比较分析、②评价理论研究、③评价方法研究、④评价指标体系研究、⑤评价机制研究、⑥评价实例研究、⑦宏观发展研究、⑧评价结果管理应用。
2 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紧密结合
评价学是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而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又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当前评价学发展中存在着的重要问题是怎样将评价学理论和方法与评价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方法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沿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实证与应用”这一思路进行了阐述。
本书考察了当代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现状,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研究的规范性,重视数据和实证;对同行评议的研究,重视基本概念和程序,逻辑分析严密;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包括各种科学计量学方法的应用。然而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之中,国内的研究规范性上普遍不够,实证性普遍较弱,以思辨性的研究为主;对定量评价方法的研究侧重于指标打分的计算处理模型方面,对科学计量学及定量评价的本质等重视不够;从许多关于“指标打分法”的研究来看,依靠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很多。
本书在深入探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体系、分类体系、运作体系、指标体系、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机构及项目评价的研究理论问题基础上,对相关评价理论进行了实践应用。进行了h指数用于科研人员成果评价的探索实践,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的探索实践,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本书还详细介绍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3 研究方法科学
本书采用了一些科学的研究方法,保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可靠性,论证的充分性,主要包括: ①对比分析方法,例如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机构及其评价进行了比较;②实证方法,例如本书进行了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的h指数的实证研究,包括作者、期刊、研究院所、研究专题的h指数分析,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包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的实证分析;③分类方法,例如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要素进行了科学分类,根据见诸于各类研究文献中的名词、概念,通过逻辑分析,归纳总结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要素包括:评价主体(委托方、评价方、被评价方),评价对象,评价目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数据,与评价结果等10个基本要素。本书在分类基础上对这些各类要素作了分析。
4 价值巨大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第一本理论、方法和实践相结合的全面系统的专著,本书既具有很高的科学理论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论贡献方面:由于当代科学评价工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科学评价系统是社会活动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涉及到众多的理论问题。本书不仅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而且还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其他方方面面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的重要理论问题有: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体系自身的构成、梳理和构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社会环境体系及其对评价活动与研究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体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规范体系等。构建了系统的、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因此在我国评价学领域具有非常高的理论价值。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同志在“2011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专门提出了“以改进科研评价为突破口,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要求。新时期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同时也对研究工作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1.1评价的科学性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的工作,其成果评价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基础工程,不能单纯采用一个或几个指标来进行评价,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和完备的指标体系。
1.2导向的合理性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目标之一是引导科研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高水平研究成果的产生。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目标决定了,评价体系要引导高质量、更高水平成果的产生,而不是看重数量。
1.3指标的可行性
评价体系中的各类指标要尽可能明确和简单,在评价过程中应可量化、具有可操作性。指标的设置应恰当、合理,评价分值应能正确反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1.4学科的平衡性
评价体系应能照顾到不同学科,评价标准能够适应于不同的成果形式,同时通过评价促进各学科间的平衡。在设计学科指标时应充分考虑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指标的兼顾,保持合适的权重。
2现行评价采用的主要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2.1同行专家评议法
这是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评价方法之一,同行专家评议是指由从事某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工作的价值或重要性的机制。这种方法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评价内容的本质,因为只有同行才容易对同行的学术水平、工作质量做出准确的判断。一般分为通讯(网上)评审和会议评审两种。同行专家评议能够对成果水平有一个科学、总体的评价,但由于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难免存在情感倾向、个人喜好、领导干涉和本位主义等方面的问题。
2.2刊物(出版社)级别判定法
在论文或著作的发表过程中,编辑部要通过形式初审和编委专家评审等多道程序方能决定是否采用,因此文章或著作的发表(出版)本身就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水平,高级别刊物(出版社)为了维护其公认度都会对发表的文章进行严格把关。但是由于刊物涉及学科多,各学科文章的发表难度不一。同时存在众多国内外机构对刊物的收录或定级,定级标准和方法无法统一。
2.3成果量化评价法
量化评价就是将刊物级别、论文的篇数和字数等定性指标转化为数量化的评价指标,这种评价方法客观性强,没有主观的情感因素在内。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为意识形态领域成果,不易科学量化。同时靠数量堆砌对比进行成果评价,只会引导产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和诚信丢失的风气。
2.4成果被引(影响)评价法
对基础研究来说,以成果的被引用、索引情况来评价成果的质量也是目前国内外通用的一种方法。目前比较认同的有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ISSHP(国际学术会议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于应用研究来说,以调研报告被审签和转化为政策文件等方式,来确定成果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评价方法注重了成果的认可度、后期影响和产生效益,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效益滞后、价值隐性,被引和转化效益需要在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内才能体现出来,给评价造成了很大的难度。
3如何建立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体系
3.1完善公开、公平、公正评价制度
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必须坚持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准则,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公开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建立相应的监督、公示、反馈、申诉和举报机制,确保评价工作的公开透明和阳光运行;同时,要通过异地评审、完善专家库、规范专家遴选机制、匿名评审等方式,提高评价的公平性;最后,保证专家学者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从学术创新和贡献的角度,对研究成果采用科学的方法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3.2以质量为导向,促进高水平创新成果产生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促进更多高水平、一流学术创新成果的产生,因此评价工作要坚持科研评价质量第一的理念。正确理顺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将质量理念始终贯穿于评价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逐渐改变简单以成果数量多少来评价业绩的做法。可采取代表作或限定数量等方式,更加注重成果的学术原创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把是否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等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
3.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论文摘要:文章以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组织特点、经费支持及其发展趋势,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描述、解释体育自身的现象与问题,提高它的实际应用价值的同时,正在进入更高的学理探讨的层面,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展开一种学术性的对话,从而共同参与对于这个世界的话语建构过程。
20世纪以来,体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影响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围,已经辐射到了社会的许多层面,包括政策法律、历史文化、社会心理、产业经济和大众传媒等等方面。因此,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体育问题,不仅是体育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有关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比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的经典著作《区分》(distinction)中就以大量的篇幅分析法国社会中的体育分层现象,以此来论证他所提出的有关资本、惯习以及场域概念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所具有的意义。
今天,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众多分支领域,这些研究在不断形成各自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同时,也参与了对于体育活动的社会性建构。它不仅丰富并提高了人们对于体育问题的认识,并且以多种方式对于体育运动的健全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体育作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公共性活动,日益成为一种公众性话题,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透视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变迁状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
在这种背景下,国外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与以前相比,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视与关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以日本的事例为中心,以体育社会学研究为主要对象,对国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科学研究活动,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是一种个体行为。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组织化,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一个被组织化的社会。不管社会的形态如何,今天的科学研究活动都会在一定的组织状态下得到展开。这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
作为一种有组织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起步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而在这之前,有关体育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用自然科学,特别是运用人体科学的方法。比如1928年在阿姆斯特丹第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时举办了冠以运动医学之名的第1届体育科学大会。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科学应该是无所不能的。间题是西方人所理解的科学,也即SCIENCE,几乎特指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科学,而奥运会竞技中的胜利至上主义更使体育研究中偏重自然科学的倾向得到强化。
在充分展示了现代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恶梦般现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对被奉为神明的科技理性提出置疑。海德格尔非常尖锐地指出:技术不仅成了掌管日常思想的手段和形式,甚至生命的本质也被迫把自身交付给技术制造去处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在他的代表作《批判理论》一书中则断言:科学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掩盖了社会真实矛盾及其过程,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的正确理论,去反映社会的诸种矛盾。总而言之,人们开始反思自身所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的状况及其意义,这就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传统的复苏提供了契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风靡世界的景观仅仅是为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隆重推出提供了一个佐证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于体育问题的研究则一改自然科学方法独步天下的局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终于登堂人室。在一些国家的大学里,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等分支学科得以建立,一些体育研究所开始组织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课题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领域的国际、国内学会逐步得到设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进人快速发展时期。
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如何被组织的
一般来说,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每个国家特有的体育科研体制有关,而这种体制又会受到各国体育管理体制基本特点的影响与制约。
如果对各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做一个大致归纳的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府主导型:又可分为中央政府主导(如法国、希腊等国,我国也可以归为此类)和地方政府主导(如加拿大和比利时)两类。
2.行政法人型:典型的有英国的体育评议会(SPORTS COUNCIL )。
3.社团与行政混和型:如德国,政府内务部一德国体育联盟
4.社会团体主导型:如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这里讨论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问题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是如何被制度化的,二是这种研究是通过怎样的社会途径得以开展的。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主要分布于一些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体育院校之中一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不断完善过程,同时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在这些高校中得到不断发展的过程。目前。一些国家的体育院校基本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包含体育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课程体系,而承担这些课程的专业教师大多为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主要力量。如拥有6000余名会员的日本体育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来自于大学教师。又比如在俄罗斯,相对于4所体育科研所的450余名专业科研人员,各体育院校的专业教师接近8000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布在此昭然若揭了。
其次是一些体育研究机构。如体育研究所等,其中包括具有公共团体性质和民间社团属性的两种。前者如德国的联邦体育科研所,它成立于1970年,是德国内政部直属的国立体育科研机构,以组织和协调全国体育科研工作和提供体育信息服务为主。该所设立社会科学和体育文献信息部,以体育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为主,兼顾体育经济学、法学、史学、哲学和政治学。民间研究机构如日本SSF笹川体育财团.它以支援大众体育的发展为宗旨,同时组织力量开展以大众体育为主题的系统研究,至今已公开出版影响深远的《大众体育白皮书》等书刊,引起体育界及其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
同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一样,目前国外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各种学会的活动而加以开展的。这种学会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最近,区域性的跨国学会以一种比较快的速度建立起来。除历史悠久的北美体育社会学会、体育史学会外,即使在亚太地区,规模不等的区域性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团体组织也建立起来并开展了各类学术活动。
根据这些学会组织的收人来源,可以大体将其分为三类,一是完全依靠会员所交纳的会费或个人与团体的捐款进行活动的。北美的学会基本如此。二是主要借助于会员的会费,同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若干资助的,如日本体育学会。三是既有特定出资企业的赞助金,又有会员会费的收人的学会,如日本体育产业学会,它的主要出资企业为日本体育产业团体联合会,在这个联合会里包含了美津浓、阿西克斯等体育企业。
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
不言而喻,研究经费的保障是体育社会科学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通过对一些国家科研经费来源情况的考察,可以将其大致归类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有关部门的研究基金。前述德国的联邦体育科研所,其研究经费全部由国家供给,自身绝无创收任务。1993年的经费为1257万马克(约合7200万元人民币).其中课题费为397. 5万马克。每年的课题约为23个。平均每个课题约5万马克。其中申请课题和委托课题的比例约为19:4,也就是说,这些研究经费除了提供给所内研究人员外,同时面向社会,从而起到组织与推动整体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俄罗斯的一些国立体育科研所基本也是同样情况。
又如“日本学术会议”这一研究组织。它是所属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统合性学术团体。代替文部科学省协调管理全国所有经过注册备案的各类学术组织,同时接受各学术团体以及个人的课题项目申请,经审核通过后下达相应的研究经费。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组织也是同样,它专门用于国外高级研究人员在日本国内的访问研究或者合作研究。
3.社会团体的研究基金。1985年北美体育经营学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Sport Management)的设立,预示着体育研究领域中“产、学、研”三位一体研究模式的诞生。体育经营学领域的课题研究与课程建设通过教育研究机构与体育产业组织的沟通合作机制得到开展。在这一过程中,体育产业组织对于体育经营学的研究提供导向性信息资源及其经济奖励。
日本有较多的企业组织设立体育研究基金,如前述的SSF甚川体育财团。设立专门的体育研究基金,资助大众体育研究方向的课题项目。美津浓公司同样也专门设立了体育振兴发展基金,重点资助社区体育的发展项目,同时对体育学术团体及个人的研究项目给予资助。如日本体育史学会多次申请到美津浓公司体育振兴发展基金,开展大型的集体研究项目。
3.高校的研究经费。以日本体育大学为例.该大学每个研究室多会从学校分配到一定份额的年度研究经费,学校及其体育研究所另外设置一定的研究基金。供全校教师提出研究项目进行申请。这种研究体制基本上解除了教师在科研经费上的后顾之忧,保证了科研活动的计划性与连续性。
四、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特点
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其中不乏优劣不分、良芳不齐的知识霸权现象。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斯特对此评论说: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快速结构转型,人们在这一巨大转型面前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知性应对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种比任何时期都要繁荣的景象。
1、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并行。今天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对它做一个分类的话,可以列出无数个分支学科名称,专业的分化越来越细,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总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一个新学科的话,就会有冠以体育名称的分支学科。与此同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也体现了一种综合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体育的社会性问题已难以从单一的学科角度得到完整的解读,比如职业体育的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视角。同时也需要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教育学的以及传播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一个课题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具备多方面的学科知识,或者多方面学科人员的参与。
2、学科研究力量的再整合趋势。体育作为一个开放性的人类活动领域,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相关联,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源,因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体育现象或问题作为分析的案例展开各自的研究。从而充实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
前述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经典著作《区分》出版以后,在他的周围聚起了一批社会学家运用他的理论分析工具开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从而形成了被称为布迪厄学派的法国体育社会学流派。
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基本来自于体育院校的学科教师。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作为研究体育问题的分析框架,集中讨论了体育的政策体制、组织结构、群体关系和社会化等间题,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日本体育社会学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大学的社会学家为主体,结合部分体育社会学研究人员,独自成立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会,从社会学问题本身出发,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以及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等对体育与民族主义、体育与全球化、体育与社会性别、后现代体育、体育与共同体再建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从而将日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3.参与社会性话语的建构过程。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人在一种被约束的条件下再构了自己的世界。体育也是如此。它在受到社会多种因素制约的同时,也参与了这个社会的建构过程。尤伯罗斯独创的奥运会经营手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与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体育研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体育与共同体意识的关联间题、体育与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问题等,都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