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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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1.1个体功能

学习化社会理论所具有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为能够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发展,提高适应社会发展的谋生能力。学习化社会提倡学习者的自由发展和个性化的实现,个性化的核心是学习者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独特性的形成。学习化社会能够促进学习者自由、个性和全面的发展,个体的社会化是学习者个性和全面发展的体现。个体的社会化主要体现在学习者的价值观、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以及生存所必要的生存技能等方面。学习化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习者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高校通过促进学习者的社会化发展,学习社会生存的规则和行为方式,强化其社会角色,通过在高校期间的学习来提高社会生存的技能和手段,提高在未来社会生活中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提高学习者的生命品质。学习化社会理论能够引导学习者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念,改变其生活方式和人生的发展方式,能够帮助学习者满足其精神上的需求。

1.2社会功能

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随着学校教育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学习者的学习进程也已结束。但是,学习化社会理论则认为,随着社会知识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在其短暂的学校期间的学习是不可能获取人类所有知识的,即使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也是不可能全学完的。学校的教育具有相对的滞后性,这就决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使学习者获得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在结束学校教育之后,要不断的接受该专业领域的持续学习,将学校、工作和日常生活相融合进行终身学习,不断的促进学习者实现其社会化。

2对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启示

2.1实现有效教学

体育教育应该注重多元化的教育与创新,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化,有效提高体育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这是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发展的动力坐在。只有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够实现体育教育专业发展的突破。首先,这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教师水平的高低对教学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需要教师言传身授,没有高水平的理论知识和标准的动作指导很难达到有效教学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教学的资金投入。对体育教育专业而言,不仅需要专业的训练场所,更要在教育软件方面的投资。例如,现场观看职业球员的训练、录像教学等等,这些软件方面的投入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帮助。

2.2强化学习者的主动学习

传统的体育教育学习最突出的方式是填鸭式教学,教师通过言传身授让学生学会最基本的专业技术和理论。在这种教育观念下教师居于主导地位,学生只能被动的接受学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技能考试甚至成为了一个过场。学习化社会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赫钦斯认为:“教育不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责任[2]”。这就意味着体育教育专业需要以人为本,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方式,教师由原先的主导者变为引导者。教师通过“问题—构建”的教学方式,针对教学目标结合录像观察等方式提出学习中的重点与难点,引导学生去联系。其次,还要针对不同学生的身体素质来训练和指导学生,并帮助学生自我分析所存在的问题,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这些都有助于学习者由被动的学习转变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

2.3注重培养与完善学生的人性教育

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理想。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在不断的提高与发展,大学生更加注重个性的发展与张杨。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表现的更为明显,这就需要更多的关注学生的主体要求,挖掘学生的潜质,培养其健康完全的人格和品质。不仅要教授知识与技能,更要通过细节观察来发现学生的心理需求,并及时的给予引导与疏导,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观、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素质拓展、知识竞赛等形式来传播正确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促进学生人性的发展与完善。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社会学；常识；知识社会学；社会学智商测验

论文摘要：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但当今社会学概论教科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却往往存在偏误。本文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教师(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角度和专家与大众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指出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关系。只有综合三种不同角度的观点，才可以更为全面、深刻的理解这对关系的涵义。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之一。其中，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和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它也是社会学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对这个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学家们在林林总总的教科书中多少都进行过论述。不过，国内专家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要么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要么是只论述其中一点，而不顾及其它，造成误会甚至偏见。由于教科书面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书的偏误不可小视。本文在以往学界对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的探讨的基础上，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和综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会学教科书中能够较为全面的介绍这样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一、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

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透视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是指从专业／学科分类体系中怎么确立社会学自身的立足之地这一点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19世纪社会科学建立和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来。在已经拥有制度化支撑的社会科学诸学科面前，社会学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须拥有与其他先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诸学科更为独特的地方。

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从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会学”概念到涂尔干(EmileDurkheim)最先获得法国大学的社会学教职，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虽然没有明确就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进行说明，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就是科学自然优于常识。比如孔德，他把人类观念进步的阶梯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科学的阶段。孔德认为，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学科都为它做了准备，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在他的科学分类里，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包括常识，因为在科学理性的关照之下，没有任何属于常识的藏身之地。

涂尔干则在孔德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涂尔干指出，“孔德这种用历史发展的观念来解释社会的方法，与人们用常识来解释社会的方法没有多大区别。从表面上看，历史提供了社会进化的一个简单程序……因此，对于解释社会进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这样来解释社会，不仅是陷入意识形态决定论，而且是将与社会学毫无关系的概念当作社会学对象了。”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方法要求人们不要用常识代替科学，凡是未经科学检验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更不能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涂尔干看来，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性，所以当时的人们就用常识来解释它们。可是，社会学家不能这样，他指出，“社会学者在决定研究对象时，或者在讲授他的研究结果时，都不能乱用科学以外或没经过科学研究检验的概念。社会学者还应该清除常识导致的谬误和前人传下来的习惯中成为科学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应该明白这类常识和习惯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才不致于让这类东西在学说上占据重要地位。”

涂尔干关于社会学的方法论的主张，在其《自杀论》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涂尔干挑选了一个常识看来无非是极端个人化的行为，如自杀现象进行研究。通过对自杀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识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当然也包括当时心理学界关于自杀的很多观点)。通过这样具体的研究成果，涂尔干清楚的表达了他在社会学与常识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总之，在这些经典社会学家的眼里，树立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显然是要把它不仅与常识而且要与其他已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相区别，这在他们说来显然不仅是树立学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须的(我们只要看到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在创始社会学时在将她和其它学科区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从学科、专业／常识的角度看，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在社会学家作为专门职业的层面，也需要考虑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社会学作为社会学家从事专门职业所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很多社会学家为了求证社会学研究自身对于常识的合法性，往往对此加以说明论证。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看法，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有三个基本的区别：(1)目标。常识性知识关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动，是怎样以一种有意义的、可以预料的方式从事这些活动。相反，科学知识的基本目标是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当科学家出于个人的原因而尽力“证明”某种理论时，指引着他的就是常识，不是科学。(2)支持其理论的证据。常识性知识建筑在现行事物的基础上。科学则需要远为广泛的证据，他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收集起来的。在积累知识的过程中，科学家们甚至将努力证明其理论之不成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才能向任何一个接受所运用的证据的规则的人提供系统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证据，证明其理论之成立。(3)系统性。科学理论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过系统阐述的，而常识性理论则是想当然的，并且可能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常识性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这种区别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上。

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透视

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主要是指社会学家作为教师怎样在教学中阐明这对关系。在现代大学教学体系中，社会学概论课程是很多大学生的必修／选修课，对学习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社会学的入门课里，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同学们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理解好这个问题，可以为同学们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学习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在社会学最为发达的美国，几乎每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都会涉及到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社会学家WilliamE．Snizek为美国大学选修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会学智商测验(SociologicalI．Q．Test)。

这份测验由30个陈述组成，依一般常识来看，进行判断是没有问题的，难度似乎不大。但根据社会学的科学调查或社会实践表现得出的结论是，所有这些陈述的对错与常识的观点几乎都是对立的。这份测验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其结论不一定还适合已经变迁了的社会情境。但同时，这种测验的思路体现了撰写教材的专家们在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上希望透露给这些专业修习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测验，使学生们能够理解，常识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经得起社会学研究的推敲和考验。

在大陆，目前很多社会学概论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的思路，提出了社会学知识可能迥异于常识的观点(甚至在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证也是与美国教科书所引用的例证相同)。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学家刘少杰就在访谈中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进行过评论，其主旨也是与美国社会学概论教材的提法没有什么两样。国内近几年来出版的一些社会学概论教材，如张敦福主编的《现代社会学教程》、风笑天主编的《社会学导论》，朱力主编的《社会学原理》，王思斌主编的《社会学概论》等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国内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评论，仍是立足于社会学与常识的对立或者至少是有优越性的地方。也许，在他们的视野里，社会学当然与常识不同，甚至与常识的观点正好相反，否则就没有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从专大众的角度透视

如果说从专业、学科／常识的角度和从教师(研究者)／学生(学习者)的角度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这还是从知识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对关系的话，从专家与大众(门外汉，layman)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则远远超出了知识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讨论了社会学与常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从使用的角度来看，社会学知识至少不比常识拥有更多道德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会学与常识到底有多大的差异，而考察他们各自在社会生活中所应用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体的作用机制等等。

20世纪70—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专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此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也对社会学知识本身以及社会常识做了建构论的解释。比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常识定义为行动者关于社会生活的陈述性信念和社会再生产的条件。他认为主流社会科学——惯以纠正常识为己任，这就是偏见。在吉登斯看来，正统共识的支持者“设想社会科学的实践内容具有一种技术形态。社会科学纠正行动者关于社会行动或制度的虚假信念。如发生在自然科学中的情况一样，随着我们对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但是，这样一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确包含了对常人行动者所持的关于社会世界虚假信念的批判。但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论得以构成的背景、其实践的意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大为不同。社会科学关注持有观念和创造观念的行动者，他们会对他们的行动以及如此行动的条件做理论概括。社会科学涉及一种双重解释，因为在那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理论要发生效力的那个世界，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社会科学不必向身处其中的行动者解释社会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社会科学的技术观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概念是被制造来分析社会世界的，却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因此，社会科学的实践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当社会科学概念为常人行动者所接纳并融人社会活动中，它们自然成为社会例行实践中人人谙熟的要素了。这从社区、社区建设、社会指标、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等等社会学的专业词汇逐步推广到变成大众的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所以说，社会科学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为常人行动者的理论和实践所熟悉，它不会局限为一种专业的话语。

吉登斯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平也认为，与自然不同，在社会一人文环境中，每一个被专家视为“外行”的社会成员作为具有掌握知识和技能的行动主体都在时时处处参与着社会的建构过程；并且，这既是行动的过程，也是阐释的过程，而他们对在自己的行动参与下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的阐释，若照专家看来也许无非是“常识”而已。不过，情况也有正好调转过来的时候，所谓的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知识，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来，也不过是用某种学术语言讲述的常识。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识者和阐释者，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一人文的专业理论都是在被常人从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断进行再阐释着。正是这种“双向阐释”构成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质。

因此，从反思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等角度来看，常识与社会学的关系就不像前人所认识的那样是简单对立的。这些方面的认识，也使我们更加关注社会事实的主观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总的来说，从以上的三个角度考察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学知识与社会常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会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二者之间种种变化的关系。从这种知识社会学的考察结果来看，我们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会学与常识之异

社会学包括的不仅仅是社会学的知识，还包括社会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常识也包括常识性的知识、直接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法、直觉从众的思考方式。社会学与常识的区别关系也可以参照前述的常识性知识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别来看待。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凭个人经验和普通常识来处理日常事务与解释社会现象，这种方式也可以发展出知识来，就像传统社会以经验累积与传承来建构知识一样。“社会学”不必也未必能“导正”所谓“偏颇”的想法(因为“正”与“偏”是相对地)，但至少能提供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而这个解释通常是经由实证资料的搜集来支持或是经由理论逻辑的推演结果。由于现代知识的建构方式，通常强调“系统”而不是零散，重视“累积”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统”与“累积”的知识成为现代学术的特色。“社会学”的特色就在强调“系统与累积”，主要能提供我们一般性(即大数法则)的知识。当然这并不能说是“正统”知识，只不过是能透过现代“科学”技术或程序的“实证资料”来加以支持的说法而已。透过社会学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一般”现象(而不是和一个人的想法)，这或许可以帮助一般人跳脱出以自己经验为主的“认知”与视为当然的“常识”。同时，熟悉(常识)使我们“视而不见”，“去熟悉化”则是社会学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开我们的社会触觉，让我们“见人所不能见”，看清楚这个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几乎是命定的必须以“常识”为探讨对象的社会学让人们往往以为社会学并无举足轻重或者对实际人类社会贡献——甚至有些人直觉地就去质疑(或者否定)社会学的科学地位。但其实，社会学的知识具有强烈批判品格(尽管社会学之中的某些说法被视为是保守、静态且倾向于维系“现状”(htestatusquo)的)，社会学的这种批判品格也是常识所不具备的。

另外，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早期的社会科学家在其研究和理论中，也使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常识性假设成为理所当然(take—forgranted)的东西。社会学最近几十年的进步，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常识性假设进行再考察，对它们做出批判性评价，在必要的地方以经过科学的证据严格验证的观点来取代。

因此，现在也有一些关于“社会学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会学庸俗化”问题提出来，希望使社会学学科的特性更加凸显。在这些论者看来，对社会学家而言，常识只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题目，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的源泉。这种提醒显然是必要的，由于社会学家们都生活于常识的世界里，他们对自己所利用的常识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识当成了社会学知识(当然，反过来说，有些社会学家不是从学科、专业的角度出发做出的社会评论，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知识或者社会学的理论成果)。

2．社会学与常识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学对社会的介入越来越广泛、深入，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也由原来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社会学与常识相对”的态度要变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会上，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书籍等等媒介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似乎什么样的情况下社会学家都可以发言且常有惊人之语，另一方面，有些舆论把社会学家的工作称为“花大量的钱财去发现尽人皆知的事实”，把社会学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的很多“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学的视角”所作的分析称为“庸俗社会学”。社会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全面介入与社会舆论对社会学的讥讽之间的张力使得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又重新成为社会学家反思的对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危机”，更是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学与常识(实际上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社会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出反思。

如对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香港的社会学家张德胜在其著作《社会原理》中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评论。张德胜的基本观点是“道不远人”，社会学的规律来自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它自然不会与人们的常识认识太过疏远。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目前正处于计划经济暨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暨民主法治社会转型时期，在体制变革、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处于非均衡状态，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随着贫富分化的增强及利益的进一步分化，地区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就业难、看病难、房价过高、反腐压力大、教育公平问题、阶层固化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大量出现，一方面，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与提高、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我国现有体制或体制转型中的“真空地带”却无法或难以有效满足公民的权利诉求与利益表达，民众在权利救济渠道匮乏时不得不以种种非常规方式来维护权益，就是所谓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渠道受堵，导致不满不断积聚，就会使利益冲突这种现实性冲突演变成破坏性极大的非现实性冲突甚至政治冲突。

二、中国式维稳目前存在的思维悖论和现实困境

笔者通过观察发现，目前中国式维稳存在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稳概念扩大化、宽泛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呈现出了“片面化、简单化、纸面化”的趋势，即片面地理解“稳定”即是“不出事”、单纯地压制“社会不稳定因素”“维稳”近年来在部分地方呈现出扩大化趋势和泛化趋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就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2）维稳方式运动化、组织化。事实上，在各级政府实践“维稳”工作的过程中，在应对时，缺乏主动、及时公开信息的思维逻辑，而是采取一些简单化的处理方式，要么封锁消息，要么遮遮掩掩，故意视而不见。很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大棒处理所有问题的管理思路，仍采用运动式的办法来应对。

（3）维稳手段政治化、行政化。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刚性稳定的政策指导下，地方政府形成了“上访等于不稳定”的思维定势。“不发生，无大规模上访，无人进京上访就叫稳定”，并以此为重要指标评价干部能力和政绩。这种严苛的倒逼问责机制使得有些地方政府频繁动用国家工具甚至勾结黑恶势力，采取诸如、殴打、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各种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上访群众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

三、探寻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新模式

（1）科学的稳定观和社会冲突观是构建转型中国维稳新模式的理念基础。科学稳定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动态、公正、民主、和谐、可持续的法治稳定观。稳定观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①从简单的“管控人”转向真正的“以人为本”是科学稳定观的核心；②从机械稳定转向有机稳定；③从回避冲突到正视冲突。

（2）公平正义是构建转型中国维稳新模式的价值之基。社会公正是政治稳定的价值基础，是一种支撑社会政治稳定极其强大的内在心理力量。社会公正是人的基本权益需要，有助于人民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①牢固确立公民权平等的制度基础，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与改善实现每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的平等化；②努力消除一切有违机会公正的体制和机制障碍，统筹效率与公正、机会公正与结果公正的关系，统筹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与稳定，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3）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是构建转型中国维稳新模式的制度支撑。制度建设不仅有利于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国家治理成本，而且还能有效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具有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的功能，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吸纳、疏导和缓解社会不满，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容 志，陈奇星.“稳定政治”：中国维稳困境的政治学思考[J].政治学研究，2011（5）.

[2]王梅枝.试论从刚性维稳向韧性维稳的转变[J].党政干部学刊，2010（4）.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化作为一种征服人们内心世界的整体性力量,被称作为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一种改变人们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的文化政策,我国当前阶段所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蕴藏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目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必须辩证地考究文化软实力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剖析当前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进而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不断发展。  

 

一、文化软实力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综合国力的提升。综合国力可以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硬实力是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软实力是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凝聚力、吸引力等方面的实力,其中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主要指的是思想层面的文化与行为层面的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主要就是提升这两个层面的文化水平,这种提升不是一种外在的对物的改造。不是通过发展经济、加强军备来实现的,而是一种内在的对公民自身素质的改造和提升。 

人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他不是抽象地存在于世界之外。而是生活在文化世界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内在协调一致性的特征,规范和影响着公民个体的一切活动方式。作为文化的存在物,人的发展是通过文化的发展来实现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形成一种具有先进成熟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念,为人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同时,人的发展逐渐消除对人、物的依赖,建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提供持续的动力。因此,文化软实力和人的发展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透视人的发展面临的文化软实力困境 

 

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在实际行为中,人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文化软实力是促进人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我国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然而,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有着深刻地经验和教训,即把传统文化视为一种落后文化或封建残余统统抛弃,从根本上扼杀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积淀。文化软实力的积淀的薄弱一定程度上使我国文化价值观普遍缺失,同时受外来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对人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等精神方面产生影响,进而使个体人的全面发展受到束缚。 

人的发展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与某个阶段的生产方式的制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大力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一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社会存在环境决定着人们的发展意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制约着人的发展程度。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促进人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地规定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就要求人必须加快走出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的桎梏。人生活在文化的世界里,通过提升当前我国文化软实力来引导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一条卓有成效的途径。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秉承。我国拥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与增强必须建立在固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形成具有包容力和开放力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就是价值观的吸引力,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并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文化软实力作为人的发展的内在机制,开拓了人的发展的新范式,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生产力发展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保障条件。从生产力对人的发展的决定作用来说,生产力的提高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根本。在人的发展实践中既要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突破人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物质局限的根本前提,通过良好的物质基础来缓解和消除人的发展过程中的物化蒙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景下,从提高文化软实力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对于解决人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寻找到新的突破点,对加快人的依赖转向物的依赖,并走出物的依赖,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唐眉江,公民人文素质与国家文化软实力[j],岭南学刊,200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6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 初中语文教学 小组互动

在目前的初中语文教学中，作为教学实施关键性环节的小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学的有效展开。大多的小组互动中，虽有小组的形式，但缺乏生生之间的有机合作，部分学生往往在交流中掌控着话语霸权，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成为了听众和陪衬。另一方面，生生之间缺乏思维碰撞的对话过程以及自我的反思过程，许多小组互动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可一节课下来，却发现学生什么也没学到，更别谈个人认知的发展。基于此，探析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小组互动的内涵，进而提出促进初中语文教学中小组互动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共享活动向内化过程的迁移

维果斯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社会文化理论不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社会层面或文化层面的理论，而是关于人类认知发展的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把语言习得看做是将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1]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学习者积极建构意义，并通过该过程获得发展。可以说，发展即是“社会共享活动向内化过程的迁移。”

维果斯基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在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人的发展离不开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维果斯基而言，认知的发展过程不是儿童独自完成的，而是在和外界环境的不断接触中完成的。从本质上讲，知识的习得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透过经验分享和价值协商后达成的一种共识。同时，维果斯基强调个人所拥有的主观知识不是传递和复制来的，而是个体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建构知识的。不管是个人本身拥有的主观知识还是在沟通、分享、并对他人的观点检验、评判后形成的新知识都是个人内化的表现，整个过程都要求个人主动发挥自己的建构能力。由此，维果斯基指出，儿童与他人之间的交互是认知发展的基础，称为“智力之间的活动”;儿童对双方之间的交互，协商，争论的过程进行内化，称为“智力之内的活动”，学习就是智力之间和智力之内的活动的结合。[2]

二、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小组互动学习的内涵

（一）小组互动的目的在于促进认知发展

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小组互动的核心目标是促进认知发展。即，小组成员的互动不是传递预设答案的过程，而是在相互沟通和理解中促进新知识的生成。维果斯基认为，教学就是要立足于学习者的现有水平，促进未来发展。个人认知发展的过程可归纳为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个人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他人提供支架式帮助，个人通过有意记忆脱离帮助，内化为无意识的行为这三个阶段，是一个无限递归循环的过程。在小组互动中，小组成员通过外化的同伴交往活动及个体内化的过程来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最终达到促进个体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的目的。因此，课堂上的小组互动绝不是看起来气氛热烈，学生滔滔不绝却一无所获，而是要了解认知发展的过程并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小组互动过程的有机合作性

社会文化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最近发展区。该理论认为，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不仅在作为成人的教师和一定的专家指导下，而且在有更高能力的伙伴存在的场合，能够提升到更高的发展水准。[3]维果斯基详细解释了“更高能力的同伴（more capable peers）”，他指出，不需要每位小组成员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到最好，因为大部分的活动都包括一系列的任务，某一成员在他擅长的部分可以给予他人帮助，同时在其他不擅长的部分也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即使同伴之间的能力相当，但一个小组集合了所有成员的个人贡献要比独自一人更能建构一个解决方案。

小组互动过程的有机合作也意味着每个成员集体责任感与合作精神的培养。这里学习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活动，学生不再是学习中的“单干户”，相反，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和集体负责，达到利益相关、彼此共赢的格局。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网中，学生既能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又能欣赏同伴，关心他人，彼此自尊自重，互信互爱，获得思想上的成长和精神上的满足。

（三）小组互动过程的对话性

课堂教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以对话为媒介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实践活动”，知识是随着对话的继续而被不停地生产出来的东西。[4]对话的过程存在着大量的讨论行为，学生总是在分享和交流所需的资源和信息，总是在提供有效的反馈和帮助。

在小组互动中，由于每个学生的背景知识、认知结构都不尽相同，在与同一信息相遇时，就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理解和各有特点的反馈。通过小组交流，又唤起了他人不同的或相似的观点和见解，或是责问，或是补充，或是质疑，或是批判，从而对某一问题产生了更高质量的理解。当然，这一理解并不一定要最好、最正确，重要的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小组成员通过智慧的碰撞、思想的交通衍生出大量的协商，以及为克服表达上或是内容理解上的障碍而做出的会话性调整。正是这种同伴之间的对话引导着互动过程不断深入，实现了知识的分享和情感的共融。长此以往，学生就会逐渐摆脱原有认知的局限性，超越自我的能力水平，思维得到发展。

（四）小组互动的反思性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同时考虑社会活动与内化过程并将两者联系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因此，课堂上的小组互动不仅包括学生间的讨论、交流，也包括学生观察、感受和倾听他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并加以模仿、内化和应用的过程。将学生机械的分组，简单的组内交流不一定会对学生产生真正的影响，也不一定会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所以，要让学生的行为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

反思是指在小组互动中，生生之间不断的内化彼此的观点，吸取他人解决问题的经验策略，再与自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对比，发现认知冲突，扩展和修正认知结构，从而形成对事物更高层次的理解。小组互动中，生生进行反思的主要手段是对比。对比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态的教学阶段，它总是内隐于生生的对话、协商、感知和领悟之间，正是在不断讨论和探究中，实现着反思的过程。反思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生生在智慧的碰撞中发现自己思维的局限并改进的过程。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初中语文小组互动式教学的策略

（一）营造一种促进平等、合作与探究的心理和空间环境

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教学就是要创建一个致力于关心、合作、对话、意义生成的课堂学习共同体。[5]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提供一个平等、合作的心理环境。小组成员之间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不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有机会独立思考并畅所欲言。同时，教师在面对学生的不同声音时，不能以自己预设的答案来判断学生的回答正确与否，而要抱有一种尊重、民主的心态，认真倾听和反思，鼓励学生勇敢表达。此外，语文课堂应该充满对学生具有挑战性的各种真实的探究机会。学生可按照自己的节奏，结合自己的经历，自我调控地去发展。只有当学生们真正享有解决问题的自时，小组互动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营造出平等、民主的氛围。

小组互动是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下进行的，教学场景的布置应体现合作与创新。在分组方面，根据学生的性别、性格、学习态度、动手能力等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划分为互补性的小组，每组4-5人。教师可对小组内成员分配角色，如，汇报员、记录员、监督员、检查员、组织员等。在座位设计上，尽量为“田字格”形结构，这样有利于生生、师生之间通过手势动作、面部表情来进行互动。

（二）创设开放性问题，开展任务型学习

任务最主要的是关注意义，关注学生如何表达想法，传递想法。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学生感兴趣、有话说的话题，并围绕这一话题设计一个完整的任务链，任务之间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如教师在教授李白的《行路难》一诗时，可以设计以下三个任务来帮助学生理解。第一：“你心中的李白”。这个任务学生主要通过了解李白的生平以及回忆学过的李白的诗来谈谈自己的感受。第二：“走进李白”。 读文是为了阅人，那么在这首诗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李白。可以从文章的主旨以及字词句理解的角度来谈，如“冰塞川”象征着作者面对的艰难险阻，“拔剑四顾”暗示了作者不甘消沉，奋勇直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又唱出了作者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第三：“李白与我”。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志向？我要从诗人身上汲取怎样的品质？摆脱了传统的诗歌教学仅停留在背诵，字词翻译等知识层面上，这节课上的非常成功，人人都置身并享受完成任务的过程，兴趣浓厚，情感充沛，你来我往，讨论热烈。

此外，在任务的完成中，教师也要多提富有开放性及探究性的问题，以便引发学生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如，和李白经历相似人物，你还知道哪些？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这类开放性的问题答案是不唯一的，不唯一性使得不同观点的学生在思想的交锋中来展示各种观点并最终达成共识。当然，相对结果来说，更重要的是智慧碰撞的过程，既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了和思维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交际能力。

（三）设计开放性和探究性的问题

语文课堂中教师要多提开放性及探究性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发散思维，引发生生之间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如，在教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时，教师可以提问“老北京胡同有什么特点？”进而思考：“老北京与其他文化名城有什么区别？”要回答这一问题，学生就需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的文化名城，进行比较，进而深入讨论。又如，在教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时，小说中的阿Q以丑为荣，盲目自大，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但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胜利法造就了人们积极宽容的处世心态，面对困境时要多考虑积极的一面，忽略消极的一面，请同学们就精神胜利法谈谈自己的看法。像这种开放性和探究性的问题答案是不唯一的，不唯一性使得不同观点的学生在思想的交锋中来展示各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当然，相对结果来说，更重要的是智慧碰撞的过程，既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交际能力。

（四）采取促进学生合作与发展的评价方式

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核心理念是“关注人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在语文课堂中，评价不仅局限于学生可以量化的知识，还应把态度、情感，合作意识，反思能力等作为评价的内容。

课堂测试是一种最普遍的评价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课堂测试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个人提高分以及个人在小组中的得分。以提高分作为对学生评价的依据，改变了以往那种为了个人名次而争输赢的模式，使学生清楚的认识到，不论以往成绩如何，在一个学习共同体中，只要不断努力，力争超越自己就能不断进步，就能为小组做出相应贡献。这样，学生的自尊心、学习态度、合作意识也会相应的发展。

描述性评价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评价方式。与传统的评课方式相比，描述性评价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仅仅如实的描述现象，如学生的参与程度，互动状况，是否有创新的观点等。每一位学生都能通过其他小组成员或老师所提供的信息描述来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策略。用描述性评价来构建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同时促进自身积极反思，将是促进学生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法宝。

注释：

[1]高瑛：《认知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4期。

[2][5]Wells：Dialogic Inquiry：Toward a Socio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ory of Educ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