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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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双方展开对话一是因民法学与宪法学作为对话主体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二是“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学发展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三是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无论对话是否达成较多共识，对话本身都有助于推进双方的理性发展。在对话中，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
这个年代，是一个走向交往“对话”的年代。无论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家们，还是周旋于各种场合的社会与商业人士，都喜欢言必称“对话”。对话一词的运用，几乎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话的英文为dialogue，意指双方主体就某一项议题展开沟通与交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不是各自言语的简单阐发，而是在互相交流与沟通过程中收获一些理解和启示。早在古希腊，对话即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情感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①]如柏拉图的著作、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我国春秋时代的《论语》。
作为法学范畴的两大学科由于自身相对独立性的外在特征日趋强烈，同时也因为法学的发展以及共同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展开了对话。除2006年5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研讨会正式昭示着面对面的对话外，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两门学科的对话实质上是关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态度、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相互可以融通和借鉴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基于两学科之间关系的当前现状，以及法学学科之间的割据状态，本文试探讨两者对话的前因后果，以求学界能够冷静对待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进而谋求法学内部的和谐发展。
一、对话的前提
对话经常被呼吁，但对话并非总能经常进行。对话不是说话，它的实质是对话者自由、平等、开放、和平地交流观点，主观上试图避免分歧和误解恶化的后果，同时尽可能促成共识的形成。通常，对话正常进行需要如下前提：
其一，对话主体必须具备对对方的独立性、平等性的主观认识。当对话者对对方主体的独立性没有合理认知，那么对话者就不可能产生一种平等观，具有平等本质的对话也就不可能产生。有则笑话讲述一个乞丐夸耀自己终于和一个富翁讲上话了，因为当他开口向富翁乞讨时，富翁大声叫他滚开。很显然，这种语言上的来回并不是对话。在基本主体性都不认可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发生对话。主体性的认知均是基于不同角度对客观独立性的主观判断，不是客观独立性本身。
其二，双方对彼此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如同我们奉行“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一样，对话双方也需要对对方尊严和存在价值予以认可和尊重。无论对方的研究领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我们都应该尊重其在各自领域的发展和成绩，也就是对其自身纵向领域的发展予以肯定，在其横向领域上是否与己步调一致应予以宽容地理解。如果缺乏基本尊重，对话将可能缺乏理性，从而扭曲对话的实质，偏离了对话的初衷。
其三，对话必须存在前提性的共识才可进行。前提性共识不同于对话可能达成的共识结果，相反它是双方产生对话意向的源泉。如果对话双方完全没有共识，彼此认为不可能有话题，或者说其中任何一方认为没有共同话题，对对话是否具有意义表示怀疑，那么对话不可能展开或顺利进行。民法学与宪法学之所以可以展开对话有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双方认为这种对话必须存在。这种共识源于双方同属于法学学科群，共同怀有对法学建设目标的追求。这种共识可以促成对话，尽管共识的深浅会影响对话的效果。
二、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必然性
民法学与宪法学是基于双方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法及其现象，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部门法。宪法学是以宪法和宪法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宪法是配置国家权力、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基本关系的根本法。无论是法学研究的理论状况还是学科发展的共同需要，抑或是民法与宪法自身的发展，都呼唤着民法学与宪法学的沟通与交流。其必然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自身不自足性认识而产生的内在需求
1、宪法学的自醒和自觉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调整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由于社会转型导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局面，但宪法学却并未及时跟进，作出相应调整，对社会现象和现实未能做出相应的及时的分析，更不用说理论指导。“从法学内部，近年来中国法学界不少学者包括行政法学者、诉讼法学者、刑法学者等对本学科的问题进行了宪法与分析，形成了……一大批著作和论文，但鲜见宪法学界运用宪法与原理分析行政法学、刑法学等学科的问题。”[②]宪法学界也逐步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尤以一些书籍、文章、会议等表现出宪法学界的自醒意识，如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前言》书籍、文章《21世纪宪法学的发展方向》、第一届第二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基本方法研讨会”。基于自身知识体系的缺陷与长期发展的相对封闭，宪法学主动表达对话交流的愿望，完成了对话主体一方的形成。
2、民法学对自身不能完全自足性的认知
相比宪法学而言，民法学对自身的不自足性的认识要晚得多，这主要基于民法学自身较为发达的知识体系以及在市场经济下的显学地位。但是私权利主体之间关系有时不可避免地遇到公权力的入侵，一种在自身体系内解决问题的思路逐渐受到阻碍。在理论研究上，学者们也逐步意识到，“这种自我封闭，既使得民法学以外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无法成为民法学研究的知识资源，也使得民法学问题成为纯粹的民法学者的问题，其他学科的学者无法切入民法问题的讨论，形成了人为的知识隔绝。”并进而主张“民法学界应该建构起民法学与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与法学以外的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与自然科学进行良性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即民法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平台。”[③]
两者各自的不自足导致对话，以谋求在不自足的前提下达致一种融通，并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
（二）“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理论研究现状不能满足法的整体性要求的客观必然性
“过去两个不同的部门大多局限于各自的领域里，认为两个学科的关系不是太大，不仅限制了各自学科的视野，而且使得对很多范畴、概念的理解产生了误解。”[④]对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角度。一种是从宪法与部门法的普遍关系的角度，“在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各部门法的基础，各部门法都应当以宪法为立法依据，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同时，各部门法也都是宪法的发展和落实，是宪法精神和价值的延伸和体现。部门法需要宪法的指引和规范，以免脱离轨道；宪法也需要部门法的细化和补充，以落实自己的思想和理念。”[⑤]在这种认识下，宪法必然要求部门法不得与之相抵触，即使宪法自身可能并非完全无暇。具体到法的适用性时，这种关系的理论却无法为现实提供指导。如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案件所做的“8·13”批复中“侵犯姓名权的方式侵犯了宪法所保护的受教育权，应承担民事责任”，无法道明民事权利与民事责任、宪法权利与宪法责任等等。显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无法效仿或推及其他。
另一种是从平行部门法的角度，认为宪法和民法一样只是法的一个部门而已。它仅仅是调整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并不统摄和涵盖其他法的调整领域。每种学科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实行自治。而传统的公法私法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这一观点，导致各自为政。但实际上每个民事主体同时又生活在宪法的模式之下，一方面和另外的民事主体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契约自由的同时又受到公权力某些规则的限制。
尽管民法学与宪法学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但是双方都属于法学的领域，相互之间的天然联系与融通无法割裂。在更大的系统领域双方面临着相同的任务，追求着相同的价值。应该说由于两者调整对象的相互交织与相连，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前提性共识已经形成。
（三）民事立法的现实需要
由于当下一些现实问题交织着宪法和民法的调整，理论又无法满足，展开对话藉希解决现实问题自然是对话的功利主义预期。应该说这种交汇发展的现实问题有不同情形，有的是看似民法问题却需要宪法调整，有的看似宪法问题最终却需要民法完成。如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不同经济成分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但由于宪法本身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进行的界分与定位，民法调整的范围受到限制。早在2001年“8.13批复”可窥见一斑，2006年同命不同价一案则更显冲突。宪法自身制度的匮乏导致根本法需求助于部门法。
如果说上述一些宪法问题在累积着宪法与民法问题的碰撞，那么可以说“物权法草案”的制定是引发双方正式对话的导火索。而巩献田教授对物权法草案发难的公开信后的纷杂言论也是激发理性对话产生的现实原因。例如，《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第49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等等诸如此类的带有规范公权力行为的法条多次出现是否合理。民事主体的利益同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交织在一起的现实导致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不得不面临两法交融的问题。很显然，当下的民法与宪法关系理论都无法解决民法典制定过程中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无法指导立法实践。
简而言之，立法问题是现实发展的重大冲突。基于“学术研究水准直接影响立法水准”，[⑥]因此在统一民法典尚未诞生之际，开展民主的学术对话以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并进而提高立法水平则是理性研究者的合理选择。
（四）对话是避免两者割裂发展的危险的必然选择
各自割裂的发展可能导致宪法的虚置以及权威地位进一步下降，并动摇人们对依法治国包括宪法至上的信心。而民法可能获得假性繁荣与显赫地位，但是转而迅即它作为法律的保障作用会进一步受到打击。
当然有一种割裂发展并非主观为之。如当宪法缺失某些调整功能，民法却不得不面临现实问题的解决时，民法首先求助于宪法，但是令人失望的结果可能导致放弃解决，或者“违心”地接受某种宪法模式，然后民法也可能自行解决，诉求于自身的自足性，试图回归古罗马时期“万民法”的辉煌时期。但是无论是囿于宪法框架下的发展，还是基于梦幻帝国时期的狂妄，这两种方式都于法本身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相违背。理性的法学研究者总是试图考虑阻止这种情形的产生。于是，民法学与宪法学试图通过对话，达到对问题自在的共识，并进而谋求和谐发展的途径。
三、民法学与宪法学对话的话题
话题是彼此感到困惑，而且主观上认为与对方的沟通交流有益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它可以是边缘的，也可以是核心的。
（一）民法与宪法的地位之争
在这一问题上，容易陷入民法的地位就是民法学的地位、宪法的地位就是宪法学的地位的圈套，并进而将民法学的地位视为是民法学者的地位，宪法学的地位视为宪法学人的地位，从而使得双方之间的关于该话题的争论走样，变成饭碗之争。“持‘饭碗法学’观点者对其他领域的学者从事自己这个领域的研究往往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都抱着‘饭碗法学’的态度，相互排斥、互相封杀，我们的法学将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和合作，这将对法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⑦]
那么对于“宪法是最高法”这一命题，是否有必要存有置疑？台湾学者苏永钦认为“不论是民事立法者（狭义）或民事司法者作为一个国家机关，或民法作为国家的法律，在不能抵触宪法规定这一点上，当然不存在任何特殊性，民法更不因其概念及制度有较高的技术性，而可以成为宪法之秩序内的独立王国。”而“这样的误解在民法学者间颇为常见。”[⑧]
实际上民法与宪法的地位问题上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在法现象意义上，大多数学者承认民法先于宪法而产生；在法规范意义上，宪法高于民法。但经常由于学者使用语境的不同，孤立地、割裂地理解容易引起歧义。
（二）公法、私法的属性归类
在公私法的分类方法上，民法属于私法已无疑义，但宪法的归属上还存在争议。我们发现宪法学界甚至认为自身在公私法的分类上处于超然地位，显然这种统帅地位或者试图统帅众法的归类不能获得普遍认可，因此对于在公私法前提下的双方地位产生歧义。
在哈耶克看来，宪法属性的吊诡性在于它既作为公法的上层建筑，然其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实施私法。哈耶克与戴雪都认为，宪法乃私法之结果，而非私法之渊源，哈耶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推进，认为法治乃私法的公法之治，乃以宪法的公法形式实施私法。[⑨]但“公法易逝，私法长存”[⑩]
在这一问题上，容易陷入绝对地使用相对划分的公法、私法体系的泥沼，混淆概念。即使是在普通法国家的美国在理论上也没有严格的公私法之分。事实上，绝大多数法律都同时渗透着公法与私法；可以说，凡是有私法的地方，一般也都能找到公法的影子。
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家，新旧共存，传统的体系还未完全褪去，新的理论又扑面而来。君不见“统一公法学理论”、“公法学的崛起”、“公法论坛”竞相出台，而另一方面民法独霸私法之誉，于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公法私法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合理解释我们传统的法律体系。
（三）保障公民权利的方式上的不同
民法与宪法均属于保障权利之法，但因约束的义务主体导致保障方式上存有差别。这个话题还可以衍生许多小的话题如财产权、隐私权、人格权等等的宪法保护与民法保护方式的差异。宪法主要是通过约束规范公权力主体防止私权利受到侵害，民法则是通过规范约束民事主体的方式防止民事关系对应一方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前者是通过落实宪法责任来达到救济和弥补，后者是通过追究民事责任来予以救济。对于公民本人来说，权利本身是确定的，如公民享有财产权，这一财产权对于权利主体而言就是一种权利，界分“民法财产权”和“宪法财产权”无意义且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权利并不因为保障方式上的差别而界分为不同性质的权利。
（四）经济制度与经济成分的法律地位
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法律、政策等在确认和调整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制度。从内容上看，经济制度主要包括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规定经济管理体制和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宪法对经济关系、特别是对生产关系的确认与调整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11]而民事法律也必然涉及到因经济制度的划分而形成的不同民事主体，那么到底是所有的经济成分都是适格的民事主体呢还是只是一部分。又如民法可否介入公共财产的保护领域，公共财产是否也存在宪法保护方式和民法保护方式的不同，国家所有权在物权法中的地位如何确定，如何规范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等等问题。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出发点不同，观点上自然就存在冲突。
（五）公权私权的协调
公权私权上的纠葛首先表现在截然对立地看待私权（利）领域和公权（力）领域，误认为民法调整私权，不应进入公权领域，而宪法仅调整公权领域不进入私权领域。殊不知，规范公权力的目的也是保护私权利，而私权利也会受到公权力的影响。其实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已经说明截然分割的公私领域并不存在。
公权私权纠葛还表现在，当私权利领域的活动可能触犯宪法精神或基本原则或条文时，私法的调整功能就会受到限制。如契约自由这种民法基本精神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发生冲突，如何限制？劳动合同中对于工伤致残、疾病、死亡等概不负责，或只负责发给较短时间的生活费等条款是否也是签字生效？在美国也有类似例子，如美国琼斯诉阿尔弗雷德H·梅耶公司，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私人行为时可能发生种族歧视进行了宪法限制。
（六）学科研究方法比较
民法学与宪法学在研究方法上极为类似，应该说是共同采用法学基本方法。但是长期以来，宪法学与政治学的混淆导致宪法学的法学研究方法明显趋弱。相反民法学却已经发展到非常具体的法学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有助于宪法学审视自己的研究方法。
（七）民事法律的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
民事立法究竟应该树立何种理念，是以私权为中心调整一切与私权发生关系的主体，还是在上位法的框架下，界定自身的调整范围和调整原则。在立法技术上，某些涉及到私权的内容是否需要照搬、挪用上位法或相关法的规定；法律制定依据到底是需要民法典公开表明依据宪法，还是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如物权法宣称依据宪法。
（八）违宪判断标准
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多方面的。“违宪”这一判断不能轻易做出，一方面是因为违宪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就像违法、犯罪一样不能被随意判断，另一方面违宪到底是从宪法条文解读，还是从宪法精神解读并没有统一标准。但是宪法与政治的关系相对密切的理由并不意味着因为政治问题需要回避宪法判断。总之这一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宪法学理论研究的挑战，也是实践中的尴尬。
（九）某些话题的内容超越了两者的功能，如公共财产本来是由公权力控制，可是当它进入民事关系领域时，它的身份是否会改变呢？如果它不改变，则有违民事关系平等主体之嫌，如果改变，谁有权将它改变。正如童之伟教授指出：“《草案》在享有基础性物权的主体资格方面并没有确认平等，也不可能确认平等。只要宪法基本经济制度条款继续存在、只要起草者依照宪法办事，情况就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12]物权法立法的阶段性导致立法上的模棱两可，保守与前进都显得不够有力，或许我们需要采取过渡性的态度，调整过渡时期的物权关系。
四、如何评价对话
评价对话建立在对对话结果的认识上面。首先对话的结果不能预设。如果双方预设了对话的结果，那么双方则容易误将自己预设的结果作为共识的内容，则不免产生说服而不是对话的心理，与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不相符合。其次，对话的结果并非仅通过明显的共识体现。对话是使双方的共识更为巩固，分歧更为微小；对话也可能仅仅是使双方消除部分误解或成见，增进了解；功利主义眼光或许抱定要有共识才能叫做成功的观点。但其实对话若能将问题的症结明确下来也是成果。最后，对话化解对立情绪，产生良好的研究氛围。
应该说本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它为解决前述理论困惑以及现实发展矛盾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至少对话促使对话双方冷静思索之余尽最大可能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成分。对话留给我们一些思考。或许我们有必要换位思考，如果民法是这样，那么宪法是什么；宪法是这样的，那么民法是什么，惟如此我们“×”法中心主义或“×”法帝国主义的思想就会消失。或许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并非是同步的，[13]这种步调不一是否会带动所有学科加快步伐，走到理想彼岸，还是会遇到羁绊又需重新调整。这些思考会留给我们更多的话题。
对话无时无刻不在延续着。除了这次民法学与宪法学的正式以对话为名的会议，我们陆续发现专业期刊上有关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系列笔谈，如《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杂志》、《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等等，还有接下来的会议，如2006年6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法学会主办、重庆高级人民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承办在重庆召开的物权法研讨会。梳理对话的成果有助于巩固双方的共识并有利于下一次的对话。对话的初衷是相互交流与融通，是对彼此的尊重。因此，一次性地工具式地对话并不是我们追求的，两者相互借鉴并达致对法律终极价值一致的认识仍不断继续。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并非将来随着物权法的出台而终结。
互动与回应是对话的基本特质，否则话题就无法深入。民法学与宪法学的对话也不无遗憾，如说话多过对话，自说自话多过相互探讨。这种局面可能有多种原因，可能是对话双方对对话本身的认识还不够，双方固有的思维假定导致各自为政；或者是双方对彼此话题的前提的不一致导致误解不易解开；或许在这场学术对话中，对方双方的主体地位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或者对话人本身虽有独立意识，但还未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并且不善于独立思考。
应该承认，本次对话产生对法学研究的美好展望。法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融通是渐进的，对话代表着法学研究的本质回归。当然，当下在一个较为狭窄的领域展开一个兴师动众的对话，一定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法学研究出了问题。针对曾经出现过的狭隘专业观的苗头，历史上的法学家表现出的警惕今天似乎仍然具有说服力。如吴经熊先生认为部门法的学科划分过于狭窄，法学者“因为各专一科的缘故，他们就往往把界限划得太严格，久而久之，以为这些界限是自然的分界。风不进，雨不出；两个疆域之间是永不会发生关系的。”他称这种现象导致了“法学的孤独化的趋向。”[14]同样，现代学者的思考也不无批判性。“从理论上讲，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都以人类美好未来为精神寄托，地位平等，研究互契，不应存在宪法学就唯研究宪法、部门法学就唯研究部门法的划地为牢、望文生义式的学科思维。学科的交叉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需要同时增强自主性河开放性。条块分割、井水不犯河水，是学术与理论发展的大忌，是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15]
我们的法学理论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地理解性对话和交流中向前发展着。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法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16]”
参考文献：
1、（英）戴维·伯姆：《论对话》，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5、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物权法研讨会论文集”，西南政法大学6月26日会议文集。
8、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9、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10、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11、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王利明发言记录，载《法学》2006年第6期。
12、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载《法学》2006年第6期。
13、王利明：《对法学研究现状的几点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14、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15、周叶中、邓联繁：《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
注释：
[①]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②]周叶中、邓联繁：《中国战略标志论——宪法思维基本问题研究》，载《求是学刊》2005年第1期。
[③]王轶：《对中国民法学学术路向的初步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④]参见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王利明发言记录，载《法学》2006年第6期。
[⑤]马岭：《宪法与部门法关系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12期。
[⑥]童之伟：《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载《法学》2006年第6期。
[⑦]王利明：《对法学研究现状的几点看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⑧]参见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⑨]高全喜：《法律秩序与自由主义——哈耶克的法律与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271页。
[⑩]（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11]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12]童之伟：《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载《法学》2006年第7期。
[13]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宪法学教学和科研的人而言，有时不得不黯然承认，宪法学的发展较为缓慢，研究局面也较为“沉寂”。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开放性、包容性思维还不够。而宪法学会有计划地开展关于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也表明较为强烈的自省、自觉意识。
[14]吴经熊：《关于现今法学的几个观察》，原载《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1号，收于《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1.1教学培养目标混乱
从2008年起，国家司法考试允许在校大学生参加。在就业率低的大环境下，拿到含金量极高的司法资格证无疑成了毕业生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法宝。因此，也就引发了关于法学教育目标的思考。关于法学教育的目标，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三种观点：法学教育是法学专业教育；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教育；法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秉承不同的教育目标，就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教学方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另外，还有一些老师为了提高学生的就业率，课堂教学非常功利，只关注司法考试的考点及考试技巧，而对法学基础理论却一笔带过，导致学生的学习态度也非常功利，只学习和司考相关的课程，总体学习效果不好。
1.2教学方法单一、理论脱离实践
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学理论体系很完整。每一门课程的内容也很多，而课程的课时数有限，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地讲授清楚课程的重要知识点，单纯的理论灌输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课堂教学的主要方法就是讲授法，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每一个法学专业的教师都在尽职尽责地讲一整节课，中间几乎没有可以停歇的时间。即便是穿插有案例，也是为了让学生理解某一个知识点，抽象地设定的一个案例模型。学生在课堂上几乎没有完整地接触过一个真实的案例，缺乏独立分析、推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校学习时感觉案子都很简单，但是到实践中看到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就完全傻了眼。更有甚者，我们的教师也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毕了业就站讲台的，他们没有实践经验，能把理论讲清楚已经很不易，课堂教学也就无从联系实践了。
1.3学生学习很功利，只为应付考试，积极性差
现在的大学生中，真正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的人不多，学习主动性不足。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是多样的。有一部分学生，学习就是为了应付各种考试：期末考试、考研、司考等等。为了考试而学习，势必会功利化，考试考的内容就多花时间，考试不考的或者是很容易就能及格的就少学或不学，导致知识体系不完整。还有一部分学生，学习没有兴趣，认为专业知识很枯燥，上课只想听老师讲一些有趣的内容，不管它跟课程是否相关。另外，也有一部分学生学习没有目标，不会独立思考，只是很被动地跟随教师的思路，看起来像是个好学生，其实不会思考，没有任何想法，学习只是流于形式，不能深刻理解法学知识并应用于实践。
1.4考试形式单调，考试成绩不能反映教学效果
高校法学课程的期末考试，除了实践课之外，主要是笔试。考卷题型不外乎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名词解释、判断、简答、论述、案例分析。考查的内容多数是识记和理解性的，分析和运用性的内容少，学生只要在考前背一背，基本上都能取得好成绩。分数的高低几乎完全取决于考生的记忆力，并不能反映考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程度。有些教师为了避免及格率太低，给自己带来麻烦，会刻意地降低试卷难度，放宽评分标准，过分为学生着想，期末考试只是为了让学生有一个体面的学科成绩，完全不能反映教学效果。真正的考试应该是能够考查出学生课堂上是否认真听，课下是否复习所学内容、查阅相关书籍拓展知识的。
2教育教学的正确价值目标和功能
法学教育的教学目标决定着教学方法。不同目标的法学教育，其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都不相同，因而在教学方法上会有根本性的区别。法学教育应该树立什么目标？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对法学专业的介绍，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由此可见，法学教育主张一种综合性的价值目标，既注重系统化的理论培养，又要注重职业技能训练，同时还要兼顾法律职业的价值培养。教育的根本是思想精髓的传承，而不仅仅是技能教育。“有学者认为应该将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定位于职业技能训练或培训,将本科阶段以上的法学教育阶段定位于学术培养。”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本身就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机械地把法学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割裂开来，做简单的分类，是不科学的。法学教育既要进行法学专业理论知识培养，也要进行法律职业技能训练；既要培养学术型人才，也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两种培养目标本身并不矛盾，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另外，根据教学和学习的规律，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对法学知识做系统的理论化梳理，再接触实践，完成从理论到实践，从接受到应用的培训过程。我们不可能只讲理论而不应用实践案例，同样，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理论背景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直接照搬英美法系国家的案例教学法在中国成文法的背景下有一定的冲突。法律移植应当考虑本土情况，案例教学应该是为了应用和反思理论知识教育，而不是单纯地采用学习案例的方式来推广经验。法律应用中的经验来自于对理论知识的熟练掌握和深刻理解。在课堂教学中，应当系统地讲解法学理论知识，同时注重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应用，让理论知识以实践经验作为支撑，而不是简单地依照教材讲授形而上的东西。另外，也可以依照案例教学法单独开设一些实践性课程，根据实践来反思理论，使学生知道，我们的法学理论、法律条文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从而使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
3法学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
高校教育应当回归教育的本质，摒弃功利主义，重塑平静淡然的校园氛围。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必须依照法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寻求适合的教育方法，无需急于求成，功到自然成。综合我国高校法学教育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教学改革：
3.1明确教学目标，杜绝功利
法学教育是一种综合性教育，我们的目标也是要培养兼具理论和实践的优秀法学人才。课堂不能只对准司法考试，不能只对准研究生考试，当然更不能只对准期末考试。明确法学教育综合性的教育目标，法学人才应当既能做学术研究，又可以驾驭实务。比如，在美国，优秀的学者可以到检察机关任职，相反，实务工作者，比如，律师、检察人员、法官也可以到高校任教。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可以良性互动，这并不矛盾。学生只要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在任何工作岗位是都能够适应，只是有一个熟练的过程。教师在课堂上还是应当以既定的培养目标为依据，通过理论阐释和案例探讨的方式，引导学生理解、应用法学知识。法学教育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为了某种利益而随波逐流、摇摆不定。无欲则刚，不功利，才能够使高校培养的法学人才更优秀。
3.2开展灵活生动，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根据课程内容，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摒弃单一的讲授法。讲授法适合在法学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做基础理论的介绍。要想让学生掌握理解法学知识，还应当结合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教学方法。对于注重运用的知识点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选择的案例应当具备一定的吸引力，能够起到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思考的效果。案例教学不仅可以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容易引发讨论和思考的知识点，也可以引导学生展开讨论。这样，既可以帮助学生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还可以在讨论中学习到新知识、新观念，得出新结论。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课堂教学应当是生动有趣的，而不是单一讲授下的枯燥无味。
3.3定期写论文，引导学生做学术研究
法学理论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记住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应用。这种应用除了实践应用之外，还应当包括应用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每个学期，可以根据课程内容给学生推荐一些阅读书目，指定选题，指导学生写课程论文或学期论文。学生自己查阅资料，整理归纳观点，最后得出结论，表达成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清晰地掌握该知识点的发展脉络独立思考得出观点，拓宽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另外，论文写作是主动的，不能再被动地接受教师的灌输。这种方式也可以督促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习积极性。
3.4设立高校实践基地，让实践课程走出校园
如果说法学理论知识的讲授是严谨而枯燥的，那么实践课程应当是生动有吸引力的。实践课程要真正走入实践，不能仅仅找一些案例让学生在课堂上模拟审判，要让学生真正地进入到案件中，案件的处理直接牵动着学生的神经。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完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获得良好的效果。实践基地的建设可以是和当地的公检法部门合作，也可以是联系律师事务所。实践课程不在教室学习，而是在实务部门实习。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自己设立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或类似的机构，为学生和青年教师参与法律实践创造条件。学生到社会中去实践校园内学习的法学理论，不但能够将所学知识用于法律实务，也可以对法律职业本身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也能起到良好的指引。
3.5明确考试目的，考试形式多样化
考试的作用不仅仅是在考查学生的掌握程度，也是在检验教师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向学生明确考试的目的，考试不是为了跟学生较劲，也不是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不能为了考试而考试，尽可能使学生淡化对高分的追求。学生对于考试应当是认真对待，又不过分追求成绩。这也对高校学生成绩评定的规则提出了挑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弱化试卷性考试对学生成绩评定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考试。试卷性考试是考查学生知识水平的最简单形式，但是学生的记忆力高低会影响总成绩，掩盖学习效果。因此，在开展试卷性考试的同时，应当采用其他一些考试形式。对于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可以通过小组式的审判模拟来评定成绩。学生分组扮演角色，模拟案件在实务中的处理流程。这样既可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能锻炼学生的推理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侧重于理论性的课程可以以论文写作为考试形式。教师指定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让学生就此发表看法，也可以在论文写作的基础上开展学术讨论，学生互相提问，互相打分。另外，在班级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口试。教师和学生一对一考试，面对面回答问题。从学生的现场回答直接看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真实反映教学效果。
4结语
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许多高校都设定了建设国际知名大学的目标，并为此致力于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对于法学本科生的培养也不例外。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大高校普遍以对外交流项目的方式，来提升法学本科生的国际视野，完善法学本科生的国际化知识结构。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培养（包括授予学位与不授予学位两种模式）、中短期的出国交流（3个月到1年）、暑期学校（一般不超过1个月）等，部分高校还借鉴国外经验，在暑期开设了国际小学期。作为培养模式或手段，它们确实极大地提升了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成为高等院校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项目中专属于法学本科生的项目比例并不高，而且它们不仅依赖于学校资源的大量投入和稳定的校际合作关系，而且大多数仍处于“开学生之眼界”的初级阶段，在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形成国际化的知识结构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国际化培养方法，即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与认可。事实上，这正是也应该是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和模式之一。
1.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不单纯是专业知识结构和储备的比拼，更多的是思维创新能力、逻辑分析能力、表达感染能力、外文写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较量。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法学本科生的素质教育，同时也扩大了比赛的参与对象。事实上，这类竞赛并不局限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参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拥有同等的机会，从而使其比较容易在高校中普及。
2.它有利于学生学以致用。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能让学生有很强的参与感和代入感。尽管案件进程以模拟的方式进行，但技术层面的仿真程度并不亚于真实案件的处理，有助于磨练学生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为未来的职业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它能让学生真正在专业的环境中使用外语，而不只是进行一般的交流，这也是国际化培养的重要一环。
3.它有利于提升高校的国际声誉。
相比于同境外特定数量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学生在汇聚了众多国际知名院校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上取得佳绩，更有利于展现一所高校的培养实力，提升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优质资源，形成良性循环。因此，特别对于以法学为基础和骨干的综合性高校或专业性院校而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于本科生的国际化培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从资源投入还是从培养效果方面考量，它都是值得尝试的优秀教学手段之一。而且，它与传统的法学本科生教学模式没有本质的冲突，甚至可以说，它是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重要补充。
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组织和功能
对于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培养模式和培养手段符合国际化标准，即培养过程的国际化；二是培养出的学生具备国际化视野和优秀的国际化知识机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综合素质，即培养结果的国际化。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途径，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诉求，也是高校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但从实践来看，对培养过程与培养结果的结合并不尽如人意。譬如前文提及的各种交流项目，很多时候这种教学资源和时间的投入，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从其组织和功能上恰好可对这两个环节进行有效的衔接。现有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主要发端于欧美，以国际性司法机构为模本，模拟并再现庭审过程。它以既存的国际法规则为基础，融合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特点，一般均属于国际高水平的模拟法庭赛事。目前引入中国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赛事诸如“杰赛普”（Jessup）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拉赫斯”（Lachs）空间法模拟法庭竞赛、“史丹森”（Stetson）国际环境法模拟法庭竞赛、“普莱斯”（Price）传媒法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贸仲杯”国际商事仲裁模拟仲裁庭竞赛、世界贸易组织模拟法庭竞赛等。这些国际模拟法庭通常分为两个竞赛环节：书状和口头辩论。其中，书状环节能够较真实地反映参赛学生在专业外语写作、学术规范应用、逻辑框架建构以及法律检索与研究等方面的综合素质，而口头辩论环节则能体现出参赛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思辨能力、说服力和感染力等综合能力。
这种优秀的综合能力与素质并非与生俱来的，恰恰是学生通过准备并参与上述竞赛的过程，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在上述各方面形成质的飞跃和提升，从而适应国际竞争的需求，这也是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能够作为法学本科生国际化培养手段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学生在基础知识和基本素质方面并不弱于国外知名大学的学生。但在口头表达、逻辑分析、说服力和感染力等综合能力的叠加与构建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这与我们传统的培养模式有关，也正是要通过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这一新型教学手段克服的难题。简言之，传统的教学模式奠定了培养的基础，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则是提升与飞跃的过程。由此可见，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本身具有教学的功能，是对传统教学效果的深入和强化。必须指出的是，在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方面，我们决不能否定或忽视传统方式的功用，但这种国际竞赛教学方式确实可以成为有益的补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还是其他国际化培养手段的试金石。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竞赛是学生国际化知识结构的比拼，是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较量。竞赛成绩的优劣，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出法学本科生培养国际化的成功与否，也能间接体现出学生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强弱。遗憾的是，截至目前，中国高校学生在这些国际赛事上的表现并不理想，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运用
正如上文所述，在法学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方面，指导学生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教学手段。然而遗憾的是，与庞大的法学院数量相比，愿意参与这类竞赛并尝试这种新型教学手段的高校并不多。即使是积极参与的院校，尽管对际模拟法庭竞赛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但在认识上仍存在一定的误区。特别是，只把这类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视为一种课外拓展活动，而没有作为一种国际化的教学方法。譬如实践中，许多高校仅对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学生在评奖时给予一定加分，但并不作为学分加以认可，这就限制了许多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现有的法学本科生培养模式下，也导致了本科生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比例偏低的问题，客观上遏制了其发挥作为国际化培养手段的作用。在教师层面，许多高校对教师的指导工作并不计算工作量或不计入课堂学时，也抑制了这些专业教师的参与度，从而影响了这一教学手段的效果。因此，要运用好这一教学手段，就必须匹配一定程度的教学方法改革以及配套的激励措施，否则很难发挥应有的成效。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另一个缺憾，是参与度相对较低的问题。由于竞赛本身的规模所限，每种竞赛中能够参与到比赛进程的学生不过五六人，相比于任何一所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的数量而言，这一比例都是极低的，那又如何发挥它们在本科生培养国际化方面的辅作用呢？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加宽泛地看待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并把它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结合起来。譬如，可以一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为依托，在每一学年度开设选修课程，把该课程的讲授作为选拔参赛学生的一部分，而对最终参赛选手的指导则作为该课程的延伸，这样既能保证让最大限度的本科生参与到这种教学模式中来，也能使传统教学模式和新型教学手段得到完美结合，不仅契合目前各高校普遍施行的法学本科生教学体系，也增强了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按照这种思路，如果选取若干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作为依托的话，现阶段能够将绝大多数法学本科生纳入到这一教学模式中来，从而真正实现其国际化培养手段的功能。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还是展现一所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最佳媒介。在这方面，亚洲范围内如新加坡、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已经走在前面。这些国家中一些著名大学的法学院，已经多次在世界著名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中夺冠或进入前三甲，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该高校乃至该国整体法学培养水平的认知。
四、结语
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目标，以解放束缚了多年的生产力，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使生产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经济法律制度，从法律上加以保障。对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当时法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对经济运行法律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法学的雏形。
也许是受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影响时间太长的缘故，刚刚改革开放的经济使得法学工作者有些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学工作者认为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经济法研究的范围，于是相应地形成了大经济法的概念。在当时，人们以谈经济为时髦，对于经济法学和其他法学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都当作经济法问题来对待。为了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人们一方面立足于本国资源，从理论上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外国积极引进各种经济法理论，借鉴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这个阶段，有一大批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发行。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前苏联、日本的一些经济法学著作和教材，如前苏联拉普捷夫主编的《经济法理论问题》和《经济法》，日本的金泽良雄的《经济法概论》、丹宗昭信、厚谷囊尔主编的《现代经济法入门》、《日本经济法概要》等。此外还翻译了一批经济法学论文。在国内则出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众多的经济法派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纵横经济法论。经济法学研究对法院的司法实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大量经济案件的出现，使得各级法院相继成立了经济庭，专门处理这些案件。在当时看来，企业之间的经济合同纠纷、涉外经济纠纷等，只要涉及到钱的纠纷案件（民间借贷除外），一般都当作经济案件来对待，而民事案件则只限在婚姻家庭纠纷、民事侵权等很小的范围内。
随着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经济法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经济法研究的许多方面实际上应当属于民法的研究范围。于是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包括经济法和民法的范围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通过对市场经济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发现各国不但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借鉴，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参考。法学家们对经济法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已经跟以前的经济法观点有了明显的不同，无所不包的大经济法概念已经很少有人坚持。这些观点被称作为“新经济法理论”或者“新经济法诸论”。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新经济法理论逐渐定型以后，人们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驻足不前的局面。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经济法各部门学科的研究，甚至还有少数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来民事立法的显著成就，使得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受到了更大的影响。《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权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启动，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法学者把目光转向了民商法学研究。同时，法学研究的结果对法院的司法实践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还存在不同看法，对经济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异，但是他们之间都达成一种共识，即经济法只调整跟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有关的法律问题，而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来调整。对于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表示怀疑。至少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属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人们都不表示怀疑。由于经济法研究范围的缩小，于是有人对法院经济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怀疑。认为经济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围，而真正属于经济法范围的案件则很少，因此主张撤消经济庭，变经济庭为民庭。这种观点是一种狭隘的部门利益观点。人们意识到经济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属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围，这是人们认识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经济法庭的地步呢？我们应当承认，经济法庭的设立，对我国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经济庭审理的大量经济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进民法学家的观点也不应当属于民法的受案范围。例如，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等等。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从本质上说是侵权纠纷案件。反垄断案件（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实际上是合同纠纷案件，即这种合同是否违背社会公益，因而是无效合同的问题。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其实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没有必要存在了，因为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侵权纠纷或者合同纠纷。行政纠纷从本质上来说，难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机构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酿成的侵权纠纷吗？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设置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法庭是根据受理案件的性质来设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则是根据其他标准，主要是为了满足处理某一类案件的方便而设立的，如铁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设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们同属于某一个部门，集中起来由某个单独的法庭来处理比较方便。我们也不否认法院各审判庭的设置都是从审判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但是其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诉讼活动的进行。经过近二十年的审判实践，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经济庭的概念，人们已经对经济庭的受案范围已经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如果突然间取消经济法庭，势必使人们对法院的行为感到茫然，对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无法了解，从而降低诉讼效率、提高诉讼成本，甚至使人们产生经济法是否已经已经被废除了的疑虑。这对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经济法庭即便是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质在法理上说得过去，但是，在经济法庭取消以后，本来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或者将来肯定会出现并且应当属于经济法庭受案范围的案件，缺乏相应的受理机关。我们总不能把它们让民庭来受理，因为那将在法理上又说不过去了。例如，近些年来，人们对垄断现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认为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将来，《反垄断法》出台以后，人们想提起反垄断诉讼应该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呢？以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应当继续由哪个法庭来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来受理，这样岂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论，回到了原来大经济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认为，撤消经济法庭的提法应当慎之又慎。我们完全可以考虑保留现有的经济法庭，但是对其受案范围作适当的调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说得过去，同时也不至于让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对于经济法应当向何处去的问题，张守文教授在其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法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中国经济法学在世界法学舞台上的地位问题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深思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中，似乎比较注重从外国借鉴，而忽略了向外国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也许考虑的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还不够成熟，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国介绍。实际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经济法产生的历史还不长，我国当初从外国引进经济法理论时，外国的经济法理论也同样很不成熟。通过二十来年的研究，我国的经济法学已经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经济法的理论已经基本形成，经济法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但是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和外国的经济法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的经济法已经不再是前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法著作中所说的经济法了。美国的法经济学（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国的经济法概念有着质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问题，也包括法制史上的问题。笔者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法经济学会年会的一份会议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经济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还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发言。这也就说明，美国的法经济学和我国的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过来，如果认为外国没有我国所说的经济法，怕他们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国介绍的话，就更加不应该了。如果国外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经济法理论，而且发展得更加成熟，这时向它们介绍，反而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我国的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我们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绍给他们，使他们了解、接受我们的经济法学。美国没有大陆法中的民法学，但是，美国用英文出版的各国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国民法著作。美国还用英文出版了我国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经济法含义上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见到。近几年中国政法大学以及今年北京大学针对美国学生办的中国法短训班都没有安排经济法的课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经济法学者没有努力争取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在向外国借鉴法学理论时，一般都比较注意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法国、德国等加以借鉴，因为他们的经济比较发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经济法时，同样应当以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要目标。我们要想经济法在世界法学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动向它们介绍我国的经济法理论，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来取经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呢？笔者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考虑。
一、出国讲学。近些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法学家到国外作访问学者或者讲学，但是经济法学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国门的经济法学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绝大多数都是去当学生，了解国外的法学研究动态，介绍外国的法学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国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法理论。我盼望我国的经济法学家，尤其是经济法权威们不要将自己的影响局限在国内，而应当向国外渗透。出国讲学，介绍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尤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二、单独或者和国家立法、行政机构举办经济法国际研讨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培养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经济法专业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即使没有深入独到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回国之后，有的从事法学研究，有的从事法律实务。我们可否建议他们利用所学的中国经济法理论以及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对他们本国的经济法进行比较研究，写出文章或者专著在本国发表或者出版。同时在有关的经济法国际研讨会上和国内学者进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进中国经济法在国外的影响。
三、注重直接用外文尤其是英文著书立说，或者将国内有影响的经济法理论著作翻译成外文向国外介绍。每年我们都能在外国的期刊上见到相当数量的中国法论文，但是关于中国经济法的论文却很少见到。正如我前面说到的，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去，他们可能不会请进来。因此，如果我们的经济法学家能够申请科研立项、争取获得国内或者国外的科研资助，将中国有影响的经济法研究成果向外国介绍和推广，那么，他们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了解将会更加完整、准确、清楚。
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为了提高我校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强化法学本科生毕业论文教学环节
的管理，严把毕业论文的质量关，确保毕业论文档案资料的规范、完整，特对法学类毕业论文撰写格式提出如下要求：
毕业论文一般由以下主要部分组成，依次为：
1.题目，2.作者，3.中文摘要，4.英文题目、作者、摘要，4.论文正文，5.参考文献，
6.致谢，7.〖附录〗。
具体要求如下：
1.题目（三号黑体加粗，居中）
表述论文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要求字数少、简明精炼，原则上不超过20个字。如果设有主、副标题，副标题指具体的研究内容。
2.作者（四号宋体，居中）
题目下面第一行写专业、学生姓名；另起一行写指导老师的姓名、职称。
3.中文摘要（小四楷体）
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报告、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
要应概括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主要说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
和结论。要突出本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见解，力求语言精炼准确。论文摘要200字左右，
4.关键词3-5个。（小四楷体）
5.英文题目、作者、摘要、指导老师、关键词（英文题目、作者、摘要与中文相对应）。
6.论文正文（小四宋体）
前言应综合评述前人相关研究工作，说明论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前言篇幅不要太长，一般教科书中有的知识，在前言中不必赘述，前言一般不超过全文的1/3。
6.参考文献（五号宋体）
参考文献只列作者阅读过，在正文中被引用过、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按文中引用的
先后顺序编码，并将编码置于方括号中以上标形式标注在引用句后。参考文献15篇以上。文献中的作者不超过三位时全部列出；超过三位时一般只列前三位，后面加“等”字；作者姓名之间用逗号分开；主要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①期刊
[序号]作者.文章题目[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②专著
[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p：起止页码
③论文集
[序号]作者.文题.见(in)：编者，编(eds).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p：起止页码
④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文题.[学位论文].授予单位所在地，授予单位，授予年
⑤专利
[序号]申请者.专利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⑥技术标准
[序号]责任者.技术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年.技术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7.致谢
致谢中主要感谢导师和对论文工作有直接贡献及帮助的人士和单位。
论文一律用A4(210mm×297mm)标准大小的白纸打印并装订（左装订）成册。版面页边距上空2.5cm，下空2cm，左空2.5cm，右空2cm。
页码位于页面底端（页脚），居中对齐，首页显示页码。
论文题目使用黑体三号字，摘要、关键词使用楷体小四号字，内容使用宋体小四号字。行距为1.5倍行距，字符间距为标准。
法学系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格式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题目）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学院ⅹⅹ专业ⅹⅹⅹ（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内容摘要（中文）：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关键词（中文）：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英文题目）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学院ⅹⅹ专业ⅹⅹⅹ（英文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英文
内容摘要（英文）：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关键词（英文）：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前言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正文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正文内容番号的写法：
一、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番号后用顿号）
（一）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括号后不要加标点）
1、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1）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①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或者
1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1.1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1.1.1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ⅹ
参考文献：
[序号]作者.文章题目[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用于参考期刊）
[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p：起止页码（用于参考专著）
[序号]作者.文题.见(in)：编者，编(eds).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p：起止页码（用于参考论文集）
[序号]作者.文题.[学位论文].授予单位所在地，授予单位，授予年（用于参考学位论文）
[序号]申请者.专利名.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用于参考专利技术）
[序号]责任者.技术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年.技术标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用于参考技术标准）
致谢：
致谢中主要感谢导师和对论文工作有直接贡献及帮助的人士和单位。
政治与法学学院法学系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法学毕业论文范例：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摘要：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是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对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的综合训练和重要考量。毕业论文工作在检验毕业生掌握知识情况的同时也是对我系教育教学质量的检测。法学系自2005年设立以来，在六届毕业论文工作的组织筹备中，毕业论文管理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规范化到精细化的成熟过程。作为法学系教学秘书，一直注意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摸索更好的管理方法。
关键词：法学；毕业论文；规范化
毕业论文是全面检验大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整体学习效果和能力培养状况的重要教学环节，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凝练成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综合能力的重要教育过程。
一、制度文件的起草与修订
1.规范管理制度
为规范毕业论文管理，自2009年毕业论文工作伊始，首次制定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法学系毕业论文手册》。几年来，针对该手册在论文管理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多次修改。2011年初，学院进一步明确了院、系毕业论文二级管理工作机制。通过反复沟通与调研，协助教学部完成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管理规定》。在协助修订的过程中，吸取了各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宝贵经验，同时与法学专业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得规定更加合理，简化繁杂的工作流程的同时加强了规定的可操作性。
2.修订写作格式
在规范管理制度的同时，对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进行了调整。为此多方查找资料进行调研，借鉴兄弟院校的管理经验，结合法学专业的实际情况，组织指导教师进行讨论，协助教学部制定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写作规范》，并结合法学系实际情况制定了《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法学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规范实施细则》。
二、规范流程管理
1.合理安排论文工作时间，召开动员会
根据学院对毕业论文工作的整体要求，从每学年第一学期末开始，提前制订好每一届毕业论文工作的计划安排。召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工作会议，布置本年度毕业论文工作时间安排与要求。召开学生动员大会，加强对学生端正学风教育，强调论文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论文写作规范和格式要求，使学生真正提高对论文撰写的重要意义的理解，自觉遵守学院相关制度要求，认真参加实习，并结合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社会实践，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综合能力，高质量地完成毕业论文。
2.选题的申报与审批，确保题目质量
在毕业论文工作选题的准备阶段，按指导教师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拟定论文题目供学生自主选择，同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习条件和实习案例及社会热点问题，鼓励学生开拓思维，自行拟定题目，并通过选题审批的程序，对初拟题目进行反复修改，做到一人一题，要求毕业论文研究方向能够与学生的专业更加贴切，切实做到论文选题的规范化管理向分类化指导的转变，提升论文内在质量。
3.指导过程监督
在毕业论文工作进行过程中，按照法学系毕业论文工作计划安排及时进行监督和管理。分为前期、中期、后期进行检查，前期主要检查指导教师的到岗情况、开题情况、资料查阅的情况。中期针对教师的指导过程进行监控，检查指导过程记录，学生完成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后期检查毕业论文质量、组织评分及分组评阅。
4.毕业论文格式审查、评阅和答辩
在毕业生实习返校之后，收集各种管控表格，对每一名同学的论文初稿进行格式审查，在总结历届学生答辩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每一名同学指出答辩技巧和建议，为正式答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正式答辩前，做好准备工作，成立答辩委员会，明确答辩时间、答辩场地及相关材料的准备，召开答辩分工会，确保答辩顺利进行。
三、规范档案管理
毕业论文工作结束后，认真整理相关电子档案资料，做好纸质版资料保存工作。将学生论文、材料装入档案袋，存入档案室备查。按照要求对论文工作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填写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调查表，做好毕业论文工作总结，所有档案汇集成册以备教学部检查和教委普通高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管理互查工作。
四、树立服务意识，保障工作顺利完成
毕业论文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系毕业论文工作的服务性工作，内容琐碎，繁杂。在工作中需要不断加强服务意识，加强各方面的沟通。为此我建立了论文指导小组分组联系表，指定学生组长负责，定期与学生组长以及指导教师沟通，尽早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五、总结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