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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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商事关系；法律部门；法律渊源；法律体系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作为调整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国际商法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和法学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商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国际商法的概念和体系存在着争议，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商法学研究的深入展开，而且不利于系统普及国际商法知识，不能满足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今天，明确国际商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地位、体系结构，对于推动我国法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商法的地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际商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部门分类问题。依法学的一般理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为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其次为法律的调整方法[1]（P291），后者主要是刑法与其他法律部门间的区分标准。其实持这种双重划分标准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法律的调整方法归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调整对象派生出来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着法律调整方法及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特点。刑法的任务是调整由于犯罪所引起和发生的社会关系，刑法的调整方法（刑罚）是由这种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因此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坚持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而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凡调整同一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就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国际商法作为调整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有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的，即国际商事关系。所谓国际商事关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国际商事主体参与的商品流转关系，其主体不论是个人、法人、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只要这种商事关系的当事人分属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其所涉及的商事问题超越一国国界的范围，这种关系就可称之为国际商事关系。国际商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在空间上超越了一个国家的国界，而且在内容上也以“商事”①为质的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国际商法既不同于以国家地域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内法体系，也与以国家之间非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国际法不同。
国际商事关系是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相应地，作为调整这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范畴。只有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分析国际商法的演变，才能正确认识国际商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国际商法是国家间商事交往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产生的。11世纪起，随着欧洲商业的复兴和发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中的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买得了自治权，组建商人法庭，适用他们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习惯规则调整商事交易关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称为“商人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等法律体系。后来，随着欧洲航海贸易的发展，商人法逐步扩及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实际上成了商人在欧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调整他们之间经济贸易活动的法律和国际惯例。商人法从产生之时起就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法、教会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成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国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欧洲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各国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而国际商事交易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国际商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
讨论国际商法的地位和体系，必须把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与国际商法的渊源区分开。国际商法的渊源，指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其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们说国际商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基于国际商事法律规范的内容、性质进行的分类，而非就其表现形式进行的分类。近代以来国际商法的渊源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国际商法的独立性。相反，法律渊源的丰富反映了国际商法体系在随着国际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渊源间的相互作用下，国际商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中世纪有限的国内立法基本不涉及国际商事关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渊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惯例为主。16世纪起，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重商主义理论逐渐开始在欧洲盛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一个国家财富的唯一表现形态，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真正来源，只要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就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各新兴国家开始干预本国涉外商事交往，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商人法纳入本国的国内法体系[2]（P210）。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则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内，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来。新生的民族国家通过把系统、灵活、强调公平合理的商人习惯法纳入国内法体系，促进了各国国内传统法律的现代化改造，有利于统一和维护国内商业秩序，促进了各国国内商业的发展。这一国内化进程对国际商法自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国际商法的渊源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有国际性的商人法被纳入国家国内法体系后，使得各国国内商法成为调整本国对外商事关系的重要规则。从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19世纪末以前，在国际商事交易中，国内商事立法一直是国际商法主要的法律渊源。国内法本质上属于法的范畴，为法学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即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范。从这一角度说，商人法的国内化实质上是从原则和民族主义出发的商人法的民族化。从历史的观点看，这对促进本国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积极作用，但以发展和未来的观点来看，却是与商事活动的国际性、跨国性相违背的。由于各国内商法主要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从国际商事活动的需要出发。因此，各国的商法不但很难充分涉及国际商事方面的问题，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规定甚至与传统的国际商事惯例背道而驰。国家法越多，各国交往中的法律冲突也越多，在发展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障碍也越多。尽管这些法律冲突可以按照国际私法规则予以解决，但毕竟给顺利进行国际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烦和障碍。因此，从19世纪末起，随着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际商事交易活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积极介入了统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工作，以双边条约或多边公约的方式推动着国际商事交易规则的国际统一化进程，使国家成为推动传统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
目前，各国已在统一国际投资、国际货物、服务和资本交易、国际技术转让以及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财政制度、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参与制定的条约、公约已取代国内立法和国际商事惯例成为国际商法最重要的渊源，正是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国之间涉外商法的差异日渐缩小，国际商法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国际商法统一化进程日益加快，为适应并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商事关系的主导因素。国际商法渊源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传统法学的变革，正是在国家成为推动国际商法变革的最重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二战后兴起了一门专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中“重要而突出的法律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的法律关系的新兴的学科———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将会推动国际商法在更高水平上的变革与统一化进程。目前，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已形成了国际条约、国际贸易惯例（两者我们可合称为国际法渊源）、国内法并存的局面。具体讲，凡调整跨国界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不论它以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经济法规范表现出来，还是以当事人自愿接受的国际商事惯例、国内商法中的国际性规范形式表现出来，在本质上都属于国际商法的范畴。
国际商法渊源的丰富和发展，也开始了各种渊源间的互动机制。上述国际商法渊源体系中，国际商事惯例规范、国际法规范、国内法规范并不是互不发生关系的三种并行的法律规范。而是彼此之间存在互相依赖、互相补充、互相转化、互相作用的互动机制。首先，国际条约、公约调整和制约纯粹以国家或国际组织作为主体双方的商事法律关系，诸如国家政府之间或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有关投资、贸易、信贷、结算、保险等方面的商事法律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无论何种条约，一经批准，就必须遵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其效力优于国内法。据此，国际法规范也可能被自然人、法人所直接适用而转化为国内规范。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票据法》第96条也规定：“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就为国际商事领域的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对我国公民、法人有直接约束力提供了法律依据。其次，国内法规范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被国际化。如有关国家和私人之间的合同就可以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国际化。一些本属于国内法范畴的规则通过依从国际法而被转化为国际法规范的例子很多。如1958年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案的最终裁决，就是选择国际法作为裁决的准据法的。
国际商法在法律渊源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特点，为人们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带来了困难。而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划分无论对于国际商法的统一、法的实施，还是对于法典编纂、法律清理、法规汇编、法学教育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的存在也是国际商法独立性的最好证明。因此，研究、运用国际商法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商法的体系。
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国际商法有自己特有的体系结构。对于国际商法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国内学者并无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要深入研究、正确阐述国际商法的体系首先应理解国际商法体系的涵义，其次要找到决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依据。
理解和确定国际商法的体系，应当从形式和内容入手。在形式上，应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国际商法就目前而言涉及哪些国际商事关系领域，如国际货物买卖、国际货物运输、产品责任等；二是在这些领域内国际商事法律规范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定，这些规定是以国际法渊源还是以国内法渊源表现出来，以及这些渊源间的关系机制；三是国际商法体系中各部分内容的结构，即不同领域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内容编排的依据。总之，从形式上讲，国际商法体系的确定既要考虑国际商法所调整、涉及的商事关系领域，又要考虑国际商法渊源本身的结构和特点，还要确定体系各组成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国际商法体系的确定取决于跨国界的商事关系的发展。国际商事关系发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产品交换等内容。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起草《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时，就“商事”一词所作的注释，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换商品或劳务的交易；销售协议；商事代表或；保付；租赁；咨询；设计；许可；投资；融资；银行业；保险；开采协议或特许权；合营企业或其它形式的工业或商业合作；客货的航空、海洋、铁路或公路运输。国际商事关系以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为主流，再结合商事行为法性质的结构划分，我们可以系统地划分国际商事活动涉及的领域，这也是国际商法按调整对象进行划分的基础。按照这一思路，国际商事关系涉及四个领域，即直接媒介钱货交易的动产和不动产买卖、有价证券的买卖，在交易所进行的买卖以及商人间的买卖等；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居间、行纪、代办商等；为工商提供资金融通的银行、信托，为商业提品的制造业、加工业等；直接间接为商事活动提供服务的财产保险等。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结合和国际商法目前的发展阶段看，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国际商法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际商法应包括：商事主体法（包括商事组织、商事、商业登记等）；商事行为法（包括国际货物买卖法、国际货物运输法、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海商法、国际技术贸易法、产品责任法、票据与国际结算法、国际资金融通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包括国际民事诉讼、国际商事仲裁）。每一组成部分在表现形式上都是由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有机结合组成的。
应当指出，国际商法的体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这是由国际商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当前，国际商事关系发展的国际性、协调性、安全性和便利性趋势，为国际商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国际商法体系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一是国际商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尤其在商事行为法方面的规范内容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完备。二是在国际条约公约、国际贸易惯例、国内法之间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各国涉外商事交易的法律会日渐统一。
国际商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于情节犯的概念，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情节犯是指以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情节严重”作为基本犯罪既遂形态犯罪构成的定量因素的犯罪。 该种观点与下述第二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情节严重”在这里是犯罪的既遂标准，笔者赞成这种观点。首先，依据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的通说，即刑法分则条文的设置是 “犯罪既遂模式说”的观点出发， 情节犯中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是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其次，若仅仅认为“情节严重”是犯罪成立的要件，那么对于我国刑法典规定的所有情节犯则无成立犯罪未遂的可能，倘若行为人的犯罪客观方面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要求，就不成立犯罪，也就无所谓未遂，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也与我国刑法实践的具体做法相悖。
第二种观点认为，将那些刑法中明文规定的“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的犯罪称为情节犯。如上所述，笔者赞成我国刑法分则属“犯罪既遂模式说”的立法模式，所以认为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情节严重”不仅是判断犯罪成立的标准，还应当是判断犯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也就是说情节严重不仅是情节犯成立的必要条件，更确切的是，它是情节犯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下文将有详细论述。
第三种观点认为，情节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犯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广义的则指除了狭义的情节犯以外，还包括将情节严重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犯罪类型，即情节加重犯。
笔者认为，该种观点同样不妥。将情节加重犯纳入到情节犯项下进行考量容易造成对情节犯其他问题进行探讨时的混乱。情节加重犯是在解决了行为人够罪基础上解决行为人的量刑问题，而情节犯的研究更在于益于解决行为人定罪的问题。
第四种观点认为，情节犯之情节之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它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情节，与量刑无关，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和情节减轻犯。但是情节犯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 ，包括明确规定了“情节”二字的情节犯;没有“情节”二字的情节犯，包括明确规定要求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数额或销售数额的“数额较大”或“数额巨大”才能构成犯罪和要求发生严重后果才能构成犯罪;混合性规定，如由例示性规定加情节严重等抽象性规定而形成的混合型规定。
笔者认为，该种观点有所不妥。对于刑法中进行的混合性规定，笔者认为其可以被认定为情节犯。但是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笔者不认同。首先，情节犯与数额犯应当是两个不同概念，数额可以在某些情节犯的认定中加以考虑，如在《刑法》第227条倒卖船票、车票罪、第326条倒卖文物罪中规定有“情节严重”，在对其认定中可以考虑涉案金额的大小。但是，除了数额之外，情节还包括作案动机、手段、时间地点等其他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因素。情节犯要求的是综合行为整体情况来考察，而数额犯则是通过数额来定性。例如诈骗罪要求数额较大，而当行为人采取情节恶劣的方式行使而未达数额要求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对其以诈骗罪进行处罚。因此，应当对二者进行界分。情节犯并不必然包含有数额犯，而数额犯也不能完全被情节犯所涵盖。在此笔者需指出，二者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存在重合，如《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其既是数额犯也是情节犯。
二、情节犯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犯罪既遂主要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1)行为犯，是指把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行为人将构成要件行为实施完毕，犯罪即告既遂;(2)结果犯，是指行为人不仅要实施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而且行为必须引起刑法规定的结果发生才构成既遂的犯罪;(3)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刑法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此种性质的犯罪并不要求造成实害结果;(4)举动犯，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为人一旦着手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犯罪即告完成并且完全符合犯罪构成，行为人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那么，我国刑法上的情节犯究竟属于上述哪一类犯罪?
首先，笔者拟就结合情节犯中“情节”的含义加以探讨，而关于“情节”含义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有学者指出，区分罪与非罪的基本情节，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的表明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而为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一系列主观和客观的情状，它以综合的形式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 还有学者指出，情节严重不是属于犯罪构成某一方面的要件，而是一个综合性的要件。 另外，一些学者指出，从客观违法性的角度出发，情节只能是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 笔者基本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对此应结合我国犯罪基础理论，具体分析。首先，只有这样理解情节的含义，可以彻底维持客观主义刑法观。客观主义刑法观认为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的基础或者说刑法评判的对象是行为人外在的行为以及犯罪结果，如果仅仅以行为人的主观恶意作为刑法评判的根据，则会混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主观主义刑法观认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即行为人反复实施犯罪的危险品格。 客观主义刑法观相较于主观主义刑法观而言，更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在保护法益的同时保护个人利益。将情节犯中的“情节”限定在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有助于回归到法益概念，其次，将情节理解为只能是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情节符合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具体适用，方便操作。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是犯罪构成要件，如果情节不严重，就不构成犯罪。 具体来说，情节严重应当属于犯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要素。因为，犯罪主体应当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涉及到含糊不清的价值判断;犯罪主观方面是确定行为主体对其危害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具有的心理态度的判断。对于故意或者过失，只需判断行为人是有还是无，有的话，是有故意还是有过失。至于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如果行为人没有表现出任何行为则毫无意义，而且，犯罪主观方面在犯罪认定过程当中有很强的难操作性。因此情节严重也不是犯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要素;犯罪客体的判断也应当是一个质的判断，而非量的判断。由此可见，情节严重应该在犯罪客观方面进行评价，这样在贯彻客观主义刑法观的同时对具体情况的处理不再繁琐，只需抓住主要问题进行评价。基于这样的理解，便可以得出“情节犯”中的“情节”不单单局限于危害结果或危害行为，不管是危害结果还是危害行为都可以对法益造成侵害或侵害的危险。因此，情节犯不仅可以是结果犯还可以是行为犯，抑或可以是危险犯。例如我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该罪是典型的危险犯，又是情节犯。例如我国《刑法》第221条规定的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该罪采取混合式规定方式，其既遂需要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即该罪是结果犯;而该罪又规定有“其他严重情节”，即该罪又属于情节犯 。
再者，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于相关犯罪所做司法解释也印证了我国刑法典上情节犯性质的多样性。基于对具体刑法条文统一地适用，司法解释对于一部分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作出明确规定，通过研究这些规定也可看出情节犯既可能属于结果犯，也可能属于行为犯。
三、情节犯的犯罪未遂形态问题
如上所述，情节犯既可以是结果犯，也可以是行为犯，还可以是危险犯。那么情节犯的犯罪未遂形态则应当加以区分讨论。对于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发生一定的损害结果为既遂要件的情节犯，其可以遵从犯罪未遂形态的一般理论加以判断。对于性质属于行为犯和危险犯的情节犯来说，其犯罪未遂形态问题需要加以细致讨论。
(一)性质属于行为犯的情节犯
在行为犯中，笔者认为应以法定的犯罪行为完成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志。关于行为犯是否存在未遂以及中止，理论上有不同之争论。一些学者混淆举动犯与行为犯之概念，而认为行为犯与举动犯一样并不存在未遂。凡行为未发生行为人所预期之结果者，为未遂犯。……此惟实质犯与故意犯有之。形式犯……在性质上均无所谓未遂犯。 举动犯是一种着手实行即告完成的犯罪类型，所以举动犯并没有未遂形态，在举动犯中只存在犯罪成立和不成立的问题。相反地，在以实施一定行为为既遂要件的犯罪中，行为人不仅要实施具体的构成要件行为，而且该行为还必须达到刑法所要求的程度，否则就是没有完全实现该条款所要求的要件，而只能成立未遂犯。 换言之，单纯行为犯中只是没有将对于对象的侵害或者危险这种意义上的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因而应当认为，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或者危险这种意义上的结果仍然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性质属于行为犯的情节犯，是存在犯罪未遂的可能的。例如我国《刑法》第243条规定的诬告陷害罪，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节严重……，该罪属于性质为行为犯的情节犯，若行为人向司法机关投递捏造事实的举报信，意图诬告陷害他人，但是，被司法机关识破的场合，就是属于诬告陷害未遂的行为。 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给被诬告陷害人的人身权利造成实际的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对此只能以未遂认定。再比如《刑法》第315条规定的破坏监管秩序罪，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殴打监管人员……该罪是性质属于行为犯的情节犯，若行为人在组织他人准备对监管秩序进行破坏的过程中被监管人员发现并被及时制止，那么行为人可能构成破坏监管秩序罪的未遂。
(二)性质属于危险犯的情节犯
在危险犯中，关于是否存在犯罪未遂存有较大争论。否定说认为，危险犯也是以犯罪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此，在危险犯中，不具备一定的危险状态，也就同样是犯罪的不成立。所以危险犯不存在未遂的可能。 肯定说认为，危险犯和结果犯一样，既有既遂，也有未遂。危险犯中的犯罪行为的着手和危险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二者之间总会或长或短地有些距离。那么，在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构成危险犯的未遂。 折中说认为，并非全部危险犯都存在未遂形态，至于哪些危险犯存在未遂学者们则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犯存在未遂形态而抽象危险犯不存在未遂形态。因为具体危险犯以发生一定的危险状态为要件，行为人着手，而没有发生法定的危险状态，即成立犯罪未遂;而抽象危险犯不以发生现实的危险为必要，近似于行为犯，通常不认为有未遂状态。 另一种观点认为，抽象危险犯存在未遂的可能性，而具体危险犯不可能有未遂。
笔者认为，危险犯可能存在未遂状态。首先行为犯和危险犯的关系尚有争论，遵循笔者上述对行为犯的论述，行为犯可能存在未遂状态，危险犯同样可能存在。其次，不管是具体危险犯还是抽象危险犯，其发生都是渐进式的犯罪过程，这样的渐进性过程仍有阶段性，从行为人着手实行与犯罪结果的发生不可能同时产生，即使时间间隔再短，但其确实存在。例如我国《刑法》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失误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该罪是典型的具体危险犯，行为人着手生产、销售到发生危险状态，其必定会经历一段过程，而在此期间完全可能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从而成立犯罪未遂;我国《刑法》第339条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违反国家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该罪是抽象危险犯，行为人在着手倾倒、堆放或者处置到对环境资源造成非现实性的、非紧迫性的危险需要一个过程，在此期间行为人可能因为其一直意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从而成立未遂。
具体到行为性质属于危险犯的情节犯中，笔者认为应当肯定上述结论。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第133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人在道路上着手追逐 到对公共安全造成抽象的危险必定经历一个过程，只要没有达到该罪的危险状态，就有成立为未遂的可能。 又如我国刑法典第二百五十条规定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罪即属于性质为结果犯的情节犯。
国际商法论文范文第3篇
一引言
毫无疑问，干涉通常是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权、、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必然逻辑结果。然而，由于干涉不但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而且，干涉经常用来作为国际关系中国家解决彼此之间各种争端的一种“自助”(Self-help)方式，因此，干涉行为的这种复杂性直接导致了现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体制下界定干涉时诸多问题的出现。
实际上，在国内外许多国际法学者的著作当中，对干涉正式进行界定的并不多见，而且至今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际法界定干涉的困难。如由日本国际法学会编著的《国际法词典》里是这样论述的：“干涉(Intervention)在国际法上指一国介入他国处理的事务、强制他国服从本国意志的做法，也指对其他国家事务命令式的干预或介入(Dictatorial Interference)。”[1]12《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里对干涉进行的界定是：干涉是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的强制或专断的干预，旨在针对另一个国家强加某种行为或后果[2]313-315。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斯塔克教授指出，国际法上禁止的干涉表示超出单纯干预的程度，甚于调解与外交建议的行为，一般须是违反特定受害国意志的，几乎总是蓄意侵犯他国的政治独立，凡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行为，严格来说就不是国际法上禁止含义中的干涉[3]92。韩国国际法学者柳炳华认为，“构成干涉的标准，要依照个别情况具体判断。大体上，由对对方国家的意志和行动所施加的压力表明，谋求发生与对方国家意志相反的变更，就是干涉。”[4]271而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王铁崖先生认为：“干涉是指一个国家或组织通过强迫或专横的方式干预另一个国家的事务，以便强迫或阻止该国从事某种行为。”[5]113还有的学者将干涉定义为“直接或间接地、单独或集体地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反对该国的行为”[6]。
二国际法上界定“干涉”困难的原因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要从国际法上对干涉这个复杂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干涉”一词在国际法上的多义性与歧义性。“干涉”(Intervention)这个词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在许多不同的学科(如经济学、物理学和医学等)中都有着特定的含义，而且，在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用到这个词。在国际法上，与“干涉”一词有着相近意义的词还有“干预(Interference)”、“介入(Interposition[注：这个词在国际法著作中比较少见，它曾经由国际法学者阿利C.斯顿维那在他撰写的一部国际法著作里使用过，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See Ellery C. Stowell, Interven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John Byrne & CO. Published November, 1921.]or Intermeddle )”和 “卷入(Involvement)”等词。然而，“干涉”、“干预”、“介入”和“卷入”这四个词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是很混乱的，学者们往往对它们不加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干涉一词在国际法中很难被予以明确界定的首要原因。确实，这些相近词汇的含义存在交叉和重复的地方，但其在使用的场合、角度、侧重、程度、频率和价值判断上还是有差别的。有学者曾经试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区分，例如，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就认为，干涉作为国家之间行为或国际行为，它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干预，另一个是卷入或介入，前者具有强制性，而后者包括诸如维和、人道主义救援那样的和平行动[7]1。显然，这种解释是无益于将这几个词进行区分清楚的。一般干涉与干预的程度要高于介入与卷入，而且介入与卷入所使用的频率也比较低，对于干涉的描述主要还是“干涉”和“干预”。严格地说，这两个词也是有区别的。较之于干预，“干涉”一词多含贬义，且语气要比干预强烈。在国际政治当中，“干涉”多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情形，它常常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连。“干预”一词相对中性，国际组织所发起的维和行动(如联合国等)常用“国际干预”来描述[8]22-23。
(二)干涉行为在国际关系中是个复杂的法律、政治和伦理问题。“干涉作为一个非常容易令人引起混淆的概念，其原因还在于，它既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规范性(Normative)的概念，它不仅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做出价值判断。”[9]224-225而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干涉一词既与秩序有关，又与正义相关，其本身集政治性、伦理性和法律性于一身，加之其首先常常被许多政治家任意使用，国际法上的干涉概念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合法和非法干涉的理由的如此膨胀已经提高了干涉者行为的敏感度，干涉这个模糊的概念已经进一步政治化了”[10]85。因此，正是由于“干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极其模糊、含混和充满歧义的概念，而它又是一个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用语，其常常被各国用来批评、指责和谴责别国的一个托词以及作为一种合法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来使用，进而引发各种争议，甚至冲突，进而最后可能导致战争[注：干涉作为国际关系当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本身就是一种冲突形式。在实践当中，国家间的冲突有一部分就是由干涉主义引发的。在学术探讨上，在国外的一些国际政治论著中，对“干涉”问题的论述通常放在有关“国际冲突”的章节里。参见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49页，第255页。]。而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如当一个国家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如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基于国际人道和人权保护的考虑，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干涉性压力。另外，从法律来看，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整个当代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秩序运行的基础，干涉行为无疑又是国际法上所禁止的非法行为，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家、国家集团或国际组织到底哪些行为属于干涉的范畴，哪些行为又不在干涉之列，这些问题在国际法上又不是那么能轻易地加以区分。因此，总的来说，要从国际法上对“干涉”这个极为复杂的词语很好地进行界定并非易事。
三《联合国》对“干涉”之界定存在的缺陷
正是由于现行国际法上界定国际关系中的干涉行为还存在着上述困难，直接导致了目前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法律体系下对干涉的界定实际存在种种缺陷：
(一)干涉的国际法含义不甚明确。干涉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必须在法律上有个明确的界定，否则不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政策秩序。“干涉总的来讲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法律概念，它意味着专横的干涉，其行为已经构成对一国独立的危害。它暗示强制性地要求一国作为或不作为，……如果它国对这一要求不服从，则会受到威胁或被强迫这么去做”[11]66。所谓干涉，广义言之，便是一国干预他国的事务。这种情形的发生，或是根据某一个国际条约，或是根据某一特殊的请求，或是完全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所采的方式，或是用武力，或是用威胁，或是用政治上的诡计与策略。这都构成国际法上的“广义的干涉”。至于“狭义的干涉”，则是指反乎他国的意思而使得他国不能拒绝的干预行为，这种意义上的干涉所构成的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关干涉国的干涉行为既没有国际条约的法律根据，也没有得到涉国的请求;二是干涉国的这种干涉行为是涉国不得不接受的行为，其性质与国际法上的斡旋或调停存在区别[12]81。但遗憾的是，现行国际法并没有对干涉作出过明确的定义。即使联合国对于干涉问题做了一定的相关性规定，但主要是从广义上来进行解释的，这样做的一个不利后果就是使得干涉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联合国起草人显然是要将不干涉原则适用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和所有领域的。这也就是说，在联合国审议有关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时，不能对本质上属于一国内政的问题进行审议。国际社会建立联合国的初衷正如所表明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而是为了加强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如果按照传统国际法做狭义的解释，第2条第7款[注：《联合国》第2条第7款规定：“本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7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因为那种所谓的不干涉恰恰是第2条第7款的例外，即该组织可以根据的有关规定采取的强制措施[13]59。因此，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向来比较模糊的态度来有意回避对干涉作出明确的界定。而为了更有效地规范国际关系中日益增多的干涉行为，现在已经不能仅仅将干涉限定在“专断性干预”的范围内，况且这一区分本身就非常困难。因此，后来联合国在其所通过的大量相关决议和文件中为了避免从狭义上来理解干涉，大都将干涉和干预这两个术语同时表述。因此，在笔者看来，按照现行联合国的精神，国际法上的所谓干涉它应该是一种广义上的干涉，即指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实现其某种意图或达到某种目的，通过强制性的或非强制性的手段，运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在没有征得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使得该国不能自由地、或者被剥夺了按照其自身意志处理其主权管辖范围内事务能力的一种非法行为。对于联合国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坚持严格意义上的不干涉原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际秩序，但同时也很不利于从国际法上对干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它使得干涉与不干涉的问题高度政治化。
(二)禁止干涉的对象规定不清楚。由于学者们对干涉这个概念产生了很大分歧的缘故，干涉本身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存在广泛的争议。实际上对于国际法上禁止干涉的具体内涵到底包括哪些确实是一个很难列举的问题。联合国第2条第7款用了“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的公式，这种表述是极其宽泛和模糊的。这种限制条件对于联合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其对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在联合国看来，如果许多本质上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管辖事项由于某些原因跃出其国界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国内管辖事项”就不再是“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内部管辖的事务了，而是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或与之有关的“国际关切事项”了[14]97。总的来说，国际法上干涉的具体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其他两国间关系的干涉(外部干涉);二是国家对一国的内部争端的干涉(内部干涉);三是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某种救济的手段，国家因一国触犯了国际法而通过发动战争而对一国所进行的干涉(惩罚性干涉)[15]131。这说明，国际法上所禁止的干涉不仅仅局限于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也包括干涉该国的外部事务，例如，第三国对于两国之间的争端的解决加以干涉，或者第三国对其他两国之间订立条约时所进行的干涉行为等等。这样看来，按照联合国的精神，干涉主体所进行的干涉不局限于涉国的具体的内部管辖事项，因此，内政绝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只要是属于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项都可以称为国家的“内政”。这种绝对主义的国家主权思维模式显然已经不适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不断发展的现实。
(三)拟进行的干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由于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内部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频频爆发使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在面对这些人道主义灾难时往往反应迟钝。而坚持严格的不干涉原则意味着作为主张该原则的例外的干涉行为至少应该是在征得拟涉国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所谓“在征得国家的同意的前提下”中的“同意”至少应该是该国正在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强制、胁迫、欺诈、乘人之危等不利条件下自愿作出的单独的合法意思表示。这也就是说，“对干涉的同意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同意的作出必须是真实的;二是这种同意应该本身是合法的行为，也就是不能与作出该种同意的国家本身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违背。”[16]281这种严格的解释就可能使得联合国拟对这些事件作出合理的反应和干涉显得一筹莫展。因为，一方面，《联合国》(第二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除了国家自身在受到外来武力攻击而进行自卫以及联合国(第7章)授权联合国安理会“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时，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联合国不得干涉一个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第二条第7款)。由此可以看出，联合国只有“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时才可以进行集体干涉行动，这显然不能适应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实。因为当一个国家内部爆发大规模的侵犯人权事件时，联合国是不可能直接援引上述“在出现威胁和破坏和平或出现侵略”的例外公式来进行有效的集体干涉行动的。而且，对于一国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安理会目前的实践是越来越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已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从而可能使得联合国体制下干涉行动有扩大化的危险。安理会是否可以针对国际社会中任何发生的情势有权决定其是否构成了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进而对其进行集体干涉?如果是那样的话，第2条第7款等相关条款将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对此，联合国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干涉所采取的手段缺乏具体的法律标准。在一般国际法上，要构成干涉，干预必须是强力的或专断的，或者是胁迫的，在实际上剥夺了涉的国家对有关事项的控制权，单纯的干预不是干涉。因此，对于干涉所采取手段的具体标准问题，我们一般将干涉这个词界定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强制性干涉” (Forcible Intervention)或“专断性干预”(Dictatorial Interference) 。但在现在看来，这种区分是不能充分反映当今国际环境变化的。因为包含经济或政治措施而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如国际法院在1986年的“尼加拉瓜案”中明确指出：根据定义，干涉以一国的强制为先决条件。所以，仅仅是终止援助发展中国家或违反经济条约，不包括在“干涉”一词之内[17]126。或者，有关国家对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仅仅表示意见或提出建议，则这种行为不能叫干涉。联合国体制下也始终没有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构成所谓“专断性”或“强制性”的干预与“非专断性”干预的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而从学者们上述对界定干涉时的表述来看，无论是对干涉主体所使用的手段和形式，还是对涉的客体方面，从其所使用不同的措辞来看，其分歧是很明显的。如果不能清楚地区分强制性干涉与非强制性干涉，其结果将允许国家进行非强制性干涉[18]955。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包含威胁和使用武力的干涉在国际法上肯定是被禁止的。因为如果干涉包含武力的使用，它就违反了《联合国》第2条(4)，该条款规定：禁止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与联合国原则不符的任何方式侵害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从该条款的措辞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除了使用威胁或武力外，国际法上显然还包括其它干涉方式可以达到侵害国家的或者政治独立的目的。“当然这项禁止也反映在而且单独地反映在国际习惯法中。如果武力的使用是相当严重的，它可能也构成侵略”[2]314。但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并非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干涉概念的基本要素里仅仅必须包括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成分。因为，“具有胁迫性以致构成干涉的干预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包含经济或政治措施而不诉诸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胁迫效果，也可以构成干涉”[2]316。换句话说，使用威胁或武力因素只是构成干涉的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另外，就武力干涉本身来说，现行国际法上也没有作出规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现行国际法要对干涉作出明确的界定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这种困难又导致了目前联合国体制下对干涉的界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而这个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成为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当代国际法律体系回避其对干涉作出明确界定的一个充分理由，因为尽管国际法禁止一切形式的非法干涉，但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干涉与反干涉的的斗争又是经常的。因此，存在上述认为基于政治或道德上的考虑而进行干涉的可能，尤其是这一干涉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作出的时候。英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为了探讨西方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地位，而提出了四个彼此相关的命题：国际社会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秩序的维护(The Maintenance of Order)、干涉主义学说(The Doctrine of Intervention)以及国际道义(International Morality)。其中，干涉主义学说一方面反映出国际关系仍然建立在主权国家的独立基础上，另一方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发生在国际社会的某些成员内部的重大事件和事态与其他成员的利益和整体利益息息相关。在怀特看来，可以将干涉看成某种偶然的、不幸的必要性，这种干涉由于权力平衡过程的持续的不稳定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不同成员道德发展的不均等而变得无法避免，在政治考虑中，保持势力的平衡是实行干涉的一个较好理由，但在道德层面，展现其文明标准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19]371-372。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集体干涉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不可避免。2005年9月13日，第59届联大在以决议的形式通过的联合国首脑会议《成果文件草案》规定：“各国政府清楚、明确地接受它们应承担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集体国际责任。在和平手段证明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国家当局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愿为此目的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及时、果断的集体行动。”但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应首先对诸如干涉的定义、禁止干涉的对象和范围、国际社会进行干涉的具体国际法依据以及拟进行干涉的具体国际法标准等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摆在联合国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国际商法论文范文第4篇
在西方，金融业与工商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注重市场营销，将市场营销观念作为指导银行业务经营的基本思想。对于金融机构而言，顾客才是最重要的财富。早期银行的市场营销，基本上以联系与争夺客户、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随着银行之间兼并加剧，竞争激化，单纯用礼貌、周到的服务，已较难进一步拓宽顾客渠道。银行为了在信息技术时代求生存首先也是要争取顾客，尽可能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客户对银行服务的需求，促使银行服务手段现代化。银行致力于采用新技术，为银行与银行间以及银行与客户间的联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银行内部管理的电子化。
一、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是针对金融行业这种特定行业的相关服务而设计建设的，客户通过一定的通讯手段（电话、传真、计算机通讯等）与服务网络中心取得联系并得到身份确认后，即可享受系统所提供的相应金融行业信息服务及有限定范围的账户操作服务，如获取金融行业政策、法规、业务办理通知信息，查询新业务开办方法，客户账户往来查询，查对用户相关社会服务行业收费账单，用户进行限定范围的账户转账和指定收费单位的简单付费，以及其它某些相关行业特别业务操作，等等，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银行服务呼叫中心（BANKSERVICECALLCENTER）。
早在80年代，欧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提出这个概念并利用电话等通讯手段在各大商业银行为广大储户提供服务，然而，由于当时的通讯与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服务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但是，在今天，计算机与通讯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计算机领域，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倍的提高，CPU从286、386、486到奔腾处理器，从单处理器到对称、非对称多处理器结构；计算机网络范围已经从小范围的局域网发展到跨区域的广域网、甚至联接全世界的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数据传输从统计时分复用到ATM异步转移模式，数据传输速率已从几百bps发展到最高上几Gbps，几乎是千万倍的提高；计算机处理体系结构从单机方式发展到“网络就是计算机”的网络方式以及CLIENT/SERVER的客户/服务器分布式处理模式。所有的技术和产品都以跨代的速度更新和发展。在通讯领域，电话已迅速普及到千家万户，X.25分组交换网、DDN数据网以及光纤网已触及城市的各个角落，卫星通讯、微波传输使得信息可以传送到人类所能想象的任何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已为建立最完美的金融增值服务网络系统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1995年10月，首家网络银行——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诞生，为客户提供24小时的服务。接着，北美又出现一体化金融网络机构，商业银行步入电子化新时代。电子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银行竞争力。花旗银行的ATM已能处理150多种交易，从现金存取到共同基金投资，甚至进行股票交易，使客户加深了对银行的依赖程度。
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的建立，可以使商业银行向全能型发展。在银行高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德国、荷兰和意大利商业银行率先向全能化发展。对客户而言，全能银行有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的优点，使客户能自由选择最适合其需要的信用工具，特别是小客户，节约了他们与多家机构打交道的成本。这有利于银行吸引更多的客户，实施网络式管理。美国花旗银行发挥总体优势，不断将其在日本市场外的金融创新产品，如有6种货币和黄金等多种选择的共同储蓄账户，介绍给日本客户，稳住了日本市场。目前，金融工程（FINANCIALENGINEERING）日益为西方商业银行重视。金融工程所承担的是向特定用户提供能满足其需要的服务方案。该方案包括尖端金融产品的设计、证券承销安排、资金的吸收与分流、产品开发与信息处理等。银行招聘一批精通投资银行业务、企业银行业务和金融、法律、税务方面的专家，将各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向客户提供能满足其要求的、独特的服务方案。这种方案是标准化的投资机会及储蓄、信托方式，配合客户独特需要而组合成的最低成本方案，即“独家顾客”方案。也就是说，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此银行。这是固定客户制，是客户与特定银行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银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客户信息资源，发掘潜在客户，波浪式地发展客户网络，同时也可加深银行与客户的定向信息交流关系。
二、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并高度繁荣的今天，多学科、多领域的整合服务正在满足社会各界的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可以使本国商业银行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盟，利用对方的金融专家和计算机系统，实现客户网络制的发展。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交易量和交易金额迅猛增加，传统的通讯交换方式已不能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大量的数据需要及时、可靠地在各银行间传递，而全球银行间的计算机网络化就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在现代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出一种新的数据交换模式：EDI。EDI是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的缩写，意为电子数据交换。这种方式是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产物，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迅捷、准确的计算机网络为客户办理国际结算业务，每一笔业务的延续时间不超过三十秒，节约了大量不必要的时间和费用，实现了银行为客户提供优质、快速服务的宗旨。
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金融市场上，EDI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吸引客户、增加中间业务量行之有效的手段，促进和推动着商业银行的现代化进程。正是EDI这种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成为沟通不同行业经济活动的主要媒介，尤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正日益发展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之一。从90年代初期起，美、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陆续宣布，所有的商户首选交易方式为EDI，不采用EDI的商户将不予或推迟办理，EDI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崭露头角，成为日后国际化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三、创建银行内部通信网络
西方商业银行管理改革的主导是“以人为中心”观念的确立。人是经营管理的主题，行为科研究已在西方国家形成潮流，使世界企业管理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在商业银行界突出体现在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银行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银行有了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才能赢得广大客户的信任，有了高素质的银行管理者，才有高数量的客户群。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因此，银行创建内部网不仅发展了内部通信，加强了上下级的关系，而且也加强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样做起码可以减少组织内部的文件流：即搜集保存于文件和活页夹的信息，并将这些信息置入一个具有强大搜索功能的电子通道；同时也可以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例如，瑞典最大的SPARBANKEN银行也处于激剧动荡的合并时期。它开发的内部网，名为CHANNELONE，有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即电子邮件、论坛（一对多、多对多、多对一）、银行规则与其它组织信息数据库以及工作流系统。很显然，内部网改进了银行内部的通信。SPARBANKEN银行内部网/INTERNET解决方案经理LUSTIG认为，通过改进员工访问信息的条件，将会改进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服务质量。“迄今为止，我们将30-35％的时间用于直接客户服务，其余的时间则用于处理业务部门的任务，”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改变上述做法，将执行两种任务的时间比改为80:20，即80％的时间用于开展有效的用户服务，用于处理业务部门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20％。”
四、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各大银行都将要逐步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并且在不断加强其地区性、乃至全国性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各大银行间建设区域性电子联行的工作也已经取得了实质的进展。而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强，我国的银行还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众多外资银行的强烈冲击。
因此，许多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后，以及实现区域性电子联行后，银行的业务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银行众多的公司客户、私人储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样稳固保持原有的客户并不断吸引更多的客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发展自己、而处于领先的地位？
很显然的一点，就是不断改进服务。只有不断利用现代电子信息通讯管理手段，全面提高银行的专业服务水平，才能更好地为银行客户服务，才能争取扩大银行的业务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应完全熔入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浪潮中，并根据自身的特征，利用尖端电子技术不断创新和开发适合自己发展的先进服务手段。我们除了应完全掌握上述国际金融业电子化发展的三个方面外（建立客户综合服务网络、建立全球银行间的网络系统和创立银行内部通信网络），还应结合当今尖端的电子技术及自身的特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和开发：
1．由于电话银行、自动柜员机以及当前的INTERNET银行服务等相继问世，客户实际上是距离银行越来越遥远了。各家银行的服务项目越来越雷同，客户所面对的是同样的电话或ATM，银行与客户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途径越来越少，如何才能加强与客户之间的联系呢？这是全世界商业银行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们在与国际接轨时，也应首先考虑这一问题。客户综合服务网络系统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创建一种环境，银行利用该环境不仅可以向客户交付事务处理功能，而且提供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个人化信息。我们先运用定向联系，即定向促销，掌握客户群体的不同需求及客户资金拥有量、投资意向、投资策略、分散投资比例等，然后通过定向服务包括定向优惠，利用计算机系统建立固定客户制，为顾客提供设计独特的理财方案，使这些顾客只信赖和光顾一家银行。目前，美洲银行、NATIONSBANK、第一银行系统、FLEETFINANCIALGROUP、加拿大皇家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新英格兰银行都在进行这方面的设计。
2.在理论上，越开放的系统，其安全性就越差。而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要求既开放，又要绝对安全。如何寻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是我们要努力寻求的。新加坡DBS银行于1998年10月份出台INTERNET银行服务，该银行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安全。由于美国禁止输出128位加密技术，DBS银行经过努力寻找到一种替代方案。瑞士CREDITSUISSE银行为了保证无懈可击的安全性，制定了严格的安全参数，可达到如下目的：
保护主机和服务器系统免受外部攻击；
防止内部图谋不轨和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系统；
提供强有力的加密技术，保护数据在公用INTERNET传输时的安全；
保障用户在INTERNET的识别和验证；
保障用户与银行主机之间端对端的透明性；
解除银行客户对保护专用信息问题的担忧。
3.以INTERNET服务为基础，与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建立一系列联盟。通过这些联盟，我们可以扩展在全球范围的触角，可以促进伙伴银行的客户在我国进行投资，同时我们自己的客户也将更加便捷地获得海外投资。INTERNET服务可以作为主要的市场开发工具，它是我们赖以建立新联盟的基础。一旦建立了此种联盟，双方银行的客户都可以从广泛的银行服务互惠协议中受益，包括使用ATM以及外汇和贷款业务等。
国际商法论文范文第5篇
电子商务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商务交易形式。这种新型的国际贸易方式以其特有的优势(成本低、易于参与、对需求反映迅速等),已被愈来愈多的国家及不同行业所接受和使用。这种新兴贸易方式对传统法律(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成立条件、合同有效性规范、支付方法、提单的转让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要求,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现行的法律法规已无法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阻碍了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因此,有必要为电子商务建立起一套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共同遵守的商业规则,为电子商务的运作提供法律依据,以促进国际贸易更好的发展。
第一章 电子商务的内涵及其应用优势
1.1电子商务的内涵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通过电信网络进行的生产、营销、销售和流通等活动,它不仅指基于因特网上的交易,而且指所有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来解决问题、降低成本、增加价值和创造商机的商务活动,包括通过网络实现从原材料查询、采购、产品展示、订购到出口、储运以及电子支付等一系列的贸易活动。
从贸易活动的角度分析,电子商务可以在多个环节实现,由此也可以将电子商务分为两个层次,较低层次的电子商务如电子商情、电子贸易、电子合同等;最完整的也是最高级的电子商务应该是利用INTERNET网络能够进行全部的贸易活动,即在网上将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部分的物流完整地实现,也就是说,从寻找客户开始,一直到洽谈、订货、在线付(收)款、开具电子发票以至到电子报关、电子纳税等通过INTERNET一气呵成。
要实现完整的电子商务还会涉及到很多方面,除了买家、卖家外,还要有银行或金融机构、政府机构、认证机构、配送中心等机构的加入才行。由于参与电子商务中的各方在物理上是互不谋面的,因此整个电子商务过程并不是物理世界商务活动的翻版,网上银行、在线电子支付等条件和数据加密、电子签名等技术在电子商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1.2 电子商务的应用优势
1.2.1电子商务将传统的商务流程电子化、数字化,一方面以电子流代替了实物流,可以大量减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另一方面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交易活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
1.2.2 电子商务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全球性的特点,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1.2.3 电子商务使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全球电子化市场,使得中小企业有可能拥有和大企业一样的信息资源,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
1.2.4电子商务重新定义了传统的流通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交易成为可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
1.2.5电子商务一方面破除了时空的壁垒, 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将影响到社会的经济布局和结构
目 录
摘要 ……………………………………………………… 3
引言 …………………………………… 3
正文 …………………………………………………… 3-13
第一章 电子商务的内涵及其应用优势…………………3
1.1电子商务的内涵……………………………………… 3
1.2电子商务的应用优势………………………………… 4
第二章电子商务的发展与国际电子商务立法……………4
2.1电子商务与电子商务立法概况……………………… 4
2.2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特点…………………………… 5
第三章 电子商务在国贸应用中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6
3.1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法律问题………………………… 7
3.2电子签名和认证问题………………………………… 8
3.3电子提单的转让问题………………………………… 8
3.4电子支付问题………………………………………… 9
3.5税收问题……………………………………………… 9
3.6发展中国家问题……………………………………… 9
第四章 推进电子商务立法的建议 …………………… 10
4.1完善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几点建议………………… 10
4.2促进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建议………………………12
第五章 结束语 ……………… ………………………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