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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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战国策》；政治思想；时代背景；诸子学说

《战国策》一书，是反映战国时期历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记载了许多的言谈游说之士——即所谓的纵横家的言论，正如西汉刘向所言，此书“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历代学者也大体认为书中的主要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但是笔者认为，书中的言谈游说之士的纵横捭阖，就其本身而言，主要还是一种“干人主”的方法和技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来说，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性质，其中并不带有什么政治思想与政治学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它就是教人如何为了某种利益而打动对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术”。然而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许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时期，而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必须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民众、权利的分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等等这些内容，并且对进行政治活动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支配作用。换句话说，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研究政治主张的概念及论证涉及政府(政治机构)的措施与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为的人，如古时的君、臣，近代的议员、公民，皆在其讨论诠释的范围之内。正如张舜徽先生在论及当时的游说之士时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张，游说诸侯，乘机爬上统治地位，成为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显赫人物。他们的任务，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议论主张，实行于当时，来巩固统治者的权位，维护统治与服从的社会秩序。”《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自然也存在着一些政治思想。作为“自己各人的一套议论主张”来游说上层人物，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某种目的。本文就是对这些游说之士的政治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

因为在《战国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见于各个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讨时，必须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其总体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观点。

战争的重要性。对战争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间征战不休，都想战胜对方，或是达到保存、扩大自己的实力，进而达到统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当时战争就体现了它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战争之惨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国国君“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国之间的征战依旧如故，并且各种指挥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颇等人也都为人君所重，而如何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也成为了一种专门之学，即所谓的“兵家”。所以《战国策》中所记载的那些言谈游说之士，在他们的言论中，也就将战争赋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

夫徒处而致利，安座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也。

这段话中，就提出了当时的人主治国的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致利”和“广地”。但是在当时群雄并立的情况下，要达到这些目的，不是那些整日“恬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的人可以得到的，“非兵不可”才是最主要的手段。我们可以查阅《史记》中所记载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几乎无年不战，无战不是杀人逾万、血流成河，最终的政治利益的实现靠的就是战争。不但“致利”和“广地”需要战争，守护国土、避免邻国强占本国的土地，更是离不开战争。《战国策》中所载的郑同说赵王之辞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有强贪之国，临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则不可，说以义则不听。王非战国守围之具，其将何以当之?王若无兵，邻国得志矣。

在战国这个纷争惨烈的时代，想要保住国土，不能向邻国“告以礼”、“说以义”，用文章或口头作道义上的论争，而是必须备守城之具，有充足的军队，通过战争来守卫国家。这与上文所引的以“致利”、“广地”为主的目的虽有不同，但两者欲达到目的的手段必归于战争。由此可见，《战国策》中对战争的重要性的叙述，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也是深深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战国策》中尽管夸大了言谈游说之士的重要，如通过苏秦的“和纵”之计，“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俨然是一言而定天下安危。但是在纵横捭阖的背后，仍然是以各国的实力为基础的，而这种实力的最好体现，就是用来进行战争的军事实力。所以哪怕是书中极力夸大的人物苏秦等人，在游说国君之时，也是必说“带甲数十万，车千乘”这样体现一国实力的话语，这也是《战国策》中重视战争的一个良好的佐证。

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战国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春秋时的封建国家开始解体，郡县制的集权国家开始出现，“各国的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了变革，废弃了原来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开始形成以将相为首脑的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大臣开始由国君任命，并且听命于国君，而对于国君而言，如何加强集权、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如何控制驾驭臣下使之完全为己所用，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战国策》中对这方面自然也是极为重视。如书中所载的有人向秦惠王所进之言就提到：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忘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虽然这段话是否符合史实值得商榷，因为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本身就是打击当时的贵族势力，使君主得以集权，并非是让自己的声名盖过君主。但姑且不论这些，这段话就是要君主独揽大权，不能使大权旁落。因为“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如此一来，则“木实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伤其心。都大者危其国，臣强者危其主”。作为新兴的集权式的君主，应该全力制止“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的情况，否则，是很不利于君主独揽大权的、臣下完全听命于君主的集权统治。故而要极力避免“大王更为臣”的现象出现，哪怕杀掉威胁君主地位的大臣也在所不惜。这段引文的后面正是这样的结果，“商君归还，惠王车裂之”。除了君主要独揽大权之外，还要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不能出现“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恶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的情况。作为集权的君主，要想在战乱纷争不止的战国之世有所作为，就必须让全国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一切以君主之命为鹄的，“士民”不许违背君令、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使君主“言赏则不兴，言罚则不行”，一位合格的集权君主，应该像书中所载的范睢之言，做到：

臣闻古之善为政也，其威内扶，其辅外布，四治政不乱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为非。

如此一来，臣下“不敢为非”，君主中央集权、独揽大权的目的才是完全达到了。最后《战国策》还提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与“佚”的关系，具体讨论了君主的“统治术”问题，这就使得书中所论的关于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更加完备了。如《战国策·齐策五》就写道：

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

控制权力，不让臣下权侵君主，使君主的命令能够顺利执行，再加上重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劳佚关系，使主佚而下劳，这样就可以实现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目的了。这些观点符合当时的政治现状，达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要求。王夫之说战国是“古今之一大变会”，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正是这“变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战国策》中所记载的增强君主集权、有效驾驭臣下的思想，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要求和特征，并且代表了新兴的集权君主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不能仅从技术层面上将《战国策》看做是“阴谋诡计”“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

重用贤臣，摒去奸侫。上文提到，战国时期君主的中央集权倾向明显加强，臣下的录用与升黜，都以君主的意志来执行，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国家的各种职位由各国的封建贵族担当，职位世袭，国君不得随意干涉的贵族政体——趋于解体，而“贵族阶级垄断政治之制度既废，平民遂获得登上政治舞台之机会”。一时间，求贤用贤成为各国君主的当务之急和时尚，所以如何才能获得贤人并且有效地使用贤人，也就成为当时政治思想的一个主题。《战国策》中就提到了“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的观点，说明了“贤人”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要想获得贤人，首先就是要尊重贤人，书中所载郭隗对燕昭王说道：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已者至。先趋而后息，先词而后嘿，则什己者至。若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这段话就说明了越是尊重人才，则越优秀的人才就会来到朝廷为人主所用。如果君主大摆架子，“恣睢奋击，啕籍叱咄”，则只能得到平庸昏碌之辈了。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讲学的兴起，使得许多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获得知识，从而走上仕途。当时许多属于不同君主的政权同时存在，为这些新兴的“士”阶层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施展才能的机会和空间，他们的地位也因之提高，能够“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以一副很自信、很有尊严的面貌出现。《战国策》中记载的齐宣王见颜斶，后者俨然为王者师的姿态，直呼“王前!”，要齐宣王走到他跟前说话，并指出“明乎士之贵也”才算得上是“明主”，更是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点。除了尊重贤人之外，还应该虚怀纳谏，广开言路，并且择善而从。这样可以使国力强盛，国政清明。书中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就说明了这一点：

(齐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这段文字不但写出了作为一国之君应该如何的鼓励臣下来进谏，而且还极力突出了虚怀纳谏、广开言路、择善而从的良好政治效果，国内是“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颇有孔子所谓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景象；诸国是“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齐国也因君主的虚怀纳谏而强盛起来。虽然这里有一定的夸张性，但从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战国策》一书鼓励君主应虚怀纳谏的思想。不但君主应如此，在书中，作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也说道：“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可见虚怀纳谏的重要性。最后，在重用贤人的同时，书中也提到了应该除去奸佞之人，使得贤人可以无阻碍无滞累的行其治国的主张。书中所记载苏秦说赵王之辞就提到这一点：

臣闻明王绝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忠于前矣。

“流言之迹”“朋党之门”都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典型弊端，若贤人整日被流言所诋毁，遭朋党所排挤，就无法有效地为君主贡献自己的才能了。所以除去奸佞之人，是重用贤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作为臣下而言，也应该做到“贤臣之事其主也，亦必无女石而进贤”，公忠体国，不做嫉妒排挤同僚之事。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战国策》一书中所体现的最后一个政治思想就是重民爱民、关注民生。我们知道，中国自西周起，就有了重民爱民的思想。《尚书》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惟王以小民用百彝，亦敢殄戮用义，民若有功”这类的语句，就明显地体现出统治者要重民爱民、勿滥施刑于民的治国理念。战国时期的各国国君，也十分重视民众问题。《孟子》中所载梁惠王对孟子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一副十分关注民众生计的样子，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国内的民众数量繁衍增多，故而询问孟子在他这样关注民生之后，为何依旧是“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战国策》一书中就有了体现关于重民爱民思想的语句。书中所载的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赵威后问齐使“岁亦无恙邪?民亦无恙邪?王亦元恙邪?”齐使不高兴她的询问顺序，赵威后便解释道：

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

指明了民众才是使统治者得以顺利统治的最根本的因素。民众生计有问题，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就要动摇了。而民众生计得到保证，则会使一国的生产储备、作战能力、田赋税收都有所增加。所以对于统治者而言，必须重民爱民，关注民众的生计问题。这段话的思维逻辑是“岁—民—君”，虽然与孟子著名的民本论“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中的“民一社稷一君”的思维逻辑顺序有所不同，但是两者都承认民众是统治者治国的根本与基础则是一致的。此外，书中记载的齐襄王问人如何对待齐国重臣田单，那人主张应嘉奖田单，理由便是：

寡人忧民之饥也，单收而食之；寡人忧民之寒也，单解裘而衣之；寡人忧劳百姓，而单亦一比之，称寡人之意。

正是因为田单一系列的举动，都体现了重民爱民的思想，民忧饥则使之有食，民忧寒则使之有衣，关注民众的温饱问题，这样就可以让统治者更得民心，获得民众的支持，所以值得嘉奖，“乃赐单牛酒，嘉其行”。以此二例，可见《战国策》中提倡统治者应重民爱民。或许有人会问，战国时期各国国君都驱使民众上战场，彼此厮杀，使无数民众丧失生命，正像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另外，那些言谈游说之士，也多半是游说统治者如何消灭对方、打击对方，这些都是以民众生命为代价的。从这点上讲，战国时期哪有什么重民爱民的思想存在呢?其实，攻城掠地与重民爱民这二者并不矛盾。战国时各国君主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国内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这都需要国内有充实的人口。如商鞅主政秦国之时，就千方百计招挟三晋之民来秦国耕作，以此来扩充秦国国力，而为了招挟民众，使民众服从管理，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故有必要摆出一些重民爱民的姿态，以麻痹民众、使之心安理得地被统治。因之在《战国策》中出现体现重民爱民的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思想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就我国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往往承担着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教育的内容和责任，这是我国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辅导员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除了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手段上要积极改变，以适应当前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情况外，还要在教育内容上进行拓展和延伸，特别是要引进和利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服务。“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德治、讲礼仪，重伦理、讲道德，重理想、讲休养，重整体、讲和谐，重内在、讲人格的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讲法制、讲规范、重外在、讲行为的传统是有区别的。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不仅留下了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铸造了国民的深层心理，形成了民族的习惯，它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因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条件。”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是专门研究了文化改革发展问题，并确定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这也更加要求大学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有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主动整合和利用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息繁衍中形成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就内容上说，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以退为守，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三位一体的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基本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体系为主干，同时又兼容道、法、墨等诸子百家之长。这些文化体系对我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文化资源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一）传统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内容素材。我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仁义”、“中庸”、“尚和”等，这些理论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资源，是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操的思想基础，对于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有助于陶冶大学生心境，塑造理想人格。其中许多传统文化著作如《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规范价值。这些都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良好思想政治素养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按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②这种集体人格的形成过程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过程逐渐形成的。对我国传统文化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归纳，如有学者把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概括为四点：“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③笔者认为这种归纳是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而这些精神可以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通过长期的熏陶，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精神激励功能，促进学生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各国一向都非常重视利用本国传统文化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根基深厚，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显得格外重要。在当前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无疑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切入点。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知识结构，丰富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而且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教育不但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会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同时也是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有效途径。

（三）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方法借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规范、道德要求，并最终形成自己的道德信念和品格。而我国传统文化重视“慎独”、“内省”的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方法，也使大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这种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去，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思想政治觉悟的主体。

二、辅导员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开展传统文化宣传。让大学生经常接触和了解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是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条件。如果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容不了解，就谈不上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也就更谈不上心理上接纳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所以，要想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从大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辅导员就要有意识地让其接触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如利用周末教育时间，为学生集中讲解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并开列必读书目给全体大一新生；举行传统文化有关的学术讲座，让大学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组建传统文化的学生宣讲团，营造“人人学传统文化、人人用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开展一些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竞赛活动等，加快传统文化的传播；积极开设选修课，通过课堂系统学习的方式让一部分学生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总之，文化都是在交流传播，在传播中发展的，因此，大学校园一旦形成这种氛围，全体大学师生就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二）提高辅导员自身的文化素养。大学辅导员既要懂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有较深的传统文化素养。要让大学生建立起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辅导员自身首先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能比较自如地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教育和引导大学生，这样，既能增强辅导员工作的魅力，也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因此，大学辅导员除了要利用学校的资源积极进行传统文化的培训外，还要自觉研究和学习我国的传统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增强传统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三）在传统文化中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前面已经提到，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继承和发展这些有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教化示范法”就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古代的道德教化特别重视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作用，孔子就认为社会道德风尚的好坏决定于统治者自身的道德面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古代树孝子、贞女形象，挂牌匾、竖牌坊，这些行为只要剔除其不合理的部分，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塑造榜样、如何利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大学生走向积极健康的一面，无疑具有极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又如传统文化中关于“内省、自省、反省、慎独”等方法与当前所强调的“自我教育、内化、自我批评”如出一辙，在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个人内在的思想控制，都是提高个人思想政治和道德素养的具体方法。这些方法一方面辅导员要灵活运用到自己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间去，一方面要则要从不同角度让学生自己掌握这些方法，使其成为大学生自我发展路上的一种有力的工具。

（四）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必须做到推陈出新。一方面，辅导员在引进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时，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做到革故鼎新，融入时代精神，这样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也才能更加发挥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引导学生在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知识的时候，必须与当前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把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运用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去检验和完善。

总之，文化本身就是“化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关于如何“成人”的教育，二者在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学辅导员应该自觉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作出大胆的尝试，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作出自己的贡献。

注解

①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