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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区总工会主要围绕“创模”和“节能减排”,以及机关效能建设、抗震救灾和“迎奥运、树新风”等重点工作,组织各级工会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工会活动,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投身于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实现“全省领先,西部一流”的奋斗目标和行动上来。以下是工会2009年上半年工作总结细节:
一、发挥农民工业余学校的作用,积极开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培训
1、1月16日和22日,在湖光社区和红星社区分别举办了两期“百日安全生产活动”暨《劳动合同法》培训班,100余名民营企业、餐饮行业的负责人、基层工会干部参加了培训。
2、与市财贸工会联合开展餐饮服务管理培训班,对银江镇阿暑达村农家乐和天寿湖度假村的65名彝族农民工服务员进行了为期3天的服务规范的教育和培训,推进了阿暑达新农村建设和餐饮服务行业的发展。
二、开展“送温暖活动”
1、1月17日、18日,会同区文明办、教育局、卫生局等14个部门,在东区银江镇阿暑达村和弄弄坪街道建设者广场分别开展了“三下乡”和“四进社区”活动,把科教、文体、法律和卫生送到村、社区,送到群众中,为15户贫困职工和10名贫困学生发放了桶装油和慰问金,为20户贫困家庭赠送了家庭药箱,发放各种宣传资料500余份,送字画,年画300幅书籍300本。
2、元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开展“五送”活动,区总工会走访困难职工10户、送慰问金5500元,看望劳动模范7人,送慰问金3950元,为1090户特困职工发放慰问金(每户400元)。
3、各级工会在元旦、春节期间走访困难职工、农民工、劳模1118人,送慰问金、慰问品价值45万元。
三、结合工会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创模”工作的开展
1、举办了2期“创模”知识讲座、安全防范管理知识培训班,有135人参加了培训;有机结合“创模”与“职工节能减排”活动,专门下发了文件,对各级工会开展“职工节能减排”活动的内容提出了要求,同时,在职工中开展“我为节能减排献一策”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2、牵头组织全区职工实施“今冬明春群众性百日安全生产活动”,对基层工会的群众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落实了工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员和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的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工作在“创模”活动中的保证作用。
3、在社区工会中开展“绿色环保家庭”评选工作和“家庭环保节能小发明”的推荐工作,使环保的意识、观念和家庭环保、节能的小发明、科学方法得到推广。
四、积极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
选送一支代表队参加全市“讲文明、树新风”知识电视竞赛,获三等奖;在湖光社区和西海岸社区开展“,共创和谐社区”活动,对辖区居民进行了一次知识、文明礼仪知识和社会的普及和社会新风尚的教育活动。
五、关爱劳模,弘扬劳模精神
4月25日,召开了劳模座谈会,来自各行业的12名在职、退休劳动模范参加了会议,劳模们听取了近年来我区经济发展情况和区总工会开展的工作和活动,以及对劳模的推选、管理和对劳模精神、事迹的宣传情况的通报;他们畅谈了自己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劳模的表率作用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感受、情况以及今后如何继续发挥模范作用的想法。
六、关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情况
1、开展了一次对企业贯彻《劳动合同法》情况的调查,初步掌握了贯彻实施过程中的难点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形成调查分析材料上报市总工会。
2、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个私经济协会组成联合执法检查小组,于3月15日至4月20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劳动合同法》贯彻实施情况专项检查活动,走访了68家用人单位,实际企业员工人数2171人,下达《劳动保障检查调查询问通知书》36份,下达《劳动保障检查限期改正指令书》27份;同时,检查小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检查和指导的重点。
3、5月10日,联合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妇联在竹湖园大门口设点搭台,开展《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发放《农民工维权手册》200余份。
七、心系灾区,奉献爱心
1、5.12汶川大地震后,区总工会积极参加各种救灾捐助活动,奉献爱心。为阿坝州总工会捐助帐篷款25000元,分三批次慰问和看望灾区来攀就读的74名学生,送慰问品价值9121.12元。
2、为灾区妇女捐助女性用品600套,价值3000元。
3、开展“爱心家教”志愿活动,对灾区来攀就读的学生74名需要在暑假期间补课的情况和信息进行了调查、整理,上报市总统一调配,在暑假期间实施,使他们能够在教短时间内把因灾情耽误的课程补回来,同时,帮助他们疏导心心理,健康成长。
八、加强乡镇工会组织建设,富于创新
5月30日,成立了全市首个镇总工会——银江镇总工会。这是新时期、新形式下工会工作的需要,也是我区乡镇工会组织建设中的一次重大尝试和突破;它标志着银江镇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和壮大,利在农民工、服务农民工;把更多的农民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
九、开展“关爱农民工,夏日送清凉”活动
坚持每年一次的“关爱农民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6月12日,区总工会牵头,联合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区司法局、区安监局、区园区管委会、区文体局、区委宣传部等7个部门到高粱坪工业集中发展区开展了慰问活动,把法律安全、维权、文化知识送到园区,将茶叶、白糖、金银花、洗发液等六各品种的清凉饮品和洗涤用品发到农民工手中,本次活动,慰问农民工280人,送慰问品价值11922.80元。
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
结合机关效能建设,组织全体职工学习了相关文件制定和完善了本部门的各项管理制度,及时对“十个一”系列活动进行了安排。同时,结合工会工作实际抓效能建设,积极为基层和群众服务。5月份,对2008年度调查的银江镇、各街道特困职工家庭情况生活状况再次进行了调查和核实,同时明确了长期帮扶的机制。
在下半年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做好09年下半年工作计划,争取将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好。
1、调研说明与基本原则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粮食大省,2011年全省人口已达1.0489亿人,城镇化率为40.57%(2011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1.3%),农村人口6233.6万人占全国农村人口65615.9万人的9.5%;2011年粮食种植面积986万hm2,占全国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1057万hm2的8.92%,2011年提供了粮食5542.5万t,占2011年全国粮食总额57121万t的9.7%[14-15]。因此,对河南省农地流转状况的调研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为了做到调研工作深入、有效,近年来,笔者对农地流转调研活动与数据整理进行了精心安排。
1.1力图全面性调查人员主要是来自于河南农村的本科生,是动员、征召以经济学专业为主的学生利用寒暑假进行调研,征召时基本要求来自农村。本研究所用的调研资料是基于2010—2011年寒暑假期间的调查,涉及河南全省18个地市中的56个县(市)里的68个村,其中发放调查表900余份,回收有效调查表470份。
1.2强调真实性笔者在每学年以至每学期都对参与调研的学生进行培训,传授访谈调研方法,并要求调查人一定要入户面对面访谈、自己记录,调查资料做到求真、求实、宁缺勿虚。调查人由于自身来自农村,就较容易获取调查内容,提问直入问题核心,容易获得现场第一手资料。
1.3追求调研结果一般性在每次调研开始之前,笔者不仅强调入户调研访谈的随机性,而不论其是否有农地流转,而且尽量避免被调查农户集中较小范围,不准刻意寻找农地流转农户。如果条件允许,可在对一个村庄做初步估计、整体分析基础上,再入户调查,保证调查资料的一般性,避免以偏概全。
1.4保证持续性本专题调查是笔者的研究方向所需,也适应有关课题研究。因此,笔者每学年组织学生调研,并促进部分调查人组成调研小组;除填写、回收调查表外,每个调查人都撰写调研总结。最后,笔者组织人员对调查资料整理,如剔除无效调查表、询问调查细节、完善调研总结、总结经验等。
2、河南省农地流转的基本态势——缓慢而急需虽然已有研究[16]将中原农区农地流转归纳为农户自发流转模式、基层组织引领模式、龙头企业引领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模式和土地银行模式等5种主要模式。但是,笔者综合本专题调查成果内容包括调查表、访谈记录、调研总结等,根据本调研的广度,获得如下基本事实。
2.1河南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比例仍较小从汇总数据看,2010年农地流转总转出数占总承包地面积的7.01%,总转入数占总耕种面积的16.18%;2011年农地流转总转出数占总承包地面积的14.48%,总转入数占总耕种面积的18.1%,见表1。自2005年以来河南省“年底常用耕地面积”都在7200千hm2稍多[17],由此可估算出,2010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约504.720hm2,总转入耕地约1164.96千hm2;2011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约1042.56千hm2,总转入耕地约1303.2千hm2。根据河南省粮食播种面积统计信息,2010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占该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5306.67千hm2的9.5%,占该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4433.5千hm2的11.4%;2011年河南农地流转总转出承包地占该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5353.33千hm2的19.5%,占该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4506.54千hm2的23.1%。因此,总体来讲,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并不太大。
2.2农地流转收益较低虽然各类土地流转价格有不同,一般趋势是平原地区高于丘陵山区,交通便利地区高于偏远地区。农地流转收益以货币形式为主,其他形式(如粮食、约定物品等)在逐渐减少。但是,总体价格都偏低:丘陵山区或偏远地区的农地流转价格在2250~3750元/hm2(即每亩150~250元)甚至有些地方的土地不时出现撂荒现象;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流转价格较高些,为5250元/hm2(即每亩350元)左右,土地撂荒现象很少见。
2.3农地流转规模变化缓慢从上述调研数据计算可知,河南省农地流转规模变化趋势在扩大,即农地流转总转出数占承包地面积从2010年的7.01%提高到2011年的14.48%,总转入数占总耕种面积从2010年的16.18%提高到2011年的18.1%。但是,由于总体规模不太大,这种变化也就显得不太显著。
2.4农户家庭老弱人员从事农村经济活动已成趋势从入户调查得知,农户家庭人员从事生产经营情况可分为4种基本形式。①非农活动+粮食耕种主要劳动力常年外出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农忙时节偶有返家帮收帮种,老幼成员承担农业生产活动。此类家庭固守农业生产,较少流转土地,即便有流转也是多因老幼劳动力较弱或缺乏而流转出去少量土地。②粮食耕种+偶有非农主要劳动力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偶有外出从事非农活动。此类家庭大多会为增加土地经营规模而流转土地入户,多数家庭逐渐成为相对的种粮大户,是农地流转集中入户的主体家庭。③非农经营全体劳动力常年从事非农活动,土地常年流转出去。此类家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在逐渐增多,是土地流转出户的主体家庭。④农业经营全体劳动力常年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多数家庭利用流转入户的土地从事非粮食种植活动。此类家庭虽然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但主要内容是非粮食生产,如池塘种养、家禽家畜养殖、瓜果种植、农产品加工等。此类家庭流转土地情况是根据非粮食种植的经营需要,一般会增加流转土地入户。从调查总结中可知,除第三类家庭外,其他家庭都从事农村经济活动,其老弱人员除非丧失劳动能力或求学,都会持续参与农业生产。因此,随着农户家庭生育率降低、小型化,家庭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留居家庭的老弱人员常年从事农村经济活动成为一种趋势。
2.5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变化明显随着务农收入水平与非农经营收入水平逐渐拉大,国家和地方对农民的各类农业生产补贴的发放,以及城镇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民的农地流转意愿出现明显变化有2种趋势。①部分转出户转出意愿减弱这主要是由于补贴刺激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相对降低了耕种成本增加了耕种收益。但这种情况在总体变化中居于劣势,主要在那些不容易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家庭。当然,种粮大户或上述第四类家庭本来就不会轻易转出土地。②流转意愿增强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转出户从不放心、怕麻烦、随意撂荒等转为积极主动、多种方式、灵活协商流转;由于政策趋于明确稳定、更容易成规模、多方式流转,转入户也愿意为增大耕种规模、实现规模效益、加大耕种投入等进行流转。这种趋势在不断强化,从表1中数据表现分析也是如此。
2.6农地流转总体处于自发、无序状态河南省农地流转的农户基本仍是在亲戚、朋友之间流转,但有依次向邻居、同组、同村、外来人员等逐渐拓展的趋势。但是流转方式、程序、约定内容、流转价格等关键内容都不统一,没有统一的组织或平台、专业人员、指导机构等,中介组织缺乏,大体都属于自然、自愿、随机、分散等自发状态。因此,除少数实验区、部分涉农企业参与组织外,农地流转基本上无正式协议、无统一市场、无系统指导的“三无”状态。用被调查农户的话说就是流转“不方便,要是政府拢着大家干就好了”。总之,从调研结果看,河南省农地流转的整体态势是进程缓慢,但从城镇化发展趋势要求与农民意愿不断增强的现状而言,河南省农地流转急需顺势持续推进。
3、农地流转深植于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河南省农地流转为何呈现如此态势?在调研中,调查人员虽然主要就农地流转状况对农户进行访谈,但是,绝大多数调查人都遇到类似情况:每次访谈稍有深入,农户所谈内容都会远远超出土地问题,非常自然地谈到家庭劳动力安排、耕种方式变化、家庭收入来源变化、子女教育问题、人员流动趋势、农村贸易问题、政府影响等。因此,从调研资料总结中逐渐得出,农地流转不是农户的一种孤立事件。“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之列”。不仅如此,转型在根本上更是一个社会整体制度系统变革过程,因此,从总体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指一个社会在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职能结构、发展路径三大方面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借以形成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每一方面都会不同程度、不同速度地发生变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乡村社会经济转型似乎居于被动推动状态,但这不表示由此发生的变革独立于或脱离了整体社会经济系统转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转型过程只表明不同利益主体获取利益的多少或权利转移的状态与趋势。因此,农地流转只是乡村社会经济转型在一种具体体现,乡村经济运行方式(包括具体的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交易方式、生产组织与生产技术等)、农民生活方式、乡村治理方式等等变化都会影响农地流转——主要体现经济性质的生产要素交易方式的变革。所以,从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影响农地流转的各种具体表现来考察,可以得到更为清晰、系统的分析框架。
3.1农地流转渠道农地流转虽可采用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农地流转渠道并不等同于农地流转方式,但农地流转渠道的多寡与畅通与否决定着农地流转方式。在调查过程中,农民反映土地流转“不方便”、“不划算”、“抛荒得了”等现象,其实是农地流转渠道少、渠道不畅、交易成本高的具体体现,是乡村社会经济现代转型进行中的问题。为开辟多种渠道,促进渠道畅通,降低农地权利交易成本,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因地制宜出台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措施;二是加强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践探索与农民意愿也正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但每一方面的发展、完善都需要一个渐进过程。
3.2劳动力结构变革传统农业劳动力绝大部分在乡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后,非农就业机会激增,如今的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大变化。①主要劳动力远走他乡(主要为大中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其中获取非农就业机会尤其重要,已有研究[19-20]也得出非农就业机会激增对农地流转的正向作用。从本调研中可知,长期外出人口已占农村家庭总人口的28.7%,考虑到“在学人口”不能算作劳动力,这个比例的劳动力人口实际上接近是农村家庭的全部强壮劳动力总量,见表2。入户调查所看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最后形成老弱人员在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趋势。②农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降低趋势调查总结为小学及文盲人口比例超过1/2,占50.6%(包括婴幼儿),根据中国户籍管理制度与实际就业状况,凡是农村受过中专以上教育的孩子都会转为城市户口到城镇就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孩子一般保持农村户籍。因此,农村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走出农村的人口就越多,最后,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基本是仅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或者接近文盲。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对农村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渐进的、由点及面的过程,反映在农村劳动力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结构性渐变。
3.3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农业基本动力、机械、化肥等生产技术的广泛运用。从2000—2010年,河南省农用机械总动力分别为5780.6~10195.9万kw,提升了76.4%,同时,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分别为52573.6、92780.5万kw,提升了76.5%;河南省化肥施用折纯量分别为420.71、655.15万t,提高了55.7%,同时,全国化肥施用折纯量分别为2161.5、2353.7万t,仅仅提高了8.9%;河南省农村用电量分别为125.80、269.41万kw时,提高了114.2%,同时,全国农村用电量分别为2421.3、6632.3亿kw时,提高了174.9%[17,21]。农业新技术的运用促使农村生产方式朝着省时、省力、高效方向变革,缩短了农业播种与收获季节的长度,带动农村其他资源配置的变化(例如土地、劳动力、资金投入等),促进农村生产结构调整,出现农业生产的多样化、高密度性、反季节性。这些变化也带来农地利用方式或快或慢的变革,农地流转自然居于其中。
3.4农村家庭生活方式处于缓慢变化之中农村生产方式变革逐渐带动家庭生活方式变革,如家庭成员交游、就业范围逐渐扩展并远离故乡,家庭成员思想趋向开放、灵活、多变等。在河南省随机抽样调查农户中,河南农村平均每百个常住人口中61岁以上人数已由2000年的4.9人提高到2010年的9.6人,平均每户中常住人口已由4.14个降为4.05个;每百个就业劳动力主要就业地点中“省内县外”和“国内省外”已由2000年的3.0、5.9人提高到5.8、16.6人[17]。但是,许多变化是伴随着劳动方式、劳动场所、收入结构等变化而变化,变化巨大的家庭多已移出乡村。因此,在调研中发现,留居于农村的绝大多数家庭生活方式的变革总体呈现缓慢、被动状态。
3.5城乡社会互动状况虽然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更多地吸引了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配置,但是,随着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城市产品与服务也在开拓农村市场。实际上,在整体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河南农村金融创新和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产业集聚区建设、河南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等,都促进了城乡社会互动。比较而言,这种互动对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有更大的冲击、推动作用。例如,农地流转的方向、规模、方式等,都与城镇化、工业化速度与规模的影响密不可分,特别是在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
3.6市场深化速度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来源于现代市场力量。樊纲等[22]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化对经济增长有巨大贡献,市场化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从1997—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9.23%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据统计[17,21],2000—2010年,河南省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313.92、6904.35亿元,提高了4.25倍,河南省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555.88、1099.87亿元,提高了0.98倍;同时,全国平均每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07.1、430.1亿元,提高了3.02倍。因此,单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河南省乡村市场深化速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相当于其1/3;从城乡差距看,河南省城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从2.36倍提高到6.28倍,差距反而在快速增大。这说明总体而言,河南省农村市场拓展速度较慢,市场深化速度有待进一步加快。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市场规模扩大,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市场急需开发、深化。因此,从整体视角跳出农地流转单一事件看,河南省农地流转的整体基本态势与乡村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密切互动,农地流转是社会经济转型的具体体现,乡村社会经济转型的缓慢决定了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是缓慢的。
4、农地流转是农村重要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变革形式,通过对河南省农地流转调研发现,农地流转只是乡村社会经济转型的一部分,考察农地流转渠道与方式、流转期限、交易成本、流转对象与规模等,最根本的宏观决定因素是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整体进程,而转型不是突然、大规模的发生,而是逐渐深入、由点及面展开的。但是,在加快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推进农地流转规模扩大,促进流转方式、渠道创新不仅是农户所愿,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现实所需。目前,以河南为例,统观全国,《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实施、中原经济区建设、中部崛起等都急需传统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在社会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农地流转应随社会经济转型状态顺势而为,不应强推也不必迟滞,可以积极有序引导。为此,从“社会管理环境、主体利益、规则系统、交易体系”等方面提出4个方面的建议。
4.1遵守市场规则,政府为农地流转强化针对性的服务农地流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交易,政府应转换职能,政府职责重在为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提供公共服务,降低土地权利交易成本。例如,创新促进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多渠道及时非农就业服务信息、加大农业技术应用补贴、加快城乡居民户籍接轨等。政府提高服务意识、优质服务、尊重农民意愿、遵守市场规则、少用或避免行政命令,这为农地流转建立有效的现代社会管理宏观环境。
4.2以人为本,配套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提高政策实践效果农地流转政策应以农民为本,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为核心,只有在许多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综合作用下,才能顺利有效,特别应防止“只见土地不见人”的强制性土地流转。这为农地流转提供政策协调机制,保障农民主体的核心利益。
4.3适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农地流转市场行为不论是政府、企业或其他组织,还是农民或相关个人,都应被视为同等市场主体,通过有法可依规范各自行为,保护农民土地权利,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这为农地流转建立完善、有效的规则系统。
“教育”,是以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为目的,以传授知识、经验为手段,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是一种态度,如同游人在看风景。若游人以积极的态度去欣赏眼前的事物时,眼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美好无缺。即使是秋天里的一片落叶,在人们看来也如同盛开的百合花;反之,当游人以消极的态度看待眼前的事物时,即使是盛开的百合,在人们看来也如同凋零的残肢,眼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暗淡无光。纵使枝头鸟儿在歌唱,也不解其中的快乐。
古人说:做人要先学礼,不学礼无异于动物。什么是礼呢,礼就是做人的德行。一个人只要有了好的德行,就能担负起家庭,民族,国家的责任。孩子不是个体的私有财产,我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孩子培养成发泄私欲的工具。因为孩子是家庭,民族,国家的希望。这不是大道理,而是一个真理。人类的优良品德是自身在千百万年间的生存中总结出来的有益于人类自己发展的行为规范。例如:吃苦耐劳、尊老爱幼、友善他人、勇于牺牲、爱民族、爱国家、性禁忌等等。这些不是某一个人做出的决定,也不是某一个教育家做出的条条框框,而是人类在自身的生存中做出的智慧总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正是如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仅用四颗糖果从赏识的视角去对待学生,结果不仅仅是纠正了学生的一次错误,而且很有可能改变了学生的一生。倘若教师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学生,就不难发现每个学生都有精彩善良的一面。
我班有个叫徐鹏的学生,刚入班时,非常调皮,经常和同学打架,而且不讲究卫生,因此常常受到各门代课老师的批评。但是在一次班务集体劳动中,他居然不怕脏、不怕累,卖力地劳动,深深感动了看到他行为的所有人。徐鹏同学在那次劳动中不仅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主动帮助其他同学完成任务。从他那幼稚的小脸,黑乎乎的小手就足以体现他劳动时的卖力程度。尽管他当时的面貌在大家看来又脏又丑,可我仍觉得他可爱之极!于是在班会中我特别提名表扬了他。听到对他的表扬和肯定时,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笑容:显得那么的和谐、充实。那是一种充满欣慰、肯定的笑容。是啊!每个孩子都有他可爱、天真、勤劳的一面,只要我们做老师的善于去发现、投入、交流,甚至与学生交朋友,他们或许会在你的赏识中变得自信完美。实践证明经过多次鼓励、交谈,徐鹏同学变得讲卫生了,也能和同学和睦相处了。更可喜的是他的学习也进步了许多。试想当初若没有发现他热爱劳动,更不去表扬、鼓励他,或许今天的他将会在大家一味的谴责批评中从此消沉,自暴自弃,怎么也不会有后来的可喜变化了。
[关键词]离婚 家务劳动 经济帮助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11-01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
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很多家庭分工也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不可少的,虽然家务劳动不能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价值,但是并不能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必然不需要多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立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如上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很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存续的根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这个家庭付出义务。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论创新
(一)离婚经济补偿之婚姻利益论
婚姻利益,是指夫妻双方基于其配偶身份,而享有的配偶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之总和。其中,配偶人身利益包括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配偶财产利益包括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物质利益。婚姻利益除缔结婚姻后通过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或责任与承诺可享有的现实利益外,还蕴含着丰富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他们共同构成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二)离婚经济补偿的劳动价值论
婚姻双方为家庭成员提供物质和精神服务,满足家庭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因此创造了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性别不平等、分工不同、家务劳动分配严重不平均的情形下,家务劳动亦具有交换价值和经济价值。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是指家务劳动价值与职业劳动价值的交换价值;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是指付出家务劳动配偶一方对配偶他方从事职业劳动,创造经济效益的一种间接贡献,即经济价值。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给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
(二)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
由此,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扩大内需;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一、导言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第一农民大国,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大、压力大,由此带来的问题也较多。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亿,增长81.03%。城镇人口占49.68%,乡村人口50.32%,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如果按照发达工业化国家5%农村人口的标准,我国仍有大量乡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镇中去。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必将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现象,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背景。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是我国劳动力就业演化的一般趋势,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的客观要求。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充分就业是经济学中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充分就业息息相关。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国外的相关文献较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观点是城乡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非农部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 Petty,1690)在《政治算术》中提出,比较利益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
2、发展经济学对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影响深远。最著名的当属刘-费-拉模型、乔根森模型以及托达罗模型。刘易斯模型让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其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其理论的修改和补充,使其称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最经典的理论。乔根森模型在刘-费-拉模型的基础上,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劳动力为零以及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均为固定工资的假设,更强调农业自身发展和技术进步,注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而托达罗的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用迁移者对城市的预期收益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建立了人口迁移量同城市就业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关系。
3、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将迁移视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的决策,认为个人参与迁移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降低因市场不完备而造成的风险。其他影响范围比较广泛的理论模型还有推--拉理论、舒尔茨的“成本--收益”模型,诺瑟姆的城市化发展进程“S”曲线,也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提出了相关的论述。
虽然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较多,但一般都距离现在时间较远,且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些理论都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其前提是人口迁移和流动行为不受任何制度限制,对我国制度性框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能完全做出解释,因此,不能照抄照搬。
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形成了一定影响。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问题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要有:
1、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诱因。蔡昉(2003)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殊动力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导致的扭曲的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格局,而扩大了的城乡收入差距则为这种转移提供了追加的动力。李仙娥(2006)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定量分析,得出:城乡失业率比增大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比可以缩小6.2个百分点;同时通过定性分析,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推动的结论。
2、收入差异因素影响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赵立新认为,社会资本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纪韶教授和李舒丹以同样的方法对2004年和2009年对北京市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现状的调研数据,分析在北京就业的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三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农民工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选择。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
在对已有文献回顾和总结后,作者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只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之一,非农收入的因素,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输出输入地特征、制度因素等也严重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1、个人特征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个人特征因素包括受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年龄较小者(16-3岁)更倾向于外出打工;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打工;大部分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外出打工,农村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一般已占据较好的农村就业岗位,迁移动机较弱。
2、家庭特征因素影响从村劳动力转移。家庭特征因素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中的未成年孩子数量等。家庭中女性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而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则多倾向于在本地从事非农活动;不过一般说来,家庭中的总劳动力多倾向于外出打工。家庭中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倾向于外出打工;最贫困的人群由于相对高昂的迁移成本和风险不会发生迁移,而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也不愿外出打工。
3、输出输入地特征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输入地特征包括输出地作机会、交通发达情况、输入地工作机会的获得、输入地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状况等。利用道路交通和电话网络的发达程度来代表当地非农工作机会的多少,发现交通越不发达,通讯越落后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所获得的当地非农工作机会越少,就越倾向于迁移。几乎所有的调查和文献资料都显示:农村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主要靠“三缘”关系---“血缘、人缘、地缘”向外转移,由有关部门组织外出所占的比例较小。这是因为在输入地形成的移民网络能够减少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心理成本以及失业的可能性,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4、转移成本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迁移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心理成本、为寻找工作而支付的培训成本和迁移误工造成的机会成本。直接成本包括交通成本、生活成本等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而间接成本如心理成本,尤其是对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的担忧和自身的孤独感所造成的心理成本,也对劳动力转移有显著影响。
5、制度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因素包括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由于没有户口带来的相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大忧虑。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较为复杂,要真正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达到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1、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
依靠市场经济的规律,相信“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调节资源配置,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制定公(下转第132页)(上接第130页)平合理的规则,在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等障碍因素的同时,加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保障。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激发其消费潜能
尽管收入是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但风险预期对消费的影响不可小觑。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较大风险,主要包括医疗、养老、教育等的支出风险大,让很多打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望而却步。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储蓄,激发消费潜能。
3、大力发展城镇经济,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
城镇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形成强大的拉力,农村发展和城镇建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共赢体系,大力发展城镇经济,可以支持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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