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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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

尚、流行和明星，重视商业经济。在编排上花哨生动抢眼，更前卫，是一种快餐文化。南北传媒风格的不同首先根基于文化的不同，即不同的大众文化氛围和土壤滋生出不同的传媒。因为传媒是思想意识的喉舌，文化引导、影响了传媒的特色风格与品位。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文化在现今时代被大大渲染了其娱乐功能和消遣功能，加上人们欲望的膨胀和它无处不在的商业性，使得所有的文化资源都有可能被大众文化形态纳入市场，在新的包装挖掘之后变为文化消费品。这一巨大解构力和浸染力使得严肃文化和经典作品也被演绎为大众文化，并成为畅销和流行之作。

[page_break]批判与解构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相互间的巨大作用与影响相互碰撞的直接结果是造成对它服务的对象———人的伤害。特别是当媒介在文化领域已取得决定作用和关键性地位时，现代媒介传播文化的功能主宰了人们认知的世界，即提供并选择性的建构了社会知识的社会影像。我们透过这些知识和影像才能建构我们的生活，即传播学中的人们所处的第二世界和虚幻世界。这是个不真实的世界，但人类只有通过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去认识世界，因为媒体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离开它，我们的世界是如此狭隘并且不现实。媒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睛，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现代传媒造成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具有肤浅性、无根性、商业性的特征。马尔库塞指出，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是完全和谐而且不断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广告节目融合在一起，他们使文化领域恢复了对他们自己的共同特征———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把人类异化为商品的人、物化的人。使人在商品的海洋中迷失自我。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设限了人的文化享受，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互动削弱了文化的社会功能。高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超越现实，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目标，即包含有否定现实的异端因素。文化的这种否定功能随着大众文化的产生而逐渐削弱甚至消失。这是因为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用于高级文化，从而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由于大众文化取消对现实的怀疑、排斥、超越，人便变成为生意的、现实的、物质的、思想平庸的人。

整合与重构

从以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中通过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更为深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在商业性上的一拍即合造成大众传媒这个以传播精神思想文化内容为主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迷失了方向。对大众文化的过多关注和商业性追逐使其逐渐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思想行为指路明灯的作用。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一部人类丈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全加的过程。文化传播的发展离不开嫌介文化的发展。本文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嫌介化及嫌介文化化等三方面入手。弄清当代丈化传播与媒介丈化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徒进当今煤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作为人类存在和发展的表征和特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类也改变了世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关键是媒介文化，它决定着文化传播的速度、内容和范围。所谓煤介文化是指传播者借用传播媒介在实施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总和。它包括“具有多重功能的整个体系、媒介运作方式及其中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观，还包括媒介生存于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多种变数”。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人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人们淡薄了文化传播，更没有媒介文化意识。2003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以后，人们的文化传播、媒介文化意识不断加强，不仅重视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学者对媒介文化的功能、作用、特性进行探讨。但研究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几乎是空白，本文就此进行探讨，旨在更好地促进当今媒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二、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现代社会，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渗透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技术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为当代人们构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样式，无不纷纷利用大众传播文化作为传播的渠道。

事实表明，技术对文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使远距离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复制技术实现了对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文化工业也带来了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事项:一是技术选择的内容由于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使文化信息未经解释的本原性丧失。生产技术越是完整的重负、负经验对象，人们就越容易产生错觉，必然构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传播的互动模式变成了线性单向的过程，这在电子媒介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千百万人参与的文化工业再生产过程，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这不仅是文化生产越来越垄断化，而且在技术的支配下，每一个自发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公众，都会收到来自机器设备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战胜了价值理性。三是大众传媒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它不但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而且还以各种“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夺着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

技术化生存着的人类在功能上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使其个性变的荡然无存。现代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渐趋萎缩。文化产品本身，臂如较有代表性的电影、电视，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力。当代电影、电视越来越片面强调技术的万能作用，为技术而技术，留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的冲击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影视本身缺乏人文内涵，故事情节苍白，情感空洞，把观众带人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以至人们不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活动。另外，随着技术化在文化工业中的蔓延，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如歌舞厅、电子游戏厅随处可见。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地生产着市民大众，而人们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文化工业不仅决定着文化商品的生产，而且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越是隐蔽，它的作用反而会越强烈。这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及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规定性，对人生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使价值理性的主体和对象成为虚元。鲍德里亚把当代通过媒介使社会事件无限接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种呈现方式，看作是作为人性表现的身体的丧失。由于媒介对每个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无限接近，政治和权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杜会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测。在他看来，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力，失去了空间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多余的，最终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渗透，特别是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技术概念侵人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对主体的价值理性的挑战。 网络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干扰产生令人忧虑的负面作用，这种对主体价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抛弃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对网络的服从，势必演绎成一种文化的病态。总之，现代技术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对此采取视而不见或坚决抵制的做法，对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均有害。人们当然应该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和动态平衡。

文化传播的前期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文化传播处于较低层面，缺少现代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网络传播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一样，对人类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在技术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但与此同时，网络也使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网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技术的胜利。它强调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内容，它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对此，人们必须引起高度瞥惕。

总之.当代传播媒介是一种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动力，而且当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与传播同质同构”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三、媒介文化化

传播媒介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媒介的文化价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它在文化社会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系统，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威尔泊。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文化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

口语文化是一种民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基于人先天具备的能力，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享用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但口语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易受时间的侵蚀而湮灭，而且它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书面文化使传播成为一种破解和使用符号的技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书面语出现是语言脱离了口语传统向世俗权利转变，结果对空间关系的强调超过了时间关系”。书面文化摆脱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离，扩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围。电子媒介是书面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声音与图像和文化接触。如同口语文化一样，电子媒介从传播方式来看，对使用者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展固然与某种特殊的传播技术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关系表现为

1.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学会了进行丈化传播

烽火、击鼓是文化传播;驻寄梅花、鱼传尺素，也是文化传播。人类文化并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乃是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而传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变迁是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是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相结合则是世界传播文化的进步。

2.文化较多依技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戈登限泽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传播而来的，而这一比例可高达90%。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独立创造的文化只有10%。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发展、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3.传播嫌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播是文化跨时空，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篱笆，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文化融合是传播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各种文化体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来，有的被抛弃，有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化体系的新文化体系。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的融合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圈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

文化增值是文化的放大现象。当一种文化原有的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出价值或意义，或者一种文化的传播面增加从而使受传体文化相对于传体文化有了某种增值放大，这就是文化的增值现象。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广东祈闻传嫌产业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丈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广东新闻传媒可以通过在华侨华人集中的国家或地区创办祈闻嫌介、与海外华丈媒体开展多元化合作以及与海外非华丈媒体合作方式等来开拓海外华侨华人丈化市场。

广东是我国新闻传媒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闻传媒市场化早，市场化程度高，新闻传媒产业发展也较为成熟。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媒体的现实基础等因素，广东新闻传媒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一、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寻根情结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积淀，是整个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从外在形态方面看，中华文化的民族特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统一性，即中华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同时汇集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优外患的危急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于找到的。二是连续性，即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没有中断过，它是一环扣一环地连续发展的。它不像埃及、巴比伦和希腊文化那样，在发展中产生过断档和空白，发生过间隔或跳跃。三是包容性，即中华文化能够兼收并蓄。四是多样性，即中华文化虽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因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所以内部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如岭南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异彩纷呈，各有特色。

就内在精神来说，中华文化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学界的概括有多种，但突出的一点是，中华文化富于安土乐天的情趣。由安土乐天的心理而产生了一种浓厚的乡土情谊，凡是那些离乡背并的人，一个个都要思乡、怀旧、寻根、问祖，这同西方文化确实大不相同。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渗透在旅居国外的华侨华人们的骨髓里。不论身在何处，他们的根仍在中国，寻根、问祖、思乡、爱国是他们常有的情怀。一方面，他们保持着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而且一些华侨还不远万里赶回家乡扫墓祭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掘起，不但海外华侨社会学习汉语，还吸引大批外国人兴起学汉语热潮。现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2300所大学设置汉语课程，1仪刃万人正在将中文视作第二语言。这都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华文新闻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二、广东新闻传媒产业开拓华侨华人文化市场的优势

由于地理位置、文化传统、媒体的现实基础等因素，广东新闻传媒在开拓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1.开放兼容的岭南文化传统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古代百越先民本土文化基础深厚，中原文化不断南移，海外文化影响广泛，孕育了独特的岭南文化，培育了广东人“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文化精神，广东人的务实精神、包容精神、创新精神和重商精神已为世人普遍认同。广东人思想比较开放，敢于冒险和求新思变。在对待异质异地文化的问题上，岭南文化表现出开阔的胸襟，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甚至直接进行文化嫁接，拿来为我所用，创新出适合自己的文化元素。

2.历史悠久的侨乡文化

广东省自古就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近代以后逐渐发展成重点侨乡。广东有2000多万海外侨胞，占全国的三分之二，遍及世界l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欧美的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南美洲的秘鲁、墨西哥、巴拿马、古巴、委内瑞拉，大洋州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的毛里求斯等国家和地区。另外，广东省内有2仪刃多万归侨侨眷。华侨文化与侨乡本土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侨乡文化。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亦发生了深刻变化:海外侨胞人数增多，分布更广;华裔新生代和新华侨华人愈益成为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华侨华人融人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不断提高，积极参与当地政治与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海外华侨、华人认同中华文化、眷恋祖国的民族情感进一步增强，爱国友好力量不断壮大。几千万海外侨胞是广东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宝库，也是广大新闻传媒产业向海外开拓的重要基础。

3.发达的新闻传媒产业

广东是我国新闻传媒产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组建报业集团的地区，新闻传媒市场化早，市场化程度高，新闻传媒产业发展也较为成熟，虽然竞争较为激烈，但并未出现恶性竞争。目前广东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等五家新闻传媒集团。这些传媒集团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为广东组建和完善省级文化产业集团，推动实行多种形式的产业联合，逐步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经营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另外，还有一些地市准备组建新闻传媒集团。

可以说，不论是新闻传媒产业规模，还是经济实力、社会影响力，广东新闻传媒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为广东新闻传媒开拓海外华侨文化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广东新闻传媒开拓华侨华人文化市场的运作模式

根据已有经验及现实可能性，笔者认为，广东新闻传媒向华侨华人文化市场开拓可采取以下几种运作模式:

1.在华侨华人集中的国家或地区创办新闻媒介

广东新闻传媒在海外华侨华人市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澳洲新快报》于2004年6月3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正式出版发行，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报纸《新快报》的姊妹报，由侨鑫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共同创办，侨鑫集团提供资金，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提供品牌和内容支持。该报以反映华人心声，服务华人社区，促进澳中交流，增进澳中友谊为办报宗旨。嵘澳洲新快报》为对开36版综合性日报，每周出版6天，内容包括澳洲新闻、国际新闻、中国新闻、珠兰角新闻等。报纸在编排手法以及文风等方面与《新快报》相近，部分版面由《新快报》采编人员负责完成。《澳洲新快报》与以往的海外华人报纸读者来源普遍单一的传统不同，《澳洲新快报》的读者群明显显示出来源更为广泛的特征。从各大区域的报纸零售点统计反馈显示，《澳洲新快报》的购买读者群来源为:中国大陆的60%，香港:18%，台湾:12%，越南:8%，东南亚:2%。

《澳洲新快报》的创办是中国报业跨国经营迈出的重要一步，创下了国内报纸品牌登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河，也为广东新闻传媒开拓海外华侨华人市场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2.与海外华文媒体开展多元化合作

从1815年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开始，海外华文媒体至今已有190多年的历史。190多年来，在海外共有52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华文报刊，累计总数4仪犯多种。目前仍在出版的印刷媒体有500多种，其中每天出版的日报180多家，以报纸形式、定期出版的期报180多家，各类刊物230多种。面对如此众多的华文媒体，广东新闻传媒除在当地创办新闻媒介外，也可以开展与华文媒体的合作。海外华文媒体最为集中的地区是东南亚和澳洲，因此，基于地缘优势，广东新闻传媒与海外华文媒体的合作可以从东南亚和澳洲开始。

与海外华文媒体开展多元化的合作，首先是开展新闻内容的合作，由广东新闻媒体提供相关广东新闻或国内新闻，以扩大华文媒体的信息源，提高对受众的吸引力。其次是合作创办报刊，由双方出资，或以其它形式合作，在海外华人集中地创办报刊，以提高华文媒体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的《新民晚报》已走在了前面。2002年，《星岛日报》与《新民晚报》合作办了《新民晚报·澳大利亚版》，在当地产生了一定影响。广东新闻传媒在与海外华文媒体合作创办报刊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第三，进行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由于海外华人媒体大都人才匾乏，一些媒体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因此，广东新闻传媒叮以利用雄厚人才优势与海外华文媒体合作，派出相关人才协作华文媒体办报，促进华文媒体发展。

3.与海外非华文媒体建立合作关系

广东新闻传媒在华侨文化市场的开拓，除了加强和华文媒体的合作外，与当地非华文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运作模式。这方面广东电视台已走出了重要一步。在2005年6月，广东电视台和马来西亚的一家电视制作机构cosmos Discovery合作开办了卫星中文电视频道“家娱频道”，它总部设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全天候24小时滚动的方式提供第一手新鲜热辣、见解独到的电视资讯，从新闻热点到时事资讯，从黄金戏剧档到时尚生活，各式各样的内容题材，为观众带来源源不绝的家庭娱乐新体验。“家娱频道”主要面向东南亚的华人，现在已进人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老挝等国家的一些有线电视网，并且还进入了马来西亚的手机电视网，现在，马来西亚观众已经叮以通过3G通讯服务，使用手机收看该频道的节目。

另外，广东电视台除与海外媒体合作外，还通过开办海外频道等方式来开拓海外市场，如面对海外粤籍华人的珠江频道海外版每天播出22小时，节目融合了珠江频道现有的节目和珠江三角洲媒体的精品，内容丰富多彩。

传媒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1.传播渠道狭窄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渠道日渐多元化，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盛行和移动客户端的开发普及，丰富了人们获取各类新鲜资讯的便捷渠道。但现今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仍然主要依靠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相关的网站、微博、微信账号数量稀少。仅有的几个新媒体传播平台也普遍缺乏影响力，信息更新频率低，互动性差，内容缺乏原创性。新媒体利用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一种结果——在受众所掌握的最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里却难以找寻到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狭窄严重制约了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效率，更难以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

2．报道议程单一

内蒙古地区主流媒体有关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新闻议程大多是对于民俗风情、节日庆典或会展项目的报道，虽然有些诸如草原文化节、昭君文化节已经纳入了固定的传播议程，但是报道的视角也多以展现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团结、生活安定和文化繁荣为主。而年复一年报道内容上的重复暴露出媒体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议程设置能力不足，宣传性框架成为报道主流，缺乏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层观照。

3.传播人才缺

失高素质的文化传播人才是民族文化传播过程的关键因素。就目前来看，无论是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还是在传播渠道的拓展上，都显现出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尚欠缺优秀的人才资源。造成人才匮乏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内蒙古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影响到人才的培育，特别是文化传播人才、文化产业人才和新媒体技术人才较为欠缺，而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和严格的人员编制管理又影响到外界人才的引进；二是区内负责文化传播的单位以往不够重视对在岗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其结果是传播观念的落后和传播技术老化。

4.文化传播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近几年，内蒙古的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2013年全区实现生产总值16832.38亿元，较前一年增长9%，人均GDP进入全国前五位。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地区社会的发展，2013年内蒙古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497元，比上年增长10.1%，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①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协调的是，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相对落后，区域文化影响力远没有区域经济影响力巨大。虽然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但开发观念的落后和对外传播效力的低下，使其尚未能成为代表自治区形象的“名片”，更谈不上文化品牌效应的发挥，内蒙古的民族文化传播存在着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状况。

路径与策略

1.更新文化传播的投资模式

目前，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和开发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保证文化宣传任务的有效实施，但是却因很少顾及传播对象的需求和喜好而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这种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可以带动的社会整体资源较少，难以实现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方面协同效果。而传播观念和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也给政府的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和文化产业的日渐勃兴，未来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可以考虑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的融入，将更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开放给更熟悉市场规则和更了解受众需求的民间社会资本，借助于后者所特有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形成立体交叉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2.延伸文化资源的价值链

以往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更多依赖的是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文物古迹的实体展示和节日庆典的文艺表演，这些传统的方式更多致力于对民族文化资源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挖掘。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火爆和文化产业的勃兴，以商业运载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的“三赢”开始成为区域文化对外传播新的目标和任务。未来，可以考虑结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不断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链，比如，借助于视听媒介技术的进步，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视听化转换；结合动漫和网游产业的发达，设计开发民族文化题材的动漫和游戏；利用3D等多维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造民族文化的体验式传播。而数据库技术的普及和数据化应用理念的深化对于延伸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链也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路。

3.提高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

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渠道和技术不断提高内蒙古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播效率。首先，新媒体的传播突破了时空界限，让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覆盖更广阔的范围，这是其文化影响力产生的基础；其次，借助于社交网络平台（QQ、微博、微信等），可以创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文化传播账号，通过与受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交流来了解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增强信息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建立民族文化交流、讨论的圈群，开拓多元的民族文化话题，增进公众对于内蒙古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当然，内蒙古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还需注意加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建立起多元立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格局。

4.实施文化传播的品牌策略

内蒙古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应以突出民族特色为本位，瞄准草原文化、“三少”民族文化等几大方向，塑造品牌优势，这意味着以策划和质量致胜的精品文化项目及以传播和认知为重的品牌化营销。精品文化项目要求对于内蒙古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以保护性开发为核心，重点着力于对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内涵和精髓的深入发掘，对于文化产业链的长远合理规划，对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综合考量。品牌化营销建立在每一个可能与受众沟通的环节之上，既可以是展会上的品牌推介，也可以是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还可以是活动现场的亲身体验。总之，其重点在于品牌符号的传播和认知，在于利用品牌符号把文化输送到国外受众心里的过程。品牌化策略是增强内蒙古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

5.构建文化传播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