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论文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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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评语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言；文化；批评；美；深

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新型的文学批评形态。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文学观念的更新，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所以，对语言文化批评进行全面的认识也就有了积极的意义。

语言文化批评的定义问题

就笔者所知，“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称谓最早由青年学者赵奎英提出。她把语言文化批评界定为一种以语言为本体、以文化为视野的批评形态。笔者认为赵先生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术语的提出与界定比较精确的概括了这种新型批评形态的内涵，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形态也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这种批评形态立足于文本，把语言形式与文化内涵统一了起来，把科学研究与人文关怀结合了起来，对我们深入窥视文本极有启迪。

首先，以语言为本体。归根结底，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文学作品也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形式与表达的问题。“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不仅“美”，而且它自身还闪耀着思想之光，透析着思维之理。所以我认为，以语言为本体，从更为基元的语言视角出发对文本展开批评，定能取得可喜的效果。

其次，以文化为视野。文学是一个具有多重价值功能的有机统一体。它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还具有认识价值、教育价值等功能。而它的认识教育价值大都是通过文本中所透射出的生存境遇、人物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来实现的。所以语言文化批评要求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探索文学，去挖掘文本的内蕴之美。

再次，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批评重在实践与应用。语言文化批评在应用中始终围绕文本展开，始终以文本为终极依托。文本在整个大文学活动中就处于核心地位，没有文学作品就无所谓有作者或读者。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作家的创作意图并非能够在文本中得到完全体现，读者的阅读感受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在批评中只有文本才是最可依凭的基础。语言文化批评就是一种以文本为终极依据的批评形态。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立足于文本的，以语言为本体的，用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批评形态。

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

目前，尽管从语言与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的实例屡见不鲜，但“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还未得以正式使用，对“语言文化批评”这一称谓及其理解笔者最初从导师赵奎英先生处习得，这一批评形态究竟具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能否作为一种独立的批评形态而存在，这在学界还没有现成的定论。这也就涉及到语言文化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在文学现状日益繁复，文学作品日益精细化的当今，笔者认为语言文化批评理应作为一种颇具生命力的批评形态而得以重视。

首先，语言文化批评有其自身独到的批评视角，那就是立足于文本，从文学作品最基本的语言角度入手去透视整个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在审美形式与文化研究强势风行的语境下，语言文化批评有助于端正形式主义过于重视文学分析的操作性而造成的乏生命以及文化研究过于重视文学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文学之“美”的缺失。它把对文学的科学分析与人文目标很好的结合了起来，为我们进行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

其次，与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的批评形态相比较，语言文化批评仍有其突出的独到价值。伦理批评由于把强调的重心固于文学内容的道德评价上，必然对文学的活力和灵性有所忽视。社会历史批评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很多积极启示，但这种批评的目光在透入文学之“理”的时候也天命样的划伤了文学之“羽裳”，这种批评形态更多的把文本当作了记载与考据。而审美批评与心理批评都把文学囿于一种视角之中，很难让我们对文学有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语言文化批评正是汲取了群多典型批评形态的优势，在批评实践中更好的兼顾了文学的特性与多重性，协调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性与内在文化蕴藉性，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具开放性的视野。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文学现状复杂程度的加深，当下批评界鲜明的存在着内外之争，即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争论。阎晶明、吴玄等认为文化批评是一种异于文学本质的外部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就是文学的自主性，而文化批评阻碍了文学的这种自主，并有消解文学之害，所以他们认为文化批评是非现代的形态或反现代批评形态，所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即审美批评。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为一种切合文学本质的内在批评来加以宣扬。其实，文学不只限于审美，文学研究也从来不只限于审美研究（也不只是以揭示“文学性”为唯一目的）。所以我觉得语言文化批评能够为当下存有的批评误解提供积极启示。

可见，语言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颇具开放性与启发性的批评形态，应该得到认可与重视。

语言文化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学批评犹为手术刀，贵在应用与操作，语言文化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在批评实践中才能得以彰显。如何运用语言文化批评分析文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标准可以概括为美与深，美关涉文学的天命与本质，深关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

首先文学要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它的超功利性注定美是文学的一种天命。语言文化批评虽以语言为本体，但对作品美的要求并非仅限于语言或形式之美。它是立足于整个文本，“美”也是对文本这一自足整体的全面要求。具体说来，⑴美要“真”。美而不真是华而不实。我认为“真”要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事真。文本中所讲述的事件要真实。《琵琶行》、《孔雀东南飞》中的故事如果是虚假的，它们肯定不会有那么大的震撼力。二是要情真。文学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不必事事真实，但必须情真意切。现象界虽然没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景象，但诗圣忧国忧民与败城亡生的真实感痛足以让此诗传诵千年。三是要追求现象真实与历史本质真实的统一，即包含着某种必然性的那种偶然的真实。本而言之，文学作品并不是直接的现实，它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这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中，我们只有追求了包含着必然性的偶然真实，才能提供某种真理性的启示与认识，才能光扬文学那种独到的魅力。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文本，譬如《红楼梦》，譬如《百年孤独》，无不如此。⑵美要“当”。文学时常会让人感到无奈，就像“美”这一标准一样，谁都知道文学应美，可怎样才算是美呢，美的因素有那些呢？面对这些疑问往往只有不知所措。美其实常常只是一种直觉评价而已，对“美”这一标准的分析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

“当”也是如此。“当”顾名思义就是恰当、适度之意。“恰当”与“适度”都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只有处于一个整体或范围内才存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这里的“当”是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提出的要求，并不是仅仅针对形式或语言。具体说来，一是“当”要使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要素在文本中不仅要各得其所，达到一种多样统一的完整和谐，而且还要富有弹性与张力，彰显表现力。例如我们分析余光中的《乡愁》，不仅要顾及诗歌的三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更要注意这种“美”具有何种意味以及是怎样表现这种意味的。二是“当”要求语言、结构、方法等文体与形式方面的要素要和文学形象以及文本内在思想内涵达到一种适当的统一，这是“当”的一种深层次要求。语言文化批评始终强调立足于文本这一自足的整体，所以传统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一视野下不应再分为彼此。《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文本语言越“丑”的冗长、啰嗦、累赘就越美。因为语言越啰嗦，张大民的贫嘴形象就越鲜明，这就是语言与形象之间的一种“当”，一种美。在《丰乳肥臀》中，莫言用一种可逆性的话语来刻意表达一种对神性、男权和永恒的颠覆与消解，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形式与作者所追求的效果以及文本所投射的底蕴是切合的，这也是一种“当”，一种美。所以说，“当”不是中庸，不是不要张力，恰恰相反，“当”要求众要素在和谐共处中能够鲜明的彰显弹性与张力。

美不仅要真，要当，且还要有启迪，要意味，有价值。这里也就又有了“深”的要求。语言文化批评不仅以语言为本体，也以文化为视野，所以语言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要“美”，还要“深”。

深要求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中能够呈现出人类群体或个体的生存境遇，能够透露出人物主体的心理状态，能够折射出文学人物的思维方式。当然“深”在此是一种概括的要求。在文本折射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之时，“深”自身就蕴有精细、宏大等要求。古今中外的伟大文本无不昭示着“深”这一特征。《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伦理的生存状态都可在此书中找到踪迹。《卡拉马佐夫兄弟》简直就是一个心理冲突与斗争之域。而《阿Q正传》则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一种特殊而典型的思维方式———精神胜利法。

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文学作品毕竟不是记录与考据，文本在深刻反映出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方式的同时如果失其“美”，那它就成了历史，成了哲学，成了心理学，就迷失了自己。所以“深”与“美”是统一的，美要深，要有启迪；深而不涩，要美。这就是语言文化批评视野下评判作品优劣的标准。

我认为语言文化批评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批评形态，合理的运用它一定会对我们深入的分析文本有所启迪与帮助。

参考文献

[1]《混沌的秩序》 赵奎英 花城出版社2003.

文化论文评语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 话语方式 《看见》 《新闻1+1》

1980年，央视推出《新闻与观察》栏目，第一次把“电视新闻评论”作为节目形态亮相，但“三起三落”的命运注定它只是中国电视新闻评论史上的过客。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问世，这个在《东方时空》羽翼下孕育的新生儿，从一出生便显示出它的特殊地位，“《焦点访谈》的开播标志着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以它为标志，中国电视评论类节目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春天。”①

《焦点访谈》开播之后，连连创造收视神话，有数据显示1998年它的年平均收视率在27.48%左右，这意味着“《焦点访谈》成了近1/3中国电视观众每天晚饭后的一项生活内容。”②焦点访谈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节目姿态的放低以及说话方式的转变，从“非我”向“我”靠拢。

这里的“我”与“非我”指的是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客观原则下，新闻性节目中传播者进入节目程度的深浅。“我”可以理解为传播者深入或者完全进入节目，以真实的“我”的姿态去理解新闻，传播价值。“非我”则体现为传播者与节目的绝缘，冷眼旁观。中国新闻评论30年，从《焦点访谈》开始，每一次新的评论话语的出现，多多少少有点“非我”向“我”嬗变的意味。

一、《焦点访谈》：用事实说话，刺破“假大空”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提出“自己走路”的诉求，但在具体操作上仍抹不掉浓厚的报纸印记。电视新闻脱不了“新华体”的束缚，评论走不出“画面+文字，以文字为主”的泥沼。直到1994年4月，《焦点访谈》横空出世。

首先是姿态，“真诚面对观众”。这是《焦点访谈》从《东方时空》处延续而来的品质。“真诚面对”不同于之前的“高高在上”式的俯视，这里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是平等、亲近的，节目“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应该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会通过哪怕是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③这里，传播的主体性得到彰显，“我”的意识觉醒。

其次是话语形式，“用事实说话”，述评结合。这是《焦点访谈》的口号，一直沿用至今。“用事实”是方法，“说话”是目的。《焦点访谈》重点在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它以“事实”做依据，要求传播者充分调动“我”的主观能动性，深入采访、调查，以证据说话。某种意义上说，用事实说话也是用过程说话，用最直观的画面语言展示事实。比如，《焦点访谈》的《罚要依法》报道的是山西309国道乱收费的现象。记者的摄像机拍摄下了整个过程：交警认定超载开罚款单记者试图减少数额交警再撕一张罚单记者无奈。而类似的镜头和手法是《焦点访谈》惯用的。《焦点访谈》的事实是“看得见的流动的过程”④，给当事人双方平等的对话空间，给公众展示公正的、完整的事实。

第三是叙事结构，故事式叙事。“用事实说话”是《焦点访谈》的话语形式，同样是它结构文本的依托。节目制作者对一个个鲜活的事实进行包装，加入悬念和冲突，用“故事化”的手法进行文本创作。《焦点访谈》的叙事结构一般是：“百姓利益受损——记者采访调查——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者——百姓利益得到补偿”，事件本身就是故事；出镜人物一般是“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多元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构成故事的看点。用故事化结构文本，加入戏剧性因素，比传统式的“提出论点——摆出论据——论证”更富说服力，也更有看点。

《焦点访谈》在摆出事实求证观点的同时，通常会在节目头尾加一段主持人的述评，或者在节目中间加入记者的现场述评，这种“述评结合”的评论样式集纪实性、说理性和思辨性为一体，是延续至今的经典模式，即“提要+引导式主持+主体事实+评论式主持”。

二、《新闻1+1》：引入人际传播，多元声音交流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泛滥愈演愈烈，“相对于过剩的信息，唯一稀缺的是资源，是人们的注意力。”⑤如何获取注意力？在这个新闻报道漫天飞的时代，要的是独家视角和观点。《焦点访谈》选择“用事实说话”，重事实轻言论的模式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央视开始了自己的言论节目探索，在经过《央视论坛》和《新闻会客厅》论坛模式的探索之后，2008年3月24日，《新闻1+1》上线，这是一次“事实”和“论坛”二合一模式的实验。

首先是话语方式，“人际传播，双向交流”。《新闻1+1》由董倩和白岩松联袂主持，董倩是常规主持人，担任节目的串联、引导等工作，而白岩松则以新闻观察员（后改为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很显然，他在节目中的作用是“言论”。节目中经常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开场白和话题基本情况介绍之后，董倩的第一句话大部分情况下会是“岩松，你怎么看”。虽然只是简短的几个字，却真真体现了人际传播的交流功能。在《焦点访谈》中，记者用“事实说话”，把观念寓于事实之中，属隐性评论。《新闻1+1》则在事实的基础上，把观点突出，显性评论。主持人的提问和质疑，评论员的释疑与拓展，二人双向制动，形成开放的话语场。

文化论文评语范文第3篇

关键词：装饰性绘画平面性语言新媒介材料审美情感表现

装饰绘画常常被看成是设计艺术中的主要表现手法，而传统绘画中则多采用真实感觉和实际感受获得形式的表达。实际上，在具体的绘画创作过程中，对形式的感知是与其他艺术创造过程具有内在的相同性和关联性，采用装饰意味进行绘画的语言表现亦是现代绘画创作中经常采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在近代的西方，装饰绘画给现代主义艺术的产生曾带来了一次表现形式的大幅度提升，平面性的绘画对传统语言的扩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给我们在教学中运用平面形式语言的基本训练来进行装饰绘画教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

纵观西方绘画历史的发展，从塞尚开始，将物体的存在状态及空间因素给予了平面化的认识；凡·高具有个人符号的笔触不但是激情的表现，也是将事物改变空间关系的认知结果；高更以非常主观化、象征性的平面油画风格，成为西方学习东方的艺术典范。此外，在蒙特里安、莫里迪阿尼、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绘画的平面语言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米罗、克利等艺术家以极端化的平面手法：色块、线、点的构成组合为纯粹的装饰性语言，给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这些不但表明了艺术家对作品形式的着意探索，也是他们对作品内涵意义的扩展——试图在绘画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思想观念和主观能动的创造意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提倡“立象以尽意”的观点，这说明了形式传达意味的关系。美学家王弼也曾说过“得意而忘象”，所谓“记忆象者，乃得意者也”。“象”可以是具体的、切近显露的，而“意”则是更深远的、隐幽的。艺术形式是否具有广泛的感染力，并不在于艺术形式的本身，而要看它所包含的意味是否有感知的内涵。绘画中点、线、面、色彩等的排列与组合，如果能与人的深层心理美感结构相通融，与人的美感经验相吻合，就可以产生形式上的意味，使人获得新的美的感觉。东方是平面性形式语言的发源地，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语言朴素、单纯，从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形式意味：它们既反映了客观物象的真实，又通过笔画形式把自然的具体事物高度概括，形成了一种线的艺术表现。在原始彩陶艺术中，出现了几何纹、曲线纹、水波纹、网纹、葫芦纹、涡纹、花瓣纹和蛙纹，这些纹样是一种将形象适应于感官的再创造，符合实践感受而又对它们进行了形式意味的概括，再如太极图形以一根相反互动的“S”线，将整圆分为阴、阳互缺又互补的两个相对的空间，一虚一实，相生相合，由此发展出来的许多以互相对应对照的装饰艺术形式，如双鸟、双鱼、双蝶、双龙等，都反映了装饰纹样自然又自由的生动意义。

上述中西方的绘画语言本身所具备的语言构成到造型表现都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不同风格，装饰绘画因此而显示了形式的基础意味，也为今天的装饰绘画艺术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通道。当然，在装饰绘画的创造实践中，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强调：不能简单地把一个艺术图案直接搬入画面，这样只是在简单地模仿，而不是创造。装饰绘画创作应该把形式语言看成一种可用的资源，将装饰感受灵活地运用到画面的形式中去，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语言方式，使平面语言能成为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形成新的思维方法，并在新的媒介材料和语言样式中获取更多的鲜活动力。同时，在平面绘画教学过程中，也要顾及到现代生活内容对艺术形式所提供的新空间，运用新的艺术技能的发展，形成新的形式。例如，传统水墨画中对于构图是比较程式化的，山水中远、中、近三者的关系必须明确，形成上下的重叠关系，山水与人物在画种上的区分，也造成了人物与山水形象在画面中的特定的比例。而现代水墨创作中，则可以用重复、对应连贯等自由、多样的构图，人物与背景的比例也可以随意变换，从而形成不同以往的新的美感和装饰性的平面化语言意味。

文化论文评语范文第4篇

19世纪英国哲学家鲍桑葵在讨论审美意识时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在对不同时期存在的审美意识作出探讨的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材料具有考古价值，同时这些材料也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从鲍桑葵所持有的观点中可以发现较强的主观意识，在设计领域与设计审美领域中，这种主观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众多的平面艺术作品虽然体现着不同的内涵及作者意图，但是在设计过程中，作者需要强调的审美视点具有一致性，这种审美视点表现为作品需要具备明确见解的特点，并且要让受众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感受到作品本身的内涵以及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尤其是对于具有商业性质的平面设计作品而言，通过删除繁琐部分并突出重点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在此基础上，平面设计作品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将所处空间、时间以及比例不同的因素进行组合。由此可见，现代平面设计和我国传统的民间年画在视觉语言方面的使用手法具有相似的特点，它们都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会在设计过程中使用夸张的形象和强烈的色彩，从而更好地引发受众联想，而这种审美视点方面的相似性也决定了民间年画和平面设计视觉语言进行融合的可行性。如，在北京奥运会中使用的“福娃”，其设计灵感与我国传统民间年画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元素的选择方面，“福娃”对我国民间年画中的形象进行了借鉴与再创造；而在色彩设计方面，则直接使用了潍坊年画所具有的套印技术。

二、形神方面的融合性

在我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中，重视形神结合是十分重要的内容，当然这种设计思想不仅对我国民间年画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现代平面设计中必不可少的设计理念之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设计者经常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入设计作品，从而使作品展现出民族化特点。在此过程中，各类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在经过虚化等处理后可以在色彩和外形方面形成协调与对立，从而构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如，北京申奥标志的设计就使用了写意的手法，在这一平面设计作品中，视觉语言可以传达出运动员与中国结两种意象，在此基础上，这一作品展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独有的意蕴。在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中，“形”是承载设计者情感及传达特定信息的重要载体，能否形成视觉冲击力、能否吸引受众瞩目取决于“形”的运用。从我国民间年画与现代平面设计的“形”来看，二者在造型方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如，《九九消寒图》中圆形的循环构图十分独特，而现代平面设计中也具有与之相似的表现形式，如共用形，即几个图形图像共享相同的空间，并在构建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神”则是指图形中所蕴含的内涵和思想，它是“形”的内化。在我国民间年画艺术的发展中，起初对宗教和自然的崇拜与敬畏是进行年画创作的重要出发点之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民间年画逐渐具有了更多丰富的美好象征。如，在我国民间年画《福禄寿》中，其所设计的图形是一头鹿背着福字，而寿则在鹿的体内。显然，这一民间年画作品的设计者在设计中使用了“鹿”与“禄”所具有的谐音关系，从而将一种美好的期盼用图形的方式进行了传达。这种方法不仅体现出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体现出我国民间年画艺术创作者在民间年画设计中所具有的创造性与想象力，而这是我国现代平面设计视觉语言应当借鉴和发扬的重要内容。

三、现代平面设计对民间年画中吉祥图案的使用

文化论文评语范文第5篇

关键词：屏边 苗族 文化

1.屏边县苗族文化的多样性

在屏边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着苗、汉、彝、壮、瑶等17个民族，总人口15.3万人，其中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4.18%，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生产性文化、生活性文化、观念性文化等多种多样文化。屏边的苗族大多居住在高山地带，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塑造出了一系列与山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性文化模式，刀耕火种盛行千年不衰。围绕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苗族早已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自的生产性文化体系，伴随着耕种过程，一系列农耕礼仪为特征、反映民族神缘的精神文化生活也随之展开。

处于不同生存环境中的屏边苗族，为了生存，还以其特有的方式来顺应和利用客观的外部环境，在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性文化，同时衍生出相应的人生礼仪。例如：“苗族鸡生”、“纺麻”、“织布”、“手工刺绣”、“蜡画”、“民歌民谣”、“花山节”、“苗族服饰”等等，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步，这些生活性文化也常处于流变之中。受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屏边的苗族生活中，观念性文化也有所不同，其中，就有较大差异。规范性文化与人们的行为紧密联系着，常常从人们的行为方式中表现或折射出来。道德作为一种规范性文化，是一定的民族群体所认同和接受的人际行为准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苗族人民通过相互交流、交融、其文化中所包含的伦理道德精神也不断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许多与中华民族一致的伦理倾向和道德品质，如讲礼仪、重情感、重承诺、疾恶如仇、尊老爱幼、以群为重等。这些规范性文化中包含着的道德传统，是苗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坚实基础和不可或缺的材料。

2.屏边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2.1理性地对待苗族生活性文化事象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文化事象都有它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历史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有的文化事象被淘汰了，有的自行消失了，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屏边的苗族也有许多至今还保留并仍起作用的民族文化事象，这需要我们去理性地分析对待，不能采取“一刀切”或“一锅煮”方式，应分清情况，分别对待处理。有的苗族文化事象无先进或落后之分，不会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相冲突，但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如苗族服饰、苗族歌舞等。对于这些文化事象，可以无须干涉，任其发展，或者略加引导，使之在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建设、丰富苗族群众的生活方面发挥作用。有的文化事象与现代生活不相适应，如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供男子上学，不让女孩子上学；迷信，不信科学，生病不到医院就治，而要搞迷信医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创新意识不强等等。对这些文化事象，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能力，教其扬长避短加以改造，使之化害为利。有的文化事象与现代方式基本一致，如苗族人民在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讲诚信、以群为重，尊老爱幼，以重情感为基础的自由婚恋等。对这类文化事象，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让它们成为苗族进步，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托。社会不断进步，屏边苗族人民的生活条件也不断地得到改善，传统的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着。

2.2批评性地传承屏边苗族规范性文化

面对屏边县苗族传统的规范性文化，我们要用现代文明的精神加以检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以取舍、改造、传承发展。民族习惯法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于民族社会中的“法律”，在现阶段，一些苗族习惯法在屏边县的苗族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仍发挥着作用。对待这些民族习惯法，我们不能用“一刀切”，应加以区别对待，只要与国家法律政策不相冲突的就保留，让它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要主动运用国家法律来指导和引导它们的演变和发展。苗族禁忌习俗中，既有长期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有迷信与偏见的沉积。我们要用现代的眼光看待苗族禁忌，破除那些毫无道理的迷信的、愚昧的禁忌，保留那些有一定科学性的，有利于人们生产、生活的禁忌。各民族的传统理论道德思想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的遗产，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对的，阻碍人和社会发展的旧的社会理论道德，我们应该摒弃，对那些属于社会公德层次的道德，我们要直接保留略加以改造，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砖石。

3.小结

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其中，精神生活的发展也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支撑一个群体的精神生活的民族文化被破坏，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无法谈了，社会的进步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应成为矛盾。因此，建设苗族的文化，可以改善苗族精神面貌，为苗族地区注入活力，提高苗族人民的整体素质，为苗族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的和谐奠定基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应充分重视苗族地区苗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尽量减少时代变迁对苗族文化冲击的负面影响。总之，面对屏边地区的苗族文化，我认为要用现代文明的精神加以检验，坚持科学发展观，合理地开发利用，使传统优秀的苗族文化得以传承、创新，让它们在社会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