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体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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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体系论文范文第1篇

1.旧写重导向，新写谈实感

[旧写]《书写又好又快发展的大文章》

旧写的标题多以“总结成就、展望未来”为主要内容，以“颂扬、号召、引导”为主要形式，突出会议的作用和成绩。

[新写]“赶考”2007(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

新写的标题充满真实的感受，通过“赶考”二字，使读者联想起特定的历史典故，获得历史的触感，感受“两会”的历史深度。

2.旧写展内容，新写重形式

旧写的标题大多以浓缩新闻内容为主，直接展现新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让读者知晓会议的内容和主题。

[旧写]会议分组讨论（引）

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主）

单纯地注重内容，往往流于枯燥。标题新写更要求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由于内容多半在副题中展现，所以主题更加注重形式：

[新写]温总理开场白情动全场。(大公报.2007年3月17日)

此题虽未谈及温总理的说话内容，但足以吸引读者。

3.旧写括全局，新写蕴细节

[旧写]驻川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建言30件集体提案畅议国计民生

旧写的标题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视野广、有高度，讲究高屋建瓴的语态，以表现群体为主，写作上多用“大”、“全”、“放”的笔法。

[新写]总理请柬巴掌大小（金羊网.2007年3月16日）

新写的标题从微观入手，重视细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写作上好用“收”、“敛”、“凝”的笔法。

总体来说，“新写”比“旧写”更加具有亲和力与美的表现力，易为读者认同。下面我们来看新写之特点。

二、新写之四美

1.真情美

[例1]“把两会纪念封带给我的孩子”(中国妇女报.2007年3月16日)

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法官尚秀云购买两会纪念封和纪念邮票给“她亲自判的少年犯”，这则标题正是紧扣这个“情感亮点”，以一句“我的孩子”，把法官妈妈和少年犯之间的深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会信封”成为情感的巧妙载体，点明主题，动人心弦，这就是情感元素的作用。

2.动态美

把会议看成“动”的，还是“静”的，直接关乎标题制作的效果。如把会议看成“静”的，标题往往是这样：

[例2]（副）某某会议作出决议

（主）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这样写不是不好，但要看报纸的性质。比如党报，当然要庄重、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但这样的标题有缺点：动感不强。在报道会议时，要敢在“动”字上做文章。

[例3]记者招待会上细述和谐世界纵论国际热点

这则标题并未简单写道：某某“发言”、某某“演说”，而是用了“纵论”一词，“动”的境界就全出来了。会议报道标题的写作，更要发扬推敲精神，在动词使用上下功夫，都可以增添标题的艺术神韵。3.细节美

打个比方，找细节，等于把眼睛变成考古用的探铲，细细敲、挖、探、抠。会议是座富矿，只有从细节入笔，才能掘到丰厚的宝藏。

[例4]政府工作报告改了33处(新华社2007年3月12日)

记者细致到什么程度？把改动处的数字都“发掘”出来了。32处改动，实际上不是小事，因为它反映了政府对关乎民生大计的工作报告的重视程度。

所以，会议报道标题要出彩，第一，往细里“挖”。记者在会议所见所闻，小到一盆花，一张纸，都可以“海纳百川”。第二，找“有意味”的细节。与会议有关的细节很多，但只有其中的一些细节，真正体现了会议的主题，切合了时代的风貌。我们要找的，正是这种有“大意味”、大境界的细节。

4.角度美

[例5]“请温爷爷放心，我更有信心和别人比明天”

——北京农民工子弟眼中的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网2007年3月6日)

这则标题是从孩子嘴里说出来的，十分生动，而且语句也精炼，寥寥一句，把握住了新闻的主旨。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写孩子眼中的政府工作报告，表达农民工子弟对温总理关爱的感动，让人读来倍感新颖。

会议报道标题写作的角度，如入小角度切入得当，更能贴近读者的内心。

三、新写之五法

1.巧用副词

副词一般是修饰动词性词语或形容词性词语，多表示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时间、程度、范围、肯定否定或情态、证据。它能使得字句在精简的空间里更加散发出光彩。

[例6]外长动情说梦想[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7日]

“说梦想”只是一个陈述式的动词词组，前面加上“动情”二字，构成副词修饰，一下使得“外长”这个严肃、庄重的冷色调的词染上了情感的色彩，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2.善用宾语

[例7]提问中国[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5日摄影报道]

“提问”二字落地有声，“中国”作为“提问”这个动词的所指对象，不是特指，而是泛指，具有恢宏的气势，彰显力度之美，承托起“提问”的高度，从侧面勾勒出两会作为全国性会议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国计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宾语的出色在于“错位”，本来一般不出现在动词谓语后的，现在出现了，故能扣人心弦，夺人耳目。

3.活用方言

[例8]四川一定会一年比一年“巴适”

“巴适”是一句地道的成都话（重庆也有这样的说法），这个词在四川话里的意思有安逸，舒服，很好，让人很满意等。由于《华西都市报》面向的就是四川读者，运用乡音来做标题，十分自然亲切，增强了可读性。象这样把方言引入标题的做法，在地方报纸报道全国性会议时较为常用。

4.引用诗歌

诗歌的好处自不赘言，它庄重、文雅的艺术形式，比较符合会议的特质，同时又比一般公文式的会议标题随和、亲切，所以特别受到一些大报的青睐。

随意举几则：

和气聚民意春雨润民生(光明日报.2007年3月4日)

韶华满眼新大地已回春(人民日报.2007年3月4日)

生生不息国脉传承(光明日报.2007年3月3日)

这些标题都传神而生动地反映出“两会”对中国的影响，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悠远内涵，读来琅琅上口、意气风发，符合大报的气质与读者的口味。

所以，运用诗歌，对于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这样的大报纸来说，既突出了导向性和庄重性，又增强了文化内涵和形式美感，可谓一举两得。当然，对于地方报纸（尤其是受众范围不广的小报）来说，盲目使用诗歌，也可能会给人“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须慎用也。

5.调用“全感”

“全感”这个词来自于一种学习方式，曰“全感学习法”，此处取其“调动各种感官”之意。传统的会议报道标题，多注重从人的视觉出发，强调所观所看之景象，忽视了其他感官在标题制作中的运用。“全感标题”则注重对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的综合运用和表达。

如：

“我摸到总理两个指头！(金羊网.2007年3月17日)

这则标题撇开了“视觉”的单一感觉，突出了“触觉”，一个“摸”字，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触到总理的温暖。

医保体系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交通肇事罪 交通肇事逃逸 致人死亡

一、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基本情况分析

2009-2011年该院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率分别是：13%、14%、13%；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占交通肇事案件的比率分别是：18%、17&、8%；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数为零。上述数据，结合该院刑事案件审查起诉的实际，表明：第一，在基层检察院每年受理的案件里，交通肇事案件所占的比率较大。我国刑法涉及400多个罪名，但从2009年-2011年连续三年所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占所受理案件总数的比率均超过10%。第二，在每年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中，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所占的比率较小。交通肇事案件无非存在逃逸和不逃逸两种情形，但在2009年-2011年连续三年肇事逃逸案件占所受理交通肇事案件的比率均不超过20%。第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从2009-2011年连续三年未受理因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

二、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之情节

交通肇事罪是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和第二款 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当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从主观方面来讲，行为人主观上应具有妄图逃离事故现场而逃避法律责任的直接故意，或者对受害人的死亡后果的发生持无所谓的放任态度。所以，行为人对于出于其他目的而逃离事故现场之行为不能认定为逃逸。如，肇事者为了逃避受害人的家属殴打的心理，主动去司法机关报案、自首等行为，不应该认定为逃逸。从客观方面来讲，行为人离开现场后应及时报案接受司法机关处理。行为人离开肇事现场后能否主动投案自首，一方面反映出行为人是否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观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案件处理难易程度、社会安定因素等影响。但是，当行为人离开肇事现场后，当时并没有立即投案，而是经过一段时间思想斗争才去投案的，则不能否认其逃逸情节，只是在量刑上有酌情从轻或减轻情节。综上所述，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直接故意，客观上未及时报案接受司法机关处理即应认定为肇事后逃逸。

三、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

交通肇事逃逸之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行为人将受害者简单救助，如拨120后旋即逃离肇事现场；二是行为人没有救助受害者，而是出于害怕直接投案自首；三是行为人将受害者救助后逃跑，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投案自首的行为。其中存在较大争议的第二种类型的行为，能否认定为逃逸。

刑法之所以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主要是人身权），维护交通、社会管理秩序。因为对于发生的交通事故来说，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逃逸对于保护人权、安定社会的目的都是具有很大负面影响的。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了肇事者的诸多义务，但并不是每一项义务的不履行都会导致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可罚性。而对受害者予以施救、接受事后处分义务等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二者中任一项义务的不履行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如果将“不救助但投案”的行为界定在逃逸以外，即无论救助与否只要及时投案都将构成逃逸，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的行为人将得不到比漠视伤者生命和财产安全而直接投案的行为人更多的奖励，救助伤者的行为得不到鼓励。部分肇事者可能从成本计算的方面考虑肇事后选择离开现场直接投案，这样不但可能造成伤者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救助，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因此，事故发生后，只要肇事者本人具有救助条件和能力，就应留在事故现场救助伤者，否则即使离开现场立即去投案也应认定为逃逸，除非肇事者本人有证据证实当时实施救助是不可能的。

四、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该规定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作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

结合以上法律规定，一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其承担事故的全部或主要责任，并且认定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则应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二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其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应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其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因其逃逸行为致人死亡，则其法定刑幅度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认定交通肇事逃逸情节的难点

结合上述数据，可以分析得出在2009-2011年三年该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占全年受理的交通肇事案件的比率较小，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所占比例极小，甚至为零。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并不是因为交通肇事逃逸或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数量少，而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上的难点。主要有以下两个难点：

（一）肇事者的逃离现场目的是否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难以认定

“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这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但行为人的思想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转变，而且对于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想法，我们只能通过行为人本身的语言表达来了解。如，有的肇事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但是逃离后，在亲友的规劝下又改变逃避法律责任的想法，而立即报案，当其报案时不承认自己离开现场时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其真实目的就难以认定；有的肇事者因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担心被发现系酒后驾车，遂于事故后立即逃离现场，待酒醒后主动投案，但其也不承认自己离开现场时是想逃避法律追究。这两种情况，由于他之前逃离现场的行为可能造成了受害者因伤势过重延误治疗而死亡的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这两种情况，只能认定为一般的交通肇事罪，这就使逃逸致人死亡的严重犯罪之情节变成了普通的交通肇事行为，并且有可能认定为自首情节，那么，其刑期就由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一下子变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被害人死亡的原因难以认定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求是，被害人死亡原因是由于肇事者逃逸行为延误了治疗时机。但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很难从证据角度认定被害人的死亡是因肇事者逃逸行为而造成的。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肇事者的供述作为证据的一种，是该类案件的主要证据，而肇事者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往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辩解，不会轻易供认是害怕受到法律制裁而逃离现场的。在该种情况下即使有证人在场可以证实事故发生后被害人还未死亡，但因为有证人报警或其他因素，对于伤者的救助并未延误，被害人的死亡原因系伤情过重，也不能证实被害人的死亡系因肇事人逃逸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医鉴定。但是法医鉴定结论的依据是现场勘验、检查，只能有限的反映出客观情况，对于死者当时的伤情轻重以及与因逃逸而致使其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把握而给不出结论性意见的。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我们无法证实被害人的死亡系因其肇事后逃逸行为造成的，因此只能追究肇事者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而使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逃避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六、解决措施

交通肇事逃逸具有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不但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拷问着人们的良知，也凸显出道德缺失。有效的认定交通肇事逃逸情节，不仅有利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抚慰，而且可以对妄图逃避法律责任的肇事者形成威慑，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解决措施：

不轻信犯罪嫌疑人口供。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往往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辩解，对自己逃离犯罪现场的原因作出诸多辩解。但其主观心理状态并不是绝对秘密，其外部行为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其主观心理状态。因此在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时，不应仅凭犯罪嫌疑人一面之词，而应结合各方面证据予以综合考量。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应对事故发生后其逃离现场的动机及当时的客观情况等问题反复讯问，仔细推敲其可信度。对本身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予以推翻。另外还需根据现场证人及监控录像等证据予以佐证。

完善交通监管设施配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现各个路段无盲点，以便在事故发生后及时调取监控录像，以证实事故的经过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逃离现场的行为，亦有利于交通事故的认定及责任划分。同时，完善的交通监管设施也足以对驾驶员造成威慑，使交通违法及肇事逃逸行为大幅度减少。

医保体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信息服务贸易个人资料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息服务业作为一项以文献、图书、情报等的采集、利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服务早已存在。但作为新兴的信息产业的支柱组成之一的信息服务产业，其崛起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息服务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实现对信息资源的采集、处理、传输、利用等综合服务内容上的商品化、产业化和手段上的电子化、网络化。上述信息资源，有相当部分来自个人资料。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为资料的跨国流通与信息服务贸易提供了便利。

资料的跨国流通，英文为TRANSBORDERDATAFLOWS（简称TDF或TBDF），TDF最早在由经合组织赞助的一个关于隐私权保护研讨会上首次使用。经合组织于1980年9月23日通过的《隐私权保护及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准则》提到“TDF是指个人资料跨越国境的流通”。该准则指出个人资料是指任何关于一个被识别或可以被识别的自然人（本人）的信息，其形式不仅限于电脑处理的个人资料，还包括以人工处理的个人资料。其流通方式包括国际航空信件、国际电话、电报，无线广播、电视之跨国广播，互联网传播，甚至各种有形资料通过人工携带出境。

TDF最初是围绕个人隐私权保护提出的，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TDF的范围已不限于个人资料，而是包括了大量的商业数据、科教文化资料等。本文仅涉及个人资料。信息服务的跨国贸易迅猛发展，要求资讯（包括个人资料）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个人资料的安全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如何在贸易自由与保护个人资料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二、信息服务贸易与个人资料保护的矛盾及冲突

1.资料与信息

资料（data）一般指关于某一方面事物或人的原始数据，比如个人的身高、体重、肤色等外貌特征。信息（information）是指按照不同目的、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处理，经过特定处理的资料就成为对人们有用的信息。比如通过对特定人群的个人资料进行分析处理，就可得出他们的消费习惯、消费心理等信息。资料是信息的基本要素，信息由资料处理而来。而资料与信息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信息还可以再加工，对再加工的信息而言，前面的信息也是资料。因此，本文在讨论信息跨国服务时，对二者并没有严格区分。

2.信息服务贸易对个人资料保护的影响

(1)资料成为贸易标的。经合组织最早提出资料跨国流通，是以保护自然人隐私权为出发点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间对资料跨国流通讨论的重点主要仍在于个人资料的保护上，而随着信息服务业渐次发达，有百分之九十的资料跨国流通是属于非个人资料之传输，因此如何避免各国藉保护个人资料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及各国着力解决的新问题。

以提供信息服务为目的的交易行为，我们称之为信息服务贸易。

对于信息服务的定义，各国法律并无一致规定，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二至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活动。

根据不同标准，可对信息服务进行不同分类。基于信息产出流程，可将信息服务分为：①信息生成与采集服务。②信息加工筛选与处理服务。③信息传输与利用服务。

信息服务所涉范围较广，本文仅讨论与资料跨国流通有密切联系的利用国际网络提供信息的电信增值网络服务业，即信息传输与利用服务业。

与国际货物买卖相比，信息服务贸易具有以下特征:①交易标的不同。国际货物买卖的标的为实体上的有形物（something），而信息服务贸易则以理念、知识、信息等无形财产权为主要贸易对象。②交易渠道不同。前者运送标的物的渠道有车、船、航空器等传统交通工具，而信息服务则需藉由光纤、卫星、电脑、电话等通信网络来传输信息资料。③交易形式不同。电脑与电信结合之后，信息的内容非同于以往，仅以书籍、纸张等有形物显示，而可改以其他特殊物理形式出现，如电脑荧幕显示的画面、电脑磁盘、无线电波等形式。

(2)信息服务贸易中个人资料本人的权利。信息服务贸易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的资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人贸易的标的，对此我们应主张何种权利？如何寻求救济？根据对个人资料的不同保护模式，会得出不同答案。如依据财产权保护模式，则本人可向信息提供者请求返还不当得利；如依据隐私权保护模式，则会主张侵犯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如上所述，个人资料体现的是某种与特定自然人有特定联系的信息，是自然人身份的标识，与人格利益相关。而信息的价值因人而异，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因此，财产保护模式不能很好地救济资料本人所受侵害。至于隐私权保护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并非所有的个人资料都涉及隐私，商家收集的消费者资料大多与隐私无关，如年龄、性别、收入等。因此，应该采取个人资料自决权保护模式。在信息服务贸易中资料本人的权利应包括：①个人资料公开权。即本人可向信息服务业者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②个人资料更正权。提供给信息服务商的资料如与真实情况有出入，可向其要求更正。③停止侵害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未经本人同意而将其个人资料加以处理并供他人利用，本人可请求信息服务商停止使用或永久删除其个人资料并给予损害赔偿。基于一般人格权的损害赔偿并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可根据对本人精神上的损害程度和信息服务获利情况来决定。

3.个人资料保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服务贸易的发展

各国对信息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①限制信息产业的外国投资。②施行贸易保护政策。③通过个人资料保护严格控制资料跨国流通。

为保护本国公民的个人资料不被滥用，各国都对TDF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如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7条、英国《数据保护法》第3、5、12、37、39条的规定，以及我国香港《个人隐私条例》及台湾《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归纳起来，各国对TDF的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①内容限制，如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资料不得输出。②程序限制，如需获得权利人的书面许可，履行相应的审查、登记、备案手续。③法律限制，指资料传输目的国对个人资料有与输出国程度相当的法律保护。

在个人资料保护较为严格的国家，资料的跨国流通受到诸多限制，这就使得相当部分的资料无法作为信息服务的标的，或者要经过繁琐的登记审批程序，影响了信息服务跨国贸易的发展。而贸易自由化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国际社会在信息服务贸易方面出台了一些规范，以促进各国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三、国际间关于信息服务贸易的规范

1.经合组织资料跨国流通宣言

经合组织于1985年通过了世界第一份有关资料跨国流通经济性议题的文件，即资料跨国流通宣言,内容如下：

(1)由于信息技术发展，使得各国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动，各国应认识到建立共识、协调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2)在尊重各国国内法律的情况下，各会员国政府应尽力促成信息服务业的开放，避免对资料跨国流通产生不公平障碍。要求各国将相关法规透明化，发展并寻求解决资料跨国流通所生问题的方案，考虑他国处理资料跨国流通相关问题的可能措施。

（3）资料跨国流通的三种类型，供各国参考。三种类型的资料跨国流通包括了公司内部资料、从事国际贸易所生资料、信息服务业者提供的资料。

该宣言与上述经合组织的《个人TDF及隐私权保护指导纲领》相同，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针对是否将服务贸易纳入GATT多边贸易体系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较大分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希望自由服务贸易国际规范的制定消除服务贸易障碍，以促使各国开放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上多不具优势，故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持反对态度。经过若干协商，1986年GATT始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议程。经过七年谈判，在1993年12月15日达成协议，称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简称GATS。总协定附则3为电信附件，适用于会员国有关公共电信传输网络及服务之接入或使用办法，而不及于电话、电报、传真、电视等基本电信网络的经营。也就是说，附则3是规范电信增值服务业者及其他服务业部门供应者使用电信传输网络及服务问题。服务总协定还确定了服务贸易的渐进式自由化模式。

从上述国际协议的内容可看出，信息服务贸易的开放与个人资料的保护均为今后世界贸易的发展方向。但如何规范信息服务贸易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是我们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四、我国的应有立场

1.国内现行规定

2000年以来，与信息服务相关的《电信服务标准》、《电信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附则二对增值电信业务的业务范围作了列举式规定，包括以下九种:(2)电子邮件;(2)语音信箱;(3)在线信息库存储和检索;(4)电子数据交换;(5)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6)增值传真；(7)互联网接入服务;(8)互联网信息服务;(9)可视电话会议服务。

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则对信息服务作了概括式定义，并将其分为经营性与非经营。其第15条、16条、20条对信息服务者提供内容的限制及其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由于该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对违反第15条的信息服务商仅规定了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有待其他法律来确定，而个人资料本人也不能从本法中直接得到救济。并且第15条第八项中的“合法权益”能否包括个人信息自决权还有待进一步解释。

总的来说，我国的信息服务业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上述立法也比较概括，多为宣言式条文和授权性规范，对信息服务中发生的侵犯个人资料、信息服务业的开放等问题没有具体规定。

2．我国应持逐步开放，兼顾保护的立场

如何平衡贸易自由与个人资料保护的关系，颇费思量。这涉及法律的价值选择问题，即自由与安全的选择。法的价值是有位阶性、冲突性的。当贸易自由与个体权利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取舍？我们应该鼓励交易还是仅关注个人资料的安全？信息服务业的开放是实现信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必经之路，而个人资料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受到更多侵害。个人资料在本人不知不觉中已成为跨国贸易的标的。资料本人应如何主张、救济自己的权利？个人资料保护在发达国家已有先例可循，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尚属空白。

医保体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间文艺；知识产权；法律缺陷

一、我国对于民间文艺保护规定的空缺

首先便是直接规定民间文艺保护的《著作权法》，由于国际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是否应该受到著作权保护一直争论未休，即便国际上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达成了有关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协议，但是我国也未完全接受这些国际协议，所以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对民间文艺的保护做出了一个间接的规定。实际上是留出了一个法律空白。

而其他知识产权或非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对于民间文艺保护的规定都不甚完善，包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

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一条款为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提供指导思想，至今已历经了20年的时间。实际上，民间文艺作品的保护工作早在1993年就在国务院立项，专门的研究起草小组多次着手制定规章条例，但都由于调研取证工作的困难而搁浅。[1]2001年10月27日，《著作权法》经过了第一次修订，保留第六条的条款，但为了弥补这个空白规定，国务院文化部及有关部门和国家版权局再次启动《民间文学艺术著作权保护条例》的起草，欲借《著作权法》修改的东风，完成与新法配套的条例出台，但遗憾的是始终未有下文。

二、知识产权体系内其他法律对民间文艺保护的漏洞

现在学术界探讨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除了寄希望于著作权保护之外，还寻求了知识产权体系内的商标法保护、专利法保护、邻接权保护以及与知识产权有着密切联系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等与著作权法独立并行的几种保护模式，但是在这些保护模式中其保护力度与厚度都有漏洞。

民间文艺若要受到商标与地理标志保护，首先便按照要求需注册商标或证明商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拥有丰富民间文学艺术知识的群体多为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的经济相对落后的社区或部落，除商标申请不仅需要一大笔费用外，还要有市场的规划、开发，以及品牌的树立等意识与商业运作。这对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而言只能是“望洋兴叹”。

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能赋予权利人在市场环境中排除不当的商业行为的权利，而不能从正面规定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内容，这样就容易陷入一个逻辑推理的泥潭，就是因为无所知晓权利人的权利有哪些，所以就很难判定哪些行为是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专利（主要是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于大量民间文学艺术而言，其局限性就更大。

三、知识产权体系外的法律对民间文艺保护的不足

不仅是《著作权法》有第六条空白的缺陷，知识产权体系内的其他法条法规也不能完善的保护民间文艺。虽然有学者认为对于著作权法中未规定的民间文艺作品类型可以采用其他法律加以保护[2]，例如，1984年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中规定了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本，版权归整理者所有，其他人仍可就同一作品进行整理并获得版权。但是，这一条款只是规定了民间文艺作品整理者的权利，并未就作品本身提供直接保护。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则为著作权法不能保护的民间工艺品的制作工艺（即著作权不能保护的思想部分）提供保护。①但是，这一条款也只规定了关于制作工艺的保护，没有对其他民间文艺有所涉及，而且其时间上的保护也未有保证。

正如笔者所总结，著作权法的缺憾如下图所示：

从中央所立法律法规的角度看来，似乎没有一部能完善保护民间文艺的法律。于是，急需保护本区域民间文艺的地方政府纷纷制定起地方性的保护民间文艺的规章条例。我国第一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于2000年9月1日施行，它通过行政性的手段管理了当地的民间文艺作品，但未有涉及民间文艺的民事性权利义务关系。

四、结论

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有以下几点，第一，保护时间过短。学界目前几乎达成共识的认为，倘若某一件作品被认定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那么该作品的保护期限便应该设定为无限期。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始终有一个作者生前时间加死后五十年的时间限制，其他规章则根本没有做出时间上的固定，难以推敲是否给予民间文艺无限期保护。

第二，保护范围狭窄。本文在第一部分中解读民间文艺的定义，就是为了明确民间文艺的外延，使得法律的保护范围能够明晰。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只有符合其条件的作品才能受到保护，那么就只局限于能找到作者或收集整理者的有形表达作品，而且需具备独创性。

第三，民间文艺主体不定。因为民间文艺作品具有著作权法中作品的性质，而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的性质便是在于鼓励创新，保护私权，为了平衡公共利益和私权利益，限制私权过大，而不得不给私权的主体一个限制，只开放给符合著作权法要求的主体一定期限的私权。

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明文或暗示的凭借著作权法为民间文艺作品提供保护，例如，《意大利著作权法》使用“付费公有领域”制度，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其次，我国的立法程序较为繁琐，从一个法案提出，审议，起草，直至出台，耗时几近几年至十几年。而民间文艺作品是急需保护的，所以无论从效率或是法理的角度出发，都不应该重新制定一个特别权力保护法，而是应该积极推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尽快出台。（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力伟.浅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J].法制与社.2008.07.210.

[2]张辰.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M].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11.113.

医保体系论文范文第5篇

引言

市场信息的不确定分析中，若假定损失概率是共同信息，那么损失概率就是外生的，也就是说保险双方的行为不能改变损失概率的大小，所以在按照损失概率确定的公平保险费率下就可以实现最优的保险安排。但是在保险市场交易中信息总是不对称的，投保人总有对方不了解的私人信息，这样损失概率就不一定总是外生变量了。就是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保险交易的均衡性就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保险人的有效供给，从而引发市场失效。如此状态，在医疗保险市场中表现也得非常突出。因此，很有必要分析信息不对称下的医疗保险供给问题，以期寻求一个可行的医疗保险的有效供给模式，满足供需双方的要求。

一、医疗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及其集中体现

1、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总是不对称的，即一些契约人总是拥有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比如医疗保险中，投保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清楚，但保险人知之甚少。而在信息经济学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从不对称信息的内容和发生时间两个角度划分。在内容上看，不对称信息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是参与人的知识；从时间上看，不对称信息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前，也可能之后，即事前不对称信息和事后不对称信息。一般把事前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叫逆向选择模型，事后不对称信息的博弈模型叫道德风险模型。

2、医疗保险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在医疗保险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也是普遍存在的，其参与人的行动会直接影响损失概率。参与人不仅包括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且还要考虑医疗服务机构的参与。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医疗保险合同双方的行为。假设医疗服务机构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那么医疗服务机构的参与将会影响投保人的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

（1）投保人的逆向选择问题。不同的人面临着不同概率的疾病风险，有高，有低。若信息是完全的，保险人可以根据公平精算原理分别对高风险的人收取与其损失概率相同的高费率；对低风险的人收取与其损失概率一致的低费率，如此所有人都会购买足额保险。现实上身体状况或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是投保人的私人信息，保险人并不知道。要想获取投保人的私人信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如体检费）。如果保险人按平均的疾病风险损失概率和预期损失制定保险费率，这时高风险人群将愿意购买足额医疗保险；低风险人群因保险费率高于其保留价格，将不愿意购买医疗保险。保险人的收支不平衡，医疗保险供给就产生危机，以至形成投保人的逆向选择。

（2）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保险合同成立后，被保险人的行为和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都会改变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或损失幅度。第一，不考虑医疗服务机构行为下，却存在被保险人隐藏行为的道德风险。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或损失幅度成为内生变量，被保险人的行为可以改变疾病风险的损失概率或损失幅度。因医疗保险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服务中采用第三方付款人（保险人）付款的方式，被保险人无须为接受的服务付款；或者付出的费用远低于服务的全部成本。无形降低了患者也是被保险人寻找价格信息的积极性。医疗保险降低了个人支付医疗费用成本，人们所消费的医疗服务量就会比自付时多，直到医疗服务的边际效用等于购买医疗服务的边际成本时才停止。可见真正的边际成本比边际效用大，造成了卫生资源的浪费。此时就形成了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问题。第二，考虑医疗服务机构行为下，存在被保险人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集中在：一是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难以估测。对整个社会求得一个适当的医疗服务最优值较难，所以保险人无法准确估测出疾病风险的损失幅度。这也是计算医疗保险的有效、最优供给量的一大难题。二是医疗服务市场中供给创造需求。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人不仅为消费者提供医疗服务，且还向消费者建议如何消费。所以，医疗服务供给可以直接创造需求。如此加剧了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与价格的扭曲，人为地增加了医疗服务的需求，这将影响和改变医疗保险市场中投保人可能的损失概率的估算。三是医疗服务市场进人门槛高。与其他市场不一样，医疗服务市场的进入常会遇到障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必须严格符合资金、许可证或其他限制市场进入的监管。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特许专营权，导致了进入的障碍，从而在医疗体系中产生价格上升和服务质量下降的诸多问题。

二、医疗保险的有效供给问题

人们对医疗保险产品的大量需求越来越大。商业的寿险公司却因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了很高的赔付率望而却步。因此，医疗保险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自由供给，则需要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以及政府有义务的直接参与医疗保险供给。

1、政府的参与能解决其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通过强制权力，可使医疗保险中不论风险高低人无法选择，这就解决了逆向选择问题，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分散风险。同时还可以通过改革，限制和约束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解决引发的道德风险等。

2、政府的参与能有效地支持商业医疗保险的供给。可以根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状况等因素，适时地设计和规划医疗保险市场的一些总体特征和总体规划，从宏观上把握住发展方向，并用法律形式对医疗保险的三方地位、权利、责任和相互关系做出总体规定。政府还可以积极教育和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建立；协调医疗保险市场中“三方”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还可以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监督、控制医疗保险市场，尽可能地减少各种违规行为；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直接支持和鼓励商业医疗保险机构承办企业的补充医疗保险，从而增加医疗保险供给；可以进行主动的疾病预防工作（如卫生防疫、社区保健等）。以多种途径减少疾病风险损失概率和损失幅度，从而降低全社会的疾病支出成本。

3、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医疗保险的供给。因商业医疗保险需要盈利，不可能为所有的有医疗保险需要的人提供相应的医疗保险产品。即使有政府的支持，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社会中存在的疾病风险及疾病引发的其他风险。为了解决个人的疾病风险，防止转化为社会性的风险，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的同时，还必须直接提供社会性的基本医疗保险。即便如此，医疗保险的政府供给也是不可能无缺陷，根本无法完全兼顾“公平与效率”，会出现失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