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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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文教学；辅助手段；情感共鸣

诵读教学在初中语文课堂上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在每一次语文课堂上利用好诵读教学，这必须引起每一位初中语文教师的重视。古典诗词的吟咏、经典散文的朗诵，每一次富有感情的朗读都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作者的思想。关于诵读教学如何在初中语文课堂上合理运用，笔者有以下心得与各位教师共同分享。

一、提升自我诵读水平

初中语文教师在课堂中承担着掌控全局的重任，他于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在无形之中影响着每位学生，所以，开展诵读教学，教师朗诵的功力也必须深厚，这样才能对学生进行有益性帮助。诵读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艺术，如果语文教师在诵读方面工夫了得，可以对学生进行点拨，使学生在诵读过程中对课文节奏、语气、感情等方面的把握准确到位，他们的诵读水平就会取得飞速的进步。这不仅会使学生喜欢上语文课堂中的诵读环节，他们在课下也可以随时随地展开诵读活动，阅读各种各样的经典美文，对于学生语感的培养、人文素养的提升都颇有益处。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堂上饱含感情的示范性朗诵，在加深学生对课文理解的同时，也会使整个语文课堂更加富有魅力，能够紧紧抓住学生

的心。

二、分类诵读经典篇目

入选初中语文教材的篇目各种各样，有抒情性的散文、有古朴典雅的文言文、有短小精悍的古典诗词、也有哲理性的小故事等，每一类文章的诵读要求都各不相同。语文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应该对各类文章的诵读方法进行统一的示范、指导。例如，对于《天净沙・秋思》这样的小令，就应该读出秋风萧瑟的意境中，天涯游子内心的那种愁肠与落寞；对于《蒹葭》这样的爱情诗文，就应该读出追求者对心爱女子求而不得之后内心的辗转反侧、上下求索；对于《背影》这样感情深沉的亲情类文章，就应该读出儿子对父亲所持态度的细微转变。每一单元的文章基本都是同一类型的，所以，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对该类文体具体的诵读方法统一指导。

三、有效利用辅助手段

现代科技的进步，也为语文课堂的高效与有趣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多媒体教学已渐渐成为语文课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动的画面、旋律优美的音乐、翔实的写作背景，这些都丰富了语文教学课堂。朗诵教学也在逐渐享受着这些高科技带来的便利。在《背影》诵读中，深沉的配乐可以使作者的感情得到读者的回应，这时一位技艺高超的朗诵者或许会使学生被深沉的父爱感动得泪流满面，那么这节语文课的三维目标之一的情感方面的要求也就顺理成章地达到了。多媒体教学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优势是，语文教师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些名家诵读的段落，给学生作示范性的诵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师诵读水平不高的缺憾，毕竟教师不是科班出身，无法与名家相媲美。在初中语文课堂上对辅助手段的有效利用，对于学生诵读水平的提高益处多多。

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也要使那些经典性篇目深入其内心，对他们的感情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诵读教学则是一种虽然缓慢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所以，每个语文教师都不能忽略这项教学方式在语文课具体教学过程中的运用。初中语文诵读教学在课堂中的合理运用，是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过程，教师一定要在各方面努力，让学生爱上诵读、爱上语文课堂。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要学词，先需读词。词原是配乐歌唱的乐歌，所以读词要放声朗读，才能感受词特有的节奏感、声韵美，如果只是默念，就难以体会词的声情韵味。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早就说过：“读词不成腔，不能知词之韵味，不能知腔调音节之要处，故必得读之诀而后可。”

既读词，就要选择好的词集来读。读什么词集为好？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的经验是：初当读选本，以博其趣；继乃读专集，以精其诣。然而，古今词选，汗牛充栋，哪种词集最适合阅读？这要看哪种选本符合阅读需求。要成为赏词、讲词、作词的行家里手，读词，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弄懂字句的含义、典故的来历、内容的要点，更要了解词人立意构思的巧妙、篇章结构的精密、表现技巧的高超。而唐圭璋先生的《唐宋词简释》能满足这种阅读要求。

《唐宋词简释》选目精当。唐先生曾编纂《全宋词》《全金元词》，集宋金元三代词作之大成。在饱读二万余首唐宋词的基础上，披沙拣金，选唐五代词五十六首、宋词一百七十六首，荟萃精华，兼收众美。藉此一书，即可了解唐宋词史上不同风格流派的名篇佳什。

《唐宋词简释》解析精辟。与一般注释音义、阐明词意的选本不同，此书专讲词的章法结构、表现技巧。唐先生不仅精于词学研究，也长于词的创作。他早年曾覃思精研词的创作技巧，写有长篇论文《论词之作法》，论述词的字法、句法、章法，对足以传神的虚字、妙在含蓄的代字、善于描摹的叠字、关乎音响的去声字和单句、对句、叠句、领句等句法以及设想句、层深句、翻案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的艺术效果，结合实例，做了精到的分析。既有丰富的词作经验，又深入钻研词法词艺，故《唐宋词简释》分析词的章法结构和表现技巧就驾轻就熟、切中肯綮。读罢此书，即可明了词中直起句、开合句、重叠句、问答句、转折句、层深句等句法之奥妙，词人叙事、绘景、言情、写人之种种技巧，词作上浓下淡、上盛下衰、上闻下见、上昼下夜、上景下情、上实下虚、上昔下今等章法结构。词的审美层次、词的艺术奥秘，一经唐先生揭示，都豁然明朗。

其书语言精美。每则讲析文字，长则一二百字，短则二三十字，无不言简意赅。读此书，不仅可领略作者语言的精美，也可学会评词论词的诸多术语概念。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目前学术界有关于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学者指出“魏晋之文”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文。本文对章先生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继续探讨章先生关于“魏晋之文”的具体论述。

关键词：章太炎 魏晋 文

钱基博先生称章太炎先生“论文，右魏晋而轻唐宋，于古今人少许多迕”①。先生认为章氏论文“主张回到魏、晋”②。他们的依据都是章先生《国故论衡・论式》中的两段话：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

“魏、晋之文，大体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

陈平原先生认为“在章氏看来，汉文、唐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其利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魏晋文之所以值得格外推崇，因其长于持论。”③在论述中，陈先生也引用了上边的《国故论衡・论式》两段话，作为例证。

本人认为，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关于魏晋之文的论述，是作为一种文体的“论”体；不应该把章先生的魏晋之“文”的特点扩大至魏晋的“一切文体”中，从而认为魏晋的全部文体都长于“持论”。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除了保存在《国故论衡》（1910年）外，还保存在其他文章、演讲稿中：《文学说例》（1902年）、《文学论略》（1906年）、《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演讲稿》（1935年）等。研究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也需要研究这些文献。

一、 文之论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的“论”体，上边已有所论述。关于章先生推崇魏晋“论”文原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章先生选择魏晋之“论”，是受时代影响，“维护自己的论点时，稳而有法度，批驳别人的论点时，锐而有条理，理由充分，厚实劲健，这样的文章，在清末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是急需的”④。“太炎先生身处社会急剧变化、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样一个战斗的时代，特别需要犀利的辩论文章”⑤。本人认为，除了上面的一个方面外，这和章先生的小学素养也有一定关系。

章先生小学功底深厚，幼年就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学习小学，随后章先生在诂经精舍学习七年。在诂经精舍学习期间，章先生虽然也向谭献、黄以周、高学治等先生问学，但是对其影响较大的还是俞樾先生。俞樾治学注重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讲求古言古制，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⑥。

章先生在《文学说例》中明确指出小学与文学的关系：“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文学之始，盖权舆言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随后，章先生提出了“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尤习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然则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

语言使用最早有本义，后因新事物出现，借已有的字表示其意思，而非另造新词，是谓假借，新词义为原来字义的引申义。章先生认为引申义为“表象”，引申义为“病”，“斯治小学与文辞者所由忿争互诟”。小学家所治，乃考据本义，古字已非今字，容易产生歧义，而古义与今义的不同，是引申义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现引申义，词义相同，就不会难懂，也不会出现词义上的纷争。“言语不能无病，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

《文学论略》中的“辞尚直截，尚无蕴藉”、“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尚其明示，而不尚其代名”，正是《文学说例》中“若纯出史胥，则语犹质直”的延续。

如果将上边引述的话与《国故论衡》中文学部分进行比照，就会发现章先生在《国故论衡》中推崇魏晋之“论”文，是其小学素养，修辞立诚、反对浮华思想的反映。立论要“本名家”，“不欲本纵横”，反对“汗漫”、“蕴藉”（温藉）、“兴会神旨”等，这与其《文学说例》中的“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反对“病”、反对文中的“表象”有关。

二、 文之体

在《文学论略》中章先生就提出：“且文辞之用，各有所当”，“特其体裁有异，故所以断其工拙者，各有不同”，“一切文辞，体裁各异”，图画、表谱、簿录、算草皆有其体制。在推崇魏晋之“论”后，章先生还是坚持“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先生还分析了“论”以外的文体：奏、疏、议、驳、诏、册、表、檄、弹文。在这些论述中，对汉代赵充国的奏评价较高，“探筹而数，辞无枝叶”。稍后章先生评论了晋朝的奏，“晋世杜预议考课，刘毅议罢九品中正，范宁议土断，孔琳之议钱币，皆可谓综覆事情矣”，并没有给予像魏晋“论”文那样高的评语，也没有介绍魏时期的奏。在论述时，对汉朝的表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汉世表以陈情，与奏议异用，若《荐祢衡》、《求自试》诸篇，文皆琛丽，炜晔可观”。

章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不仅褒奖魏晋之诗，还对其他时期的诗有所赞扬。

“《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

“汉《郊祀歌》有《日出入》一章，其声熙熙，悲而不伤，词若游仙，乃足以做将帅之气，虽《云门》、《大卷》弗过也。”

“往者《大风》之歌，《拔山》之曲，高祖、项羽，未尝习艺也，然其言为文儒所不能举。苏、李之徒，结发为诸吏骑士，未更讽诵，诗亦为天下宗。”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讲到了“数典之文”、“ 习艺之文”。数典之文包括“官制”、“仪注”、“ 刑法”、“ 乐律”、“ 书目”。 “习艺之文”包括“算术”、“工程”、“农事”、“医书”、“地志”等五类，所列书籍也并非只有魏晋时期。并且章先生认为这些典籍“文都佳绝”。

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进行分析，在分析时，章先生只是说出每个文体的特点，然后举例说明，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该文体中那个时期最佳，更找不到推崇魏晋之文的论述。

三、 文之气

章先生有从整体上论述魏晋文风格的论述，但是也兼顾其他时期的不同风格，并没有偏爱魏晋。

在《国学概论》中，章先生有这样的论述：

“自陆机出，文体大变：两汉壮美的风气，到了他变成优美了；他的文平易有风致，使人生的。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说一是刚的一是柔的”。

“唐人常称孟子、荀卿，也推崇贾谊、太史公，把晋人的柔曼气度扫除净尽，返于汉代的‘刚’了。”

“明人称‘唐宋家’，因此，使一般人以为唐宋文体相同。实在唐文主刚，宋文主柔，极不相同。”

我们可以体会到，不能说是汉代文学好，或是晋代文学好，因为“晋代文学和汉代文学，有大不同之点，汉代厚重典雅，晋代华妙清妍”。

在《国学演讲录》中，章先生认为“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章先生先以“气骨”、“气”来分析历代文章。他认为“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他赞赏《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

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于国势与风俗，每个时期的国不同，文章所反映的气也不同。章先生认为汉文的浩汗之气和汉朝的国势、风俗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同《国学概论》一样，在《国学讲演录》中，章先生也没有提出是“刚”好还是“柔”好，本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传统“刚柔相济”思想有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待继续思考。不过，章先生没有明确表态，我们也就不能断章取义，认为章先生推崇魏晋南朝的“柔”，而舍弃周秦两汉的“刚”。

结语：

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章先生关于魏晋文的论述，不能简单地理解，应该注意章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中，对文的界定不同，所做的论述也会不同。章先生虽然推崇魏晋的“论”，但并不是爱屋及乌，由此推崇魏晋的全部文体，忽视其他时期的文体。（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释：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4月，第69页。

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黄山书社，1996年12月，第210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355页。

④ 董国炎，《章太炎文学观考辨二题》，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⑤ 郭延礼，《论章太失的文学思想》，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0卷，第3期。

⑥ 俞樾，《春在堂杂文》卷一。

参考文献：

[1] 章太炎，《国故论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 郭绍虞主编，《近代文论选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4] 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5]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 谢樱宁，《章太炎先生年谱彰摭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关键词搜索；主题词索引；网状结构；范畴索引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5.029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5-052-02

收稿日期：2012-04-01

一、引论

目前国内的绝大多数电子文献目录都是按文献物质形态或学科基本门类编排的，由于分类方式相对简单，每个类别下的文献数量数以千万计，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不可能逐条查看并从中选取，因而用户在检索文献时主要采用关键词搜索或主题词索引功能。

关键词搜索具有多检索途径的优点，而且对读者来说具有更强的适应性[1]。但由于同、近义词、上、下位词等语言现象的客观存在，容易发生遗漏或误中。例如某用户想要检索关于“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文献，如果他仅使用“文学+地理”作为关键词，检索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将达不到要求。首先，关于“诗歌与地理”“词与地理”“文学与气候”等方面的论文很有可能被遗漏，因为它们使用的是被检索词的下位词，普通的检索程序无法判断它们的关系，这些文献将被排除在检索范围之外；其次，“天文学与地理”“水文学与地理”等与检索目的无关的论文可能也会被命中，掺杂在检索结果中成为冗余。虽然采用预处理技术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但这类语言现象难于穷举。

我国索引学的研究事业从1991年起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状态，到了2005年以后开始平稳发展，可以认为索引学目前处于大发展与稳定发展的过渡期[2]。前人提出要规范化主题词，并确定一种或二种索引形式作为推广或希望采用的形式[3]。囿于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瓶颈，主题词的选定与核对需要专业人士手工进行，机器只充当辅助角色。而且确定了主题词集合之后还要将文献逐一著录，其前期工作与关键词搜索相比显著增加。经整理后，文献的后续利用非常方便，检索时数据漏检和数据误中问题都能得到较好解决。我国现行的主题词索引主要分为汉语拼音字顺型和分类—主题词型两种[4]。

《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第二版）在中图分类法的基础上将主题词排列成树状结构，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但由于人力、时间所限，枝叶未足够细化。该表目前主要被应用于出版社或图书馆的书目管理中，而对海量的论文文献却很少使用。原因有二： 1.在线数据库已经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著录模式，一般都是按照学科类别、发表时间、出版社、期刊等进行著录，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在其领域内又非强制实施，因而缺乏主动向其靠拢的向心力；2.客观地说，该主题词表的编制目的也主要是面向图书管理的，从一开始就就对论文类的文献缺乏足够的考虑，这也使它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书目管理。

因此，我们不仅希望主题词索引能在现有的在线数据库中得到应用，而且认为其分类层次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细化和深化。

二、文献的著录形式

文献著录大体分为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文献的物理组织形式为基本参考，可以称为“物理目录”或“载体目录”；第二种是以文献所涉及的内容为基本参考，称之为“内容目录”。

（一）载体目录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谈及某段文字的出处，通常的表达是“出自某本书的第几页第几行”或“某本书第几章第几节”，如果更具体一点，这里的“某本书”还要细化为“某出版社哪一年出版的哪本书（书名）”或“××杂志哪一年第几期”。对文献的这一类信息进行著录，就是本文提到的载体目录。采用它可以方便地找到某段文字、某篇文章、乃至某本书的物质载体。

（二）内容目录

这是从古到今一直在发展，尚具有长足发展可能的目录，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人类对自身知识体系的总结。

西汉时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以文献涉及内容为划分依据的目录。该目录将天下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个类别，为后世的目录编纂工作立了很好的榜样。此后出现的各种史志目录和类书，可以看成是我国目录编纂工作朝着不同方向的发展。前者以书籍作为基本著录单元，而后者以文辞作为基本著录单元。类书中使用的范畴划分方法，甚至可以看成是主题词索引的鼻祖。传统图书馆书目的基本著录单元为书籍和期刊发行本，对书籍内部，尤其是期刊内部分属不同领域和主题的单篇论文缺乏专门的目录整理，目前这部分的工作主要由在线数据库代工。如果要对单篇的论文进行编目工作，一种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势在必行。而且基于维护的便捷性、修订的时效性考虑，最佳选择是采用电子版，并首先将其应用到各大在线数据库中。

三、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设想

本文提出的面向研究内容或研究主题的网状范畴索引可以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实施：范畴构建和目录指派。

1.范畴建构：根据目前的人类知识体系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建立按层次划分的范畴体系；由于各民族不同的思维模式，或者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观察角度，允许同时存在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前文提到的分类—主题词索引已经初步形成范畴体系，但其层次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化。例如研究单个文学家族的论文，除了按其研究对象所经历的朝代进行分类以外，还可以继续按地理位置和宗族世系详细划分为：六朝-陈郡-阳夏-谢氏-谢混/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明代-江苏-苏州-皇甫氏-皇甫沖/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以这种方式划分之后，知识体系能够更加清晰、明朗。

我们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洵/苏轼/苏辙/苏过”的范畴体系之后，就可以把所有研究苏轼的单篇标记到“苏轼”这一范畴之下，它和另一范畴体系（例如：文学家-宋代-苏轼）中的“苏轼”是等价的。这些范畴体系除了具有传统树状结构的优点以外，处于不同体系的某些范畴之间还存在等价关系，因而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比单纯的树状结构更接近人类大脑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

2.目录指派：指为诸文献匹配相应的范畴类别。指派的过程，就是对某文献进行范畴标注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由文献的管理者完成，也可以由文章作者完成，还可以由读者在文献使用过程中完成。

同一文献可以同时匹配到不同的范畴体系中。以《唐宋词乐的发展变化与柳永苏轼词》一文为例，我们可以同时将它指派到“文学词学柳永词研究”“文学-词学-苏轼词研究”“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文学-文学演变-词的发展-唐宋词”等多个不同的范畴体系中。此外，应以最小类、即深度为最深的范畴为匹配标准。以《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为例，在“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四川-眉山-苏氏-苏轼”这一体系中，只需指派到“文学-文学家族研究-宋代”这一深度。

四、网状范畴索引的优点

这一目录结构有以下几个优点：

1.对树状结构的主题词索引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并提出网状范畴体系，符合人类的知识结构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关键词搜索带来的漏检和误检问题，提高了检索的准确性。

2.同一文献可以分属多个类别，而且同一类别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范畴体系中，这更符合文献的自然属性。虽然每一种文献都有它独特的写作目的和研究对象，但当它的内容涉及多个学科时，就显示出了多面性。传统的图书编目工作中，跨学科的著作难以归类，传统的解决方法往往是将该文献著录多次，这样虽然解决了检索的问题的，但却给文献数量的统计工作带来了不便。而网状结构的范畴索引的著录工作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文献进行的，不需要增加文献的著录次数，只需要给相应的文献同时匹配多个范畴并标记之。

参考文献

[1] 黄萍莉，关键词索引与主题索引比较研究[J]，辞书研究，1994年第02期

[2] 邱均平，楼雯，我国索引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索引学会成立20周年(上)，《中国索引》，2011年第4期

唐宋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

“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