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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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国际环境法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客观现实的挑战。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保护臭氧层、稳定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惟有通过国际合作、一切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得以解决。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立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第二，国际环境法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发展到对环境的影响大规模地超出国界，影响到他国或不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地区。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全球化规模，以及世界人口的膨胀，使环境污染成了全球问题。此外，核武器的发明、宇宙空间的飞行表明人类有改变地球环境的能力；大规模环境灾难的发生，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环境有不断遭到灾难性祸害的危险。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大自然将在不久的将来衰亡乃至崩溃，将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伟大”的人类将无立足之地、藏身之所；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根本问题。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进行广泛合作，制定规章制度，规范环境行为。为适应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和在世界范围保护环境的需要，国际环境法必然得以产生并发展。第三，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和特点之一就是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新领域[3]。国际环境法便是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领域之一。可以说，国际环境法是在国际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为了改善和保护国际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产生，是国际法进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国际环境法发展壮大的可行性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法与其他学科一样，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在茁壮成长中。从其诞生近40年来，经历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寻求保护环境的部门，主要规范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到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对环境进行综合的保护，到越来越多的法律手段将对环境的法律保护建立在多方面的人类活动基础之上，无不体现出这一国际法新领域的强大生命力。追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全球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环境理念的逐步确立。近年来，低碳、节能等词汇的频繁出现,表明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有116位政府首脑、172个国家的8000名新闻记者、3000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我国当时由总理率队参加。这标志着新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到来，国际社会可以说进入了“环保时代”。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关于环境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灿铃教授曾指出：环境理念就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是环境行为的指针，是环境教育的方针、灵魂。我们要在环境教育中确立现代环境理念，并以现代环境理念指导自己的环境行为。并以此十传百，百传千，以至无穷地影响和引导地球家园的每一分子。他还强调，法乃存养善性、实现美好的外在必由之路。国际环境法的立法理念应该反映和揭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理念是灵魂！唯以此“善”为念，才能使环境立法和环境法的实施得以顺利推进。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意识和理念，指导着人类的环境行为，同时要求制定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约束这种环境行为，于是国际环境法诞生了。可以说，环境意识和理念为国际环境法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第二，人类环境会议为国际环境法提供了发展平台。196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398-XXIII号决议，决定召开关于“人类环境”的世界大会，这一决定产生了强烈影响，为各国协调其利益和意志提供了平台。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定一套国际环境法基本规则的首次尝试，是国际环境法诞生的标志。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文件，尤其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宣言》、《环境行动计划》等，此外还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国际环境法习惯规则。此后，为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每隔10年国际社会都针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的进步，对后来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国际环境组织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协调者和催化剂。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关系人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众多的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相关的专门机构；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这些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工作的连续性与永久性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着及其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作用。在上述国际组织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根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1973年1月1日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联合国系统内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专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务的机构。自成立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充分发挥了其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和催化作用，唤起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警觉和重视，并促成了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指导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及议定书的通过，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国际司法实践在国际环境法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环境法的实践中，司法判例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特雷尔冶炼厂案”“、拉努湖案”“、核试验案”等案件的判决或裁决虽然是国际法院或仲裁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意见，但它的原则、依据和方法，都孕育着国际环境法的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条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国际环境法的催生力量之一。因此，加强对国际环境法案例的研究，将有利于完善国际环境法的理论与体系，因为在案例的解决过程中总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新的法律对策，从而推动法律改革。如“特雷尔冶炼厂案”使禁止跨国环境损害第一次清楚地被提出来。该案在此后的关于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国际法上的准则具有了特别含义：国家不仅要禁止和避免发生损害第三国的行为，而且有义务采取严格措施以消除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作为今天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稳定的法律基本原则，作为最早的案例，特雷尔冶炼厂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受到了多方极高的评价。此外，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门法学学科，众多的国际法学者、专家不断地潜心研究以完善之，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壮大奠基铺路。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本文选用1985年《江西省婺源县地名志》为基础数据来源，结合1985年1:250000《婺源县行政区划图》、光绪《婺源县志》等文献资料，涉及所有区划地名、聚落(自然村)地名类型，不包括街道(巷)地名、人工建筑、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等。共收集地名1468条(包含部分重复地名)，参考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一书，将按照婺源地名的渊源将它分为山(54个)、水(86个)、水利(25个)、地形(171个)、动物(18个)、植物(117个)、物产(55个)、人物(14个)、姓氏(323个)、移民(16个)、佳名(105个)、传说(29个)、方位(252个)、交通(11个)、经济(33个)、宗教(27个)、历史遗迹(28个)、古书文义(11)、语讹(47个)、对称地名(107)、数字(15个)、颜色(10个)、其他(103个)等23类。

二、婺源地名景观与林业经济的发展

婺源属于东南季风带，气候温暖湿润，低山、丘陵地的土壤多为红壤，富含酸性有机质，适合林木的生长。当地有女子出生之时即种植杉木，出嫁时再砍下制办嫁妆的风俗。由此可见林木资源对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木材贸易是徽商的四大行当之一，同时是婺源商人最重要的经营行当。从婺源地名的数量上也可以窥见林木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图二中可以看出植物类地名占总数的7.97%，在总分类中排第四;物产类地名占总数3.8%，其中与木材类地名占植物类地名的37%。地名是自然环境的折射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然地理环境和地貌特征。［6］在所统计的1468个地名中，带“坞”、“岭”、“岗”、“山”、“坦”、“田”［7］等通名的山类地名，占了总数的34%;如果将表现地貌类型特征的通名、地名相加，两者的超过总数的40%。充分体现了婺源地区地理环境和地貌类型的多样性。

婺源山多田少，耕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55%，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2.88%，森林资源丰富，林业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行业。根据婺源“山”类地名统计数据绘制出的《婺源“山”类地名分布图》(图一)显示，“山”类地名(包含岭、丘陵、坡地)的地名主要分布在婺源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丘陵、山地区域，与婺源地貌分布基本一致。婺源东北群山逶迤，西南丘陵绵延，此处多数属于侵蚀构造中低山区，山体雄厚，山势陡峭，植被在婺源境内属于比较茂密［8］，森林资源丰富。此特征在《婺源“木”类地名分布图》(图二)也有相似的体现，木材类地名在婺源的东南、西北地区更为集中，木业经济发达。除了林地面积广阔外，其树种也颇多:有杉、松、槠、油桐等200种，珍贵树种有樟、楠、柏、檀、红豆杉等40余种。［9］仔细考察婺源植物类地名，就不难看出其林业的大概面貌: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反映出亚热带树种多样性的特征以及对地名文化的影响。高砂的株林，因村外一大片槠(误作“株”)树林而得名;西坑株木岭，同样因为村头山岭多楮(误作“株”)树得名;江湾的朱村、秋口的料株坞、赋春的朱村坞、段莘的苦株山、武口的株树岗都是因槠树而名。晓鳙的栗木坑村，在乌石壁西南山麓，以村旁坑(溪)边多栗木而得名;大畈的栗木坦，因建村在长满栗树的平坦地上而得名;思口的栗木岭，应位于多栗木的山岭下而名。鄣山的吾村，因建村在梧(误作“吾”)桐树下而名，大畈的浯田坑，以邻村小坑(溪)田旁长有梧(误作“浯”)桐，故名;梅林的梧村坞、溪头的桐木汰也因梧桐得名。江湾的青垓山，位于青松成荫，曲折累垓的山岭旁，由此得名;鄣山的松坑，应村边小坑(溪)旁有一片松树，故名。古坦的血树源，以村旁多红心柏树(当地称血柏树旁)而得名;甲路的北冲，因北侧山冲内长有柏树，故名。古坦、鄣公山出现了同为“梓木坑”的地方，都因为周边梓木茂盛而名;高砂的樟村以村头古樟命名;梅林乡荆源村，因盛产黄荆木而得名;杨梅山因该地多杨梅树而名。总的来说，地名是代表某个区域的自然环境的一个符号，受到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影响，而自然地理实体在地名命名中十分重要。婺源地名不仅能反应出自然地理实体和自然生态环境特征，而且充分证明了婺源林业资源丰富，木材种类良多，是婺源木商发展的自然基础。婺源徽商因木闻名，在木材贸易的过程中:采伐、运输、销售都是很重要的环节。水路运输是婺源徽商运输木材最重要的方式，是清代赵吉时记到:“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

由此可见，密集的河流运输网络对木商十分重要，河流运输越发达，当地木业商品化程度越高。婺源县河流属于饶河水系，为乐安河上游，河流总长度516公里，流域面积2621．9平方公里。干流是星江，支流有段莘水、古坦水、武溪水、江湾水、浙源水、潋溪水、高砂水、横槎水、赋春水、长溪水、镇头水等11条，可见水系十分发达。这个特点也体现在了“水”类地名上，带“坑”、“源”、“水”、“溪”、“塘”、“湾”、“潭”、“江”等通名的水类地名占总数的43．7%，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北部地区、河流两岸、山地丘陵地带。以“水”(包括坑、源、水、溪等)地名总体分布特征与木类地名格局总体相似，东部、北部地区分布较为密集。因婺源东部、北部地区，天然水系发育旺盛，有段莘水、江湾水两条主要支流，并在秋口汇合，河流湍急，河道运输网络发达，是木商运输木材并行销各地的最佳途径。以秋口和江湾为例，两地的林业发展繁荣，而木材类地名和“水”类地名数量都是全县最高，两类地名出现相似的分布。故“实业者，交通之势力也，本境以茶、木、墨三种实业为交通势力，茶叶运于上海与汉口，木排泛于扬子江上下及浙江一带，墨销售与二十三行省，所至皆开行起栈，设店铺无数，乡人食其利益矣。”

三、结语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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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棉花加工企业市场化改革政策

一、引言

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棉花加工企业仍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棉花市场尚未放开，而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并且收购和销售环节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从1999年开始，棉花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改革思路，从而使得新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

国家相继放开棉花市场，为棉花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棉花加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格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均可从事棉花收购。棉花市场放开后，棉花加工企业根据市场合理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由于国有企业占据资金、设备以及技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规模迅速膨胀，依靠其雄厚的实力，很快赢得了市场；同时，打破了棉花经营中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多渠道经营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棉花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私营加工业的成长带来了发展空间。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已经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现在市场上具备棉花收购资格认定的企业有8000家，但据棉花协会不完全统计，实际存在的收购企业达1.8万家。

放开棉花购销的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几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形成的棉花加工行业体系被彻底打破，一种新型的、具有活力的棉花加工新格局、新机制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棉花加工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放开棉花购销渠道后，我国仍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质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都可以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因此，供销社棉花加工企业要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广采博览，以新的姿态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1）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业将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正是涉足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做到优质、高产、安全、低耗，才能以优质的、低廉的棉花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促进我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放开棉花购销渠道，更有利于棉花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实力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2）棉花加工企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挑战。放开棉花购销渠道以后，棉花加工企业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棉花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涉足棉花加工行业，使加工能力已经过剩的现有棉花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威胁，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棉花加工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其次是来自国际的冲击。“入世”以后，国外一些棉花财团，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的棉花加工行业。他们有可能不惜代价，占领中国棉花市场，直接挑战中国的棉花产业。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景象可能会在棉花加工行业发生，并最终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格局。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棉花加工企业的实力与规模仍然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棉花市场。

（一）重复性投资严重，原料供应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由于市场的放开，棉花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一些小型棉花加工企业纷纷上马，棉花加工能力急剧扩大，虽然当地许多棉贩每年都会从相邻棉区购进大量棉花，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地棉花加工企业的生产需要，企业普遍存在着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的问题。

（二）技术装备落后。由于我们国家棉花市场长期没有放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棉花加工企业缺少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所以，长期以来棉花加工企业的设备存在老化想象，不能够适应提高生产率的要求，这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棉花加工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制度》不规范。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只是不再由政府直接进行统购统销，改为许可证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棉花加工企业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工商、计划、经贸等五部门核发的《棉花收购与加工资格认定证书》，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部分无证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政策，使得新上无证棉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新上棉花加工企业并没有棉花加工许可证。

四、市场化条件下棉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

针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1）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达成的共识。棉花加工设备技改是提高棉花加工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大举措。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根据现在的棉花加工企业的现状，需要在籽棉的清理，籽棉的烘干，皮棉的加湿上抓效益。另外，还要在发展机采棉上下功夫，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发展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从资源禀赋看，我国是总量上的大国，人均水平上的贫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从资源利用效率看，目前我国创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世界上31%的钢材、30%的煤炭和50%的水泥。从资源再生化角度看，我国资源重复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资源循环利用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废旧轮胎再生利用率仅有10%左右。从资源消耗角度看，自2001年起我国万元GDP能耗已经逐年下降，2004年又上升了14%。

另外，过去人们单纯用GDP指标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巨额的投资推动，掩盖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效用，导致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产品高价，资源地价，环境无价”的畸形特征。显然，不改变这种经济增长对资源的消耗方式和对环境的破坏，要实现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从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在计算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时提高了对自然资源环境作为“社会财富”和“潜在社会财富”的重要性的认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以往我国为了摆脱贫困落后，选择了效仿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作为振兴国力的手段，这造成国内生态环境形势更趋严峻。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而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造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改革开放以来，静观我国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总体上，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还在加剧。人们不顾自然生态规律滥用环境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给现在的经济生活带来副作用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这类后果传递给子孙，这种时间上的后代沿袭，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更多的自然灾害和更多的物种灭亡。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恶化的趋势，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中促进经济发展。有效地防止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以较小的环境损失换取高效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境治理能力。在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创新保障

（一）循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创新保障

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制订一系列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用法律法规制度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已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是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立法的一个里程碑。应尽快制定和实施《国家循环经济法》和相应的《国家绿色消费法》、《资源循环再生利用法》等法律，制定并完善鼓励和支持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税收政策，使法律法规真正起到预防污染和绿色导向作用。

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着手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以及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明确工业废物和产品包装物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建筑废物由建设和施工单位负责回收，生活垃圾回收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排放垃圾的居民和单位要适当缴纳一些费用；制定充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收采取经济鼓励措施。

（二）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创新保障

资源的价值被人为地低估是我国资源严重浪费的根源，而其根源又在于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损失以及资源的过早耗尽是子孙后入多少倍也难以挽回的。因此，要加快价格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让资源以价格的形式真正体现出资源的价值。

政府需要研究并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积极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通过水价、电价等价格政策的调整，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资源全部成本的完全价格体系就是通过政策调整，利用经济手段使资源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生态学、经济学价值。

为了防止没有计划地使用、早用、误用和过度利用资源的情况发生，可以对共有财产（指环境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课税，并且应该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对一些亏损或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产业和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产业，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政策，使其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增加环境污染排放税、资源使用税的同时，可以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本文建议专门设立环境技术开发基金，重点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使全社会建立起节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

（三）绿色科学技术支撑体系创新保障

绿色是循环经济模式的守护神，应贯穿于资源开采，产品研发、生产、包装、销售、消费及回收利用的全过程，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绿色研发。绿色产品的开发过程是企业实践循环经济理念的关键所在，企业应以绿色需求为导向，实施绿色设计，树立绿色品牌。在整个产品研发过程中，始终强调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废弃物的有效处理，做到“清洁生产”，使企业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

2.绿色包装。绿色包装是绿色产品传递给消费者的第一信息，应以环境保护为首选目标。无论在包装设计、包装材料和包装风格上，都要力求简单，充分考虑对环境无毒害和可分解成能再循环的原则。

3.绿色消费。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绿色消费已成为21世纪的潮流，标志着消费者已经意识到环境恶化对生活质量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要求企业生产、销售绿色产品，以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绿色食品”、“绿色家电”、“绿色服装”、“绿色家居”、“绿色建材”等绿色产品已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随着“绿色消费”的需求不断高涨，企业应不断创新，生产绿色产品，推行绿色营销。

4.绿色标志认证。ISO14000认证和绿色标志认证是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冲破绿色贸易壁垒的“绿色通行证”。目前，“绿色壁垒”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对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造成重大的影响。据统计，我国有数百个品种、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4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每年都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因“绿色壁垒”被禁止。为了突破“绿色壁垒”，应努力争取环境认证，特别是ISO14000认证，以扫清我国产品出口的技术障碍。

5.绿色GDP核算体系。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要改变过去只重经济指标，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的做法。在GDP核算中考虑资源环境因素，最终反映出经济的净增长。这种核算方式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的新模式。但目前直接运用绿色GDP核算方式尚有一些技术和社会层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可以通过从小循环到中循环，最终到大循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来逐步采用绿色GDP的核算方式，即小循环——企业层面：根据生态效率理念，在企业大力推行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生产企业都成为生态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达到废物最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中循环——生态工业园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企业清洁生产的基础上，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不断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最有效利用，从而达到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大循环——循环型社会层面：在一定区域内，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实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

（四）政府引导、共同参与、普及环保教育体系创新保障

资源和环境危机的实质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而且还包括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循环经济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和企业的自律，更需要提高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面对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危机，我国亟待加强“生态道德”观念建设和循环经济意识教育。为了治本，必须把循环经济知识的教育纳入全民社会教育轨道常抓不懈，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普及循环经济知识，并应将树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的相关内容编入教材，在中小学中开展国情教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教育。并在全社会积极倡导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提高全民资源节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同时，运用生态学、资源学的原理与方法，教育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深入人心，居安思危，增强发展循环经济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回收变成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逐步形成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为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