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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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大学生；消费；消费心理；消费观念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时代信息化的极速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人数日益增多[1]。在消费方面，大学生群体的消费总额越来越大，其消费心理与消费观念对其同龄人群甚至整个社会群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现阶段大学生的消费情况，分析其消费心理，并随时关注大学生消费理念的变化，加强探索其变化的原因，从而开展相关的学习指导，引导大学生们建立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消费观、人生观。本研究通过对某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2009级大学生消费心理的分析研究，旨在初步了解当代大学生消费心理的特点，并探讨其消费理念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的消费心理指导提供依据。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某院校临床医学院2009级临床医学专业全部420名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2年10月~12月。

（二）研究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使用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遵循尊重、知情同意、保密的原则，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班级内发放调查问卷，填写完毕后，立即回收。

（三）研究内容

问卷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消费行为及消费心理特征。

（四）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经过反复设计、论证和修改，以确保问卷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调查员为接受过统一培训的大学生。调查问卷现场回收后，由调查小组负责人审核，对无效问卷进行剔除，对合格的问卷统一进行编号。

（五）统计分析

问卷经EpiDatav3.1进行双机录入，检核、校对后，建立数据库，用EXCEL2003和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

三结果

（一）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20份，回收问卷417份，回收率为99.29％。剔除7份调查信息遗漏超过50%以上者，有效调查表410份，有效回收率为97.62%。男女性别比为0.63：1；汉族348人，占94.05％，其他民族22人，占5.95%；家庭居住地为城市的226人，占66.00％，城镇的88人，占21.84％，农村的49人，占12.16％；学费为4800元者229人，占55.85％，5600元15人，占3.66％,16500元114人，占27.80％，其他情况为52人，占12.68％；学生家庭月总收入2000元以下者61人，占14.99％，2000～5000元者171人，占42.01％,5000～10000元者126人，占30.96％,10000元以上者49人，占12.04％；学生每月生活费800元以下者114人，占27.80％，800～1000元者139人，占33.90％，1000～1500元者118人，占28.78％，1500元以上者39人，占9.51％。（见表1）。

（二）消费心理的特点

本次问卷调查有5道题涉及到消费心理的特点。大学生在某项消费时，考虑价格高钱不够用者110人，占26.89％；考虑该商品实用性者275人，占67.24％；考虑该商品的档次16人，占3.91％；其他8人，1.96％。购买过程中，最注重产品的品牌有50人，占12.20％；最注重质量有270人，占65.85％；最注重外形美观有53人，占12.93％；最注重价格的有26人，占6.34％；其他有11人，占2.68％。消费中对于”勤俭节约”的理解,赞成”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永远不会过时，有177人，占43.48％；赞成一定范围内可以提倡“勤俭节约”，有213人，占52.21％；赞成”勤俭节约”以前曾经有用，现在已经过时，有12人，占2.94％；其他选项6人，占1.47％。大学生的消费观念中,选择量力而行，不能入不敷出有330人，占80.68％；选择不能只讲吃穿，娱乐休闲也很重要，有37人，占9.05％；选择只要自己喜欢，价格贵贱无所谓，有22人，占5.38％；选择讲究品味，追求个性，选择品牌，有8人，占1.9％；选择分期付款，超前消费，有2人，占0.49％；选择有多少花多少，作月光族，有10人，占2.44％。在消费理念中，选择物质者35人，占8.56％；选择精神者78人，占19.07％；选择物质精神并重者292人，占71.39％；选择不知道者4人，占0.98％。（见表2）

（三）大学生消费观念及其影响因素

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待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导思想和态度以及对商品价值追求的取向[2]，主要分为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本次调查选取4道能够反映消费理性与否的题目（消费时节省程度，支出的记账频率，生活费的分配规划，盲目花钱的频率），赋予分值总分Y，发现Y大小与人数呈正态分布趋势，从而将Y分为二分类变量，0为理性消费人群（小于等于8分），1为非理性消费人群（大于8分的）。以消费理性与否作为因变量，探讨消费理念与居住地，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家庭月收入，月消费总额6个因素的关系。经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比较得出，家庭月收入、月总消费额两项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家庭月收入和月总消费额亦是消费观念的危险因素，OR分别为OR=1.279（95%CI：1.045~1.565）和OR=1.714（95%CI：1.415~2.077）。居住地，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父亲职业，母亲职业，与大学生消费观念无统计学关联（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3），最终筛选出月消费总额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月总消费额为消费观念的危险因素，OR=1.753（95%CI：1.399~2.198），居住地，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文化水平，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家庭月收入与大学生消费观念无统计学关联（P＞0.05）

四讨论

“消费”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广义上指“人们为了满足生产以及生活的需要，进而对物质资料消耗和使用，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而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则主要指生活消费[3]。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本校大三学生家庭月收入大部分都能多于2000元，学生的月生活费平均在800至1000左右，其消费水平与2013年中国大学生生活形态研究报告中所提到的中国大学生人均月消费支出945.6元相符合[4]。在消费心理特点方面，大学生群体较其他社会群体有很大不同：他们追求个性，倡导新潮，具有较强的购买欲望，并在消费时会有情绪化表现[5]。根据本次调查结果，能够体现出这些特点，并且我校大学生消费心理总的特点是：大多数大学生的消费重视产品的质量、实用性和价格，其消费心理是相对理性和成熟的；多数大学生追求物质精神并重的消费观念。在消费理念方面，家庭月收入和月消费总额越高，大学生的消费理念表现为越不理性，这种现象可能与以下两方面有关：首先，由于大学生处于较年轻的年龄阶段，他们心理还尚不够成熟，得到过多的生活费而缺乏有效的计划和控制。他们会追求时尚而盲目消费，心理上的攀比趋势会逐渐加强，因而造成不理性消费的观念形成。其次，大学生的生活费大多依赖于父母，其经济独立性观念并不强烈。家长每月给予的生活费相对稳定，即使出现不够花的情况，父母还是会给予支持，这使得大学生形成了依赖心理。大学生在消费时没有太大的顾忌，使得其经济独立意识薄弱，逐渐形成不理性消费的观念。基于以上的结果，学校在日后的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引导，并培养学生们形成独立经济意识，合理计划自己的消费支出，使大学生们的思想逐渐成熟，消费更加理性。

作者:李鑫 彭洪 张微 郑晓荣 张琳 李彦坤 赵亚双 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参考文献

[1]林梅.当代大学生消费现状调查,成因分析及其对策设计——基于S市若干高校的调查数据[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2).

[2]刘珺.大学生消费现状的心理学分析——以中南大学为例[J].神州,2011,11:091.

[3]于霄鸣.消费的哲学解析[D].河南大学,2011.

新冠肺炎范文第2篇

关键词：薪酬契约；运气； 非对称性； 股权性质； 薪酬委员会

作者简介：韩金红（1979-），女，河北深县人，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新疆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司理财与资本市场研究； 刘西友（1981-），男，山东费县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司治理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4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95-05收稿日期：2012-03-07

一、文献综述

薪酬契约是作为解决经理人委托问题的有效治理机制，对其简单而过度地干预可能适得其反——薪酬管制不仅无助于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薪酬差距的缩小，而且可能迫使高管消极怠工偷懒成性、或者拆东墙补西墙以职务消费增长补偿显性报酬的减少。国内外学者针对上述复杂问题，从各种角度展开了分析，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本文考察管理层权力理论对高管人员薪酬不降反升、升多降少现象的解释力。

契约理论认为，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为了使两者的利益一致，委托人应该将人的报酬与最终产出联系起来，并设计一个合理的联系程度，在满足人激励兼容约束和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最大化委托人自身的利益（holmstrom，1979）。然而，上述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包括薪酬契约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是否有效。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的缺陷，公司的董事往往远离管理层，从而很难对管理层进行直接的监督，相反需要依赖管理层。这客观上导致了公司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甚至决定自己的薪酬。基于此，管理层有强烈的动机使得薪酬契约符合自己的利益，并朝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制定和执行。管理层权力理论在国际上正成为解释高管薪酬水平、薪酬业绩相关性和敏感度、薪酬结构及其变化乃至企业绩效的重要变量。

从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bertrand 等（2001）（以下简称bm）认为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实际上为高管人员赢得了为自身制定薪酬的权力，一方面是高管可以往董事会里填充自己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因为薪酬制定的复杂过程，使得管理者有机会对这一过程施加强大的影响。bm指出人们试图通过高管薪酬的设计来解决契约理论，实际上高管薪酬自身就是委托问题的产物。此外，其提供的经验证据证明高管薪酬与公司层面的业绩相关，同时也与外生的客观因素（如油价、汇率或行业整体业绩）有关，两位研究者将这类客观因素定义为高管不可控的运气。garvey等 （2006）（以下简称gg）则认为bm的结果可被解释为高管因为承担了额外的市场系统风险而得到了回报，因此其结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才能予以支持。gg认为如果高管可以为自己定薪酬，那么只有在有利于高管切身利益即行业业绩下降时才将行业业绩作为基准。他们进一步区分了好运气和坏运气，发现相对于好运气发生的情形（行业整体业绩上升），坏运气发生（行业整体业绩下降）时运气对薪酬的影响更小（坏运气的到来会减少高管薪酬）。

本文沿用bm、gg的方法，以不受高管控制的行业整体业绩作为运气的变量，研究高管薪酬与运气是否显著相关，并进一步考察股权性质和董事会下属的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与运气之间关系的影响。笔者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呈正相关，但这种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即高管因为好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上升）得到了额外的报酬，却躲避了坏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下滑）对其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非对称性只存在于国有控制的公司，但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有效抑制这种非对称性。

本文的贡献在于在一定程度上

释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尽管公司业绩不佳，但高管薪酬水平却只升不降、升多降少的现象。本文区别于bm、gg的地方在于：首先，由于我国股权激励方式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以会计业绩作为高管业绩的变量，而没有采用股票回报；其次，我们研究了不同股权性质下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差异；再次，在中国特有的政策环境下，检验了薪酬委员会对薪酬与运气关系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契约理论下高管薪酬被假定用以解决问题。根据这一理论，高管薪酬与高管不可控的但可观测到的外部冲击（本文定义为运气）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如果将薪酬与运气相联系，不会增强激励效果却可能增加契约本身的风险。然而现实却往往背离了这一理论。

管理层权力理论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解释与高管薪酬有关的问题。在一个没有任何股东具有控制权的上市公司中，董事会中的董事也面临着委托问题。这些董事自身的任命、薪酬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都可能与企业内的高级管理者紧密联系，这使得在某种程度上董事与高管人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一问题的存在破坏了董事会在解决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关系时所处的立场。同时，董事对高管的评价严重依赖于企业的运营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都是由高管层下辖的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提供的。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即使面临着市场压力和法规限制，高管人员也会用各种方法从企业中获取租金。bm、gg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解释力。据此，笔者提出文章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与运气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高管团队有动机和能力为自己制定薪酬。gg发现高管人员的薪酬因运气不佳而遭受的损失比由于好运气而得到的收益少25 %～45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管理者权力分不开。他们同时认为，只有当有利于高管切身利益即行业业绩下降的情况发生时，才将行业业绩作为基准。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从高管大案要案频发的现状可以观察到，高管的权力使得高管有动机也有能力为自己或高管团队制定薪酬标准。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高管薪酬与运气的关系存在非对称性，即坏运气导致的高管薪酬的下降幅度要小于好运气带来的高管薪酬的上升幅度。据此，笔者提出文章的第二个研究假设。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坏运气（行业绩效下滑）导致的高管薪酬下降幅度显著小于好运气（行业整体绩效变好）带来的高管薪酬上升幅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作为内部人对上市公司有很强的控制力，与非国有性质企业的高管相比，企业的兴衰与他们的关系并不密切，因此国有企业的高管有能力也有动机自定薪酬；另一方面，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具有“奖优不惩劣”的传统，国资委在《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二业绩考核任期薪酬管理的意见》中提出，企业效益下降，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基薪与绩效薪金之和，下同）不得增长，并视效益降幅适当调减；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增长幅度不得高于本企业效益增长幅度。这表明当公司业绩下滑时，高管可能面临的仅为薪酬不增，调减的几率很小，而且要视不同情况适当调减。脱离国情的“天价薪酬”导致公众的抨击，政府出台相关“限薪令”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薪酬契约是作为解决经理人委托问题的有效治理机制，对其简单而过度地干预可能适得其反——薪酬管制不仅无助于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之间差距的缩小，而且可能迫使经理人或者消极怠工偷懒成性，或者拆东墙补西墙，以职务消费增长补偿显性报酬的减少，甚至走向贪污公财、挪用公款的不归路。方军雄（2009）从薪酬-业绩敏感度的视角提供的证据显示，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其高管薪酬具有“粘性”（其含义同于本文所表述的非对称性）。业绩型报酬除了会衍生出高管对业绩指标加以操控进而实现个人报酬的最大化等机会主义行为之外，更为直接的是，高管可能以区分业绩增减的情形来设计其业绩型报酬合同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最近公布2009年度财务报告的一家st公司，其2009年度发生巨额亏损2.9亿元，但是高管的薪酬依然大幅增加，平均增幅为10.29%。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运气的关系存在非对称性。bm认为在公司治理较弱的公司，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非对称性现象

更突出。与高管薪酬有关的公司治理措施方面，薪酬委员会的作用非常关键。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五条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的，独立董事应当在委员会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2007年年报统计数据显示：沪市上市公司中92%的中央企业建立了薪酬委员会。管理者运用权力自定薪酬的程度取决于薪酬委员会是否设立，以及是否有效发挥作用。所以我们预期，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这种非对称性。据此，笔者提出第四个假设。

h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国有企业，设立薪酬委员会可以有效抑制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非对称性。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新冠肺炎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非现场监管；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3 — 0157 — 02

随着外汇管理改革步伐的加快，国家外汇管理局通过简政放权，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程度，有力促进实体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目前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程度不够，加之外汇管理的配套系统功能不强，造成外汇交易市场风险加大。目前，实现市场主体自主发展与外汇管理约束的和谐发展，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交易风险可控的外汇管理体系，在外汇管理的信息化，以及非现场监管智能化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才能不断扩展外汇管理内涵，提升业务综合监管能力，更好地服务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当前外汇业务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向行为主体监管方向迈进，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建立一个符合“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外汇管理体系难度较大，主要问题是目前外汇业务监管系统信息化程度不高，在内部资源共享、外部横向联合、工作效率考核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一）各业务部门“独立作战”现象突出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外汇业务部门普遍存在关联度不够，数据共享不足，信息资源利用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同一业务主体的资本金运用、外汇贷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由不同外汇业务部门采用不同的外汇监管系统进行管理，虽然经过系统整合，大部分外汇信息已实现共享，但利用率还不高，不能满足主体监管需要。另外，结汇后人民币资金流向、购汇人民币资金来源的监管问题一直是外汇管理的“短板”，因为人民币资金的使用往往反映的是企业资金的真实用途，监管环节的缺失制约了外汇管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监管的“不作为”现象较多

外汇业务监管系统在开发初期侧重于业务办理，其事后业务监管功能不能及时跟上当前职能转变的需要，容易出现非现场监管功能弱化的现象。在此情况下，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等原因，不能严格履行“代位监管”的职责。主要表现是主观上不作为，不能积极主动纠正或制止违规业务发生，甚至还有银行业务人员“指导”企业或个人打政策球，为违规办理业务提供方便之门。行业的不正之风会引起的“逆向淘汰”效应，严重影响银行执行外汇管理政策的积极性。

（三）违规“成本”低影响政策执行力

由于目前缺少全国统一的违规责任追究系统，一些外汇违规信息不能够及时准确曝光和处理，形成企业或个人的违规成本相对较低现象。例如，在个人外汇管理过程中，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分拆结售汇，针对出借个人年度结售汇额度的个人，虽然可以将其列入“关注名单”限制其再次办理结售汇业务，但是对于我国大部分长期不需要办理结售汇的个人来说，此种限制并无太大实际意义。不正常现象长期存在而得不到应有纠正，相关责任人得不到应有的惩戒，也就不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足够重视，最终结果是导致外汇管理政策在执行效果方面打了折扣。

（四）资源共享度低影响工作效率

从近年发生的外汇违规案例看，很少是孤立发生的事件，办案过程中往往需要多个部门互相配合才能完成任务。外汇业务核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真实性”核查，业务人员仅凭肉眼审核纸质材料真伪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当前信息化建设发展要求。例如，外汇管理部门经常需要审核企业提供发票的真实性，而发票种类繁多，且不是所有的发票都能在网上查询到真伪，靠手工识别不但工作量大且效果难以保证，如果外汇管理部门与税务部门实现信息交流则监管效率会飞速提升。

（五）绩效考核标准不够客观公平

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分为主观考核方法和客观考核方法。目前，针对外汇业务人员的考核主要采用主观考核方法，由上级考核部门或同级纪检、内审等部门根据一定的标准设计的考核指标对被考核者进行主观评价，优点是灵活方便，而不足就是缺少了量化的指标体系，考评过程中不可避免掺加了考核者的主观性和感彩，所产生的考核结果虽然能做到局部公正，但在有地区差异的大范围内就会显失公平，限制了绩效考核应有的作用。同时，主观考核由于量化程度低，其结果也仅是在本单位或一定范围内公开，公开的信息完整程度也不够，不利于其他人取长补短和共同进步。

二、信息化是提升监管水平的有效途径

主体监管和分类管理是国务院对所有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要求之一。近年来，外汇管理在进出口收付汇核销管理、外汇指定银行分类考评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实践，受到社会和业内的充分肯定。而深度整合现有系统资源，是解决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各自为政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实施主体监管的重要途径，是提升外汇服务质量的有效方法。

（一）本外币应实现联合监管

外汇管理部门可结合监管业务实际，将企业和个人正负两方面信息提交给征信管理部门，并纳入企业基础信息数据库管理。例如，个人参与分拆结售汇的不良记录，可以影响其贷款、税收、保险等额度的确定，那么个人出借个人年度结售汇额度的违规成本将迅速加大，从而警示个人遵守外汇管理条例，减少个人分拆结售汇行为的发生。实现本外币联合监管，不但可以丰富征信系统数据库内容，为金融机构、借款人和担保人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且可以实现外汇局与人民银行的信息共享，实现本外币联合监管，进一步促进涉汇主体的合法经营，维护良好的外汇市场经济秩序。

（二）信息交流合作应成为主流

外汇管理部门应加强与税务、海关、工商、公安等部门的沟通，加强信息交流，积极探索与其他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政策联动监管机制，积极争取到在外汇管理过程中必需的被监管主体信息。随着国内企业和个人对外交流活动的增多，外汇业务信息将深入平民大众的生活，外汇管理工作跨部门交流合作会越来越多，建立定期组织的信息交流会议机制十分必要。同时，进一步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在监管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与咨询等方面的作用，全方面、多渠道开展信息交流合作活动。而中介机构必须是按照法律法规、规章或受政府的委托，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社会性、技术性、执行性、服务的社会组织。在信息交流过程中，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服务、监督、鉴定、公证等功能，以弥补外汇管理部门在人力资源和相关专业技术方面的不足，更好获得非现场监管所需要的真实、全面、客观的信息和专业协助，为外汇监管工作提供客观科学、准确的决策辅助依据。

（三）绩效考核要实现信息化管理

为了提高外汇管理部门的工作效率，可以根据工作实际，探索建立业务监察考核系统，对业务部门办理外汇核准、审批的流程从始至终进行监控。基本做法是从各外汇管理部门业务数据库中实时提取业务受理、业务核准过程、业务办结情况等信息，按文件规定的办理时限开始计时，临近办结日期进行提示，超过法规规定的日期还未办结的进行督办，对于未按规定留存相关资料、未按规定时限办结且无正当理由的进行问责。评价的指标有人均业务量、人均业务办理效率、辖区的各项评价指标的环比、同比，地区间的比较等。监察部门对业务部门的再监管及全系统的绩效考核，必将推动整个外汇管理系统的服务效率水平提高。

三、综合监管平台是控制风险的有效工具

加强各外汇管理部门之间资源共享和业务合作，实现外汇业务的信息化是提高外汇管理效率的必由之路，而建立规范统一的综合监管平台则是其关键环节。

（一）强大的数据关联度可提高分析功能

根据外汇业务的特点，利用现有的统计监测系统和数据综合利用平台，在已有的统计分析和监测预警功能基础上，针对外汇资金流动特点，不断加强相关业务数据之间的关联。一方面，要与人民银行各业务部门建立外汇管理本外币一体化监管机制，打造本外币数据综合利用平台，制定数据接口规范，实现业务数据实时关联。另一方面，要发挥金融系统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的相关联监管部门合作，进一步完善协调机制，增强在数据信息共享、情报交流等方面合作，进一步增强对涉汇主体的监管合力和威慑力。例如，提高数据关联程度，就是要使同一企业的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外汇业务信息，不但可以在各自的业务系统相互链接查询，还能实现本外币一体化的业务总量和业务发生额的对比分析等，切实提高业务系统的综合统计监测和分析水平。

（二）全口径监管体系将提高“真实性”监测能力

综合监管平台要实现健全的监管体系，不但要有现行资本项目、经常项目、国际收支、个人项下等外汇业务相关信息数据，还要延伸监测的范围，实时监测涉及外汇业务的人民币的使用情况、涉汇主体的经营状况、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等，从而构建全方位外汇资金流动监测体系，提高综合监管分析能力。例如，1笔外汇资金，从汇入国内进行国际收支申报开始，经过划转、分拆、结汇等环节，到结汇变为人民币，这一整条资金流向要全部纳入综合监管平台形成完整的监控流程，而最终人民币资金流向，往往是资金的实际流向。因此，通过外汇监管流程的进一步延伸，将极大提升外汇业务“真实性”监管能力。

（三）实时业务沟通协调能形成强大监管合力

随着外汇业务改革推进，外汇局与银行之间需要进行监管协调的工作越来越多，协调结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外汇业务监管合力强弱。各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主要通过外汇局提供的平台进行沟通，随着银行“代位监管”职能越来越多，对外汇管理平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个人外汇业务为例，目前外汇指定银行在各自的电子银行中设立了“关注名单”，列入“关注名单”中的个人将停办其在该行的自助结汇业务，但各行的“关注名单”不能共享。外汇局利用综合监管平台将各家外汇指定银行的“关注名单”进行综合管理，同时协调各银行执行统一口径的“关注名单”，将会有效避免被A银行列入关注对象而转道B银行再办理外汇业务的情况发生。

新冠肺炎范文第4篇

三尺岗亭吟唱人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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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不是一位诗人，不能用漂亮的诗句讴歌我的事业；我不是一位哲人，不能用深邃的哲理体现我的价值。我是长永高速公路一名普通的收费员，今天走上这个讲台，与其说是参加比赛，不如说是借这个小小的讲台说一说我们三尺岗亭酸、甜、苦、辣的人生。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曾用少女特有的梦想构筑过美好的未来。1997年毕业后我满怀憧憬来到了长永管理处，谁知，不久就让我尝到了苦头。

一次有个司机交费时，把本来是好好的十元钞票，吐上一口唾沫交给我，我拒绝接收，他却说：“这不是钱吗？如果不收，我就冲过去了，莫怪我抗费。”没办法，我忍气吞声收下了。时隔不久，又有一个中巴车司机把车停到了我的收费窗口，手里拿着一张钞票，晃来晃去，当我伸手接钱时，他猛地一下抓着我的手，并说：“美女，你长得这样漂亮，为何到这里收费？不如在我的车上当个售票员，我保证你收入比现在高得多。”更有甚者，是我在马坡岭站收费时，一个当地司机横竖不交钱，并骂我们要钱不要脸，扬言要冲我们的拦杆。我走出收费亭，一边继续给他讲理，一边用半边身子挡住车子，但这个司机不管三七二十一，加大油门就冲过去了，我被撞倒在地，右臂鲜血直流……事后虽然逃费司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我开始反思，是不是走错了道？入错了门？工作的热情明显低落了。父母亲得知后也想给我换个工作。后来领导找我谈话，谈了些什么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反正都是些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也管用，那确实，一个年轻人，哪能碰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呢？经不住一点磨难还能取到真经？

不过让我心灵受到震撼的还是我的一个同学从部队回家探亲。我们向他，你在部队最高兴的是什么？他说最高兴的事就是见到人。哪一下我们懵了，我差一点说，我最烦心的事是见到人。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他解释说，我守的那个山头只有一个小小的岗亭，岗亭里就两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都是四目相瞪，太寂莫了，寂莫的会让人发疯！我们说，那你就早点回来吧。他笑了，只说了四个字：我是军人。我知道，是军人特殊的职业赋予军人特殊的使命，特殊的使命赋予军人特殊的追求。可我们不都是同龄人吗？都是怀揣抱负的年青人吗？况且，我们的岗亭不知比他那个岗亭要好多少倍，那么，我该怎样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责任？退缩，那无异于是战场上的一个逃兵！

打那以后，我重新振作精神，把三尺岗亭当作磨练人生的大舞台，我发誓不仅要做一名技术熟练、业务精湛的收费员，更要做一名传递温馨、传承文明的使者。

记得有一次，一位司机因不满收费而故意刁难我，将车停在车道上不交费，还骂骂咧咧的，我面带微笑，一次、二次、三次，一共六次向他敬礼，司机终于被感动了，不但交了费，而且还笑着说：“我算服你了，以后我再也不为难你们了。”还有一次，一辆桑塔纳小车开出我们收费站不到20米，突然浓烟滚滚，我大叫一声：“不好车子着火了！”我和几位收费员急忙拿着站里的几个灭火器，跑到车子周围进行扑救，经过数分钟的战斗，火苗终于扑灭了，司机感谢不尽，司乘人员也连称我们是英雄。

春去秋来，寒来署往，如今我在这个三尺岗亭已经十年了，十年，3650天，这样的一次又一次不知还有多少。我和我的同伴就是这样，我们用公平正义高悬利剑，用诚信友爱化解危机，为打造平安高速、和谐高速而默默地奉献着。是啊，是单调了一点，是少休息了一点，是委屈了一点，然而我们说，值！

歌德有一句名言：“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小草被人歌唱，在于它奉献一片新绿却不求索取；青松被人赞美，在于它正直挺拔却不择地势；蜡烛被人传颂，在于它燃尽自己却给别人带来光明！他们都是奉献者，在奉献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份为人讴歌的价值！是啊，我们的小小三尺岗亭，它为国家聚集财富，为社会播洒文明，这不就是它被讴歌的价值吗？朋友们，让我们响应胡总书记的号召，牢记“八荣八耻”，努力净化灵魂，在三尺岗亭里唱响更加辉煌、更加灿烂的人生！

谢谢！

[徐佐林修改]

新冠肺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司薪酬 审计费用

一、引言

近年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研究中，对于薪酬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入，对其与某一具体影响因素及财务行为关系研究也进行了积极地探讨。我国关于审计费用的相关研究发展较晚，证监会于2001年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对于收费类型及其确定方式、披露格式等进行陈述，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财报中就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支付情况进行公告，同时企业内部审计委员会薪酬的规范也在逐步展开，由此，审计费用的各方面规则在不断发挥作用。薪酬政策和审计是现代公司的两个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各自发挥不同的解决委托冲突能力，合理的公司薪酬政策对于激励和保留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薪酬从来都是同社会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相联系的，相对完善的公司薪酬政策利于解决社会冲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成分较大，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更同管理层的政治前途有着密切的联系。审计的开展是对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审查和评价。对于两个问题的关注都不断得到研究深化，但是对于这两者之间的交叉关系研究却是罕见，大部分的学者研究没有得出其显着的关系，Engel（2010）第一次通过调查审计委员会报酬和审计费用将先前不同的文献联系起来。此后， Engel， Hayes和 Wang（以下简称为 EHW，2010）通过对审计委员会和公司审计费用之间的调查研究迈出了两者联系重要的第一步，并尝试努力对薪酬政策的相互影响提供理论分析。根据委托理论，公司经理人和股东由于“信息不对称”倾向于实现各自不同的利益函数，薪酬激励政策可以使董事、监事、经理有足够的动力来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他们为了让自身的薪酬水平得到更有利的保障，必然要求高质量的审计来验证和强化管理，导致了审计费用的增加；同时股东方基于监督经营管理责任的完成也要求提高审计质量。虽然公司薪酬政策和审计费用之间的经济联系尚缺乏研究，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联系，本文从理论基础和现有研究结论入手，分析其相互影响关系。

二、公司薪酬政策与审计费用研究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