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发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给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17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达到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6.5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论文关键词 直接投资 资本输出 资本输入
一、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定义及其受保护的战略意义
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一种,是指一国国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为获得一定经济效益而将其资本投入国外的一种经济活动,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直接投资被认为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廉价劳动力等重要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经济的重要途径。海外投资主要包括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海外投资是为剩余资本谋出路,扩张国际资本,获取大量海外利润乃至超额利润的过程。对于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吸收、利用外资,解决国内资金匮乏,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水平和管理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联系愈加紧密。运用国际投资,各国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是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总体要求的;并且对国际经济增长、国际分工和合作均发挥着重大作用。
由此可见,国际海外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
二、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保护方式
基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的战略意义,各国都积极采取各项有力措施来保障良好的投资环境。
在各项有力措施中,法律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税收的高低,外汇的管理和限制,特定营业活动的限制及其范围等都是通过一定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上层建筑部分的法律与作为基础的经济是互相影响的,任何某种法律制度的变化都可能带来相应行业具体经营方式的变化。因此,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必然应该充分考虑该国法律条件的稳定性,并对可能发生的法律条件变化提前预估,综合分析对投资效益的可能性影响。所以,无论是资本输入国,亦或是资本输出国,均应积极寻求国际投资环境项下的法制保障,或防患于未然,或出于应变,从而维护国际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具体的法律保护形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方式:
(一)国内立法
1.资本输出国的国内立法
从资本输出国也即投资国投资者的国内立法看,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投资者在国外遭受的损失,按照国内法律体系的相关规定给予补偿,即是所谓的对外投资的保证制度。二是投资保险制度,指的是投资国本国的银行或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契约事先约定的协议弥补投资者相应的损失。其特征涉及保证的范围与对象两个方面:对于保证的范围,仅限于私人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包括其在海外的间接投资。对于保证的对象,仅限于政治风险,即由于资本输出国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原因而引起的风险,而如自然灾害、市场性货币贬值等所造成的一般性商业风险则除外。具体的损失补偿数额依契约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进行。根据每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其所承担的补偿份额也有所区别,比如美国法律就规定承受投资者得全部损失,而其他一些国家则规定投资者承担少量的损失,比如日本、荷兰等国就规定投资者至少承担10%的损失。
2.资本输入国的国内立法
资本输入国国内法对投资所提供的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取如外国投资法、税法、外汇法这类地域性淡化的法律。再者,有的国家会采取政策公告,或者政府与外国投资者以合作、合资的方式为特定经营对象所签订的协议等方式提供保护。这些外资立法,各具特色且具体规定各不相同,但总结起来,法律保护导向主要是对政治风险的担保,依法保护其合法的财产及其它合法经营利益,对于特殊经营产业的投资者,给予合法、适当的各类优惠措施。
(二)国际条约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于国际商业贸易交流与发展的需要,在各国经济交往中,为减少或避免因各国立法的差异性产生的适用法律上的冲突问题,开始尝试制定国际统一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的诞生对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然而,由于投资国和接受国利益上存在冲突,目前国家间保护投资安全的主要措施是有关国家缔结的双边条约、多边协定等非同一法律规范的形式。
1.双边投资保证协定
该协定是指,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相互缔结关于鼓励与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侧重于政治风险的担保。这种双边协定,是将投资保护通过政府主体进行承认,是对双方的共同保证,是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一类重要保护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外国投资者投资地位,资金利润的自由汇出、国有化及其补偿的方式和标准,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等。
2.多国保护国际投资公约
即是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范三国几三国以上之间投资关系的法律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具有代表性的协议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华盛顿公约》等。这类公约涉及的范围广泛,涵盖具体投资范围的规定,争议解决程序等内容。但由于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立场,所涉国家数目较多,很难做到绝对平衡,容易产生各类争端。
三、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护中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一)冲突
东道国政府和外国投资者天然就处于不同地位,在国际投资中两者会因为地位、立场、社会制度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类别上的冲突。由于实践具有个案性与不确定性很难一一举例,因此这部分主要从法学理论之争的角度看看待关于国际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护存在的冲突:
1.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
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标准的争议,源于国际投资活动产生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管辖权冲突。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主要有三种待遇标准,即国民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国际标准。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普遍采用国民待遇标准。该标准强调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待遇,既不应受到国内投资者的歧视,也不应享有特殊权利。这不仅直接和国内法制精神相契合,而且完全符合国家主权这一大原则。然而,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这一标准却持有异议。他们认为,按照国民待遇标准,对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应适用国际标准。其实质表面上看是以资本输出国的国内法为基本确认国际标准,往更深层次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给予外国投资者以特权,以期对发展中国家滥用外交保护权,进行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干预寻找潜在的突破口。然而,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不是源于国际法,而是直接源于东道国的国内法。只要东道国没有违背国际条约中承担的具体义务,就没有理由以国际标准取代其国内法确立的标准。
2.外交保护权
外交保护权是指通过外交途径对本国侨民在国外的正当利益提供保护,这种保护以侨民所在国应承担国家责任为前提条件,所谓国家责任是指国家责任是指由于国家的违法行为或损害行为一国在国际法领域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外交保护权的基本内容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本国侨民在外国的正当利益受到侵害而未获当地救济时,毋须当事人申请,国家相关的驻外机构可随时向侨民所在国提出救济或赔偿要求。二是本国侨民在该外国得不到合理、及时救济时,为保护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采取外交方式,对东道国提出相应的要求,也是合法、正当地行使外交保护权。
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无论是上述何种情况下的外交保护,均应服从东道国法律管辖,应当依据东道国的国内法的规定请求行政或司法救济。但是,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发达国家往往利用第二层次的外交保护权大做文章,滥用外交保护权,维护其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当发生投资争议时,完全无视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强行外交干预本属于东道国国内法管辖的问题。这类行为实际上是将外国投资者置于国家权利的庇护之下,导致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特权地位的行成。综上所述,在外交保护这一问题上学界也存在着大量争议和分歧。
3.国有化标准及赔偿问题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外国企业财产进行征收或没收,从而实行国有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曾经产生过争议。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法学家认为:国有化可分为合法国有化与违法国有化两类情况。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国有化为合法的国有化:其一,国有化的实行必须是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二,国有化须对外国投资者实行无差别待遇,即通常所说的国民待遇;其三,国有化所造成的损失须对外国投资者予以公正赔偿。不符合这三项条件的国有化则被归类于违法的国有化,可以追究相关国家的国家责任。对于三个合法国有化的条件,因前两个条件是国际法上公认的原则,第三项为发达国家的利益导向,也是存在争议的一项。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第三条其实质是变相的以是否公正赔偿作为区分国有化合法与否的惟一参考标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地位。
(二)协调
由于在国际投资保护中存在着上述法律冲突,为了在彼此冲突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点,应对不同国家的国际投资保护问题法律地域性特点采取限制措施,建立一种统一、协调的对话平台则显得尤为重要。而国际法是一个跨地区性的法律学科,在这个问题上借助于国际法制度,无疑是有效的。国际上通行做法主要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多边投资保护公约。其中,适用最为广泛的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是目前国际投资法律协调中最主要的方式。虽然其实质是一种契约,不同的各国当事人所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内容肯定具有差异性,但双方共同承认的投资者、受保护的投资形式、投资者的待遇标准、政治风险的保证等该类基本构成要件是一致的。采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特点有两处:一是协议的当事人范围确定优先,所调整的关系仅限于两国之间,更易于从各自的国情出发,更容易在尊重彼此的法律权益并顾及各自的特殊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在协定中更利于协调一致,便于实际操作。二是在高度共识基础上所形成的双方条约,对于协定两国来说,具有高度的共同法律约束力,便于双方均完整的遵守和实际操作,降低发生争端的可能性。
然而,不同社会制度背景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两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立场、国家背景不同,在有关条款的订立及解释上难以达到前述的高度共识,无法形成绝对法律约束力,使双方都各执己见,造成实际执行力不足,易造成条约的形式化,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争端的妥善解决。
因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不是万能的,其只能对某些争端有实效或者有所缓解。
1.投资规模.截止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近370亿美元。但与同期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仅为1:0.059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1:1.55和世界的1:1.093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1:0.206(注:本文的数字统计均来自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些数字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尽管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规模仍然有限,但增长十分迅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投资主体.就境内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而言,我国境外投资正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但大型国有企业在投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就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来看,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主的结构。这些行业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行业,自然也成为中资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3.投资方式.从海外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看,我国海外非贸易性企业,采用合资方式的企业约占80%左右,独资的中国企业相应还相对较少。目前,虽然新建投资还占有相当比重,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取跨国并购及股权置换等方式对外投资。在国外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4.投资地域.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中国的港澳等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到周边国家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但是从另一方面,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分布看,高度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港澳地区仍是投资的热点,但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而其他地区的投资有所上升。
5.投资行业.我国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农业合作和研究开发等国家鼓励的领域。就我过对外投资的存量来看,集中分布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制造业。从近期的发展态势看,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热点行业.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分析
1.建立海外营销投资模式,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有单一的国内市场走向全球性市场,如我国的三九集团.
2.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直接在境外设厂,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如华源集团.
3.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如海尔集团,由中国名牌成为世界名牌.
4.海外并购资产-品牌,通过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当地市场的海外投资模式.例如我国的TCL.
5.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指我国那些具有得天独厚的品牌优势企业,例如,北京同仁堂,品牌誉满海内外,商标已受到国际组织的保护.
6.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指我国一些大型能源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推动,注重的是国家的宏观利益,例如,我国三大石油巨头即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这是解决能源瓶颈的重要问题。
7.海外研发投资模式,指我国一些高科技企业而非传统的制造企业或资源开发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具有居国际先进水平的知识产权,例如我国的华为集团。
截止2002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已达到6800多家,投资范围扩大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165亿美元。其中,中方企业投资91亿美元,主要是对我国港澳地区和美国。其次是东南亚地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测,到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达到一年40亿美元。主要是在确保能源及家电行业的对外投资。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亿美元,其中636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约占世界FDI总流量的75%,20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只占FDI总流量24%.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产权明晰、金融管制松、企业运行状况良好、市场准入限制小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主要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且政治稳定,工业基础较好,国家外汇储备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渐减少。格兰仕、德隆等企业坚持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充分发挥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通过国际间的商业运作,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而转化产业优势,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福耀和万向的选择除了利用劳动力优势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国家的“反倾销”,及一些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这种模式不但加大了国外市场开发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垒,不受反倾销法的限制,减少征税风险。而海尔的自建营销体系模式就是坚持“世界品牌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竞争力的焦点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形象的竞争,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国际化的形象及包装等,在经营自有国际品牌的同时,利润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优势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还要规避各种风险,选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适当的时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三、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择方向及原则
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来看,企业投资的金额不大,范围却过于广泛,平均每个国家只有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称。特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性、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投资空间的全方位性,这就使得投资的区位选择获得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加大,投资主体将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资源性和政策性投资除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成为对外投资企业的首要课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遵循下列原则:避免盲目投资,选择投资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产品导入型,市场发展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依据不同行业的性质和进入国家的政策导向,确定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要素和核心竞争力及发展阶段,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对多元化发展要慎重;出资方式尽量灵活,多筹集国际金融货币市场资金,选择理想的投资伙伴,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及商标的使用,维持自有的技术优势;实现经营管理当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资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
鉴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国际投资经验少,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和保护政策,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还是存在诸如多头审批管理问题,管理政策导向不明,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繁琐,缺乏有效的对外投资监管、制约体系,导致在一些热点市场上出现某些国内企业无序竞争,信息咨询服务欠缺,境外逃资增多等问题,到目前为至,中国还未明确跨国投资经营的整体战略、行业规划、产业倾斜政策、投资行业导向。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现极不对称性,比例为1∶0.0597,而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状况为:1∶1.55,发展中国家平均是1∶0.206,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发展,使经济增长失去强大的拉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应以项目审批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管理方式改为以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过渡到间接的监控、监测,最终形成以企业为投资主体,中介结构为服务导向,政府宏观监控的管理体系。
四、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大力提升中国跨国直接投资主体的垄断优势。如技术垄断优势、产品差异优势、品牌及营销优势、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等。提高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调整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方式。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渠道。(国内、东道国、国际三种筹资渠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又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必要的战略举措。
五、企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战略
1.巩固的国内市场是国际化战略的基础。中国的国内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对选择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来说,如何巩固国内市场份额是个重要的问题。
2.制定明确科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强调跨国经营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相协调,把国际化发展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结合,企业的每项投资和经营必须服从整体。
3.在海外投资项目选择上,要合理取舍产业链条,确定经营方向,从资源重组角度出发,以降低成本为基点,开拓海外市场或寻求海外资源和技术,将资源开发、技术开发、耗能高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转向境外相关地区。
4.着力完善跨国经营管理制度。跨国经营的战略管理和控制制度,是实现企业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5.加强成本管理和战略控制
6.高度警惕和防范跨国经营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
预案,通过快速反应机制,应对风险的发生并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7.企业对外投资离不开充沛的资金来源。
结论:中国对外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虽然总体规模尚小,但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地区分布逐步扩大,行业流向重点突出,经营层次逐步提高的良性发展格局。合理的战略安排能促进中国企业更有效率的进行对外投资,这包括对外投资产业、区域和方式的选择,政府的服务和促进措施能够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车耳。投资西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3.罗华兵,何永利。中国企业公民海外投资指南[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
4.钟朋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五种模式比较[J].2003
5.明娟老师上课课件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关键词】汇率 FDI 并购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我们使用1997-2007年汇率,FDI的数据以及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数据,并且以中国企业对外并购为研究点,通过汇率的波动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之间的关系来探究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程度。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文献综述
1.交易成本理论
Meyer(2000)分析了跨国公司投资中东欧国家时的所有权控制制度及进入方式的选择,认为不稳定不完善的制度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中进入方式的选择。Milgrom,Robert(1992)Zejan(1990)Hennart 和Park(1993)认为多元化的跨国公司比起绿地投资来更倾向于跨国并购。
2.企业并购理论对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分析
Vascomcellos(1998)认为当东道国股市低迷、公司价值可能被低估时,外国投资者会倾向于采用并购进入的方式。Ravenscraft(1991)认为当外币升值、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价值时,外国投资者通过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可以获得价值低估的资产,实现低成本扩张。
(二)国内文献综述
程新章、胡峰(2003)从博弈论角度阐述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利润差别,发现 FDI 进入方式的选择非线性地受到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
二、模型设立
之前有许多文章研究价值对并购业务的影响,但是我们用汇率作为解释变量,在以我国为并购方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对汇率的影响因素做一个限定,我们把X定义为货币存量,用它来代表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政策的执行也会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预测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因此我们会说明通过解释汇率的内生性来量化从汇率到并购可能性的触发效应。
我们参考Alex,Edmans,Itay Goldstein(2012)关于公司贴现价值与并购可能性的模型基础上进行讨论。汇率对于并购的可能性是外生变量,我们首先用一个潜在的“汇率”exchange rate来说明
在基准模型中,模型可以描述为:
我们可以把汇率的影响因素定义为两部分。Z1变量包括能影响汇率与并购可能性的共同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际资本流动,因为资本的内流与外流会影响汇率的波动,而且资本的流动包含了对FDI的效应。Z2变量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能够影响汇率及股价的波动。
三、数据以及变量的说明
(一)数据描述
我们的数据来源于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以及UNCTAD cross-border M&A database;Thompson Finance。数据年份从1990年到2008年。国家统计局2000-2010年间的货币总量,人民币汇率与FDI数据资料。我们的汇率包含了有东道国人民币的汇率以及与我国对外并购业务目标国的汇率数据,这些数据是从2000-2010年每一年的货币汇率的年平均价。因此我们只计算东道国以及目标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波动率。同时汇率对FDI也有影响。我们通过2000-2010年间货币总量的变化来估测货币政策的导向,因为货币容量会对货币的比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二)FDI数据
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中,我们排除了绿地投资,外国子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从母公司到子公司的贷款,我们只包含跨国并购业务数据。使用FDI的数据进行并购业务进行分析更加合适。
Aguiar和Gopinath(2005),Acharya,Shin,Yorulmazer(2010),Alquist,Mukherjee,and Tesar(2010)在1997-1998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对FDI进行了探讨,并且对金融危机期间,大量的外国资本购买亚洲的公司做了详细的陈述。本论文从汇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影响汇率的因素,并且探讨汇率对于FDI的影响程度,从而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的影响的重要性。
(三)变量的描述
1. Z1变量
我们知道人民币资产的需求量取决于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因此我们用Z2来代表人民币资产的相对回报率。如果其他因素不变,考察在给定的即期利率水平上,某一因素会增加或是减少人民币相对于国外资产的预期回报率。
国内利率iD假定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为iD,假定即期汇率Et以及其他因素不变,如果人民币资产的国内利率iD上升,人民币资产相对于国外资产的回报率上升,因此人们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对应于每一汇率水平的人民币资产需求量增加,因此图中需求曲线从R1F到R2F。
R2F与RD的交点2处实现了新的均衡,均衡汇率从E1变为E2,国内利率水平
iD的上升推动需求曲线R向右位移,导致本币升值(E)
相反,如果iD下跌,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就会下降,需求曲线向左位移,汇率下跌。国内利率水平iD的下降推动需求曲线D向左位移,导致本币贬值(E)
2.X变量
X代表货币存量。
货币供给的增肌会导致本国物价水平升高,进而降低了未来的预期汇率。此外,货币供给增加会降低本国的利率水平。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和国内利率的下降会减少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推动需求曲线从R2F到R1F。
四、实证分析
(一)中国跨国企业对外并购现状分析
2001年中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1990~2000年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年均保持在22亿美元左右,其中只有1992和1993年超过40亿美元(分别是40亿和43亿美元)。自2005年后开始快速扩张,2005~2008年流量分别为122.7、211.6、265.1和521.5亿美元。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势相似,1990~2001年以前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额年均只有5.43亿美元。中国入世以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程明显加快,2002~2008期间年均并购额高达70.17亿美元。其中,2006年高达156.84亿美元,2008年并购额达到187.26亿美元。
(二)汇率对于跨国并购业务的理论作用
相对价值的增加,通过股票价值的增加或是货币升值,都能够反映实际财富的增加,都能增强公司进行融资并购的能力。(Froot and Stein1991)
因此人民币资产的相对预期回报率的增加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同时又能够引起东道国与目标国相对价值的变化,从而反映并购方的财富增加,最终能够激励公司的并购决策。
(三)汇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
以人民币为例,从2005-2010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2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5.55倍。从2000-2005年间,人民币累计升值1.01%,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增长12.76倍。随着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快速的增长。
(四)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推动作用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跨国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两个重要方式,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为企业积累运营经验,熟悉当地的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环境,为跨国并购打下坚实基础。从2000-2008年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我们国家的对外并购数量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对外直接投资同对外跨国并购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
李平,徐登峰(2010)研究了中国企业 FDI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分析框架和 LOGISTIC 模型,提出并验证了假设。技术优势比公司国际化程度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的影响程度高。同时,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对母国企业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有正向影响,即,东道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母国企业越倾向于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六)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对并购业务的影响
1.股票市场状况
ISIL EREL,ROSE C.LIAO(2012)提出:两个国家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差异越大,则股市回报率相对高国家会成为东道国,东道国的公司会成为母公司。
2.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
当资本账户的限制存在时,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在目标国直接投资。因此一国资本市场的状况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又会影响并购业务的发生。
五、结论
本论文通过数据与理论的结合分析了汇率对跨国公司并购业务的影响。通过模型设立变量与汇率及并购的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传导机制。我们虽然得出汇率对并购业务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缺少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但是传统的文章并没有研究汇率对于并购业务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会进一步把我们的分析扩展到对于触发机制的公司级决定因素,并且引入工具变量。本篇中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这对于跨国公司在采取并购决策时会起到帮助。
参考文献
[1]ISIL EREL,ROSE C.LIAO and MICHAEL S.WEISBACH,2012,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ournal of Finance 67,1045-1082.
[2]胡峰,余晓东.跨国并购和新设投资的比较[J].财经研究2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