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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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事迹范文第1篇

曾荣木,男,1982年4月出生在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的一个农村家庭里.

他8岁时随母亲来到晋江市东石镇大房村,父亲是个卖鱼的小摊贩,母亲除了帮助父亲卖鱼外,就是做些家务活,身下还有两个弟弟.父亲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维持着一家子的日常生活,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初中尚没念完的曾荣木离开了校园,在大房村下庄区开了一个摩托车修理店,自己当起了摩托车修理工.平日里吃住在店里的曾荣木,给人一种憨厚、朴实的感觉,虽然没念多少书,内心却有着一股浩然正气和热血心肠,时常帮助邻里们做些好事.热心、诚实的性格,使他与邻里们的关系相处得很好,经常得到邻里们的赞许,这其中也包括隔壁张百连一家子.

2014年4月5日凌晨1时许,此时正值深夜,正是人们睡得沉的时候,熟睡中的曾荣木被一阵噼里啪啦和杂乱的脚步声吵醒,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呼喊“救人啦”,他立刻意识到出事了,便随手抓起了外套跑出店外,发现隔壁张百连家一楼着起了大火,在这栋楼内住着一家五口人,即屋主张百连、妻子许琼花、儿子张年润、儿媳许秀枝、孙女张怀月,均被困在火海中,情况危急,如不尽快救人,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曾荣木顾不得多想,迅速跑到张家楼房的后门.此时租住在摩托车修理店三楼的牙医听到声响也一起赶到并打开了后门,楼道里早已经充满了滚滚浓烟,猛烈的浓烟呛得曾荣木直咳嗽,但他并没有退缩,反而顺着楼梯快速冲上了二楼,试图打开房门,无奈房门上了锁、无法推开,此时时间就是生命,曾荣木不敢停顿,又马上折回修理店取出修理摩托车的工具,再次飞速冲上张家的二楼,撬开了房门.屋内一股闷热的浓烟随即扑面而来,眼看火势越来越大,情况万分危急,此刻曾荣木心里只想着赶紧救人,来不及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屏住呼吸,便只身冲入充满浓烟的屋内,一把将躺在床上的张百连3岁的孙女张怀月抱起,迅速跑出屋外,递给了随后赶到的消防队员.因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曾荣木已吸入了不少浓烟,但他想到二楼屋内还有张百连的儿子及儿媳,便脱下外套捂住鼻子,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冲入屋内,凭借着火光,找到躺在地上的张百连的儿子张年润,抱起他就往外跑.随后赶到的消防队员又将张百连的儿媳许秀枝以及住在三楼的张百连夫妇救出.救出两人后,曾荣木又协助消防队员将受伤的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曾荣木咳嗽不止,起先以为是感冒了,经医生检查,才知是因吸入了浓烟导致了肺部发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才慢慢好了起来.

见义勇为事迹范文第2篇

第一条为弘扬社会正气，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根据《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和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保障，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见义勇为行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

第四条对见义勇为人员实行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和提供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建立县见义勇为人员奖励保障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由县综治委牵头，公安、民政、人劳社保、财政、卫生、教育、宣传媒体等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县综治办，负责协调有关见义勇为人员的举荐、确认、奖励、保障、宣传等工作。

第二章确认

第六条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由县公安局负责。

见义勇为人员可以向县公安局申请确认其见义勇为行为，有关单位或个人也可以向县公安局举荐见义勇为人员。向县公安局申请或者举荐见义勇为行为，应当提供有关情况或者材料。

第七条县公安局在接到申请或者举荐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认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审核并予以确认，下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送达申请人或者举荐人；对不符合条件而不能确认的申请或举荐，应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举荐人。

见义勇为人员未提出申请，也未被有关单位或个人举荐的，公安机关根据调查，认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直接予以确认。

第八条见义勇为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公安局应当予以确认：

（一）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二）主动协助公安、司法机关追捕犯罪嫌疑人或者脱逃犯，事迹突出的；

（三）在排除治安灾害事故中，事迹突出的；

（四）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事迹突出的；

（五）其他见义勇为的行为，事迹突出的。

第三章奖励

第九条对见义勇为人员应当根据其事迹和贡献，分别给予奖励：

（一）对见义勇为人员给予通报嘉奖的，由县人民政府颁发嘉奖证书，并发给00元的奖金；

（二）对见义勇为人员给予记三等功的，由县人民政府颁发记功证书，并发给2000元的奖金；

（三）对见义勇为人员给予记二等功、一等功或授予荣誉称号奖励的，由县人民政府分别上报金华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四）对见义勇为行为尚不够嘉奖以上奖励的，由协调小组评定见义勇为积极分子，颁发荣誉证书，并发给500元至800元的奖金；

（五）在见义勇为行为过程中受到伤害而住院治疗的，由协调小组组织人员前往探望，并发给200元至500元的慰问金。

第十条县公安局应当将见义勇为人员的事迹材料、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和表彰建议意见，及时提请协调小组审核，报县政府批准。

第十一条见义勇为的表彰奖励原则上一年一次。对个别见义勇为人员事迹非常突出、社会影响较大的，可视情及时组织表彰。

第十二条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应当公开进行，奖励人员要求保密或者有关部门认为应该为其保密的除外。

第四章保障

第十三条县人民政府设立见义勇为基金专户，基金主要用于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有关保障。见义勇为基金采取财政拨款、慈善基金捐助、企业及个人捐款等多种渠道筹集，实行独立建帐，民主管理。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每年向县人民政府报告一次，并接受监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十四条县各级医疗单位对见义勇为受伤人员应当及时组织抢救和治疗，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诿、拒绝或者拖延。

在抢救和治疗过程中，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八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公安机关应当出具证明或签署意见；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八条第(四)项至第(五)项的，由有关单位出具证明或签署意见。

第十五条见义勇为伤亡人员的医疗费、误工费、残疾生活补助费及丧葬费等费用，由行为发生地乡镇政府、公安派出所监督加害人或者其监护人及时支付；不能及时支付的由协调小组帮助见义勇为伤亡人员或亲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有关合法权益。

第十六条见义勇为伤亡人员参加基本医疗、工伤保险的，县公安局可以根据情况书面通知社会保险机构先行支付有关费用。

无加害人、加害人或者其监护人确实无力支付有关费用，或者社会保险机构按照规定支付后仍不足以支付的，剩余费用经协调小组审核，县政府批准后，在见义勇为专项基金中列支。

第十七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因见义勇为而误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发给其工资、奖金以及其它福利待遇。其他人员因见义勇为而误工的，按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解决后，可以给予适当补助，其经费在见义勇为专项基金中列支。

第十八条见义勇为人员受伤致残的应给予伤残等级鉴定，见义勇为人员待伤势基本稳定后，可凭县公安局出具的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或介绍信，直接到县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县劳动鉴定委员会要及时出具伤残等级证明。

第十九条见义勇为受伤致残或者牺牲人员的待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职工，按照有关工（公）伤规定办理；其他人员，由县民政局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受到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和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配偶、子女，享有就业、入学等方面的优先待遇。

第二十一条县公安、司法机关对需要保护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亲属，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保护。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推诿、拒绝或者拖延救治见义勇为受伤人员的；

(二)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对有关人员未予保密或者保护，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在确认、奖励、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工作中，推诿、拖延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弄虚作假、的；

(四)打击、报复、诬陷见义勇为人员的。

第二十三条负有维护社会治安和抢险救灾职责的人员坐视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遭受重大损害威胁，不予救援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见义勇为事迹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见义勇为人员/救助机制

根据法学专家的阐释，见义勇为是指非法定职责或义务的人员为了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合法行为。其中，事迹突出的人员被称为见义勇为人员。在实施见义勇为的过程中，见义勇为人员存在着人身、财产等受损甚至牺牲生命的巨大风险。但我国至今没有关于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单独立法，也未明确将见义勇为人员列为社会保障与救助对象。

见义勇为人员因见义勇为而遭受损失的利益理应得到赔偿或补偿，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从法律角度看，见义勇为涉及到见义勇为人员(受害人)与加害人、见义勇为人员与受益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现实生活中加害人、受益人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正当利益的赔偿或补偿，因为法律条文的适用问题，加害人、受益人不良的经济状况等原因，常常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根据见义勇为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救助见义勇为者的责任首先应该是国家和政府承担。对于因见义勇为受伤而丧失劳动能力或牺牲而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政府应该为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人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使其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见义勇为人员往往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社会救助。

1 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白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立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以调适人们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安置等内容。有资料表明，在现实生活中三分之一的见义勇为人员牺牲或受伤丧失劳动能力后，家庭生活便陷入困顿。本应受到社会“厚待”的英雄，却因无法得到实际救济而陷入“流血又流泪”的窘境。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我国还没有明确将救助“见义勇为人员”列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缘故。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选择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其救助的对象主要是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而陷入生存困境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为其提供暂时性、补偿性和紧急性的社会救助。由于见义勇为人员是主动介入这些意外事件，即其行为具有见义勇为性质，可能获得受益人或加害人的民事方面的补偿、赔偿，可能不致“陷入生存困境”，受选择主义价值取向的制约，他们因此很难被纳入社会救助对象之中。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安置等，都没有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条款项目。在实际工作中，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主要是参照保障制度中的相关内容与项目进行，如比照社会保险项目中的《工伤保险条例》，对见义勇为人员的伤残治疗费用等进行报销；或者比照社会优抚中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追认见义勇为牺牲人员为烈士。我国没有明确将见义勇为人员列为社会保障与救助对象，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明确针对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服务项目与内容。

部分省市地方人大对救助见义勇为人员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多数地方省市政府颁布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相关条例。如对于见义勇为牺牲人员，重庆市的条例规定给予一次性不少于20万元的奖励，而有的地方仅有5000元。这样的奖励保护措施的适用地域性强，具有明显的暂时救助特征，难以真正解决其实际困难。

2 救助工作的实际难题

(1)管理部门不确定。过去，对于见义勇为的界定主要针对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在治安事件中实施的合法援救行为，公安部门也就自然成了见义勇为事务的主管单位。近年来，见义勇为界定范围逐步扩大，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排除治安灾害扩大到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等，多数省市将该事务的管理归口于综合治理办公室。目前我国见义勇为事务的管理部门主要存在4种情形：一是政府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二是公安部门，三是民政部门，四为见义勇为基金会，前两种情形占大多数。在实际管理与救助工作中，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的责权利规定，以及受管理该事务的相应机构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工作任务繁重等因素的影响，管理、救助见义勇为常被视为这些部门的附带职能，工作难免懈怠，从而影响工作成效。

(2)多元执行主体。在见义勇为人员的行为事迹与性质的认定和奖励等工作中，多个部门、同一部门不同级别的单位参与其中，出现了多元执行主体。而实际工作中不同主体之间职责不明晰、协调性不够、工作随意性大等问题，也使得救助迟迟难以到位。如公安部门对与治安有关的见义勇为事件负有法定责任，可以对当事人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的性质进行鉴定，但是对于非治安事件的行为事迹及其性质的认定由哪个部门认定就没有统一的规定。又如，事发之时见义勇为人员严重受伤，面临生命危险而被送进医院，但身无分文，医院是否有必须施救的法律责任，认定机构能否在事发后最短时间内掌握充分的材料认定行为的见义勇为性质，并提供救治费用或开通紧急救助通道，民政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基层政府相关部门等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如何协调彼此的工作，以及时有效解决当事人的具体困难等等。

(3)善后工作不尽如人意。全国没有统一的见义勇为人员救助标准，但目前救助水平偏低是基本事实。从见义勇为人员获得救助的方式来看，主要是被授予相应级别的荣誉称号和数量不多的一次性的物质奖励。这样的奖励只能解决一时之痛，对于受伤致残、无生活来源的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人来讲，其生活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继续治疗费用往往也没得到有效的解决。对于见义勇为人员事后长远的善后工作，如致残人员的再就业、子女的入学就业、对见义勇为牺牲人员家属的慰问等问题，普遍关注不够。

(4)救助经费不足。调研表明，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财政拨款；二是社会捐助。管理见义勇为事务的行政机关可以获得一笔数额不大的办公经费，这笔经费通常就用于奖励、救助见义勇为人员，如召开表彰大会和给见义勇为人员发放奖金。有的省市在保护奖励见义勇为的条例中规定，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或见义勇为专款，基金与专款主要来自社会捐助。目前来自社会的捐助，多在见义勇为行为发生当时，或见义勇为人员生活特别困难而被媒体报道之后，平时向见义勇为基金库捐资的还比较少。另外，街道、镇政府的基层综合治理办公室，往往通过年初对辖区内的单位征收一笔经费用作奖励见义勇为人员的经费，数额也十分有限。

3 建立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社会保障运行机制

为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要鼓励更多的人将见义勇为的美德发扬光大，就绝不能让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为此，必须将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并建立起有效的运行机制。

(1)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突破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选择主义理念的制约，将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纳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中。在目前一些省市颁行的条例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见义勇为专项社会保障制度及保护奖励见义勇为人员法律法规，明确对见义勇为人员的精神鼓励、物质奖励和社会保障的具体措施，明确对因见义勇为而产生的一切后续事宜如伤残救治的资金出处、再就业、子女人学就业、生活困难的救助标准、定期慰问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等救助项目和救助标准。要妥善合理有效处理好事中、事后、近期与长远的善后与长效保障工作，一定要让见义勇为人员无后顾之忧，并深切感受到政府对其无微不至的关怀。

(2)加强舆论宣传。要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奖励、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社会风尚，舆论宣传是重要途径。首先，要大力宣扬奖励、保护、救助见义勇为人员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责任，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大力宣传政府对于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各种具体的社会保障措施，大力宣传热爱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鼓励他们奉献爱心为见义勇为基金募集资金。其次，对于见义勇为事件个案，要大力宣扬见义勇为行为人的感人事迹，要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奖励、救助和个人发展情况进行跟踪宣传。

(3)明确主管部门的责权利。针对目前不同省市见义勇为事务的主管部门多样化，国家应通过颁行法规明确见义勇为事务的主管部门，明确其管理职责权限，解决好相应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编制、办公经费等问题。鉴于见义勇为界定范围的扩大，为便于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认为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是最为合适的主管机构，若能归口管理并解决好该机构及其编制问题，明确其工作职责，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救助工作的实效。

(4)建立救助联动机制。针对存在多元执行主体问题，为避免彼此推诿，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起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联动机制。由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妥善处理见义勇为人员的救助工作。事发之后，每一部门包括医院、110、民政、劳动保障等都应该以最短时间迅速参与救助，形成一条救助见义勇为人员的绿色通道，以保证见义勇为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起由公安、民政、财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等部门和社会团体参加的见义勇为者的认定、表彰、评烈评残、抚恤等工作机制。

(5)建立稳定充足的救助基金。从发生的可能性来看，见义勇为具有不确定性；从受助者的情况来看，不同见义勇为人员由于致伤致残情形不同，也十分复杂，因此仅靠财政拨款难以保证救助资金的足额到位，必须建立救助基金。救助基金可由财政拨款、社会(包括公民个人)捐助等组成，各级财政应将救助见义勇为资金列入预算，并保证资金划拨到位。同时，通过大力宣传，鼓励境内外企业或人士捐资。为了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还应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参考文献：

[1]苏振芳.社会保障概论[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 2005.

[2].在第九次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公安部网站，2005—11—16，

[3]山西省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和奖励条例[z].山西省第十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见义勇为事迹范文第4篇

【关键词】见义勇为；道德法律化；立法思考

近年来，频频见于报端的见义勇为行为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同时又引发了许多问题。鉴于此，本文试从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利益。

一、见义勇为的概念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在我国古代，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时至今日，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见义勇为”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见。不过，现在已颁布的一些保护见义勇为的地规对此有界定。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①也有的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负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利益，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②还有的地方规章，如《山西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人员规定》将“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和保卫部门抓违法犯罪分子的行为；检举、揭发犯罪行为；提供重要线索的罪证，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破获重大犯罪案件的行为”也归为见义勇为。通过对这些地方法规的比较分析，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见义勇为是否仅限于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险救灾是否属于见义勇为。重庆市的何某为勇救落水儿童而献身，然而根据《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规定，何某的行为却不能评作见义勇为，因为该条例限定见义勇为必须是“与违法犯罪作斗争”抢救落水儿童，“显然不在此列”。2、见义勇为是否一定要事迹突出。如《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事迹突出的”。

笔者认为，见义勇为应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挺身而出，积极实施救助的合法行为。要构成见义勇为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见义勇为的主体是不负法定或约定救助义务的公民。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公民实施救助行为，其实是其执行职务的必需（如警察抓捕犯罪分子），不履行法定救助义务便可能构成失职。应当说明的是，“负有法定义务”，是指这一义务与其所实施的救助行为是相适应的，否则，便无所谓“法定义务”。如，消防员负有灭火抢险的义务，却不负有抓捕罪犯的义务。虽然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却负有与被救助对象约定的义务的人，其实施救助行为，即是履行约定，亦不是见义勇为。

2、见义勇为者救助的对象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并且这些利益正在或将要遭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见义勇为救助的不应当是自己的利益，救助自己的，构成自救，这与见义勇为的要求不符。

3、主观上，见义勇为者必须有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害的目的，见义勇为者是在这些利益面临危险时，出于崇高的精神而实施的救助行为。行为人虽然实施了危难救助，但主观目的却是为了获得报酬，不能构成见义勇为。

4、客观上，见义勇为者面临较大的人身危险而积极实施救助。见义勇为获得社会所褒扬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时都冒着较大的人身危险，要实施救助很可能遭受巨大伤害，如伤残，甚至献出生命。然而就是这样，却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一般的助人为乐相比，体现出见义勇为者崇高的思想境界，应该将它们区别开来。值得注意的是，救助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表现出来，消极不作为不构成见义勇为。有些地方法规规定，见义勇为必须事迹突出。笔者认为有不妥之处，见义勇为者面对危险，挺身而出，实属难能可贵。事迹突出，可作为奖励大小的条件，但不应该作为认定见义勇为的条件。况且对事迹突出，并没有很好的界定。难道一定要见义勇为者把命搭上，才能评上见义勇为吗？

二、见义勇为立法的法理思考

当今社会见义勇为层出不穷，这是值得称颂的，但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却让人痛心。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没有明确的规定有关，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的社会呼声很大。实际上，我国许多省、市相继制订了或正在制订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然而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见义勇为可以说由来已久，一直为我们的社会道德所鼓励与称颂。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因此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

法律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通过规定一定的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对人的行为、活动有着直接的效力。而道德主要用于调整人的观念，并通过调整人的观念来人的行为，因而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效力是间接的。但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于人的行为，道德与法律都具有调整功能，这就决定了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共性。其一，它们各自通过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人的行为，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因此它们都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具有规范属性。而社会规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普遍适用性。道德与法律都普遍适用于社会上的人（这就是法治社会而言的），道德的普遍适用意味着道德通过观念调整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生活的积累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则来调整人的行为，“道德可加以普遍化的特征内在地要求把人人能够做得到的道德法律化。”③即道德有可能法律化的。其二，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对象在上有交叉重合之处，即有些对象既受道德的调整，也受到法律的调整。因此，就存在着一些社会关系只受到道德的调整，而法律对此没有调整的现象，这就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空间。

道德与法律不仅在规范性上有着共性，而且在深层次上也有密切联系。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都有阶级性，主要体现和反映着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道德与法律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社会手段。而统治阶级总是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手段，当统治阶级认为在某种社会关系上采用法律比道德更为有利，便会进行立法加以调整。这就决定了道德法律化有着必然性因素。当然立法者也会顾及整个社会对这种道德行为的认识程度与接受程度。

三、我国古代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对见义勇为作出单独的立法，然而在记载中我们发现古代统治者对见义勇为都有相关的立法。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立法的主要内容有：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保护，对见义勇为者的物质奖励及严惩见义不为者。

古代对见义勇为的保护与鼓励，是通过正当防卫的规定反映出来的。最早的规定见于《易经·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也就是说，凡攻击愚昧无知的人，是寇贼行为，会受到惩罚；对于抵御或制止这种寇贼行为的人，应受到支持或保护。《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盗，指盗取财物；贼，指杀人。当这两种人危及军人或乡邑百姓及自家人安全时，将其杀死无罪。这明显鼓励人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鼓励见义勇为；同时，又通过免责的规定保护了见义勇为者。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也有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物质保护的内容，如，清康熙二十九年刑部规定“其犯罪拒捕拿获之人被伤者，另户之人照军伤，头等伤赏银五十两，二等伤赏银四十两，三等伤赏银三十两，四等伤赏银二十两，五等伤赏银十两”。④

古代立法不仅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予以保护，而且还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唐玄宗二十五年，唐政府正式颁布了对见义勇为捕获犯罪分子者予以奖励的法令，“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家贫无财可征及依法不合征倍赃者，并记得正赃，准五分与二分，赏纠捉之人。若正赃费尽者，官出一分，以赏捉人”。这一规定开创了国家对见义勇为者给予物资奖励的先河。唐以后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大清律例　刑律贼盗中》记载“如邻佑、或常人、或事主家人拿获一名者，官给赏银二十两，多着照数给赏。”除了这些规定外，还规定了对见义不为者的惩罚。《唐律疏议》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古代这些规定对于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很显然，这些规定对于提高当时的社会道德水平及将这种美德传延下来都是大有裨益的。这为我们当今见义勇为立法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封建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缺陷，在封建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从未与个人权利有过任何联系，只是为了满足统治秩序所给予的恩赐。在不尊重、不推崇权利的社会中，虽然也能达到秩序的稳定，实现表面上的互助友爱，但却忽视了人性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尊重，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⑤

四、我国当今见义勇为相关立法的评价与思考

（一）对刑法上相关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见义勇为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却与见义勇为有着密切关系。

正当防卫是公民为了使合法利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作出反击。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排除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保护了防卫人的利益。由于见义勇为的特点，见义勇为者在排除不法侵害的时候处于防卫人的地位，其实施的见义勇为行为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这样也就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起到了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鼓励见义勇为，刑法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绑架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和其他后果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⑥

应该注意的是，见义勇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并不是等同的。首先，它们的侧重点并不同。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侧重于防卫行为、避险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排除防卫人、避险人的刑事责任；而见义勇为并不一定会产生刑事责任。其次，从行为的对象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是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与危险；而见义勇为包括排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和抢险救灾。从行为的目的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可以是为他人利益的，也可以是为自己利益的；而见义勇为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在处理与见义勇为有关的案件时，可以适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规定，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可以说我国刑法已有了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对整个见义勇为立法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对民法上相关规定的思考与评价

刑法通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来排除见义勇为者的刑事责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见义勇为的目的。同样，民法上也有相关的规定来调整见义勇为。见义勇为行为引起的民事法律主体一般有三个，即见义勇为者、侵害人和受益人。在没有侵害人的见义勇为（如抢险救灾）中，则只有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不同的主体产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调整。

1、见义勇为者与侵害人之间

我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但对公民的防止侵害和紧急避险行为持肯定态度的。公民在实施防止侵害和避险行为时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损害的，《民法通则》第128条、第129条分别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制度，使正当防卫人、紧急避险人的防卫行为、避险行为合法化，不负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只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时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这样，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造成侵害人或第三人的损害，可以免除或减轻民事责任，相应地保护了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见义勇为者在实施见义勇为时自身很可能受到伤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09条“因防止、制止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侵害人造成见义勇为者受到伤害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的是何种民事关系，人们有所争论，但主要的是从无因管理的角度来阐发的。主张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人认为，见义勇为具备无因管理的全部构成要件。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是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人，主观上管理人有管理意思即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客观上实施了处理他人事务的积极行为。见义勇为不仅具备此要件，而且还有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是无因管理的类型之一，两者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另外，二者都是受到法律肯定的合法行为，立法的宗旨在于倡导互助友爱的道德风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存在无因管理关系的主张是妥当的。

见义勇为者与受益人之间的无因管理关系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排除了见义勇为者涉入他人事务的不合法性，肯定了其行为合法性。其二、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存在一定的补偿义务。基于无因管理关系，本人（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主要有：偿还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支出的费用；清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以自己名义向第三人负担的必要债务；赔偿管理人为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害。⑦《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的意见（试行）》第132条进一步解释“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受益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着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可以体现公平与正义。现实中见义勇为者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自身利益遭受损害，而受益人却溜之大吉，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要求受益人承担一定的责任，在我国已有这样的司法实践。发生在浙江上虞市的全国首例见义勇为损害赔偿案第一审判决认为“见义勇为者（蔡某）的行为符合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且其有为受益人（杨某）谋利的意图，因此受益人应当承担8.5万元的责任”。⑧另一方面要求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有利于减轻国家的保障压力，也有利于给予见义勇为者更多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民事规定对于调整见义勇为引起的民事法律关系有着重大的作用。民法的相关规定不但起到了排除见义勇为者的民事责任，鼓励见义勇为的作用，而且对于处理见义勇为引起的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公平有着极大的意义。另外，民法上的相关规定构成了整个见义勇为立法的一个部分。应该注意的是，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没有侵害人或侵害人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受益人也往往无力提供补偿时，见义勇为者的利益很难较好的保护。单纯依靠民法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进行专门的见义勇为立法尤为重要和迫切。

五、对见义勇为要专门立法的思考与评价

一直以来，我们的社会道德对见义勇为都是持鼓励、称颂的态度。道德对见义勇为的肯定态度，到人们的行为，促使人们去见义勇为。然而法律对见义勇为却没有十分明确的态度，也没有相应的行为规则。可以说，见义勇为受到道德的调整，并未受到法律调整。见义勇为立法就是将见义勇为行为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对鼓励见义勇为的道德加以确认，实现道德法律化。见义勇为立法在当今社会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因为在当今，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并不完善。人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一度忽视了社会道德利益，致使社会道德水平有所下降。另外，我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见义勇为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遭遇不但影响到见义勇为者个人利益，而且还使得社会上许多人社会安全感的缺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秩序。鉴于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我国尽快立法以保护见义勇为者。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⑨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⑩当然，道德法律化并不是说立法者仅仅将道德规范“翻译”为法律规范。道德鼓励见义勇为，而且还将其作为一种道德义务，而“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将有着较高要求的见义勇为规定为一种法律义务。法律的合理作法是让见义勇为行为有着合法依据，重点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制定或正在制定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从已经颁布的法规来看，这些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大多是省级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也有少数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这些法规的主要差别不大，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见义勇为者的保障、奖励，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及资金的来源和相关的责任等。立法的核心在于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保障与奖励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保障措施是维护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最起码要求，包括见义勇为者受伤的医疗费用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的保障措施，死亡的丧葬费用及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用等。奖励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是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肯定与褒扬。

地规性质的保障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重要表现，使得对见义勇为者的保障与奖励终于有法可依，而不至于再出现以前那种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对于我国加强基本人权保护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不过，问题也还是有的。其一、现有的立法只是地方性法规，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各地的差别很大。如，对于救灾抢险中表现出的行为是否属于见义勇为，见义勇为是否要求事迹突出，各地的规定就不同。各地方立法“诸侯纷争”，法制的不统一，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因此国家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尤为重要。其二、地方立法并没有很好的定位。见义勇为立法应属于社会法范畴，具体来说应属社会保障法范畴。地方立法没有很好的定位可能与我国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立法混乱有关。相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见义勇为者面临危险，挺身而出，可以说他们对社会有着特殊贡献。既然如此，他们应当获得优于一般人的保障与奖励。国家给为社会做出特殊贡献者以特别保障，这样既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又有助于褒扬奉献精神。 见义勇为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使见义勇为者个人合法权益得到保护，而且通过保护个人增强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有了安全感，见义勇为就能够更多、更好的体现出来，这样的良性循环应是我国法律追求的目标。总之，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代社会，见义勇为对于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遏制违法犯罪现象，维护社会稳定，弘扬社会正气，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平都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让我们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悉心浇灌，倾力培育，使见义勇为的道德之花在中华大地上开放得更加艳丽夺目。

注释：

① 参见《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第2条。

② 参见《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第3条。

③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④ 该部分主要了郑显文：《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⑤ 赵肖筠，沈国琴：《见义勇为保护立法的法理思考》，载《法学》，2001年第2期。

⑥ 王汉斌：《关于的说明》，1997年3月16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

⑦ 参见地区《民法典》第176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⑧ 该案的二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无因管理，但赔偿数额与一审判决有很大差距。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第291-29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参考：

[1]张文显：《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吴汉东：《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载《法商》，1998年第2期

[3]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载《法制与社会》，1998年第1期

[4]郑显文：《中国古代关于见义勇为的立法》，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5]徐武生、何秋莲：《见义勇为立法与无因管理制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6]周辉：《见义勇为行为的民法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5月27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7月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9月版

见义勇为事迹范文第5篇

高校招生不仅要看成绩，更要看品德。否则，德智体全面发展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还是得以成绩论英雄。考生平时品德好不好，一般情况下看不出来，但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见义勇为者，其品德肯定无可挑剔，获得高考加分和优先录取资格也完全应当。

比起以往的奥赛类、科技竞赛类、体育特长生类高考加分，给见义勇为者加分显然更符合公众的道德认知，也能让其他考生服气。此举更有助于弘扬社会正气、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

——节选自《济南日报》

见义勇为高考加分，尝试一下又伺妨

湖北襄阳一中高三学生张文驰，在离高考还有70天的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为他人捐献骨髓，被网友们称为“最美的中学生”，大家都力顶他是“在人性的高考中得了满分”。这样的时代青少年的楷模，如果有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你好意思说“不”吗?

其实，令公众称赞的那些见义勇为行为，恰恰就是投机取巧者无法钻营的软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远比那些竞赛奖项加分更合理。

当然，教育部门不能无视公众的忧虑，应当对这项加分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是将学生的事迹在网上公布，将决定权交给公众，不能单凭“政府颁发的证书”。

——节选自“四川新闻网”

为见义勇为高考加分鼓掌

应试教育应向素质教育转变，见义勇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体现了学生的个人素质。山东作出如此规定，表彰和鼓励了年轻人的见义勇为精神，值得尝试。其实，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没有激励，照样会有所作为，因此激励不是见义勇为的前提，而是对那些有此义举的人的一种奖赏，就应该让这样的人受益。

——节选自《钱江晚报》

见义勇为加分有违保护未成年人的宗旨

高考竞争是激烈残酷的，一分之差就有可能与梦寐以求的高校失之交臂，甚至是榜上无名。考生大多十六七岁，还属于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普遍缺乏对危险的充分预见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他们是社会有义务给予特殊保护的群体：从见义勇为的实际救助效果上看，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效果欠佳，在有危险发生时，让他们见义勇为简直是拿鸡蛋与石头碰。所以，对见义勇为考生可增20分投档有违《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可能把‘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推入险境。

——节选自“中国新闻网”

给见义勇为加分或致见义“乱”为

为见义勇为加分，有三个“不安”。

第—个“不安”是，见义勇为与功利性的加分挂钩，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道德的“利诱”与荣誉、金钱的吸引，很容易让见义勇为失去道德的纯粹。

“不安”之二，加分是否会带来“匹夫之勇”。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20分的加分，对于高考来说，吸引力之大可想而知。有没有孩子为了这20分，而去主动“寻找”见义勇为的机会?另外，对未成年的在校学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不是见义勇为，而是逞莽夫之勇，根本不该鼓励提倡，教育部门更应负起宣传教育的责任。

“不安”之三，加分是否会成“画饼”。按照通知精神，将见义勇为者的档案投向高校，并不见得就一定被录取。也就是说，录取与否的“生杀大权”还掌控在高校手中。如果见义勇为者不入高校法眼，那么，加分还有什么意义?如此加分，只能算个“画饼”。

——节选自“红网”

把良知和正义明码标价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