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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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范文第1篇

任何材料的翻译，译前通读全文并进行文本分析，是全面理解源语文本的前提。旅游景点材料，是一种内容包含有地方历史与特色的文本，其文本分析与小说、诗歌、政府报告、产品广告等其他类型的文本分析是否有所不同，还是有某种文本分析模式作为依据呢?德国功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提出：“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适用于所有文本类型和文本范例的源语文本分析模式，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翻译任务。她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无须参照源语或目标语特征的以翻译为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1].笔者则认为，一种模式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但译者认为分析因素可根据个人主观意愿有所取舍与侧重。这正是本文旨在说明的焦点。

二、文本分析理论

翻译中的文本分析最早源起于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费米尔(Hans Vermeer)创建的德国翻译功能理论及莱斯的功能文本类型理论。在语言学家布勒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 莱斯把语言功能与文本联系起来，根据交际功能范畴把文本划分为：信息功能(informative)，表达功能(expressive)，感召功能(operative)三大文本类型[2].

在篇章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基础上，诺德提出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旨在为译者提供一个分析源语文本的模式，运用于所有的文本类型和翻译过程。

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强调对源文本的充分理解和准确阐释，解释语言、文本结构及源语言系统规范的关系，为译者选择翻译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3].相对语篇结构语言学派的文本结构分析，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更为详细全面，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内外因素进行分析。诺德将源文本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分为“文外因素”和“文内因素”,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媒介、交际地点、交际时间、交际动机、文本功能八个方面。文内因素包括主题、内容、预设、文本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子结构、超音段特征八个方面[4].这些因素的排列顺序可以改变，并互相依存，而且其分析是反复进行的，某一因素的分析可能会指引其他因素的分析。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任何的文本分析。因为其模式不变相当具体，对各类翻译问题的解决均有导向的作用。

三、文本分析案例

案例 The Queen of the Adriatic 和 The Majestic Acropo-lis 选自于荷兰作家 Winfried Maas 所编着的英文原版 100Cities of the World 中的两篇城市介绍文章。按照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进行分析。

(一)文本外因素分析

从整体来看，此文本为呼唤型旅游文本，文本实现了唤起读者的关注、兴趣和渴望等功能目的，能够呼唤那些喜欢访寻古迹、游览名胜旅游者的探访兴趣。因此译文要实现作者的意图以及传递信息的目的，在历史材料和景色的重点翻译上，就要信息简洁，语言得体又优雅，信息重点集中，平衡好渲染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语言信息。

此文本含有大量的历史概况信息，具有信息文本特性。翻译时，要仔细分清事实型信息及呼唤型信息，考虑语言的统一和信息的融合，合理地处理语言和信息的形式和风格。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读者要获得的是历史、文化和旅游信息及体现城市魅力特点的呼唤型信息，是信息和呼唤型相结合的文本。翻译中，语言要简洁又古雅，句子要简短优美，尽量使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和欣赏;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注重读者和文本的交际融合。

(二)文本内因素分析

此两篇文章主题明确，重点内容描述扼要，作者围绕主题来展开的细节和重点清晰。以“Rivals to Venice”这部分为例，从语篇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文本的基本结构和复杂结构。文本分为“导入---城市概述---特写描述---精彩描述”四个部分，不断深入提供细节的发展语篇。时间、空间和细节描述是此翻译中需要细细处理的信息，并要选择最适合的结构来组织信息和内容。

此部分的第一段，作者描述了 Ragusa 的历史变革，是典型的时间发展顺序，明确采用时间发展的结构来编织信息和语言。翻译时既要关注结构，也要关注时间为轴的信息。围绕Ragusa 历史的主题，以具体时间为轴来编排的信息细节，具有“时间---人---主要变化---特点”的思维和路径，并使用递进机构和平行结构等其他结构。翻译时要严格控制好这些结构和语言。

文本中主位和叙位推进的结构和语言处理。比如：Fromthe fortifications you can also discern the clean lines of thecity. Two main entrances,the Pile and Ploc gates lead to acar -free Dubrovnik,the heart of which clearly beats onStradun also known as the Placa (main street) with its stores,作者从“clean lines”概述信息，再到“Two main entrances”叙位变成主位来推进。信息的连贯和衔接是翻译时的关键。

从语言上来看，源文本有很多并列句、长句及右推进的句式，造成大量的细节和信息拥挤的情况。翻译时，为避免句子西化及信息堆砌，语言要归化，化长句为短句，信息要有序组合。

四、翻译策略

英语与汉语各有其独特的句式结构，翻译时句式转换，才符合行文表达习惯，避免译文出现翻译腔。以下从《环球TOP100(世界最美的 100 座城市)》中摘选译例来说明翻译策略。

(一)句子折分

英语是树型结构，十分清晰地体现各种复杂的层次关系;汉语是竹状结构，习惯于用平面性的单层结构来表达意思。翻译的策略就是折分法，复合句翻译时折分成几个句子。

例 1.Ther[，！]e was an outcr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theSerbs fired on Dubrovnik during the Balkan War because ev-eryone knew the collective heritage was irreplaceable.

译文：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中，杜布罗夫尼克遭受到塞尔在维亚人的炮轰，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强烈抗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5].

例 2.When the Slavs invaded in 614 and conquered theplace the inhabitants fled to a rocky isla

nd off the coastwhich today is the site of the old town of Dubrovnik.

译文：614 年，当斯拉夫人入侵并征服了这块领地，当地居民逃亡到了沿海一个岩石岛上---它就是今天杜布罗夫尼克的老城区遗址[5].

例 3.In 1921 the Greeks and Turks exchanged their mi-norities and of the half million Greeks who had to leave AsiaMinor half of them poured into Athens.

译文：1921 年，希腊和土耳其人交战，大约有五千希腊人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其中一半涌入了雅典[5].

(二)信息位置调整

英语与汉语的信息编排顺序存在明显差异。英语突显信息在前，重要信息的陈述放句首，在主从复合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汉语突显信息在句末，句子建构主要依循事件的自然进程铺展。叙事在前，表态在后;先偏后正，先因后果。

翻译策略就是信息位置调整，将英文中置句首的突显信息，调整到句子之后的位置及结构和信息模块的组合方式。

例 4.Only four thousand people lived in the small row ofhouses on the northern hillside of the Acropolis when KingOtto was imported from Bavaria as ruler of the Greeks.

译文：1834 年，雅典成为希腊首都时，居民几乎所剩无几。

当新的统治者国王奥托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时，仅有四千人居住在卫城北面山坡上那些低矮房子里[5].

例 5.Following independence the new capital had to copewith fourteen revolutions,occupation by German troops,anda gruesome Civil War before becoming the lively city that to-day attracts visitors form throughout the world.

译文：希腊独立战争之后，这个新首都在今天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美丽城市之前，经历了十四场战争，经历了德国军队的占领及让人恐惧的内战[5].

例 6.The city unusually aroused a passion in therenowned cynic George Bernard Shaw who describe the cityas “a paradise on earth”.

译：一贯以愤世嫉俗称着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也异乎寻常地被这座激发热情，他曾将这座城市描述为“地球上的天堂”[5].

五、结束语

旅游景点材料，是信息与呼唤型文本。翻译时，运用诺德的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对源文本的文内与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主题、内容、结构及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促进源文本信息正解理解的实现，提高翻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李明栋.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1.

[2]郭瑞娟.文本类型理论与旅游资料英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0)：98-100.

[3]郭尚玫.简析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J].北方文学，2012(11)：116.

文本分析范文第2篇

一、引言

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观点是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尊重以实践者为中心的多元化的理论和研究的异质性。同样，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十年来后现代旅游研究也愈发地倾向于探索游客的个性化和特殊兴趣导向。尤其是随着派恩和吉尔默（Pine&Gilmore）的体验经济理论的发表，探索游客的体验特性几乎成了所有后现代旅游学者的核心目标。

旅游体验是指在与旅游目的地互动的过程中，游客的主观心理活动的变化。这一变化充斥于旅游的方方面面，而且动态地影响游客的情绪乃至行为意图。纵向上，旅游体验开始于游客接触景点广告和宣传册等场外文本并着手制定旅游方案从而形成对体验的期待，在现场体验结束后，还将通过旅游照片和纪念品，故事讲述等场外延续文本来影响体验记忆的形成。横向上，现场旅游体验发生于游客与构成旅游世界的所有现场文本之间的互动，这些文本不但包括景点的主体物，而且囊括了服务人员、同行者、其他游客、本地居民，甚至天气、温度等所有的情境变量。这些所有的现场符号交织在一起，通过游客的感官形成格式塔式的总体形象，影响着游客的情感和认知的变化。由此可见，现场旅游体验可以理解为游客接收现场的旅游文本，并对旅游文本进行释义的符号解读过程。

但是基于游客有限的认知能力，接收全部的旅游文本几乎不可能。游客只能选择性的识别现场的符号，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现场文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旅游体验的异质性。因此，若想通过符号解读的观点来研究旅游体验现象，不可避免的要清楚影响游客自我文本形成的要因。

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提到了影响文本接收者文本识别和解读的两个特殊概念，分别是伴随文本（co-text）和接收者的元语言（meta-language）。其中伴随文本作为跟文本主体一起出现的社会文化约定符号，和文本主体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引导着文本接收者的文本感知和解读。但是，作为一个崭新的概念，伴随文本还未引起旅游体验，乃至旅游符号学学者的重视。另一方面，现有的旅游符号学研究者，大多着眼于符号学的方法论特性。既，通过符号学来解读承载旅游体验现象的各种文本（照片、纪念品等），而鲜少有人把旅游体验看作符号解读的过程来探索旅游体验的本质。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一个定性分析的视角，来探索旅游体验中游客对伴随文本的知觉和解读，从而验证用伴随文本理论来探索旅游体验的可行性。

本研究设定了一个范围较小的研究案例：赴韩中国留学生的遗产旅游体验。马康纳（MacCannell）把跨文化旅游者定义为‘追寻异国文化符号本真性的朝拜者’。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探索游客对象征着民族文化的遗产符号的解读是研究旅游符号学基础理论的最为便捷和显著的方式。另一方面，近20年来，后现代游客对异国文化的追求日益增加。以2013年赴韩旅游的外国游客为例，31.6%的外国游客有过访问韩国故宫的经历；20.4%的游客被调查有过访问韩国博物馆经验。因此，研究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对于国家的外汇收入的增加，乃至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意义。此外，本研究选择赴韩留学生为标本，不止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日益增加和消费力的增长、留学生的VFR游客吸引效果和国外中国留学生旅游市场的扩展以及成熟化，同时考虑到留学生在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代表性（相对较高的跨文化认知和较低的民族优越感）以及资料获取的便利性（较低的语言障碍以及反复多次后续资料收集的可能）和资料分析结果的效度（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展开文本分析）。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

（一）符号学和伴随文本

符号是通过客观的媒介来传达人类主观意识形态的道具。维科（Vico）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到，人类把外部世界的存在当成一种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解读，从而得以建立自己的主观心理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生活体验是人类把社会经验和行为当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并通过解读这种语言的意义，从而构建独有的心理世界的所谓‘经验的符号化’的过程。换言之，体验的本质是人类与充斥着整个外部世界的符号之间的互动。而符号学，则正是研究这种互动的一种跨学科的学问。

范梅南（vanManen）指出，符号学是构成主义文学研究和意义论的基础。赵毅衡在解释符号学的理论形成时也提出，符号就是承载意义的外部表象，而符号学则在某种角度上可以称之为意义学。由此可见，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简单的可以概括为一种研究符号的意义生产和解读的学科。而在研究符号的意义生产和解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探索意义生产和解读的环境、社会文化背景、所使用的道具和法则。在这一系列的探索过程中，符号学衍生出了各种新的形态。例如研究意义生产和解读过程中的人脑活动的认知符号学、研究广告传媒环境中符号传达的广告符号学、研究旅游体验过程中的主客互动的符号互动论等。因此，符号学首先是一种跨学科的科学，其次符号学的应用范围之广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广泛适应能力的实用学科。

现代符号学的发展可以大体的归结为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索绪尔（Saussure）为代表的语言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方向，另一个是以皮尔斯（Peirce）为代表的逻辑修辞符号学方向。几乎发端于同一时期的两大理论方向为20世纪符号学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索绪尔把符号学命名为‘semiology’，并提出了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二分概念。能指被定义为符号的表象、属性和功能；相应的，所指被定义为符号的意义或概念。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为基础，巴尔（Barthes）扩展了符号学的范围，提出语言可以扩展到生活中的各种指示物，并以印有向法国国旗敬礼的黑人军人的照片和埃菲尔铁塔为例，区分了外延能指、外延所指、内涵能指和内涵所指的概念，并指出符号的内涵意义代表了一种‘神话（myth）’，并因此发展了神话学理论。

皮尔斯主张符号是说明客观现象和意义之间关系的几乎所有的社会表象。皮尔斯重新定义了符号的概念为‘something that stands for something else，to someone in some capacity’，并提出构成符号的表象（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分法。表象大致相当于能指，而对象和解释项则分别代表了符号的自带意义和符号接收者的解释意义。由此可见，比起索绪尔学派的以符号的意义生产为中心的研究，皮尔斯同时考虑了符号的意义生产和符号接收者的意义解读。皮尔斯的三分法为使用符号学研究人类认知和生活体验奠定了基础。既，人类体验社会生活的过程即是人类接受周边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并解读的过程。

因此，如果把体验看成人类通过符号与周围世界进行沟通（communication）的互动过程的话，至少有三个基本要素的存在：分别是符号发送者、符号接收者和符号信息。符号发送者负责给客观表象进行意义赋予（coding），被赋予意义的符号在特定的背景下以文本的形式向符号接收者传达符号信息，符号接收者通过自己的元语言对符号信息进行释义性解码（decoding）。而符号接收者解读的意义并非完全与发送者的意图一致，接收者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文本的附加信息等共同影响着文本的接收和解读。前者通过影响接收者的元语言而影响接收者的信息提取和解读能力，后者作为被传递信息的伴随文本影响接收者的信息接收方向和解释方式。

赵毅衡认为‘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的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被携带信息或是潜在的，或是显性的。这些伴随的文本或是在文本生产过程中被附加，或是产生于文本被接收的特殊环境下，它们与主文本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殊的‘互文（inter-text）’状态被接收者感知并解读。伴随文本携带了从文本信息被生产到被解读的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context），若是没有这些伴随文本，符号接收者将难以正确解读符号发送者的意图，甚至出现符号误读或者漏读的情况。尤其是当符号接收者和发送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或是不同的时间维度时，伴随文本的缺失将预示着主文本信息的传递失败。

赵毅衡总结了3类6种伴随文本的存在。显性伴随文本是跟随主文本一同被传达的表层文本。它包括了副文本（para-text）和型文本两种类型。其中副文本是指对文本进行总结性说明和特性归纳，以及价值阐释的伴随文本。例如书籍的标题和出版说明；美术作品的印鉴；商品的商标和价格标签；艺术品的作者说明和官方证明书等等。副文本往往让符号接收者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从主观层面上影响接收者的符号解读。型文本是另一种必备的显性伴随文本，用于连接形成文本的各个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籍以说明主文本的体裁，类属和风格。认知心理学者认为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学习是基于对已知存在的分类（category），由此可见型文本直接影响着符号接收者的符号认知和学习。

第二类伴随文本被定义为生成性伴随文本或者是前文本（pre-text），是指在文本的生产过程中，留下的各种时代背景和文化痕迹.任何文本或构成文本的符号的生产都无法脱离广范围的社会文化语境。换言之，符号生产者想要传达的文本信息，本质上是自身对当前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的认知，而符号生产的过程则是把这种认知客观化并希望同他人共享的过程。由此可见，文本的释义不可避免的要放在文本生产的文化大背景下进行。

第三类伴随文本产生于符号接收者的解读过程中，因此被定义为解释性伴随文本.它包括元文本（meta-text）、链文本（link-text）和先后文本。元文本是用于解释文本的文本。它不受属于文本生产者的主观意愿的影响，而是在文本传达过程中所出现的有关文本的社会性评价。链文本是指文本解读时接收者所能知觉到的相关文本。包括和文本共存的其它文本、文本所处的环境、文本的相关作品等等。文本很少单独被接收，通常文本的接收必然伴随着环境的‘噪声’。这些噪声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接收者解读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正确性。赵毅衡指出，上述的几种伴随文本必然会随着主文本出现，而先后文本并非必然出现。先后文本被定义为主文本的‘仿作、续集、后传’等。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就是文学作品的后文本，而文学作品则是电影的前文本。

伴随文本是通过文本信息把生产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接收者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连接的纽扣，是被动接收的文本解读语境和文化制约。通过伴随文本，接收者可以准确地理解生产者的意图，若失去对伴随文本的正确接收，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文化误解，甚至偏见。以跨文化旅游为例，若导游未能准确地向游客传达各种关于文化符号的伴随文本，必然会影响游客的文化认知，从而影响游客的跨文化体验的品质。

（二）旅游体验的符号学研究回顾

旅游体验研究经历了日常生活体验和旅游现场体验的再分化，旅游体验的多样性和旅游体验的主观性等三个阶段。后现代旅游学者则更多地把旅游体验视为一种日常生活现象，承认旅游体验的因人而异的特性并试图从现象学的视角探索旅游体验的主观性。因此如何探索旅游体验的主观性以及开发一个有效地旅游体验研究方法成了旅游学界共同面对的课题。马康纳用符号学的视角扩展了旅游本真性理论来探索旅游体验现象，他指出旅游者是追寻符号本真性的朝拜者，旅游者不但在旅游现场解码各种现场符号，而且在场外也通过接触各种符号信息（maker）来加深自己的体验。这些符号共同组成了体验的舞台（stage），而游客关心的恰恰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连接的稳定性。能指和所指间的稳定连接被视为客观（object）的真实存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基于旅游者的主观判断则被视为构建（constructive）的真实。继马康纳之后，卡勒（Culler）从一个批判的观点解读了游客的符号追寻现象。他指出，旅游者妄图追求符号的本真性，却偏离了客观本真性的本质，反而满足于各种‘虚假’的复制品。厄里（Urry）则从游客的视角，提出游客体验的本质是对具有意义的旅游符号的凝视（gaze）。刘（Lau）则反驳了马康纳的‘makerassignifier’的观点，他认为从索绪尔的二分法的视角上，马康纳混淆了能值和所指的概念，而卡勒和厄里则是马康纳错误理念的荼毒者；作为反驳，克努德森（Knudsen）指出马康纳的旅游符号研究的基础是皮尔斯的三分法而非索绪尔的二分法理论，他并且提到，皮尔斯的三分法是探索旅游体验的适合的方法。

意识到用符号学来开展旅游体验研究的可行性，学者开始着手于旅游符号学的发展。

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符号学的视角研究旅游的表征问题。帕尔默（Palmer）通过探索遗产景点的符号意义，指出遗产是国家和民族的‘语言’符号，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性格。在文化符号的研究上，赫伯特（Herbert）通过分析文艺旅游者的遗产旅游体验，建立了遗产景点的建构（遗产表征）和消费（意义解读）模型。

艾特纳（Echtner）通过对符号研究理论的综述，提出了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六个步骤：分别是选择共时的文本信息；细分化文本单位；记录文本单位的出现频度；分析单位间的组合关系（相互连接性）和聚合关系（可替代性）；建立一个全面的文本模型并理解各单位间的连接规律；最终得以洞察文本的外延含义和内涵。艾特纳的文本研究技法为分析旅游者的文本信息（照片，微博，日志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利特尔（Littrell）通过探索国际旅游者对购买的民族纪念品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指出民族纪念品被赋予不同的象征性，而代表着游客现场体验的延伸。同样的，金（Kim）也指出，游客的纪念品购买象征着不同的意义赋予，同时，他还指出，伴随着购买情境的不同（礼物或自己用），对游客来说，纪念品则象征着不同的意义。同样以探索旅游情境中的符号意义为目的，斯奈彭格（Snepenger）和他的同事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探索了旅游地的场所意义。他认为，空间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场所，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快乐意义、实用意义、消费意义、社会意义），而游客的场所体验动机，更多的是来自于场所意义和自我（identity）的一致性。

比起国外旅游符号学研究的愈发成熟，国内的研究尚处于一个初期发展阶段。在2005年出版的《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一书中，谢彦君总结了旅游体验和旅游符号学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而且提出了用符号学探索旅游体验，以及旅游体验中文化释义的可行性。并总结出符号解读的四种可能（正读、误读、忽略、放弃）。作为国内旅游符号学研究的基础文献，该书为之后旅游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作为旅游符号学研究者，彭丹从一个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探索了旅游情境中，主客之间的交互体验。她指出，作为旅游现场的表演（performance）参与者，游客、地区居民和旅游从业者不但通过角色扮演生产着各种符号，而且凝视着对方的身份、角色、行为和地位符号。伴随着对该类符号的解读，个体调整自己的符号生产，从而实现了旅游现场的符号互动体验。孙洪波则从构建的角度上阐释了由时间符号、空间符号、社会符号和景观符号组成的‘旅游世界’的存在。

纵观国内外的旅游符号学的发展，意义论和分析旅游文本的符号学方法论成为了旅游符号学研究的主流。相反，鲜有学者把符号学直接应用于旅游体验研究。依据研究者的个人知识，桑托斯（Santos）是唯一从真正意义上，提出了应用皮尔斯三分法探索旅游体验的可行性的学者。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提取赴韩留学生的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中伴随文本的作用效果，来探索使用符号学的伴随文本理论解读旅游体验的可行性框架。因此，本研究选择了韩国‘5大宫’中的宗庙和昌庆宫作为研究对象。

宗庙是供奉朝鲜时期历代国王和王妃（包括后来追尊的国王和王妃）神位的具有儒教性质的祠堂。是大韩民国最精致、最庄严的古典建筑之一。宗庙被指定为史迹第125号、宗庙正殿（国宝第227号）、永宁殿（宝物第821号）、宗庙祭礼乐（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号）、宗庙祭礼（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第56号）等也被确定为大韩民国文化遗产，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1995年12月，宗庙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昌庆宫是韩国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的居所。也被誉为磨难最多的宫殿。壬辰倭乱时期的昌庆宫被毁于战火，光海君1616年重建；1790年再次被烧毁，纯祖34年再次重建；1907年，日帝强占时期被日本人改建为动植物园，直到1981年才重新恢复了宫殿原貌。

宗庙和昌庆宫见证了不同背景的韩国历史，因此具有特殊的韩国文化遗产代表地位。

（二）研究标本特性

本研究参考了宗庙和昌庆宫的主要访问人群，从资料收集的便利性、分析的效度和代表性的层面上选取了有效标本中国留学生21名作为调查的参与者。为了保证小范围标本的妥当性，21名研究参与者包含了多样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统计特性。

21名研究参与者中男性11名，女性10名；宗庙体验者12名，昌庆宫访问者9名；赴韩留学两年以下的4名，5年以上的3名；年龄分布在19岁到27岁之间。其中包括博士1名，语言学习生1名。另外人文社会学科（经营、新闻放送、贸易、经济、英语英文）、理工科（消防）、艺术科（视觉设计）和自由专业学生各有1名以上。考虑到韩国文化的特殊性，本研究的标本中还包含了2名朝鲜族留学生。

为了保证研究的道德性，本研究的全过程中省去了研究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只通过字母和数字的混编（宗庙p1-p12；昌庆宫q1-q9），以及专业标识的方式来区分研究参与者（如，p1，消防）。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妥当性，本研究的标本中没有包含旅游相关专业的学生。

（三）研究流程简述

作为一个定性的研究，本研究主要通过研究者参与观察和深层面谈的方式收集资料。为了掌握第一手现场资料，研究者在旅游现场收集标本的一般信息并请求面谈。面谈地点选择在旅游景点附近安静的咖啡店，并采取一对一深层面谈的方式。为了防止研究参与者的疲倦以及考虑到信息的充分获取，每位参与者面谈时间被控制在30-40分钟之内，面谈的全部内容被录音。面谈采用研究参与者自发描述的方式进行。参与者被要求以讲故事的形式讲述自己的旅游体验，在参与者的讲述过程中，为了减少研究者的主观诱导，研究者只采用‘为什么、然后呢’等引导性词句进行交流。

收集到的录音被整理成文本资料。资料分析采用托马斯（Thomas）推荐的一般归纳法。以赵毅衡的伴随文本三分法为基础，资料经历了开放式编码、次级核心概念编码和核心概念归纳三个阶段。为了保证归纳的妥当性，归纳信息邀请了两名旅游专业的中国留学博士和一名旅游专业的韩国教授进行妥当性评价，评价的结果直接反馈于最终归纳结果中。

四、分析结果

（一）显性伴随文本

1、副文本

在研究参与者对遗产旅游体验的描述中，对副文本的描述几乎出现在故事讲述的最前期，并且伴随着对构成主文本的各个符号的解读（‘宗庙不是韩国仅有的几个世界级文化遗产之一吗？当然要来看看。要了解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文化遗产无疑是最直接有效地手段。’（p4，新闻放送））。研究者还发现，体验者对副文本的认识多数是来源于导游的说明或者指示牌上的文字描述（‘导游说这个正殿是韩国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我特别留意了一下。’（p1，消防））。由此可见，副文本是伴随着主文本的最直观和显性的文本。副文本不但帮助体验者正确的解读符号的意义，而且引导着体验者的选择性知觉。

不但如此，研究者发现体验者习惯于把副文本当成构建符号本真性的信号（‘那上面写着这是韩国的宝物多少号，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品，但是既然有那样的指示牌，我就当它是真的了。’（q1，语言学习））。研究者认为，造成这种副文本依存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跨文化旅游中异国体验者多少存在着对本地文化的认知不足。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本真性追求的需求，体验者不得不依存于副文本的‘解说’，由于无法判断符号的客观本真性，这种本真性的感知几乎是构建性的。而且体验者能准确地判别这种本真性的‘虚假’（‘导游说是什么宝物，什么道遗产、国家遗产的。那我们也没法判断他的真假。他说是就是吧。’（p9，自由专业））。

2、型文本

赵毅衡把型文本归类为浮现在主文本外面的显性文本，在研究者的分析中，这种文本几乎是被体验者的潜在意识所知觉到的。型文本既可能类似于副文本，由导游或者指示牌进行引导性说明（游客主动询问导游宗庙的用途（来自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也可能来自于游客过去的知识和经验。

事实上，研究者发现，大部分的研究参与者都会提及自己的比较体验（comparativeexperience）。作为中国游客，研究参与者更多的把在国内的类似经历与当下的体验相比较，推断体验对象的类型（‘中国也有宗庙，毕竟都是起源于儒家文化，虽然格局不太一样，但是内容差不多，都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p12，英语英文））。

研究者把参与者的型文本解读进行归纳，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型文本的解读。一类是场所（遗产地）或符号的用途；另一类是对场所设计类型的解读。其中对用途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对场所用途的解读和对构建总文本的符号的用途的解读（‘那东西韩语叫deme啊。中国故宫好像也有类似的，盛放救火用水的。’（q4，经营））。而对场所用途的解读又可分别横向比较解读和纵向比较解读，横向比较解读是游客把场所跟类似的其它场所进行比较从而进行认知归类的过程（‘中国也有宗庙…都是用来祭祀祖先的地方。’（p12，英语英文））；而纵向比较则是比较不同的两种场所，而进行认知学习的过程（‘我也去过韩国的景福宫，和这里完全不一样。很简单，用途不一样。’（p4，新闻放送））。对场所设计类型的解读在本研究中。主要体验在对遗产建筑设计符号的解读（‘韩国的建筑讲究跟自然地协调，到处都是树啊草的；中国的宫殿更讲究皇家的威严，高端大气，建筑连绵。’（q5，贸易））。

不管是哪种型文本的解读，无疑，型文本可以被看作最重要的伴随文本。因为它直接作用于文本接收者的解读方向。

（二）生产性伴随文本：前文本

作为对遗产符号的解读过程，遗产旅游体验中的前文本解读直接作用于解读者的解读过程中。作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广范围的社会文化背景，遗产文本的前文本揭示了遗产的创作背景。正如任何小说的创立必然反应创作时代的现实，遗产文本同样属于时代文化的‘复制品’。

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中，游客对前文本的知觉来自于访问前的知识或者经验，以及导游的解说或者现场指示牌的说明。对于前者来说，跨文化游客受到文化距离（culturaldistance）的限制，无法直接地把前文本作用于文本解读，大多数的游客知觉到的前文本只是通过对韩国文化形象的浅显理解加上国内对韩国历史的集体认识而形成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韩国文化不都是模仿的中国儒家文化吗？你看那宫殿，连名字都没改。’（p5，朝鲜族））。这种刻板印象大多数是负面的，因此也影响到游客的整体评价和解读的深入（flow）。作为留学生的特殊性，一部分在韩国滞留时间较长的留学生具有相对比较丰富的韩国文化认识，因此较能够客观地评价韩国历史（‘高丽时期的王信仰佛教，朝鲜时期的王信仰儒教。所以在建筑设计上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儒教风格。但是还是保留了一部分佛教的东西，比如那个塔。’（p2，英语英文））。这些之前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解读者的事前前文本。而导游的解说则作为现场前文本直接作用于游客的符号解读（‘导游说那里曾经被日本人毁了两次。太愤怒了。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这里就是证据。’（p1，消防））。

综合来看，如果把符号看作文化意识形态的具象化的产物，那么前文本无疑为解读者的符号解读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在跨文化旅游体验中，前文本表现出事前前文本和现场前文本两种状态。这其中事前前文本作为游客的主观记忆，正面的前文本和负面的前文本影响了游客的符号评价和解读深入程度。

（三）解读性伴随文本

1、元文本

元文本是关于文本的文本。旅游符号世界的元文本则是关于旅游场所的社会性评价。这种社会性评价包括了其他游客的口传、网络上的旅游日志（‘我们语学院的老师提起过这里。因此我来之前特意上网查过关于这里的信息，大致了解这里是韩国历史和民族的象征。’（q1，语言学习））、游客朋友亲人的推荐（‘我朋友来过。那会还跟我看照片来着。当时给我讲了，没留下什么印象，还得自己亲自来。跟听人讲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会儿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现场的气氛确实不错。’（p4，新闻放送））。

由此可见，元文本强烈影响着游客的访问前期待。特别是在SNS等社交媒体越发普及的现代社会，元文本被更便利的接收。从而更广泛的影响游客的符号寻找和解读方向。

另一方面，游客在符号解读过程中也在生产着元文本（‘那个雕刻确实很有意思，我拍下来直接发到微信朋友圈了，很快就有人问我在哪。我跟他们说了这里，他们说下次也来。’（q9，经营））。

2、链文本

链文本是跟主文本同时被游客接收的‘参照物’。链文本虽然不能直接的作用于游客的符号解读，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解读的大环境，因此影响着游客解读时的心境（‘我只能说韩国的景点开发做的太好了。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中心坐落着这么一片古建筑群，整个城市好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博物馆。’（p5，朝鲜族））；（‘昌庆宫后山腰上可以看到宫殿的全景，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的南山塔。南山塔跟昌庆宫融合为一体，没有一点违和感。’（q3，经营））。由此可见，遗产旅游体验中的链文本接收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游客对同一类属的其它遗产景点的同时接收，从而形成一种格式塔式的整体感知；另一种则是不同类属的其它符号被融合入遗产文本，作为遗产文本的一部分影响着游客的心境。

五、研究结论和局限

本研究以赴韩留学生的遗产旅游体验为例，探索了一种伴随文本式的旅游体验分析方法。以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为基础，本研究通过归纳的定性研究方法成功捕捉了显性伴随文本、生产性伴随文本和解读性伴随文本三类核心概念（图1）。

（一）本研究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直接作用于旅游体验研究，从学术角度上：

1、本研究再次证实了用符号学直接探寻游客体验现象的可行性。此外，从伴随文本理论的视角上，本研究证实了符号学研究的实用性。既，虽然现象学研究多是采用主观的定性分析技法，但是利用符号学可以充分降低定性分析的主观性，使现象学分析趋向于客观化。

2、本研究探索了跨文化的遗产旅游体验。研究结果表明，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是解读‘它’文化符号的现象。因此若想准确地探知旅游者的体验性质，不可避免的要同时探索旅游者的文化社会背景和符号的文化社会背景。

3、本研究采用了赵毅衡的伴随文本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伴随文本是游客和旅游文本互动的接入点和纽带，若想准确地用符号学剖析旅游体验现象，对伴随文本的分类和提取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一点，在过去众多的旅游符号学研究中都被忽视了。

（二）从旅游开发者的角度上：

1、本研究证实了留学生旅游体验的特殊性，尤其是留学生比普通外国游客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的特性。在留学生旅游市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今天，我们建议旅游开发者把留学生旅游当成一个特殊目的（specialinterest）的旅游市场来对待。

2、同时证实了跨文化遗产旅游的特殊性。作为吸引国际游客的重要符号，我们建议旅游开发者从利用遗产符号来扩散国家文化形象的角度上设计遗产旅游。尤其是开发免费的、高质量的导游服务系统以及现场多媒体解说系统，以通过伴随文本的准确传达达到帮助旅游者解读遗产符号的目的。

（三）本研究出于探索的目的开发了旅游体验的新方法，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局限。

1、为了资料收集的便利性和分析的信赖性，本研究选择了一个较狭窄的研究标本。这不可避免的影响了理论的一般化。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更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情境，从多个角度证明本研究结论的可行性。

文本分析范文第3篇

20世纪60年代至今，英国有关教育的法律相对较多，其中有关“继续教育”“培训”“技能”“就业”的法案主要包括：《2009年学徒制培训、技能、儿童与学习法案》（第22章）《2008年教育与技能法案》（第25章）《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第25章）《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案》（第21章）《1992年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案》（第13章）《1992年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苏格兰）法案》（第37章）《1986年产业培训法案》（第15章）《1985年继续教育法案》（第47章）《1982年农业培训董事会法案》（第9章）《1982年产业培训法案》（第10章）《1981年就业与培训法案》（第57章）《1973年就业与培训法案》（第50章）《1964年产业培训法案》（第16章）。

现以《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为例，从法律文本角度对英国职业教育立法进行分析阐述。该《法案》共分为四个部分，即英格兰学习与技能委员会；继续教育机构；行业培训征税；其他及一般性规定，《法案》细分为34个条款。《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在开篇即表述了该法案的目的和宗旨：即 “制定与英格兰学习与技能委员会相关的条款；制定与继续教育部门内机构相关的条款；制定与行业培训征税相关的条款；制定与由高等教育法人实体组建并投资于公司及慈善组织相关的条款；促进教育与培训领域议会措施的执行；并建立连结组织”。

主要特点

行文上立足于对以往法案修改

从《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的行文方式来看，该法案立足于对以往职业教育相关法律的“修改说明”式表述。具体说来，《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在行文中涉及到如下相关法案：对《1982年工业培训法案》有关条款的修正、废除；对《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有关内容的参照；对《1992年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案》有关条款的修正、废除；对《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案》有关条款的修正、废除；对《2002年教育法案》有关条款的废除；对《2004年儿童法案》有关条款的废除；对《2006年威尔士政府法案》有关内容的参照；对《2006年教育与督查法案》有关内容的废除。这种情况表明，《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颁布时，此前颁布的相关法案并没有失效，而是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对原有内容进行了修正、增加或者废除。

表述上关注事件及行动措施

《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第18（C）条“区域委员会指南”中明确提出：“（1）委员会的每一个财政年度都必须针对各个区域委员会制备指南。（2）指南中必须包含区域委员会在履行其职能过程中需要完成的目标。（3）指南中必须设定各区域委员会每个财政年度的预算。（4）委员会必须咨询地区发展署及当地机构关于该指南事宜。（5）完成以上第（4）款所述咨询并修改（如有必要）该指南之后，委员会必须向区域委员会发放指南。” 可以看出，为使法律文本内容更具操作性和理解性，英国职业教育条款内容对有关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尽可能地考虑到了事件的各种可能性，并规定了相应行动措施。

结构上单独提供说明性注释

《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在附件部分的“修正”中详细阐述：《2000年学习与技能法》修改如下。在第1条（5）（英格兰学习与技能委员会在英格兰所要履行的职能）的开头插入“除非《2007年继续教育的培训法》第11、12或13条另有规定”。在第3D条（委员会核心及附加权利的责任）第（6）款（“当地学习与技能区域”的含义）中，用“”替代“一个区域”到结尾所有用语。在第152条（指令和规定）中第（2）款的后面插入以下内容――“（2A）第（2）款不适用于其中包含第（2B）款适用规定的法定文件。（2B）第18A（2）条中第一条规定必须在其草案提交国会大厦并获得批准之后才可以制定。”可见，为便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2007年继续教育与培训法案》单独提供了说明性注释，体现了英国职业教育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启 示

注重立法过程延续性

英国职业教育的立法并不谋求一次立法解决大多的问题，而是针对上一阶段存在的问题和经验及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进行下一阶段的立法，或是根据某阶段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问题对该阶段的立法进行修正，立若干修正案。其立法在注意适时性的同时，也注意法律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在前后法案的继承性很强，后法都是对前法的修改或补充；法案的连续性还表现在前后法案所体现的教育规律上，即教育的发展层次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此可以看出，英国职业教育法案具有延续性或渐进性，它是一个相互联系又前后照应的立法过程。

注重立法内容的可操作性

英国职业教育的各个法案，不仅包含指导性的原则规定，而且包含具体实施的详尽条款，包括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需采取的措施；款项的数额、期限、责任等。条款规定得十分明确具体，文字表述严格、逻辑性强，对法案所使用的术语提供了清楚的定义与详细的解释，不容易产生歧义，便于实施。这种条款的详尽性使立法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其实施必然更具有效性。

注重立法技术的科学性

文本分析范文第4篇

一、社交网络文本与短期股市行情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当前实际来说，社交网络已经发成发达，就以我国实情而言，已经出现了数量丰富的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抖音等等。这些社交媒体聚集了数十亿用户，说明很多用户同时使用着其中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从股市行情预测来讲，社交网络文本与其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这是需要形成认识的。

第一，关信息，甚至是公布企业财报等重要数据。这些文本信息，会对股价走势形成直接影响。如果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这些文本信息并展开相应的操作，便可以从股市中获利。

第二，社交网络中包含了大量的股票投资者，这些投资者会在社交网络上自己对一些股票的看法，或者是对股票的评价。投资者在网络上的发言，会形成一种情绪，这种情绪要么对股票保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要么体现出消极的态度。投资者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情绪，会影响到其后续操作。如果消极情绪大，那么可能出现抛售股票的行为，这容易导致股价短期下跌。相反，如果情绪积极，那么可能出现抢购，容易导致股价短期上涨。

第三，在社交媒体上，除了与股票相关的企业公司和投资者之外，还有一类人的存在，那就是分析专家。从当前的社交媒体来看，有很多分析专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对股价走势的看法。这些分析专家，有些是真有水平，分析合理；有的则是滥竽充数，会误导投资者。分析专家的分析，也会给一些投资者决策带来影响，从而在短期内影响股市行情。

二、通过社交网络文本预测股市短期行情的策略

据实而言，股市行情和社交网络文本之间，切实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文本，来对短期股市行情合理预测，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搜集社交网络文本信息

要利用社交网络文本来对短期股市行情进行预测分析，那么首要条件，就是搜集到足够数量的社交网络文本。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数据量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数据量越大，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就越高。利用社交网络文本来判断股市行情，那么就需要搜集到数量足够多的文本信息，在大量的样本中，才能准确分析出背后隐藏的信息。同时，在搜集社交网络文本信息的时候，要突出目的性，也就是要从不同的层面出发，搜集不同的文本信息，具体来说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社交信息，二是投资者文本信息，三是专家预测分析，四是政策信息。搜集这四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判断，这样才能够提高短期股价预测的准确性。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重点关注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的搜集，这是影响股价走势的根源，同时也能影响投资者情绪。

（二）分析文本信息判断行情

在搜集社交网络文本的基础上，还需要对这些文本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短期内的股市行情。根据实践经验来看，企业信息和政策信息，是影响短期行情的重要因素。比如2020年5月21日，中芯国际通过社交媒体澄清一则利好公司的谣言，导致股价跳水大跌6%。企业的这类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对股价造成很大冲击。所以，在分析中，就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对搜集到的各类社交网络文本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这一过程的实现，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数据信息分析能力。通过网络技术搜集社交文本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分析这些文本信息，提炼出其中的有效信息，并且依据信度来判断数据信息真实性，从而对市场行情进行预测。

（三）基于行情指导短期操作

通过社交网络文本分析预测短期股市行情，根本目的在于把握股市行情走向，从而对短期交易操作实现指导，能够从股市中获利。所以，这就需要基于短期市场行情的分析，来对短期交易操作进行指导。一般来说，短期操作要顺势而为，行情看涨则做多，行情看跌则做空。同时，要根据社交文本信息分析，对看涨或看跌的概率进行计算，概率越高，操作额度就可以越大；相反，概率越低，则说明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不高，短期操作就要非常谨慎了。

文本分析范文第5篇

物理教材 科学方法 显性化 文本分析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我国物理新课程不仅重视帮助学生掌握物理知识，而且越来越重视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掌握。为此，近年来有很多关于科学方法显性化的研究和呼吁。所谓科学方法显性化是教材在隐性使用科学方法建立物理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标示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对科学方法的内涵进行阐述、组织学生使用和训练科学方法等手段，更加明确地、显性化地进行科学方法教育，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方法。

那么，我国物理教材在科学方法显性化表征上做得如何？有哪些经验和不足呢？对此，本文进行了教材文本分析，我们相信该研究对于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高中物理教材必修1、必修2和选修3系列为研究对象，共计7本教材，分析内容包含前言、各章节及习题等部分。

2.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编制数据分析记录表、对照分析教材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确定科学方法的种类。文献研究发现，科学方法的分类标准不同、类目多样，本文主要参考邢老师的分类方法，并考虑到其他的一些因素做了补充，如在一般科学方法中加入科学探究法，在实验方法中加入近几年教材中新出现的计算机模拟方法，最后，一共解析出24种基本的科学方法（参见表3第一列）。

我们对这些科学方法查阅大量资料，以确认其准确、全面、相互不交叉（即不出现一种具体的操作被归入两个科学方法的情况）、定义规范、方便理解[1]。然后，我们以这些科学方法为指标对物理教材进行分析以确定每一类科学方法出现的次数和显性化程度，尤其注意在物理知识点的建立、引申和扩展中，以及“键”（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连结处）位置[2]等要点处确认科学方法使用情况。

其次，确定科学方法的体现方式和显性化水平层次。教材在处理物理知识时会体现相应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和预调查，我们发现有以下四种体现方式：渗透使用，教材在讲解物理知识时渗透某种科学方法，但不明确指出其名称、不进行解释说明，该方式只是隐性使用，并没有进行显性化处理;命名，教材明确给出该种科学方法的名称;讲解，教材解释或讲解该科学方法，如解释科学方法的内涵、总结其特点、给出一般性定义、举例说明、给出使用注意事项等，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组织使用，教材组织学生使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或训练学生掌握该方法。

上述方式表现出的显性化水平是不同的，我们把它们分为以下四个水平层次（见表1）：

表1 科学方法显性化分层表

从表1可以看出：当教材只是隐性使用科学方法时，教材并没有进行显性化处理，称为零水平层次;水平一层次是在使用该科学方法处理物理知识时明确给出名称，但是不讲解其内涵、不训练使用该科学方法，需要学生自己体会总结或者查阅资料来学习，因此其显性化水平较低;水平二、三层次的显性化程度更高。本研究在解析教材时采用该指标体系来分析科学方法显性化处理的方式和水平。

再次，编制文本分析表。本研究根据以上分析指标编制了“科学方法显性化分析记录表”（见表2）作为文本分析的工具。

表2 科学方法显性化分析记录表

最后，整体分析教材科学方法显性化表征的系统性。循序渐进是教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应该是评估教材编写质量的一个指标。由于本研究涉及整个高中物理教材，因此，本研究可以对高中教材编写的系统化进行分析。

3.研究工具的信度检验

对于本研究工具，研究者进行了信度分析，请三名物理教学论研究生分别独立使用该工具对同样的物理教材进行分析，发现三者一致性较高，按照“评分者信度”的计算方法，达到0.928，表明本研究工具具有较高信度。

三、研究发现

1.研究数据的呈现

我们对人教社高中物理必修1、2和选修三系列共计七本教材进行分析，整体数据如表3。

2.数据分析

分析数据统计表3，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各类科学方法在高中物理新教材中出现的总数目合计为950次，相比于高中物理知识点数量，次数非常多，表明教材编写时重视使用和体现科学方法。

第二，从出现的次数来看，各类科学方法在教材中使用和体现的情况差别很大，直接定义法出现的次数最多（353次）。一般来说，当教材中出现新概念时，需要通过直接定义来进行解释，该数据表明我国高中物理教材中出现的新知识是比较多的，教材信息量大。教材体现图形图像法的次数排名第二（100次），表明教材注重采用直观、易读的方法来展示物理内容。其次为观察法（78次），表明教材在引导学生对生活现象、实验现象的观察、分析方面，较为重视。之后为归纳法（66次），表明教材比较注重引导学生思考、建构知识，逐渐改变了传统教育过于注重直接讲解灌输的教学方式。随后是比较法（46次），表明教材注重引导学生思考、辨析来建立知识。体现较多的其他科学方法依次是近似估算法（45次）、分类法（34次）、科学研究法（30次）、计算机模拟法（29次）和演绎推理法（27次）。

这10种方法的总次数占85%以上，说明教材编写者认为这些方法是物理学中基础的方法，应该进行一定的科学方法教育。

第三，从“显性化数目”来看，较为明显的依次是：图形图像法（42次）、科学探究法（22次）、计算机模拟方法（21次）、近似估算法（16次）和实验验证法（13次）。表明教材注重对这些科学方法加以显性化处理，试图引导学生重视这些方法。

第四，从“显性化比例”来看，较为明显的依次是：科学探究法（73.33%）、计算机模拟法（72.41%）、实验验证法（56.52%），其他方法，如图形图像法、近似估算法、理想化模型法、理想化实验、控制变量法、比值定义法的显性化比例都超过了25%，表明教材在使用这些科学方法时注意加以显性化处理，试图引导学生重视该方法。

第五，从“显性化水平层次”来看，各类科学方法的显性化水平层次是不同的。处于水平一层次的科学方法有2类，分别是理想化实验法和归纳法，表明教材在使用这些科学方法处理物理知识时明确给出了这些方法的名称，让学生了解。处于水平二层次的科学方法有2类，分别是等效法和其他类别中的反证法，表明教材对这些科学方法直接进行了讲解，这是在讲解物理知识之外直接讲解科学方法，便于学生理解该方法的内涵。处于水平三层次的科学方法有11类（参见表3第8列），表明教材注重组织学生使用这些科学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训练更有助于学生体会、应用科学方法。其中，科学探究法、实验验证法、计算机模拟法、图形图像法和近似估算法等科学方法在教材中是多次组织学生使用和训练，表明教材更为重视这些科学方法的教育。

第六，从科学方法显性表征的系统化设计来看，教材显得比较弱。数据显示有8种科学方法涉及到四个水平层次（参见表3），教材对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循序渐进式或系统化的设计，主要表现在：先隐性使用、再讲解该科学方法的内涵、然后再组织学生使用该方法。可以看出，这样的系统化设计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该方法。

还有五种科学方法处于水平三层次的显性化表征，教材多次要求学生使用这些方法进行学习活动，但是始终没有讲解这些科学方法的内涵。从系统化设计的角度来说是有不足的，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先给学生讲解清楚这些方法的内涵，再组织学生使用更有利于学生掌握。

3.本研究的结论

通过对高中物理教材进行系统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高中物理教材在讲解和建立物理知识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体现科学方法，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方法教育素材。从使用次数和显性化水平来看，教材着重体现的十四种科学方法（参见表3）。教材采用渗透使用、命名、讲解、组织使用四种方式来体现科学方法，其中，渗透使用只是隐性的，并没有进行明确的科学方法教育，而后三种则是显性化的表征。教材对不同的科学方法采用的显性化表征方式不同、水平层次也不同，有些给出了讲解、训练使用等方法教育的设计，不过在系统化设计上还有不足。

四、本研究的启示

根据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物理教材中的科学方法种类繁多，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时，可以考虑初中、高中、必修、选修等不同性质特点分出主次，对于各类方法应该区别对待。

第二，鉴于科学方法类目较多，在教材中体现的次数也非常多，建议教材编写时注意提示师生，如可以在前言或者附录中给出科学方法分类，以及重要科学方法，便于学生整体把握。

第三，对于一些重要的科学方法，如科学探究法、图形图像法、观察法、归纳法、控制变量法等，教材应该加以系统化设计，从隐性使用、到讲解该科学方法的内涵、然后再组织学生使用该方法，循序渐进、系统化的设计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科学方法。

第四，物理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方法教育素材，应该引起教师的重视，教师在分析教材时不仅要重视其中的物理知识体系，还要善于挖掘其中的科学方法，重视科学方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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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肖骁，邢.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的科学方法显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