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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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1篇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相继提出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和深化迅速运用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种资本理论的辩证关系，理论界多有分析和阐述。科尔曼认为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互补充。[1]356-357林南则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生产，而人力资本也可以导致社会资本的增加。[2]95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关系做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人力资本理论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轨迹，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对教育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的新解释功能。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之间的辨证关系，本文在区分两种资本本身和两种资本理论解释工具的不同层面分别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具有资本性质的两种资本之间的关系
作为具有资本性质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从他们所具有的一般资本属性、二者的互动关系和功能上进行比较分析。
1.二者均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
人力资本概念出现以前，资本概念所指仅限于有形的物质资本。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物质资本上，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广义资本观的产生，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异，市场经济中资本可以定义为“凡可以获取利润之物都是资本”[3]。“凡是预期将来能获得一定的利润或收益，而在目前一定时期内付出代价获得的所有物，就是资本。”[4]因此，资本的一般属性具有投资性、生产性和增值性等特征。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一种投资，都需花费成本才能形成。人力资本强调通过获取知识、形成能力、保持健康等过程的投入，需要通过对个体自身一定的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可能是个人后天获得，也可能是先天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要获得嵌入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就得投资来维护这种关系。因此，“社会资本的生产不能够不花费成本，它也需要投资——即使不投资金钱，至少也要投资时间和精力。”[5]只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对象有所不同，人力资本投资于个体自身，而社会资本投资于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具有增值性。物质资本的使用过程本身是损耗的，而人力资本的使用过程是增值的。[6]人力资本会随着劳动者不断的学习和应用知识而积聚和增多，但如果人力资本长时间处于闲置状态，人力资本便会逐渐退化而贬值。社会资本也一样，利用得越多，价值越大，不会由于使用而减少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具有再生性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使用和生产过程中增值。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如果不使用，社会资本就会迅速恶化。如果不经常锻炼自己的技能，个人也会迅速地丧失其人力资本。”[7]
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互动关系
首先，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二者之间能够互相促进。社会资本有助于产生人力资本，社会关系广泛和经济条件好的父母能够为孩子获得较好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等创造更多的机会。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促进双方人力资本的增长，互相学习、互通信息使双方人力资本在无形中增加存量。同时，社会资本还有整合人力资本的作用，社会资本以其独特的合作机制，对一定范围内的人际关系加以整合，通过提高有效利用率，激活、放大有限的人力资本，产生总体人力资本的整合效应。因此，人力资本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能否充分发挥潜能。反过来，人力资本也会促进社会资本的产生，受过良好教育与培训的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强，往往能够接触和融入资源丰富的社会圈子和团体中。因此，二者之间具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总之，只有人力资本而没有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效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同时人力资本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反之，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做依托，社会资本就会成为无根之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性。[8]其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功能具有互为补充的关系。博克斯曼和费拉普(BoxmanandFlap,1991)发现，当社会资本缺乏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当社会资本充裕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少。[9]此外，费拉普和博克斯曼(FlapandBoxman,1998)对荷兰经理人员的研究发现，对于高层经理，无论其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都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当社会资本处于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会减少。[2]96这个研究意味着人力资本在地位获得中对社会资本起着补充作用。国内学者徐晓军认为，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以人力资本积累的本科毕业为临界值，在本科以下，社会资本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而本科以上则刚好相反，本科水平本身则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作用并重的状态。[10]以上研究均表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
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的消极效应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消极的“马太效应”。依据社会分层理论，社会资源在社会各层级中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会互相加剧对方在社会各层级中的不平等分布。教育是获取人力资本的最主要途径，教育支出水平决定了人力资本质量形成的高低。而教育机会和教育支出水平的直接关系者是家庭，在众多的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文化程度、家长的职业以及家庭所处的地域环境等社会资本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获得。因此，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个体更容易获取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反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和利用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存在着互相对应的关系。这就使好者更好，差者更差，加剧两种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不平等分布。有时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以牺牲社会资本为代价的。爱丁堡大学的斯库勒(Schuller)教授在1997年的研究发现，一些个体总是沉浸在他们学习的课程之中，而没有一点把所学的东西与别人分享的意识，包括朋友、同事、家庭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人力资本因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而提高，但这种提高是以削弱人际沟通和人际关系为代价的。如果人力资本的积累确实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这种人力资本至多只有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而且这种人力资本也很可能会消逝。[11]社会资本同样对人力资本有着消极的效应。波斯特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限制了个人自由，社群或团体的参与必然产生服从的要求，组织和团体的规范对个体产生严格的控制水平，这样很可能抑制了个体人力资本的发挥，抑制了个体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使人力资本的激励功能受到影响。这样，组织规范就被用来消除秀异之人，并且可能强迫更有野心的组织成员离开，从而使组织或团体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总量都受到损失。
二、作为资本理论研究工具的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
1.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延伸和发展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是广义资本观发展的结果，人力资本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建立了词源上的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史上第一次将资本概念从钱物扩展到人本身，启发了人们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再在人本身的基础上往前进了一步，将资本概念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延伸，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假设，人力资本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理性的个体追求功利的最大化。根据这一假设，社会由众多独立的个人组成，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社会系统的活动便是这些个人行动的总和。但是这一假设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实有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并非独立地行动，目标也并非以独立的方式予以实现，个人追求的利益更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1]352因此，科尔曼和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等对人力资本等经济理论都有着非常直接的批判。科尔曼说，“经济理论存在一种失误，即使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也不例外，忽视个人的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1]353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嵌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科尔曼认为的理性行动就是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或为了获得一定的资源而通过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格兰诺维特全面驳斥了“人的不完全社会化”，他对主流经济理论提出了相同的批判，他认为经济交易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失误在于，忽视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影响。[12]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是独立的个体，是没有经过社会融合的人，社会中的人还有其它各种非理性、非经济、持久起作用但变化缓慢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追求。人力资本的个体依附性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的局限性，忽视了群体人力资本的研究，尤其无法解释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它关注的是处于各种社会结构中的人。因此，理性社会人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假设基础，它试图把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结合在一起，是资本理论假设的一种进步和发展。社会资本理论突破了人力资本理论单纯将人作为资本要素的研究，将人提升到资本运用的主体地位。社会资本理论对人的审视层次更高，更接近人本身具有的主体生存状态。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一度削弱和低沉的人本精神的复兴。理性选择范式虽然顺应了市场对社会全面渗透的现实，但是夸大了生活中冲突的一面，对人的理解片面化、实用化，追求定量分析和指标体系背离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人、完善人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忽视了社会心理的人际关系、群体间关系的作用。[13]另外，社会资本理论直接把社会心理这一无形资本因素引入了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分析中，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些研究领域中的不足和缺陷，使许多社会现象更加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在研究视角上，人力资本理论虽然也从世界各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涉及到宏观视野，但是总体上还是微观个体分析法，从个体人力资本的投入成本与产出效益分析人力资本。[14]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关注影响微观个体行为选择的社会关系。但社会资本理论更倾向于宏观分析法，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心理结构能够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是社会资本理论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突破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科学研究进步的一种明证。因此，无论从理论假设和理论内容上，还是从理论研究视角上看，与其说社会资本理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一种补充，不如说社会资本理论更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2.社会资本理论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
人力资本理论源起于经济研究领域，解释了经济增长中的“余数”和“列昂锡夫”之谜等问题，指出了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却无法解释具有相似人力资本的地区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差距问题，究其实质是因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深入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因素。同时人力资本理论也无法解释在不完善和信息不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社会现象，比如教育发展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等。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及其演变)的利润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无法解释不同的行动者或不同的社会阶级，为什么分配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的比率会如此地差异悬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系统地思考不同的利润的可能性的结构，这一结构是各种各样的市场提供给那些行动者或阶级的，这一结构的差异在于，财产的数量与构成情况的各不相同。”[15]193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只看到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却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投资来源的差异性特点，不同阶级(阶层)经济地位不同，因而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而且“教育资格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也依赖于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是继承得来的，它又可以用来支持人们获得那种收益”。[15]194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虽然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文主义的内涵，但却始终没有超出经济主义的范畴。因为人力资本理论从一开始就排斥了人的社会性的特性，而社会资本理论显然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运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在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经济学术语提出的。卢里(Loury)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他在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差异进行比较后指出，以社区性的社会(关系)资源体现的社会资本决定了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的收入和就业机会。[16]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利用社会因素来解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存在的贫富差异，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观念：影响经济绩效还存在一种新的资本性要素——社会资本。[17]社会资本是解释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国外多位学者采用跨国截面数据研究表明，那些社会资本存量较高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8]国内学者崔万田等指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资本的差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优质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劣质的社会资本则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19]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经济领域的探讨，而且也明确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社会资本又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作为生产要素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增长。自舒尔茨采用收益率法测算了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高达33%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被众多学者所证实。由此，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工具。随着世界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时代呼唤新的教育经济理论。比如国内学者蔡晓良和蔡晓陈采用信任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区的社会资本与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学杂费显著正相关，与1997—2004年文盲率显著负相关，与1997—2004年高中及大专以上人口比率显著正相关。[20]借鉴社会资本理论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沟通以及规范契约等的研究，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同样也会因为教育对人际关系、社团组织、网络应用以及契约规范的影响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它会遵循着“教育—社会资本—经济增长”，即教育促进社会资本的增长，社会资本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律，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21]因此，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一新的视角研究教育对社会资本投资、形成与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三、结语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属于资本的一种形式，都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二者既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而且二者之间既有积极方面的互动性，也有消极方面的互动效应。人力资本理论适应时代的需要破土而出，社会资本理论又是在对人力资本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关联性。一种理论的性质决定了该理论作为研究工具的有效性，人力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具有自身固有的基本特性，因此，无论单独运用哪一种理论来解释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现象，均显示出其固有的理论本身的局限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对一些社会现象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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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科尔曼 社会资本 特征 形式 过程
“社会资本”一词来源于经济学，是从中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详尽的阐述过其理论上的细节。社会资本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集体意识”和齐美尔的“互惠交换那里，不过真正作为社会资本理论,是从布迪厄的研究开始的，他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到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布朗指出的一样：“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达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的”[1]，科尔曼则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1988年他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了专门论述社会资本的论文。
一、定义解读
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科尔曼是从功能的角度给它下定义的：“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2]
深入理解科尔曼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即在复杂的行动系统中，人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可以为个人提供新的资源。原始性的社会资本是由家庭、村社提供的，它使个人在遇到困难或者需要帮助时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包括物质支持和感情支持。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信赖关系的无形资本或者公共物品，这种资本很难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科尔曼认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信任的存在个人自我利益最大化是相关的，两个个体之间建立的有偿还的义务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纽带。这种关系纽带也是一种资源，人们需要时可以利用它，从而解释了社会资本依据理形成的原因――创造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并且是有利可图的。这种利益或者说收益是存在于未来，就像我们将钱存入银行，以备将来可以用，同时也会产生利息一样。
尽管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以社会结构资源为特征的资本财产，但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要严格区分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源两个概念是困难的，在二者都指出个人可以利用社会关系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意义上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如果要试图对二者做出区分，暂且可以这样理解，社会资源是在社会网络中嵌入的、可摄取的资源，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比方说：一个人有亲属、朋友、同事等各种关系100人，这100人的权力、财富、声望等对他来说，就是他可摄取的社会资源。只有当他有具体的行动，利用这些被“动员了的”关系拥有权力、财富、声望等资源时，这些资源才会成为他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资本的特征
资本分为很多种类型，科尔曼指出，每个自然人一出生就拥有以下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所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物质性条件，如土地、货币等；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3]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其本身的特征。
第一，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由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一种个人通过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而获得的资源，在结构中对网络关系的投资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收益。在个人从事一些目的明确的活动时，他们不仅能从社会网络关系中获得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的特点，这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具有相趋性。科尔曼认为，只有那些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才能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社会资本一经创造，它就会有益于相关社会结构内的所有个体，行动者通过利用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实现他们个人的目标,而且可以实现集体行动目标。
第三，社会资本只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它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是相互信任关系，因而可以户型提供资源。其他的形式还有：共享的信息网络、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威关系以及合作行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是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4]
三、社会资本的形式
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五种，包括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社会规范、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这些形式都直接来源于他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体系，与行动系统的基本元素直接相关。
1、义务与期望。社会互动创造了义务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规范，这种义务能够被转换为社会资本，所谓的期望也就是义务将会得到回报。当某个人为他人做了某些事情，并相信此人日后会报答自己，且为此承担一定的义务时，他就拥有了一种社会资本。
2、信息网络。信息网络是基于“相信他人会提供作为行动之基础的准确信息”的观念发展起来的。个人可以用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来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便利，这就构成了信息网络的社会资本。当一个人自己不愿意花时间去看新闻、读报纸了解世界的形势时，可以通过跟朋友聊天的形式得到相关方面的信息。当然，这种信息网络必须存在于相当水平的信任基础上。
3、社会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社会规范可以通过有效的惩罚措施限制一些社会行动，同时为另外一些行动者提供便利。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中，特别强调个体利益的既定性特征，认为社会规范是在行动者的微观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并伴随着一定赏罚措施来影响人们行动的宏观社会建构。社会规范是微观层面的产物，是理性行动者的有意创造，并不是既定存在。社会规范形成以后，现实社会生活中行动者们会发现，规范中也同样蕴含着利益，如果行动者遵守规范，就会获益，否则就会受到伤害。于是，人们在对可能的商法进行权衡之下，情愿放弃对某些自我行动的控制以换取对他人某些行动的控制，通过规范的实施，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某些利益。
4、权威关系。即以人们控制权的转让为前提形成的社会资本。科尔曼区分了不同的行动，有一种行动是行动者控制着能使自己获利的资源，但是却对这种控制实行单方转让。科尔曼指出，行动者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有时会将自己的某些资源和行动的控制权转让给他人，从而形成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权威关系。处于社会管理的需要，权威的支配者往往会将一些资源转让给第三方人控制，由他们来使用这些权威，关系越来越复杂，权威关系也得以产生。
5、社会组织。由于社会资本具有所谓的“公共用品”的性质容易使人们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只想获取，不想付出，所以有时候就需要一些社会行动者特意投资和建构，如各类公益事业组织等。科尔曼认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家庭和邻里、社区等原始性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正是依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以及规范结构，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任和义务关系才得到支持与保障，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原始性社会组织的逐渐衰落，原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受到侵蚀，社会资本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针对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多种途径重新建立社会资本，有目的地创造一些社会组织，来填补原始社会资本的缺口。
四、社会资本的“过程”
之所以要用“过程”一词，是因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科尔曼认为，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存亡的因素有四个。一是关系网络的封闭性，这是一种对相互信任进行维持的保证。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网络中，行动者不会只局限于在一个领域中互动，这就有助于为社会资本的产生创造条件。二是环境的稳定，社会组织或者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源消失殆尽，这种稳定不仅是社会组织意义上的，还是人员意义上的，个人的流动也会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三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5]科尔曼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四是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者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使其无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也越多。
总之，为了维持社会资本创造更多的资本，需要保持期望和义务的长期关系，进行定期交流，维持规范的存在，正如科尔曼自己所说的一样，社会关系必须尽力维持。
五、结论与讨论
尽管科尔曼本人和后来的学者都对于社会资本作了经验层面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对社会资本的系统阐述，以及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科尔曼在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不仅使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的集体行为也有很强的说服力，为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
很多学者对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提出质疑，认为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本身下定义是错误的，从而造成了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用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是混淆了前项和后项。[6]但是，正因为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结构理论，而是在社会结构的大系统中，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所以笔者认为，科尔曼从功能意义上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正是想引导我们重新认识社会结构，了解社会结构中所产生的因素对我们行为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承载主体的论述是不明确的，实际上，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小到个人，大到家庭、组织甚至是国家或者全球组织，而且科尔曼的理论中强调的是行动者，行动者作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无可争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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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3篇
Abstract:Impoverished is with develops the closely associated one kind of social phenomenon, is puzzling the human society throughout. Social capital's lacking with has close contacting impoverished, the social capital lacks has, the aggravating to b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the reproduction and the solidification are impoverished. Therefore, from social capital's angle of view's counter-impoverished work, should from cultivate outside the family the social capital, to eliminate the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poverty the society supports aspects and so on network to begin.
关键词：社会资本 贫困 反贫困
key word: Social capital impoverished counter-impoverished
作者简介：周治勇（1975―），男，贵州毕节人，贵州省毕节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与反贫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无时无刻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解决贫困问题，实现社会大众的和谐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进步，是当代乃至未来人类面临的挑战和重要任务。如何消除贫困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的首要目标和现实追求，他们解决与消除贫困问题的实践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与反馈，这种回应和反馈又指导和影响了反贫困的实践。学术界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与路径为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提供了可参考与借鉴的范式。
在已有研究中，对贫困形成原因的探析经历了从物质资本范式到人力资本范式，再到社会资本范式的渐进认识过程。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贫困者的物质缺乏状态。从物质资本范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被视为消除贫困的不二法门。但实践证明，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但其反贫与减贫效果却收效甚微。贫困群体未消减，反而呈现扩大化的态势，并出现一些新的贫困形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困者获取收入机会的匮乏，造成贫困群体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致使贫困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出现扩大化趋势。这一扩散效应的具体化就是每一位贫困者、贫困家庭、贫困社区的就业机会匮乏、就业质量低下，难以维系个人、家庭、社区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出现集体返贫现象。
随着对反贫困及其成因研究的深入，对贫困群体自身的状况关注成为研究重点。而这一时期盛行的人力资本概念启发了研究者，使他们的研究转向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贫困问题。通过对贫困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大多数贫困者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弃儿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缺少，即便某些人能就业，但收入的低廉也难以维持其生活。于是，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与教育成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随着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和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取过程中的作用印证了社会资本与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由个体与所属群体、组织、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和个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二者组成。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必然会对其内部的个人行为施加影响和产生效用。已有的研究证明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青年人创业、就业中发挥了作用。 特别是民间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国家社会资本在消除与减轻贫困状态程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在减轻、消解贫困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反贫困研究中导入社会资本范式必然会对消除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社会资本缺乏与贫困的关系
既然社会资本与贫困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探讨社会资本的缺乏与贫困之间的关联度，必然会对分析贫困工作有所启示。
（一）社会资本缺乏产生贫困
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最重要社会结构资源，其作用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实现某些既定目标并获得更多资源。而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多寡，取决于其自身的社会关系的广度与密度。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网络即社会资本，个人的社会网络越大越广，镶嵌在其身上的社会资本质与量就越大，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汲取与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当处于强势地位的人或群体大量占有和使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的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可使用的社会关系资源就大大减少，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因关系的缺乏而陷入关系贫困，关系贫困剥夺了贫困者占有资源的权利，而资源的缺失必然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正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或群体自身社会资本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使其必然走向贫困。
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者创收能力和机会的缺失。当一个社会成员或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和质量都极低的时候，那么其在市场上的位置就极为尴尬。一个社会成员没有社会资本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给他支持或支持有限，那就容易陷入失业境地或极少的收入状态。可以说，社会资本的缺乏是一个社会成员或一个家庭贫困的重要根源。
（二）社会资本缺乏加剧贫困
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非均衡性是由社会群体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的优劣、高低、等次，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时空位置差异导致的。这又必然导致社会群体的社会行动能力出现差距。社会结构系统中的某些社会成员或群体因其拥有的先赋地位或自致地位，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占有相对较多的资源。他们因而容易借助社会资源获得特定利益与达成行动目标。而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或群体，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量少或缺失社会资源，限制了社会行动能力，无法借助社会资源获得利益与实现行动目标，致使其现有境况更加恶化。而社会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失去了改变贫穷状态的能力。正是获取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缺乏。让原本就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雪上加霜，出现更加贫困的“马太效应”局面。
（三）社会资本缺乏能再生产和固化贫困
贫困具有再生产和固化的倾向。社会资本缺乏对于贫困的再生产最典型的是贫困文化的形成。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家庭在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机制中的作用。长时期处于贫困的生活状况与生存状态经过无数代人口传身授的强化，成为贫困地区人们的一种心理暗示与心理状态；这种贫困文化通过限定人们的所思所虑塑造人的行为，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个体，极易受这种贫困文化的影响，最终导致贫困的代际遗传和再生产，并固化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三、社会资本与反贫困策略
社会资本的匮乏是贫困者丧失发展能力和发展机会的原因，波茨认为各种背景下的社会资本通常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主要关注使社会处于良好运转中的社会规则的执行；（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关注家庭对子女的支持以及家庭内部的相互支持；（3）作为通过家庭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较多地用来解释就业、职业阶梯上的流动以及企业家的成功。[1]这一理论论断为社会资本与反贫困工作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资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使社会行动得以实现的资源，贫困群体和贫困社区正是因为处于社会结构系统的底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末端，从而导致在实施改变自身状态行动上的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因此，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保障作用来提升贫困者的社会地位，延伸其社会关系网络，构建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以及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反贫困能力，最终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发展。
（一）培育家庭外的社会资本
在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下，我们发现陷入贫困境地的个体或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层面外的诸多社会资本的普遍匮乏。比如物质、教育、发展机会、权利等。而这种社会资源的缺失必然限制贫困者及家庭施行计划与行动的能力。因此，国家及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上来。根据贫困者及家庭社会资本匮乏的现实，有针对性的给予贫困家庭相关帮助和社会资源的提供。其次，贫困个体和家庭也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加强与社区、个人、政府和各种民间组织的联系。实现了彼此的认同与理解、合作与发展。
国家、地方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当地社区对贫困者及家庭外社会资本的培育与扶持，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真正关注。修复了贫困者原已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重新配置了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缓解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二）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排斥会作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力量压迫某些个体或群体制造出贫困；也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人群做出自然或人为的类别区分。排斥是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贫困群体由于被排除在许多的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从而被剥夺和丧失了摆脱贫困、进行自我发展的机会，这种社会人为设置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缺乏越加严重。因此，消除有关社会排斥的机制对于贫困群体社会资本的累积乃至摆脱贫困十分必要。
首先，政府方面在制定有关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实际。社会政策既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也可以再造贫困(比如政策本身就是排斥之策、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等)。 [2]因此，政府应该提高消除具有社会排斥作用的社会政策的工作效率，比如加大废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建立社会补偿机制等。
其次，应警惕和减少社会富人集团以及既得利益群体对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提升其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减少社会生活的底线失守的情况发生[3]。强势群体应积极主动的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三）建构贫困者的社会支持网络
贫困群体的个人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缺失，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困难或者贫苦的生活状态时，不可能获得社会结构系统以及社区的有效帮助与扶持，进而陷入绝望无助的境地，加速了他们掉出社会安全网外的概率与可能性。所以必须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为贫困者建构一个多方参与、协作配合的社会支持网络，从而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求。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一方面可以满足贫困者及其家庭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全体成员来说，频繁而积极的成员互动可以增强社会结构系统的稳定性与成员间的凝聚力，有利于社会系统内部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维系社会组织自身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并且，社会支持网络作为社会安全网络的一种形式，对个体的社会行动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四、结语
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贫困群体的规模有所增大，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贫困状况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怎样有效地治理贫困、消除贫困，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资本的分析贫困产生机制和制定反贫困政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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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在孵企业社会资本 创业绩效 生存绩效 成长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084-03
f众创新的概念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创业创新的鼓励力度，推出一系列辅助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孵化器和高新创业园区如雨后春笋，数量不断增加。孵化器培育了大量综合型、技术型创业企业，创业的不确定性从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对企业而言，创新创业也是提升生产效率和刺激业绩增长的重要手段。创业绩效成为企业在创业过程中的结果衡量标准。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分析框架研究了企业创业绩效的前置影响因素，其中包括资源、行为、文化、能力等诸多方面。而由于社会资本可以为企业带来创业过程中亟需的各类资源，因而在企业创业绩效方面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备受关注。
一、研究对象界定
（一）社会资本
最初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皮埃尔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是体制化关系网络。Nahapiet和Ghoshal将企业层面的社会资本界定为以企业为原点的外部关系网络中，企业可以直接或间接获取的各类资源总和。根据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的一般分类，基于概念，可以把社会资本按维度划分为结构维、关系维以及认知维度三方面。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将企业存在的社会网络以及企业外部联系的网络视为整体，描述在个体层面或组织层面之间的非个体的联结架构。企业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主要是企业关系中的包含的各类无形资产，重点描述企业在长期重复博弈中因连续交往而形成的个体间联系及企业间联系。通过有效的个体或组织联系，创业者或企业因此占据社交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建立更高的市场声誉和网络威望与权力。因此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主要探讨企业间信任程度、网络规范是否存在、价值取向和结果期望一致性等。按此标准划分的社会资本第三维度被称作认知维度，主要描述在认知层面组织内、个体间或组织间在共享过程中，对目标的共同理解程度。在企业内部，愿景往往指导各职能部门与个人对未来的努力方向，因此组织内部周知的愿景以及一直的价值取向可以导致企业内认知趋同，该过程又反作用于个体及部门，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强化个体及组织行为。因此，目标一致性以及文化背景趋同成为认知社会资本的基础。
社会资本的分类方式较多。从系统角度出发，可以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微、中与宏观三个层次。宏观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基本存在的广泛信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主要是外部文化、政治对网络性质、网络结构和网络动态性的宏观影响。中观社会资本指的是关系网络及组织网络内一致认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行为规范。而微观社会资本是指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在重复博弈中的预期，表现为彼此信任与互惠，共同价值取向与主张等。按企业边界划分，社会资本又可以分为企业内部以及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两部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主要基于内部信任的关系网络，组织内部各部门沟通顺畅，有效协调，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加强组织凝聚力；后者是企业外部存在、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类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类社会资本包括基层员工间、基层员工与中高层管理者之间以及中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内部社会资本可以实现内部的交易成本降低、员工投机行为的减少等。因此社会资本表现为规范、网络和信任。组织亲和与组织信任可以促进知识信息共享，增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增强企业柔性，并可以大幅提高组织或企业绩效。
（二）创业绩效
创业绩效是从组织绩效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主要从管理、运营、市场和营销等多个角度进行衡量，创业绩效是绩效理论中，尤其是组织绩效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分支。创业绩效主要指企业在创业活动中表现出在组织层面的绩效产出结果，包含多个测量指标。对于科技型在孵企业而言，创业绩效的探讨尤为重要。创业绩效的第一表现应该是企业达到可持续经营的逻辑前提，即保证企业可以存活，然后通过外部环境中的机会识别、资源整合与利用，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积累竞争优势，以提高在孵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于在孵企业而言，都是初创型企业，其企业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学习能力的影响。如果企业环境较为宽松，且变化性较大，则以稳定方式对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绩效。当然，初创企业的企业绩效主要会受到各方面能力的影响，比如企业学习能力等，这些都能够影响企业绩效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企业绩效也会受到团队稳定性以及团队或组织职能划分的影响。很多研究从三个层面对创业绩效进行概述。第一个层面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该层面中主要将创业者以及创业团队纳入框架。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在异质性方面上对创业绩效进行衡量。在这个思路影响下，环境、战略和资源都被纳入研究框架范围，而且环境占据着更高权重。第三层次是从时间层面上对创业绩效进行衡量，主要体现的是创业绩效在时间变迁过程中的变化程度。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有长期的发展能力以及企业对风险抵抗的能力等。国外学者在衡量企业创业绩效时指出，研究应注重生存和成长两个不同侧面。生存绩效主要是从财务指标进行衡量，包括市场占有率、企业销售额、企业投资回报率等。这三类指标是初创型企业创业绩效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一般情况而言，财务绩效是绩效测量的最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因为数据具有公开性，相对易于获取，因此财务绩效成为上市企业最偏好的绩效测度指标。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在发展中都会受到资源的限制，企业的成长会受到如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等各类资源的限制，因此企业在可存续发展中应当通过资源共享及稀缺资源补充克服资源束缚与限制，进而达到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目的，形成竞争优势。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企业绩效测量体系的设计，多数学者都赞同从财务和非财务两方面进行测量，除了包括企业的营运能力、创新能力，也包括了企业成长能力等。因此，成长绩效是初创型企业的重要绩效维度，也代表着初创企业的成长能力高低。
学界对企业创业绩效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较多创业者的认同，其前置影响因素的识别也为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参考和证据。但是，关于企业创业绩效的测量，对于创业绩效分维度绩效指标的选取，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尤其针对企业生存绩效的测度方法，争议最大，目前主流思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企业是否破产的时间节点，采取两分变量的测量方法；第二类是根据企业年限进行简单判断；第三类思路需要结合企业年限和该企业在未来八年的存续可能性两个方面综合衡量企业生存绩效。而企业成长绩效的测度较为简单，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根据一些关键财务指标，如销售收入、净利润增长等；第二类是企业长短期获利能力的增长，比如市场份额扩张增速、员工数量的增长等。本文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衡量从生存绩效和成长绩效两个维度衡量。
（三）变量间关系
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资本在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开始将企业社会资本作为企业创业过程中企业利用环境资源来克服限制和解决瓶颈的主要工具。学界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证实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与企业经济效益提升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企业利用社会关系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绩效，企业通过同类企业间的社会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升创业绩效，以及初创型企业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创业绩效之间的关联。
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是通过网络规则建立起来的规范，与此同时，由社会资本联结在一起形成网络的各节点，根据网络位置确立关系角色。孵化器与在孵企业之间、外部创新主体与在孵企业之间，以及在孵企业间都存在信息与资源的分享过程，在重复博弈中，组织惯例以及组织制度形成，网络联结以及网络资源配置制度形成。异质性信息及资源使各主体间交互联系增强，同时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识别并捕捉商业机会。在此过程中沟通的频率增加、沟通内容的深度增加，在孵企业与其他主体间的互动程度活跃，彼此间建立有效信任，并达成奖惩机制默契，进而再次促动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与交互。而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主要是基于共享与一致性的表现结果。认知程度高低来自于信息的通畅程度、沟通双方或多方的理解以及沟通各方所处环境的预设目标和背景文化等，认知意愿则来自于成员可以从中获取的资源质量。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重点讨论的话题是信任。该维度重视各种类型的关系，包括个体间、个体与组织间以及组织间的网状关系。涵盖了各种关系的内容、各方联系的强度、信任的程度，各方交互沟通的频率与深度等等。在孵企业和网络中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有助于信息交换、资源共享、知识转移等对产品创新、技术提高、绩效表现具有积极帮助作用的因素。
二、在孵企业社会资本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在孵企业生存在企业孵化网络环境中，往往属于初创期企业，在孵年限处于48月以内，因此在孵企业在生存成长中往往受到各类资源的限制。而学界认为创业者如果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则越容易在外界为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而能够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从而推动企业创业绩效的提高。因为创业者或企业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强度越大，则更容易发现识别更多、更有效的创业机会，并且通过在关系网络中获得更加丰富的异质性资源，也更容易同社会关系网络中、甚至网络外的其他个体间建立有效的信任关系，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好的成长性。因此，企业拥有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获取价值稀缺的资源，对于科技型在孵企业而言，这类资源往往可以促进企业学习，知识转移与资源补充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而表现为新品开发速度加快、企业创业绩效积极等有利侧面。
（一）结构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结构类型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社会性的大型网络，具备整体性特征，包括个体间、个体与组织以及组织间各类关系结构，囊括了对于网络联系强弱、网络结构特征以及网络资源配给等不同方面的解释，具体表现为网络组织成员间联系以及价值资源流动与配给等。网络作为有效工具，降低了在孵企业在初创发展过程中交易成本敏感的问题，以较低成本获取各类稀缺资源，为企业建立合法性，通过竞争优势积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孵企业往往是组织规模较小，对成本较为敏感的小微企业。财务敏感是小微企业的共同特征。降低交易费用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保证企业存续下去的逻辑前提，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投入关系联结的建立，以获取更有利的资源，建立成本更低的资源获取渠道。广泛的联系也可以为企业赢得网络位置、网络声誉，得到网络认可。长期的成本优势以及知识技术积累，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良好的发展能力又会反向作用于企I与其他节点的联系。有效运用网络资源改变网络位置，提升获取资源的层级，进而达到刺激创业绩效的最后目的。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结构型社会资本对生存绩效有正向影响关系。
良好的互动关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社会交往可以保持关系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而长期合作基于重复性博弈，促进了企业间交流，有利于优势资源共享以及稀缺资源获取与利用。网络知识的迁移，正向增强了企业间沟通的意愿，拓宽了沟通渠道。良好的互动导致知识和资源在企业间有效流转，产生技术创新，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各企业高速成长。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结构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关系类型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人们由于社会联系或友谊等形成的特别联系，主要包括信任、规范和期望等。孵化器以及外部创新主体对在孵企业的扶持帮助较大，可以为在孵企业提供潜在的市场、需求的知识以及欠缺的资源。良好关系与重复博弈导致了网络主体间较高程度的信任，信任也推动了资金流、技术流、资源的流动，各类资源的聚集触发协同效应，实现了经济价值增值的效果。同时也形成更具体的行为规范与惯例制度。成员间的良好关系引发了成员合作深度加大，协同能力增强，凝聚力增强，目标一致性增强，进而导致企业可存续能力增强，应对风险能力增强。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有积极的促动作用。
信任建立后，重复博弈使成员间更意愿遵守行为规范，执行组织惯例与制度，不同组织规模间互动的前提是资源互补，尤其是知识和技术为典型代表。因此，合作双方或多方在协同过程中深化信任，创新资源开始有效流动，促动了企业的成长成熟，增强了在孵企业在初创过程中面临市场和技术的广泛不确定性。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关系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三）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在孵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
认知类型的社会资本较为抽象，更常见表达为网络组织中的认知范式。所谓认知可以理解为对同一事物的理解程度。包括了对于目标的理解，对于自身的定位，对于反应的选择等诸多方面。具体可以表现为共享概念，比如对于目标一致性的理解与执行，其中涵盖着语言一致性的要求、背景差异化的消除、愿景一致性的期望等等。也就是说，从宏观的外部环境，到微观中企业的具体执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认知的左右与影响。就在孵企业的运营而言，愿景是与企业联结的各主体对于企业未来目标与发展方向的认同与期待，这是在重复合作过程中的基础与保障；其次是文化，这是在不同企业合作中最常见普通的问题，即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最后是沟通过程中的媒介选择――语言，这是彼此双方理解的核心要素。因此，认知类型的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在孵企业迅速在合作企业中建立合法性，赢得环境与合作主体对自身的认可，进而占据更高的位置，获取更优质的资源。同一性的认知水平，使不同合作企业针对在孵企业的发展目标清晰化，将不同主体的分工合作内容明细，有利于在网络组织层面对资源进行综合性整合与利用，避免重复与浪费的同时，提升了在孵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多主体合作将松散的组织间关系扭转为紧密联系，情感交流与维系在中国情境下可以有效增强成员的合作动力与凝聚力，有助于企业在不确定与变动性环境的生存。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有积极影响。
在孵企业成长的具体表现，可以简单体现在销售增长、份额增加、规模扩大等方面。目标一致性、价值取向趋同催生了在孵企业的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其他创新主体与在孵企业在互动过程中，受认知类型社会资本的反作用影响，增加合作，促进了资源流动与隐形知识转移。不仅如此，共同性认知使合作各方合作意愿提升，弥补了不同主体间目标间差异和价值认知不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认知趋同的背景下，在孵企业的创新效率提高，新产品开发速度加快，人手需求量增多，组织规模发展迅速。因此，本文认为在孵企业认知类型社会资本对其成长绩效有正向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认为可以从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均可以提升在孵企业知识获取及其创业绩效。社会资本有助于科技型型在孵企业接触更多的供应商和投资资本，可以在市场上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潜在客户，可以吸收更多更有价值的技术知识及信息，进而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孵企业，尤其是在孵企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要大力发展社会资本，通过个人连接的社会资本、企业连接的社会资本不断扩大企业社会网络连接的规模，不断建立以人、团队、企业为联系的广泛的社会网络。这就要求在孵企业创业者及创业团队在创业阶段亟需通过各种个人联系、业务交往和社会交往与联系来获取企业运营中所需的各种稀缺资源和需求信息。
提升在孵企业社会资本的方式主要可以考虑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络，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主动参与孵化器建设，主动接触孵化器连接的外部各类资源，积极参加孵化器与政府举办的各类会议；加强与孵化器内其他在孵企业的沟通，促进知识与技术交流，形成新的合作领域与关系；与科研院所有效连接，加强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加快新产品开发及上市速度等。总之，在孵企业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弥补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缺口，因此，在孵企业构建有利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对其生存绩效和可存续成长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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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 经济转型 城市贫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贫困现象成为中国一项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做了大量的城市扶贫工作，然而城市扶贫效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对于为什么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中国城市贫困现象高居不下是否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有关等问题，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且对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手段和途径进行反思，力图重建中国经济转型期城市反贫困思路。
一、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特征、理论基础和缺陷分析
1、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
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严峻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扶贫主体上，以政府为扶贫主体。政府是扶贫资源的控制者，它主宰着扶贫计划制定、实施、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特征。（2）扶贫内容上，以物质资源救助为政策核心。“送温暖工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一不是以物质资源救助为主的特征。（3）政策类型方面，目前的扶贫政策基本上属于消极性扶贫。
2、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
目前中国政府扶贫政策这些特征与其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有关。（1）市场失灵论。市场失灵论认为贫困现象是市场竞争的副产品；贫困现象具有比较大的外部性，这种通过非价格因素将负面影响强加给社会的外部性现象，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公共物品的问题，具有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2）狭义资源论。狭义资源论所指的资本有具体的物质形式如土地、劳动力、资源等。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人力资本的提出实现了“资本”向广义的扩展，使资本成为了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后来“新经济社会学”提出了“社会资本”，因此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综上所述，市场失灵论明确了政府在中国城市扶贫中的地位和责任。狭义资源论明确了中国城市扶贫的核心内容。据此，贫困是指在物质资料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因而扶贫主要是解决人们的物质资源的匮乏。
3、当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缺陷
从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特征和理论基础来看，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1）扶贫渠道的单一化。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二维框架中里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限制了其他扶贫渠道功能的发挥。（2）夸大政府的能力，忽视了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在城市扶贫问题上，政府失灵表现在财力约束、能力约束和激励约束三个方面。所谓财力约束是指国家财政有限；能力约束是指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现象和政府信息失灵，使得有限的扶贫资金不到位，即所谓的“瞄准”失灵；激励约束是指扶贫带来“等、靠、要”的心理。（3）扶贫目标的有限性。作为目前中国城市政策的核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无疑对于城市反贫困有着积极意义。但是，最低生活保障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并不等于反贫困，反贫困扶贫必须实现生存和发展两个目标。目前中国城市扶贫思路的理论基础的和实践的双重缺陷要求我们必须引进新的理论来调整中国城市扶贫新思路。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城市扶贫政策新思维的转换
“社会资本”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理论概念。总体来说，学术界比较认同普特南的定义，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它为结构内的行动者提供便利的资源，包括规范、信任和网络形式。社会资本概念一经提出，引起社会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关注。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无形资源（资本）的重要性，阐明了社会资本这种非货币形式资本也和货币形式资本一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狭义资源（资本）论的缺陷，使人们更加注重在广义资本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框架中思考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扶贫主体间各种资本之间和治理机制之间相互协同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市场、社区三大资源配置主体的之间协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社会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协同，从而超越了传统的“市场万能论”和“政府万能论”的缺陷。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们反城市贫困思路的启示在于：第一，建立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手段和目标。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微和人力发展不足，它还包括人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包括缺少发言权、权利和被社会排除在外。”也就是说，造成贫困的真正原因是能力剥夺以及机会的缺乏。实现有效的城市反贫困，应该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之间的协同，既要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更要促进城市贫困者的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中锻炼和恢复自己的竞争能力，把握获取收入的机会，融入主流社会防止走向边缘化。第二，建立综合性城市反贫困机制，形成国家、市场和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互动框架。第三，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的独特优势。世界银行在中国许多成功的扶贫项目检验表明，一个成功的扶贫行动所使用的资金很少，关键是促进当地人广泛地参与发展实践，形成社会资本。鉴于中国政府财力的薄弱和贫困人口规模的巨大，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法建立高效的社会保障机制，而政府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弥补政府能力和财力不足。
三、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
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限制了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中作用。因此要发挥社会资本在城市扶贫的作用，必须分析当前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的社会资本困境与解决方法。本文借用武考克的理论来分析问题。武考克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种理论综合与政策构架》一文指出，“镶嵌”和“自主”构成了社会资本的维度。根据镶嵌（整合）和自主（链结）的高、低不同发展水平的相互组合，武考克分析了四种社会资本形态：低整合―低链结、高整合―低链结、低整合―高链结和高整合―高链结。
1、微观社会资本困境
基于武考克理论，可以发现中国城市贫困者面临三个方面的微观社会资本困境：（1）低整合―低链结。这是指既没有整合也没有链结的现象。在贫困问题上表现为既缺乏家庭信任，又缺乏普遍信任，其成员隔离于所有形式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网络。城市赤贫者是这种现象的体现，他们无家可归，生活困境，他们没有任何家庭和社群资源可以依靠，只能流浪街道。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贫困的危机要甚于农村。后者存在的更牢固的和更持久的社会网络防止这种现象的恶化。（2）高整合―低链结。这种现象是指普遍信任只是扩展到家庭成员和血亲人群，社会出现整合但缺乏链结，不存在普遍共享的社会道德和规则。其本质是愚昧的家庭依附和种族忠诚，其成员在经济进步、社会迁移中受阻，应对外来压力只能是和平对抗。就贫困而言，城市贫困者非道德的家庭主义表现为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被“锁定”在特定一个社群内（家庭、贫困者群体），只能倾向于跟自己有血缘关系亲近和相同身份的人来往，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获得信息与知识的有效沟通和交流，改变自身的贫困处境。（3）低整合―高链结。这是指有链结却没有整合的状态，它出现在成员个体发现了大范围行动的自由和机会，但缺乏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稳定的社群基础。武考克认为，高整合―高链结是理想的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状态。贫困社群要获得良好的发展结果，就要把整合和链结协调在一起。
2、宏观社会资本困境
武考克认为，宏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状况关注国家组织能力和义务与公民社会的结合及其对公民社会的反应。基于武考克理论，我们认为城市贫困者可能面临者这样几种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困境：（1）低整合―低链结。表现为既无组织整合，又无国家与社会的协作，社会面临恶梦般的无政府混乱状态。（2）高整合-低链结。政府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腐败、侵犯基本人权掠夺社会财产，政府是无赖的政府。（3）低整合―高链结。表现为政府基本自律，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关心不足和公民的要求反应缓慢。这样的政府是弱小的政府。黑帮和其他组织为私人提供公共制度无法提供的保护，武考克认为，高整合―高链结是理想的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政府是合作、负责、灵活的政府，国家是一个发展型的国家。
3、解决方法
根据武考克观点，我们认为有关缓解贫困的政策主要不是解决基本的培训和基本的投入而是要解决社会资本的困境。（1）宏观层面，政府应该矫正制度，提高制度质量，为扶贫工作提供良好的宏观社会资本。制度质量的主要标志是公平、效率。制度公平要求消除由区分性别、民族、种族、地区和社会地位而造成的社会障碍，扩大城市贫困者的经济机会和政治机会，防止由此导致的制度性贫困。制度质量有效要求防止制度失控（无能政府、弱小政府）和制度过剩（无赖政府）现象，提高政府的扶贫责任、能力以及城市贫困者的经济能力和政治能力。（2）微观层面，实现城市贫困者的组织化。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城市家庭规模缩小，家庭关系日益简化，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作用减退；城市邻里关系日益淡化，不利于贫困者获取支持；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使得贫困者的社会资本急剧下降；城市贫困者由于身处边缘地位，社会交往受阻，出现自我疏离倾向，不利于他们积累社会资本；主流社会对城市贫困者缺乏全方位的关注，这不利于形成贫困者与社会有关机构和人员的密切关系，从而不利于培育贫困者的社会资本，整个城市社会诚信水平的下降，使得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城市人口的社会资本普遍衰减。因此，城市贫困者必须通过建立内部高度整合、外部高度链接的组织接近社会资源，改变城市贫困者的物质、精神、政治与主流社会的隔阂，寻求内部和外部双向的脱贫致富网络。（3）宏微观结合方面，突出解决政府与贫困者组织关系、贫困者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问题。在传统的扶贫体制中，政府设计、组织扶贫项目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是政府与贫困者组织权责的非对称性。为此应该建立政府与贫困者组织的伙伴关系，其目的在于形成一种信任机制、纠错机制和贫困者自我发展机制来解决扶贫目标的针对性、实效性。同时，由于贫困者组织是一个弱势组织，难以和其他组织进行有效的资源信息共享，政府应该帮助促成贫困者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来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