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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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言论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第二度创造是音乐表演者在进行成功的音乐表演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艺术表演者，我们应如何着手培养？本文从心理学，文化修养，艺术想象力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0引言

音乐是一种表演艺术，它必须通过表演这一中间环节才能把音乐作品传达给欣赏者，从而最终实现审美价值，

而实施这一环节的又必须由人来完成。因此，如何对音乐作品进行很好的诠释和通过自己的技术传达给欣赏者，将是音乐表演者永恒思考的问题和永恒奋斗的目标。

1第二度创造是音乐表演的本质

第二度创造是音乐表演的本质，而第二度创造的本质意义就不仅限于对第一度创造的传达与再现，它还必须体现出表演者的创造。在现代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音乐演奏机器人已经出现，而人们却依旧喜爱活生生的人来进行音乐表演，这是因为有个性的人在演奏时会溶入了自己对艺术的感受和对艺术的独特见解，让欣赏者在思想上、感情上与之产生共鸣，这种过程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是任何机器无法替代的。那么这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就是演奏者的第二度创造。

1.1读谱。理解作品属“内化”过程中的再造性想象。因为作曲家把生动的乐思以乐谱的形式记录下来，但呈现在演奏者面前是已经抽掉了灵魂的作品，所剩的只是一些毫无生命力的乐谱符号而已。无论哪一位作曲家的乐谱有多么详尽，都没办法记录出音乐运动的内在韵律，并且乐谱与他们的生活乐思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而要得到弥补，使乐谱中潜在的生动乐思得以发掘，使得它们重获“新生”，必须依靠音乐表演者的再造性想象。要读懂音乐语言，需要专门训练，特别是需要作品分析能力的训练。因为演奏者并没有作者的直接体验，只能在自己的经验中寻找类似的体验。

1.2演奏技术的处理。这是思维与实践的结合，更需创造性。例如当代指挥大师卡拉扬执棒演绎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就是一个范例，我国声乐表演艺术家郭淑珍教授演唱的《黄河怨》同样堪称范例。她运用声音控制的技术，对作品内涵的诠释更是深刻独到。当代德国指挥家瓦尔特总结说：“演奏家的艺术处理和见解越高，他就能更大程度地传达该作品”，“只有伟大的个性才能明白揭示伟大的创造”。

1.3演出。更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深刻感悟，通过技术技巧全面地传达给欣赏者，并与欣赏者一起共同分享音乐艺术带来的快乐。

总之，音乐表演的第二度创造，是赋予音乐作品的生命的创造行为，它不仅要忠实于原作，而且还要对原作予以补充、丰富、甚至超越作曲家的思想，使之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2第二创造性又该如何培养呢?

第二创造性又该如何培养呢？教师应通过各种活动或采取有效途径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

2.1运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启发学生独立创造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可启发学生去发现一些新现象，鼓励学生采用一些新的思路或方案。但不是只让学生自己去寻找、发现而不给予指导，而是在自主动脑动手，自主发现创造的同时，教师必须给予示范，并且要将正误告诉学生，指出思路在哪些地方出了差错，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悟”字。这与禅宗的教育方式有类似之处，别人告诉你的并非你真知，只有自己去悟才能获得真知。例如《六祖坛经》中“炉中灵火”这一案例说的是，老师百丈让学生沩山拨一拨炉子，看看有没有火，沩山拨过后，没有发现任何火星，就说“炉内已无火”。百丈拨开盖在上层的灰，火星立刻呈现出来。沩山顿时开悟，在看似不存在问题的地方，其实是存在着问题的，也就是说，教师不须在教学过程中从头讲到尾，把所有答案灌输给学生，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寻找“原型”。2.2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因为在第二度创造过程中发散思维起主导作用，它具有灵活性、独特性和流畅性。

2.3拓展学生的想象力，引导学生观察社会与自然，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创新活动，并给予正确的评价。

2.4创新能力的自我开发，破除思维障碍，树立积极的核心信念和优秀的自我表象。那么，这时的自我应该努力做到什么呢？①努力克服思维定式，敢于大胆地对似乎成定式的生活现象或学术权威提出质疑，提倡立体思维，多方位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学会暂时抛开本本，建立起自己的处事原则。②重视自我表象，并扩展自我表象，这样也就扩展了成功的范围。③通过“学、练、演、恒”等途径磨炼自身的意志。④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在创新过程中不仅要注意与传统审美价值观相衔接，而且要注入新时代的特征。

3从心理学角度对第二度创造能力的探讨

读者言论范文第2篇

上帝和道都是最高的存在、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赖以存在的最终根据。上帝或

道都是无差别、无规定性的一。区别在於，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上帝，是一个

神化了的哲学原则或实体，而中国老庄哲学的道，却是自然之道。与此相应，基

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宣称上帝或道，是惑官感觉以及建主在它

上面的知识体系所不能把握的，是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所不能表述的。基督教

冲秘主义主张否定神学，而中国老庄哲学的主张，则可以称作是否定形而上学。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主张从外在的现象世界返回自我，借助於上帝的启示和恩

赐，在心灵的迷狂状态中静观上帝，与上帝结合为一，即神人合一。中国老庄哲

学则主张怠物、怠我，在无恩无虑的精神状态中悟道。神人合一的主体是人性中

的神性，其结果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天人合一的主体则始终是人，其结

果是人的自然化，是人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和睦相处。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在

西方中世纪被视为异端，而中国老庄哲学则是显学，并与儒家哲学相互融化，共

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在西方，“神秘主义”（mysticism）一词出自希腊语动词myein，即“闭上”，尤其是“闭上眼睛”。之所以要闭上眼睛，乃是出自对通过感官从现象世界获得真理、智慧感到失望。不过，神秘主义并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仅仅主张闭上肉体的眼睛，同时却主张睁开心灵的眼睛，使心灵的眼睛不受现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干扰，从而返回自我，在心灵的静观中达到真理、智慧。因此，辞书中对神秘主义的解释一般是“通过从外部世界返回到内心，在静观、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状态中与神或者某种最高原则结合，或者消融在它之中”。作为一种宗教观念和哲学观念，神秘主义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大宗教和哲学传统中。就西方而言，神秘主义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流行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俄耳甫斯教就曾对古希腊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但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体系，神秘主义最初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犹太哲学家斐洛的哲学中。公元3世纪，普罗提诺所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把神秘主义进一步系统化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由于普罗提诺所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旋即成为基督教哲学的理论基础，所以神秘主义也就成为基督教内部的一个与经院哲学既分庭抗礼、又相互补充的重要哲学思潮。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有5世纪的伪狄奥尼修斯、12世纪的克莱沃的贝尔纳德和圣维克多的雨果、13世纪的波纳文图拉、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的艾克哈特及其学生苏索、陶勒。此外，5世纪的奥古斯丁和9世纪的爱留根纳的哲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而在中国，最具神秘主义特色的哲学当属老庄的学说了。后世的魏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老庄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当然，由于东西方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的老庄哲学之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两种理论形态进行全面的比较，而是从几个重要的概念和观点出发，分析一下二者的异同。

一、上帝与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最高哲学原则是上帝。体认上帝是它的最高目的。

在西方，由于哲学和神话的亲密的渊源关系，一开始就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称之为神的传统。例如，巴门尼德的真实存在、苏格拉底的最高的善、柏拉图的最高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等等，都被称之为神。到了晚期古希腊哲学，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由于这种特征，崇拜唯一神的基督教就很容易接受古希腊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基督教哲学也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作为基督教的一种理论形态，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自然也坚持上帝是唯一的、永恒的，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等神学信条。不过，既然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学说，而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哲学，它所理解的上帝也就必然不同于宗教的上帝，即不是一个人格化了的、有意志、有情感的神，而是一种神化了的哲学原则。他们继承了斐洛等人的作法，对圣经采取了一种喻意式的解释，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流溢说出发，把上帝解释为最高的实在、无限完满的实体、万物的本原、宇宙的初始因等等。上帝是一，在上帝之中不包含任何差别，上帝没有任何规定性。上帝创造万物，也不是一种“制作”意义上的创造，而是上帝以其无限的完满性在自身之内包含着一切事物。万物都是从上帝派生出来，并由此获得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万物皆在上帝之中，但上帝并不是万物的处所”。上帝是这样一种本质，“我们来自它，借助它而存在，存在于它之中”。哲学史上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万物在神论”。但在这里，上帝并不是事物的整体，因为上帝不仅包含着所有现实存在着的事物，而且也同样包含着所有存在过的、将会存在的事物。因此，上帝包含万物、产生万物，实际上强调了上帝对万物的超越性。但另一方面，万物从上帝派生出来，又是上帝把自己的神性赋予万物，因而万物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上帝的本性，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上帝的本性的限定。在这种意义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具有神性，上帝也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即“神在万物”。“神在万物”强调的是上帝的内在性。一般来说，这种观点包含着一种泛神论的倾向。例如，爱留根纳把上帝称作非被创造而又能创造的自然，把万物的总和称作被创造而又不能创造的自然，并把上帝等同于他的创造活动，认为在创造万物之前，上帝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神秘主义走的更远。艾克哈特甚至认为，上帝即是万物，万物即是上帝。但总的来说，神秘主义主张神在万物，并不妨碍它同时坚持上帝的超越性。因为上帝是无限的，而万物作为对上帝的神性的限定，都是有限的。上帝作为?尴尥曷氖堤宀豢赡鼙蝗魏斡邢薜氖挛锼窒蕖2唤鋈魏斡邢薜氖挛锒疾荒苡肷系郾饶猓宜杏邢奘挛锏淖芎鸵餐荒芎蜕系郾饶猓蛭邢薜南嗉泳霾荒艽锏轿尴蕖I系鄄唤鍪且磺惺翟诘氖挛铮一故且磺锌赡艽嬖诘氖挛铮瓷系凼撬苁堑囊磺小R虼耍系凼且磺惺挛铮植皇瞧渲械娜魏我桓觯簧系畚薮Σ辉冢奘辈辉冢植辉谌魏斡邢薜氖奔浜涂占渲小K园鹿潘苟∪衔系凼敲挥辛康拇螅敲挥行灾实纳疲敲挥锌占涞氖荡妫敲挥惺奔涞挠篮恪I系圩魑ㄒ坏奈尴蘧猿接谝磺杏邢薜摹⑾喽缘摹⒂刑跫氖挛镏稀T谡庵忠庖迳希浇躺衩刂饕逭苎У纳系凼导噬鲜浅叫院湍谛缘慕岷稀?BR>哲学最高原则的这种特征也同样表现在中国老庄哲学中。不同的是，老庄哲学并没有把自己的最高原则神化。老庄哲学的最高原则是“道”。道最初的含义是道路、规律、法则。但老庄哲学在保存了上述含义的同时，又进一步把道实体化，使道成为万物的本原。在老子哲学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以下仅注篇名），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第一章）。所以，道既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派生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道演化而来。即使神也是道的产物，因为道“象帝之先”。这种思想可以称之为“万物在道论”，即强调了道的超越性。但老子似乎没有明确强调道的内在性。庄子继承和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认为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庄子·大宗师》，以下仅注篇名）。道自古至今永恒地存在着，是天地万物的本根和存在的根据。世界上的一切，不仅天地万物，而且包括鬼神，都是由道产生出来的。但相比而言，老子的道包摄万物，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第十四章），具有一种超越具体形象的形象，而庄子的道却是无形的。因此，庄子更强调道的内在性，即“道在万物”。道无所不在，无论是太极之先还是六极之下，抑或是蝼蚁、屎溺，都是道存在的处所，换言之，没有一物之中无道。道普遍地存在于万物之中，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在最高的存在中一切事物都没有差别。

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中，上帝和道分别扮演着哲学最高原则的角色。它们都是一，是无限的、永恒的，是万物的本质、本原、赖以存在的根据。上帝和道产生万物，都不是产生出一个他物来与自己对立，而是藉万物展现、启示自己。换言之，万物都是上帝或道的显相。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不过，除了老庄哲学没有把哲学的最高原则神化之外，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老庄哲学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即人在这个本体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老庄哲学虽然重人事，其道亦是治理之道、人伦之道，但谈的更多是人际之人，而很少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万物齐一，人与万物并没有差别。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虽然也讲在上帝中万物齐一，但却突出了人及其灵魂对世界万物的特殊地位。在存在的序列中，灵魂比肉体、人比万物要更为接近上帝。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神人合一”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之间的差异。对此，我们将在后面再加以论述。

二、否定神学与道不可道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对上帝或道的理解必然导致上帝或道不可知、不可说的结论。

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来说，论述这一思想的学说是否定神学。否定神学的概念是伪狄奥尼修斯于5世纪提出的。他在《神秘神学》一书中明确地区分了肯定神学和否定神学。所谓肯定神学，也就是用一些肯定性的谓词，例如全知、全能、造物主、实体、一等等，来称谓上帝。这些谓词都是我们从经验世界得出的规定和概念，直接地或通过比拟附会在上帝身上的，它们都不足以表述上帝的实质，反而只会限制无限的上帝，因此，肯定神学只具有很小的价值。我们必须在肯定神学之外还有一种否定神学来作它的补充和矫正。所谓否定神学，也就是认为任何肯定性的谓词都不适用于表述上帝，我们只能说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上帝是什么。我们只能用纯否定性的谓词去表述上帝，以确保上帝的纯洁性、超越性和无限性。上帝不仅是不可认识的、不可言说的，而且是超越于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我们只能在“无知的黑暗”中去体验上帝，在“神秘的无知”中与上帝结合。

否定神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哲学的原初精神之中。在古希腊，“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因而哲学一开始就贯穿着追求真理、智慧的传统，其突出特征就是把真理、智慧与一般知识、意见区分开来。巴门尼德明确地提出了以真实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和以现象世界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之间的区分，谆谆告诫人们要避开“意见之路”，“要使你自己的思想远离这条途径，不要屈从于来自众人的经验习惯，让自己在这条路上逡巡，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辩判明”。苏格拉底也“害怕如果我用眼睛观察事物或借助于其它感官来把握事物，我的灵魂之眼会致瞎”。最为极端的例子当属德谟克利特。据说，为了不让视觉蒙蔽自己的理性，他闭上眼睛犹恐不及，竟自动把双眼弄瞎。随着对最高存在、真理的神化，感官感觉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知识不能认识神，也就成为必然的结论了。斐洛、普洛提诺都认为，神是无限的，没有任何差别和规定性，因而也就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甚至神自己也不能认识他自己。伪狄奥尼修斯把这些思想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结合，发挥成为一种系统的否定神学学说。在此之后，否定神学不仅成为整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其他经院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

最高的哲学原则是不可认识、不可表述的，这一思想同样存在于中国的老庄哲学中。《老子》开篇伊始就提出：“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以后又进一步指出：“道隐无名”（第四十一章）。道之所以不可道，乃是因为道超越形体，无法为人的耳目感官所认识，是超感觉的存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所以，道“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第三十五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但老子的道毕竟没有被神化，因此不妨称之为“否定形而上学”。然而，道虽不可道，却又是非道不可，所以老子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庄子也指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大宗师》）。所以“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如果勉强谈论道，则“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之成”（《齐物论》）。任何常人的认识，任何是非的分辩，任何爱恶的感情，都是对道的损坏。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把自己的最高哲学原则理解为超越感觉的、不可认识的、人的有限的语言和概念无法表述的。这是从上帝或道的超越性必然得出的结论。然而，既然上帝或道还有内在性的一面，能不能从万物出发去体认上帝或道呢？无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还是中国老庄哲学，对此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的认识势必有损于无限的上帝或“常道”。这样，它们最终选择了一条否弃日常认识的道路。其实，把最高的存在或原则看作是超感觉的、日常的语言和概念不能表述的，这是许多哲学都持有的观点。但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否认借助认识具体事物可以不断地接近真理。正是在这一点上，神秘主义和其他哲学分道扬镳了。

三、神人合一与天人合一

一方面认为上帝或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另一方面又否认认识万物就是认识上帝或道；一方面宣称上帝或道是不可认识的，另一方面又把体认上帝或道看作人生的最高任务和最高目标。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迫使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共同把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与上帝或道合一，即“神人合一”和“天人合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也正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造成了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巨大差异。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神人合一的途径是“迷狂”。“迷狂”（ekstasis,又译出神，神游象外等）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站出去”、“置于自身之外”。实际上，迷狂与“闭上眼睛”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闭上眼睛是迷狂的必要前提，迷狂则是闭上眼睛的目的。闭上眼睛使灵魂失去对当前一切的意识，甚至失去对自我的意识，完全达到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专注于神，达到与神的直接合一，它同时也是至善、至美、至福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迷狂”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著述中。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以爱美为例描述了这种迷狂的境界。灵魂最初以个别的美少年为对象，逐步升级，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进入神秘的迷狂精神状态，不再留恋世上具体的美少年以及财富等感官享受，而沉醉在与神结合的境界中。斐洛和普洛提诺进一步把迷狂作为人与神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迷狂状态中，才能借助于心灵的眼睛的静观直觉到上帝。普洛提诺说：“我常常离开自己的肉体而猛然醒悟，回到自身，处于一切它物之外，进入内心的深处得到一种奇妙的直观和一种神圣的生活”。但普洛提诺认为，与神的这种结合，不仅要凭人们自身的努力，而且还要等待神的出现，借助于神的眷?恕⒏稍げ拍艽锏健0鹿潘苟〗徊桨颜庖凰枷敕⒄刮庹账担衔挥薪柚谏竦墓庹眨踩瞬拍艽锏缴窈驼胬怼！吧翊丛炝巳死硇缘暮托闹堑男牧椋虼耍丝梢越邮苌竦墓庹?.....同时，神也就这样照亮自身；不仅那些东西可以凭借这种真理得以显示，而且甚至可以凭借心灵的眼睛，感知到真理本身”。所以，这种光照同时也就是神的启示。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们继续对静观和迷狂作了大量论述。伪狄奥尼修斯把与上帝结合的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净化、启示和结合。这三个阶段的神秘推进成为后来许多神秘主义者的学说的内容。圣维克多的雨果认为，人的灵魂有三种眼睛，灵魂以肉体的眼睛观看外部世界，以理性的眼睛观看自身，以静观的眼睛观看上帝。但静观的眼睛由于原罪而受到玷污，因而人必须借助信仰的帮助才能真正地静观上帝。灵魂首先要摆脱自己所依附的感性的和肉体的羁绊，即“净化”（viapurgativa），从而达到一种“精神的直观”或“内在的光照”，即“启示”（viailluminativa），最后才能达到与上帝的直接合一，即“结合”（viaunitiva）。波纳文图拉继承了圣维克多的雨果关于三种?劬Φ难担?nbsp;并且认为，静观的最高境界就是迷狂。“迷狂就是通过离弃外在的人而使自己超越自身的某种充满愉悦的升华，它借助积极向上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延伸到那爱的超理智的泉源”。在迷狂中，精神被置于有学问的无知的境界，把握住了永恒的、神圣的真理。这种迷狂也就是一种神秘的直观，但它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侯都能够实现的，它有赖于上帝的恩赐，而这种恩赐又只能通过圣洁的生活和对上帝的虔信才可能获得。艾克哈特也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uniomystica）。艾克哈特的学生苏索也指出，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迷狂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

中国老庄哲学的天人合一的中心内容是体道、得道、安道。在这里，天不是神，而是天道，即绝对的道，天人合一也就是人与道合一。而“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所以天人合一又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老子已从“道可道，非常道”、“道隐无名”出发提出了“绝圣弃智”的体道方法。在他看来，一切感觉和认识都是罪恶，都只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而“慧智出，有大伪”（第十八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绝圣弃智”（第十九章），是“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而解其纷，是谓玄同”（第五十六章），即根绝一切认识的渠道，从而与玄之又玄的道合为一体，达到“玄同”的神秘精神境界。但老子对这种神秘的体道方式并没有展开论述。真正系统地建立起神秘的体道学说的是庄子。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天下》）的精神绝对自由为人生目的。这种超越人生的精神自由，就是道的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坐忘”，也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同于大通就是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觉和思虑。所以“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北游》）。庄子的“坐忘”说谈的主要是忘形、忘知、忘我，而他的“见独”说则更为清晰地描述了体道的过程和感受。它可以被看作是对坐忘的补充说明。“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巳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巳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巳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外天下即忘却现实世界，外物即忘却一切存在，外生即忘却自身，由外天下而外物，由外物而外生，逐步忘却一切，最终达到一种剔透清澄的境界，如晨曦骤现，豁然开朗，是谓“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即见到独一无二的绝对的道，与道融为一体，超越时间的流逝，成为不朽的永存。至此境界，就与绝对的道合一，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便能做到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完全超脱人世，“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都是从上帝或道不可认识、不可表述出发，得出了弃绝外物、弃绝感觉、弃绝认识，在无物、无我的神秘境界中与上帝或道结合为一的结论。但在这种共同性的背后，又掩盖着巨大的差异。对于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而言，人的灵魂是上帝的摹本，甚至是人性中的神性。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辨活动“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如若理智对人来说就是神，那么合于理智的生活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的生活”。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把心灵的静观（theorein）看作是一种神圣的活动，把“成为神”（theosis）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神人合一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神；神人合一的结果实际上是神神合一，是人的神化，是对人的否定，是人与天地万物以及自己的肉体的分离。而对于中国老庄哲学来说，灵与肉的对立不是那么明确，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道也没有被神化，道就是自然，是无为，道并不具有西方的上帝那样的思维功能。因此，天人合一的主体始终是人，天人合一的结果不是对人自身的否定，不是人?胱匀坏姆掷耄侨巳诨谧匀坏奶斓赝蛭镏校胱匀煌蛭锖湍老啻ΑU饩途龆嘶浇躺衩刂饕逭苎е髡沤饕濉⒎穸ㄏ质郎睢⑵砬罄词溃泄睦献苎ё艿睦此挡⒉环穸ㄉ睿炊髡旁谙质郎钪型ü恢炙秤ψ匀弧⒌茨驳奶壤创锏教烊撕弦弧＠缱泳褪侵厣崴赖模笫赖澜潭猿ど焕鲜醯目桃庾非螅部梢钥醋魇抢献枷氲囊恢肿诮谭从场?/P>

四、异端与主流

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老庄哲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中，而且也表现在它们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当然，这种差异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读者言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族语言研究 修养 决心 信念 合作意识

黔南是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州），位于贵州高原与广西丘陵过渡地带的贵州省中南部。分布着汉、布依、苗、水、毛南、瑶、侗、回、满、藏、白、黎、土、彝、壮、羌、京、蒙、畲、傣、朝鲜、土家、哈尼、傈僳、高山、拉祜、纳西、景颇、仡佬、仫佬、锡伯、德昂、珞巴、独龙、维吾尔、鄂伦春、东乡等37个民族成分。目前使用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布依语、侗水语支的莫语、锦话、水语、毛南语，苗瑶语族苗语支的苗语、布努语和瑶语支的瑶语。有的语言内部比较单一，没有方言的区别；有的语言不仅有方言的区别，而且在同一方言内部还有不同土语的差异。每一种语言（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不同的特点，不同语族、语支、土语之间还有一些共性和差异，使用不同语族、语支语言的群体可以和睦相处，每一种语言（方言）又有不同的使用现状及演变趋势，等等。如黔南州的苗语有属于黔东方言的两个土语和川黔滇方言的五个次方言九个土语。如何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方言、土语）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不仅需要有相关部门的支持，更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民族语研究队伍。没有一支较高素质的民族语研究队伍，要想出高质量的民族语研究成果谈何容易。结合黔南州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谈谈培养高素质民族语研究队伍的几点认识：

一、掌握语言学理论，提高研究者自身素养

“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当今时代，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不仅要培养学习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更要在学习中善于思考，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作为语言学研究者，我们不仅要学习语言学理论，了解语言学前沿问题，掌握语言学的最新知识，更要学习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技巧，借鉴前人研究的先进成果。通过学习，我们才能提高语言学研究能力（如用国际音标准确地记录民族语的词语、短语、句子及话语材料的能力），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技巧（如能够分辨主要特征和伴随特征，不能把主要特征当作伴随特征，也不能把伴随特征当作主要特征；区分显性特点和隐性特点，从显性特点考察隐性特点，从隐性特点归纳显性特点等等），才能不断地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解决问题，才能够运用我们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对黔南州的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充分、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家包括有作为的语言学家，当他们着手进行一个新课题时，不可能‘平地而起’，对别人的经验和成果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模仿。模仿常常不会是单纯的模仿，模仿的过程总会带有不同程度的创新。”模仿“是认识语言的开始，处于语言研究的初级阶段”，创新“是再认识过程，是语言研究开始深入的高级阶段”。[1]只有自身能力提高了，才能够不断地发挥、运用，才能够在实践中得心应手，才不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措手不及，更不会出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状况。

二、坚定民族语研究信念，挖掘民族语研究宝藏

就目前来看，对黔南州少数民族研究的成果较少，研究的空间很大。分布在黔南州的水语、莫语、锦话、毛南语以及布依语、苗语、布努语、勉语和其他散居少数民族和部分民族成分有争议的族群的语言，分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侗水语支和苗瑶语族的苗语支、瑶语支等。黔南州有苗瑶和壮侗语族的许多语言存在，这些语言之间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彼此为什么能够和睦相处？黔南布依语、苗语、布努语和瑶语的特点到底怎样？有些语言，如佯僙语与广西的毛南语到底是一种语言，还是属于毛南语的一种方言？有些语言，如莫语和锦话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还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使用人数那么少，其语言活力如何，发展演变趋势怎样？不同言语社区的语言关系如何？不同的民族语、民族语和汉语在相互接触过程中的影响程度怎样？每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到底有哪些特点？不同的民族语使用者、汉语与民族语使用者在交际时的语码转换如何？不同的方言、土语受汉语影响的程度如何？每一种语言或方言、土语的使用人群有多大，其使用程度怎样？每一种语言或者方言、土语不同年龄段的使用情况如何？对这些情况，既要进行语言本体的描写，也要进行语言使用的分析；既要进行共时分布的对比，也要进行历时演变的考察。语言本体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某种语言的特点，展现某个语言的真实面貌，同时也为各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材料；语言使用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某种语言的活力，为国家和政府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提供充足的依据；语言共时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接触与融合的关系；语言历时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某种语言的源流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就会硕果累累，就能够充分认识这些语言的个性特点，不仅保护了民族语言资源，而且有利于维护当地民族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各项语言政策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和谐发展，也能为国家语言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的材料。（余成林、王丽艳，2012）

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虽然有前人给我们开辟了道路，但是，对少数民族语言不管是本体还是使用方面的研究，首先必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走田野调查之路，与少数民族语母语人多接触、多交流，了解不同语言特点、现象存在的理据，然后才能进行认真、细致地考察、分析。田野调查能够获得更真实、更准确、更广泛、更有价值的语言材料。“语言资料的调查和发掘是没有止境的，不论语言学理论方法达到什么水平，实地调查第一手语料永远是语言学研究第一性的任务，也是民族语言研究得以安身立命之所在。”[3]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初到民族语地区，人生地不熟，经常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会影响调查研究的进程，甚至会遇到阻碍。加上少数民族一般都地处偏远地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其实，越是交通不便、条件落后的偏远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保存越完好，其使用越稳定，越能发现其语言的真实面貌，语言调查才会越有价值。而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一般消失也较快。所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者要经得起考验，要能承受挫折。俗话说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能因为一时的挫折而退缩，更不能因为某一方面的阻碍而放弃追求。人类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离不开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我们要不怕困难、攻坚克难，要能够吃苦耐劳、持之以恒，不能心浮气躁、浅尝辄止。这样，我们才能够在黔南州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挖掘到我们需要的宝藏，才能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研究乐趣。

三、强化民族语研究责任，增强民族语研究力度

黔南州少数民族语言较多，语言资源丰富，研究的领域较广。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交通条件的越来越便利，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人口在逐渐减少，其语言使用范围在逐渐缩小。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在布依族散居、杂居甚至聚居的部分地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布依语使用者的数量逐渐减少，使用范围不断缩小，出现布依语交际功能衰变的趋势。[2]（P19-21）特别是青少年的语言使用能力在不断减弱，他们不会运用那些使用频率不高的词语，甚至不会使用一些基本词汇。加上部分方言、土语濒临消失，一些语言资源将很快退出语言社区。如何对这些语言资源进行保护？如何将这些濒临消失的语言资源完整地记录下来，将是我们语言研究者的重大责任，也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课题。

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涉及语言本体和语言使用两个方面。本体方面主要是对这些不同方言（土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话语材料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记录，然后归纳出该方言（土语）的音系、词法和句法，总结该语言的共时规律和历时演变规律，为语言学研究及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材料。语言使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某一种方言（土语）因不同性别、年龄、群体、场合所出现的差异，以及不同群体对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兼用语的态度、心理评价等等方面的情况。此外还有对不同语言（方言、土语）的比较研究，找出不同语言（方言、土语）的类型学特征，考察其分化和演变的规律。这些研究的作用巨大、任务繁重。需要我们民族语研究者调整态度、提高认识，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当作一种责任、一种毕生的事业。对语言学研究要有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四、建立民族语研究团队，加强民族语合作研究

少数民族语研究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政府和研究机构保护与发展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重大课题。民族语研究需要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对于民族语研究者来说，没有一定的财力，只能是望洋兴叹。各级政府和研究机构不仅要鼓励民族语研究课题的申报，而且要加大民族语研究的投入。因为，不管是母语还是非母语研究者，必须长期深入民族语地区考察和实践，通过与民族语母语人的反复交流慢慢摸索，才能够弄清楚一种语言或方言土语的特点。没有地方政府、地方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民族语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由于黔南州少数民族语言种类多，资源丰富，必须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民族语研究的队伍，形成民族语研究团队。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可以主攻一种语言（方言、土语），由点到面，由现象到本质，对所研究的语言（方言、土语）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摸清特点，分析规律。毕竟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聚合众人的力量，发挥众人的智慧，群策群力，才能取得全方位的成绩，才能做出突出的贡献。

总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也是一项光荣的事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要有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要有一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决心和信心，要能够看到“无限风光在险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汉藏语系语言存在范畴研究”[项目编号12BYY002]和贵州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课题“黔南州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2B306]的相关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戴庆厦.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国情调查[J].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8，（3）.

[2]周国炎.布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戴庆厦.模仿与创新——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为例[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

[4]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5]戴庆厦.田野调查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地位[J].广西民族学院学

报，2006，（2）.

[6]余成林，王丽艳.黔南州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现状与反思[J].黔南

读者言论范文第4篇

社区图书馆是社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活动越来越快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丰富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社区图书馆建设是构成和谐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发展现代文明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延伸应是责无旁贷的。社区图书馆逐渐成为社区居民娱乐休闲、学习的重要场所，在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

一、当下社区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区别

社区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方式和服务方式有待于在实践中摸索和创新，社区图书馆是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蓬勃兴起的新生事物。社区图书馆是为一定地域内的所有居民服务的，具有教育性、公益性、休闲性等特征。图书馆的功能是培育社区文化开展社会教育、传递实用信息、开发修暇时间为主的。中国的图书馆大部分在省、市、县、乡等地域划分的基础上有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有政府投资建立、支持和资助的，来免费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它可以为某一特定读者如儿童、农民工人等服务，也可以是为一般群众服务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产物。

二、当下社区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的方式

社会需求是图书馆发展和生存的立足点。社区图书馆是社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图书馆的一种特殊类型，因此，社区图书馆存在着很大的发展潜力：社区图书馆将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重点，社区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联合服务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1.延伸：建分馆

把社区图书馆作为社区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归属到公共图书馆统一管理，使其办成公共图书馆的分馆。

公共图书馆可以探索在社区建立图书馆分馆，这样可以将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直接延伸到社区，直接面向社区的居民群众，从而使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深入到社区，深入到群众的家门口。与社区协调沟通，帮助社区成立图书室，配备还书架、桌椅，把图书分类摆好，贴上相应标识方便读者查找。教给那里的服务人员借阅图书的方法，向附近居民做好宣传，吸引居民前去借阅图书。由社区提供阵地、服务人员以及相关设备，图书馆提供书刊资料和专业指导，共同进行管理。公共图书馆根据社区图书馆的规模为每个分馆提供书刊，定期更换图书，使读者就近可以看到最新的图书。

2.共建：联办

公共图书馆充分发挥当地群众的积极性，走合作之路。让社区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党委政府牵头，发动社区内的有关机关、团体、学校及企事业单位，联合建设社区图书馆，让闲置在各单位的文献资料流通使用，即为社区居民服务，也保证了社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短缺，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资源共享。

3.流动：定向

文化部为面向基层群众，专门制造设计了一种汽车图书馆。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定时定点为社区居民提倡服务，保证边远社区，且没有建立社区图书馆的居民同样可以享受到社区图书馆的同等服务。图书馆需要与当地社区搞好共建，建立社区流动图书站。如果更加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定期为偏僻地区家庭送书上门。事先制订好借书时间、地点，向社区内的居民发放图书馆的阅览须知；届时流动图书车为家庭办理借书手续。此外，还可征求读者意见，预约借书，下次提前为读者带去所需图书。这一一举措，逐渐形成规律后，流动图书车还可以带去馆内的一些活动宣传，流动图书车负责接送读者到馆参加活动，有愿意参加的读者需事先报名，这样一来，图书馆就真正深入到了社区的家家户户，发挥图书馆最大的作用。

4.交流：互动

引导社区居民以社区图书馆场地为平台，开展居民之间将自家的藏书与他人的藏书定期互相交换，这样既节省了家庭购买书籍的开支，又融合了社区居民的人际关系，同时也满足因为经费匮乏、藏书不足的问题。利用公共图书馆传统服务手段开展馆际互借来满足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同时也加快了公共图书馆文献的流通率，也使各公共图书馆的文献入藏达到科学合理，避免了个自入藏相同类型的文献，缓解各公共图书馆的经费不足的困难。

三、公共图书馆所发挥的效益

读者言论范文第5篇

论文摘 要： 本文以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对象，梳理读者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上述理论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工业的出现和成熟。启蒙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对于文化工业的解释力日渐式微。如果说启蒙价值的核心在于“对完美的追寻”，那么如何在它与民主价值观之间求得一种和谐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当代文学理论的难题。

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历来偏爱作者与作品，仅仅把读者当作消极被动的接收器。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几批不同取向的学派或研究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起读者在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读者作为艺术鉴赏者的主体，在文学生产整体系统中的地位得到了高度的强调。这种研究兴趣的转移，是文化工业在战后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来的结果。文化工业特定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化制品的批量生产。在这一状况下，研究者们突然意识到，必须构造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文本、生产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透视文学生产循环的整个过程。

首先将目光锁定在读者身上的研究者是姚斯和伊塞尔等接受美学的创始人。相比于其他研究者，他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范式的更新。姚斯作为一名文学史教授，认为文学研究已经遭遇到了“方法论危机”：以往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前者偏重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后者过于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两者都“割裂了文学与历史，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之间的关联”。①因此，姚斯受伽达默尔的启发，试图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的角度，找到连接两种方法的突破口。“只有当作品的延续不再从生产主体方面思考，而从消费主体方面思考时，即从作者和公众相联系的方面思考时，才能写出一部文学和艺术的历史”。②

姚斯认为，文本阅读绝非单纯地“复制”或镜子似的“反映”。这是因为，任何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以前，脑子里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在全方位的生活实践中已经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包括鉴赏的实际需求与能力在内的审美境界，也就是对文本的前理解”。③姚斯将这种前理解称为“期待视域”。他又提出，文学经常会打破读者的“期待视域”，从而构成经验的挑战和审美的离间效果。本来熟悉的形象被颠覆、超越、改写，诸如此类的创作手法，会造成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冲击。譬如说，《觉醒》、《嘉莉妹妹》等作品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作品对“美国梦”的重新阐释，都会挑战读者原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姚斯而言，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将“期待视域”客观化，将阅读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式体验描述出来。我们由此可以推论，文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分析不同时期的读者接受同一文本的不同方式，或者同一时期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对待同样文本接受方式的异同，这样接受美学的阐释方式就打通了历史方法和美学方法。继姚斯之后，伊塞尔进一步提出了“隐含读者”的概念，认为每一个文本都具有潜在的意义结构，有结构性的空白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来填补。因此，当读者阅读并根据自身经验填补这些空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作者预设的结构。这个过程被伊塞尔称为作品的“召唤结构”。于是，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被文本的“召唤结构”捕获的过程。

虽说伊塞尔和姚斯同样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大家，但他们勾勒出的读者形象却大相径庭。姚斯以“期待视域”描述出的读者形象，虽然面临着文本带来的经验挑战，但他们仍被赋予一种启蒙理性的色彩，仍然拥有经验对抗和经验更新的自主性。然而这种自主性在“召唤结构”的解释里面，却丧失殆尽了。这并不是说读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不断受到文本召唤的读者，因为参与了文本的消费而成为文本不断再生产的动力。这条思路很明显地带上了结构主义的烙印。具体来说，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学市场中，是以读者为衣食父母的，他们的写作过程也不得不考虑如何设置召唤结构，以便吸引读者。读者对作者的这种影响，得到了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高度关注。

埃斯卡皮是文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明显地承接着伊塞尔的问题。埃斯卡皮说道：“所有作品，只要能使读者消遣解闷，产生联想，或者相反，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能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④这种文学观很明显地建立在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上，但他又敏锐地发现，读者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埃斯卡皮在此表现出一种颇为矛盾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批评启蒙以后的精英主义创作观，认为作家被过分地塑造为一个图腾般的神话，这不符合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当下的畅销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越来越被商业化为时尚明星与追星族的关系。他发现，被读者追捧和效仿的“光晕”，日益成为作家创作的主要动力。假如作家在这种影响下写作，就陷入了一个“寄生性的怪圈”，即文

学创作者以丢弃与读者间的必要审美距离来附和读者的鉴赏眼光，而审美距离恰恰是伊塞尔的核心概念。

埃斯卡皮进一步区分了两种阅读：一种是“文人渠道中的阅读”，即以充实自己，提升自身文学、文化修养为动机的阅读；另一种是“大众渠道中的阅读”，其中蕴藏着一种通过文学作品“疗养”精神，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摆脱现状的动机。更多的时候，大众读者往往将书籍视为私有物品，仅仅为了炫耀、收藏、投资而购买文学书籍。譬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就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盖茨比的豪宅中有一间书房，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各国名著，但书籍的包装全部完好如初，可见这些书从未被主人阅读过，这些精美的书籍，不过是主人为了标识品位的私有物品而已。此外，大众读者还会掺杂着一些实用性的阅读动机，比如为了入睡、消遣、谈资等生活需求而进行阅读。总而言之，在这种阅读方式中，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知识性不得不退居第二位。针对这种情况，埃斯卡皮反过来倡导启蒙主义的文艺精神，认为文学性的阅读不该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手段，而应作为目的本身——阅读作品是读者试图进入他人精神世界的最好方式，阅读是一种同人类社会地位的荒谬抗衡的方式。所以，埃斯卡皮一方面批评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的文学消费时又不得不从启蒙主义当中捞取资源。但这种捞取很明显地属于一种美好愿望，大众读者的阅读方式当然不会因此而改变。埃斯卡皮的难题是否意味着启蒙主义文艺理念遭遇危机了呢？

有意思的是，费斯克提供了一种和埃斯卡皮完全不同的眼光。费斯克是一位在文化工业中生活得更长久，也更游刃有余的文化理论家。他完全放弃了启蒙主义的精英立场，文学的商品化和消费化已经不再让他感到苦恼。换句话说，他不再热切地推崇那种可以“引起读者的深思”、“使读者逐渐提高文化修养”的文学，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那些不得不接受消费化的文学的读者，试图论证这些读者不会因为被这种文学包围而落入“召唤结构”之中。从这个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虽然大批文学作品是作为文化商品生产出来的，但是文化商品本身代表不了大众文化，它们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材料。真正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在在反抗性地接受文化商品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意义。因此，大众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其中既包含社会体制一体化的宰制性，又包括大众的反抗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费斯克重新定义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他借用巴特对作者（可写）式文本和读者（可读）式文本的区分，发明了“生产者式文本”的概念来描述大众文化文本。所谓作者式文本要求读者不断去重新书写文本，创造新的意义；读者式文本则并没有对读者提供这种参与性的要求，它吸收的是一个消极被动接受意义的、被规训了的读者；生产者式的文本与这两种文本都不同，它经常以双关语的方式“误用”语言。读者从双关语的运用中，产生了双重：一方面玩弄了有“教养”的语言，即资产阶级的“高雅”语言，另一方面生产了生产者式的阅读，即具有革命主体的反抗式阅读。正如巴赫金所说，大众文本以低级的口语切断了官方礼仪的言语，它虽充满了冒犯、偏离了法则，在文本中充斥着的过剩的意义、浅白的言辞及陈词滥调，在戏仿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嘲讽性地影射了意识形态规范的荒谬性。费斯克进一步谈道：大众文化是在大众文本的初级文本，传媒宣传等的次级文本，以及大众接受方式的三级文本中，互文地存在的。它不是一个文本，而是一组正在发生着的意义，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和大众读者的参与互动的产物。⑤

费斯克式的文化理论的产生，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高雅文化的边缘化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接受美学理论家，到艾斯卡尔皮，再到费斯克，高雅文化被关注得越来越少了，理论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大众文本的接受状况。所以说，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演变轨迹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和审美大泛滥的时代，广告、服装、建筑等各种社会领域都充溢着文学性。它们可以带给我们舒适的审美体验，然而，那些承载着更加丰富的、深刻的人类经验的文学作品，却被文化市场排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难以为继。对此，我们究竟应当像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一样满足于躲在学院内部玩弄学术范式的更新，还是应当像费斯克那样乐观地接受告别优秀的文化传统这样一个事实？说到底，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埃斯卡皮的那个难题？值得思考。

注 释：

①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37页.

②姚斯.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m］.辽宁出版社，1987年，第339页.

③朱立元.评论小辑（一）——关于接受美学的断想，文艺鉴赏的主体性［j］.上海文学，1986年05期.

④［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23页.

⑤［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五章.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

［2］姚斯.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m］.辽宁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