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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发展
1.礼乐制度、儒释道思想与雕塑艺术的关联
雕塑艺术在商周时期仍依附于建筑及工艺美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雕刻工艺须遵循严格的“周礼”,从而使设计品出现了规范化、统一化的面貌,但工匠艺术家对雕塑艺术的特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并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探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追求“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最为突出,被学者称为“诸家之纲领”,人们的思想暂时得以解放,包括雕塑在内的各门类艺术也展现出了别具一格的面貌。
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也成书于此时,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由此可查当时从属于手工业的雕塑艺术并不是无规矩可循的。至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虽是为了巩固阶级统治且几乎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被贯彻实行,但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宽厚谦和的文化底蕴。
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造像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继而促进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的到来。至此,影响中国人最为深远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确立,在各自发展完善的同时又相互作用,其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最能体现社会各阶层精神面貌和审美意愿的雕塑艺术。
2.雕塑艺术的多样性及雕塑艺术教育的发展
雕塑艺术在古代的中国并不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匮乏。战国时期曾侯乙青铜尊盘使用失蜡法铸造,其雕镂装饰极尽繁缛之能事,成为诸侯间不惜动用兵力争夺的一件国之重器;又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丰富而生动地塑造了神态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风格浑厚、洗练,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再如东汉青铜奔马,其凝聚了我国古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是我国雕塑艺术中的一件瑰宝,也是举世罕见的塑铸杰作;同为东汉时期的说唱陶俑则表现出朴实无华、生动活泼的气息,充分流露出劳动人民充沛的精力和健康的诙谐,堪称中外雕塑史上罕见的传神佳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然而由于中国古代从事雕塑艺术的多为工匠艺人,而没有居统治地位的阶层直接参与,也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早期的美术教育是隐含于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当中的,而传统文化及道德教育又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局限性,如《论语》中有“恶紫之夺朱也”的论述,这就使其审美观附在了等级观念之下。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各种建筑、器具逐渐实现了设计与施工的分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建筑的大量兴建,逐渐促成了相应的工匠美术教育形制,再到宋代建立宫廷画院,这就产生了质的飞跃。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要谈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本质,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设计艺术的本质。关于设计艺术的本质,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笔者赞同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设计艺术的本质在于提高物质使用的价值与满足精神上的舒适,即“用”与“美”的统一,具体表现在设计艺术的内容之中,设计艺术的内容包括“机能性”与“经济性”两大方面,而机能主要包含:“实用机能”、“美感机能”、“象征机能”。本文就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入手,谈谈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本质机能性。
关键词:
实用机能、美感机能、象征机能
1设计艺术本质的观点及其具体表现。
一直以来,设计艺术的本质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1设计艺术是人类的行为。这个观点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朱铭教授提出的。他认为设计艺术是人类的行为,是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带有创造性特征的实践活动。
2设计艺术的本质是人为事物。著名学者柳贯中在《工业设计学概论》中提出“人为事物是设计的本质”这个观点,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物体打上“人”的印记,使自然物“著我之色彩”。
3设计艺术的本质在于提高物质使用的价值与满足精神上的舒适,即“用”与“美”的统一。[1]
在这三种较有代表性的本质说中,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用”与“美”的统一。而这个本质则具体表现在设计艺术的内容之中,设计艺术内容中“机能性”主要包含“实用机能”、“美感机能”、“象征机能”三种。也就是说,有的重视实用的价值,有的重视审美效果,有的以象征意义为主要目的。这主要由人的需要和物品的性质来决定。那么,这三种机能又是如何体现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本质的呢?
2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本质的机能性及其具体表现
2.1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实用机能-----器完而不饰
所谓“实用机能”,就是物品的功能,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满足某种用途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实用机能可以用“器完而不饰”来概括。
"器完不饰"出自西汉刘安《淮南子·齐俗训》,在这里"器完而不饰"意为不作多余无谓的修饰、不虚饰无用之物。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目的首先应该是为了用,即物必须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设计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实用价值的设计。
早在先秦时期,墨子就提出功利主义原则,极力强调产品物态生产的实用性,主张“先质而后文”,所谓“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这就是实用第一性。而且,他以实用作为美的评价的基础,“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2]《墨经》对设计行业提出一种评判标准,“兼相爱,交相利”,即:重功能设计而反对无谓的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为评判标准以及“质真而素朴”的设计审美意趣。
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墨子·鲁问》篇:“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3]这个故事说明了:对于设计成品的评价,墨子认为首先必须视乎其效益是否满足人的需要,若无益于此,再精巧的技艺也是“拙”。墨子之“利”说价值,为古代设计行业提出了一种评判标准,由此也透露出古人重设计功能反对无谓装饰,以追求“器完而不饰”的实用机能。
例如,明式家具至今被认为是家具之经典。其尺度比例的合度和谐,体现了完美的尺度与人体工学的科学性。如有代表性的四出头扶手椅:
“椅子塔脑正中削出斜坡,向两边微微下垂,至尽端又复上翘。靠背面高而且薄,自下端起稍稍前倾,转而向后大大弯出,再到上端又向前弯,与塔脑相接。从侧面看,靠背呈“S”形,曲线自然流畅,后腿在椅盘以上部分,也是曲线延伸,自然得体。若坐靠其上,正好与人体背部吻合,舒适合宜。扶手则自与后腿相交处起渐向外弯,借以加大座位的空间,至外端内收后又向外别撇,以便就坐或起立。联帮棍先向外弯,然后内敛,与扶手相接,用意仍在加大座位空间。鹅脖先后前弯,又复后收,与扶手相接,以上构件极尽曲线优美之风韵,至椅盘以下主要构件再无弧线变化。”[4]这些都是十分成功的实用机能因素的应用。
2.2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美感机能-----文质彬彬
对一件物品的设计、制作与使用,除了考虑它的实用性之外,同时还要考虑到物品作用与人体感官的感受。它介与人与物之间,通过人的审美感官而得到的审美感受,既要达到人心理上的舒适感还要达到精神上的愉悦感,此谓之为“美感机能”。
光是有用是不够的,还必须美,设计的价值还取决于美的价值。因此,用与美的统一成了古代设计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古代艺术设计中,用与美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文与质的统一。作为艺术设计的原则,用与美的统一早在先秦时代就被人注意到了。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主张“文质兼备”—也就是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一般指文饰、文采、花纹装饰、文章。所谓“文章”也就是指那些精美的工艺装饰,如雕琢刻镂装饰等。质,实质,本质或朴实。他扬弃了“质胜文”和“文胜质”两种片面倾向,认为“质胜文”会导致设计人“野”,粗陋丑恶,缺少华采;而“文胜质”会将设计带入“史”,华而不实,矫饰做作;好的设计应该不偏不倚,“文”与“质”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充分发挥和利用物的质美则是中国古代艺术设计的基本要求。
“一定物质本质的美,经过工艺加工之后,使其更为增色升华,这是工艺加工处理的高明之处。如果不恰当地过分雕琢修饰,所谓‘画蛇添足’,就会破坏和削弱质的本质美。”曾被后世奉为科学技术经典、成书于春秋末年的《考工记》首次提出了朴素的工艺观,即“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中“材有美”指由于不同材料的自然性能、质地不同,也就决定制作品的特征,如竹木,清秀雅致;如草藤,朴素文静;如玉石,晶莹剔透;如陶土,浑然质朴。《荀子》中讲:“邢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得齐。”其中讲“金锡美”强调的也是材料之美。[5]
玉器的制作便是个绝好的例子。与金银瓷器不同,玉器的制作更多依靠的是玉石本身的天然条件。玉器加工的最高境界,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因采施用。通过对玉料形状色彩的巧妙利用,达到人力与天工浑然一体的效果。
台湾故宫博物院的两件镇馆之宝:清代的翠玉白菜和肉形石就是玉器巧作的代表,翠玉白菜的玉料中,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翠绿色部分被雕成菜叶和叶上的昆虫,白色和绿色的过渡十分巧妙自然,看上去是鲜活欲滴。最为可贵的是,翠玉白菜上有两只虫,一只蝗虫,一只螽斯虫。它是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的纯洁,但是白菜叶片上停留两只虫又是作何用意呢?原来螽斯虫代表了多子多孙的意思。
和翠玉白菜放在一起的另一件国宝级文物,清代的肉形石又名东坡肉,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泽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的,取自一块黄玉,经人的鬼斧神工,竟然就雕成了一块玉东坡肉。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相信初次看到它的人不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因为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无论是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人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真正人间极品,价值连城。
中国古代的设计艺术一直将庄子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顺应自然,完全按照事物的自然本性任其发展和表现,不去施加人性的力量,使其改变原有的自然之性,保全其“真”美。主张无雕饰的朴素美。即所谓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匠不雕”的天然之境。这一点在历代的设计艺术中的体现,可谓比比皆是:
唐代越窑盛产青瓷,如玉似冰,其表面不作具体的图案描绘,用釉色的自然变化来表现抽象美。
宋代瓷器多为素面无饰,主要以造型自身的形式感与晶莹的釉质作为美化的主要手段,完全是一派洗练、单纯、规整、精巧的仪态,以釉色来表现抽象美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宋人的嗜古与摹古,使陈设瓷器承袭了古拙凝重的造型,借用了朴质无华的装饰,与精美丰富的釉色相结合,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并对以后的瓷器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以明式家具的设计为例,制造者注意到其材料美,充分利用木材本身的色泽和纹理来表现素雅质朴之美而不加遮饰。深沉而雅致的色调,坚紧而细密的质感,达到了稳健而静穆的艺术要求。[6]
2.3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象征机能----物以载道
所谓“象征机能”,是指一件物品所蕴涵的意义与精神特质,也是一件物品的“内容”所在。有国家的象征,企业的象征,社会地位、声誉、财富的象征,功能的象征,情感因素的象征等。
在封建社会中,设计艺术的象征机能代表着社会的地位、身份、权势等等。
“中国哲人无论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还是观赏自然动植物,他们的兴趣和考察的重点都不在于了解或把握它们各自具有的内在的客观规律。他们更多地是借助于自然万物所呈现的表面的现象如天灾、地震,松树的耐寒等来说明或解释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象。”[7]这便是中国古代设计艺术象征机能的渊源。
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而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中国就很明显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作为这一东方民族群体的‘人’,无论宫殿、寺庙,或是做建筑群体的城市、村镇,连分散于旷野田园中的居民,也一律常常体现出一种关于‘宇宙图景’的感觉,以及作为方位、时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8]
不错的,我国古人在创造浩瀚、瑰伟并且质美的设计文明时,其不可思议的造型想象力大抵都受一种理性的“礼”之影响,设计艺术的目的是诠释“德”这一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的综合观念。于是乎,不仅“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以象德”,而且对于设计艺术来讲,“物也载道、言志、象德”。[9]即是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所独具的象征机能。
“以玉比德”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古人对玉的解释除了物质的特征之外,还赋予它以“德”的概念。孔子在《礼记》中写道:“君子比德于玉”。玉在古代是道德标准的象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类有五德者”(五德:仁、义、礼、智、信),对玉的传统文化内涵进行了典型的概括。[10]后来又有“玉有九德”之说,君子以“九德”作为终身治事的行为准则,不同等级的人所执玉器不同,表示的身份属性和概念也不一样。[11]
张光直教授根据玉琮呈“内圆外方”认定它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张曾指出:“方器像地,圆器像天,琮兼方圆,正象征天地的贯串”;“琮的方、圆表示地和天,中间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间的沟通。从孔中穿过的棍子就是天地柱,在许多琮上有动物图象,表示巫师通过天地柱在动物的协助下沟通天地。因此,可以说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12]
中国古代的青铜设计艺术同样如此。青铜器是国家的重器,也是“王权”的象征。铸鼎象物,目的在于使“民知神奸”。青铜器的设计制作不仅是造型创意,更重要的是成为国家政治的文化象征。商代饕餮纹“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等,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诗·商颂》)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13]
唐代的官服设计,则侧重儒教中阴阳无行的象征:把青、赤、白、黑、黄五色当作“五方正色”,即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黄色既代表中央,也代表大地,帝王服色便采用黄色。其他等级的官服,也用颜色和图案加以区分。[14]
在古代的装饰设计中,符号化的东西十分明显,“龙”、“凤凰”、“虎”、“狮子”成为吉祥的审美图式,在皇宫、祠庙、富户人家到处可见,即使在今天的民间艺术中和住宅园林中,也是可以大量看到的。人的审美本质不是在现实中充分地施展,而是成为异化的象征实体。
但这种象征有时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学性想象纳入设计艺术中,尤其在园林设计艺术中夸大借景、比拟、象征的作用,形成一种情调化的风尚。即过分追求以小见大的象征。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传统,甚至看成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我本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误解。直到读到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先生在他的《明清建筑二论》中的一段论述,才恍然大悟。
《明清建筑二论》中他引述了一位古代建筑学家对园林布置的论断: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奔泉风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
汉宝德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是:
“‘太华千寻’、‘江湖万里’,是中国地理形势上的事实,其壮阔的气魄本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文学家们为此所感乃为必然。但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甚至于‘奔泉风流’,‘深岩绝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然而,明清两代的园林设计多是这样去构想的。”[15]这实在是说得痛快极了,不仅指陈了中国文人给设计艺术带来的病态。
黑格尔看到中国文化的这一面,所以他说:“东方艺术是象征艺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设计美学不在形式设计中寻求突破,而更多地关注象征符号的味道”[16]
3结语
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的本质在于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即是“用”与“美”的统一。其具体表现为:实用机能、美感机能、象征机能三者的统一。一件成功的设计作品,何曾不是这三者的结合。功能上要求合理,视觉上要求和谐,内容上要求准确,这在中国古代造物史上已转化为一次又一次新的创造。造物的伟大就在于其直接证实了人类的伟大,只有人类才是造物之主,中国古代伟大的造物主们正是用他们惊人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实现着设计艺术的目标,体现着设计艺术的本质。
参考文献
1李龙生,《艺术设计概论》,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6
2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94.9
3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武汉理工大学教材中心
4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
5杨先艺,《中外艺术设计探源》,崇文书局,2002.12
6邹其昌著,《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探微》,崇文书局,2002.12
7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
8余秋雨,《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2.4
[1]详见李龙生,《艺术设计概论》,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6,10页,30行。
[2]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94.9,112页.1行。
[3]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武汉理工大学教材中心,37页,10行。
[4]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183页,1行。
[5]详见杨先艺,《中外艺术设计探源》,崇文书局,2002.12,175页,10行。
[6]详见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182页,11行。
[7]邹其昌著,《中国美学与艺术学探微》,崇文书局,2002.12,298页
[8]转引自徐晓庚,《现代设计艺术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9,75页,9行。
[9]杨先艺,《中外艺术设计探源》,崇文书局,2002.12,178页,6行。
[10]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19页,5行。
[11]杨先艺,《中外艺术设计探源》,崇文书局,2002.12,178页,8行。
[12]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14页,11行。
[13]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44页,1行。
[14]详见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0,123页,35行。
论文关键词:语域偏离,喜剧小品,幽默
一 语域及语域偏离理论
语域理论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变体”的概念。根据韩礼德的界定,语域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体”[1]。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境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情境语境指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包含三个因素,即语场、语旨和语式。
语场即为话语范围,主要指交谈话题以及场地等情境因素。语旨即为话语基调,指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和语言活动的目的。语式即话语方式,指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2]论文提纲怎么写。
语言的运用必须适合各自的语言环境。但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会为了某种特定的语言交际目的而部分或整体借用另一语域中的语言形式,这就产生了语域偏离。语域偏离是一种文体中借用其他文体或语域的表达方式[3]。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经常会出现语域的转换和语域混合或语域借用的现象,指一个话题借用另一话题的语言形式特征,形式上常体现为语言使用者使用的语言不符合他所处场景的任意一个因素,如在谈论一个话题时使用另一话题的专业术语或表达格式,或在正式场合或严肃的话题中使用非正式的语言,或在口头语言中使用书卷气十足的正式语言,或使用的语言不符合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身份地位,都会给人造成不得体、不协调的感觉。这种不得体、不协调的语言即语域偏离[4]的现象。
二 喜剧小品
喜剧小品是中国大众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小品之所以受欢迎在于演员滑稽可笑的表演和风趣幽默的语言。言语幽默是喜剧小品的核心艺术手法,是喜剧小品的生命线,是喜剧小品吸引观众的重要艺术手法。随着喜剧小品的日臻成熟,小品中的言语幽默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谢旭慧在其硕士论文《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中以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特点和策略。[5]谢旭慧、牟玉华在《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语音手段》一文中分析了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常见的语音手段,包括压韵、别解、飞白、不规则停连、方音土调的运用等。邓梦兰在《喜剧小品语言世界的“偏离”与幽默》一文中分析了喜剧小品幽默风趣的表达效果,产生于对语言世界的语音、语义、语法、语体等各种层级结构中的“偏离”手段[6]。
本文主要运用语域偏离理论,选取小说剧本“唐僧收徒”来分析通过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产生的幽默效果。
三 语域偏离理论在喜剧小品中的运用及其产生的幽默效果
1.语域转换
语域转换,指的是讲话者从一个语域转入另一个语域,如秘书把领导的口头演讲稿改写成新闻广播稿,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由原来的专家同行变成了初学者而导致发言人对发言内容所做的修改[7]论文提纲怎么写。
观音:悟空!
悟空:又是你?这五百年来文学艺术论文,你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
观音:这就是你的错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好事的!
悟空:要不是放我出去,免谈。我现在很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邀请我做形象代言人, 特奥会都请阿诺德了,我只是挣些零用钱而已嘛。
观音和悟空都是古时之人,悟空对观音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在这个对话里,悟空和观音的对话没有了尊敬的意味,还有一些不耐烦的意思。属于语旨转换。这样的关系转换让人感觉很搞笑,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另外他们之间的对话本来应是用古文的形式,但是却用了纯现代的语言,如“免谈”“挣些零用钱”文学艺术论文,具体来说属于语式转换。
悟空:那你今天来是要告诉我什么呢?
观音:你听着。(说话间,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 ……孙悟空,男,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现经天竺地区街道管理委员会全体大妈举手表决,将此人指派给唐朝一僧人做徒弟。
这段中,观音把孙悟空要给唐僧做徒弟这一事用现代的任命某人官职的形式宣布出来,属于语场的转换,使古代的故事具有了现代的意味,让人忍俊不禁。
2.语域混合
所谓语域混合,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域在同一个语篇中交错使用的现象[7],如在白话文中混入文言文文学艺术论文,在书面表达中混入口头表达。
悟空:大山?要不是为了给如来一点面子,我早就变成一只苍蝇飞走了。只是住在别的地方还要收费,这里山清水秀,又有观音MM来看我,我就只好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睡觉了?
观音: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呢?
悟空:双休日,understand?
观音:SURE!
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既有白话文又有英语,具体的说应该属于语式混合,虽然感觉有些无厘头,但是却可以博得观众一笑,起到幽默的效果。
3.语域借用
所谓语域借用文学艺术论文,指的是讲话者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使用了与已选语域不同的语域,比较常见的是在讲话过程或行文过程中借用其它语域的某个说法[7]论文提纲怎么写。
悟空:这难道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摇头咒”?
唐僧:不错,这摇头咒你一经听过,你就会立刻上瘾而无法自拔。一日不听就会筋脉倒流;两日不听就会周身溃烂;三日不听就会气血两亏,脸上长出黄褐斑,前列腺肿大,还会伴有更年期症状,就算吃了哈尔滨制药六厂生产的盖中盖口服液也救不了你了!
悟空:好狠毒!
唐僧:呵呵,正所谓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
在这段对话中,唐僧借用现代的广告词,把紧箍咒的作用描述一番文学艺术论文,令人印象深刻。同时还伴随着对现在一些广告夸大其词的讽刺,让人笑,促人思。
四结语
语域偏离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通过改变语场,语旨和语式来违反语域常规,起到幽默的效果。喜剧小品的幽默可以通过很多形式来实现,但是语域偏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文章通过分析小品剧本“唐僧收徒”,更好的展示了这一点。还有很多的例子,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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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旭慧.“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6]邓梦兰.喜剧小品语言世界的“偏离”与“幽默”[J].宜春学院学报,2008(6).
论文关键词:詹姆斯·乔伊斯,《阿拉比》,抒情式短篇小说,瘫痪
20世纪60年代时,关于短篇小说的文类研究还处于起步状态,之前零散的研究大都采用了新批评方式,因为这样有助于教学开展。然而,那种机械式地将短篇小说划分为有情节和无情节的方式掩盖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
1964年,约瑟林(M. Joselyn)提出应针对短篇小说进行真正的文类划分,主要分为拟态的(mimetic)和抒情的(lyrical)两种。拟态的短篇小说一般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结构,有完满的结局;而抒情的短篇小说则在拟态的短篇小说基础之上,加入了诗歌的成分特点。(Joselyn) 艾琳·巴德施威乐(Eileen Baldeshweiler)也提出了类似的分类方式,她将短篇小说分为史诗式(epical)和抒情式(lyrical)两种。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当于约瑟林所说的拟态的短篇小说,由推理演绎的方式,利用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最终以明确的结果结束全文。艾琳认为“抒情”二字与史诗式的短篇小说相比,更强调主题和行文语气。(Baldeshweiler)这些短篇小说类型的分类方式大体上都基于重视情节的传统写作手法与重视抒情式风格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之间的区别。
抒情式短篇小说产生于19世纪后期,正值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登上舞台之际。抒情式短篇小说在创作风格上与现代主义文艺创作风潮契合,它颠覆了传统的史诗式的风格,注重人物内心的发展,摆脱了依靠情节发展的旧式框架。M. 约瑟林对抒情式短篇小说的诗性元素的分析十分精辟,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1)摆脱传统的按时间顺序的方式安排故事;2)利用纯粹的言语修辞手法,如语气、意象3)关注意识的增强,而非完整的情节4)仅用最简洁的方式达到高度暗示性,强烈的情感。(Joselyn) 总的来说,抒情式短篇小说轻情节,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波动起伏,故事结构以情绪气氛的跌宕起伏为主线;突出抒情的特点,采用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运用简洁而具有高度启发性的语言营造丰富的意象;使用开放式结局,摆脱传统具有决定意义的结尾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本文旨在通过细读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阿拉比》,分析其抒情式短篇小说风格,探究詹姆斯在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创新性写作风格以及他精湛的文字技艺。本文将通过对该短篇小说的诗化分析,展现乔伊斯在创作短篇小说时达到了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协和。他利用诗化短篇小说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天真纯洁,内心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男孩形象,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的都柏林城。
一.淡化情节,关注人物内心发展
现代主义小说对人物精神情感的关注与淡化情节的写作方式源起于人们对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因此这些作品通常从内心的角度映射出世间百态,以荒诞的、富于寓意的抽象表现方式,意图展现现代人们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乔伊斯这样说道,“都柏林那即乏味又闪光的氛围,它的幻影般的雾气、碎片般的混乱、酒吧里的气氛,停滞的社会——这一切只能通过我使用的词语的肌质(texture)传递出来。思想和情节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重要。”(戴从容 2005:11)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体现了这种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摆脱了传统的关注情节故事发展的短篇小说形式,淡化情节的完整性和逻辑发展顺序,将错综复杂的现代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李维屏教授所言,“《都柏林人》的构思与布局超越了传统短篇小说的模式。它是20世纪初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思潮彼此交融的产物,也是作者告别传统、向现代主义道路迈出的难能可贵的第一步。”(李维屏 2011:117)
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组成,这些故事按照人一生的成长顺序排列。《阿拉比》是《都柏林人》中的第三个故事,也是其中最受评论者关注的一部短篇小说。《阿拉比》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用诗意的语言断断续续地回忆孩童时的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经历,读者成为倾听者,直接参与到主人公的回忆片段里,与男孩一起体验爱情的美好神圣与现实残酷腐化。《阿拉比》看似一个男孩寻找爱情的成长冒险故事,然而,乔伊斯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强调外部矛盾的历险故事文学艺术论文,而是利用男孩的内心情感波动和思维方式来发展故事。整个故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也没有总结性结尾,体现了乔伊斯开创性的现代主义意识流写作手法,也同时展现了抒情式短篇小说的文学魅力。
《阿拉比》中的男孩生活在瘫痪(paralysis)的都柏林城,年幼的他还未经世事历练,对一切事物都抱有美好幻想,拥有一颗追求美与艺术的心。男孩表面上敷衍的完成每天小孩的任务:念书学习、追逐玩耍,却时常在内心默默观察生活中一切美好浪漫的细节。他的艺术家气质与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以及城市里麻木不仁的市民形成鲜明对比。男孩对周遭事物十分敏感,在他的眼中一些破败腐烂的场景变得诗意化,“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那些数页是黄的。屋子后面有个荒芜的花园,中间一株苹果树,四周零零落落的几株灌木;在一棵灌木下面,我发现死去的房客留下的一个生锈的自行车打气筒。”(乔伊斯2002:21)叙述者善于描述事物细节,如颜色,状态,声音等,如同在创作一首散文诗。从《阿拉比》抒情的文风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叙述者就像一位心思细腻的青年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诗人,用心遣词造句,把埋藏心底的往事用诗化的语言一一诉说。
叙述者记叙男孩去阿拉比市集前焦急等待的过程时,没有情节结构,仅以人物内心波动来展现故事,明显体现了散文化的行文结构。男孩向曼根的姐姐许诺将会在阿拉比市集带些礼物回来后,脑海里面充满了“数不清的愚蠢的怪念头”,“但愿出发前那段乏味的日子一下子过去。”(ibid:23)接着,叙述者加快语速,连用五个“I”:“我要求……我问问题……我看着……我不能……我没有。”(Joyce 1974:540)随着节奏加快,人物内心的百感交集生动地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等待的时间长度是相对的,也许平时男孩与伙伴们玩耍一会儿时间就悄然过去了,但是当男孩在相同的时间内等待去阿拉比市集时,“我坐着望了一会钟,滴答滴答的钟声叫我心烦意乱。”(乔伊斯 2002:24)在与时间抗衡时,眼前的一切事物都令人烦躁。这种典型意识流的心理时间与传统的时间比起来,摆脱了直观式抒情,“梦幻、映像、心理错觉交叉出现,给小说披上一层知性和幻化的色彩”,(李丽琴 2007:101)更增添了故事的节奏感,如同诗人直面听众表述内心。
在表现爱情这一复杂的内心活动时,《阿拉比》采用散文诗的语言表达方式,从男孩的角度将爱情歌颂,用写意的手法描绘梦中情人——曼根的姐姐。“灯光从半掩的门里射出来,映现出她的身影。[……]她一移动身子,衣服便摇摆起来,柔软的辫子左右挥动”。(乔伊斯 2002:22)然而,涉世未深的男孩不敢直面爱情,连女孩的名字都不敢轻易提及,害怕惊扰了爱神丘比特,只能将胸中澎湃的爱情波涛化作崇高的信仰,“仿佛感到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仇敌中间安然穿过论文的格式。”(ibid:22)男孩犹如一名高尚的骑士小心翼翼的呵护着爱情的圣杯。这种对爱情的信仰使得男孩莫名流泪,甚至濒临崩溃,只能将感官关闭起来,直至失去知觉,不自觉地将内心那句歌颂爱的诗诵读而出:“啊,爱!啊,爱!”(ibid:23)男孩感官的相互交织激发了读者无限想象力,他将视觉变触觉感受:“这时,我的身子好似一架竖琴,她的音容笑貌宛如拨弄琴弦的纤指。”(ibid:23)男孩对爱情的幻想在感官的刺激下不断得到升华,读者也随着叙述者语气的强化产生共鸣。
《阿拉比》采用了散文诗式的结构,没有传统意义上情节的开始、和结尾,全篇由叙述者零散的回忆和跌宕起伏的情感描写拼接而成。故事给出了模糊的时间和地点,将主要笔墨放在人物内心对外部事件的反映上,读者作为故事直接的倾听者,不经意间忽略了这些信息,从而顺利进入乔伊斯笔下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二.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
抒情式短篇小说注重用暗示、象征、隐喻等言语手法,并通过意象的拼接来传达个人体验。(李丽琴 101)这些言语修辞手法渗入叙述过程后增强了短篇小说的语言意境:“使传统的抒情从追求叙述节奏的音乐化、画面的色彩化、情绪的弥漫化转移到现代主义的‘陌生化’和哲理色彩的浓重化。”(ibid:101)
诗歌中的意象将外在物象与主观情意相融合,摆脱了现实中普通的形象,附着了诗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几个简单的意象,经诗人几笔勾勒顿时可以成为一幅宏大景象。《阿拉比》篇幅短小,语句精炼,仅依靠文中丰富的意象的运用,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瘫痪的都柏林的画面。北里奇蒙德街象征了整个都柏林城,为了描绘这个瘫痪的城市,“blind”这个词多次出现。“North Richmond Street,being blind,” “An uninhabited house of two storeys stood at the blindend, detached from its neighbours in a square ground. The otherhouses of the street, conscious of decent lives within them, gazed atone another with brown imperturbable faces.”(Joyce 1974:539)故事一开始的这两个blind分别表示“死胡同”和“尽头”,均表示没有希望。短短的三句话向读者描绘了一幅死气沉沉的街景,房子建筑毫无生气,邻里关系十分冷漠。正是在这种瘫痪的场景下,男孩艺术家的气质与周遭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语气也是抒情式短篇小说创造诗意意象的一个重要言语手法。叙述者面对这个麻木无情的社会环境时伤感低沉的语气与小心翼翼手捧爱情时的浪漫的语气相互交织,营造了丰富的意象。
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了《阿拉比》意象,赋予叙事语言高度启发性。“blind”一词出现了3次,首先作形容词,修饰北里奇蒙德街死气沉沉的气氛,又作名词表示百叶窗。男孩不敢直面女孩,只能通过百叶窗的眯缝看到女孩的身影。男孩的动作象征了都柏林人麻木的心使得他们无法看清世界,男孩眼中的爱情也如死胡同一般,毫无希望。男孩乘坐的通往阿拉比市集的列车经过了一个名为“Westland Row Station”的车站,顿时一群人涌向车门,想要挤进车厢,却被列车员拦下,因为这是一班直达市集的专列。这个车站寓意深刻,与T. S. 艾略特的诗歌“Wasteland”《荒原》相呼应,象征了整个爱尔兰民族面对民族危机毫无斗志,长此以往变得空洞麻木,如同一群没有理想的空心人,一副思想瘫痪的状态,因此他们无法登上列车,只能徘徊于荒原中。题目“Araby”是“Arab”的古代名字,在文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东方色彩的市集。男孩将这个市集看作实现美好梦想的地点,然而实际上,阿拉比就是一个充满欲望的黯淡无光的地方,进门要付钱,里面弥漫着钱的响声,没有想象中阿拉伯式的集市,却只有毫无生气的爱尔兰人和正在调情的英国人。阿拉比象征着当时被英国统治之下暗无天日的爱尔兰民族文学艺术论文,英国女人冷冰冰地声音与仿佛出于“责任感”似的询问,使得懵懂的爱尔兰男孩毫无防备,不知作何反应。
因此,《阿拉比》表面上看似是一首爱情颂歌,充满诗意的意象;但是,将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与当时爱尔兰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看,《阿拉比》其实是一首激励瘫痪的民族积极斗争的抒情式短篇小说。
三.启发性的语言,开放式的结尾
抒情式短篇小说如同诗歌,通常语句简短但却句句精辟,寥寥几行字就能表现出宏大的场景。叙述者在文中回忆了许多场景,没有像传统叙事那样给出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将回忆生动展现在读者脑海里。男孩将爱埋藏在心底,终有一天压制不住内心澎湃的情绪,躲到已故教士家的后客厅内,在漆黑的雨夜里肆意歌颂爱情。“我听到雨密密麻麻泻在土地上,针尖似的细雨在湿透了的花坛上不断跳跃。”(乔伊斯 2002:23)雨滴仿佛变成了锋利的针尖在男孩和读者的心里到处乱撞。此时,男孩蜕变成一位诗人,把感官隐蔽起来,双手颤抖地合在一起,默读出爱的诗歌。叙述者用几句描绘内心挣扎的抒情诗句,反衬出这个瘫痪麻木,压抑爱情的社会。保守的社会传统如同针尖般刺向每一个爱情萌芽的角落,抑制人们的思想发展。《阿拉比》借鉴了散文诗简洁的写作手法,如此精辟的行文表达的不仅仅是对美的赞颂的主观抒情,更进一步探索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富有高度启发性。
艾琳指出抒情叙事关注人物内心情感波动变化,拥有开放式结局,旨在引发读者自己去领悟文本内在的含义。(Baldeshweiler)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创作注重叙事留白,把某些重要问题悬置,为读者留有足够空间,让读者参与叙事构建的过程。《阿拉比》中男孩怀抱着对爱情无限美好幻想来到阿拉比,却处处碰壁,最终失望地走出漆黑一片的市集,“我抬头凝视着黑暗,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于是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愤怒”。(乔伊斯 2002:27)到底男孩的愤怒源于何事,乔伊斯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正如同诗歌中充满寓意的语言一样,情绪迸发,却不道出原因,留给读者空间去思考。通过运用开放式的结局,读者可以从《阿拉比》中获得更多共鸣。这篇短篇小说以警钟式的姿态呈现在当时瘫痪麻木的都柏林人面前,让人们进行自我反思:面对民族失去独立自主的权利,爱尔兰人仍然生活在麻木不仁中。每一个爱国的爱尔兰人都应该从男孩的顿悟中感受到压抑的“痛苦和愤怒”。
四.结论
《阿拉比》表现了乔伊斯精湛的意识流写作手法,脱离了传统直观的抒情和叙事方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由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叙述者向读者娓娓道来那一段关乎祖国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往事。《阿拉比》作为典型的抒情式短篇小说与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不同,它不遵循时间顺序来发展故事,采用散文化行文结构,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它无需使用写实风格的语言来传达世间真理,仅仅简洁的几句充满意象的话语就可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它没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果,开放式结局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同时,《阿拉比》中诗歌般的语言精炼而寓意深刻,通过对男孩内心浪漫气质的刻画,反衬出都柏林人在面对民族失去独立的权利时如同置身于荒原般瘫痪麻木。乔伊斯笔下这位在荒原中歌唱的诗人,用他抒情的诗歌警醒爱尔兰民族,积极参与当时爱尔兰民族运动。
参考文献:
[1]Joselyn, M. “The Grave as Lyric ShortStory.”[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1
关键词:自媒体;摄影;文学式摄影
自媒体时代来临之后,特别是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可拍照的手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虽然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却也使得媒体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手段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摄影。对于摄影来说,当摄影设备和摄影技术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后,摄影比拼的是什么?是照相机背后的脑袋?还是图片里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社会一直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从古代的壁画和崖画里可以窥视到先人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而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又可以从我们当代这种“图”里读到什么?
一、摄影的关注
摄影术起源于美术,是画家们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现对象而发明的。自从1826年法国尼普斯使用照相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艺术门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摄影新技术的运用,广大摄影工作者不再为曝光失误、焦距不清而犯愁,可以更多地注重所应表现的对象。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纪实写真为最基本特征。《希望工程》、《俺爹俺娘》、《麦客》等摄影作品受到欢迎和赞扬的原因,并不在于光影的完美,而是纪录下来的人的真情。
《云南画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很多读者都对其图片的精美有很深印象,但如何也能让他们记得图片的内容呢?
1、去发现去创作。所谓“发现”是尊重客观事实、理性、认识,采取平实的拍摄手法。“照相机对于我们是一种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眼睛……我们对于自己所报道的事物来说,不是‘发明者’,而是‘发现者’”(flash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摄影家要具有婴儿式初入未知国境的旅游者那样的目光”(毕尔・布兰德)。这就要求摄影家用自己的眼睛把握平常,用自己的大脑理出头绪,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抓住现实,并以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视角、构图、光影等鲜明地显露出生活态度。很多读者看了《画报》的专题后,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家乡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发现这么美?有的游客把《画报》作为指向去旅游,到了才大呼“上当”:怎么没有照片上的这么美?这就是摄影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
2、摄影的情感。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关联物”,艺术家要表现这些情感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内容形象、情境、情节等适当的媒介。
用相机作为素描簿做一种直觉的反应,按动快门。作为摄影师,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对生活有新的视觉形象的敏感,选择对象的敏感和对把握最佳时机的敏感。这种按动快门的瞬间已包涵了一切:主题、影调、线条等。摄影的纪实性把观赏者的目光分散在画面的各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些实在的构成元素,这些构成元素在快门启动的刹那间完成自己的时空交合,形成最佳组合。
“大众传播受众的不可知性”作用于受众不同的传播效果。对摄影师来说,主客观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例如,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重建,王储来到北京洽谈请中国做一些项目。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的那天正好刮起了大风。我们的记者拍的多是王储和总理检阅仪仗队的一般照片,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则拍了一张两人顶风而行的照片,并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王储和总理正顶着风去检阅仪仗队并说了中科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的分歧。他并没有说中科关系就象图片中那样逆风而行,但却通过摄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一幅照片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3、摄影的社会价值。照片虽然是一个瞬间的记录,但仍可体现战争、体育、宗教、文明与落后、新与旧等矛盾的冲突。冲突是思想、性格的外延,冲突就是戏剧性。“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纳吉)。摄影最伟大的功绩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纳入脑海,替“我们”和世界作全新的“交流”,显露出“人性的企图”――摄影是呈现人类情感的最忠实媒体。摄影的纪实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文学式摄影
很多著名的摄影家都不是学摄影的,萨尔加多是学经济的,刘香成是学政治的,玛丽・埃伦・马克是学社会学的……摄影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一般摄影师和摄影大师的差距并不在于摄影本身,甚至在摄影上还常常各有所长,差距主要还是表现在摄影师对所拍摄的题材的理解和影像的注释。
1、 摄影的表现形式。摄影和文学上的现象有类似之处,大凡文学巨匠都一定是社会学家。摄影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萨尔加多的照片非常美,人们可以将其作品当作艺术品挂在墙上;而尤金・里查德的很多作品就很不好看,画面既不完整,也不平衡,人物在画面上常常只有一部分,往往还是斜的,对于这种画面很多摄影师都难以接受,何况一般读者。但他的作品的视觉感受很独特,可以说他用了一种新的摄影语言,为纪实摄影师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他们今后也有理由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来拍照片。
2、摄影的文学性。专题摄影是围绕一个主题,选用多幅照片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提示其社会意义,反映人物的活动及其情态变化。
由于照片直观性的特点使得专题摄影作品在拍摄和编辑中极易发生“直、白、浅、露”的现象,缺少回味,甚至落到“快餐食品”的地步,因而渐渐失去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专题摄影作品是用照片写文章,我们要提高文学素养,提高专题摄影作品的品味和水平。
文学是一种幻觉艺术。它借助语言文字作媒介,调动人们自身的生活积累,在人脑中产生幻觉形象。这种创作富有层次,表现细腻,还能使用夸张手法。因此,他能使作品成为每一个读者自己的作品。其实,照片也是一种媒介,摄影师也可以利用它,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通过已有的图像产生联想,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第二次创作。“决定瞬间”的理论就是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把拍摄到的瞬间扩展到“具有过去的残留,并映照着未来”的时段。照片中的图像、场景、动作、光线都具有隐喻性,都能引发联想。人物的动作、表情、环境的布置、光影的含义都因文化的不同,而对图像的理解有所不同,从图片上获取的信息也就有所不同。图片的大众化可以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
文学创作者首先强调作品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构成环境。照片不需大篇幅的描写,只需有目的地选择画面背景环境,利用背景中的文字、广告牌、人物的服饰、环境的装饰来表达时代背景。摄影还能利用环境做一些隐喻:雷雨隐喻激烈,朝阳隐喻希望,厕所隐喻宣泄等。摄影还可以利用光影形成的影调形成氛围,影响读者的心情。
照片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上亦有独到之处。拍摄人物的体态、神态、表达人与人之间是和睦还是紧张,是热情还是冷漠。照片还能以一图胜千言地表现人物的职业、性格、修养、文化、道德水准。照片中的色彩还可以烘托气氛,帮助突出主题,如兰色,有隔漠、自闭、防范、宁静的含义;红色,有斗争、革命、疯狂的含义、照片对环境的重视就是“环境参加叙事”的理论,就是文学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
文学创作人为,社会生活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而摄影对社会的认识似乎还要来得更加复杂些。首先,摄影的创作必须来自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再到生活中去寻找可以表达这种思想和哲理的画面来完成自己的创作。
摄影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也面临同文学创作中一样的问题,即“写什么”,“怎么写”。摄影的发现和选择有时需要在同一瞬间中立即完成。如果你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看着生活的亮点消逝,无法使用,留下的只是生活的经验和无限的遗憾。在摄影作品的拍摄和图片编辑过程中,也如同文学一样有个结构问题。当今报刊、杂志上大量的系列照片不够精彩,结构是否合理仍是主要问题。拍摄者在拍摄时就应想到系列照片的结构,图片编辑也要有很清醒的结构意识,把一大推图片安排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使主题思想更加深化、突出,并以结构的要求去指导拍摄,使作品更加完善。摄影师文学,是用图片书写的文章,是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摄影者应学习文学知识,在具象的外表形式里多加一些文学修养的内涵和哲学思考的深沉。
三、摄影与文字的相互构建
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的整体感常常是通过文字部分的配合才得以实现的,这种配合是否有一定的规则?如果文字部分过于简单,甚至没有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缺陷?如果将徐勇的《胡同》照片挂满一墙,一个文字都没有,读者仍能感受到这些照片作为纪实摄影作品的历史性和人色彩吗?现在的读者已经开始求知于每张照片所拍胡同的历史和故事,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处理好文字与摄影专题的关系,要做到文图并茂,互为补充。专题摄影的文章是在一组以具有逻辑联系的照片基础上的文字,要求是拾遗补缺。文章有利于突出主题,有文采,栩栩如生,给人以美感,其最大价值就是突显照片背后的深层意义。目前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杂志,往往用最精的图片配以深入的文字,现在杂志已摒弃了以往堆砌图片的做法。图说也不是以往的“看图说话”,而是采用大段说明,揭示图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些画报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镜头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可以是大众或是新闻记者在新闻现场所拍的纪录照片,也可以是像摄影家王小慧那样半夜突然有了灵感,起来创作的一组照片。不论这些图片是用在自媒体上也好,或是用在大众媒体上也好,若想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何不怀着一种更为人文的情怀去感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思考读者的需求,再搭配文字或是其它手段来展现,也许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参考文献
1、《中国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