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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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论文范文第1篇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文艺学论文范文第2篇
陆贵山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着综合治理和宏观调控的问题，文艺领域同样也存在探讨文艺全局性问题的宏观调控，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文艺领域也完全可以去建构一个具有战略学地位的宏观文艺学。20 世纪是各种文艺思想纷至沓来的时代，也是侧重分析研究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一经在中国大地上吹起，文艺领域里的“百花”随即迎风绽放。于是，诞生了无穷无尽的“主义”、不断更新的“中心”、花样翻新的“批评”、林林总总的“学”、形形的“论”，以及数不清楚的“后”和五花八门的“新”。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主义”、“学说”，确实拓宽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但与此同时，却又陷入了“跑马占地”、“占山为王”的尴尬境地。即使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性，但是彼此的互不通融和互不认可，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拔升。为此，学术研究需要一个宏观的框架，也只有在宏观的框架中、在学术研究的学理坐标上，学者们才能够找到各自的定位与坐标点而不至于陷入“片面的深刻”之中。陆贵山认为: “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取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③所以，只有综合性地把各种文艺观念置放在宏观文艺学的整体框架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合理地、有效地、持久地体现和发挥它们自身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
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陆贵山的专著《宏观文艺学论纲》( 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统阐述了宏观文艺学体系，是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该书从宏观的大视角，以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过程地观察研究文艺现象，全面把握审美关系和审美活动的总体结构，创立和构建起一种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从恩格斯倡导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相统一的思想中发展出来文艺本质观。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拉萨尔的作品时，主张用“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文艺现象。从“美学观点”看文艺和从“历史观点”看文艺是互补的，也是辩证地联系着的。美学的观点，也即审美的观点，离不开历史的社会的内容; 历史的观点，也即社会的观点，必然彰显着审美的特征。因此，文艺的“美学的观点和史学的观点”所体现出的文艺的“美学精神”和文艺的“史学精神”是文艺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这一文艺思想的启示下，陆贵山阐发了文艺的人学观点和人文精神。他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观点”中可以引伸和生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因为历史总是人的历史，人总是历史的人。这样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史学基质”、“人学基质”和“美学基质”的辩证统一。在这种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陆贵山阐发了一种带有“母元性”意义的宏观文艺学体系。陆贵山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主要是以审美主客体为中心，并综合了文学与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学与审美，文学与人的多方面研究，将文艺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艺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熔铸在一起，倡导文艺的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的有机统一。陆贵山认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文艺理论、文艺流派、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尽管纷繁驳杂、千殊万类，总可以从宏观的大视角归纳为( 1) 三大关系，即文艺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同人的关系、文艺与审美即文艺自身的关系; ( 2) 三大基质，即文艺的史学—社会学基质、文艺的人学基质、文艺的美学基质; ( 3) 三大规律，即文艺和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规律、文艺和人的相关性规律、文艺自身的特殊规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文艺学的研究，只有以实践为中介和动力，将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学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宏大而完整的文艺学体系，取得文艺学研究新的突破和进展。④陆贵山的《宏观文艺学论纲》阐述宏观文艺学的母元网络系统后，又从文艺的关系范畴系统和文艺的中介网络系统两方面，对宏观文艺学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并论述了宏观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建构，初步构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观文艺学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家充分吸收经典、西方、中国文艺理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为构建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就。陆贵山借鉴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吸纳了文艺生态学、文化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的学术资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宏观文艺学的框架体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陆贵山文集》，展示了新时期以来陆贵山在文艺理论建设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文集后记”中，陆贵山根据自己 50 年学术研究的经验和积累，提出了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一条道路、二大文脉、三套话语体系、四个研究向度、五种价值精神、六大学理系统”的构想。这标志着陆贵山的学术思想更加完备和成熟，宏观文艺学体系的理论框架也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 一) 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综合性和主导性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主要体现在，宏观文艺学能够从总体上较为完整地考察文艺的系统存在和系统本质，而其他文艺学的各种不同的或迥异的微观研究，只是母系统的派生。从文艺的母元网络系统看，文艺和社会历史的关系、文艺和人的关系、文艺和审美的关系，可生发出三种基本的文艺理念: 为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文艺的三大理念，进而产生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人本主义、审美主义、自然主义、文化主义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由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宏观文艺学的综合性与宏观文艺学的母元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表现有四，即宏观文艺学的普遍性、总体性、统摄性和涵盖性。总之，“宏观文艺学和微观文艺学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宏观文艺学包含着学理的多维度性、多向度性、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本体理论、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都作为整体中的部分，置身于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同整体发生有机的内在的联系……宏观文艺学对学理的最高概括是‘文’与‘史’、‘人’、‘美’的完美融合和辩证统一”。⑤宏观文艺学的主导性，与艺术世界的多元现象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时下，无论是从社会结构、意识结构还是文化结构来看，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的多元构象。尽管这种格局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纷繁与凌乱，但从总体上说，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共生的真实性。如何能更好地让这种格局有序发展，又不伤害某一个理论形态的存在价值，陆贵山构筑的宏观文艺学体系，便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宏观文艺学的作用首先是多元中的主导价值。既然多元并存和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和文论结构将成为事实上不可改变的精神存在，那么与其任其发展下去造成文艺领域里的无序与迷乱，不如树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原则，使文艺能够既体现时代与社会的心声，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和不同爱好的阶层的文化需要与文化选择。总之，在文化艺术领域，无主导的多元和无多元的主导，脱离主元的多元和脱离多元的主元都不能使文艺健全健康发展。陆贵山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律的多声部合奏”⑥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宏观文艺学选择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理论形态，进而构筑起“一体主导多元”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 二) 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当代性宏观文艺学的民族性，最能体现中国文艺理论自身的特点与特征，如陆贵山所说:“只有强化、深化和优化文艺学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突现文艺理论的中国特色。”⑦中国的文艺理论经过两千多年的甘苦备尝的学术跋涉，已经积淀了很深的理论学养和自身的学理特征，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处理民族文艺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上，我们首先要坚守的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民族性”。而这一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民族性，既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渊源，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理论特色。因此，怎样将其救活并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独特而灼耀的魅力，是中国当下乃至将来文艺界的理论家和学者们所应积极追求的学术理路。陆贵山认为: “确立和增强文艺学的民族性，必须进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依靠它的观念活化和当代生成来实现的。”⑧时下，我们怎样才可真正做到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又能参与到全球化的大进程之中，是文艺理论界一直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文论的民族化和文化、文论的全球化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说，这实质上是怎样理解文化的差别性和共同性的关系问题。”⑨宏观文艺学的世界性，既要体现出中国文艺作为世界文艺的构成时其自身暗含的文艺的普遍性和共同性，更要凸显作为一种文艺形态其自身的特征与优势。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我国文论乃至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才能以文化的差别性和相对性去抵制超级大国的文化绝对主义。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不是新名词的代言，也不是花样技巧的翻新。若要从本质上把握住，首先要抓住并处理好文艺的传统与创新、文艺的传统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欧阳中石在谈书法创作时曾指出，艺术家既要懂得“从何处来”，也要懂得“到何处去”。这里的“从何处来”，讲的就是对传统的继承; 而其“到何处去”，指的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曾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瑏瑡这就告诉我们，宏观文艺学的当代性建构，需要批判地继承传统，开放地面对未来。就“传统”而言，由于传统本身所具有的质素，现在的我们，无论是去发扬它的优长，还是去批判它的芜鄙，都不可避免地已经将它作为基本的阐释参照。因此，理性地审视与深度地挖掘“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要将“传统”中的精髓，随着时代的新变而不断地吸收与发展，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去构筑新的“传统”; 又要对“传统”中的鄙俗，给予严肃而犀利的砭弊，对“传统”中的劣根性，给予一种应有的严厉批判与“不留情”的抛弃。二者同时进行，又彼此依存。诚如陆贵山所说: “必须用历史转折时期的改革开放的自觉意识来理解和建构这个当代的的宏观文艺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必然是开放的: 向人民和人生开放; 向时代变迁、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和改造中国人民所处的旧环境的伟大实践开放; 同时也向文艺本身开放。”瑏瑢所以，传统是活着的，它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不但要去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应该去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即体现在文艺身上的当代性。“在众声喧哗的当代中国，如何审视地辨析多元文化形态和庞杂的文化信息，寻找能够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及其现实境况相适应的文化方略和发展道路，是中国当代知识界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之一”。瑏瑣爱国者必忧民，一个人要想写出真正的好诗，他本人就必须首先是一首真正的诗。在人们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其蕴藉的唤起精神。萨特曾说: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可是当下的文艺创作，已经远离了这种“召唤”，更多的则是戏说。有学者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没有信念，何尝不是今天的文学所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困境? 要说不正常，这才是最大的不正常。”我们认为，对于当下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来说，亦可作如是观。所谓苍冥欲坠的时代，往往有擎天一柱的诞生。倘若人人都要等到天下的人都变成好人，自己才愿意成为好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好人的存在。历史形成的文艺格局也必在历史中发生转换。为了“谋求建立一个各种文艺观念的有序的总体结构和理论框架”，陆贵山秉承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努力建构起了一个带有母元性、总体性、统摄性、普同性、综合性、主元性与世界性的，与各式各样的微观文艺学不同的宏观文艺学体系。《文心雕龙》里，刘勰曾指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可见，怎样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于一种理论体系之中，是先贤们希冀发展并努力建构的一种文化精神。在《宏观文艺学论纲》一书中，陆贵山不仅建构了文艺学方法论体系上的理论框架，有效地去囊括、容纳和置放各种有益的批评方法，而且克服了“任何一种局部的真理只要逸出了自己的界限和适用范围，有意识地将它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来否定自己，从而会走向问题的反面”瑏瑦的弊端。宏观文艺学的体系周全、意义深远。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如陆贵山在《宏观文艺学论纲》所言及的，宏观文艺学“侧重于从宏观的大视角，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制高点上，鸟瞰文艺世界的全局”。
文艺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语文；教育；多元智力；学科理论
多元智力理论是对传统智力理论的多方面突破，对我们今天素质教育所突出强调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责任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校教育，激活和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语文教育无外乎语言、文学和文章。加德纳的多元智力，包括言语-语言智力、音乐-节奏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力、交往-交际智力和自然观察智力。这一全新的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帮助我们进行语文教育中的智力开发。
一、语言学理论与语文智力开发
（1）语言符号的指称表现功能。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用声音来代替所有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是语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统一体，语音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即载体。
（2）语言符号的线条性。“语言符号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的线条性，即只能一个跟着一个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绵延，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 在口语中，我们靠语音的轻重停连来表示意义的分合，在书面语中靠标点符号来标记意义的分合。
（3）语言符号的层级体系。语言的底层是音位，语言的上层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和符号的序列，这层中第一级是语素，第二级是由语素构成的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学生要进行精细分解和严密组装。面对这样一个立体的网络型层级，既开发他们的逻辑智力，又开发言语—语言智力。
二、文学理论与语文智力开发
（1）对文学活动的整体观照。美国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著名观点，他认为文学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这种四要素是相互依存的，以作品为中心，世界和作品即论世，作家与作品即知人，读者与作品即察己。在阅读作品中，只有做到论世知人察己，才能真正理解作品本身。
（2）文学作品的层次。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文学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和文学意蕴层面。文学话语层是文学首先呈现于读者面前、供阅读的具体话语系统。对这一层面的关注，可开发学生的言语—语言智力。文学形象层是被读者在文学话语感染下经想象联想在头脑中唤起的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它是主观与客观、假定与真实、一般与个别、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文学意蕴层面是文本所蕴涵的思想感情等各种内容，由于形象有指向性、包孕性，文学意蕴层呈现多层次，如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和审美意蕴层。
（3）文学接受过程。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是一种文学接受。首先，是文学接受的发生，即读者在特定的期待视野基础上，在特定接受心境的影响下展开阅读。其次，是文学接受的发展，即读者对作品中符号进行富于个性色彩的解读与填空，交流与对话。最后，是文学接受的，即读者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得到人格提升自我超越。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与作品进行双向互动，开发他们的自知自省智力。
三、文章学理论与语文智力开发
提到文章，我们便有“文——意——物”和“物——意——文”的文章阅读与文章写作思路。关于阅读的智力开发前面已经提及，下面仅就文章写作来谈谈智力开发。
（1）写作前。学生写作前要有积累即写作材料的积累，主要有两种来源：直接和间接。直接来源即学生通过参加活动或自己的切身体验从生活中去发现去体会，间接来源如阅读。读是写的基础，通过读可借鉴别人的写作手法技巧角度等。读首先要理解语言，这就要靠言语—语言智力。
（2）构思。无论是确立主旨还是选择材料，谋篇布局都需要逻辑智力。因为要从已得的材料中分析概括一个最佳结论，然后从已有的材料中选出能有力论证表现自己结论的材料，然后考虑如何安排材料。要使其不仅突出主旨，而且具有形式美，这除了逻辑智力，依然需要言语—语言智力和视觉—空间智力协助。
（3）行文。在行文时，把这一切用准确而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使言语—语言智力代替了构思中逻辑智力的主体地位。而写诗歌除了语言智力，还要有音乐—节奏智力，因为诗歌要有韵律，而议论文则要有逻辑智力参与。
（4）讲评。作文教学中，讲评是使学生得到反馈的一种形式。方式上，老师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如范文讲评、专题讲评、学生互评、小组讲评等。在这些过程中，学生参与成为讲评的主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的智力释放出来。
以上，便是从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三个角度，运用加德纳教授的智力分类理论对语文教学中的智力开发所做的简要分析。多元智力理论是对传统智力理论的多方面突破，有利于培养素质教育所突出强调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因此，我们有责任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校教育，激活和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我们语文工作者应该从语文自身的特性出发去开发学生的智力，而不应该借语文不像数学那样有严密的逻辑就推脱掉自身智力开发的责任，或者说让学生自己去领悟体会而我们不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铿.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张敏.多元智能案例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文艺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论语》；新闻学；意义
《论语》是中国文化的经典，在世界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向世人宣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的确，《论语》中包孕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无论学界中人，还是各行各业，都能从中获得深刻的精神滋养。新闻工作也概莫能外，尽管孔子并没有专门涉及新闻的言论，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业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但是《论语》中的很多思想即使到了今天对新闻工作者也有诸多启发，对新闻写作具有指导性的意义。笔者试从这一角度作以简单分析。
有关新闻的重要性
《论语·子路》篇记载，鲁定公问孔子：“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不可以简单地这么说，但有近似于这样的话。孔子认为一个国君如果能够明了“为君难”的道理，即懂得做国君责任的重大，能够克制自己的贪欲和虚荣，不滥用君主的权力，认真做事，就可以一言兴邦，反之则会一言丧邦。这些话用于现在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完全可以用来形容新闻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离不开新闻，新闻传媒是人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发展和提高自身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新闻能提供日常生活服务，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实施舆论监督，鞭挞社会丑恶，提高社会的整合力，推进社会变革，新闻的力量确实可以达到兴邦、丧邦的程度。刘向在《说苑·谈丛》中说：“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周易·系辞上传》中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制造祸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利用新闻媒体颠覆了委内瑞拉阿本斯政府，兵不血刃。20世纪80年代苏联正是由于新闻舆论的失控，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的动荡，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
孔子特别强调慎言。“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讷是说话谨慎的意思。《论语·述而》篇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变乱和鬼神之事。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心去钻研邪端异说，这就是祸害啊。怪力乱神，邪端异说，乱人视听，诱发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孔子作为当时的社会名人，不谈论怪力乱神、邪端异说，慎言自重，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是我们后世学习的楷模。孔子对于慎言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指出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中国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社会体系更加多层次化，人们的观念更加复杂多变，各种新问题交织叠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新闻事业作为沟通社会、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与工具，需要肩负起更为重大的责任，更好地指导社会与民众，剧变的社会更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总书记曾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牢记这一点，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懂得自己工作责任的重大，社会会因有这种责任而更加进步，民族会因有这种责任而更加团结，国家会因有这种责任而更加强大。
有关新闻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取信于民的必备条件，如果事实虚假，就谈不上新闻的可信性，也就会失去新闻应有的作用，失去媒体生存、发展的基础，更谈不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是目前在新闻界，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却屡见不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又强调：“巧言乱德。”可以说，正是“道听途说”和“巧言”制造了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
道听途说的事情，它的真实性是应该大打折扣的。可是偏偏有一些人喜欢传播这种小道消息，摇唇鼓舌，飞短流长，一些记者未经仔细查证，就把它公之于众，造成恶劣影响。这是一种浮躁、懈怠的工作作风，它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浮在上面，不愿深入调查研究，马虎草率，胡乱凑数；有的采取“拿来主义”，把其他媒体刊登的报道稍作加工，“移花接木”到自家媒体上；有的干脆从互联网上直接下载，换个面孔“梅开二度”；有的出入高档宾馆，双脚不沾“地气”，靠泡会议、打电话完成发稿任务；有的则更“聪明”，直接将意图告诉通讯员，让对方采写，最后自己署上大名，还放在前头……巧言现象在新闻界也不少见，有的捕风捉影，有的夸大其词，有的歪曲事实，有的甚至凭空捏造。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种：一是追逐名利。有的人为了出名，不惜公然造假，制造轰动性“假新闻”，如2004年获得摄影界最高奖“荷赛”三等奖的南方某报摄影作品《非典时期的婚礼》。有的人为了稿件好发，歪曲事实，如2001年全国爆炒的“女儿状告爸爸热吻”。有的人将媒体作为经营牟利的工具，打着“监督”的旗号，要钱要物，敲诈勒索，而后在报刊上胡写一通，沦为金钱的奴隶。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为了追逐个人的利益肆意而行，会招致很多怨恨。二是屈从于广告商。在商品化的现代社会，一些广告商和广告大户成为许多媒体的“衣食父母”，媒体一般不敢得罪他们，明明有问题，偏说没问题；明明是大问题，偏偏说成是小问题。三是媚俗低俗。“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庄重。”这是我们一些媒体媚俗低俗之风的写照。在2003年夏季，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访华和“人造美女”炒作中，媒体谄媚和低俗的表演发挥到了极致。一味媚俗低俗必然会夸大粉饰，虚假不实。
怎样改变这种不良风气？孔子给我们标举出了一个“德”字。他说道听途说是道德所唾弃的，巧言会败坏道德，也就是说这种事情有德之人不为也！新闻界要改变这种状况，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提升新闻工作者的道德修养。新闻真实性从浅层意义上看是一种业务要求，从深层意义上讲则应该是一种道德要求。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规章制度甚至法律法规来加以约束，但是，再完备的规范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漏洞，再完美的法律也不可能制止犯罪。因为这种要求只是一种外在要求、强制性要求，而道德要求则是一种内在要求，强调主体的内化作用。只有把新闻的真实性作为一种自觉的道德要求，新闻工作者才能在现实社会的种种诱惑面前，守住自己的良知，保持自己客观公正的形象和“无冕之王”的权威。有了这种高境界的追求，令新闻界和社会头痛的“有偿新闻”之类的问题，才有希望得到根本解决。
新闻工作者要发扬深入实际采访的优良作风，切实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论语·子罕》篇说：“子绝四：毋意（臆），毋必，毋固，毋我。”孔子自觉避免了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告诫我们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能人云亦云。《论语·为政》篇中孔子阐发得更为具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了解一个人，要看他处事的目的和动机，观察他采取的方法，还要分析他的兴趣和好恶，这样，又有谁能够隐瞒呢？视、观、察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既有外在的审视，又有内在的思虑。我们新闻工作者亦是如此，只有深入采访，认真观察，审慎思考，才能作出正确判断。首先，需要深入采访。多采访一些人，多掌握一些背景资料，访谈视角要宽泛。其次，需要认真核实。不能怕费事，一定要找相关部门核实相关情况。最后，需要认真思考，然后作出正确判断。只有经过认真核实、深入思考，才能不被表象所迷惑，才能防止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现象的出现。
有关新闻的语言要求
海涅曾说：“语言可以把死人从墓中叫出来，也能把活人埋入地下；语言可以使侏儒变为巨人，也能将巨人彻底打倒。”语言的力量是强大的，通过新闻媒体传播于世，其威力更是难以估量。因此，如何使用新闻语言，也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论语》中孔子的一些观点对于新闻写作的语言运用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辞达而已”。这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言论只要能够表达思想就行了，这句话对于新闻写作尤为适用。新闻语言以能够准确简洁地报道事实、传达思想主旨为原则，而不以精巧为目的。既然是达意，文辞该多就多、该少就少，而且不求富丽，因为它不是文学作品。但达意本身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因为要把意思表达得清楚、准确，没有很高的表达能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文采和结构的考虑已经在其中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文采放在达意之上。新闻写作要做到“辞达”需要注意三点：其一是用语通俗浅显。新闻面对的对象是大众，少说术语，通俗浅显是最好的语言。其二是用词精练准确。精练准确地进行报道是新闻的宗旨。其三是层次明晰。要有逻辑层次，切勿混沌一片，不知所云。
第二，“述而不作”。这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谈到的整理古代文献的原则，即展示本来面貌，不作臆造和创新。正因为能做到如此，所以孔子才为我们保留了众多珍贵的古代文化典籍。新闻工作也需要述而不作。新闻是新闻工作者借助语言这一表达工具，将信息传达给受众。新闻是传播信息，而非制造信息，所以重在陈述，而不能主观臆想、夸大粉饰。如下面这段文字：“进入厂区，只见桃红柳绿，莺歌燕舞；来到生产车间，到处是铁水奔流，钢花飞舞的景象。”这段文字就犯了“作”的毛病。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是用事实来说话，所以戒空泛，求具体，要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经过、结果等要素。现在有不少新闻写得含糊其辞，更有甚者，写得“事实一点点，议论一大篇”。新闻要使读者信服，必须要“述”，客观地叙述事实。
第三，“文质彬彬”。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如果质朴胜过了文采就会粗俗，如果文采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能写出好文章。写新闻也是这样，文质彬彬，才是好的新闻语言。
“质”必不可少。如果没有质朴、真诚的内涵和情感，新闻语言就会流于调侃、麻木甚至冷漠。如广州夏天天气很热，三十余人死于酷暑，某媒体的报道标题是《广州“酷”毙三十余人》。针对长春街头的流浪汉，吉林某大报刊登图片进行报道，用的标题是《睡在街上羞不羞》。2004年9月4日，某栏目在对俄罗斯别斯兰人质危机事件的报道中，滚动播出有奖竞猜人质死亡人数。栏目设置有奖问答：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下列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没有些许人文关怀，只有对弱者的冷漠和对苦难的调侃，这都是因为少了“质”！
“文”也不可或缺。作为新闻，如果没有文采、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看，新闻的传播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所以新闻语言不能枯燥乏味，而要生动形象。现在有的新闻，就事论事，材料照录，不作任何技术处理；有的理论文章，平铺直叙，专业术语太多，缺乏感染力。当然，文还包括文雅之意，写新闻可以用流行语言，但不能泛滥，流于低俗。一些新闻工作者追求时髦，把它用在了报刊版面，结果在社会更大范围内流传，对社会语言环境起了不好的作用。新闻写作确实还需要在“文”的方面多下工夫。
《论语》中可供新闻工作者借鉴的思想还有很多，本文只是浅谈简论，以期抛砖引玉。如能引发广大新闻工作者对《论语》一书的关注、重视乃至深层思考，亦不失为一件幸事。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1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论语》阅读与教师专业精神建构”（2011FJY002）阶段性成果]
文艺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立志
指立定志向。每个人对未来都有所希望和计划，立志是成功的起点，有了壮志和不懈的努力，就能向成功迈进。
1、立志多在少年，但宋朝文学家苏洵27岁开始发愤，立志就读，昼夜不息，结果大器晚成，终于成为唐宋家之一。
2、我国明代画家王冕，少年放牛时，立志要把荷花佳景惟妙惟肖地画出来。他不分昼夜地绘画，立志不移，后来成为当时著名的画家。
3、越王勾践被吴国军队打败，忍受奇耻大辱，给吴王夫差当奴仆。三年后，他被释放回国，立志洗雪国耻。他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打败了吴国。
4、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归楚；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
二、拼搏
指豁出性命，进行激烈的搏斗。比喻尽最大的力量，极度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容国团
3、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4、贝多芬拼搏成长大作曲家贝多芬小时候由于家庭贫困没能上学，十七岁时患了伤寒和天花之后，肺病、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等又接踵而至，二十六岁不幸失去了听觉，爱情上也屡遭挫折，在这种境遇下，贝多芬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在与生命的顽强拼搏中，他的意志占了上风，在乐曲创作事业上，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越来越旺盛了。
5、司马迁写《史记》汉朝司马迁继承父业，立志著述史书。他游历各地，阅读了大量书籍。不料正在他着手编写《史记》时，遭到了李陵之祸的株连。但他矢志不渝，忍辱负重，身受腐刑，幽而发愤，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写成了鸿篇巨著——《史记》
三、勤奋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汗水是滋润灵魂的甘露，勤奋是实现理想的阶梯。
1、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韩愈
2、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乐府诗集》
3、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徐特立
5、王羲之与“墨池”王羲之是东晋有名的书法家。他每天坚持练字，练完后就在家边的一口池塘里洗笔。这样日复一日，竟将整口池塘的水染成了黑色，像墨一般。于是人们把这口池塘叫作“墨池”，也叫“洗砚池”、“洗笔池”。
6、达·芬奇画蛋（具体事件略）……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
7、司马迁从42岁时开始写《史记》，到60岁完成，历时18年。如果把他20岁后后收集史料、实地采访等工作加在一起，这部《史记》花费了他整整40年时间。
8、天才来自于勤奋。爱迪生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他为了发明电灯，阅读了大量资料，光笔记就有四万多页。他试验过几千种物质，做了几万次实验，才发明电灯。
9、“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了工作上的。”——鲁迅
反例：10、方仲永就是因为没有勤奋学习从天才变成一个平庸的人。
四、毅力
指坚强持久的意志。胜利的鲜花在血汗中绽放，荣誉的桂冠用荆棘编织，排除万难，坚定不移，成功属于意志坚定者。
1、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英·狄更斯
2、人要有毅力，否则将一事无成。——法·居里夫人
3、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德·马克思
4、张海迪砺志成才张海迪自幼就患有严重的高位截瘫，几次濒临死亡的边缘，身体可算弱小，可是20多年来，她学会了4门外语，翻译了16万多字的外国著作，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并自学了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1万多人次，作出了巨大贡献，与张海迪相比，我们这些身体健壮的人又当做些什么呢？
5、成就与汗水
①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写字，用尽18缸水，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②李时珍花了31年功夫，读了800多种书籍，写了上千万字笔记，游历了7个省，收集了成千上万个单方，为了了解一些草药的解毒效果，吞服了一些剧烈的毒药，最后写成了中国医药学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
③马克思写《资本论》，呕心沥血，花了40年时间。
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研究进化论，花了22年时间，写出了《物种起源》一书。
⑤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历经12年的实验，不怕挫折失败，从几十吨的矿物中提取了几克镭。
6、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不怕嘲笑，力纠口吃；李白遇老妇，“铁杵磨成针”；司马迁的事例。
五、逆境
指困难，多指不顺利，甚至很恶劣很不幸的境遇。它使人忧愁、痛苦，但也能磨炼意志。杰出人才几乎都经历过艰难险阻，成为生活的强者。
1、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2、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曾益其所不能。（同上）
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举的事例。
4、吴王夫差立志为父报仇，打败强国——楚国；贪图享乐，败于自己曾打败过的小国——越国。
5、经受磨练，方能“称王”球王贝利成名后，有个记者采访他：“您的儿子以后是否也会同你一样，成为一代球王呢？”贝利回答：“不会。因为他与我的生活环境不同。我童年时的生活环境十分差，但我却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磨练出我坚强的斗志，使我有条件成为球王；而他生活安逸，没有经受困难的磨练，他不可能成为球王。”
6、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六、成败
就是指成功或失败。成功指事业或工作获得预期的结果；失败指遇到挫折，或在斗争、竞赛中被对手打败。人人渴望成功，但在失败时千万不要气馁。
1、失败是成功之母。2、成败不是永恒的，而是可以转化的。
3、胜不骄，败不馁。
4、失败往往是黎明前的黑暗，继之出现的就是成功的朝霞。——霍奇斯
5、爱迪生发明电灯，历经了几万次失败，但他始终不气馁，最终发明了电灯。
6、威灵顿失败而不气馁，重整旗鼓打垮拿破仑。（《失败是个未知数》）
七、时间
我们的生命由时间构成，哪怕是浪费一点点时间就是虚掷部分生命。
1、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2、时间就是生命。无缘无故地耗费别人的时间，跟谋财害命没有什么两样。——鲁迅
3、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飞
4、白日莫闲过，光阴不再来。——陶渊明
5、你热爱生命吗？那么请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富兰克林
具体事件略，可参见“勤奋”中的几例，或自己整理。
八、积累
指事物逐渐聚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习需要日积月累，成就事业也需要积累，不懈地努力奋斗。
积累是一种毅力，是由微小到伟大的必经之路，是成功的前提，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也可证明“毅力”）
2、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
3、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百丈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
4、水滴石穿，绳锯木断。5、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6、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修
7、李贺虽只活到27岁，但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他的成功在于积累。他随身携带锦囊，一有灵感便记在纸上，放入囊中，晚上再将纸片拿出来整理。这样就积累了许多创作素材，最终成为一位著名诗人。
8、马克思为写《资本论》，阅读了1500多种书，留下了100多本读书笔记。他几乎掌握欧洲一切国家的语言，他在头脑里积累储存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息和资料。
九、团结
指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团结是战胜困难的保证。
1、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
2、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