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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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1篇

师范院校在讲授古代汉语常识时，应尽量联系中学文言文的例子，这样，学生学起来觉得熟悉，既温习了旧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联系中学文言文知识的时候，应注意把中学相关文言知识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例如中学课本《山海经•夸父逐日》对“夸父”的解释很简单：“夸父，古代神话人物”，但在《核舟记》中对“虞山叔远甫刻”的注释则为：甫，通“父”，男子美称，多附于字之后。在学习古代汉语文选《夸父逐日》时，则应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中学已有的知识串起来，进一步说明“父”的用法，既要说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称后面的美称，又要说明此用法又常写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学课本有，而大学教材没有入选。这时教师在讲授古汉语课程相关知识点时，应联系中学学过的旧知。如《木兰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中学教材对“扑朔”的解释为：“据说，提着兔子的耳朵悬在半空时，雄兔两只前脚时时动弹，雌兔两只眼睛时常眯着，所以容易辨认。扑朔，动弹。迷离，眯着眼。”在讲授古代汉语课程知识点“古无轻唇音”时，就可以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列举其他几种观点，相互比较，从而深化认识。据刘成德先生概括，对于“扑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1）兔走足缩之貌（张玉谷《古诗赏析》；（2）跳跃貌（余冠英《乐府诗选》）；（3）扑腾，乱动的样子（北大中文系编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4）貌蓬松的样子（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尔雅》郝懿行义疏指出，“扑朔”与“扑、扶疏、朴簌”同一语源。树木丛生的样子为“扑”，枝叶丛生的样子叫“扶疏”，鸟兽的羽毛丛生的样子为“扑簌、扑朔”［7］11。对一个初中的学生来说，从语境出发，从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这恐怕是中学教材采用这种解释的原因所在）。但从语源的角度看，显然，朱东润的解释是较妥当的。这样，在串起旧知的基础上拓展新知识，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在讲授古汉语修辞方式时，也可以多联系中学文言文内容。上例“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一句的修辞也可以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例如有人认为句中“扑朔”与“迷离”互补为义，即雄兔与雌兔均有“脚扑朔”、“眼迷离”的习性，这才难以区分雄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联系下文“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讨论，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理解。这样的讨论是在中学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展开的，可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又比如在讲授古代汉语中有关对仗的知识时，不妨联系高中语文第二册《滕王阁序》课后练习。该课后练习五指出：“课文中有很多对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对，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对偶。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对‘孤鹜’，‘秋水’对‘长天’。这种‘当句对’的句式，是王勃骈文的一大特点。”学习新知，与已有知识相联系，可以使得学生对对仗的基本类型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四、讲授古代汉语知识时，既要注意其系统性也要注意补充教材之外的相关知识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林田慎之助 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 研究特点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颇为广泛，其研究重点是中国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和文论。他的部分论文被翻译到中国，刊登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经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出版了二十部专著。[1]1-8在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之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可以发现林田慎之助作为日本汉学家的研究特点，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这些研究特点，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

林田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的最后一次讲课中说：“我觉得有两件事感到惭愧：一是通过讲课，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有些总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有很多问题只是提出之后搁置起来，没有解决。”[2]54张哲俊教授在评论吉川幸次郎时认为：“这当然是吉川自己一种谦虚的说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问题意识研究学术的。吉川问题入手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水平的标志。”[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是林田慎之助进行论文写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写作《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写作中的缺陷。当时中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写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问题，林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试图通过自己的重新写作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强烈反响即证明了林田解决此问题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仅在整部《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写作目的上，表现出了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具体的写作中，同样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针对《雕虫论》写作年代所产生的争议，进行了仔细辨析和严格考证，最后得出了其写作年代应该在齐代末年这一颇有说服力的结论。在《文学原理论的若干问题――关于刘勰的美学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问题点在于如何给刘勰的思想进行评价，以及如何对《正纬》、《辨骚》进行定位。在《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问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对汉魏六朝时期“情”、“志”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这一时期“情”与“志”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林田慎之助所写的每一个章节，都会提出并解决不少问题。事实上，他是怀着论文写作的思路去进行文论史写作的。《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的不少章节就是林田此前已经发表过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识地分节写作，最后汇聚成书，如此方法下写出来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论文一般的严谨性和精炼性。问题先行，不发空洞言论，不拖泥带水，可读性极强。

二、原典实证法

“原典实证法”是“实证主义学派”（又称“京都学派”、“关西学派”）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实证法”来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师承的两位导师青木正儿和目加田诚均是京都学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儿尤甚。严绍先生在论及“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时称：“实证主义学派，从其名称上便可以窥见这一学派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强调确实的事实。注重文献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3]252又说：“实证主义学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确实事实的治学方法……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重视‘独断’之学，从哲学范畴出发，摆脱繁琐之弊，从文明的批评与社会改造的见地出发，表明独立的见解。”[3]253青木正儿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实证主义学派中的真实反映。青木一方面进行实证主义研究，在中国文学、南画、戏曲、音乐等领域中纵横驰骋；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的文化运动，为此发表了一系列的见解。

作为青木正儿的学生，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谓是得老师之真传。最为典型的证据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证――关于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一文，其中对裴子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的考证可谓是精细至极。

三、综合研究法

这里所使用的“综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文学文本、文论文本，还重视对影响文学观念变迁的社会思潮等外部环境的研究。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史、文论史的发展变化规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学、文论文本为中心，但从来不忽视对影响文学、文论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关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汉魏六朝，这一时期正是风云变幻的时期。铃木虎雄的“魏代文学自觉”说早已深入人心，文学上的自觉，反映在文论上，自然也有“诗缘情”等重情理论的提出。而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变化，更离不开由此而产生的思想界的动荡与争鸣。林田慎之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并没有沉浸在文学自给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晋玄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衰微，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都是他考察的重点。而这些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也是林田慎之助试图解决的。比如，在研究两汉魏晋时期的辞赋论时，林田慎之助以赋的功能作为依据，把这一时期的辞赋家划分为两大系谱。在论及提倡赋之讽谏意义这一系谱时，林田分析了此种辞赋论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从西汉末到东汉，儒教作为维持现实政治和秩序的理论，获得了统一支配的地位。而经学的规范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宣帝、扬雄、班固等人辞赋论形成的原因。此外，汉代毛诗学派的《诗经》观，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影响。”[4]64林田的这段话正是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方法的例证。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仅立足于文学、文论，还旁涉了美学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他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广泛的。比如，在研究萧纲的“放荡论”理论体系时，他试图把握这种文学理论背后所蕴含的美意识。从前面介绍林田慎之助论证《雕虫论》写作年代的思路时也可以看到，他在论证的过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历史文献。这固然和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现实状况有关，但是对历史文献的重视，对实证精神的发扬，也正体现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证文、文史互证的研究立场。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研究，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较法

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一面。也许，他并不是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这种不自觉地对比较文学方法的运用，其结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其所运用的比较文学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关注中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对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动态有所了解，表现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比如，在《南朝放荡文学论的美意识》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论述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解释萧纲“放荡论”的“放荡”之义时，举出了英国的心理学者蔼理斯、周作人、王瑶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对照。蔼理斯的《凯莎诺伐论》中有“艺术正是情绪的操练”的观点。林田慎之助对三者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学理论，还是王瑶一方对文学直接反映现实这一文学理论的机械运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蔼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对中国文学评论的历史进行总体论述时，同样把中国文学评论置于整个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关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总论中叙述中国六朝文论时，选取了19世纪的法国文论以资对照。他认为，在六朝之前，中国的文论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之后的六朝，则逐步走向自觉。关于这一点，林田认为和法国17世纪的情况很相似。的确，法国17世纪的前半叶，正是君主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论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新古典主义”文论，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他所倡导的理论原则主要有理性的原则、道德的原则、古典的原则、自然的原则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从古代、重视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可见，对道德观的重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缚是有相似之处的。此外，林田还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中国文论呈蓬勃发展之势的时间，与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缓慢？对于这一问题，林田虽然没有给出答案，但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建立在中国和西方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五、鲜明的反儒倾向

以《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为例，林田慎之助自觉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判断文论家思想倾向进步与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龙》之“道”时，对刘勰之“道”是否与儒家思想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还以此为标准对六朝的文论进行归类。可以说，他对六朝文论中“情”、“志”关系的变迁、对汉魏辞赋论两大系谱的归纳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缚与否作为分水岭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汉代的大部分文论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文论称为“古典”或者“传统”的文论观，而把注重文学本身审美性、表现出文学自觉意识的文论称为“进步”、“自觉”或者“自律”的文论观。对于“古典”、“传统”的文学观，林田有时不带任何感彩，有时会讥讽为“陈腐”，而对于另外一种，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扬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的。

林田慎之助的这种鲜明的反儒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是受其导师青木正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青木正儿曾在《吴虞的儒教破坏论》一文中说：“儒教是前世时代的遗物，它曾使中国衰敝，到现在，它已经没有前途。”又在1922年1月27日给吴虞的信中说：“我们不信尧舜，况崇拜孔丘乎？……我们同志并不曾抱怀孔教的迷信，我们都爱学术的真理。”[5]467

事实上，青木正儿的反儒倾向并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群体的特点。其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改良运动有着很深的关联，也就是说，文学改良运动促进了西方文学观念的传入，也冲击了日本的传统文学。在明治维新之前，江户末期，文学已经呈现出颓废之势，文学作品大多是迎合读者的庸俗趣味而创作的，是只供读者消遣的。而明治维新之后，江户残余的游戏文学逐渐被抛弃，新的文学因素也开始出现。有学者认为：“同启蒙时期相适应的这种文学改良，以模仿西欧的诗，创作新体诗开始，扩展到改良小说，改良文体，改良戏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觉努力学习西方文学的前提下，文学改良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以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起点，日本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学。而作为小说理论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在文学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在这部书里作者排斥游戏小说的劝善惩恶主义，提倡把小说从封建文学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6]236《小说神髓》确定了明治之后小说发展的方向：“他从艺术中排除了道德观念、功利主义，而提出这样的论点，即世态、人情的写实乃是小说创作的目的。”[7]17可以看到，对于小说的改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摒弃了劝善惩恶的因素，而劝善惩恶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文体的改良本身，也意味着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吸收和借鉴。新体诗，也即是用当代日语写作的欧化诗型，对于日本近代文学而言，是一个崭新的文体。

综上所述，通过对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之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所采取的综合研究法、平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反儒倾向等，则展现了同时代日本汉学家的群体特点。

参考文献

[1] （日）林田慎之助博士古稀纪念论集编集委员会.林田慎之助博士著作目录[M].东京：创文社，2002.

[2] 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 严绍.日本中国学史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4] （日）林田慎之助.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M].东京：创文社，1979.

[5]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 （日）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M].佩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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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省级精品课，由“唐诗宋词名篇导读”、“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红楼梦》导读”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组成，每门课程均为36学时。该系列精品课除为中文专业学生讲授外，主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其中“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最早开设于1993年，已有20年的讲授历史；“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开设于2005年，“乐府诗导读”开设于2006年，也有七、八年的历史。5门课程联系紧密，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讲授中国古代诗词、乐府、小说、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课程。在中文系专业选修课教学乃至全校文化素质教育类教学中，该系列课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课程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于2010年入选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教学团队。团队（课程组）成员有23位教师，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讲师7人；博士18人，占总人数的78.3%，大多数为学界著名学者的弟子。职称、学缘结构合理，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年富力强，富于发展潜力。团队负责人为教育部优秀人才，山东省首届省级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首批首席专家。其他成员有30余人次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奖、省级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和市校级优秀教师奖、优秀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教育先锋等各类教学奖励与表彰。

二、系列课程的整合优化

2010年，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承担了青岛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从已经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选择了上述5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的优化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对5门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课程能够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第一轮的整合优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开：一是重点选取了诗词、乐府诗（配乐演唱的歌辞）名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并从魏晋文化和佛教的视角切入，对相关作品进行导读。二是选择这5个专题，既与主讲教师个人的研究专长有关，也考虑到5个专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唐诗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乐府诗，宋词原本可歌，与乐府诗有很多共性；乐府诗主要集中在汉魏至唐代；《红楼梦》与佛教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有继承关系，唐诗宋词名篇明显受到魏晋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佛教禅宗的内容等等。因此，5门课程在知识和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东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设5门课程整体设计、相互补充的课程平台。经过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建成5门课程共同组成的联合课程网站。学生既可以登录任意一门课程的网站，又可以从该课程网站进入到联合网站，或进入5门课程中的其他任何一个课程网站，实现了课程网站之间的贯通。整合优化也对各门课程的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我们不仅充分考虑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互补和呼应，如原“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涉及到的乐府诗全部放在“乐府诗导读”中来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红楼梦》的内容，则转入“《红楼梦》导读”；同时，也根据个人科研的重点和特长，对各门课程的组成成员做了相应调整。至于不同课程在平台建设、课件制作、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整合优化中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使得每一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收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门课程的网络平台，各自汇集了某一方面较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和资料，并且都可以向选修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课程的联合建设，带来了主讲教师、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教学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组和变化，这对于课程的互相促进、教学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课程组的主讲教师，在形成优势课程群的同时，也凝炼了学术方向，对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优化整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课程整合，把已经开设的11门课程也纳入到精品课程群的建设范围中。2013年，“《老子》导读”、“《金瓶梅》导读”、“《聊斋志异》导读”、“中国古文名篇导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被批准为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精品课程群达到10门。另有“中国神话与诗歌导读”、“《诗经》《楚辞》导读”、“《论语》导读”、“中国诗学导读”、“元明清戏曲导读”、“《文心雕龙》导读”等6门课程，也正在根据课程群建设的整体思路进行全面整合。课程群建设的目标是建成涵盖文、史、哲、文论、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16-20门系列课程。

三、课程的内容、特色与地位

5门省级精品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延伸，也是我们在长期讲授的过程中，逐渐发掘、精心选出的5个专题。其中，唐诗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以短小精粹、情韵并茂的优势，长期流传，脍炙人口；乐府诗本是配乐、配舞的歌辞，是表演艺术的一种，与一般徒诗相比，其特点极为明显；《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的代表，自诞生数百年来，“红学”早已成为显学，学界向有“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和文学也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吸引了后代学者和读者的注意，20世纪初叶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广泛影响到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荷兰学者许理和就曾写过《佛教征服中国》的名著。因此，5门课程讲授的文学与文化专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总体上说，系列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典型个案，立足社会、文化、宗教发展来分析名篇名著，通过名篇名著的重点导读，带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讲解；二是每门课程均有长期的科研作支撑，课程内容都与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就现有5门课程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总体来看，这5门课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现对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举例简要说明如下：“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和“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是第一类。这3门课都是以广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学术界特别关注、一般读者也很感兴趣的魏晋文学和文化为讲授对象。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但我们的这几门课程都是建立在长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讲授思路和内容，在众多的同类课程中，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为例。该课程立足中国诗词发展过程，以题材和主题分类选讲的方式，选取10类典型的诗词，重点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入手，对唐诗宋词名篇进行导读。每类诗词的导读，都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每一类诗词从先秦到宋词的发展简史，作出提纲挈领的描述，把握该类诗词类型化特点；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名篇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该类诗词独特的艺术美与题材、主题及文化之间的特定关系。导读特别注意把诗学理论与具体作品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力求讲出我们长期研读和讲授唐诗、宋词的真切体会，达到将知识、审美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特点有三：

1.在按题材和主题对唐诗宋词分类讲解的大前提下，注意从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发掘诗词类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诗词类型化的共性特点作出文化学的解释。

2.注重在同类诗词发展历史中，把握诗词名篇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魅力，从名篇讲解入手，把文学史、诗人生平、诗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融为一体，力求对学生学习、理解、分析诗词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能在深入浅出的诗词艺术分析中提高文化素养。

3.多年来，课程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项目和成果，如“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都与本课程有密切关系。因此，课程能立足学术前沿，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红楼梦》导读”侧重于小说悲剧意蕴、哲学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民间习俗、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多角度入手，对魏晋文化与文学进行导读，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是第二类课程。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不是很多。而我们的这两门课开设时间较早，系统性、前沿性也比较强。“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在介绍佛教文学起源、种类的基础上，对佛教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佛典翻译文学、释氏辅教传说、僧人赞佛诗颂、文人护法文学等进行系统的讲解；并以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贽、袁宏道等涉佛较深的著名文人为例，对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阐述了佛教与中国文人和文学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见。

这门课也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作为课程的重点。因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识、体会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读懂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而这在一般文学史中是不讲的。

2.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典型个案，包括佛典翻译文学、释氏佛教文学、僧人赞佛诗颂、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识作为理解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前提，同时也通过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反过来使学生对佛教知识、教义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获得更为感性的认识。

3.所讲授的内容与主讲教师的科研紧密结合。几位主讲教师从事佛教文学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等论文，很好地保证了该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乐府诗导读”则紧紧抓住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在强调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讲解乐府歌诗。其思路与以往把乐府诗等同于一般徒诗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们已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均与课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本系列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05年就通过了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的评审，其建设的经验对于本系列导读课程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在由笔者主持完成并获2005年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汉语言文学试点（本科）专业改革”省级教学改革项目（2002－2005）及我校汉语言文学省级品牌专业（2007）和国家级特色专业（2009）等教学项目中，本系列课程组的成员也都是主力，这为本课程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使本课程在长期建设及教学、科研的结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本课程涉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诗、文、乐府、小说等多种文体。在教学方法上，每门课程虽有各自的特点，但5门课程也有不少共性，这是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我们在对课程群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中比较一致的体会。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与宗教、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立足文学史和文化史阐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2.强调主讲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不断为教学增加新鲜内容，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活动，提高授课质量。为此，我们已经根据教学需求，制定了相关的科研规划与教材写作计划。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讲授内容将会不断更新，始终切近和追踪学术前沿。

3.把培养学生理解、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重点，通过理论讲授、范例解读﹑个案分析、课堂讨论﹑学生登台主讲、名篇背诵、课外阅读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手段方面，则尤其重视三点：

1.建设互动的课程教学平台，使课下阅读、讨论、答疑和在教学平台上提交作业、相互交流等学习方式，与课堂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每门课的课程网站都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为学生课后的扩展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师生交流的时间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作用。本课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还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学资料，如图片、音乐、绘画、影像等。主讲教师将这些内容制成课件，通过课堂上的使用，显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3.通过课程网平台交流、答疑，课后阅读，及在考查、考试中突出文学经典阅读的比重，实现从课堂导读到学生自己阅读的扩展延伸，培养和提高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五、几点理论思考本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论前提下完成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对课程群建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评，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关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学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体系与教学创新的矛盾问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之指导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学科的创新也被频繁地提出来，与之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则常常受到政策指挥棒的干预，尤其是在总体课程设置变化和学时数的双重限制下，不得不经常作出调整。有时候这种调整对原有教学传统的冲击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实行多年的好的教学传统不得不放弃。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其内容与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课程，所讲授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据材料和观念的变化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一般来说不会对原有教学体系和课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系列导读课程相类似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比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下，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整体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则需要特别谨慎。即使不得不调整，也必须充分吸纳已有教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创新。

其二，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学习和教学中，阅读传统经典，“尚友古人”，与历代各领域、各学科一流的名人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来各种有关读书的调查报告以及我们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了解来看，目前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一年里读书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凭自己的兴趣选修人文学科经典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很难系统地阅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我们在课程群建设过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所以经典阅读实际上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大瓶颈。在经典阅读方面有了突破，则学生的欣赏、写作和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空话。但问题是现行教学评价体系对此缺少应有的重视，这使得经典阅读在教学中不易落实。因此，要解决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使学生人文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课程教学的质量肯定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其三，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问题。在高校里，这是个常识问题，似乎不值得特别提出来。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常常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两条道上跑的马车。在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由于导读系列课程的选定，首先是以课程内容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标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主讲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累和优势，所以，就这一系列课程而言，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如“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魏晋文化与文学，近年其出版的《魏晋五言诗研究》，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魏六朝诗体研究”（2011-2013），都与课程有直接关系；又如“《红楼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研究”（2007-2012）、出版的《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也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其他课程也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一系列课程的建设较好地做到了与学科建设的深度交融。

五、结语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第5篇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27(5):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