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民要术总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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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第1篇

[关键词]《齐民要术》自序儒家思想论从史出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010105

对试题答案的科学解析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命题意图，帮助学生弥补知识及能力的盲点和缺陷，从而提高学生的解题方法和技巧。然而，如果解析不到位、不清楚，反而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问题的判断，增加题目解答的难度，甚至会使学生原本已掌握的知识点模糊并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下面，笔者就以2014年高考天津文综卷历史第2题的部分答案解析为例与大家共同商榷。

《齐民要术》自序： “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这段话主要强调（）

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B.改进生产工具的意义

C.历法与农业的关系D.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此题难度系数为0.55-0.41，属于中等试题，主要考查学生获取材料信息的能力。该题以《齐民要术》自序中的一段话为切入点，旨在考查考生论从史出、正确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对选择项ABCD的分析、筛选、对比、排除等技巧，能够得出正确答案为A。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学生却无法从这段材料中直接概括出结论A“儒家对农业的重视”，或仍旧对A选项不理解，认为材料主要强调的是从上古以来一直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而“儒家”对农业的重视仅仅在“《诗》《书》所述”中有所表述，只是材料表述的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学生并没有正确获取和解读材料中的完整信息，没有做到真正的“论从史出”。而对于该题的解析，笔者认为也没有能够很好地切中要害、解答学生的疑惑。以下是网上几种对该题的答案解析。

解析1：从材料可以看出，上古的神农氏、尧舜禹以及后来的殷周，都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这在儒家的经书《诗》与《书》中都有体现。这说明重视农业这一思想古已有之，儒家加以继承与发展。B、C 材料并没有体现，D 只是一个侧面。故应选 A。解析2：从题干材料中的“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的信息表明了神农、尧等对农业的重视，而儒家非常尊崇神农、尧、舜之道，而《诗》《书》又是儒家的经典，从而说明儒家对农业的重视。故答案为A。材料中虽然有改进生产工具的信息，但是改进工具是为了发展农业，是对农业重视的体现，显然B项不如A项全面，排除B。所给材料没有涉及历法，排除C。所给材料也没有涉及D项内容，排除D。解析3：从材料中可以看出作者意在指出农业的重要，另外还提到《诗》《书》这些儒家经典，故而选A。材料中的史实名词往往是重点，看到史实我们不应当只想到是什么，更应想到这一史实与哪些大方向、大背景有关，例如《诗》《书》代表儒家文化。另外，答案要对材料全面总结概括，所以不仅要答出农业，还要有儒家。

以上解析能够帮助学生总结得出材料意在表明古代对农业的重视，并能联系儒家经典《诗》《书》进行分析，但亦没有完整领会材料内容和命题意图，所得结论并不能使人完全折服。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第2篇

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的稳定生态综合体。它包括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物种之间的多样性、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等3个层次①。对于农业生态系统来说，生物多样性在这3个层次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之上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概念也十分宽泛，是指与农业生产相关所有生物的总称。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农业生物的差异性、联系性和发展性。实现多样农业生物之间的协调与和谐，使多样生物与多样环境适应乃至平衡，乃是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实质和精髓。传统农业正是巧妙利用了这些关系，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积极防虫治病，实行多种经营，从而实现了农业系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种植制度中的生物多样性运用

在西方实验科学传入中国之前，古人往往把“阴阳”和“五行”思想作为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其中的“五行”学说，主要是阐明万物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万物的5种最基本元素，这5种元素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人们很早就把“五谷”与“五行”相对应，认为麦呈木性，菽呈火性，稷呈土性，麻呈金性，黍呈水性，这“五谷”之间也存在着相生相克关系。这种认识反映在农业生产中，就是要合理安排种植制度，充分发挥作物互利功效，巧妙避免作物互相妨害。农业系统中多样的生物、复杂的关系②，构成了古代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的基础。农业生物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条件，包括土壤和气候条件在内，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表现：不同生物要求不同的生态环境，即使同一生物的不同品种，所要求的环境条件也不尽相同，无疑会形成多样生物与多样环境的生态关系。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结构迥异，对环境的适应方式也会千差万别。古代的人们很早就懂得充分利用多样环境条件，合理安排种植制度，或轮作，或复种，或间作，或套种。传统农业时期，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多样生物种间关系利用观念，但古人在长期种植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还是总结出了一套技术措施，不仅把作物之间的互害作用控制到最小程度，而且能把互利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陈旉《农书》在总结桑苎间作的经验时说：“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偏栽苎。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

古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单种某一作物时，特别是连作条件下，容易导致病虫杂草猖獗；实行多种作物间作套种，有利于控制病虫灾害。如《齐民要术》认为谷子连作就会“莠多而收薄”；麻连作就会有“点、叶夭折之患”；水稻连作就会“草稗俱生，芟亦不死弦”。因此，“谷田必须岁易”，“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作物种间既有互利关系，也有互抑关系。因此，古人注意到，在安排种植制度时要充分利用互利关系，尽量避免互抑关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强调：“慎勿于大豆地中杂种芝麻，扇地两损，而收菲薄”；《农桑辑要》也认为，桑间不宜间作蜀黍，因为“若种蜀黍，其枝叶与桑等，如此丛杂，桑亦不茂”，这是避免作物间互害作用的极好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种类作物间、套种比较合适，相互促进；另一些作物相互抑制，不宜间、套种在一起。对于哪些作物相互促进，哪些作物相互抑制，古人虽然没有从科学的角度做出归纳和解释，但已经积累了不少事实，总结出了许多经验。《齐民要术》认为谷、黍、稷等作物的前作，都以豆类作物为最好。如“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凡黍稷田，新开荒为上，大豆底次之……种瓜，……良田小豆底佳”，均说明当时人们已对豆类作物作为谷类前作的好处有所认识，并最终将豆谷轮作确立为种植模式之一〔1〕。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古代的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就是要寻求多样生物之间的最佳生态关系，实现生物互利作用的最大化、互害作用的最小化。《齐民要术•杂说》曾详细记述了在“灼然良沃”之地中穿插种植瓜、萝卜、茄子、葱、葵、莴苣、蔓菁、芥、白豆、小豆等十种作物的技术措施。中国古代栽培的作物种类多种多样，其中，既有耗地作物，又有养地作物；既有喜阳作物，也有喜阴作物。为了实现多样作物间的互利功效，避免多样作物间的相互妨害，古人总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作物种植制度。

2虫害防治中的生物多样性运用

虫螟之害的发生，实际上由于环境多变，人类着意利用的作物来不及调整适应，有害于其利用作物的生物潜滋暗长，甚至肆意扩张。从人类利用农作物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害”生物无疑具有极大的危害性。除环境的影响之外，害虫发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人类每一次有意识的“良种”选育，每一作物品种的增加，尽管能在一定程度内能够弥补因物种减少而导致的生态位的缺失，但人类的品种选育使农业生物呈种类不断减少的趋势，使得生物种间关系大为简化。种间关系的简化，往往会导致农业微系统生物链松弛，一些有害生物种群迅速膨胀，对其它作物生长构成威胁甚至危害。这个时候，往往需要外界手段的介入，才能使农业生态经常保持平衡。基于以上的认识，要防止病虫危害，就是要从根本上保持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并使之在结构和功能上不断更新自我。不要试图彻底消灭某一物种（这恰恰是人类已经犯过并且现在一直在犯的毛病，功利的人类正在消灭自己认为有害的生物物种，一味地单向培育自己认为有益的生物物种，而且愈往后，这种情形愈严重），应该对农业系统进行合理的干预和调节，使多样物种之间保持适当的制约和平衡关系。古人从天敌食灭害虫的观察中受到启发，开始自觉地运用多样生物之间的天敌关系，进行害虫防治。古籍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礼记•郊特牲》的“腊”祭典中有“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深也”的说法；《尔雅•释鸟》载：“蜘蛛吐丝网虫，维螂张臂捕蝉，守宫食互，蝇虎捕蝇”；《南史》记载梁武帝时“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间，食虫遂尽而去，莫知何鸟……”；《梦溪笔谈》载：“元丰中，青州界生子方虫，方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钳，千万蔽地，遇子方虫，则以钳搏之，悉为两段，旬日，子方皆尽，岁以大稔，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谓之‘旁不肯’”。#p#分页标题#e#

以上这些记载，还不能说是生物多样性在农业害虫防治中的真正利用，因为这都是自然状态下发生的。真正有意识地进行生物防治，开展以虫治虫的最早记载见于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窠而卖，蚁赤黄色，大于常蚁。南方柑树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无复一完者矣。”这是对古人利用蚂蚁去防治柑桔的某些害虫创举的最早记载。对生物相食、寄生现象认识的逐渐深入，促进了人们利用天敌防治害虫的自觉性。据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多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古人在选育品种时，有意识地培育一些抗虫品种，这些品种被虫吃过之后，能迅速自我修复，如《齐民要术》中记载的气杀蝼蛄谷，“性不畏虫，虫食一苗，更生二苗，虫食二苗，更生四苗，名曰气杀蝼蛄谷。”该书还记载说：“翻眼黄谷，性不畏虫，虫食一苗仍生一苗，虫食二苗仍生二苗。”此外，古人还在利用生物物质循环的原理，把从害虫天敌生物体内提取的有效物质，用在病虫的生物防治上。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就有用“莽草”、“以嘉草熏之”、“焚牡菊以灰洒之”杀灭害虫的记载。当然，更多的时候，古人利用农业系统多样生物之间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关系，进行农业害虫的综合防治，即通过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结合施肥耕作、作物浇灌，营造出适宜作物生长、不利于害虫生存的微观生态，以达到降低虫害的风险或危害的目的。以桑虫的综合防治为例。桑虫防治中应用最早和最广泛的是白眼蜂，古人一度把白眼蜂的多少和蚕桑生产的丰歉联系起来，据《丰宁传》记载“开元中一春末，两市多白眼蜂如山，市人以此卜丝帛之丰歉”。通过间作防治桑虫，最早见于《氾胜之书》：“黍、桑当俱生”。选用抗虫桑品种，在我国应用也很早，有记载的可见于《广蚕桑说》：“富阳桑皮紧，虫不能啮，是为佳种”。中耕除草防治桑虫，也频见于宋代的《陈旉农书》：“桑，时时看虫，恐蚀损，每岁六七月间，必锄其下草，免其虫缘上蚀损”。

3农业经营中的生物多样性运用

如果说轮作复种、间作套种以及虫害生物防治，是对微观农业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巧妙利用，那么农业多种经营便是生物多样性在宏观系统层面上的有效利用。植物作为生态多样性中的一类生物，必然要参与大农业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流，同其它种类的生物自然会存在着生克关系。勤劳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通过不断实践，努力尝试，摸索出了今天看来依然有效的生物多样性利用方式———农业多种经营。古人不仅利用着植物间的互利关系，他们还注意到植物与动物间的互利作用，并加以利用。《越绝书》中曾提到：“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滨海之民，独以鸟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古人注意到麋鹿践踏过的沼泽地可作为原始稻田，用来播种水稻（不是插秧），因为那些麋鹿吃剩的叶子草根等物，都被麋鹿踩踏在泥里了，使得水和土呈粘糊状，在这种熟化程度好土壤里种植水稻，产量极高。在放牧制度安排中，古人也对生物多样性多有利用。古代草原牧民在长期的游牧实践中，形成了这样的游牧方式：游牧者每到一个草场，总是先牧马，再牧牛，继而放羊。因为从觅食习惯上讲，山羊与绵羊吃草，都是把草株的底部完全切断，而马与牛吃草则牙齿截断草株的位置较高一些。这样一来，马与牛吃过的草地，羊依然能获得草食；但羊先吃过之后，马与牛就无草可吃了。这种生物间多样的觅食习性，为马牛羊的互利共生提供了可能，也为牧民合理安排畜牧制度提供了依据。“桑基鱼塘”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栽桑养蚕养鱼的多种经营方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们将低洼之田再挖深成“塘”，取挖出之泥覆盖四周成“基”，基上种桑，塘里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肥桑。这样不但能获得“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还能收到极好的生态效益。因为在这种多样生态中，桑、蚕、鱼、泥四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既可扬长避短，又能趋利避害。今天看来，“桑基鱼塘”无疑是我国古代生态多样性利用的典范。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第3篇

1、文化创意产业

2006年的文化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词汇，它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从电影电视到动漫出版，从基地建设到园林规划，无不与其相关。《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强调文化属于人民，强调文化重在建设，强调改革创新。其中，抓好文化创新能力建设，以内容创新为核心，着力培育创新主体，加速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我国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创新成果，成为文化建设的要求。究竟如何将文化搞出创意，使文化输出产业?这将是今后若干年内业界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的大事。2006年是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一年。创意文化，创意城市，创意社区，诸多与创意有关的名词扑面而来。事实上，作为一个新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如何更好地发展并无章法可循，各地对如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是各有创意，见仁见智。

2、恶搞

“恶搞”是2006年无可争议的关键词。“恶搞”是我们多年来“恶搞”的结果，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接受的话语方式。一位主管部门官员说：“你们觉得可笑的，我们不觉得呵笑。”但他也申明，这只是个人意见，只是讨论。回顾2006年的恶搞事件，不知是该感叹同人想象力的丰富，还是该为我们的文化现状担忧。《一场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了恶搞的狂潮：一会儿是“四大名著遭恶搞”，一会儿是“红色影片遭恶搞”，会儿是“伟大诗人屈原被恶搞”，一会儿是“古代诗歌遭恶搞”，一会儿是“孔子遭恶搞”……一时间，“恶搞”几乎充满了人们的视听空间。许多人在“恶搞”上表现了极为发达的创造力，他们不是渴望创造“和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而是剑走偏锋，把创造力、想象力用在了“恶搞”上，用在了“戏悔严肃”、“戏悔文化”上。2006年，在中国的这个狗年，大狗小狗们争先恐后地叫出声来，用“恶搞”这种另类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然而，当“恶搞”越过了人类公认的道德、伦理、精神界限和公认的文化理念，“恶搞”也就必然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

3、学术明星

很难说究竟是“百家讲坛”成就了易中天，还是易中天成就了“百家讲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百家讲坛”着实让几近边缘化的学术红火了一把。早在年初，易中天就以《易中天品》红遍人江南北，他还因此而被有些人称为电视讲坛的“学术超男”，他有众多的“粉丝”，同时也有一批人想把他“打倒”。此后，“百家讲坛”又陆续成就多个学术明星，其中以北师大教授于丹尤为突出。在追星文化的博弈中，终于有学术明星浮出水面。一方面它既是对国人精神追求的校正，另一方向它也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给我们的社会和时代增添滋养。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术明星的出现不啻是一件好事，人们对学术明星的追逐也应获得论的支持。

4、标准像

今年流行标准像。中国孔子基金会向全球正式了孔子标准像，山东惠民县揭幕了孙武标准像，山两解州宣称他们即将制作关羽标准像，更有西施、炎黄帝等纷纷前来凑热闹。这些已经确立和正待确立的标准像，遭到一些专家的反对，比如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就在社会一片反对声中撒消了曹雪芹标准像。这些“圣人”究竟是不是需要标准像?对于精神匮乏的现代文化生活来说，他们的精神真的能够通过标准像泽福人类，还是仅仅是泽福其征集者呢?允许不同的古圣先贤雕像和肖像的存在，等于允许人们保留着对先贤的想象空间。为什么非要弄一个我们谁也无法确定的两千多年前先贤的真实与真正面目的标准像出来呢?我们对于先贤的敬重与怀念乃至对他思想的传承，真需要这样一个标准像，才能够有底气、才找得到出发地吗?先贤只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和符号，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先贤雕像和肖像乃至更多的艺术品出现，允许人们对于伟大先贤的不同想象和创作，这才是我们文化多元化、思维现代化的表现，才是我们对于伟大先贤的尊重与师从。孔子自己就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话中应该含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允许自己的存在，也应该允许别人同样的存在。这是孔子、也是我们的平等和谐的境界。

5、反盗版

为了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行为，维护文化市场的经营秩序，促进音像和计算机软件产业的繁荣发展，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建设部、监察部决定，在继续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出版活动的同时，在全国开展为期100天左右的集中打击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行动。在“反盗版百日行动”的坚决打击下，7月至9月全国每月平均收缴非法出版物1900多万件，是1至6月份月平均数的两倍。而反盗版的狂潮并没有就此结束，紧随其后的是十部门启动的“反盗版灭灭行动”。反盗版不仅有效震慑了国内违法经营分子，形成比较强势的打击盗版的舆论氛围、营造了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和鼓励创新的环境，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树立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国际形象。2006年，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中国反对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行动。

6、博客

美女加才女的徐静蕾，在新浪的名人博客榜上稳坐第一把交椅。她的“老徐博客”点击量在开通的短短112天里就突破千万。徐静蕾以其作为明星的厂泛人气、很强的创作能力和几乎天天更新的奋力拼“博”红透了半边天，也将博客的名人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说2005年是中国博客大众化的“元年”，那么，在2006年，博客则迅速成为网络上蹿红的“明星”。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的调查显示，截至2006年8月底，我国博客作者规模已达1750万，其中活跃作者(平均每个月更新一次以上)接近770万。而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的报告也显示，截至11月3日，全球范围内，平均每个中文博客用户拥有约2.6个博客。随便翻翻报纸，就会发现这一年来的新闻竞大量出自博客!从“韩白大战”，到“饶颖事件”，博客已成为一个最开放的信息传播平台。就在“自由”之声越炒越热的时候，“博客实名制”则悄然拨弄着人们的心弦……

7、“梨花”教主

诗歌在公众视野中遭遇冷落已经很久了。但随着“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一组废话诗在网上遭到恶搞，诗歌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赵丽华的诗歌被恶搞，网友们也没经过赵丽华同意，就把她推选为梨花教掌门人。所谓“梨花(丽华)体”，就是将一句大白话拆分，不断使用回车键分行。比如赵丽华被网友们广泛传播的诗《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 坚决不能容忍／那些／一个人／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人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于是网友争相仿写：丽华的／华丽而滴／诗／让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也可以／是诗人。接下来，诗人苏舒菲突然衣服“裸诵”搞砸了废话诗人杨黎苦心策划的“挺赵诗歌朗诵会”，再接下来一个叫小辉的网友发明的写诗软件成了网友的新宠，敲几个词语进去，60秒钟就可以生出一首诗来，短短几天内网友们就通过它“创作”了几十万首诗。韩寒与诗人的骂战让“我们／突然明白了／多按几下／回车键／或者／结结巴巴地说话／就成了诗人”。由“梨花”开始，对现代诗歌和诗人的这场嘲弄愈演愈烈，“现代诗就是垃圾”，“我只看唐诗宋词”一类的话充斥在网友的评论当中。诗人们的辩解和反唇相讥没有多少人在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诗坛如冰峰下涌动的熔岩，我们相信中国优秀的诗歌和诗人肯定不只那些时常见诸报端、见诸诗刊的名字，更浩荡的诗群隐藏在水而之下，托浮着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各种各样的诗人在脱掉各种各样的职业外衣后，为心中的诗意笔耕不辍。我们寻找、呼唤这些浩荡的诗群。

8、文化遗产

2006年，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集大成年。无论是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还是大众传播的努力，还是申遗的惊人成就，还是遗产地保护的整体状况改善。2006这一年都发生了明确可观的变化。无论是国申遗的进程还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来看，今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从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的正式启动，到大熊猫栖息地、河南安阳殷墟正式被列入产事业有了新的进步。文化遗产日每年只有一天，文化遗产保护却不能每年只有一天，加强全民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使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日常，是最容易忽视也是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和生机共在，文化遗产保护任重道远。在看到进步的同时，值得反思的呢?古民居出国保命，长城长度锐减……文保警钟时刻敲响。

9、你不是一个人

2006年世界杯黄健翔最激情的“黄段子”引发的争议至今仍难以平息，他吼出了郁积已久的满腔怨气，吼出了一身麻烦，还吼出了网络点击量、报纸发行量、电信公司的短信发送量。有人认为，最强的还是，他这一吼恶狠狠地扇了电视台某些毫无个一性的所谓的解说员、评论员一记热辣辣的耳光。有人还认为，中国足球之所以落后，就是黄健翔这样的人太少了，因此，有人高呼黄健翔“万岁”!但也有人认为，黄健翔是“一个的解说员”，他不是为中国球迷吼而是为自己!黄健翔给我们留下一个疑问：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足球解说员呢?他不仅专业还要有激情，嗓门应该很大，起码四个+号。裁判误判时他能够说句新华字典之外的话。射门时，应该象蝎子蛰了似的跳起来吼叫，如果球进了，吼叫应该转化成声嘶力竭的吼叫……直到回音从山谷那边传来。许多人原本以为“解说门”事件会为当事人的事业发展带来不可估计的伤害，然而时至年末，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光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主持人的作用，到底应该是什么?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黄老学

黄老学是托黄帝、老子之言，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旨，同时兼采儒、法、名、墨众家之长而形成的一套治国理论体系。它兴起于战国中期，经二百余年，至秦汉时发展到顶峰，黄老学不仅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种重要学术思想，而且全面渗透到当时的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实践。这样一种重要和显赫的学说，长期以来却缺乏重视。《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不及道家，更不言黄老。这种忽视，直到司马迁父子著《史记》时才有改观，可以说《史记》对黄老学的贡献极大。

《史记》为黄老学命名

黄老学是从战国中期以来的客观存在。它有自己的学者，如慎到、尹文；有自己的著作，如《管子·心术》上下、《慎子》、《淮南子》；更有效绩显著的治理实践，如曹参用盖公之言治理齐国。但在历史上首先对黄老学从学术的角度予以关注的是司马迁父子，首先对黄老学予以命名的是《史记》。

在《史记》之前的文献中没有出现过黄、老合称，更没有黄老学的名称。关于黄帝的传说，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左传》昭公十七年、《国语·鲁语上》、《国语·晋语四》等史料，另外《逸周书·尝麦》记载了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了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的传说。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以来，黄帝这类传说中的“帝王”逐渐脱离了神的身份，开始进入人间的帝王世系，黄帝还成为了姬姓氏族也就是周的始祖。在这些历史传说中，黄帝与老子没有任何关联。

黄帝在被历史化的同时，也被学术化。在诸子著作中是否出现黄、老连用或者二人共同出现呢？首先看道家和黄老学派著作。道家《老子》不提黄帝。《庄子》内篇中《大宗师》黄帝两见，都是夹杂在许多传说帝王中被提及，没有特殊地位，没有具备学术特征。《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中有关黄帝的事迹较多，但老子和黄是体道者或大道的宣传者，有老子言黄帝的例子，却没有黄帝和老子并列提起。《鹖冠子》提到一次黄帝，与老子无关。法家著作《管子》多次提到黄帝治理天下，但都不提老子。《商君书》中《画策》提到一次黄帝。《吕氏春秋》中《应同》、《去私》等篇中多次提到黄帝，与老子无干。《韩非子》有《解老》、《喻老》对老子言论进行解释和生发，与黄帝无关。其他篇章如《扬权》引黄帝的话又与老子无关。儒家著作几乎不提老子和黄帝，《论语》、《孟子》找不到关于黄帝、老子的痕迹。《荀子·天论》是儒家很少的几次提到老子的例证之一。另外，《易·系辞传》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黄帝。

总之，通过考察发现，在《史记》之前的著作中，没有黄老连用的例证。只有到了《史记》中，开始大量出现“黄老”、“黄老之言”、“黄老术”等说法。如《乐毅列传》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老子韩非列传》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田叔列传》说：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袁盎晁错列传》说：邓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等等，在这些叙述中，司马迁有多种不同但是类似的说法：“黄帝、老子之言”、“黄老言”、“黄老之言”、“黄帝、老子之术”等等。“言”，言论，学说。“术”，学术。在《史记》的语言系统中，“言”和“术”是同义的。例如《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这里的“言”和“术”同时出现，都是指黄帝、老子的学说。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司马迁是把黄老视为一种独立的学说而一再申说的。

对于这一学说，司马迁有时称作“黄老”，有时称作“黄帝、老子”，可见黄老学说的名称还没有完全固定。而司马迁称“黄老”的时候远远多于称“黄帝、老子”，则可见他更趋向于命名为简洁的“黄老”。正是这将定未定之间，更说明这一名称确实是司马迁的伟大创造。此后，“黄老”一词才盛行于汉。把“黄、老”并称或合称，使之成为一种学术的名称，是司马迁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学术文化现象的真实记录与概括总结。这个命名不仅仅是赋予一个名称，而具有辩明学术的意义。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虽然各家著述中没有“黄老”的名称，但是在口耳相传中有人使用了“黄老”或者“黄帝、老子”的说法。可是从目前存世的材料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汉初习黄老的陈平曾自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①比他稍晚一点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黄老”之实冠以“道家”之名。这说明在当时以“道家”称“黄老”是比较普遍的。大概和司马迁同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集体创作了《淮南鸿烈》，这本被现在学者普遍认为是黄老学集大成之作的集体著作中也没有任何一处指明自己所宣扬的是黄老学说。另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道家及与道家相关的文献，这些文献的入土时间是汉文帝时，其中也没有黄老一类的说法。这些都佐证，在司马迁之前和同时代，没有学者使用“黄老”的说法。

《史记》记述黄老学发展史

《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它通过为黄老人物立传而记载了黄老学发展史。《史记》虽然没有明确说明黄老学起源于何时，但司马迁通过记录太公、管仲、范蠡等人的事迹，表明黄老学具有雄厚的实践基础，其思想萌芽可能相当早。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向人们揭示出，在战国中期，黄老学主要通过齐国稷下学者发展起来。关于黄老思想何时形成，现代各家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一致同意的是，稷下学宫是黄老学发展壮大的重要阶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司马迁以非凡的学术眼光记录了稷下学宫的繁荣和萧条，记述了稷下学宫中众多学者的学术活动。

稷下诸子的思想对稍后的儒家荀子、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有深刻影响。《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揭示，黄老思想以老子道家学说为理论源头，法家申不害、韩非都是吸收黄老思想的营养成就自己学说的。曹元忠说：“太史公之传老子、韩非，传其学，非传其人也。”②确实，司马迁作这样的人物列传就是为了记录学术发展史，保存先秦学术的面貌。如今，后人也确实凭着司马迁的记录才能寻绎出一条黄老学发展的线索。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司马迁还记载了黄老学在齐地流传的情况：“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这条线索弥足珍贵。在当代的道家和黄老学研究中，虽然说出土文献《黄帝四经》等材料扩展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但学者依然需要借助《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研究《黄帝四经》等材料。

随着汉王朝的建立，黄老学迎来应用于实践的黄金时期。在经历了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楚汉战争的连绵战火之后，经济凋敝，人民贫困，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人民迫切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黄老学的基本思想是实行无为而治，提倡宽简的统治政策，主张统治者省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这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更适合汉初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施于极乱思治之后”，因此大为兴盛。汉初朝野上下弥漫着黄老学的气氛，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人，都是黄老学的热衷学习者和实践者。也因为他们把黄老学应用于治国实践，才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等汉代人物传记中，司马迁记载了黄老思想在汉初七十年的应用情况。汉初七十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这是我国封建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为汉武帝时期的强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后，由于汉武帝崇儒，也由于黄老学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黄老学在武帝时期逐渐衰歇，退出政治舞台。

《史记》以史实诠释黄老学理论

黄老学理论著作存世的并不多，如《管子·心术》上下等，又比较抽象，这给黄老学研究带来很多困难。《史记》刻画了许多活生生的黄老人物，通过记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诠释了许多黄老理论，使黄老学研究相对丰满许多。

例如，无为而治是黄老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以往的黄老著作中对其论述主要在于理论构架和设想，是司马迁第一次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汲郑列传》、《史记·田叔列传》等篇章中通过生动的史实向人们展示了无为而治的方方面面。汉高祖刘邦时期，采取了去除秦朝苛法、开关梁驰山泽之禁、十五税一等措施，使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与黄老思想暗合。曹参在齐国向盖公学习黄老之术，用以治理齐国，齐国大治。他入朝为相后，在全国推广，成效显著。吕后、孝惠帝时期，“复弛商贾之律，”③对于匈奴的挑衅，实行和亲政策，所以能够“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④。汉文帝时期，去除了收奴相坐律令和肉刑，史称，“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⑤并且发展生产，“劝趣农桑，减省租赋。”⑥景帝时期，有“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⑦等惠民政策。

又如，把黄老哲学思想中有关谦退处下的内容结合现实政治形势发展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这是汉初对黄老学的重要发展，司马迁通过《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陈丞相世家》等传记展示了这种以明哲保身为目标的人生哲学的应用情况。在老子思想中，那些所谓“权谋”思想和“谦退”思想并不是直接相关的，是汉初张良、陈平、萧何这群黄老人物的实践把二者紧密联系起来，发展成为人臣的保命术。这种明哲保身之术，其总体特征是识时务，知进退，守分际，临急能变，知机善谋。其表现形式是在避祸的前提下，不居功，在功利面前谦退自下；自污，授人以柄；藏其锋芒，远离政治漩涡等。对于这些处世的学问，《淮南子·人间训》说：“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赢缩卷舒，与物推移，故万举而不陷。”这可视为对汉初人物实践的总结。

司马迁创造性地发展了黄老学

司马迁博采各家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中，他有选择地接受了黄老思想的若干方面，并有所发展，成为他“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这里只着重强调如下几点。

其一，在政治上，司马迁特别赞赏“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赋予其新内涵。老子首先提出用清静无为治国。黄老思想通过因循理论把老子消极的无为改造成积极的有为。无为理论，应用在治国上就是不妄为，不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应用在君臣关系方面，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司马迁对于君主驭臣之术不感兴趣，而对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表现出由衷的赞赏。司马迁给清静无为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统治阶层对人民要宽简行政，约法省禁，不干扰百姓的生产生活；二是要求统治者少欲、节俭，不为私欲扰民。黄老理论要求人主“漠然无为”⑧，主要是从养生和治国理论出发，而司马迁以民众的需求为依据，发展了“清静无为”理论。

其二，在经济上，把“因民之欲”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黄老思想“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⑨，对于治国来说，最大的因循就是因民之欲。司马迁对黄老学说最大的贡献是根据“因民之欲”的理论，在经济领域提出“善者因之”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司马迁指出人求利的欲望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从欲望动力的观点出发，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⑩，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顺应和听任各种经济活动自由发展，最坏的政策是国家和政府与民争利。在两者之间，他还提出用经济政策和教育手段来规范市场和民众经济行为，来补充“善者因之”的理论。在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司马迁就提出了以遵循经济规律和顺应民众求利欲望为基础的一套宏观经济政策，这是十分宝贵的。

其三，在吏治上，把“循名责实”发展为各司其职。黄老主张在名正法备的前提下施行君无为而臣有为。要求君主运用刑名理论，循名责实，以奖惩为手段督责臣下。黄老学说以循名责实为手段达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这暗含着君臣分职而治的倾向。司马迁把这种倾向更进一步发展为各司其职，要求统治阶层的每一个角色都严守自己的职责。在《史记·陈丞相世家》、《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等篇章中，司马迁通过对曹参、陈平、张释之言行的记录表达了这一观点。也就是管理系统内部的上下不同层级应该依据各自的角色分工来实施管理行为，以此为基础，不仅实现了君无为而臣有为，更要实现“上无为而下有为”，每一层的上级都应该给下级一定自由度，让下级更有为。君主与丞相之间是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关系，丞相与执事的卿大夫之间则是又一重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关系，依此类推，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职责，各自在合理的范围内作为。

我们以往对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较少从黄老学术角度考虑，研究黄老学也经常忽视《史记》的地位。事实上，它们是紧密结合的，司马迁以及《史记》应该在黄老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注释】

①（西汉）司马迁：《史记·陈丞相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3页。

②（晚晴）曹元忠：《笺经堂遗集》，转引自韩兆琦《史记笺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81页。

③（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8页。

④（西汉）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2页。

⑤⑥（东汉）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097页。

⑦（东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35页。

⑧（西汉）刘安等：《淮南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⑨（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0页。

⑩（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53页。

齐民要术总结的是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巨大肾积水 保肾治疗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09.09.078

巨大肾积水是泌尿系梗阻造成的一种严重的继发状，在影像学上常提示肾无功能而行肾切除术。但马腾骧教授指出，影像学对评价梗阻解除后肾单位的恢复能力没有价值[1]。为此，1999年3月～2008年6月我们对16例巨大肾积水且IVP不显影的患者在解除梗阻的情况下，行肾折叠成形固定术，并观察术后患肾恢复情况，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本组16例，男10例，女6例，年龄10～52岁。单侧病变15例，双侧1例。肾盂输尿管连接部(UPJ)狭窄7例，均为单侧；肾结石1例，输尿管结石7例，其中双侧1例；妇科手术输尿管被误扎16个月1例。双侧病变者术前血Cr为386Lmol/L。术前均行IVU检查，积水肾均120分钟不显影；所有病人术前行B超和CT检查示：患肾巨大积水，实质厚度最厚处为3.0～11mm。

巨大肾积水的诊断标准：成人肾积水量超过1000ml，儿童肾积水量超过24小时尿量的总数，即被确定为巨大肾积水[2]。肾积水总量以经皮质造瘘第1个6小时引流量或术中排出量为准。

手术方法：取腰部切口，游离肾脏，于肾皮质菲薄处撑开放出积水，测量积水量，并再次测量肾皮质的厚度，显露上段输尿管至肾盂，先解除梗阻，取出肾及输尿管结石，UPJ狭窄先行Anderson-Hynes成形术，切除病理性的肾盂输尿管连接部及多余的、无张力的肾盂，重新吻合输尿管与肾盂，恢复盂管正常的蠕动节律。输尿管结扎者取腹部切口行膀胱瓣修复术。后患肾行肾折叠加肾下极固定术：将肾皮质薄弱区内翻，大片皮质薄弱区可反复折叠缝合，薄弱肾皮质区亦可切除。然后在肾前、后分为两组用3-0肠线或可吸收线分别缝合，每组各纵行3～4道，两组缝线缝好后收紧结扎，此时使肾组织薄弱区内翻缩小肾脏。然后固定肾脏于后腹壁肌肉组织上，使肾下盏与肾盂角度尽可能地接近90°，中盏与肾长轴为90°，此时上盏与输尿管近于180°，形成一个漏斗形的、畅通无阻的通道，这样各盏与肾盂和输尿管引流通畅。术中留置双J管内引流，6～8周后拔除，儿童用改良的双J管从肾皮质引至皮下以备拔除。肾周引流。双侧肾积水者先行经皮肾造瘘，待肾功能恢复后同期手术。

术后处理：术后常规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应用肌苷针等护肾。伤口引流管在无液体引出48～72小时后拔除，尿管保留7天。成年患者双J管于术后4～6周拔除。患儿输尿管外支架于术后2周拔除，拔管前先经输尿管外支架管注入美兰2mL后见尿液呈深蓝色，2～3天后闭管48～72小时，若无腰胀、腰痛、发热等不适，证实吻合口通畅，拔除肾造瘘管。3个月后复查B超、肾功能及IVU。

结 果

全部患者手术顺利，无严重并发症。证实为UPJ狭窄7例，病理报告示切除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神经肌肉发育不良。右肾多发结石1例，输尿管结石7例，其中双侧1例；外院妇科手术输尿管下段被误扎致完全梗阻1例。术中测积水为1000～2200ml，术中或术前测pH为5.8～7.1，术中再次测肾实质厚度最厚处为5～16mm。尿细菌培养均为阴性。术后随访6个月～3年，平均18个月。术后3个月1例出现肾感染，未能充分抗感染治疗而形成UPJ狭窄，于术后半年再次手术切除。余经IVU及B超检查，肾积水均显著减轻，积水消失3例(约占总数的18.75%)，患肾均出现不同程度显影，可见肾盂轮廓30分钟以内者9例(约56.25%)，60分钟者6例(约37.5%)，未发现并发结石、吻合口再狭窄等并发症，输尿管显影良好。肾功不全者血Cr恢复正常。

讨 论

肾积水非独立疾病，而是由于尿路梗阻引起的肾脏的病理改变。从肾集合管一直到尿道外口，任何部位的梗阻都会影响尿液的排出而引起肾积水。尿路梗阻的原因很多：小儿以先天畸形为多见，最常见的是肾盂输尿管连接部先天发育异常而致UPJ狭窄，连接处的内在病变是发生梗阻的基础[3]。该处环肌发育不良呈中断状态，不能传递来自起搏细胞的电活动，且随梗阻时间的延长，胶原纤维明显增加，从而造成近梗阻部分肾盂和上段输尿管成为一个无弹性的管道，成为无蠕动区段[4]。

大多数先天性肾积水病变呈进行性发展，最终造成肾功能的丧失。UPJ狭窄见于各年龄组，成年病人，病情较重。本组7例符合这种情况，占43.75%。术前通过IVU、RUG或MRU可了解狭窄的确切位置和狭窄段的长度。

成人常见的原因为尿路结石、炎性狭窄、肿瘤、各种损伤以及外在的压迫等。珠三角上尿路结石多见，由结石梗阻引起的重度肾积水占50%左右。急性梗阻原因引起的梗阻一般发现较早，治疗及时，一般不会引起严重的肾脏损害，本组1例输尿管结扎为外地偏远地区手术误诊误治导致。慢性原因引起的梗阻症状多不典型，病人在不知不觉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加重，发现较晚，往往以腹部膨隆或出现明显的包块就医，此时多为肾脏的重度积水，损害很重。当成人肾积水量超过1000ml，儿童肾积水量超过24小时尿量的总数，即被确定为巨大肾积水[2]。

正确评估积水肾脏的功能，对治疗巨大肾积水是很有意义的。过去认为，只要对侧肾脏是好的，巨大积水的肾脏都可以被切除。而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巨大肾积水相当大一部分(大约70%)的病例经解除梗阻或肾造瘘引流，肾功能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恢复，故不能单纯以肾积水量的多少来衡量肾脏是否有功能。再者我们既往判断肾积水肾功能的可复性，多以肾皮质的厚度判断：一般认为成人皮质7.1，肾功能一般完全不能恢复[7]，可作为肾切除的重要指征。有人认为对于肾积水严重，排空肾盂尿后静注速尿20mg20分钟内无尿液产生者可考虑切肾[8]。结合我们经验和有关文献[7~12]，我们总结出按以下指标选择保肾手术：①B超或CT显示成人肾实质厚度>3mm，小儿肾皮质>2mm，术中减压后成人肾实质厚度>5mm，小儿>4 mm，肾实质残存面积(实质厚度>3mm)至少>10%者。②梗阻肾pH1.005，③术前行肾造瘘引流者每日尿量>500ml，或造瘘后行IVU检查造影剂在60分钟内显影者，④术中虽皮质较薄但静脉用速尿20mg后，15～20分钟见泌尿功能良好者。⑤双肾或孤立肾积水，以及对侧肾有损害者。对于严重肾积水、肾实质残存面积(实质厚度>3mm)

在决定保留肾脏后，选择何种手术治疗积水肾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传统的保肾手术治疗巨大肾积水仅强调解除梗阻，术后因肾内压力低，排空慢，塌陷的肾盂内易造成引流不畅的死角，常导致积水不能解除或加重，并发难以控制的感染，最终患肾功能丧失，有的患者可并发难以控制的高血压，不得不再次手术切除患肾。近几年来，人们公认的是行肾折叠加肾下极固定术，并收到较好的效果。我们手术的体会是：充分游离肾脏，然后分组折叠肾皮质使肾组织薄弱区内翻缩小肾脏，这样缩小了肾内腔的容积，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容积与排空能力成反比，因此就提高了尿液的排空能力。既往文献报道[11~12]不游离肾上极目的是使肾下极外展后改善下盏的引流。但我们发现如果肾上极积水扩张重，折叠后上极皮质易塌陷留有死角引流不通畅，术后同样易感染，也不能很好的达到减容目的。因此折叠加固定术就解决了游离肾上极后有效的达到减容目的，同时也能很好的引流下盏。彻底解决了引流通畅与排空压力的问题。

彻底去除病因，这是恢复肾功的前提，UPJ狭窄者按Anderson-Hynes成行术进行。结合有关文献[13]，我们的体会是：①切除有病变的肾盂输尿管连接部；②输尿管剪成斜形，并加纵行剪开，以加大肾盂输尿管吻合口直径；③肾盂输尿管吻合口位于肾盂的最低部位，呈漏斗型，并保持位置对合正常，避免扭曲变形，保证尿液引流通畅；④切除多余无张力的肾盂壁，使肾盂腔缩小，使肾盂壁收缩有力；⑤尽量保留伴行血管，保证吻合口良好的血运；⑥吻合确实，作肾盂和输尿管的小针距缝合，黏膜层、肌层对合整齐，预防尿漏、狭窄，有利于输尿管的肌源性传导，不充足的缝合会造成吻合口内肉芽形成[14]，吻合口以脂肪组织覆盖。 结石患者术中须取净结石，结石存在时间长合并息肉或狭窄者，在切除病灶的同时充分游离做到无张力吻合，术中避免损伤肾盂、UPJ及血管，加强手术前后抗感染治疗也很重要，以防术后感染出现脓肾、UPJ狭窄或再出血。本组一例UPJ处结石，术后出现肾盂感染而出现UPJ狭窄最后行肾切除，教训深刻。医源性输尿管下段损伤，常用膀胱瓣修复术，充盈膀胱后，先测量所需膀胱瓣的长度，后用电刀切开成形，术中一定要避免吻合口出现张力，并且用3-0可吸收线将膀胱瓣的末端固定在腰小肌上。

术中放置合适的支架管，有助于引流尿液，防止尿外渗、吻合口狭窄及输尿管扭曲，促进吻合口愈合，同时保持肾内低压，利于肾形态和功能的恢复。成人放双J管内引流，小儿一般放外引流，避免膀胱镜下拔管的痛苦。肾周要引流充分，避免渗出液积聚引起感染，继发尿漏及再梗阻。

综之，对巨大肾积水患者术前须充分评估肾功能，应严格掌握切肾指征，避免临床上可恢复功能的一些“无功能肾”无故切除。实践证明：大部分巨大肾积水患者在彻底解除梗阻的前提下，行肾折叠及固定术可恢复肾功能，且可避免肾积水不能有效解除及继发感染等并发症。巨大肾积水患者大多是青年人，如果过早地失去一个肾脏，一旦再发泌尿系结石或感染等，将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故保肾工作显得重要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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